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中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中原王朝。宋朝分为北宋（960年-1127年）、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阶段，北宋、南宋各历9帝，历时319年。^[1]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后周称帝，国号宋，定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yìn史称宋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秉承“先南后北”的策略，扫平各地割据势力，同时推行“防弊之政”，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宋初曾两度进攻辽国，但均失败。^[5]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宋辽两国此后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2]仁宗、英宗时期，“防弊之政”的问题逐渐显现，出现了积贫积弱的现象，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大臣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因保守派阻挠而失败。同时西夏也在仁宗朝时期建立，自此西夏同宋朝或战或和，持续近百年。神宗在位期间（1067-1085）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神宗死后新法即废，此后哲宗、徽宗时期，新法成为了党争的工具。徽宗在位时期，统治黑暗，爆发了方腊起义、宋江起义，此时北方的金国逐渐兴起并灭掉了辽国。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入开封，掳掠赵佶jí、赵桓两位皇帝以及宗室大臣等，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6]同年，康王赵构称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高宗即位后，金军仍南下入侵，河南、陕西等地被金国占领。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朝议和，向金国称臣，两国以淮河-大散关为界。^[7]南宋前三位皇帝均行内禅，宋高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宋孝宗，孝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被称为“乾淳之治”。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禅位给宋光宗后，绍熙五年（1194年），宋光宗被迫禅位给儿子赵扩，史称宋宁宗。孝宗与宁宗时期两次北伐金国，但都失败。其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先后掌权，国力日渐衰弱。于时蒙古崛起，联合南宋夹攻金国，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攻克蔡州，金国灭亡。次年，宋蒙战争爆发。蒙古军队先后占领四川、长江中游地区。恭帝德祐yòu二年（1276年），蒙元军攻陷临安。少帝祥兴二年（1279）年，经崖山海战一役，南宋被元所灭。^[1][8][9]

宋朝疆域变化较大，北宋政和年间国土面积约为264万km²，南宋绍兴年间约为176万km²。^[4]北宋人口超过1亿，南宋人口在6000-7000万。^[3]在政治上，宋朝崇文抑武，同时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10]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带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宋朝在文化方面空前繁荣，儒学复兴，并形成了理学^[8]；文学上呈多元化趋势，诗、词、散文等皆有发展，同时市民文学兴起；^[11]史学方面则是重视当代史的修撰、私人修史盛行，金石学得到极大发展，学者陈寅恪评价，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2]宋朝是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关键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之间频繁交融，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宋朝科技发展迅速，如火药、印刷术等，还出现了广泛记录科技成就的《梦溪笔谈》^[13]，宋代社会也更加繁荣，娱乐、生活、习俗等都有了新的发展。^[8][14]当代学者邓广铭评价：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15]

赵匡胤在即位前为宋州(今河南商丘)归德军节度使，故国号宋，赵匡胤即宋太祖。为了与前朝区分开来，出于皇室姓氏为赵的原因，这个朝代也被称为“赵宋”。又因宋初仍受五德终始说影响，宋朝承后周木德属火德，故又有人称之为“火宋”、“炎宋”。宋朝也被尊称为“大宋”。同时期的辽、金称呼宋朝为“南朝”，西夏称呼宋为“东朝”。^[16][17]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位为宋高宗，年号建炎，重建宋朝，后人因其地域变迁称之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在”。后世根据相对地理位置分为“北宋”和“南宋”。^[1][8][18]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子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恭帝年幼，主少国疑，对朝政掌控力不强。大将赵匡胤常年跟随周世宗柴荣征战，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显德六年(959年)，赵匡胤又任禁军殿前都点检，并兼领归德节度使，掌禁军统帅大权。“策点检为天子”和“天有二日”之类的政治谣言在京师流传，但是宫廷却不知情。显德七年(960年)，后周朝廷突然得到北汉与契丹合兵进攻的战报，朝廷紧急派遣赵匡胤率军队前去抵御。赵匡胤带领部队至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北陈桥镇)驻扎下来。而后一批将士到赵匡胤住处，诸部将替他披上黄袍，拥立他为帝。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等人则在他们准备师还东京城下时，敞开城门迎接他们。而后赵匡胤亲信陶榖胁迫后周君臣禅让。赵匡胤于是称帝，建国号宋，定都开封，史称 “北宋” 。^[1][18][14]

北宋建立以后，赵匡胤优待投降者，坚持不杀投降军队。同时快速镇压藩镇反抗。赵匡胤因以兵变立国，所以严格控制军权，同时，“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收夺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的地方藩镇权力。并确立了祖宗家法。^[14]建隆二年七月初九（961年8月22日），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席间通过谈心的方式，劝导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并将兵权从诸禁军将领手中收回，史称“杯酒释兵权”。^[19][20]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消除了五代以来禁军反叛的隐患，稳定了北宋的政权。^[21]

北宋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统一过程也相对特别，采用了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两种战略。当时北宋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汉，但由于北汉地理位置险要，且与契丹联系密切，征服成本较高，因此北宋在短期内不宜对北汉发动战争。与此同时，北宋国库空虚，而南方蕴藏着丰富的物产，并且南方政权实力大多较弱。故赵匡胤在与大臣多次商讨后，最终和谋臣赵普雪夜定策，决定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对辽采取守势。^[14]

赵匡胤以姚内斌、何继筠等将领驻守在河北、河东、陕西边防，加强边防军事防御，在政治上对辽采取友好政策。后收复荆南、南平国和武平军，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辽建立友好关系。开宝九年（976年）八月，赵匡胤又作出北上之策。十月壬午夜赵匡胤突然去世，并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谜团。之后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赵光义采用杜太后遗嘱“金匮之盟”来证明政权合法性。^[14][18][22]

赵光义稳固帝位后，继承了文治与武功并重的“大一统”路线。福建漳、泉两州自觉归顺，吴越钱俶主动将十三州归顺。^[1][18][23]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力排众议，组织北伐。宋辽友好关系中断，辽出师救援北汉，被宋军阻挡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北），北汉灭亡。宋军继续北伐，进攻辽国，北伐初期，宋军收复了河北易州和涿州，随后又乘胜在高粱河畔（今北京）和辽军展开激战，然而辽军主力到场，宋军狼狈逃窜，损失惨重。太宗亲自上阵，但遭到敌军射击受伤中箭，只能化装逃离，最终使得北伐未能取得成功，自此辽军不断南侵。次年（980年），辽景宗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等地，宋太宗督师北上抗敌。宋军大败于莫州（今河北任丘）。在雍熙元年（984年），宋向辽求和未果。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趁辽局势不稳之时，意图挥师北伐，战略目标即夺取幽云十六州。宋军兵分三路，分别攻取辽朝重镇涿州、蔚州及应、云等州。其中由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涿州西南的歧沟关被辽军击溃。由于三路协调作战不好，宋辽两方主要兵种不同，指挥混乱，地形影响等原因，宋军全线溃败，被迫撤军，并由潘美、杨业部护送寰、朔、云、应州居民迁移内地。太宗第二次北伐也以失败告终。西路军主将杨业在辽军围攻下因无兵接应被俘获，后绝食三日殉国而亡（一说为战死）。从此宋对辽战略改为守势。其后契丹频频入侵，宋太宗采取了赵孚和赵普的建议，抑制武将，与辽交好。^[1][18]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第一次征讨党项首领李继迁失败。此后宋朝对其态度主要以招抚、怀柔为主。姑息政策下，李继迁通过联姻结亲手段壮大势力。雍熙二年（985年），宋廷对李继迁发起了二次进攻。战时，宋太宗在战事不明的情况下，制造了田仁朗冤案，导致战争失利。淳化五年（994年），宋朝西北边患频繁，宋太宗诏令将李继迁剿灭，但因为轻敌失利。尽管多次讨伐失利，宋廷却认为李继迁势穷力竭。这种心态导致李继迁的势力后续得到发展。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发兵征讨李继迁，尽管频频获胜，击退了李继迁对灵州城的进攻，但由于调度不利，军队疲乏，始终无法擒获李继迁。^[1][18]

淳化四年(993年)，四川王小波、李顺于等起兵造反。起义起初进展顺利，甚至成功建立大蜀政权。至道二年（996年）宋军将叛军彻底击溃。由于边陲防线的多次失守，以及后方叛乱的爆发，使得北宋没有能够继续收复疆土，太宗的施政也转向了守内虚外。^[1][8][14]

至道三年（997年），赵光义崩殂cú后，赵恒继位为宋真宗。宋真宗登基后对国家进行治理，开启了北宋时期的咸平之治。^[24]

在北宋澶渊之盟形成之前，宋辽关系以军事对抗为主。赵恒即位后，辽军常常以小规模骑兵部队入侵宋朝边境。尽管宋军边防部署力量占据优势，但由于宋军以步兵为主，辽军以骑兵为主，宋军在战争中往往陷于被动。而宋真宗继承了宋太宗重内虚外的外交理念。^[24]

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南侵。面对日趋严重的边防形势，真宗在大臣王钦若等人的劝说下，拟迁都蜀中，以避敌攻。宰相寇准力劝真宗御驾亲征，并率部跟随。宋军气势大振，在澶州（今河南濮阳）与辽军主力会师，宋军意外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辽军军心大乱。随后宋辽战局陷入胶着。由于后续定州军坚守不战，宋真宗力主和议，而战争状况也促使了萧太后与北宋展开谈判以达成和平协议。经过几次谈判，两国达成和平协议，从而签订了澶渊之盟。和约内容主要为：一是以白河沟为界、约为兄弟之国。二是北宋给辽岁币。三是确立边防工作基本原则，并且不能再修筑军事防御工事。四是确立了逃犯引渡的相关条例。此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争僵局。从此宋辽进入和平时期。而后宋真宗为表诚意，废弛了边防建设和缘边军事统帅机构，设治安机构。^[14][24][25]

面对李继迁的持续军事进攻，宋真宗采取了较为保守的军事决策，既不主动放弃灵州，也不加强边防军备。李继迁则一边示好迷惑宋廷，一边加紧进攻。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陷灵州城。而后李继迁以灵州城为根据地，继续向麟州、西凉等地发动攻势，实力越来越强。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因箭伤复发去世，李德明继承了他的位置。李德明时期与宋朝大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1][18]

寇准被罢免丞相后，真宗转而信任臣子王钦若。王钦若和宰相王旦通过耗损民力在全国制造“祥瑞”的气氛。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多次祭祀后，亲临应天府，主持授命，升应天府为南京。天禧二年（1018年），赵受益被册封为皇太子，被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崩，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刘太后驾驭朝局十一年，等到其去世后仁宗才得以执政。^[14][24]

