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

西凉政权（公元400年—公元421年^[注1]），东晋末，由李广后裔李暠在河西敦煌建立的政权。西凉共历二世二帝，国祚zuò21年^[注2]。^[1][2][3]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北凉开国国君段业任命李暠为效谷县令，后升任为敦煌太守。^[1][2]新的敦煌太守索嗣前来接替李暠时，李暠的士大夫们认为段业此人昏庸无能，不值得追随。李暠听从了士大夫们的意见，派人带兵攻打索嗣，并上疏索嗣的种种罪状，请求处死索嗣。段业担心惹怒李暠，杀死了索嗣，派遣使者前往敦煌向李暠道歉，还将李暠升迁为都督、镇西将军。^[2]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昌太守唐瑶举兵反叛，并向张掖以西六郡发出倡议，推举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护羌校尉、领秦凉二州牧。同年，李暠在其辖区内建立了西凉政权，改元庚子，建号于敦煌。^[2]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西凉公李暠遣使奉表入贡于后秦。^[4]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李暠自称大将军，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以抗北凉。^[5]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西凉公李暠病逝，谥号武昭王，庙号太祖，子李歆嗣位。^[6]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北凉军围攻敦煌，敦煌太守李恂战败，乞降不成后自杀。西凉就此覆灭。^[7]

西凉在同时期诸凉政权中最为弱小，其核心统治区主要以敦煌郡和酒泉郡为主，职官制度上以“二府”制度为主，重用著姓子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由于其存世时间不长，还未形成有西凉特色的文化和制度。但在李暠对文化的重视下，西凉治内政而兴文教，敦煌一时成为中国西陲边疆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为汉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9]

李暠建立的政权位于河西地区，以敦煌为都。东汉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属于凉州刺史部，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中存在的河西地区的割据政权，都被灌以“凉”的称谓。五凉所存在的具体历史年代是从公元301年至公元439年，其中，前秦统治河西近十年，史称前凉时期， 后一段时后、南、西、北诸凉时期。李暠建立的政权又因在后凉西面，所以被称为“西凉”。^[10]

以西凉代称李暠建立的政权，始于《晋书·地理志》。^[11]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三月，卢水胡人沮渠蒙逊联合后凉的建康太守段业起兵反叛后凉，段业自封为凉州牧 ，之后，李暠被任命为效谷县令。后，在敦煌护军冯翊yì和郭谦、沙洲治中索仙等的推举下，升任为敦煌太守。^[2]此时，右卫将军索嗣在段业面前构陷李暠，谋取而代之敦煌太守一职。当时段业也怀疑李暠心怀不轨，便同意由索嗣前往敦煌接替李暠成为新的敦煌太守。索嗣行至距离敦煌城大概二十多里的地方便驻扎了下来，派人通知李暠前来迎接自己。^[2]

李暠本打算去，却遭到宋繇等人的阻止。效谷县令张邈说李暠，认为段业此人昏庸无能，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机会，而索嗣远道而来，兵力正虚又毫无防备，正好可一战而擒。同母异父的兄弟、中散常侍宋繇则用言辞激将李暠当机立断，与段业决裂，效法前凉张轨成就霸业。于是李暠派二子李歆、李让与张邈、宋繇等人率兵距战，索嗣兵败，狼狈逃往张掖。同时李暠上书段业，历数索嗣罪状。当时，北凉将领沮渠男成也与索嗣交恶，趁机怂恿yǒng段业除掉索嗣。段业杀死了索嗣，并进李暠“持节、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初步奠定了李暠西凉政权的基础。^[2][12]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段业僭jiàn称凉王，改元天玺，北凉建立，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2]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举兵反叛段业，转而支持李暠，并向张掖以西各郡发出倡议，推举李暠为大将军、大将军、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凉公。李暠大赦境内，追封其父、祖，封官命职，改元庚子，这标志着西凉政权正式立国。^[2][12]次年，沮渠蒙逊继任北凉王，改元永安。^[13]

