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又被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并存在有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1]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期。魏经45年亡于司马氏，西晋建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重归统一。但统一后的西晋王朝十分腐朽，先后有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相继反抗，洛阳、长安先后陷落，怀帝、憋帝被虏，西晋王朝覆灭。从此中国社会分裂为南北二部分，南方自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之后，历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北方自公元304年~439年，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纷起竞争，先后达136年之久，史称“五胡十六国”。接着鲜卑拓跋部兴起，以其武力创建魏国，重新统一北方达94年。北魏末年，分裂为东、西两魏。继东魏的为北齐，继西魏的为北周，史称北朝。^[10]

公元577年，周武帝攻灭北齐。至此，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又重新获得了统一。^[11]公元580年，宣帝去世，骠骑大将军杨坚取总揽军政大权。公元581年，杨坚废去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12]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至陈后主时，政治腐败。公元589年，代替北周的隋王朝攻占石头城，陈后主被俘，陈国灭亡。^[11]至此，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中国被隋朝统一。^[12]

魏晋南北朝时期，严格来说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南北社会成为各族封建统治者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但是在分裂中，社会仍在缓慢发展。^[10]北方经济受政权更迭影响发展缓慢，南方逐步得到开发，最终南北经济趋向平衡。^[13]农业方面，相比秦汉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都有显著提高。^[14]经过长期反复的民族抗争与融合，进入中原的各种不同经济形态和不同习俗的民族逐渐消泯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距，给后来隋唐统一创造了历史条件。^[10]在这段历史时期，学术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汇合了国内各族的文化特点，同时也吸收了西方传入的文化艺术，彼此融合于一炉。^[9]

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政权名存实亡。^[15]公元190年，凉州军阀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另立灵帝少子刘协为献帝。并以拥戴功，自称太师。由于专权跋扈，引起内外文武不满。同年，关东州牧守相联合起兵，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号为关东军。至此，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正式揭开。^[16]董卓死后，关东军失去斗争对象，又为各自利益展开斗争。^[7]

公元195年，孙策得到江北士族周瑜、张昭等人支持，率部下千余人渡江向江东发展，打败扬州刺史刘繇yáo占领江东六部。^[17]次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奉至许昌，以皇帝的名义开始征讨四方。^[7]公元200年，孙策去世，其弟孙权继起领兵。^[17]次年，刘备带兵南下投靠荆州刘表，屯兵新野防备曹军，并求得诸葛亮出山相助。^[17]公元204年，曹操趁袁绍势力内讧，进兵河北，一举攻下袁氏据点邺城，后又分兵占据冀、青、幽、并4州之地，统一北方。^[17]

公元208年，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畏惧曹军奉表投降，刘备不敌败走当阳长坂坡，随后派诸葛亮到东吴劝说孙权共同抗曹。^[17]同年，曹操改编荆州刘琮降卒，组织20多万人马，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权联军相遇于赤壁。^[18]在孙刘联军的火攻计策和周瑜的苦肉计下，加之北方士兵不熟水战，曹军全线溃败，史称“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曹操无力再战，率军退回北方。自此，确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17][18]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世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建都洛阳。^[17]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曹叡即位，称魏明帝。^[19]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重，临终前托付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佐太子曹芳。曹叡死后，曹芳即位，称魏少帝，司马懿和曹爽奉曹叡遗诏共同执掌朝政。后来，司马懿设计夺取曹爽兵权，又诬告曹爽谋反处死曹爽。曹爽死后，司马懿担任魏国丞相，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20]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21]其子司马师把持政权。254年，司马师废掉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同时杀掉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及皇后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反对派，进一步清除朝中的异己势力。次年，镇东大将军毌guàn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对司马师，但很快就被镇压。^[22]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替其把持魏国大权。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昭，次年被司马昭镇压。这次平叛之后，司马昭被曹髦封为晋公，权势更盛，举凡朝中一切事务，都要经过其批准。这也引起了后来曹髦与司马昭的直接冲突。公元260年，在一次公开的对抗中，曹髦被司马昭杀害，另立曹奂为帝。至此，曹魏政权已经完全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继司马昭为晋王，并任魏国丞相。不久即废掉曹奂，自立为帝，国号为晋。自此，魏国灭亡。^[22]

公元221年，刘备继曹丕后，在成都即位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和“蜀汉”。为报孙权杀关羽夺荆州之仇，刘备亲率大军出巫峡攻吴，后被吴将陆逊在夷陵采用火攻打败，刘备退走白帝城并于公元223年病故。^[17][23]刘备病死白帝城后，其子刘禅继位，诸葛亮受遗命任丞相辅佐刘禅，志在复兴汉室。平定南中后，多次带兵北伐。公元228年，诸葛亮亲率大军攻打魏国，双方在关陇一带展开激战。最终，魏强蜀弱，加上山路险阻运粮不便，未能取胜。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带兵伐魏，军队推进至五丈原时，魏将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积劳成疾，同年8月，病死于军中。诸葛亮死后，蜀国内政由蒋琬、费祎等相继主持，由于蜀国弱小，只能对魏采取守势。此后，蜀将姜维也曾多次出兵攻打魏国，终因给养不济，未能取胜。^[24]公元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攻打蜀国，刘禅兵败投降，至此，蜀国灭亡。^[24][20]

公元229年，孙权据吴称帝，史称孙吴。^[17]孙权称帝后，变得心胸狭隘、刚愎自用。不但猜忌群臣，而且还引发了太子之争。在东吴重臣陆逊死后才幡然醒悟结束了太子之争。公元252年，孙权病逝，时年10岁的孙亮即位，太傅诸葛恪、少傅孙弘辅政。后来，孙弘被诸葛恪杀害，朝中大权也被其把持。随后，为了防备魏国进攻，在东兴（安徽马鞍山）修筑堤坝和城池守护西城，并击败了司马昭、诸葛诞带领的魏军。公元253年，诸葛恪不顾群臣反对和百姓疲劳调集20多万大军反攻魏国，却遭遇大败。回朝后，被孙亮同孙峻设下“鸿门宴”杀死。^[25]

诸葛恪死后，孙峻接替其成为丞相、大将军，执掌大权。但孙峻在朝中排斥异己、倒行逆施。为了讨好皇后一派的全氏家族，设计害死前太子孙和。后来又为了取得战功，出兵支持毌guàn丘俭叛乱，却无所收获，最终于公元258年病逝。^[25]

孙峻死后，争权落到其堂弟孙𬘭手中。孙𬘭上台后，更加排斥宗室大臣，并将吴国仅存的两位辅政大臣杀害换成自己的人。为了除掉孙𬘭，孙亮与全公主合谋，却被全皇后母亲告密。随后，孙𬘭率军包围皇宫废黜了孙亮帝位，改立孙权第6子孙休为帝。孙休登基后，又联合将军张布和丁奉设计除掉了孙𬘭。孙休在位期间，刚好赶上魏国灭亡蜀汉，这一过程中，东吴非但没得到好处，还失去了交州，陷入困境。为了应对魏军反攻，孙休耗尽心力于公元264年病逝。^[25]

孙休死后，在时任丞相的濮阳兴与张布的决定下，立孙和之子孙皓为帝继承皇位。但不久后，孙皓本性暴露，杀害了濮阳兴与张布，逼死孙休妻儿。之后更是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晋朝建立后，为了反对晋朝统治。公元268年，孙皓下令进攻江夏、襄阳、合肥和交州，在晋朝反击之下，双方陷入了长达3年的僵持。孙皓不惜代价与晋朝对抗，消耗大量国力，其个人进取精神也被消磨殆尽，之后更是贪图享乐。在其统治下，东吴境内民不聊生，叛乱四起。^[25]公元279年，晋朝调集20多万大军，分6路攻伐东吴，公元280年，晋朝晋平东将军王濬jùn率领水师，自蜀中沿江东推进至建业，吴帝孙皓无法再战，只得开城投降。自此，东吴灭亡。^[25][26]

公元265年，魏国灭亡，司马炎自立为帝，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政权初步稳定后，晋武帝司马炎接受羊祜hù建议，准备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公元276年，羊祜hù上书请示晋武帝征伐东吴。但此时秦凉两州少数民族发生动乱，征伐东吴建议被搁置。^[22][27]公元279年，晋朝调集20多万大军，分6路攻伐东吴，公元280年，晋朝晋平东将军王濬jùn率领水师，自蜀中沿江东推进至建业，吴帝孙皓无法再战，只得开城投降。自此，东吴灭亡，全国统一。^[25][26]

司马炎代魏后，认为魏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王侯徒拥虚名，没有起到屏藩王室的作用。由此，其恢复了五等封爵，大封亲属子弟为诸王侯来巩固政权。由于诸王拥有很大权力，他们间为了满足私欲和野心，经常争权夺利，这就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28]与此同时，边境的胡人开始迁入中原。这些胡族内迁后，不时受汉官欺压或歧视，内心不满，叛乱的事时有发生。西晋大臣郭钦、江统等人以“徙戎论”劝晋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赶回原住地，但没有被采纳，这也为日后“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29]

晋武帝的分封制度致使握有兵权的诸王野心越来越大，最终酿成大祸。^[30]西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惠帝司马衷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杨骏用阴谋权术排除异己，引起皇后贾南风与晋宗室不满。^[31][30]永平元年（公元291年）3月，皇后贾南风矫诏诛杀了杨骏。后朝政由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瑾主持，贾后又指使楚王司马玮杀掉二人，然后否认曾下过密诏，以“擅杀”大臣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后又杀死了对其不满的太子司马遹。^[31]

贾氏乱政滥杀引起了诸王和朝臣的怨恨，赵王司马伦以替太子报仇为名率兵入宫，毒杀贾后并消灭其党羽，随即控制朝政，封惠帝为太上皇，自称皇帝。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义、东海王司马越等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自此，这场争权夺利的战争由京城波及地方，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武装混战。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入朝专政，杀死司马颖与司马颙，毒死惠帝，另立怀帝司马炽。诸王势力在混战中消耗殆尽，自此，这场历时16年的司马王族争夺中央统治权的“八王之乱”结束。^[31]“八王之乱”中，8个王死了7个，西晋力量被大大削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也诱发起各民族的反晋斗争。^[30]

