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

汉乐府又称“乐府诗”或“乐府”，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特殊体类。最初是由乐府官署而来，在历史上，乐府机关的设立最早见于秦朝，汉袭秦制，但汉武帝对宫廷乐舞机构进行了改革，扩大了乐府编制，开始采集歌谣用于祭祀。随着时间的推移，乐府从一个官署名称逐渐变成了一种诗体的名称，人们将在乐府机关编录和演唱的诗叫“乐府”，未曾入乐的诗叫“诗”或“徒诗”。这种观念在文学史上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乐府”或“乐府诗”的概念。乐府诗歌以其独特的韵律、节奏和表现形式，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重要体裁。^[4]

西汉时期，乐府诗是作为配乐演唱的歌辞而存在的。当时的乐府诗以杂言体为主，形式自由，表现了汉代人民的生活、情感和思想。代表作有《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等。到了魏晋时期，乐府诗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歌辞本身，这个时期的乐府诗以齐言体为主，句式以五言、七言为主，形式整齐，表现了当时文人的细腻情感和艺术追求。代表作有《短歌行》《长歌行》。南北朝时期，乐府诗的形式又发生了变化，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也有一些四言、七言和杂言，其简洁明快的风格也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影响。代表作有《木兰诗》《敕勒川》。唐代乐府诗的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出现了多种新诗体，如律绝体、歌行体、长短句新诗体等。这些新诗体形式灵活，能够表达更为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在唐代以后，乐府诗仍然不断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新形式和新体裁。代表作有《丽人》《哀江头》等。但无论如何变化，乐府诗始终保持着与音乐的紧密结合，其音乐性和歌唱性始终是乐府诗的重要特征。^[5][6][7]

汉乐府注重叙事，在叙事中融汇抒情，形式上采用对话和独白，结构上采用铺叙和倒叙。同时，汉乐府也注重语言的音乐美，利用音韵、节奏、声调等音乐元素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8][9]汉乐府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歌直面社会现实，反映人民苦难和民生疾苦；喜欢采用叙事的手法，使得诗歌情节完整、情节曲折多变；语言朴素自然，不受拘束，直抒胸臆等特征。^[10][8]根据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可以将两汉乐府分为三类——贵族乐府、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11]

汉乐府诗及其后续发展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诗歌艺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12]汉乐府诗以其杂言体和五言诗的创新，打破了自《诗经》以来四言为正宗的诗歌传统。南北朝乐府则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这种形式简洁明快，易于传唱，对后世“绝句”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乐府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安时期的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人民苦难，批判不公与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宋以后的诗歌中，还有以词、曲为乐府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形式。^[1]

诗经奠定了以“言志”和“抒情”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节奏韵律特征，奠定了中国诗歌以四言为主的语言形式基础。诗经中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在汉乐府中也有所体现，成为汉乐府的重要构成部分。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13]

楚歌在句式、情感表达和音乐性等方面对汉乐府的产生影响。楚歌的三言、七言句式为汉乐府的五言、七言形式提供了基础，同时楚歌以“悲”为美的艺术风尚影响了汉乐府的情感色彩。此外，楚歌的音乐节奏、旋律等特点也对汉乐府的音乐结构产生了影响。^[14]

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制度为汉乐府的诗歌的采集提供了方法。在先秦时期就存在"采诗观风"制度，主要负责民歌的采集和整理。这种制度是由官方音乐机构主持实施的，采诗第一位的是采曲，其次才是采词。采集的曲要经过加工使其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使用的需要。所采的乐曲和歌词可以反映民情和政治状况，贵族对歌词进行的修改，使得它们具有了更强的政治寓意。^[15]

从西周起"礼""乐"被当作统治阶级为维持秩序、巩固统治的方法。通过建立乐舞机构，规定严格的乐歌舞制度，以服务于上层建筑的需要，机构里演唱的乐歌，与等级制度和宗教礼节密切联系。其中“采风”制度也是为自己的统治和享乐服务。^[4]汉初休养生息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外来音乐的传入引起贵族们对“新声”的兴趣。开始寻找配合新声的歌辞，以供宫廷娱乐，也是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工具。从乐府搜集的民间歌谣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和民众的生活状况，为统治者了解国情民况提供了重要途径。^[16]