在李继迁和李德明的统治下，西夏的实力日渐壮大。李德明去世后，李元昊继承他的位置。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向西奠定疆域基础后，准备向东发展，矛头直指宋朝。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正式宣告独立。李元昊称帝后，宋廷对其进行经济制裁，断绝贸易，加强边备，但军事政策总体上是消极的。仁宗年间，李元昊与宋朝之间有三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即延州战役、好水川战役、定川寨战役。三次战争宋朝皆败。与此同时，契丹趁宋夏战争之际南侵，扬言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终于决定改变现状，扭转局势。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改革派大臣范仲淹为参政，启动了庆历新政，最终为宋朝带来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范仲淹受命担任参政，给宋仁宗上“十事疏”。然而由于触及了官僚贵族的利益，方式过于激进以及朋党论的影响等原因，新政虽然不到一年就结束了，但深深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拉开了北宋中后期改革与党争的序幕。^[14][18][26]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赵曙继位。由于宋英宗身患重病，实际上都是由曹太后负责政事。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曹太后还政于宋英宗。宰执集团与台谏势力的纷争，成为英宗朝党争的主流，直至关于宋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引发的濮pú议事件使两者之间的党争达到高潮。^[27]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死，赵顼即位为宋神宗。此时“三冗”^[注1]问题催生出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同时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势。宋神宗力排众议，授权王安石托古改制，领导改革。1069年，变法正式启动。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富国、强兵及教育改革。然而这些变法措施遭到了守旧派实力的强烈反对， 宋神宗在压力下妥协，由原来支持变法的立场转变为动摇。同时王安石用人不当，如吕惠卿曾在变法期间追随王安石，一度升任副宰相，然而因为个人目的选择背叛王安石，两人关系恶化，给了反对派攻击改革派的理由。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导致副宰相吕惠卿因为个人目的选择背叛王安石，给了反对派攻击改革派的理由，使得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党争进一步激化^[28]

王安石辞职后，宋神宗又主持了“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改革力度较小，主要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行政效能提升，中央集权加强。宋神宗还在内藏库蓄积财富，准备继承太祖意志收复幽云。通过变法，宋朝国力逐渐强大，神宗将重点转移到西夏和吐蕃，宋军在熙宁年间多次西征吐蕃和西夏取得胜利，元丰改制后神宗决定全力击溃西夏，以消除外部的威胁。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西征大捷。熙宁八年（1075年），辽趁宋攻打熙河地区趁机索要河东土地，宋答应割让。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神宗借西夏内乱之机，对西夏进行二次讨伐，并且亲自决断战事，但大败于灵州（今宁夏灵武）。元丰五年（1082年），宋将徐禧于银州（今陕西米脂）筑永乐城，准备大举攻夏，但被西夏包围攻破。神宗得知消息后病倒。^[1][18]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殂，高太后柄国，严格管制刚刚登基的宋哲宗赵煦，改元元祐。高太后任命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除新法，最终导致新旧党争，即元祐更化。元祐更化颠覆新法，对北宋晚期政治有着很大影响。从王安石变法到哲宗绍圣期间，围绕着要不要变法、怎样变法、要不要保留新法的问题，首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士大夫集团，双方各持己见，互相攻击，使得党争加剧和升级。熙丰变法时期新党占优势，哲宗元佑年间旧党得势，旧党因新法之争分化为朔、蜀、洛三个党派。虽然这段时间党派之争有所升温，但双方都保持克制，没有让党派之争进一步升级。哲宗亲政后摒弃旧党，信奉新党，恢复熙丰新法，史称“绍圣绍述”。这一时期，新党占上风，他们恢复并调整了熙宁新法，同时为报复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镇压，向旧党发起进攻。特别是章惇、蔡京等人掌权时，全面打击元祐官员及其家属，通过流放、树立元祐“奸党”碑等手段禁锢旧党，使得党争恶化到了极点。新党得势后，也出现了内部矛盾，并分别以曾布、章惇、蔡京与蔡卞兄弟为核心形成三个党派。元祐以来，宋朝的财政就一直处于穷困之中。但随着改革的实施，宋朝财政状况产生了重大变化，收入增加，军费也得到了充裕的保障。多次取得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防御战的胜利，而其他积极进攻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1][18]

北宋党争导致官场倾轧、政局混乱、改革失败，统治集团陷入内耗，严重影响士大夫的前途命运。当代学者罗家祥认为，剧烈的党争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党争使统治阶层严重分裂，国家政局动荡，尤其是党禁以后大量人才被禁锢，政权落入蔡京等权臣手中，国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突出、国力受损，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27]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死，他的弟弟赵佶继位为宋徽宗。赵佶登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调和新旧党矛盾，改元建中靖国。宋徽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据统计，此时的人口超过1亿，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国家的金融条件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首都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不久后宋徽宗沉迷道教、亲信宦官、生活腐败，治国理政都交给蔡京等人来打理，改元崇宁。而蔡京等为了迎合宋徽宗，大肆聚敛财富，大兴土木，广建园林，导致国力凋弊，民怨四起。同时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掌权，促成元佑奸党案，肆意发行“当十大钱”，造成货币贬值，币制紊乱。尽管蔡京等人继续推行新法，但是新法已经完全变质，成为了打击异己、加重剥削的旗帜。他们的行为导致政治黑暗、腐败严重、政局不稳、民变四起，政权摇摇欲坠。宣和元年（1119年）末，宋江在河朔地区发动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起义军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一带活动。次年（1121年）攻陷淮南，转战至楚州、海州。二月末遭伏战败被俘，宋江等起义首领接受朝廷招抚，起义遂告败。^[1]

重和元年（1118年），女真兴起，辽衰落，宋派使节渡海赴金，与金经过多次商议，最终达成海上之盟，欲与金合伐辽，收复幽云十六州，未果。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约定了辽亡后领地的归属问题。但此后，两国对幽云十六州的归属仍然存在分歧。后又趁辽新立皇帝耶律淳病死，宋再次派二十万大军伐辽，又未果，并且损失惨重。宣和七年(1125年)，金太宗灭辽，同时下诏分两路南下攻宋。同年十一月，金军相继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jì县)，兵力直逼燕山府。京城得知形势，朝廷惊慌失措。徽宗无奈下罪己诏，并取消了一系列弊政，号召勤王，招募奇才，以抵御金军南侵，并任命赵桓为开封牧抵抗金兵，后传位赵桓，赵桓即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29][30]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军对开封进行围攻。尽管宋军初战告捷，但因为机密泄露后遭惨败。宋认赔巨额钱财，并割地求和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开封保卫战结束后，金军退师，但仍然对太原等北方重镇围困打击，宋军由于指挥混乱多次援助失败。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因为各地援军被遣散，开封陷入困境。金军包围开封后重提和议，钦宗前去议降，后被扣押，并下诏罢勤王之兵，割让领地，缴纳金帛等。靖康二年（1127年），下令撤免宋徽宗、宋钦宗，金军北撤，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多宗室、后妃和朝臣等一并被掳，同时带走了开封城的绝大多数器物。金朝另立大臣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史称“伪楚”。^[14]宗泽率兵滑县，直抵大名，准备跨越河流阻止金军的归还，并邀请两位皇帝重归，但由于缺乏勤王之兵，未能成功，北宋最终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带到金国都城上京，宋徽宗被辱封为“昏德公”，宋钦宗被辱封为“重昏侯”，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哈尔滨市依兰县城北），最终死在那里。^[29][30]

靖康之乱，康王赵构幸躲过一劫。赵构在宋朝大将宗泽的支持下，于靖康二年（1127年）南下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为南宋高宗，年号建炎，这标志着南宋的开端。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下，改江宁府为行都建康府(今南京市)，有“东都”之称。建炎四年（1130年），金国册立降金的原宋臣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府，辖区为原宋朝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史称这一政权为“伪齐”。^[31]同年金军南下，一路逼近临安，高宗抵达温州沿海乘船逃亡。金军到达镇江时，由于南方天气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宋朝将领韩世忠率兵围困金军在黄天荡多天。宋军与金军僵持了很久，金朝的主帅完颜兀术只能沿运河北撤。遂不敢再犯。金军撤退途中被岳飞截获，伤亡惨重。最终南宋藉由北伐收复金扶持的伪齐政权曾攫夺的一部分土地。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作为“行在”。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都，改建康为留都。^[14][29][32]

绍兴七年（1137年）金朝废伪齐刘豫，金左副元帅完颜昌答应接受宋金和议。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军事形势有了转机，于是与金正式进行正式和谈。主要内容有：南宋称臣纳贡于金朝；金将陕豫地区交还给南宋，并以改道后的黄河为界；金归还宋徽宗棺椁guǒ以及钦宗、高宗生母与宗室等。绍兴九年(1139年)，金完颜宗弼发动政变，完颜昌被杀。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派兵攻打陕豫，与南宋之间的和议被破坏，条约大多都未得到执行。后来因战争形势变化，金完颜宗弼逐渐又有重新和谈的意向。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杀岳飞，并再次和议。本次和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称臣于金，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次年（1142年），宋使何铸等出使金国，进誓表，即“绍兴和议”。^[1][14]