晋武帝自平吴之后，天下安定，便浸沉在游宴享乐之中。信用权佞贾充、杨骏，公开卖官。所得钱财都入私囊，生活上荒淫无度，后宫里蓄养着大批的蜀女吴姬，宫车所驻，供其玩乐。其后的惠帝更是昏庸，只知在后宫享乐，政治上则听凭贾后胡作非为。豪族和上层官僚全都以奢华为时尚，竞相仿效。官僚豪族为了奢靡生活，想方设法鱼肉百姓，积聚钱财。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就在“八王之乱”的最后几年，各地流民和内迁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抗晋王朝的统治。^[28]

公元301年，略阳、天水等6郡饥民10余万人，经汉中流亡到四川。共推巴氐人李特为首领，在绵竹起义，打败晋军。不久又攻下广汉，进逼成都。但李特在攻城中牺牲，其弟李流及其子李雄继起领导巴氐dǐ流民进行斗争。于公元304年攻进成都，占据益州。之后，李雄在成都称帝建国号为“成”。这是由巴氐dǐ人所建立的一个政权。公元303年，在江夏郡又爆发了张昌所领导的由流民和避役的汉、蛮人民所组成的流民起义。起义后占据了江夏郡，又向荆、豫、扬、徐、江等州挺进，多次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官军，并杀死将军、太守等重要官吏多人。公元310年，从雍州流亡到南阳的饥民，在王如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次年，从巴蜀流亡到荆、湘二州的饥民，又在杜弢tāo领导下举行起义。但这些起义都由于内部组织不严，分散作战，无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先后在晋军的镇压下失败。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也奋起反抗。其中势力最大的有匈奴族的刘渊和羯人石勒。^[28]

刘渊是南匈奴的酋长，曾任左部帅和五部大都督。年轻时学习过儒家经典和孙吴兵法，也曾长期入侍于晋，留居洛阳。“八王之乱”时，刘渊趁机扩大势力。公元304年，刘渊据山西左国城（山西离石）起兵反抗晋朝，以自称汉室后裔作为政治号召，又自称“汉王”，建国号为“汉”，其所控制的势力在今山西的上党、太原、河东、平阳一带。此时，羯jié人石勒亦聚兵反抗，开始时活动于河北一带地区，继之攻下邺城，大败晋朝将领司马腾的军队，势力迅速扩张，后兵败率领胡人部众数千人和乌桓部落2000人投奔刘渊为部将。^[28]之后，上郡（陕西北部）四部鲜卑陆逐延、氐dǐ酋大单于徵、东莱王弥等也都相继投奔刘渊，形成了一支由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组成的反晋力量。为给建立帝业做准备，刘渊四处出兵，频繁侵略晋地。^[8]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10月，刘渊正式称帝。次年正月，其又根据太史令宣于修建议，正式迁都平阳（山西临汾）。同年3月，晋朝将军朱诞归降刘渊，被任命为前锋都督，刘景为大都督，起大军攻打晋朝。洛阳的百姓憎恨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更不愿受外族人统治。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洛阳军民的顽强抵抗，均未取得成果。^[8]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杀死兄弟刘和自立为帝。次年6月，刘聪派刘曜、石勒南下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西晋王公以下3万余人被杀，皇宫内大量珍宝被掠夺，宫庙、官府和平房被烧毁。史称“永嘉之乱”。^[28][8]永嘉七年（公元313年）2月，晋怀帝同晋朝旧城被刘聪杀害。同年4月，关中地区的西晋官吏迎立宗室司马邺为帝，称孝愍mǐn皇帝，改元建兴。^[28][8]

公元316年，汉军在大司马刘曜统领下进攻长安。同年9月，长安外城被攻陷，愍mǐn帝走投无路向汉军请降，汉帝刘聪降愍mǐn帝为光禄大夫，封怀安候。并大赦天下，改元麟嘉。至此，西晋灭亡。^[8]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在江南重新建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史称“东晋”。与此同时，主要以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北方人民也纷纷起义，效仿刘渊建立政权，先后一共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包括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史称五胡十六国。^[8][32]

在匈奴和羯族铁骑的攻掠下，北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刘曜攻陷洛阳后，繁华的洛阳城成为一片废墟。晋朝官民胁于兵威，或据守州郡进行反抗，或据守乡里实行自卫。大量的民众则在士族大地主的倡导下，离开故土向四方迁徙。其以宗族、部曲、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成武装组织，携带粮械杂具结队向四方流动。少的数百口，多的数千口。其中避难到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占全部流徙人口的60%~70%。历史上称这次延续多年的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流为“永嘉南渡”。^[33]

公元317年，南渡的北方士族及南方部分官僚地主在中原无主的情况下，拥戴晋宗室琅琊王、镇军将军司马睿为晋王。次年，司马睿于建邺（南京）即位称帝，是为晋元帝。东晋政权由此开始。^[33]

公元354年，桓温乘消灭据今四川李势的成国之后，率军北攻前秦。在白鹿原遭到了前秦将领苻雄所阻击，加上粮运不继，桓温撤军。公元356年，桓温再次北伐前秦，很快收复洛阳，并上表晋穆帝，要求还都洛阳，以图进取，却遭到了在江南立足以久的大官僚的反对。桓温无法久驻，只好命将戍守，自率大军退回。不久后，洛阳又被前燕攻陷。公元369年（废帝太和四年），桓温又出师北伐前燕。大军进抵枋头（河南浚县）时，由于孤军深入，粮道为前燕所截断，同时前秦又派兵支援前燕，桓温战败。公元373年（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执掌朝政，东晋的政局暂时趋向安定，但来自前秦的威胁也随着增强。^[33]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亲率步骑80余万攻打东晋。面对秦军压境，宰相谢安任其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儿子谢琰为前锋，率北府精兵8万人迎战。并在淝水东岸以少胜多，战胜秦军。^[34]公元385年，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付给弟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和儿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权倾一时。他们暴虐无能并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公元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使东晋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东晋开始走向衰亡。^[29]

公元399年，孙恩、卢循起义爆发。孙恩是琅玡人孙泰的侄子，世代信奉五代米道。孙泰曾密谋起兵反抗东晋统治，被司马道子所杀。孙恩与其徒众百余人由此逃亡到浙东的海岛上（浙江舟山群岛）。这时，掌握朝政的司马元显为扩建军队，下令征发东南八郡由奴隶转为佃客的壮丁到京城当兵。官府在征发时，又趁机强征农民并向他们进行敲诈勒索，引起了不愿从军的各地农民纷起反抗。^[35]

孙恩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率领部队从海上登陆号召农民攻打官府，自称征东将军。之后，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东晋急忙调派军队镇压。公元400年，起义军相继攻破余姚、上虞，杀死谢安之子谢琰。次年，起义军进攻沪渎(上海市)杀东晋内史袁山松，直逼建康，但为北府兵所败，退回海岛。^[35]

公元402年，孙恩复从海上登陆，进攻临海兵败，孙恩及其随从百余人，均跳海自杀。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率领余部由海道攻入番禺（广东广州）俘东晋广州刺史，自称平南将军。公元410年，晋将刘裕率军北伐南燕，后方空虚。卢循采纳徐道覆分兵二路北攻建康的建议，大败晋将刘毅。公元411年，起义军经辗转奋战撤回岭南时，广州已为晋军所占。卢循进退两难，不得不继续撤至交州（越南境内），但士兵一路上纷纷溃散，卢循无计，投水而死。同年，徐道覆所率一支起义军退到始兴，也战败而死。^[35]

这次起义大量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趁机发兵攻占建康，废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东晋四大家族中的谢、王、庾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匈奴人刘裕。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东晋的统治，但实际上却已大权在握。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东晋灭亡。^[29]

公元318年，汉国国主刘聪病逝，其子刘粲càn继位，刘粲荒淫无道不理政事。外戚靳准趁机发动政变，杀死刘粲，都城平阳陷入混乱。之后，刘氏族人刘曜借靳准之乱起兵讨伐，夺取了政权，随后迁都长安。次年，刘曜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32]

公元319年，汉国大将石勒公开反对刘曜自立，在襄国（河北邢台）称王，史称后赵。石勒建立后赵之后，下令禁止酿酒。随后又实行一系列安民政策，鼓励农民耕田种地，取得成效。中原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石勒的势力逐渐强大，其国境也不断扩大。^[8][32]

公元328年，石勒举兵进攻刘曜，由于刘曜兵力处于劣势，加之其轻敌和临战酗酒，洛西一仗全军溃败，其本人也被俘后被杀。太子刘熙等放弃长安，逃亡上邽guī（甘肃天水）。次年9月，石勒侄子石虎率后赵军队攻占上邽，杀刘熙及诸王公侯、将相。前赵灭亡。^[8][32]秦陇的土地全部归属后赵。^[8]

公元330年2月，后赵群臣请石勒即皇帝位。之后，石勒自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世子石弘为太子。任命石虎为太尉、尚书令，封中山王。同年9月，石勒正式称帝，改元建平。^[8]公元333年7月，石勒病逝，其子石弘即位，石虎以丞相、魏王、大单于的身份总摄朝政，掌握国家大权。不久后，石虎杀石弘，自称赵皇帝，迁都邺城（河北临漳）。^[32]石虎上位后穷奢极欲、残虐无道，在长安、邺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此外石虎还四处征伐，搞得民生凋敝，百姓痛苦不堪。公元349年4月，石虎病亡，后赵陷入混乱。^[8]诸位皇子开始争夺皇位，相互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大将军冉闵与大司马李农合谋，趁机夺取政权，后赵灭亡。^[36]