乐府机构的设立最早见于秦朝。汉袭秦制，在西汉哀帝之前，乐府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17]至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乐府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乐府组织文人创作朝廷需要用的歌诗用于享宴、祭天等场合。此外，乐府还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并在内部演唱，使得这些歌谣得以流传。这些变革也使得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18][4]乐府诗歌也是在汉乐府机构建立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演变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18]汉乐府是指汉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采制、加工保存下来，汉代称为“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唐朝时有新乐府运动，经后世文人大量仿作，与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主要诗体。^[19]

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旨在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和诗歌，以丰富宫廷音乐和娱乐。乐府机构不仅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民间诗歌，还邀请文人创作诗歌，以配合音乐表演。 至东晋末年乐府已从官署名称变为一种诗体，此后，这种观念越来越明确，它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形式自由多变，不拘一格。汉乐府诗的创作源于民间，后来经过文人加工和润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民性，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4]后世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形式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和应用乐府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使得乐府诗的影响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随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乐府诗也逐渐与其他文学形式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学风格和特点。^[7][20][21]

两汉乐府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汉初至武帝时代，乐府诗主要集中在郊庙文学，以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铙歌为代表。这些作品多用于祭祀和朝拜，形式庄重，内容神圣。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武帝至东汉中叶，乐府诗逐渐转向了“街陌谣讴”的形式。这个时期的乐府诗更加贴近生活，以《相和歌》为代表，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这些作品形式自由，内容丰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对苦难的控诉。到了东汉中叶至建安时期，文人乐府成为了主流。他们“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作品主要反映在《杂曲歌辞》之中。其中作品形式多为五言，语言简练，意境深远，既有对古人的继承，也有对现实的反映。^[22]

现存的汉时期的乐府诗绝大多数是东汉时期的作品。汉乐府大部分都“源于哀乐，感事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通俗易懂，着重描绘某一生活场景，善于描写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并且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代表作有《陌上桑》《木兰诗》《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23]其中《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被合称为“乐府双璧”。这些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讲述在家庭面临巨变的情况下，主人公面对重重矛盾和现实压力而做出各自的抉择，走向不同的人生结局。^[24]

魏晋乐府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主要原因是曹魏没有设乐府机构，导致民歌来源断绝，从而增强了文人创作的责任感。这个时期的文人乐府以借古题写时事为主，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浑厚的传统诗风，形成了瞻丽工致的时代风流。魏晋时代的乐府诗以曹氏父子为代表，他们都有意借古题写时事诗。^[25][22]

晋乐府虽然设有乐府机构，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乐府形同虚设。这时仍以文人乐府为大宗，但比起魏乐府来，已经缺少了现实精神，大多是对汉乐府的机械模仿。南朝乐府是《清商曲辞》空前鼎盛的时代，前期民间乐府盛行，后期则是文人乐府时期。至梁武帝时期，或治旧曲而谱新词，或改旧曲而创新调，主要是满足帝王贵胄的声色之需。北朝乐府现存约为七十多首，绝大部分保存在《横吹曲辞》中，虽有汉歌也多用少数民族语言所唱的。^[22]

受北朝文风的影响隋代乐府诗重视边塞诗的创作，开始探索新的诗歌载体，影响了初唐的歌行，展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隋代乐府诗涵盖了《乐府诗集》的各个门类，涉及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宴游写景、边塞军旅、艳情闺怨、豪客游侠、游仙咏物等。在命题类型方面，隋代乐府作品以“行”“歌”“篇”命名者最多，“辞”居第四。同时，南北文风的交融还不是十分成熟，导致了一些诗风不圆融的两截体诗的出现。^[26]

《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以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被并称为“乐府三绝”。唐代以后，乐府就从音乐管理机构转变为乐府诗歌的代名词。^[27]唐朝新乐府诗是在元白等诗人的倡导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它与古题乐府诗的最大区别在于“因事立题”和“即事名篇”的拟题方式。新乐府诗的主题是“病时”“见事”和“五为”，即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诗歌语言风格要求平易近人，可以配乐而歌。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倡导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破了古题乐府对诗歌创作的限制，引导诗歌创作重新关注社会现实，重塑了乐府诗“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和诗歌“风雅比兴”精神。然而，新乐府诗在解构乐府诗体制后，未能完成自身的体制重构，导致新乐府诗的内涵与外延模糊。^[7]

宋金乐府诗沿袭了唐代新乐府的传统，其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辞拟乐府而未配乐，二是寓意古题而刺美人事，三是即事名篇而无复依傍。这些特点使得宋金乐府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宋金乐府诗的题目或新或旧，或半旧半新，杂沓有致，因此也可以称作唐代以后的新乐府辞。元、明、清、近代乐府也同属此一脉。这些乐府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但都秉承了唐代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问题。^[28][29]