西凉政权建立后，名为一国，实则仅有敦煌和安西两县之地。因为“地狭民稀”，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缺乏足够的实力。为了改变局势、创造与北凉抗衡的条件，李暠偃文修武，积蓄物资，扩充地盘。建国之初，他派中郎将宋繇向东西两翼进取，向东攻击凉兴郡（今敦煌东、安西南），向西攻击玉门关以西各城，夺下凉兴、玉门关和阳关之间的土地后，广田积谷，为东伐做准备。在封建政治上，李暠设立靖恭堂，以教化群臣；兴办学校，为著姓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吸纳文人学士，提介文治之风。经过五年左右的内修政理和国力积蓄，李暠开始实施其东伐战略。^[1][14]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李暠改元建初，并派遣舍人行赴建康，上表晋安帝司马德宗，宣告他要依托东晋，保据河西。随后迁都酒泉，“渐逼寇穴”。但迁都的结果和形势对西凉并不乐观，屡次被北凉的军队所打败。^[1][13]

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起，李暠在酒泉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对于北凉王蒙逊的挑衅，李暠志在“以德抚其境内”。这一时期，李暠远交近攻，称藩于后秦，与南凉通盟，意图利用南凉从东面牵制北凉；设置侨郡县，安置迁徙到敦煌一带的“东人”编制于敦煌和晋昌二郡之间；为了防范鲜卑和羌人的骚扰，整理敦煌城防，修城筑围。这些举措，说明李暠此时的“东伐”战略是在借攻为守。^[1][14]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李暠病重，向宋繇嘱托身后事。在遗令中，他感叹自己“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并将军国重任托与宋繇。西凉公李暠病逝后，其子李歆嗣位。^[3]

李歆继位后，改年号为嘉兴。^[6]

李歆xīn等久在戎旅，不谙政治，李暠的遗令中要求他“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但李歆并没有如李暠所希望的理政为民，对宋繇的忠言也不予理睬，反而一味地穷兵黩dú武，倒行逆施，使西凉政权转向衰落。^[1][15]

李歆嗣位时，河西已成西凉与北凉角逐之势，北凉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力对付西凉。李歆没有听从他人建议，反而主动向北凉寻衅，引发了蓼泉之战。这场战役中，西凉虽取得胜利，但李歆轻躁急进、勇猛无谋的缺点暴露无遗。这一缺点被沮渠蒙逊掌握后，屡次发兵挑衅。^[16][1][15]

嘉兴四年（公元420年）后，李歆接连出兵与北凉鏖áo战。即使“民力凋残，百姓愁悴”，也使兵不卸甲，帑藏虚竭。年得一年，西凉实力消耗殆dài尽，不堪一击。同年，宋武帝刘裕招怀四裔，册封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而北凉王沮渠蒙逊也开始了他统一河西的攻势。7月，沮渠蒙逊扬言进攻西秦的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李歆听说后，欲乘张掖防守空虚而袭取张掖。这次谋袭张掖，李歆倾全国兵力，毕其功于一役。没料到，沮渠蒙逊用了诱敌深入之计，军队早已撤回张掖严阵以待。李歆大败，身边将领劝他退回酒泉，李歆不肯，勒兵再战，又败于蓼泉，反被北凉军队所杀。^[1][7]

李歆死后，北凉军队乘胜追南，占领酒泉又继续向西挺进，李氏子弟退出敦煌，逃上北山。李恂得敦煌城中宋氏族人的暗信，偷偷跑回敦煌城，在宋承、张弘等士著的推举下，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年号为永建。次年，沮渠蒙逊派子率兵进攻李恂。李恂紧闭城门，坚守不战。沮渠蒙逊亲率两万军队，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李恂因孤立无援难以支持。当沮渠蒙逊再发兵时，李恂见败局已定，自杀身亡。为了报复李恂，沮渠蒙逊在入敦煌城后，实行了屠城。西凉政权就此覆灭。^[1]

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李暠于敦煌被推立为凉公，取有敦煌、晋昌、西海、建康 、高昌诸郡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北凉所辖酒泉、凉宁二郡归属李暠。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李歆继位，西凉失建康郡 。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李歆兵败被杀，其地为北凉所取。同年，李恂据敦煌城而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敦煌被攻破，李询自杀，西凉亡。^[1][17]

隆安五年至义熙十三年，西凉疆域最盛，有原晋凉州敦煌、酒泉、西海三郡及高昌郡地，亦能制御西域 。^[1]