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原居辽河西岸，酋长慕容廆huì受晋封为鲜卑总督，是晋的藩属。西晋末年，移居大棘河（辽宁义县）后，开始定居，从事农耕，慕容廆huì趁中原混乱的机会，自称大单于，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当时东北地处偏远，战乱较少，中原民众大批流亡到慕容部来，这些迁移来的民众同鲜卑族共同开发东北地区，为慕容氏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汉族士大夫也举族前来避难。慕容廆huì曾采用汉士族裴嶷yí等人为铺佐，还仿照东晋办法，设侨郡安置流民，任命汉地主豪强进行统治，如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等。并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逐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慕容廆huì死后，第3子慕容皝huàng继位，于公元337年自称燕王，名义上仍尊奉东晋。^[36]

慕容皝huàng致力于扩张势力，先后打败段氏，灭宇文氏，东破夫余、高力等，又进攻余、高丽，进攻后赵的幽、冀并屡次获胜，扩大领地。后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县），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随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发展生产，加速鲜卑族的汉化。^[36]

公元343年，慕容皝huàng死，其子慕容㑺jùn继位。此时，慕容氏政权已拥有精兵20余万，具备了进入中原的力量。后赵石虎死后，在冉闵掌握政权和石祗战争时，慕容㑺jùn出兵一举消灭冉魏，进驻中原自称燕皇帝，初始都城蓟城（北京），后迁都邺城，史称前燕。至此，前燕已占据了北方的东半部，控制了现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入居陕西的氐族苻健，占据长安和关中，建立前秦，北方形成了前燕与前秦东西两大主要割据势力的对立局面。^[36]

慕容㑺jùn称帝后，准备征兵150万攻伐东晋和前秦，统一中国。但计划还未实现便病逝，太子慕容𬀩继位，大权掌握在宗室慕容恪和慕容评手中。^[36]之后，慕容氏贵族集团开始趋于腐化，王侯宰相们各自以奢侈为时尚，贵族官僚仗势广占土地，前燕国力日益衰弱。^[37]

公元369年，东晋桓温趁前燕政治腐败之际，率兵5万自兖州攻伐燕国，连败燕军。攻至枋头（河南浚县西北）时，慕容𬀩准备出逃。后在慕容垂劝阻下，任命其为南讨大都督率兵迎战，同时派人请求前秦的苻坚出兵支援。前秦派将军苟池率军自洛阳进抵颍yǐng川，名为赴援，实则是坐观成败。桓温听说前秦支援，又粮运不继，自动焚舟弃甲退兵，慕容垂追至赛邑（河南睢县西）大败晋军，把前燕从危亡中拯救出来。^[36]

慕容垂在战争中立下战功，却遭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评嫉忌，密谋将其杀害。慕容垂被迫出逃，投奔前秦。公元370年，前秦苻坚派王猛为统帅，进攻前燕。慕容评率30万燕军阻击秦军于潞川（浊漳河）一带。但因其贪婪成性，大敌当前仍在搜刮百姓，霸占山泉，不准军队和人民自由取用，至使燕军怨气冲天，毫无斗志，最终被秦军打败。慕容𬀩率数十骑逃出邺城，随后被俘，前燕灭亡。^[36]

冉闵夺取政权灭亡后赵之后，当时镇守襄国的石虎之子石袛与姚弋仲、苻洪联兵讨伐冉闵。迫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来自羯人上层的压力，冉闵便大开邺城城门，结果百里内的汉人涌入邺城，羯人则纷纷出城。冉闵顾虑羯jié人难以管制，于是就对羯人进行大肆屠杀，先后杀害20余万人。^[36][37]

公元350年，冉闵称帝，改国号为魏。冉闵的野蛮屠杀，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响应石袛。冉闵要求东晋出兵支援，但因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权，不准桓温出兵支援，冉闵陷于孤军和石袛作战。^[36]

石袛联合从辽西南下的鲜卑慕容氏，以及羌人、羯人等一起夹击冉魏。冉闵大败，文武官员及士卒死亡10余万人。冉魏所属的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投降东晋。之后，冉闵虽然苦战杀死石袛，但由于孤立无援，公元352年，被鲜卑慕容氏所灭。^[36]

前秦为氐族苻氏所创建。氐族酋长蒲洪，投靠前赵、后赵。当冉闵屠杀胡羯时，关陇氐羌流民相继返回。蒲洪乘机收罗，聚众至10万余人，又同东晋联系，接受封号，并改姓苻氏。苻洪死后，其子苻健带领部众，于公元351年进入长安，据关中之地，自称天王。次年，苻健正式称帝，国号秦，建都长安，史称前秦或苻秦。^[38]

苻健死后，其子苻生继位，因其残暴的统治。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在汉、氐大臣的支持下，杀死苻生，自立为帝。苻坚继承和发扬了苻健的政策，重用汉族寒门人士王猛，吸取封建文明成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由于苻坚、王猛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前秦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加强。公元370年，苻坚派王猛攻灭前燕。次年，又攻灭仇池的氐族豪帅杨氏。公元373年，苻坚派兵攻占了汉中、益州、南中的邛、莋zuó、夜郎，并在汉中置梁州，在巴蜀置益州，在南中置宁州。此时，北方的割据势力，除苻坚的前秦外，只剩下凉州（甘肃及青海西宁一带）的前凉和鲜卑拓跋氏在代（雁门关以北）建立的代国。^[38]

前凉，原为晋凉州刺史张轨在西晋末年北方混乱时，继续据守辖地，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吸引中原人民纷纷前来避难。晋室南渡后，仍接受东晋封号，实际是个割据政权。在胡族入侵之际，是比较安定的地区，所以保存了一些中原文化传统。张轨以后，历经张实、张茂、张骏等9世，据凉州76年，史称前凉。其依靠凉州大族的支持，趁前赵瓦解的时候，向东发展，进抵狄道（甘肃临洮），与石勒分境。同时向西打败伊吾（甘肃安西东北）戊已校尉赵贞，在其地设高昌郡。后又出兵越流沙，攻伐龟兹、鄯善，西域诸国先后前来归附。前凉控制了从陇西到西域的扩大地区。张骏死后，诸子争位，自相残杀，政治败坏，内乱频起。公元376年，苻坚派兵进攻前凉，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同年，前秦趁鲜卑拓跋氏衰亡的时际，进兵乐盛（内蒙和林格尔附近），攻灭代国。^[38]

前秦对西域一带，曾先派梁照出使西域，10余国向其朝献。公元382年，又派氐族部落贵族吕光，平西域16国，并任命其为当地最高地方官。至此，从西晋末年以来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北方被前秦统一。中国只有东南一隅的东晋，同前秦形成对峙之势。^[38]

苻坚统一北方后，对王猛病死前告戒不要轻易攻打晋国的话早已忘怀，他决计南下灭晋，以武力统一天下。大臣们由于连年征战，国力消耗很大，对南征多有疑虑，纷纷进谏。公元383年，苻坚不顾群臣劝解，亲率步骑80余万攻打东晋。不久后，由苻坚弟弟苻融所率的秦军前锋已推进至寿阳（安徽寿县）。面对秦军压境，东晋统治集团暂时摒弃内部矛盾。宰相谢安任其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儿子谢琰为前锋，率北府精兵8万人迎战。这时，秦前军进屯洛涧（安徽怀远西南）。又派降将朱序到东晋军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心向东晋，反而向谢石密告说:“秦兵百万，势不可当，现在趁秦军还未全部到达寿阳前，抓紧战机，迅速出击，只要攻破秦军前锋，大军就会溃散。”谢石依计，命谢玄选派精骑进袭驻屯于洛涧的秦军，歼秦军万余，又乘机推进到淝水东岸，同苻坚的军队隔水相峙。^[34]

谢石命谢玄与秦军约战，秦军在淝水西岸稍向后退，容晋军渡水后进行决战。苻坚、苻融想乘晋军半渡时发起歼击，便同意约定。当秦军移阵后撤时，朱序在秦军中趁机大喊：“军队败了。”秦军系由各族士兵组成，氐人只是少数。他们被胁迫而来，不愿作战，便溃退不止。晋军乘势渡水追击。秦军大败。苻融战死。苻坚逃回洛阳，溃败的军队，只剩下10余万人。^[34]

苻坚战败后，原先附属于前秦的鲜卑首领慕容垂、羌族首领姚苌cháng乘机摆脱前秦控制。公元385年，苻坚被姚苌所杀。^[34]其后，苻坚族侄苻登继位。连年争战失败后，公元394年，苻登被杀，前秦灭亡。^[39]

后秦是羌族豪帅姚苌cháng所建立。这个部落在东汉中叶已迁居赤亭（甘肃陇西），后向东推进到陕西。后赵石虎时，徙羌人充实关东，命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率领数万羌人徙居清河（山西临清）。直至后赵末年，这支羌人由姚弋仲的第5子姚襄率领回到关中，姚襄被前秦所杀，其弟姚苌cháng率众降于前秦苻坚。淝水战后的第二年，姚苌cháng趁苻坚败退，关中氐族势力削弱时，在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公元385年姚苌在五将山俘杀苻坚，攻取长安，自称秦皇帝，史称后秦。^[40]

姚苌取得关中后，前秦苻坚的族孙苻登继续在陇东（甘肃平凉）称秦帝，并率领氐族余众与后秦姚苌混战多年。公元394年，苻登战败被杀，氐族国家被羌族消灭。^[40]

姚苌死后，其子姚兴即位，除了消灭前秦残余外，进而降服西秦，攻灭后凉。将陇右、河西一带纳入后秦势力控制下，并乘东晋衰乱出兵潼关，攻取洛阳。公元416年，姚兴病死，太子姚泓即位，东晋刘裕出兵讨伐后秦，攻下洛阳。同时后秦王室内部争权夺利，骨肉残杀。东晋大军在后秦内外离叛的局面下，得到沿路居民援助，于公元417年攻占长安，姚泓出降，后秦灭亡。^[40]

慕容垂投奔前秦后被苻坚委以重任，授以兵权。^[36][40]淝水之战时，慕容垂带领的3万军队完整地保全下来。苻坚战败后，慕容垂摆脱前秦控制。^[39][40]公元384年，慕容垂自称燕王，建都中山（河北定县），史称后燕。^[40]