宋高宗在位期间，任命秦桧为宰相，默许秦桧谋害官吏，与外戚联姻，结交内臣。后期秦桧权势过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此后，秦桧日渐式微。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日渐病弱，他想让自己的子女接替他的相位，遭到宋高宗的否决，不久就去世了。之后宋高宗为加强自己对政治地位的牢固掌控，肃清秦桧余党。宋高宗统治期间，重任一些投降派官员。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分四路大军南下，而后虞允文统率宋军在采石击退金军。十二月初，金军溃退，宋军乘势收复两淮一带。金朝国内生变，葛王完颜雍被选为帝，完颜亮则被臣属弑杀。南宋政权渡过危机。^[14][29][30]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由于宋高宗无嗣，高宗遂立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shèn）为太子，同年六月将皇位禅让给赵眘shèn，是为宋孝宗，自己称太上皇。赵眘即位后，改革朝政，恢复失地。隆兴元年（1163年），金试图讲和，然而遭宋拒绝，于是金决定对南宋采取以战压和政策。主战派张浚时任枢密使。宋军出师北伐，一度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地区。但因前线两将矛盾激化、孝宗中期转和等原因导致北伐失败。北伐后，南宋主战派大臣张浚罢相，不久病逝。主和派王之望、汤思退在太上皇宋高宗的支持下，执掌朝政。隆兴二年(1164年)十月，金兵南下，攻入长江。宋孝宗革除了汤思退等人的官职，并任命陈康伯、虞允文等人抗金，不过，主和派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金世宗刚刚登基，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诸多问题，无力再发动新一轮的战争。双方续议和约：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岁贡”改为“岁币”，较绍兴和议数额银、绢各减五万两、匹；宋撤出完颜亮南侵期间收复的土地，恢复绍兴和议协定的边界。乾道元年(1165年)和议生效。隆兴和议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和议达成后，宋、金双方保持相对稳定的局势。^[33][34]宋孝宗在任期间，整顿吏治，改革财政，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文化事业，使得百姓生活安康， 史称“乾淳之治”。^[14]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高宗病死，宋孝宗此时年逾六十，倦于政务，两年后禅位于太子惇，自己被尊为寿皇圣帝。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光宗在位时期受制于皇后李氏，与孝宗关系不和，长期不去朝见。绍熙五年（1194年），寿皇去世，光宗称病拖延葬礼，大臣赵汝愚、韩侂胄奏请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下诏，强迫光宗退位，禅位于其子赵扩，是为宁宗。史称这一事件为“绍熙内禅”。^[35]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急于操纵政柄的韩侂tuō胄煽动谏官李林攻讦赵汝愚，赵汝愚被贬。韩侂胄又以朱熹曾奏论韩仛胄的相关事情，而斥逐朱熹等人，将道学斥责为“伪学”，禁毁相关书籍。不久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入籍者以及相关人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此次事件历时六年，史称庆元党禁。韩侂胄掌权后，为了巩固地位，于嘉泰二年(1202年)撤销党禁，追补赵汝愚，将列入党籍而仍在世者得以恢复官职。^[1]

嘉泰三年(1203年)，邓友龙使金回朝，告知韩侂胄蒙古起兵反金，金国衰微。嘉泰四年(1204年)，为了鼓舞将士，韩侂胄在镇江建立韩世忠庙，追封岳飞为鄂王。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掌管军务。次年（1206年），追削秦桧王爵，改谥“谬丑”，打击主和派。韩侂胄在没有十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北伐。宋军先后攻占泗州(今安徽肝眙)、虹县(今安徽泗县)、新息县等地。五月，南宋朝廷下诏对金进行讨伐。由于金军早有准备，宋军的进攻大都以失败收场。金军乘胜分路南下，与宋相持。韩侂胄采取改变计策，努力寻求和解。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杨巨源等南宋将领出兵平复反叛，恢复了淮南的局势，金将领仆散揆病亡。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等串通，将宋将韩侂胄等主持伐金之人的首级献金，宋、金休兵罢战，进行和平谈判。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1][14][18][34]}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宋宁宗去世，宋理宗即位。史弥远凭借拥戴之功独占相位。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亡故，宋理宗赵昀yún得以亲政，下诏改明年元为端平，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举措。时号“小元祐”，史称“端平更化”。^[1]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出使臣前来探讨与宋朝合作共同对抗金朝的事宜，得到了当朝大臣们的大多支持。宋军从襄阳府开拔，直取唐州，进兵息州。金差遣使者去宋求和，被拒绝。绍兴六年（1233年）八月，塔察儿率领的蒙古军和孟珙率领的宋军分道扬镳进攻金哀宗所逃往的蔡州。九月，蒙军向城下进发。十一月，宋将孟珙gǒng率军攻打蔡州。宋军在城南部署，而蒙古军在北、东、西三面合围，将蔡州城团团围住。蔡州被围困了三个月，最终城中粮草枯竭，伤亡惨重。十二月，蔡州外城沦陷。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蒙古军在西城凿开五口，攻入西城，金将完颜仲德率领一千部众在城中展开巷战。金哀宗传皇位给完颜承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陷落，金哀宗自经亡故，完颜仲德、孛术鲁娄室等五百多名武将纷纷跳河自尽，完颜承麟为乱军所杀，金国最终灭亡。^[36][37]

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手灭金之后，出兵收复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由于缺粮缺草，又缺少骑兵，最终被蒙古军打败，退回了原来的防线，这成为宋蒙战争之开端。^[1][38]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队遣军攻宋。宋军奋勇作战，竭力抵御，终于将敌军击退，刹住了他们夺取川陕四路，渡江南下的步伐。而后，在孟珙、余玠等抗蒙将领的带领下，南宋军民多次大获全胜，将蒙军击退，迫使其改道而行。^[14]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台战役中受伤而死。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宋相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39]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1272年），元朝军队分进合击攻宋。在襄樊战役中经过长期较量胜利后，元军直接推进到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德祐二年（1276年）宋廷极力求和未果，宋恭帝最终决定归降。不久，外逃的赵昰得杨淑妃，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相助，登基为宋端宗，并改元“景炎”。元朝加紧了灭宋步伐。^[1][18]

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被攻破，逃亡宋廷前往广东。宋端宗在逃亡过程中因遭遇台风病逝。其弟卫王赵昺继位，年号祥兴。赵昺bǐng登基以后，在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保护下一路逃到崖山，并在此建立据点，准备继续与元朝抗争。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元军攻至崖门，围攻南宋。同年二月六日癸未，张弘范展开猛烈攻势，宋军大败。三月十九日，崖山海战终，陆秀夫负天子投海殉国，宋朝灭亡。^[14][40]

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国号为宋，定鼎于开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中原统一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的国防线，北部从现今天津起，至河北雄县、保定徐水(白沟河)、山西五台山一线，与北方的契丹为邻。西北边界至甘肃天水，最远到青海西宁。西南部以大渡河、金沙江为界，转向广西，沿今中越边界入北部湾。除了内地之外，边防地区仅有河北的一半，山西的大半，陕西、宁夏、甘肃的部分地区，青海东部、云南北部、广西、贵州。此外的地区都不在宋朝统治之内。宋朝领土比较狭小，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1]据当代学者宋岩推算，北宋政和年间的国土面积约为264万km²。^[4]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北宋亡。次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北部以淮水、秦岭与金接界，东南、西南界同北宋。^[41]1138年后，宋金约定，金将陕豫归还南宋，以改道后的黄河为界。但次年（1139年）金又发兵攻打河南和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划定了两国边界。宋金之间，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1]学者宋岩估算南宋绍兴年间宋朝的疆域面积约为176万km²^[4]

赵宋定开封府为东京，即京师，又称神京、天京等，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属于陪都。东西两京之外，后来又建立了南北二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为配合宣扬君权神授的迎天书活动，升应天府为南京。庆历二年(1042年)，为巩固河北边防，壮大声势，升大名府为北京。宋代四京至此建成。三个陪都设有中央机构留守司御史台，唯西京多了一个国子监。南宋初，宋高宗在东南四处流亡，到建炎三年(1129年)由建康来杭，设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确定为临时都城。^[1]

宋初继承唐代旧制，将全国分为若干个道，设节度使分道加以管理，宋太宗时期，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度加强，开始废除节度使，改道为路，将全国分为15路，宋仁宗时增加为18路，神宗时又增加到23路，后因南宋国土面积缩小而减为17路。宋代的路与汉代的刺史州、唐代的道一样，最初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中央设在地方上的监察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权的扩大，逐渐演变为一级地方政府，与州县共同组成地方三级行政制度。初设21路，中间多次变动，分合不常，最多时为宋徽宗的26路。南宋时为16路。宋代的路级政府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组成。其中转运司主管一路的财政漕运，简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提点刑狱司掌一路司法刑狱之政，简称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司掌一路仓政、赈灾专卖之政，简称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公事；安抚司负责一路的军政事务，简称帅司，长官为安抚使。四司中，除了安抚司，其他三司还负责对一路所有官员的监督，所以又合起来称为监司。四司及长官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他们共同向中央政府负责。南宋时为了筹措军费，设立了几个专掌某一地区财赋总领所，被简称为饷司，地位高于主管一路财政的漕司。除长官外，每司各设有副使及判官若干人负责具体事务。行政区路之外，还有一种军区路，如陕西有鄌táng延路等，河北有高阳关路、定州路等。^[42]

在宋朝初期，大多数地方的行政系统沿袭着唐五代时期的旧制度。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初把天下划为十三道，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改道为路，逐渐变成为路、州、县三级。宋初在全国实行州县两级制度，与前代比较单一的州县制度相比，宋代的州县行政系统中包含多个并列的平行机构，其中州级行政体制包括府、州、军及管县的监，县级行政体制包括县、军使及与县平级的监。宋代的监有三种：一是可以统县的监，一是与县平级的监，一是统于县的监。^[42]

宋代的州按户口的多少分为六级：雄、望、紧、上、中、下。州的行政级别不同，长官的品级也有很大差别，一般紧望以上州的长官为二、三品大员，属于高级官僚行列，而下等州长官仅为六品。州县长官为知府、知州、知县、县令等。州级政府另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和知州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共同管理州务。除知州、通判外，州府还设有录事、司户、司法、司理等曹参军，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另有设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州，往往一县，一寨即是一州。如四川的黎州，下辖54个羁縻mí州。北宋后期，全国共有州360多，羁縻州800多。^[42]

在州之外另有府，是在宋代则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并重的地方设府，在重兵驻扎的军事地区设军，在重要工业区域设监。其余的均为州，行政地位大约为：府大于州，州大于军、监。 宋代府的设置原则与唐代相似，即在京城、陪都、要地设府。府在行政级别上比州略高。北宋最多时设34个府，这些府又分为首府与次府，首府相当于直辖市，包括宋代四京府，即东京开封府（南宋时变为临安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次府主要设在一些大都会，如成都府（今四川成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等。^[1]

军与监是宋代特殊的州级行政组织，军的地位略低于州，军最初为军管区，五代以后逐渐成为行政区，宋代成为兵、民、军、政一体的行政区域，多设在边境地区战略要地。与州相比，在职官设置上一般只有不设通判的区别，但在个别边防要地或是人口繁多地区也会设置通判。军下多领一县。军在宋代初设时并无行政等级之分，仅有直隶与非直隶之分。北宋中期，军使仅用于非直隶军，并有明确的行政等级区分：直隶军相当于下州，非直隶军隶属府、州，相当于县。州级军发展后，可升为州。监一般设在采矿、造钱、产盐、产茶及养马等国有手工业及畜牧业发达的地区，由于其特殊性，直接归中央财政部门管辖。有的监与县平级，如徐州利国监、同州沙苑监，前者是冶炼区，后者是牧区。州级监的长官为知监事，县级监的长官为监使。除个别地方外，一般也不设通判。^[1][42]