西凉的户口数字在史书中缺乏明确、可靠的记录，只能依据疆域的变化推算大概。西凉建国之初，拥敦煌、晋昌、西海、建康、高昌五郡，据《晋书·地理志上》所载户数，大致推测西凉总辖户数不低于两万三千户；^[11]又李暠东迁侨寓之民时，“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置威武、武兴、张掖三郡”。此次安置侨民数约为两万三千户，按每户五口计，人口不下十万。^[1][23]

亡国时，西凉只剩敦煌城，沮渠蒙逊入城后，实行了屠城。^[7]

西凉建国之初，设置“二府”职官、武守及地方郡守三部分，其中，“二府”职官是西凉政权中枢职官。除此以外，西凉也设有极少部分具有帝国或王国官僚制度性质的职官或机构。李暠去世后，“二府”体制开始变化成“录三府事”，是以宋鹞为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咨祭酒、录三府事，位居臣僚之首。“录三府事”是对“二府”体制的总结，类同于魏晋官制中的“录尚书事”。^[24]

西凉官制中更具有封建特点的是著姓政治。李暠在选用政府要职作为统治集团核心时，清一色由河陇著姓担任 ，敦煌大族和名门之后居其大半，其目的是换取汉族上层社会的支持，与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进行对抗。重用著姓豪门，使西凉政权迅速壮大，而且群臣和熙，内部稳定，很少发生内乱。^[25]

西凉时期文献没有关于钱币的记载，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祁家湾墓群考古时发现，属于西凉统治时期的多个墓中出土有随葬铜钱，尤其是出有西凉建初五年 (409) 斗瓶的 M336 和有建初十一年斗瓶的M369A 都出有铜钱，表明西凉时期仍传承着用钱的习惯。^[26][27]

据后世从考古中发现，五凉各政权均铸有货币，但数量很少，而且只在其统治区域内流通，主流上还是大量沿用

汉晋时期的货币。^[28]

李暠为汉经世家出身，以经学文艺著称，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懂得用兴理文教来争正朔的道理，因此他在西凉大兴儒学，发展文化事业，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原文化承继、发展的中心。他在敦煌门外兴建靖安堂，作为“议朝政、阅武事”的地方，在堂内图赞圣帝明王、忠臣孝子，并亲自作序，用以教化群庶。李暠还在各郡设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建立名为“泮宫”的学校，增选西凉大族高门子弟入内学习。为表示奖掖人才和招贤纳士，又“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除李暠外，敦煌士林人物群龙翘首，如宋繇、刘昞等，都对弘扬西凉文教有重要贡献。^[1][29]

西凉是汉族官僚建立的割据政权，其余三凉均是少数民族政权，其民族政策表现为远交近攻。^[14]

他称藩于后秦，与南凉通盟，利用南凉牵制北凉；设置侨郡县，安置迁徙到敦煌一带的“东人”；为防范敦煌以北鲜卑和以南羌人部落的骚扰，整理敦煌城防，修城筑围。^[1]

西凉的农业生产主要分两类：一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大规模屯田积谷，如屯玉门、阳关，这种屯垦大体属于军屯性质。第二类是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中原、江左迁来的大量人户既是劳动力，又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加上李暠政府劝导有方，百姓乐业，夺取了较好的收成，“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1][30]

河西盐业资源丰富，自西汉中期起，历代政府都在食盐产地设盐官。武威郡、酒泉郡等是规模较大的制盐业基地，出产的池盐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另外，西海盐池自东汉以来，一直在羌族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凉时期，这些盐池保证着河西食盐供给。^[31]

李暠、宋繇、刘昞等人对西凉文化产生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李暠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是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生中写下不少作品，其中《述志赋》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槐树赋》《大酒容赋》《靖恭堂颂》《辛夫人诛》等诗赋数十篇。宋繇是治国治学都有所成者，其家族持学者操守，笃志于学。刘昞bǐng师承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的六世孙郭荷，与李暠以学问相推重，其作品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对《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了会要。刘昞的《敦煌实录》开创了敦煌地区人物志编纂zuǎn的先河，沮代甘肃学者张澍在刘昞的基础上继续修撰了《续敦煌实录》。李暠与刘昞的作品在当时很流行，现在存世的作品仅有《述志斌》和《凉书》。^{[1][32][33][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