根据萧涤非所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两汉乐府分为三类——贵族、民间和文人。

贵族乐府主要反映贵族文化和社会规范，其创作来源主要涉及贵族之事，使用场合特定，如祭祀、宴会等。音乐形式采用雅体，语言风格庄重典雅，注重礼节和仪式感。由于其特定的使用场合和规范，贵族乐府的文学成分相对较少，不如民间乐府生动活泼。贵族乐府的艺术价值较高，但其文学成分相对较少。从施用场合来看，《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和《饶歌》等乐府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如朝会宴享、道路行进、功臣表彰等。这些乐府作品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对于了解汉代贵族文化和音乐艺术具有意义。

民间乐府的创作来源主要是来自社会基层的民间歌谣，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其创作过程往往是由下层人民集体创作，通过口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来，后经文人整理和润色而成书。

民间乐府涉及多个主题，包括爱情、劳动、战争、民生等，这些主题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诉求。在形式上，民间乐府不受格律和韵脚的限制，可以根据内容自由发挥，节奏感强烈，易于记忆和传唱。此外，民间乐府的情感表达真挚而直接，不拘泥于修辞和文采，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美。同时，民间乐府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作为下层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对民间乐府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历史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文人乐府的创作来源主要基于两汉时期的民间乐府。在汉武帝时期，民间乐府开始兴盛，而文人则开始借鉴和模仿民间乐府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同时也融入了文人的个人情感和思想。

文人乐府的创作主要来源于民间乐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提升。西汉时期，文人乐府多以歌颂体为主，而到了东汉时期，则逐渐出现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思想表达的作品。文人乐府在形式上较为自由，多采用五言体的形式，内容上则多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问题为主，同时也涉及到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人乐府的创作环境也较为特殊，往往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反映了文人的特殊境遇和情感体验。文人乐府作为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以上资料来源于《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1]

汉乐府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爱情、家风家训、战争和社会现象等多个方面。汉乐府中的爱情题材作品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恋人之间的甜蜜和忠贞。例如，《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通过描述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两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诗中细腻的描写和感人的情节，让读者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和真挚。家风家训题材在汉乐府中也有所体现。这些作品强调家族之间的亲情、家教之道等价值观，通过诗歌的形式传递给后人。例如，《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诗，就是家训的一种表达。它告诫人们年轻时应该努力奋斗，否则年老时将会后悔。这种家训的传递，对于家族的凝聚力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汉乐府中也有一些描写战争的作品。这些诗歌以士兵们的英勇和战争胜利为主要内容，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士兵们的英勇。例如，《战城南》这首诗，通过对战争场面的生动描绘，展现了士兵们的英勇和战争胜利的喜悦。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也激发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汉乐府还涉及到社会现象的讨论，比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揭示了社会的不公现象。例如，《陌上桑》这首诗，通过描述罗敷的美貌和她对权贵的拒绝，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美貌和权力的追求，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的不公现象。这些作品让人们了解到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激发人们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30][31][32]

乐府题目种类繁多，包括“行”“歌”“谣”“吟”“引”“怨”“叹”“咏”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的题目形式反映了乐府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同的乐府题目具有不同的风格，如“行”体现了豪放、壮美的风格，“歌”则更多表现深情、婉转的情感，“谣”则带有清新、自然的味道。“怨”、“叹”等题目直抒胸臆，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感慨和思考。这种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使得乐府诗更具有感染力和共鸣力。“行”、“吟”、“引”等都体现了较强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不仅使得乐府诗更具音乐性，也使得其语言更为凝练、精粹。这些不同的风格为乐府诗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33]

乐府题目涵盖了各种题材和主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爱情、离别、战争、民生疾苦等。这些题目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和思考。这些题目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如“咏”体现了对诗歌传统的尊重和继承，“怨”“叹”则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感慨。^[33]

汉乐府广泛吸纳民间音乐元素，包括俗乐和外来音声，使得其音乐风格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和地方色彩。这种民间特色和地方色彩也是汉乐府音乐的重要魅力之一。汉乐府在创作过程中注重音乐性和诗歌性的结合，以音声为贵。它通过节奏、旋律和声调等音乐要素的表现，以及诗歌的情感和意境的表达，使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多样。^[9]

同时，汉乐府的音乐形式多样，包括琴歌、词体歌曲、俗曲和乐府民歌等。这些音乐形式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共同构成了汉乐府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汉乐府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宫廷和上层社会的影响，经过专业乐人的加工和表演，与民间歌唱有所不同。但这些作品仍然保留了民间音乐的特色和魅力。它的音乐歌舞不仅是其审美载体，也是其完整的历史呈现。它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9]