宋代的县也是按户口多少分为八个级别：赤、畿jī、紧、望、上、中、中下、下等。其中四京所辖县为赤县和畿县，其长官的级别等于或略高于中下州的长官。县是宋代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县下设有镇，镇一般设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草市，相当于商业区，镇不是正式的行政组织。另有乡里等乡村组织负责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宋代县级长官有知县和县令。一般由京朝官（即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如大理寺丞等）出任的称为知县，由选人（即地方政府的属官如司理参军等）出任的称为县令，县令的级别低于知县。知县或县令掌一县政务、司法与财经，边疆地区的知县兼管军政，县丞为副长官，县丞主管矿冶、税收、农田水利等，其下设主簿与县尉，主簿负责官物的出纳与文书管理，县尉负责治安。一般仅有大县官员完备，一千户以下的中小县一般只设县令、县尉，四百户一下的小县只有主簿或县尉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城寨等多在边防地区。^[1][42]

由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宋代人口增长比较迅速。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共6499145户，人口约3250万。^[43]宋朝人口剧增，以崇宁元年(1102年)为例，当年全国人口户数总量为20264307户。宋朝人口峰值在徽宗崇宁年间突破1亿人口，南宋大致在6000至7000万左右。^[3]由于辽、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政权不断对赵宋王朝进行干扰，导致宋朝中后期战乱频发。大批中原人口再次南徙。^[44]南宋战乱频发，政府兵力短缺，影响了正常的日常人口增长。从宋太祖末年至宋真宗天圣七年(1029年)，人口由几百余万户增长到一千余万户，历时约83年，达到2000万余户。战事平息后，在1078年至1162年，中国西南地区成为宋朝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45]根据估计，南宋人口最高峰为嘉定十一年（1218年），户口达到1360万。嘉定十六年 (1223年)为1267万户。按每户5口计算，人口总数在6千多万以上。^[46] 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23]

北宋的人口稠密地区有两大区域，北部仍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而南部则以浙江，福建，江西和四川为主。崇宁年间，受宋、西夏战乱影响，华北各路中以京畿路（今河南开封）人口最为集中，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26万。而永兴军路（今陕西西安）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也有户23万。南宋因与金朝交战，江淮地区的人口密度急剧下降，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的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在靖康之乱之后，中原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移的情况。靖康之变至《绍兴和议》和金帝完颜亮南下时期，南方人口急剧增长。^[1][47]

宋代的官僚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宋初到神宗元丰改制为第一阶段、元丰改制到北宋覆亡为第二阶段、南宋时期为第三阶段。每一阶段官制的内容、运作机制都不同，导致整个官僚制度内涵异常繁复。^[48]

北宋前期，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以前，中央中枢权力机构是围绕着限制宰相权力而建立的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是宋代的宰相府与主管全国军政事务的枢密院的合称，而三司则是宋代专门设立的主管全国财政事务的机构，二府三司共同组成北宋中央权力中枢机构。^[49]

其中宰相府在名义上沿用了唐代中书门下政事堂的名号，但其权限被大大削弱，被削夺的权力授予了新设立的枢密院和三司。宋初沿用了唐代的旧制，以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办公机构，设于宫城中，是当时最高的行政机构。在政事堂工作的主要有正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副丞相参知政事。北宋前期的正丞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般设一到两名，或两到三人，特殊情况下设过四名正宰相。正宰相多带有馆职，并以馆职来排次序，一般情况下，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作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最早设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分割当时的权相赵普的权力，参政知政事一般固定为两员。当时为避免赵普揽权，所以宋太祖设参知政事以分其权。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副手，习惯上与枢密院长官合称为“执政”。可以在政事堂办公，与宰相议政，还有权与宰相轮流职掌中书门下大印，所有宰相发布的政令，没有参知政事的签字画押，视为无效。^[49]

枢密院作为北宋前期的宰辅机构的组成部分以及最高军事机构，习惯上称为枢府、西府，其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枢密院分掌军政，与中书对称“二府”。宋代枢密院的正副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亦属宰辅之列，他们与参知政事一起并称为“执政”，如果加上宰相，就合称为“宰执”。虽然枢密院制度贯穿于两宋之始终，但其权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削弱，尤其到了南宋，枢密院实质上沦为隶属于宰相的机构。^[49]

宋代，盐铁、度支、户部三个国家财政管理部门被称为三司，三司制度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当时完全隶属于宰相，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北宋初期，出于弱化相权的需要，三司才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北宋前期的三司是财政主管机构，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三司副使。三司使号称“计相”， 计相拥有相对独立于宰相的权力与地位。三司使的职权是总掌全国的财政事务。宋代三司及三司长官的职权，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财政上。三司长官除了总管全国的财政出纳及钱谷大权外，还掌握着与财政有关的官员的选任、考核及监督大权。三司只存在于北宋前期，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定官制，三司完全被取消，权力并入户部，而户部则被宰相领导，直属三省。^[50]

元丰五年（1082年），在皇帝亲自主持之下进行官制改革，废除了前期实行的官僚制度，依照《唐六典》重新设计官制，宰相制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此时起到南宋末年，宰相制度有多次变动，这些变化更多的体现在宰相称谓的变更与权力的变迁等方面。元丰改制时废除了北宋前期的正副宰相，恢复了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的唐代旧制，但三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侍中与中书令均有名无实，而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左、右宰相，其中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履侍中的职责，为首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履中书令的职责，为次相。改制后的宰相制度部分的恢复了唐代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权力机制。 元丰改制中，废除了参知政事的职位，由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组成新的副宰相班子。元丰改制使正宰相的编制趋于固定化的同时增加了副宰相的名额（正宰相由原来的二到四人固定为两人，副宰相则由原来的两人增加为四人）。此外，枢密院被保留下来，以知枢密院和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宋哲宗元祐年间，又设签书枢密院事为第三副长官，都归于柄政官员。^[51]

政和二年（1112年），在蔡京的主持下，对宰相制度做了局部改革，这次改革主要限于对宰相名称的改变，即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是虚位。同时蔡京自称“太师”，主管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事务，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到了靖康元年（1126年），废除了太宰和少宰，恢复了元丰旧制。^[42]

宋高宗南渡后，也对宰相制度和称谓进行改动。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同时撤销尚书左、右丞的官称，中书、门下并合。^[48]

乾道八年（1172年），再次改革宰相制度，撤除尚书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改为左、右丞相，保留参知政事的名号。同时将门下省并入中书省。左右丞相主持中书省政务，兼任尚书省长官。这样，尚书省虽然还保留着统辖六部的权力，但由于其长官由宰相直接兼任，独立性大大减小，其部分事权已经被中书省所兼并，尚书省出现了虚化的趋势，这就相当于三省合一。^[51]

官、职与差遣相分离的任官体制是唐中期以来使职差遣制度的延续，同时也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物。既有三省六部的政治机构，又有三司、枢密院、审官院、审刑院等实际主管机构。这里所谓的官，又称为官阶，即一个人本来应该担任的职务，如刑部尚书、吏部侍郎、工部郎中等，这些职务在北宋前期并不实授，只是用来确定官场地位与俸禄的标准，只表示品级和俸禄级别，又称为寄禄官。职本来是文学之职，在中央殿阁等机构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的高级文官，后来作为中高级官员的加官，主要职能在于提高资序、威望，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当时，最重要的是差遣，也就是实际任职的职位。这三者共同构成高级官僚的职衔。官、职与差遣相分离的任官体制主要存在于北宋前期，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制度，但某些特殊的岗位仍然沿用这一制度。^[52]

由于管理制度的繁复多变，机构庞大，加上科举制和恩荫制度的发展，导致宋朝“三冗”问题突出，统治集团队伍膨胀。宋朝为此强化监察机制，设有谏院和御史台，合称为“台、谏”。宋真宗末期，御史台和谏院各置六员，每月必须有一员奏事，否则罚钱，若上任百日无奏事，便会被罢官或者罚辱台钱。他们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进行弹劾，还可以“风闻奏事”。此外，台谏经常上奏直谏，指责朝政得失和皇帝不当言行，限制皇权。^[50]

大理寺是宋朝最高司法机构。北宋前期的大理寺是慎刑机构，只负责依法断决地方上奏的案件，不负责开庭审理。元丰改制以后，置大理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二人，主簿二人。流刑以下由大理寺全权决定，死刑报告御史台后在大理寺复审。^[53]

宋初刑部只负责全国案件的复核，以及官员犯罪的处罚、赦免等。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防止大理寺及刑部舞弊，又在禁中增设审刑院，以一到两名朝官知院事。本来大理寺判决后只需要由刑部复查的案件，现在需要再经过审刑院详议。实际上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元丰改制之后，审刑院被并入刑部。^[53]

宋代御史台除了监察职能之外，也具有司法监督和审判重大疑难案件的职能，御史台的大多数官员都会参加司法审判。御史台的司法管辖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朝廷官员犯法的重大案件；二是法官受贿而导致的冤案；三是负责处理其他机关不能决断的案件；四是受命审理地方的重大案件。^[53]

这四个机构皆是向皇帝上诉的渠道，凡是经过地方审断仍旧不能平的案件，可经由登闻鼓院、检院、理检院投递诉状，由皇帝指定官司重新审理。如果登闻鼓院、检院、理检院不接受上诉，仍可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皇帝。但上诉人必须依照法定的次序逐级上奏，如果违反规定上诉，也会被处罚。^[53]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乡贡明法张自牧、工部尚书窦仪上书请求修订刑统，得到太祖的批准，并令窦仪负责这件事。建隆四年（963年）修成，并在全国推行，史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54]

《宋刑统》共十二篇、三十卷、五百零二条。其体例模仿唐末五代以来的刑律统类，如唐宣宗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等。《宋刑统》在体例上的创新有两点，一是刑律为主、律敕合编，《宋刑统》的律文之后，还收录了唐开元二年至宋建隆三年间带有法律规范的敕。二是篇下设门，就是将大概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条文汇总为一个门类，十二篇共有二百一十三门。《宋刑统》为宋朝开国第一部法典，因而历代君王不好直接修改，再加上律敕合编的形式，能够弥补律文的不足，因而整个宋朝都在使用《宋刑统》，没有什么改变。^[54]