慕容垂借口扫墓，回到河北收罗慕容旧部，打起复国的旗号，并得到丁零、乌桓等各族人民的响应，集结部众20余万人，攻占了苻丕镇守的邺城，占领河北地区，消灭了前秦在关东的势力。公元392年，慕容垂消灭割据河南的丁零翟钊，次年又灭西燕，辖有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及河南、辽宁的部分地区，恢复了前燕的版图。^[40]

慕容垂死后，其子慕容宝继位，其间曾被魏攻下都城中山和河北一些郡县，被迫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后燕仅有辽西等辽水流域的地方，地狭势弱。内部矛盾又愈演愈烈，统治集团之间相互攻杀。当慕容熙（慕容垂少子）继位，其更沉迷于酒色荒淫中，给辽西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40]

公元407年，鲜卑化汉人冯跋，趁后燕内部不安时，夺取政权推慕容宝养子慕容云（高丽人高云）为天王，杀慕容熙，后燕灭亡。^[40]

西燕是与后燕同年建立起来的鲜卑慕容氏政权。苻坚灭前燕后，迁徙鲜卑4万人，安置在长安城内外各地。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处于被奴役境地。苻坚南征溃败后，他们推前燕宗室慕容泓为主，聚众10余万人，大破秦军，慕容泓自称北济王，建元燕兴，西燕纪元开始。^[40]

公元385年，慕容泓被杀。其弟慕容冲继位后，率众进攻长安，在长安城西阿房（陕西西安）自称皇帝。但慕容部在关中没有基础，军队又非常暴虐，关中坞壁纷纷抗拒，加上新兴的后秦和他为敌，慕容部就顺应鲜卑部众思念东归复国的心理，退出关中向东推进。^[40]

公元386年，慕容永被推为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率领鲜卑男女30余万人东进入山西，建都长子（山西长子县），自称皇帝，控制并州。虽然西燕的慕容永和后燕的慕容垂都以复兴燕国相号召，他们也同出于一个部族，但在各自的发展中其利害冲突无法调和。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在消灭河南割据势力后，出兵杀慕容永，兼并了西燕。西燕灭亡。^[40]

后燕慕容宝迁都龙城后被切断为南北两部分。当时慕容德（慕容垂幼弟）镇守邺城，见魏军乘胜进攻，公元398年率领部分慕容部众从邺城迁往黄河南岸的滑台（河南滑县）并自称燕王。后燕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下都城中山，次年，滑台被北魏进攻，慕容德又迁都广固（山东益都），改称皇帝，史称南燕，据有山东地区。慕容德死后，由侄子慕容超继位。公元410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杀死慕容超，南燕灭亡。^[40]

公元409年，鲜卑化汉人冯跋杀后燕主高云，自称燕天王，建都龙城，史称北燕。冯跋原为汉人，其父冯安曾任西燕将军。西燕灭亡后，冯跋投奔后燕，曾为禁卫军将领，先趁慕容熙政治腐败助高云夺取政权，后又杀高云而取代之。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继位。公元436年，魏军进占龙城，冯弘逃亡高丽，北燕灭亡。^[40]

西秦是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所建。乞伏国仁的上代自漠北南出大阴山，西晋时迁到陇西苑川水（甘肃榆中）一带定居。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聚集部落10万余人，成为陇西一带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自称大单于，都城苑川（甘肃榆中）。乞伏国仁在位4年后去世，其弟乞伏乾归继位。^[41]

乞伏乾归迁都金城（甘肃兰州）。在前秦残余苻登败死后，乞伏乾归尽有陇西之地，自称秦王，史称西秦。乞伏部受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较浅，以畜牧为主的民族，多次迁都，靠军事掠夺维持。其间虽然曾以武力灭南凉，屡败吐谷浑，其势力一度达到川北，但由于长期与羌、匈奴、吐谷浑混战，使西北地区成为一块炽烈的战场，人民纷纷叛离。公元431年，西秦被夏消灭。^[41]

夏的创立者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匈奴左贤王卫辰的儿子，后秦时为姚兴部属，倍受器重，曾带领五部鲜卑和杂胡2万余人镇守朔方。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在高平（宁夏固原）自称大夏天王，国号夏。公元413年定都统万（陕西横山）。赫连勃勃采用骑兵游击战术使后秦受到严重威胁，也攻取了后秦不少地方。^[41]

公元418年，东晋刘裕灭后秦东还，赫连勃勃乘关中晋军孤弱，出兵打败刘裕派在长安的留守刘义真，占领长安，自称皇帝。但由于北边受北魏的威胁，为巩固后方起见，又还都统万，留其子镇守长安。公元426年，北魏拓跋焘趁赫连勃勃去世，夏国政局不稳，发兵向夏国进攻，相继攻下长安和统万。公元431年，夏残余部分被北魏属国吐谷浑消灭。夏灭亡。^[41]

后凉是氐族吕光所建。吕光是略阳（甘肃天水）人，其父吕婆楼是前秦苻坚的太尉。苻坚灭前凉统一中原后，为了开拓西域，命吕光率步兵7万，骑兵5千经营西域。吕光到达龟兹（新疆库车）后，西域30余国都来归附。后前秦又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41]

吕光在回师途中听说前秦在淝水战败，在酒泉遭遇到凉州刺史梁熙出兵抗拒，后大败梁军，直取刺史治所姑臧（甘肃武威），自领凉州刺史，后又听苻坚被杀。公元386年，吕光在姑臧自建年号，不久自立大凉王，史称后凉。^[41]

吕光依靠以氐人为骨干的一支军队称霸河西一带，但河西走廊原来不是氐人居住的地区，吕光要进一步扩充力量，势必受到限制。而且后凉经常与其周围的部落贵族进行争战，经过10多年的时间，后凉的军事力量逐渐削弱。公元399年，吕光病死，太子吕绍继位，又引发宗室内部的自相残杀，政治败坏。后秦、南凉、北凉相继入侵。公元403年，后凉主吕隆向后秦投降，后凉灭亡。^[41]

南凉为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所建立，其祖先与鲜卑拓跋部同源。汉魏之际，其部落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在甘肃、宁夏和青海之间一带地方开始定居。除畜牧外也从事农业生产，秃发乌孤时期开始兴盛。曾向后凉称臣。公元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平西王，都城廉川堡（青海乐都），后攻占金城，改武威王，迁都乐都（青海乐都）。秃发乌孤死后，其继承人又多次迁都。直到第3个继承人秃发傉nù檀，又迁回乐都。^[41]

公元402年，秃发傉nù檀改称凉王，史称南凉。南凉不断经历战乱之祸，政权无法稳定，最后投降西秦。公元414年，南凉灭亡，立国19年。^[41]

西凉为汉人李暠所建立。李暠陇西狄道（甘肃临洮）人，世代为陇西大族。吕光后凉末年，李暠在汉族大地主宋繇等支持下。于公元400年自称凉公，是为西凉。为了东抗北凉，西凉曾迁都酒泉，设侨郡安置江淮和中州的流民，号召汉人推倒少数民族统治。李暠死后，其子李歆继位，政治腐败，内失民心，外遇北凉强敌。公元420年，西凉同北凉决战失败，西凉灭亡，立国21年。^[41][42]

北凉为卢水胡沮渠蒙逊所建。沮渠蒙逊属临松（甘肃张掖）地方的卢水胡。卢水即今甘肃黑河，匈奴设有左、右沮渠的官，蒙逊的祖先做过匈奴左沮渠官，所以以官名为姓氏。他们居住河西走廊黑河流域，一直保持部落组织，形成一支武装力量，曾为后凉吕光所支配。沮渠蒙逊叛出后凉之后，推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段业又进据张掖，自称凉王。公元401年，沮渠蒙逊再杀段业，占据张掖，自称张掖王。10年后，沮渠蒙逊进据姑臧，自称河西王，史称北凉。直到公元420年灭西凉，完全占有河西走廊一带。蒙逊病死后，其子牧犍继位。^[41]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进攻北凉，先后攻破姑臧、张掖、酒泉等。之后，北凉又占领高昌、鄯善、车师城，并在高昌建国。公元460年，柔然发兵攻打高昌，杀沮渠安周，歼灭北凉残余，北凉灭亡。^[43]

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分崩离析，鲜卑拓跋部开始强大。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guī建立北魏。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历史上把这历时196年，立国于北方的五个朝代称为北朝。北朝大体上和南朝同时并存，合称为南北朝。^[44]

鲜卑族拓跋部原来居住在今东北嫩江流域兴安岭一带，东汉时，部落南移进入匈奴故地，过着游牧射猎的生活。魏晋之际，其酋长力微率部落游牧于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西晋末年，拓跋猗yī卢曾在山西北部建立代国，拥兵40万，以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平城(山西大同)为南都。历经数代传至什翼键时，由于接受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设官分职，建置百官，制定法律，国家组织逐渐健全。但什翼犍死后势力衰落，代国被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前秦分崩离析，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自立，什翼犍孙子拓跋珪趁机崛起，建立北魏。^[44]

拓跋珪史称道武帝，是北魏统治阶级中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时期，为了适应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任用汉族士大夫公子，按照汉族的政治制度，定官制、修律令、建立台省,又大封公侯等爵位,设刺史、太守，县令长等官，管理新占领的地区。此外他又下令“离散众部，分土定居”，兴立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由此北魏的国势日益强盛，并迅速地完成封建化的历史任务。^[44]

此后，北魏经明元帝拓跋嗣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又走了一个新的历程。拓跋焘曾多次出兵击败了经常侵扰北方边境的柔然部族，又向四方用兵，先后灭亡了西秦、夏、北燕、北凉，其军事势力且深入到西域诸国。公元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44][45]

北魏统治前期，北方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民族间差距逐步缩小。不过当时社会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继续存在。在北魏军事性的统治和掠夺下，汉、氐、羌、匈奴等族都曾先后在各地纷起反抗，公元445年，杏城一带的卢水胡在盖吴领导下举行起义，最后在北魏的军事镇压下失败，但此后起义仍不断兴起。^[44]