汉乐府在语言的表达上擅于通过对话和独白的形式表现人物性格。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可以表现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也有采用独白的，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还有唐朝时期李白的《将进酒》也是以独白发问的形式来表达情感。乐府民歌很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画，使得人物形象生动。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将死的病妇的母爱。^[10]

乐府诗的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其句式和结构上。乐府诗包括五言、七言、杂言等不同句式，这些句式各有特点，例如五言句简洁明快、七言句流畅自如、杂言句则自由活泼。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绝大多数是五言、杂言。《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34]同时，乐府诗的结构也灵活多变，既有独立的短篇也有长篇巨制，这些不同的形式使得乐府诗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种形式多样的特点不仅符合了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同时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8]

乐府诗以叙事为主，通过描绘生动的情节和形象，展现出独特的故事魅力。乐府诗的叙事性强主要体现在其生动形象的故事讲述方式和紧凑集中的情节安排上。乐府诗的叙事方式独特，既不同于传统的《诗经》的叙事方式，也不同于汉朝的辞赋的铺陈描写。乐府诗的叙事更加生动和形象，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同时，乐府诗的叙事并不是单纯的故事讲述，而是将情感、人物性格和道德观念等融合在一起，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展现出这些元素。乐府诗的情节安排紧凑集中，往往是在矛盾冲突中展开的，通过矛盾冲突的解决来展现出人物性格和故事主题。这种情节安排方式使得乐府诗的故事更加紧凑、有力和引人入胜。^[8]

乐府诗中的意象运用巧妙，通过形象的描写和象征的手法，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这种意象运用方式使得乐府诗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同时也能够深刻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体验。常常运用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场景的意象来表达人物性格和情感体验。例如，《陌上桑》中的“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zī须。”等诗句，通过描写自然景观来衬托罗敷的美貌和机智。又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和“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等诗句，通过描写孔雀和鸳鸯来表达刘兰芝和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在《乌夜啼》中的“可怜乌夜啼，无有乌可栖。”和《君子行》中的“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等诗句，通过象征的手法来表达作者对某种事物的看法和态度。^[8][10]

在汉乐府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存，并且相互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现实主义主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如《为焦仲卿妻作》等作品，深刻而真切地叙述了主人公不幸的身世和死亡。这些作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表达了作者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而浪漫主义则通过想象和象征来表达人民的愿望。在《为焦仲卿妻作》中的最后，利用墓旁的树木和树间的鸳鸯来象征爱情的胜利。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使得诗歌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感染力。^[35]

《孔雀东南飞》原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取材于东汉末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被焦母和刘兄逼迫，离婚再嫁的故事。最终，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自杀。该诗通过对焦母和刘兄的卑劣描述，讽刺了儒教伦理纲常对人身自由的残害。在汉代时期，儒学独尊，儒家的忠孝思想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正是这种愚忠愚孝酿造了这一场悲剧。该诗长达350余句，是乐府诗之冠，也是中国五言体中的名篇，与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壁”，与《木兰诗》和韦庄的《秦妇吟》合称为乐府三绝。不过该诗的写作年代有争议，诗歌的题材发生于建安年间，但是诗歌的写作年代可能要更晚一些。^[24][36]

《木兰诗》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故事。这首诗中塑造的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现如今是家喻户晓。作者将木兰描绘的生动形象，在她的身上既有传奇、英雄的一面又有普通、娇美的一面，使得人物生动立体。一千多年来，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24][37][38]

《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收录于《相和歌辞》，是汉乐府中的名篇。《陌上桑》讲述了一位名为秦氏罗敷的采桑女，面对太守之类官员的调戏而从容不迫，并以盛夸丈夫的方法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陌上桑》语言通畅、韵律自然和谐，对仗工整，体现出当时的五言体诗歌已经走向了成熟。^[39]

《饮马长城窟行》为汉乐府诗，最早见于《昭明文选》，题为“乐府古辞”。长城窟，就是长城之下的泉窟，可以饮马。“征人路出于此而伤悲矣。言天下征役，军戎未止，妇人思夫，故作是行。”此诗的主题十分明显，就是通过家中思妇对承担徭役的丈夫的思念，来讽刺秦朝徭役之频繁。当然，本诗未必就是讽刺秦朝，也有可能是借古讽今。该诗没有《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这般直接，而是从侧面反映徭役之苦，使作品增添更多的美感。^[40]