宋代的土地制度有三个特点。其一，沿袭了晚唐以来鼓励开垦的政策，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诏，让地方官吏告诉百姓，能够开垦荒地，种植作物的人，只收过去的旧租，永不检查土地情况。学者刘复生认为：北宋前期高度重视、鼓励垦荒，这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从制度上来说是对没有授田政策的一种补赏。其二，放任土地买卖，不抑兼并。宋代不抑兼并是对晚唐以来土地兼并盛行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这一方面使得原本无地的农户获得土地后可以脱离地主成为自耕农，另一方面又为官僚富豪兼并土地提供了方便。其三，国家维护土地私有权，并制定了详细的交易法律。宋代对土地买卖也并不是完全无限制和无条件的，但总体上来说，国家的干预逐渐减弱，土地兼并的程度是逐渐加深的。^[55]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租佃制度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宋代的经济形势。宋代形成了一种城乡户口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分开的新型户籍制度，称为主客户制度。由于商业的发展，宋代实行城乡分开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镇人口单独设立了一个种类，称为“坊郭户”。宋代又将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有常产的民户则称为“主户”，两者分别列入户籍，又按照资产的多少，将主户分为五等。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客户。坊郭客户是城镇里的贫民，多是小商贩、雇工、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佣工等。官户则是指品官之家，地位高于普通民户，并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的特权。而官府的杂役由普通民户(主户)轮流负担。^[56]

宋代的田赋沿袭了唐代杨炎创立的两税法，是对有常产的主户征收的土地税。北宋初年，由于全国面积广大，各地农业生产收获的时间不同，因而两税征收的时间也不相同。后来按照后周的规定，统一改为夏税六月一日起征，秋税十一月一日起征。税额本身不算高，但有很多种附加的剥削名目。如两税运输有时需运至较远仓库，于是缴纳赋税的民户需额外缴纳运费，称“支移”。两税缴纳的内容以粮食为主，但官府经常临时改变名目令税户折纳，再利用物价变动，使税户的负担成倍增加，称为“折变”。另外，还经常以补充税物损耗为名而加征，称“加耗”。这些附加剥削原则上规定先富后贫，户等高的多缴。但在实际生活中，富人往往串通官吏作弊，用假的田契，将田产诡称献纳或典卖于寺观官户(指品官之家)等可减免赋役之处，或多立户名使田产人丁化整为零，以降低户等，逃避赋役这样先富后贫的征发原则并不能充分实现，繁重的赋役很多被转嫁到下户、客户头上，造成社会分化进一步严重和社会矛盾的尖锐。除田租外，宋朝还设置了商税及各种杂税，剥削严重。^[57]南宋朱熹曾说，自古以来各种盘剥百姓之法，宋朝都齐备了。^[58]

宋代徭役分为职役和夫役，职役是按户等轮流担任基层衙门的吏职及乡村办事人员，上户承担较多，下户承担较少，上户往往逃避服役，将职役转嫁给下户。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募役，此后又多次更改制度，南宋时差役募役共行。夫役则是力役的延续，宋代力役多由厢军承担，也有差遣民户充任，下户及客户负担较重。^[57]

宋代科举主要沿袭五代制度，设置进士、九经、五经、明经、明法等科，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其他的科目又被称为诸科。宋神宗时曾废除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时又复设，延续到北宋末，南宋也曾设置过。除定期举行的常科外，又有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不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制科。宋代制科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南宋也举行制科，增设博学宏词科，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的制度也更加完善，如为防止作弊，实行糊名、誊录、别头试^[注2]等制度。^[59]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 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 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每次参加解试者达 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也达 6000 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60]

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二司为侍卫亲军司与殿前司，三衙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与殿前都指挥使。宋代武官有节度使、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和刺史等。南宋时期由于抗金需要，在前线地方设置安抚使司，在边疆地区设置经略使司。^[61]

北宋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及乡兵。其中禁军为北宋的正规军，主要沿袭五代的制度。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收编各地地方军精锐编入禁军，至宋仁宗时禁军兵力达80万，大部屯戍北方。北宋实行募兵制及更戍法，禁军以三年为期，轮流屯戍各地，家属住在军营内，不得随行。长期轮戍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严重，因而王安石变法时实行将兵法，将禁军及各地有战斗力的部队编组为“将”，每将2000至10000人不等，以正副将为长官，全国共140余将。^[62]

宋初选拔各地军队中的精锐补充禁军，未入禁军的则留在本地作为地方军，是为厢军。厢军虽为地方军，但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因而又被称为役兵。厢军军籍属于枢密院（元丰改制后属兵部），由地方州府管辖。北宋初期，地方还有大量的民兵，称为乡兵。乡兵大多以征兵制征召，且为强制性，故北宋中期之后逐渐废止。王安石变法中实行保甲法，改革民兵制度，为保甲民兵。^[62]

南宋的正规军称“大军”，以区别于已经溃散的原北宋正规军禁军，原有的禁军部分编入大军，其余多降为地方军或役兵。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设置御营使司，御营使司长官为都统制，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各以统制为长官。建炎四年，撤销御营使司，兵权归枢密院。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整编军队，组建新的三衙军，并改称“行营护军”，分别以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吴玠所部为前、后、中、左、右护军。^[63]

宋代募兵制取代了征兵制，宋朝不论禁兵、厢兵，宋神宗以后的土兵、弓手，还是南宋屯驻大兵大都采用招募的办法。宋军兵源大致来自招募、配隶和抓伕fū三个方面。宋朝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是一项传统的国策，宋朝还会用罪犯充当厢兵。不少破产的农民，逃荒的饥民，确是将当兵作为谋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但是，在军情紧急、兵源枯竭的情况下，抓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北宋招兵时，主要是依据被募者的身材高矮，而确定分隶上、中、下禁军和厢军。宋朝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故招募兵士往往称为“招刺”，刺字的目的是为防止军士逃亡，刺字部位有脸、臂和腕等。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宋时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才会被刺字。南宋时一般实行效用、军兵两级制，而效用可以不刺字，所以当时有些壮士不愿募充军兵，而只肯募充效用。^[64]

宋军装备以弓弩等冷兵器为主，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已较广泛地装备部队，但仍居次要地位。宋朝缺乏马源，不重视建设强大的骑兵，是宋军的严重弱点。宋时兵器以弓弩为主，弓可步兵和骑兵通用，弩其实是弓的一种，一般用足蹶开张，故只能由步兵使用。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宋时衡量一个人的武技，考核军士的军训水平，主要是看能挽多大的“弓弩斗力”。宋代的主要冷兵器有：床子弩、神臂弓、克敌弓、大斧和麻扎刀等。北宋时期，砲pào兵也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兵种出现。^[65]在火药兵器方面，宋朝也有较快的发展。宋朝已经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火药兵器大致可分为燃烧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类，且这些火器已经装备军队，特别在南宋中期和后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66]宋朝的盔甲也已发展到了完善地步，宋朝的盔甲分铁甲、皮甲、纸甲三类。军士的盔甲一般分头鍪móu、披膊、身甲、吊腿等部分，并会佩戴铜铁面具，骑兵也有马甲。宋代在与辽、西夏、金等对抗中，总的趋向是愈来愈重视使用全装重甲。^[67]

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的独特之处，突出表现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盛与持久。两宋时期的辽、西夏、金均由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所创建。他们在保持本民族习俗与规范的同时，努力向中原王朝学习。从政治制度到生产方式、从思想文化到社会风俗，全方面实现汉化。他们与中原王朝一样，也拥有稳定的政治中心、系统的官僚制度、强大的常备军队，也从事农业生产、进行儒学教育、重视文官政治。他们的政权性质与中原王朝越来越接近，在双方的对峙中，汉族政权的优势越来越微弱，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制约也越来越无力。^[24]

宋朝外交机构走向完善成熟，职能分工也越来越专业化和细致化。景德三年（1006年），国信所由入内内侍班转化而来，是主要负责宋、辽、金外交的专责机关。主要职责是奉命出使，招待外国来使，派遣随行翻译，措置外国来使在宋活动，参与外交使臣的遴选。中书、枢密院也参与处理外交事务。宋初，中书门下的礼房掌管递送外国文书和诏命。元丰改制后，枢密院还负责外交代表往来等事宜。枢密院处所增加，其中枢密院北面房和河西房关乎辽、夏外交事务。中书和枢密院共同参与择选外交使节的过程。^[1][18]

宋建国前期，“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观念逐渐形成。在澶渊之盟之后，以物质换取和平的观念也随之兴起。宋朝的对外政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保守的。宋神宗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想随着宋人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很快就消失了。其后，由于保守主义直接造成了宋初中后期军备废止、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北宋后期，金军大举进犯，主张坚决抵抗、积极防御的现实主义思想，不久就被折衷的屈服主义思潮所吞没。宋朝的统治者在外交上受到了传统儒学的影响，他们希望走“王道”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宋朝的外交主张“以和为贵”、“以德抚远”，主张建立一个对外的和平环境，即以政治、经济、文化为目的，而不使用武力。尽管宋的和平外交理念能够在东亚政局中起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作用，但事实上，宋的统治者往往会以“和平”的名义，妥协、让步，尤其是在战争中畏首畏尾，畏首畏尾，不愿诉诸武力解决纠纷。^[68][69]

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朝贡和交聘两种不同模式的外交在两宋都有出现，并正常运行。以交聘模式而言，宋辽之间泛使的差遣有着较深的影响力。宋金交聘也借鉴了许多现成的旧例、故事或礼仪。而后导致统治者习惯于和平谈判模式。朝贡模式相较交聘模式，宋朝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待遇，如朝贡使的入境会分为赴阙和不赴阙两种，不赴阙者在边境犒设之后，可能就要返程。朝贡使入境后，引伴官往往是沿边路州军所差低级官吏，而很少朝廷差使。到京后，有些贡使得不到面圣，仅是在殿外立班，也得不到御宴和在馆驿的宴赐，一些外交活动也无法参加。朝贡模式内部，也会因蕃国秩序而出现差别待遇，国之大小、远近等均被作为衡量蕃国秩序的因素。南宋与北宋在外交运作上有很大不同。南宋时期很长时间是不予朝贡使节入境赴阙。南宋时期朝贡外交往往非都城外交而是边境外交。在贡物的入境问题上，南宋出现了贡物收受十分之一的现象，贡物在边境收接后，仍要差人运往行在。南宋朝对朝贡外交多是比较冷清。在交聘模式上，南宋因名分问题、陵墓宗属的存在，在受国书仪式、国书内容、遣使等方面与北宋不同，抢夺国书、贺上尊号使、祈请使等内容也在宋金交聘的史实中多次出现。^[70][71]