其次是拓跋贵族集团内部矛盾的日趋尖锐。随着鲜卑族封建化的加深，一部分旧贵族酋长为了保存他们已取得的利益，竭力反对北魏中央集权化，成为北魏继续发展的障碍。再次是北魏政权向人民征取赋役十分苛重。政府除常赋之外，时常根据战争需要，任意摊派民户提供菜、帛、牛马，尤其劳役征发扰民更重。北魏政府几乎连年不断地修治道路城垣，开凿渠池，建造亭台楼阁、寺观宫阙，每次征发，多达数十万人。百姓不堪负担，纷纷逃亡或参加起义。^[44]

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他是一个接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而又能吸取封建统治经验的君主。拓跋宏在亲政后，针对着上述的社会矛盾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实行俸禄制度以整顿吏治，二是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三是迁都洛阳和实行汉化。^[44]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出现了一些兴旺景象。但自宣武帝以后，统治阶级内部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继续发展。^[44]

北魏统治者长期以来沉溺于宗教迷信，迁都洛阳之后，王公贵族们竞相拜佛，到处建造寺庙。这些寺院大多广占田宅，拥有大量寺产、僧众，均被僧官、寺主所统辖，不入国家户籍，多数下层僧尼既要替寺院经营寺产，耕种寺田，还要服各种杂役。大量僧尼的存在，使国家租赋收入缩减，也使在籍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还多次发动对北方柔然和南朝的战争。人民的军役、徭役繁重。北魏末年，农户大量减缩，田园荒芜不耕，起义不断爆发。与此同时，北魏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和贪婪暴虐也愈发严重。宗室元晖任吏部尚书，掌管官吏选用，却利用权势定价卖官。^[44]

北魏为防御柔然贵族的入扰，在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家口以北沿边地区设置了沃野（内蒙五原）、怀朔（内蒙固阳）、武川（内蒙武川）、抚冥（内蒙武川东北）、柔（内蒙兴和西）、怀荒（河北张家口）等六镇作为屏藩内地的军事据点。自迁都洛阳之后，六镇地位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国家对镇将的选任毫不关心，镇兵来源也以俘虏和罪犯充当。此外，镇将还霸占土地，奴役镇兵，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44]

公元523年，怀荒镇发生饥荒，军民请求镇将开仓发粮被拒。随后，军民聚集，杀死镇将，举行起义。以此为起点，北魏末年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迅速蔓延。北魏政权开始分崩瓦解。随后，在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也率众起兵。他们杀死沃野镇将，先后占领了沃野、武川、怀朔三镇。不多时间，秦陇以东、冀并以北，到处爆发各族军民起义。北魏朝廷见事态扩大，派临淮王元彧率领大军前往镇压，但魏军在五原白道（内蒙呼和浩特市北）遭到起义军打击。后来，由于北魏和柔然相互勾结，起义军不敌遭到了失败。^[44]

北魏为防止各镇再度爆发起义，把六镇降户20余万人强迫迁徙到河北冀、定、瀛三州。公元525年，被强迫东迁的六镇降民以柔玄镇兵杜洛周、怀柔镇兵鲜于修礼等为首发动起义。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冀、定、瀛三州。且获得当地贫苦农民的响应。但由于内部的不团结，不久为魏军所败。^[44]

公元526年，鲜于修礼的部将葛荣继起领导河北各族人民的起义。先在博野（河北蠡县）杀死魏将元融，之后又在博陵（河北安平）杀死魏将元琛。同年，葛荣自称天子，建国号为齐，相继攻取冀、定、瀛，沧、殷五州之地，人数发展到数十万。但是滏口（河北邯郸）一战，葛荣轻敌失算，被北魏尔朱荣打败。^[44]

北魏契胡酋长尔朱荣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力量，并乘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公元528年，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另立孝明帝堂侄元钊为帝，自己临朝听政。尔朱荣对胡太后听政不满，以此为借口自晋阳发兵南下，进入洛阳，执太后、幼主沉于黄河，又杀百官、王公、卿士2000余人于河阴。此后，尔朱荣控制了中央政权，另立宗室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孝庄帝不愿充当尔朱氏的傀儡，乘尔朱荣入宫朝见之时伏兵将其杀死。尔朱兆借口为尔朱荣报仇，举兵进攻洛阳，杀孝庄帝，另立宗室元恭为帝，是为闵帝。^[44]

此时，在东方的高欢力量又强大起来。高欢是鲜卑化的六镇兵户，随六镇军人参加过葛荣起义。葛荣兵败后，高欢投降了尔朱荣，抚有在东方六镇旧部十余万人，实力雄厚。他与尔朱兆相互猜忌。531年，高欢假称尔朱兆将以六镇兵户配契胡为部曲，煽动六镇兵民起兵。次年，尔朱兆与高欢会战于邺城。尔朱兆大败退回晋阳，不久兵败自杀，尔朱氏集团由此瓦解。^[44]高欢乘胜入洛阳，杀闵帝，另立魏宗室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自称大丞相。自此，北魏的政权落入高欢的手中。高欢消灭尔朱氏势力以后，自居于晋阳，遥控洛阳政权。孝武帝不甘受高欢的挟制，利用在关中地区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于文泰的势力与高欢相对抗。公元534年，高欢先发制人，调集20万大军南下。孝武帝力弱，从洛阳率轻骑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11]

高欢入洛阳后，另立宗室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又把都城迁到邺城，史称东魏。同年，宇文泰也不愿受孝武帝控制，将其毒死，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二个政权，分别由高氏、宇文氏两大军事集团所控制。河洛一带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11]

公元550年，高欢去世，其子齐王高洋杀魏静帝自立，建国号为齐。公元557年，宇文泰去世，其子宇文觉杀魏恭帝自立，建国号为周。自此，东、西魏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11]

北齐地处东方，地广物博，但政权控制在鲜卑贵族手中，在北齐将相大臣中，大部分是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因此，胡汉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此后，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僚之间多次发生过冲突，这也削弱了北齐的统治力量。^[11]

公元564年，北齐颁行均田令，但这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均田令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却是授受无法。势家豪族持势侵凌强夺，占据大片土地。贫农却得不到一垄土地。自高洋以后，北齐的几个皇帝贪图享乐，政治腐败。广大人民穷不聊生，纷纷抛弃家园，四处逃亡。^[11]

公元577年，北周周武帝进军北齐，俘虏北齐幼主高纬，北齐灭亡。^[11]

北周地处西北一隅，论实力、文化都不及北齐。但宇文氏团结内部，重用汉族地主官僚，改革政治，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即位，改革政治，摆脱鲜卑旧俗，继续推行宇文泰时期由苏绰所制订的重农政策。下诏把俘虏来的奴婢释放为民从事生产，又开辟农田，兴修水利，还大量招募汉人充当府兵，扩大士兵来源，加强了北周的军力。后来，周武帝又下令禁止佛道，没收寺庙土地，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道还俗，编为民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大量的兵源，并为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公元577年，周武帝攻灭北齐。至此，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又重新获得了统一。^[11]公元580年，宣帝去世，其子静帝即位年幼，不能理政，骠骑大将军杨坚取得汉族大臣郑译、刘昉等人的支持，总揽军政大权。次年，杨坚在消灭后周诸藩王和地方总管的反叛势力后，废去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12]

东晋灭亡之后，在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由于它们均立国南方，建都建康，与北方的魏、周、齐政权南北相峙，故称南朝。^[11]

宋的建立者是武帝刘裕。他原是东晋北府军将，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中立有战功，又在两次北伐中灭掉南燕和后秦，一次西征中，消灭了割据益州的谯纵。成为统治阶级中最拥有权势的人物。公元420年，刘裕迫使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建国为宋。^[11]

刘裕在位2年多后病死，其子刘义符继承帝位。不久，刘义符被大臣徐羡之等人所废。刘裕第3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继承帝位，是为宋文帝。宋文帝在位期间，继承了刘裕稳定小农经济的政策和进行户籍的清理工作，使政府的垦田和课户人数增多，国家的税源和兵源有了一定的保障，史称元嘉时期。^[11]

宋文帝末年，北魏南侵，宋的国力受到削弱。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在统一黄河以北的地区后，发动六十万人，大规模南进夺取宋河南之地，并亲率主力包围了宋的悬瓠hú城（河南汝南）。宋文帝出东、西两路军队抵抗北魏。后由于东路军被魏军所败，只好退军。随后，魏军乘胜攻下悬瓠、项城（河南沈丘）并继续南下。但在宋的严密布防下，魏军北退。此战后，宋的国力被削弱，北方防线也退缩到淮水以南地区。^[11]

宋文帝以后，宋室诸王和各地将帅，不顾边防和国计民生，发动了连年不断的内战。10余年间便更换了6个皇帝。孝武帝在位时，为了制止诸王内讧，把相州、荆州、江州三州之地分割，使相互牵制以削弱镇将权势，又派遣寒人亲信到各州监督军政。但是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此后，刘宋政权继续处于君臣猜疑，骨肉相残的混乱之中。公元479年，中领军将军萧道成废宋顺帝，宋灭亡。^[11]

齐的建立者是高帝萧道成，出身寒门，在宋末内战中以军功由刺史升任为中领军将军，掌握了中央军的力量。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自立，国号为齐。在位四年，萧道成针对朱末的一些暴政进行改革，提倡节俭，也整顿过户籍，但收效不大。其子武帝萧赜继位后，政治又逐渐败坏。统治集团内部及宗室之间，连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8年间换了5个皇帝。北魏乘齐内讧的机会发兵南下，夺取了汉水以北和淮河以南等地区。公元502年，齐因在宗室的混战中被削弱国力，一些靠近北边的刺史，相继投降于北魏。同年年，雍州刺史萧衍发兵攻破建康，齐帝萧宝卷被废，齐灭亡。^[11]

公元502年，萧衍发兵攻破建康，废齐帝萧宝卷自立，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其即位后，大力整顿内部，着手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扶植北来士族，改定“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又提倡儒学，制礼作乐，大量增设州郡县，增加文武官位，为士族地主开辟做官的途径。^[11]