《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人生哲理诗。诗歌的主题是讲时节变化，时光一去不复返，劝告人们珍惜时间，发奋努力。其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已经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该诗向人们诉说人生大道理，但是却不显得生硬，达到了情景结合，寓教于审美之中。^[40]

曹操的《蒿里行》描述了初平元年(190)春季，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各州郡军阀起兵讨伐董卓的情景。首先，诗中提到了“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展现了他们的勇气和正义感。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出现了问题，这混乱的局面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qiāng。”由于利益关系的纷争，军队之间开始出现内讧，自相残杀。最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用悲凉的笔触描绘了战争造成的惨状。白骨露于野，千里之地无人烟，百姓伤亡惨重。各路将领打出讨伐元凶，匡扶汉室的旗号，但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因而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41]此外还有曹植的《陌上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如此，借古题写今事。^[25][22]

《十五从军征》这首诗通过描绘一个老兵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汉代兵役制度对人民的摧残。诗中的老兵从小离家，年老归来时，发现家中已荒废不堪，孤苦无依。他不得不自己动手做饭，却不知道饭熟后该送给谁吃。出门东望，空无一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幸存者。老泪纵横，哀叹伤悲，饱含了人物丰富、沉痛的感情内涵。此诗通过对凄凉景物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悲剧命运。松柏、坟墓象征死亡，春谷、采葵暗示孤苦伶仃，这些描写都真切地展示了老兵的悲惨境遇和绝望的心境，读来催人泪下。这首诗以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展现了汉代兵役制度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摧残。它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如何保护人民的权益和福祉。^[42]

汉乐府作为两汉时期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主题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社会和人民生活。汉乐府广泛地揭示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下的社会矛盾，揭露了战争和摇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资料。^[43]例如《孤儿行》讲述了一个孤儿在家庭中受到虐待和苦难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诗歌通过描绘孤儿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这种不公正现象的抗议和同情。《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深刻反映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限制。这首诗赞美了男女主人公的为爱情抗争的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婚姻制的残酷和不公。^[44][45]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如建安时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它们多用乐府旧题，运用叙事的方法和通俗的语言，在形式上也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影响。^[10][46]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这两首诗被后世称为汉末实录。诗歌内容从中平六年董卓之乱，关东军阀盟军起兵讨伐写起，一直写到了建安二年袁术称帝，拉开了三国军阀割据混乱的序幕。是典型的叙事诗。^[47][48]

盛唐时期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虽不用乐府旧题“因事立题”，但诗的精神和体制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直接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49]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效仿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标举的新乐府运动，而且提出“诗歌合为时而作”的口号。晚唐时期，皮日休正乐府。整个唐代，绝大多数的诗歌作品都受到汉乐府“缘事而发”传统的影响，并且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主导作用。^[23]

乐府诗以五言为主，句式有长有短，形式活泼多样，易于表达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这种形式被后来的文人借鉴和发扬，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五言古诗。乐府诗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民间疾苦到历史事件，从自然景观到人情世态，这些题材为后来的五言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鲍照的《拟行路难》、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作品，都从乐府诗中汲取了营养。^[50]

乐府诗以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描绘，打破了《诗经》和楚辞的古板庄重的表现形式，开创了新的诗歌风格。汉乐府民歌的创作形式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例如曹操的乐府诗以古题写时事，开创了拟古乐府的先河，这种创作方式对后世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和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都是受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启示和影响。^[50]

后世的乐府诗中也都延续了汉乐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风格，取材都是现实生活及时代背景。唐朝时期“新乐府”的题材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防、风俗等，体现出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特点。宋朝时期的乐府作品亦如此。^[51][52]

汉朝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53]

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评价汉乐府，他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孔雀东南飞》“哀而不怨”；从文学传承的角度溯源，指出张籍《还珠吟》本于《羽林郎》，“然青于蓝”。对诗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认为《陌上桑》“共载之问，何使君之桃易也”。^[54]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称汉乐府歌谣“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55]

清末民初时期原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节先生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的评语：“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56]

胡适认为汉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来自民间的文学，具有真率、朴素的特点。他称赞《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作品。他还强调了民间乐府对于文人创作的影响，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而唐代文学的真价值、真生命在于极力效法前代乐府。^[57]

梁启超认为两汉乐府在汉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诗之在唐、词之在宋，是一时代的代表产物。他还指出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一时代的歌谣往往对其诗有密切的影响。^[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