从北宋建国到辽国灭亡，宋辽关系可以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为分界。此前双方以战争为主，也有短暂的和平。合盟之后，双方维持了118年的和平。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两国签订海上之盟相约攻辽后，北宋于宣和四年（1122年）进攻辽国的燕云地区，双方再次进入战争状态，直至宣和七年（1125年）辽国灭亡。^[72]

北宋建立后，宋与西夏的关系较为紧密，双方遣使互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趁西夏内乱，试图吞并西夏，双方开战。此后宋与西夏连年交战，只有西夏国主李德明当国的二十七年间，很少发生战争。^[73]宣和元年（1119年），西夏在北宋的进攻下与宋议和，向北宋称臣。南宋建立后，由于金国的南侵，宋与西夏间没有了直接的领土接壤，双方联系逐渐变少。一些宋朝边将也有过联合西夏对抗金国的想法。^[74]

金国崛起后，北宋派人出使金国，双方联合攻辽。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两国签订海上之盟，至宣和七年（1125年）辽国灭亡，宋金双方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同年金太宗下诏攻宋，至南宋绍兴元年（1132年），这期间为宋金交战，主要是金攻宋守。绍兴三年（1133年）开始，宋金双方战和不定，最后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一次议和完成，是为绍兴和议。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并由金国册封为皇帝；双方约定疆界，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绍兴和议后，双方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宋金双方再次进入战争状态，此后双方或战或和，直到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共同灭金。^[75]

13世纪初蒙古崛起后即开始对金国的战争，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军队围攻金国中都，即派人出使南宋，宋蒙两国开始交往。金国在抵抗蒙古军队失利后，对南宋发动进攻，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损失。蒙古趁机派人联络宋朝，宋朝也希望与蒙古联合，以减轻来自金国的压力。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出使臣前来探讨与宋朝合作共同对抗金朝的事宜，双方达成约定，于次年出兵攻金，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攻陷蔡州，金国灭亡。^[76]金国灭亡后，南宋试图向北收复故地，与蒙古军发生冲突，次年决定侵宋，双方正式开战。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继续侵宋。祥兴二年（1279年）崖山之战后，宋朝灭亡。^[77]

北宋建立后，希望与日本建立邦交及贸易关系，而日本方面限制对外交往，只允许少数僧人经敕许后可以去宋，对两国邦交则十分保守。这一时期中日民间则存在贸易往来，由于官方的限制，宋朝商人避免在官方指定的停泊地点靠岸，而是在西国的博多、坊津、今津、平戶、肥前神崎郡的神崎庄等贵族庄园所在地进行走私贸易。日本方面的限制逐渐成为有名无实，庄园走私贸易则日益成为公开贸易。南宋孝宗时期，宋朝有意开展中日贸易，而此时日本国内掌权的平氏也抛弃了排外的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双方共同促进了南宋时中日贸易的高潮。^[78]

北宋建立后不久，高丽便派出使者，主动向北宋进攻，而宋太祖遣使册封高丽国王，高丽则改用北宋年号。自此，双方使者来往十分频繁。宋太祖北伐辽国之时，曾遣使要求高丽出兵援助，高丽也曾在被辽国进攻时向宋朝求救。但宋朝此时对辽国实行消极防御政策，因而回绝了高丽的请求。此后高丽不得不向辽国臣服，使用辽国年号，但仍多次遣使前往宋朝求救，希望宋朝能出兵攻辽。到11世纪中朝，宋朝部分大臣重新主张联丽制辽，于是宋神宗即位后，北宋朝廷便恢复了同高丽的和亲与通使，并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往。^[79]

北宋初年，西北地区的党项、回鹊、吐蕃三大民族集团长期以来保持着实力基本均衡的格局。直到李继迁叛宋附辽，党项迅速崛起，吐蕃、回鹘为了打通丝绸之路，确保与中原交通往来，尤其是河西吐蕃和甘州回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北宋联合，吐蕃政权多次遣使赴宋，愿意配合宋朝讨伐党项，甘州回鹘也遣使前往宋朝，与宋朝联合。但宋朝对它们的支持只停留在封授官爵、优赐器物而已，最终河西吐蕃与甘州回鹘都被西夏灭亡。^[80]

宋朝初年，安南丁部领派遣使者向北宋进贡，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此后安南的前黎朝、黎朝都曾向宋朝进贡，宋朝也都册封他们。^[81]安南李朝除了与北宋保持友好往来，同时也屡次侵犯宋朝边陲，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北宋与安南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安南战败求和结局。^[82]南宋时期，安南也多次派遣使者入贡宋庭。^[83]

宋朝建立后，大理国即派遣使者，希望得到宋朝的册封。宋朝则对大理国的册封要求采取了一再推诿的态度。从公元965年至公元1116年，北宋共拒大理国的册封要求达十一次之多。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才有了明显转机。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大理国主段正严派遣使者向宋朝进贡。宋徽宗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84]南宋时期大理国继续向宋朝进贡，宋蒙战争时还曾派兵帮助宋朝。直到1253年忽必烈绕道攻宋，灭亡大理国，大理始终是宋朝的臣属^[85]

在宋代，生产力水平较汉唐有大幅度的提升，农业高度发达，手工业全面发展，许多新的生产技术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得到推广应用。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刺激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开放的城市管理模式使商业城市与市镇应运而生，城市商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海外贸易也空前发达。在商业经济的推动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得以发行流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宋朝人口的快速增长。^[11]

宋代均田制已分崩离析，私人土地所有制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度。与此同时，租佃制度也得到普遍发展。农业经济发展要表现为农业人口成倍递增、垦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远超汉唐、经济作物产值提高等方面。 北宋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据漆侠统计：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总户数为309万余户，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的总户数达到2088余万户，134年间平均每年增加13.3万户，增率为4.4%。^[11]

宋初大部分土地荒瘠，在人口增多、政府积极号召农垦、大力推展屯田的情况下，垦田面积大幅增加，约为七百万顷。据统计，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达到了8亿亩。土地利用规模的扩大，是北宋农业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宋代确立了耕作制度，不少地区稻米亩产达到2至3石。北宋时2石稻谷大约可碾出1石米，据此将米折算成谷，则北宋苏州地区亩产稻谷高达4至6石。宋代江南地区农业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也随之流行开来。粮食产量的剧增与新式农具的使用及新物种的引进密切相关，如宋代江南地区普遍使用的“秧马”（种植水稻的工具）便是一种高效而省力的新式农具，同时期从越南引进的耐旱的占城稻使水稻的种植地域从南方扩大到北方，使北方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86]

北宋时期经济作物分布广泛，产值很高，其中以桑麻与茶叶的产值最高。北宋时河北地区以盛产桑麻而著称，有“从来河朔富桑麻”之美誉。 茶叶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也很惊人，宋代产茶之地主要分布在江、浙、闽、湖、川峡四路及淮南路，产茶地区十分辽阔。另据《宋史》记载：北宋中期全国主要产茶区的茶叶总量达到5200余万斤，其中四川一地的产茶量多达2910余万斤，占全国总量的56%。^[1]

人口的增长、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北宋时期手工业的全面发展。手工业的发展繁荣主要体现为手工业门类齐全、规模庞大、分布广泛、技术先进、产量提高等方面。就手工业门类而言，计有矿产业、冶炼业、纺织业、煮盐业、酿酒业、造船业、造纸业、金属加工业、陶瓷制造业等数以百计的手工行业。全国出现几个重要的金属矿产中心：京东是主要的黄金产地，河北是主要产铁中心，陕西是主要的汞和铅产区，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矿冶基地，而广西以盛产锡著称。作为当时第二大手工产业的纺织业遍及全国。北宋时期的四京府及23个路级行政区均有纺织作坊，其中尤以东京开封府、河北路、京东路等路的纺织业最为发达。宋代手工业规模庞大，尤其是一些官营的采矿业、冶铸业、纺织业。徐州的利国监是北宋时期最大的冶铁中心之一，宋神宗元丰年间共有三十六冶，每冶百余人，是一个拥有约4000名工匠的大型冶炼基地。^[87]

宋代纺织业非常发达，丝、麻、棉等纺织业都有新的发展。宋代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大，质量也很高，织锦技术成熟，花色品种显著增多，纹饰图案更加丰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装裱书画的锦，其品种就达 40 多种。当时苏州的织锦、建康的云锦、成都的蜀锦等都极负盛名。两宋时期，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等远近驰名。棉纺织业的发展则相对较晚，此前多流行于海南岛崖山、云南哀牢等少数民族地区，到北宋时期，棉纺织业逐渐扩大福建、广东等地，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棉纺织技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88]

宋代的造纸业非常发达，尤其是竹纸兴起，其制造技术日臻成熟。此外，还发明了多种造纸新工艺，如用水碓舂chōng捣纸料，向纸浆中添加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等。宋代还创制了一些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纸，如金粟山藏经纸、温州蠲juān纸、新安皮纸、四川麻纸、天台玉版等。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除了用于文书及印刷，还用于制作纸衣、纸帐、纸被、纸冠、纸枕、纸鸢、纸瓦、纸牌等丰富多采的纸制品。以及如印制纸币和制作火器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9]

宋瓷是宋代手工业技术的又一重要体现。如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瓷(今平顶山宝丰县境内)、官瓷(今河南开封境内)、哥瓷(今浙江龙泉境内)、钧瓷(今河南禹州境内)、定瓷(今河北定州境内)等，在当时都享誉中外。其中汝、官、哥三窑均盛产青瓷，而五窑之首的汝窑烧制的天青釉色瓷为宫廷专用，有“天青色等烟云”之美誉。钧窑以红瓷为代表，其“红铜釉”以瑰丽异常的釉彩与变幻多端的色泽而著称于世。定窑以白瓷为主，其印花白瓷最具神韵。^[87]

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的革新让北宋手工业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是采掘冶炼业在技术进步下产量得以成倍增长。至迟到北宋中期，生铁年产量已有7.5-15万吨左右。^[90]

宋代经济发达的重要表现是商品经济的进步与贸易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区域性商业中心出现、都市商业极度繁荣、农村市场发展壮大、纸币的发行与应用、商业税收快速递增、海外贸易发达等方面。^[91]