梁武帝还大兴佛教，广建寺庙，用以笼络僧侣，麻醉人民。他曾3次舍身同泰寺，让百官用大量的金钱替他赎身。可是对广大人民的繁重赋役，则未见减轻。所制定的刑律也较为苛酷。梁武帝晚年，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发展，百姓流离失所，盗贼猖獗。东魏降降侯景勾结成守长江的梁宗室临贺王萧正德，自寿阳（安徽寿县）)发兵围攻建康。公元459年，侯景集中主力，攻破建康台城，自立为帝。之后，镇守在江陵的湘东王萧绎派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等率领军队沿江东进，大败侯景，收复建康。侯景被杀。萧绎自立为帝，因建康残破，迁都江陵，是为梁元帝。^[11]

萧绎称帝引发另一宗室雍州刺史萧詧chá的不满。公元554年，萧詧chá联合西魏军队，攻破江陵。梁元帝被杀。萧詧chá于江陵继帝位。公元557年敬帝萧方智被陈霸先所废，梁灭亡。^[11]

陈由陈霸先创立。陈霸先出身于寒门，祖先在永嘉时南渡，居于吴兴（浙江长兴）。其随广州刺史萧映到岭南，以军功任梁西江督护、高要太守。侯景之乱时，他在岭南起兵以讨伐侯景作号召，一路上吸收各地豪强，队伍不断扩充至3万人。侯景败亡后，陈霸先萌发政治野心。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萧方智，自立为帝，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11]

自侯景之乱后，南朝内部变故迭起，统治力量被削弱。北方的东魏、北齐，常利用有利时机不断蚕食南朝的疆土，到了陈统治时期，南朝在长江流域以北的土地尽为北齐所占有。汉中及长江中游的土地则被北周所吞并。陈的疆域仅有长江以南的部份地区，是南朝几个王朝中疆土最小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陈各地的州将郡守仍经常发生内战，政局动荡。^[11]

陈霸先之后，文帝和宣帝相继统治，还勉强能够自立，但在传到陈后主叔宝时，政治腐败。陈后主终日沉醉于后宫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公元588年，代替北周的隋王朝在稳固北方后，挥兵南下攻打陈国。次年，隋军攻占石头城，陈后主被俘，陈国灭亡。^[11]至此，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中国被隋朝统一。^[12]

曹丕即位后，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是由中央政府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官员，按他们各自的籍贯，兼任本州本郡的大中正或小中正官。中正负责察访各自州郡的知识分子，采择舆论，依据他们的家世和德行，评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并加上评语，推荐给政府，分别除授。已经入仕的人，也要三年清定一次，确定去留升黜。这一制度也叫“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是要把选拔人才纳入制度化，实则是恢复和发展了汉代的察举制度。由于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多为世家大族听操纵，因此，品评等级自然越来越偏重家世出身，到西晋时期，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完全成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工具，为以后实现门阀政治铺平了道路。^[46]

门阀士族制度是自司马懿父子控制曹魏政权的时候起，对世家官僚实行保护却放纵的政策。西晋初，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不仅享有经济特权，而且政治势力也有了大大的膨胀。魏文帝开始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成为西晋皇朝巩固门阀士族攻治特权的强有力工具。曹魏后期，品定士人品第，已逐渐不按才能、而以世家高低为准。西晋承魏的九品中正制选人，中央由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吏执掌选用人才的大权，州、郡、县由大小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名第的高低，吏部依据门第高低作为选任官吏的标准。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不被采纳，到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更加宽容、优待。因此，西晋所以重用的文武大臣，都是功臣及功臣的后人。^[47]

司马炎代魏后，认为魏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王侯徒拥虚名，没有起到屏藩王室的作用。由此，其恢复了五等封爵，大封亲属子弟为诸王侯来巩固政权。当时仅同姓封王的就有二十七人。诸王都有自己的封国和军队。国以户口分为三等：大国3万户，置3军，士兵5千人；次国万户，置2军，士兵3千人；小国5千户，置1军，士兵1500人。诸王既有领地和军队，又有自选官吏的权力，还担任着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他们入朝时掌管朝廷的军国大事，出任地方时则坐拥旄máo钺yuè，充当州牧刺史。^[28]

东晋时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和民役的来源，东晋政府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整顿户籍，检刮隐户，开始推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就是把北方流民和当地士著居民的户口编在一起，不分南方或北方人，都编入居住地的户籍，都得负担国家的租调徭役。同时裁撤和合并一些流寓的地方机构。经过多次土断，东晋时南渡侨人的白籍逐渐消灭，大都编入黄籍。通过户籍的整理，制止和打击了士族门阀势力，更便于政府统一进行对编户齐民的剥削，对南度侨民和当地上著，同样用乡里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固着于土地之上，负担一切赋役，作为政府牢固的剥削对象。^[48]

宋武帝刘裕鉴于东晋灭亡的教训，首先，致力集权中央，采取宗室作为镇将，来改变东晋在重要地区大族作镇将而引起割据的局面，特别对荆、江两镇，更非是他的亲宗室、亲信不可，并且还规定州、府将吏数目，限制州置将不得超过五百人，更不得超过五千人。荆州府置将不得超过一千人，更不得超过一万人。企图改变过去州、府漫无限制地设置将吏，扩大势力的现象。其次，针对当时“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采取了一些抑制兼并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他下令禁止士族豪强占山固泽，隐匿户口。^[49]

班禄是给官吏俸禄，也叫俸禄制。原先北魏的中央和地方官吏一律不给俸禄。中央官更可以按等级分享掳掠的战利品或受额外的尝赐，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在管辖地内不受限制地任意搜刮。公元484年孝文帝正式频布“班禄”，官吏按季受;规定颁禄之后，贪污满绢一匹的处死刑。^[50]

三长制是县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代替魏初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征服租调，征发兵役、徭役。三长制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冯太后接受李冲的建议而颁发施行的。^[50]

府兵制是从西魏大统（公元535）开始实施的，是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兵制。它有一套完整的征召入伍、训练管理和指挥作战的办法。其特点一是统一的指挥和训练，二是兵士和农业相结合。西魏、北周是它形成、发展的前期。^[51]

府兵制是由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公元550年，宇文泰沿袭鲜卑旧日八部制和周官的六军军制，设立了八个柱国大将军。八柱国之中，宇文泰身为八柱国之一，都督中外诸军，是最高统帅，另一个是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只挂个虚名，实际上只有六个柱国大将军，分统六军。六柱国各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这就是府兵系统。^[51]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政治状况的影响，江南经济得到迅速开发，中原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农民被迫大量南迁。中原百姓的四处迁徙，特别是向南迁徙，开发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也开发了西南、东北、西北、东南等边远地区，促进了各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发展，并进而促进了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基础。在江南经济得以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虽屡遭破坏，但总体上还是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只是发展较为缓慢。^[13]

自东晋建立以来，士族地主利用其政治特权，在一些富庶之乡，疯狂侵夺土地，动辄吞占良田沃土数十顷至数百顷。大量募集劳动人口，成为依附于他们的农奴，从而减少了国家的户口。他们还“封锢山泽”，不准百姓进入等，士族地主庄园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毒瘤”。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统治阶级大造佛寺，广招僧尼。各个郡县也有很多佛寺，每个佛寺都拥有众多的田产和僧众，于是就形成了堪与士族庄园经济相媲美的寺院经济。寺院经济与士族庄园经济一样，都是阻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桎梏。^[13]

魏晋南北朝手工业门类与秦汉基本一致，但品种更丰富，产量增加，技术有所进步。突出的手工业部门有纺织业、冶矿业、制瓷业、造船业和造纸业。并发明了灌钢法，开始利用石油和天然气。^[1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从全国来看，开始是北方比南方先进，经过近四百年的发展，南方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后赶上或超过了北方。从北魏年间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可以看出，当时北方的农业，虽经战乱破坏，仍是继续发展的。书中的论述包含了栽培、耕作技术、农具、种树、蚕桑、养鱼、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等各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总结了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不误农时的经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比秦汉时期有所改进，并且种类增多。三国时推广了以水排鼓风冶铁技术，使铁制农具能够大量生产。南北朝时，用牲畜拉犁耕田比秦汉时更为普遍，并且由北方推广到了南方。^[14]

农业生产技术有显著提高。比如，强调精耕细作、防旱保墒、保持和提高土地肥力、良种的选择等。北魏时作为北方主要谷类作物的粟已有了86个品种，水稻有24个品种。这一时期北方的区种法和小麦种植技术也传到了南方，经大力推广，带动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14]

南方除水稻外，麻、麦、菽、粟，特别是菽、麦，亦广为种植。高粱的明确记录出现于晋代，称作木稷、蜀黍。染料作物除蓝、红蓝花（茜）、栀子外，紫草南北朝时见于种植。油料作物荏、苏、胡麻，东汉首先种植，南北朝时已是重要的大田作物。芜菁当时也兼作油料作物种植，榨取植物油，西晋时首见，南北朝时有荏油、胡麻油、麻子油的记述；纤维作物，北方仍以桑、麻为主，南方已广栽苎麻。^[52]

公元196年，曹操采纳了枣袛、韩浩的建议，开始推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分军屯与民屯两种。^[53]

军屯按原来的军事建制，在边境和军事要地，用士兵分番屯种，“且佃且守”，由军官直接督领，大司农下面的司农度支校尉协助管理。基本单位是营，每营六十人。为了防止士兵逃亡，保证有足够的兵力、兵源和军粮，曹魏建立士家制度。士兵及其家庭另立户籍，往往集中居住。士家之子称为士息，女称士女，男子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死弟代，士家的婚配只能限于士家之间，士死了，他的妻子只能改嫁给士。士兵逃亡，罪及妻、子，也要累及父母。他们的地位比一般平民还要低下。^[53]

民屯设专官管理，自成系统，不隶属于郡县。全国所有民屯由大司农掌管。郡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与郡平行。县设典农都尉，与县令平行。典农都尉以下，以屯为单位，设司马管理一屯，每屯的司马，管辖屯田客五十人，屯田客也称“典农部民”。屯田客是封建国家的佃户，名义上是招募的，实际上却是强迫的，并以军事偏制的形式，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离开。但屯田客一般可以不服兵役和其他徭役，专事农耕为主。他们按土地的实际收获量向官家分成交纳地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初期屯田不强求扩大耕作面积，重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53]