北宋的商贸市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市场以汴京为中心；东南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以苏杭为中心；川蜀市场以成都府为中心；西北市场以永兴军、太原、秦州为中心。分布于东、南、西、北的四大区域性中心市场或商业中心的出现，带动了全国性商品经济的发展。

贸易繁荣使得货币与信用关系发展无前。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商业日益发达的北宋时期，铜铁铸币的发行量非常高。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宋代的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到神宗时发展到26 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为 183 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600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由于铜钱大量外流，宋代“钱荒”的问题始终存在。^[92]

宋代货币币种繁多、陌制杂乱、贯文不清。为了满足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及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北宋中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开始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最初在四川地区流通。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设置的一种存项凭信。商人之间的大宗贸易逐渐变成用交子来付款 ，使得“交子”逐渐具有信用属性，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纸币。后又有“会子”“关子”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北宋的商业税额也日益增加。商业税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数额的攀升，二是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从至道中（995—998年）到皇祐元年（1049年），商税从400万贯激增至2200万贯，大约50年间增长了5.5倍。宋太宗至道初，商税占货币总收入的18%，到了真宗天禧末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5.4%，到皇祐元年（1049年），达到56.4%。^[11]

北宋时期由于陆路交通阻塞，海外贸易异非常活跃。受周边民族关系的影响，汉唐时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北宋时被阻断，于是另一条丝路逐渐从东南海域开通，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丝路，北宋官方及民间商人与海外70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固定的商贸关系，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沿海港口城市不断到访的海外商人和不断增多的海外商船，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贸易海港。北自山东半岛，南至海南岛，许多海港在沿海一带迅速崛起。在众多贸易港中，以广州港与泉州港最为繁荣。北宋时期，政府最早在广州港设立市舶司，其对外贸易收入一度占到全国外贸总收入的90%以上。而泉州港也因为港口优良、交通便利，有“闽粤领袖”之美誉。泉州的海外贸易自唐末五代逐渐兴盛，到了北宋中期，已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国际性海港，在对外商贸中，逐渐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宋代的商人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与商队，海外足迹遍布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的大部分国家与地区 。^[93]

宋代出现了中国哲学历史的转折点——宋学（又称为新儒学、理学等）。宋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文化底蕴，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精髓，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理论精华，构建了天、地、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准，并对此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刻影响。除了哲学思想，宋代的文学、史学、宗教等也大放异彩。^[94]

宋学是不同于汉代章句训诂gǔ之学及天人感应学说的“新儒学”。宋以前的儒家学者守故蹈常，对已有的经义和疏论不敢多加议论。自魏晋以来，佛、道两教获得了大发展，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佛、道学者都积极提倡三教融合，主动向儒家靠拢，他们的教义和仪式变得容易被儒家士大夫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佛道的冲击下，儒学的地位受到威胁，在稳定统治的政治需要下，中唐以后，有少数学者开始谋求治学路数的改变，如倡导儒学复兴的韩愈等人。然而直到北宋建立后80余年间，儒学仍然沿着传统的路径在发展，严守家法师承，重视章句训诂。两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始终尖锐，这导致当时的思想界普遍存在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到宋仁宗庆历之后，在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等人倡导下，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儒学从此摆脱了章句训诂之旧规，向着融通天地、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思想体系。 从宋代开始，儒学也逐渐哲学化了，它逐渐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新学问。^[95][96]

宋学与传统儒学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学习和阐释儒家经典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但宋学有其显著的时代特点。宋儒非常注重义理和对怀疑精神的培养。如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北宋庆历以后，从学术领袖到一般读书人都以怀疑圣贤为题作文章。如欧阳修《易童子问》。在怀疑、否定先儒传注以及经文的过程中，宋儒普遍采用议论辩说的讲授或著述形式。从总体上，宏观地把握经典精神，抽象地研讨问题，注重理论阐释和主观判断。不守传注，而是自由讨论，评议经旨大义，他们大多贬斥章句训诂，而以经书义理（即大义）为切入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所以宋学又被称为“义理之学”。^[95]

宋儒注重创新，富于开拓精神。宋学各派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学术上，注重创新则是完全一致的。宋儒讲实际，重实效，富于实用精神。他们积极倡导和推动变法改新运动，重视从儒家经典中努力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宋儒注重对先秦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在其对先秦辩证法思想的阐释过程中，吸取了佛教善于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理学长于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精髓，穷究变化之理、联系之理、对立之理等等。在哲学层面上，宋学比汉唐儒学内容更丰富，思想体系更完整。各个学派思想概念更加明晰、哲学思辨性更精密。^[96]

宋学的主要流派有王学（新学、荆公之学、临川学派）、温公学派（司马光学派、涑水学派）、苏氏蜀学、关学（横渠之学）、二程洛学、朱熹理学、事功学派、宋明心学。王学即王安石的学术思想。 庆历新政时，王安石任官杨州，著《淮南杂说》。仁宗朝后期，其《万言书》充分表现了王安石以经术经理世务的政治构想。表明王安石已完成了自己学术体系的建构。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其学术思想通过科举等方式在北宋后期60年居官方统治地位，南宋高孝时与苏轼蜀学、程氏洛学并立，宋宁宗以后才逐步让位于理学。温公学派哲学思想总体上重复着正统儒家的旧观念，缺少新内容。司马光推重《中庸》，他强调“中和”之道，而“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其办法是“执中而已”。苏氏蜀学重权术、好议论，有战国纵横之学的成分，擅长做考究古今乱兴衰的文章。张载的关学从理论上批判了佛、道二家的唯心主义而以《易传》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根据，建立起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并实现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的结合。他强调气是万物的本源，曾祥细论述了气和太虚（宇宙）及万物的关系。张载于熙宁十年（1077年）完成其哲学代表作《正蒙》10卷，次年（1078年）病逝。他还著有《理学经窟》、《西铭》、《易说》等著作。二程洛学建立了理一的本体论，指出天理与人间的伦理道德是相同的。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集理学之大成，主要有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三部分。他建立了一套宽广、严谨的理学体系，并以其权威的方式确立了理学的传授道统。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子书，并为之作注，推动“五经之学”向“四书之学”转变。宋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事功学派否定理学家精心建构的道统，重实际，讲实效，与程朱理学在义利观等一系列问题上是对立的。^[95][96]

南宋时期，高宗朝，新、洛、蜀三学并峙而王氏新学仍居主导地位。孝宗时，三学并峙，而理学渐成显学。主要的理学流派有朱熹的闽学、张轼的湘学、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南宋后期（宁宗嘉定以后），理学大发展并确立了独尊地位。南宋后期的权臣史弥远与宋理宗积极扶持理学，1241年，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获得了从祀孔庙的荣誉，同时王安石被请出孔庙，宋理宗亲祀孔子，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正式确立了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大发展的同时，陆九渊的心学派、叶适、陈亮等人的浙东事功学派，也获得了不断发展。这三派均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95]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chēng）主张效法唐朝韩愈、柳宗元，掀起了北宋古文运动。宋仁宗时欧阳修提倡“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文风，作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同时欧阳修提携王安石、苏洵，又在任主考官时录取苏轼、苏辙、曾巩，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擅长政论文，重视文章的现实意义，作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苏轼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兼通骈散，擅长议论文、叙事记游之文、辞赋等，代表作有《留侯论》《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xún、苏轼、苏辙、曾巩六人代表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为“唐宋八大家”。^[97]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宋初王禹偁提倡学习杜甫、白居易，随后又有辞藻华丽，崇尚形式的西昆诗派。欧阳修、苏轼、梅尧臣等人相继而起，诗风随之一变，或平淡清新，或粗犷豪放。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南宋建立后，由于家国沦丧，爱国诗逐渐兴起。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陆游的成就最高，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宋朝后期有“永嘉四灵”“江湖派”等诗人或诗人团体，也都各有特点。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诗作悲壮激昂，代表作《正气歌》《过零丁洋》等更是流传后世。^[98]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俗俚，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磷，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样，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99]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发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99]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速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宋代大城市中有数十座“瓦舍”或“瓦子”，是一种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其中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00]

宋代史学发展显著。宋朝官修本朝史，除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以外，又有专记典章制度的会要，其记载全面详细，历经两宋三百年不断。宋初薛居正奉诏编修《旧五代史》，仁宗时欧阳修又受命编《新唐书》，私撰《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开创了《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列出标题，详细记录事件本末，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私人修史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等。此外，在典章制度记载方面，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宋代方志学也极为兴盛，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宋代史学还开创了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 2000种，并作辨证。^[101]

宋朝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最著名，宋徽宗亦工于正楷(号“瘦金体”)和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陆游、朱意、姜夔、张孝样、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宋朝画家中李成、范宽、李唐等工于山水，李公麟、刘松年善画人物，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汴京街市的繁荣景象，是风俗画的杰作。宋徽宗在绘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工花鸟。两宋一些画家绘画不求形似，崇尚意趣、神韵，被称为文人画。^[102][103]

两宋时期，除宋徽宗朝曾有短期崇道排佛外，佛教受到了历代皇帝的扶持，佛教文化繁荣发展。宋太祖下诏停止毁坏佛寺，并资助150多佛徒西去取经。雕印了第一部佛教总集。宋太宗劝臣下读佛经，设“译经院”翻译佛经。真宗曾撰写《崇佛论》，并亲自对其进行注释。宋代的佛寺和僧民人数因皇帝的大力推崇日益增多。天禧五年（1021年），宋境内有僧39.7万人，尼6.1万余人，寺院近四万所。^[104]

宋朝时期，南派禅宗在佛教宗派中风行。受儒家复兴及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禅宗由早期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内证禅”，转变成为以阐扬禅机为核心的“不离文字”的文字禅，成为宋代禅宗一大风格。禅宗也积极的与儒学及现实政治靠拢。禅宗之外，其他各宗如天台宗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05]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大力倡导道教。北宋皇帝对道教推崇备至，尤其是太宗、真宗和徽宗。宋太宗认为：“清静政治，黄老之深旨也。”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闹剧就是其利用道教迷信亲自导演而成的。宋徽宗宠信道士林灵素。《万寿道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道藏刻版，在政和年间完成。南宋诸帝中，宋理宗敬慕道教，推崇道书《太上感应篇》，使该书所宣扬的宗法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同时进一步推动儒道融合。宋代道教有许多流派，影响最大的是内丹和符箓两大派系。^[104]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朝对度牒控制严格，设置了多重机构控制度牒的印刷与发放，即以尚书祠部掌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籍帐，颁给度牒。又以开封府尹兼领功德使，监察督责度牒发行。^[106]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犯罪、文身，男19 岁以下、女14 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行者、尼童须经过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出家，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107]北宋以临时差遣使职或由州府判官、录事参军主持考试。南宋规定，僧道剃度要由通判以下五名官吏于长史厅试经。^[106]