西晋时期，屯田制被废。公元280年，西晋正式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其主要内容有：1.占田、课田的规定：男子可占有土地七十亩，女子可以占有三十亩，这叫作占田。2.人民交纳户调的制度。户调是一种政府向人民征收的赋。规定户调原则上是以户为征收单位，凡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丁女或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边远郡县的户调，按地区远近交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族居民每户交宽布一匹，边远地区可减至一丈。3.按官品占田和荫亲属和荫佃客的特权。规定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的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可占田十顷。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都近郊可占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依次递减。^[54]

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10月，均田令颁布施行。其内容包括：1.关于受田的种类和数量,规定编户齐民所受土地包括路田、桑田和麻田，奴婢和平民一样受露田和桑田，数量多少不等。2.关于土地的还受、买卖和继承，受田者年满70或死亡，露田交还国家，桑田则可以世代相传。3.土地紧缺地方的民户可以迁往地广人稀处受田，并有一定的优惠政策。4.各地官吏就近受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县令、郡丞多少不等，离职时须移交下任，不得买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田制并不能完全做到平均土地，但是它对土地兼并的现象起到了抑制作用，并以法律形式确认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55]

为发展农业的需要，曹操和他的后继者，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促使屯田兵民兴修水利，疏浚灌溉渠道。公元202年开始，曹操亲自主持，先后开凿睢阳、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六条运河。这不仅在当时有利于曹操统一北方，而且对以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便于交通运输都有着显著的成效。^[53]

自东晋开端到南朝期间，南方的水利事业有着较快的发展，对促进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常常役使劳动人民兴修塘、渠、堰等水利工程。东晋在曲阿（江苏丹阳）、吴兴乌程、会稽句章等地修建水利设施灌溉农田。梁朝在豫州建造巷陵堰，灌溉农田千余顷。还有宋、齐、梁三代都修理过芍陂水利。此外，还有钱塘江、浦阳江一带修建堤堰闸门，保护沿海农田免遭海潮破坏，调剂水量，对防止旱涝灾害起了一定作用。^[56]

曹操平定河北后，鉴于连年军阀混战，冶铁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铁器异常缺乏，出现了用木制刑具代替铁制刑具和开棺取钉的严重情况。他首先在河北设置了官营冶铁机构，有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各级官吏专职管理，任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韩暨为监冶谒者，主管冶炼事宜。韩暨注意采用新技术，用“水排”冶铁（水力鼓风炉），较之用“马排”可提高效率三倍。另外还在冶铸中，大量使用“煤”作燃料。水排和煤的使用，提高了铁的产量和质量，促使铁器工具生产的发展。^[53]

经东晋到南朝，冶炼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是铸钱，造兵器，其次是供应民间的农具。南朝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有矿冶的地方设冶金，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铸作坊。^[56]

蜀锦在当时驰名中国，远销吴、魏，是财政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锦产地成都，直到蜀亡，国库尚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足可证明当时织锦生产的盛况。^[57]到了南朝，在一定程度上又迫使农民重视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养蚕技术已相当兴盛。织锦业在益州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迁百工于建康，把关中织锦工业也迁至江南。南朝织锦业也发达起来。^[56]

孙吴的青瓷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吴国手工业者的突出成就。会稽的永兴县是当时青瓷生产的中心。^[58]到了南朝，瓷器在西晋发达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当时的著名产品是青瓷。^[56]

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海上交通、贸易的需要。孙吴的造船事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福建闽候）是造船业的中心，政府专门设典船都尉，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造船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长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可容战士三干人。海上的商船大的长达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可载人六七百，载货可达万斛（五吨以上）。吴国灭亡时，被晋接收的船只达五千余艘。由此可见其造船业的发达。^[58]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北方的洛阳，当时不仅是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有居民十万多户。江南的建康（今南京），番禺（今广州），山阴（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广陵（今扬州）等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14]

同时，长期的国家分裂和战乱，致使钱币衰落，商品交换多实行物物交换。但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却比较活跃。东晋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繁荣，番禺是最主要的口岸，当时有载重两万斛的大船远航南洋各国，西经印度洋，远达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这些国家的海船也经常成批地到来。^[13]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唯心论非常流行，玄学、佛、道几乎支配着整个思想界。一些士大夫对两汉以来的儒学进行扬弃，吸收老庄学说中的虚无思想而提倡玄学。魏晋著名的玄学家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何晏和王弼是魏晋玄学开创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抛弃了两汉儒学思想家的神学外衣，用唯心主义重新解释天道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学说，提倡体法自然，超脱凡俗。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是推崇名教，“有济世之志”，由于不满司马氏的专权及其利用儒家名教大杀异已，乃相率以老庄为师，提倡清高绝俗，走上了尚自然反名教的道路。^[9]

在玄学和佛学弥漫于思想界之际，在南朝的齐梁时期，出现了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他针对佛教的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发表了名著《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神灭论》的发布，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欺骗的谎言，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齐竟陵王萧子良崇信佛教，对《神灭论》的发表，大为恐慌，发动了一批僧人、文士对范缜进行诘难。^[59]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很盛。诸家所修史书很多，其中以《后汉书》和《三国志》最为著名。在《后汉书》出现之前，西晋初年陈寿早有《三国志》问世。《三国志》系记载魏、吴、蜀三国的史事。《史记》是通史体，《汉书》、《后汉书》是断代史，《三国志》则分三国为魏、吴、蜀三书，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与前举《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四史。^[60]

《后汉书》是宋范晔所著。在范晔之前,有关后汉史的著作已有纪传体九家，编年体二家。范晔在此基础上，以《东观汉记》作为蓝本，撰成《后汉书》纪传九十卷。此后，梁刘昭又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为之作注，补入范晔书中，凡三十卷。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著。^[60]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以《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为最。《水经》是三国时人所作，记载了中国境内137条河流以及河流所经的郡县都会，但内容极为简略。北魏郦道元根据自己对地理的实地考察和广泛参阅古书，替《水经》作注，撰成《水经注》四十卷，所录河流计1252条，，并详细地记述了各条河流所经的山陵、郡县、城市、关津、名胜、祠庙、冢墓等地理状况，还有建置沿革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谣传说等。注文约有30万字，为原书的20倍，引用书籍多达430余种，并收录了不少汉魏碑刻。^[60]

《洛阳伽蓝记》是记述北魏京城洛阳的佛寺兴衰的著作。由北魏杨衔之撰，所记寺庙约55所。其内容虽以记载著名佛寺为题，但实际上着重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的变迁以至苑囿建筑，传闻轶事等。^[60]

汉魏之际，建安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建安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是诗歌。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王粲、陈琳、孔融、阮瑀、刘桢、应场、徐干）为代表。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写出许多优秀的五言诗，体现出建安时代的社会风貌和苍凉刚劲的风格，后世誉为“建安风骨”。曹操次子曹丕《燕歌行》，开七言古诗先河。这一时期，五言诗已进入成熟境界。^[61]

在诗歌的创作上，东晋时还出现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格式多采用骈文，对仗工整，声律切和，具有独特的风格，但也出现了片面追求词藻形式，不注重内容的“文胜于质”的流弊。与此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名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流行，其代表作有东晋千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62]

南北朝时期在文学上还出现了《文心雕龙》和《文选》这是两部带有总结性的名著。《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全书用骈文写成，齐刘勰所撰，五十篇。《文选》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及其门人所撰集的一部古代文学总集。萧统死后,被为“昭明太子”。故此书又俗称为《昭明太子文选》。《文选》所取材的文章上起周代，下迄于梁，全书30卷，精选了历代诗文辞赋等各种文体，共计700余首。^[62]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绘画、雕塑艺术等方面，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自东汉以来，书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三国时，魏钟繇创真书（楷书），胡昭擅长行书。西晋时，钟、胡的书法盛行，国家立书博士，置弟子进行教习。东晋时，右将军王羲之吸取了汉魏诸家书法的精华，创造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笔力完全摆脱了隶书的束缚，被后人誉为“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亦擅长书法，人们合称他们父子俩为二王。^[62]

东晋时，士族崇尚清谈，也重视琴棋书画。画家顾恺之擅长人物，他的画最重传神，而关键全在画人物的眼神上，流传下来的幕本《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是为古画中的珍品。^[62]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许多画家和雕塑家不但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也吸取了西方、印度艺术的优点。一些雕刻家的雕塑内容常以佛像和佛经的故事为主，在风格上兼采东西方之长，从而出现了一种融合绘画、雕塑于一体的石窟艺术。中国境内石窟的开凿，由西向东传播，最早出现在新疆地区，以后逐渐沿河西走廊东向。散布在今甘肃、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其中以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著称。^[62]

东汉末年，道教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道教推老子为祖师，称他为“太上老君”。道教形成后，分支渐多，传播渐广。汉末三国时，张角的太平道，道徒分布黄河、长江中下游各地。张鲁的五斗米道，道徒分布汉中、益州一带。原始道教中包含一些朴素的平等思想，常常被人民利用来宣传和组织力量，反抗封建统治。东晋初期，丹阳句容（江苏句容）人葛洪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使其更好地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武器。^[63]

南北朝时期，道教制订了一些教义和戒律，并参入佛经，编著了不少道教经典，逐渐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宗教。在南方，刘宋时，陆修静编撰了《三洞经书目录》，受到宋文、明两帝的尊重，道教在南朝开始盛行。到齐、梁时，陶弘景（陆修静弟子）著有道教的重要著作《真诰》等书，和梁武帝关系密切，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道士。^[63]

在北方，北魏的寇谦之是道教的重要人物。自称太上老君亲授他“天师”之位，来“清整道教”，“废除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要和社会上的礼仪融合，使道教的内容更加净化，也就是更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寇谦之还宣称道教应肩负起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统治中原人民的责任。于是得到北魏拓跋焘的信任和支持，道教成为北魏时的“国教”。从此道教已经抽掉了原始教义中的一点朴素平思想，完成了为统治者所需要的正宗宗教。^[63]

佛教原来是外来的宗教，流行于五天竺一带，即印度北部、中部、恒河一带。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广为流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如朱士行、竺法护、法显等，或至西域，或往印度，从此大量佛经被翻译出来。这一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有小乘、大乘两大派。小乘是早期佛教，大乘是后期佛教，即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大乘空宗学说。^[63]

三国两晋时期，《般若经》最为流行。它从宗教唯心主义立场论证现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最初《般若经》空宗学说，就在玄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佛教和玄学，高僧和名士也就相互呼应。东晋十六国时，天竺沙门佛图澄来洛阳投依石勒，称号他为大和尚，道安师事佛图，大抵佛图澄多以法术服人，道安则善于以理服人，用各种方式宣传佛教，争得大量信徒，依靠苻坚。道安弟子慧远又在东晋广为传播佛教。^[63]

晋宋之际，又有法显西行求经，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入北天竺，又周游中天竺，搭商船回国。他来回经过30余国，历时15年，学会梵语梵文，搜求大量佛经到建康，后又从事译经工作，他不仅传播了佛经，还写成《佛国记》一书，是一部研究当时中西海陆交通的珍贵资料。^[63]

由于中西僧徒往来求经传道，更促使佛教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在西晋时，佛教发展还得依附玄学。到东晋时，它的社会影响超过了玄学。南北朝时，佛教的兴盛已达到惊人的程度。^[63]

在北方，后赵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容德重用僧朗。这些名僧还参决国家大事。除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外，其他各王国都大兴佛事，到北魏末年，北方各地有佛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63]

在南方，佛教也广为传播，东晋有佛寺1768所，刘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佛寺2015所，肖梁有佛寺达2846所，侯景之乱后的陈，还有佛寺1232所，仅在建康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10余万人。梁武帝甚至定佛教为“国教”，大兴佛寺，大量的僧尼，占有日益众多的劳动人手，拥有大量的田宅、铜像和金银财宝，攫取了无数的社会财富。^[63]

魏晋南北朝时期，算学在圆周率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绩。三国时，魏人刘徽注解《九章算术》，推算出圆周率为3.141。到了南朝宋齐之际，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求得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比世界上求得圆周率的精密数值的人提早了约1000年。祖冲之还著有一部算学著作，名为《缀术》。^[64]

在天文历法方面。东晋时，虞喜发现了天文学上的岁差，即太阳从冬至点环行一周岁之后，并没有回到原点，而是每隔五十年在黄道上往西推移一度。这就为以后的岁差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祖冲之把岁差法应用到历法上，制定了“大明历”，测定一年的日数为365.24281481日，与近代科学所测定的日数只相差五十秒。“大明历”在梁武帝时开始采用，历时八十年，直到隋统一中国之后，才改用新历。^[64]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医药学上也取得重大成就，其中有皇甫谧的针灸学、王叔和的脉学和陶弘景的药物学等。^[64]

皇甫谧是西晋医学家。他总结了古代针灸疗法的经验，著成《针灸甲乙经》12卷，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各个方面，对针灸治疗的理论、方法以及人体经穴的分布作了详细的说明。^[64]

王叔和是西晋内科医生。他对脉学有精深的研究，著有《脉经》10卷，把脉象分为24种，并根据不同的脉象，判断疾病。^[64]

陶弘景，南朝梁人，精通医药，著有《本草经集解》，他在汉代《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新增了药物365种，从而丰富了医药学的内容。^[64]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机械制造方面，以三国时魏人马钧最为著名。他曾改制和制作了多种机械，其中经他改制的有用脚踏动的纺织绫机，使效率提高了5倍。他所制作的用齿轮、滑轮和足轮转运的指南车，使车上的木人所指的方向不移。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复杂的齿轮转动的机械。他又把东汉时的翻车改造为用许多木槽连结一起的水车，灌溉田地更为方便。他还利用机轮改造发石车(炮)，使石炮能连续发射出数百步之远。此外在晋代还发明了一种计算里程的记里鼓车。车上置有一鼓，由左右两个木人各执一木槌，车行一里时，木人便用木槌击鼓一次，由此可以计算出车行的里程。西晋时，杜预还发明了利用水力发动轮轴用以春米的连机碓和转动8个磨的连转磨，提高了春米、磨粉的效率。^[64]

在农学方面的成就，要算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此书是贾思勰根据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和自己的实践心得所写成，全书10卷，共90篇。所记载的内容包括了耕田、选种、谷物种植、蔬菜瓜果种植、植树、畜养牲禽、鱼类和制作食品等方面。《齐民要术》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农书。^[64]

三国之初，持续的人口大流徙，户籍极其紊乱，到三国后期，人口逐渐有所增加。公元263年，魏灭蜀，曹魏的人口增加到943423户，男女人口为5372881人。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称帝，废吴王，三国合计，共有1470000余户，男670000余人。公元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国亡，当年统计全国户口，共有2459840户，16163863人。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隔10余年，比三国时的户口增加了100万，人口增1倍以上。^[65]

西晋时期，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各族人民在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被迫外出流亡，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浪潮。从公元298年（惠帝元康八年）后，规模比较大的，如陕甘流入四川、河南的约10万户，山西流入河南的达30万人，河北流入山东、河南的有五、六万人，其后由四川流向湖南、湖北的多至10余万户。此外，同辽东、河西、云南等边远地区移动的也是为数不少。总计迁徒的户口，大约在三十万户左右，当时西晋全国总户数377万户。流民包括汉、氐、羌各族人民。内迁各族聚居的并州、关中等地，人民流徒四散，山西存留本乡的汉人，不满2万户。^[66]

西晋灭亡后，主要以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北方人民也纷纷起义，效仿刘渊建立政权。^[8]在匈奴和羯族铁骑的攻掠下，北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民众则在士族大地主的倡导下，离开故土向四方迁徙。其以宗族、部曲、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成武装组织，携带粮械杂具结队向四方流动。少的数百口，多的数千口。其中避难到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占全部流徙人口的60%~70%。^[33]

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的人口南徙。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截止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540万的六分之一，相当于西晋北方诸州人口的八分之一。南迁侨民以今江苏境内为最多，约有26万人。其次，山东21万人，安徽17万人，四川10万人，湖北6万人，陕西5万人，河南3万人，江西、湖南各1万余人。^[67]

北魏统一北方后，由于大力推行三长制，清理出一部分过去被荫庇的户口。而且，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大体恢复，当时的人口应已接近动乱前的数量。到6世纪初期，北魏人口已达到3000多万。其后，由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又是北齐和北周的对峙，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在北齐和北周对峙之时，北齐有人口2000万，北周有人口900万，加上僧尼等，人口略多于3000万。数十年间，北方人口几乎没有发展。^[67]

在中原动荡的两个多世纪中，南方相继建立了东晋和宋、齐、梁、陈五个王朝。南方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同时又接纳了大批北方移民。根据《晋书·地理志》所载，在相当于以后东晋疆域范围内有户约80万，将隐漏户口参考进去，实际人口应有约1000万，加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南迁的流民，东晋初期的人口应在1100万左右。其后，由于南朝社会动乱，南方的人口也随之起伏变化。至陈灭亡之时，南方人口才有200万左右。由于当时户口隐漏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实际人口应远超过200万。^[67]

这一时期，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徙，黄河流域原来人口密集的地区一度化为丘墟，而长江中下游平原、浙北平原、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则随着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和社会的相对安定而都有了增加，原来近于无人区的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也有了数量可观的郡县和居民，就连河西走廊和辽东也由于避难人口的涌人而出现了暂时的繁荣。但由于南方的经济基础还不如北方，人口总数并不多，人口平均密度还较低。当北方出现一段比较稳定的局面之后，经济得到恢复，又显示出雄厚的实力。自西北、北方进人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人口繁衍。到南北朝后期，北方趋于统一，南方却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有部分人口因回归、出逃或被俘而迁入北方，北方人口与南方相比又占了很大的优势。^[67]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族、羯族、氐族、羌族、鲜卑族、乌丸族、高车族、赛族、蛮族、越族等少数民族都部分地融合了进来。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国、西晋是第一个阶段，其特点基本上是和平发展，汉民族人口大量地向边远地区迁徙，而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地向内地迁徙，在中原的部分地区形成了各族人民的杂居状态，而汉族的先进文化则由于中原人民的外流而带到边疆，使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68]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使某些少数民族乘机举起了反晋义旗。后来，由于部落贵族滋长了野心，把正义的反晋斗争变成了对汉族人民的征服战争，对汉人进行残酷的屠杀与掠夺，迫使汉族人民以更大的规模向周边地区流亡。^[68]

南北朝是第三个阶段。北魏统一了北方，使中原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结束了迁徙动荡的局面。因而，各族人民杂居状态固定了下来。由于各少数民族的逐步封建化，内迁各族与汉族人民在汉族聚居的地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生活，共同的文化生活，差异性逐渐地减少，共同性逐渐地增多，融合的速度大大加快。^[68]

魏晋南北朝的服装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冠冕自东汉以降为帝王及地位较高的官员所专用，冕与衮服相配套。帝王多戴通天冠、远游冠，文职官员则戴进贤冠、高山冠。北魏宁懋石室中一官员戴笼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服饰时参考武冠而制成。平民百姓则戴帽。鲜卑帽又称突骑帽，由北方少数民族带入河洛地区。又有长帽和大头垂裙帽。孝文帝改革后这种帽为汉族服装所取代，北朝后期再度流行。^[69]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的饮食习俗，既包含汉族百姓的传统，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加入，显得更为丰富多样。包括官员在内，平时只能素食，逢年过节方能食肉。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主要有谷、黍、粱、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69]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区域的饮品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其主要表现有酿酒技术获得了较大进步，酒文化得到了一定发展。乳及各种乳制品在黄河中游区域得到了较快的普及，反映出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黄河中游区域的影响。流行于南方的茶逐渐为黄河中游区域的人们所了解，饮茶开始进入初始阶段，为唐宋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初步基础。^[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