宋代东南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有阿拉伯商人，他们为进行宗教活动，建立了许多伊斯兰教寺院，如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清净寺，扬州礼拜寺等。宋代东南沿海地区还有摩尼教流传，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108]

《梦溪笔谈》是由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所撰写的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共有三十卷，原书二十六卷，后又增加了《补笔谈》三卷和《续笔谈》一卷。全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和药议十七个条目，共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等。《梦溪笔谈》记载了宋朝以前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作者沈括自己的研究成果，书中记述的不少科学成就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13]

唐朝时期出现的黑火药在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其配方更为合理，应用也更加广泛。火药在军事上得到实际应用，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制造开始成为宋代军事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火药的应用又反过来推动了火药的研究和配方的改进，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了3个火药方子，使火药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效果。除了军事应用，火药在民间也有了新用途，如民间用于娱乐的爆竹、流星等。^[109]

唐代时期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有进一步发展兴盛，宋代雕版刻印了大量的典籍，如开宝四年（971年）于成都开始版印全部《大藏经》，历时12年才雕印完工，共计1076部、5048 卷，雕版多达13 万块。宋代印刷术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多色套印技术的出现，即在一块版上用不同颜色印刷文字或图像。这一时期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标志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活字制版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随时拼版印刷，印刷完毕以后可以拆版，从而重复使用。这样就克服了雕版印刷术印一次书刻一次版，难以修改，不好保存等诸多弊端。^[110]

两宋时期的中国数学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杰出数学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法细》《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取得了诸如贾宪三角、增乘开方法、大衍求一术、垛积术、会元术、纵横图等重要的数学成就。此外，在筹算简捷算法方面也有许多新成果，为珠算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条件。^[111]

宋代医药学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医学教育、理论、临床诊断治疗，以至本草、局方等方面全面发展。宋代很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其中四川成都医生唐慎微编修成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31卷，60 余万言，收录药物 1700 多种，成书后多次被官府修订再版，成为一部私著官修的本草书。宋代中医分科也更加细致，由唐代的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发展到宋代的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宋代名医辈出，如在儿科方面有创新的钱乙，著有《小儿药病直诀》，是中国第一部儿科学专书。在法医学方面，南宋宋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112]

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设有司天监、天文院，并记录了大量的天文现象，如1006年豺狼座超新星爆发和1054年天关客星爆发。宋代也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张思训设计制成的台水转浑象，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等。在历法方面，北宋最初沿用后周的《钦天历》，后宋太祖命司天监王处讷编成了《应天历》。宋代民间研究历法十分活跃，如民间历法家卫朴编成了《奉元历》。北宋存在168年，颁行10部历法，南宋存在152年，也颁行了10部历法，换历比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113]

宋代的建筑技术发展迅速，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的结构形式此时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各种形式的房屋建筑高低错落，起伏变化，很有特色。在砖塔建筑方面，宋代在全国各地建筑了数量众多的砖塔，形成了中国砖塔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宋代的桥梁建造技术已经成熟，在传统的拱桥和梁桥的建设方面有了不少技术突破。这时期建造的桥梁数量很多，特别是在宽阔水面建造了不少大中型桥梁。著名的桥梁有北宋时东京汴梁的虹桥，泉州的洛阳桥，南宋时泉州的平安桥等。^[114]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宗族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士族向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转变。宋代宗族社会中，宗族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宗族可以维持族内封建秩序，平息族众的反封建行为，督促族众缴纳赋税，从而巩固封建王朝对基层的统治。也可以裁判族内民事纠纷，维护封建财产继承关系，保持基层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宗族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授与勤奋风气的倡导，在灾荒之年能够发挥一定的赈济功能，从而保护自然经济的发展。此外，宗族依靠其经济力量与影响力，能够承担一些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如修补道路、修建桥梁等。而在文教方面，宗族在地方上兴建族塾、义学，资助士人，对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作用。^[115]

宋代的统治者重视文治，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服饰服饰式样封闭，色彩庄重，色彩趋向单一化。服装纺织以丝、麻等为主要原料，其次有棉。^[8]

宋人吃五谷杂食、饮酒喝茶。一般一日三餐，两次正餐，中午为点心。饮食结构以淀粉杂粮为主。蔬果品种丰富。肉食方面，北方上层社会是以羊肉为主，猪肉为辅的饮食结构。南宋时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因此吃羊肉的习惯也影响到了南方。为了农耕需要，宋朝禁止宰杀耕牛，牛肉为当时的珍贵食品。此外有鸡、鸭、鹅等家禽，各类野味和水产。肉类食品也有较发达的腌制、腊味、糟味等加工手段。茶和酒在宋时普遍流行。因为盈利丰厚，因此由官府专营。宋人多用开水点冲茶叶细末，称为点茶。宋代出现了黄酒、果酒和配制酒等多种类别的酒。宋代城市餐饮业发达，各种形式的餐饮、食肆、茶肆应有尽有。^[8]

宋代居民建筑形态多样，城市内多为瓦房合围院子。农村以草房为主。南方城市多以砖石铺设地面。^[1]

宋朝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畜力，以驴马为主。货运则用驼、马、骡等。宋代车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因为缺马，畜力车大多以牛车为主，也有驴车、骡车。北宋官员只能骑马，只有重臣和有疾者能乘轿。而且，平民也常常被禁止乘坐轿子。南宋初年，赵构因路滑，命官吏能乘轿。宋朝海外贸易繁荣，福建海船享誉天下。除了传统帆、桨外，还有人力驱动的车船。并且宋代已经将指南针用于航海。^[8]

宋代的休闲娱乐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节日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休闲、书院休闲和养生休闲等。在节日休闲方面，传统节日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使节日更加隆重、欢快，而且形成了许多新的节日，如开基节、天庆节等。在旅游休闲方面，宋代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群体开始形成、旅游活动方式多样，为人们开展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体育休闲方面，宋代蹴鞠、相扑、水上体育活动等深受百姓喜爱。宋代是书院发展的勃兴时期，书院除原本的文教功能外，因具备优美的自然风景、丰富的人文景观、完善的休闲设施，成为士人休闲的公共场所，备受休闲者的青睐。宋人也非常注重养生，他们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养生理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养生类诗文和一系列宝贵的养生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养生观。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界限被打破，集市、夜市、草市大量出现，也丰富了宋代士民的日常生活。^[116]

宋代生育习俗主要有催生和分痛、满月和洗儿，百晬zuì与周晬。并且存在杀婴现象，多杀女婴，主要以福建、江西、两浙地区最为严重。宋朝鼓励生育，法律上禁止杀婴。宋朝因为门阀制度衰落，科举制度繁盛，因此婚嫁择偶重视科举官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从五代起，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逐步衰落。宋廷虽然编修礼书，但是除了皇室、官员，社会上很少采用六礼。民间婚姻主要流程为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参拜礼、交杯酒、拜门、燰wēi女。宋代官私礼书对于丧葬礼仪规定比较简便，皇家丧葬经常从简。民间丧葬习俗有烧纸钱、避回煞等。宋代丧葬依照礼法应该采取土葬，但是受人地矛盾和宗教影响，火葬也在民间流行。^[8]

宋朝（960年-1279年）庙号谥号姓名在位时间年号生卒时间追尊先祖宋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宋僖祖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赵朓---宋顺祖惠元睿明皇帝赵珽---宋翼祖简恭睿德皇帝赵敬---宋宣祖昭武睿圣皇帝赵弘殷--899年-956年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宋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赵匡胤960年-976年建隆 960年-963年 乾德 963年-968年 开宝 968年-976年927年-976年宋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赵炅976年-997年太平兴国 976年-984年 雍熙 984年-987年 端拱 988年-989年 淳化 990年-994年 至道 995年-997年939年-997年宋真宗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赵恒997年-1022年咸平 998年-1003年 景德 1004年-1007年 大中祥符 1008年-1016年 天禧 1017年-1021年 乾兴 1022年968年-1022年宋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赵祯1022年-1063年天圣 1023年-1032年 明道 1032年-1033年 景祐 1034年-1038年 宝元 1038年-1040年 康定 1040年-1041年 庆历 1041年-1048年 皇祐 1049年-1054年 至和 1054年-1056年 嘉祐 1056年-1063年1010年-1063年宋英宗体干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赵曙1063年-1067年治平 1064年-1067年1032年-1067年宋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赵顼1067-1085年熙宁 1068年—1077年 元丰 1078年—1085年1048年-1085年宋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赵煦1085年-1100年元祐 1086年-1094年 绍圣 1094年-1098年 元符 1098年-1100年1077年-1100年宋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赵佶1100年-1126年建中靖国 1101年 崇宁 1102年-1106年 大观 1107年-1110年 政和 1111年-1118年 重和 1118年-1119年 宣和 1119年-1126年1082年-1135年宋钦宗恭文顺德仁孝皇帝赵桓1126年-1127年靖康 1126年-1127年1100-1161年南宋时期（1127年-1279年）宋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赵构1127年-1162年建炎 1127年-1130年 绍兴 1131年-1162年1107年-1187年-元懿太子赵旉1129年-1129年明受 1129年1127年-1129年宋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赵昚1162年-1189年隆兴 1163年-1164年 乾道 1165年-1173年 淳熙 1174年-1189年1127年-1194年宋光宗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赵惇1189年-1194年绍熙 1190年-1194年1147年-1200年宋宁宗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赵扩1194年-1224年庆元 1195年-1200年 嘉泰 1201年-1204年 开禧 1205年-1207年 嘉定 1208年-1224年1168年-1224年宋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赵昀1224年-1264年宝庆 1225年-1227年 绍定 1228年-1233年 端平 1234年-1236年 嘉熙 1237年-1240年 淳祐 1241年-1252年 宝祐 1253年-1258年 开庆 1259年 景定 1260年-1264年1205年-1264年宋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赵禥1264年-1274年咸淳 1265年-1274年1240年-1274年宋恭宗孝恭懿圣皇帝赵㬎xiǎn1274年-1276年德祐 1275年-1276年1271年-1323年宋端宗裕文昭武愍mǐn孝皇帝赵昰1276年-1278年景炎 1276年-1278年1269年-1278年宋少帝-赵昺1278年-1279年祥兴 1278年-1279年1272年-1279年

以上主要参考文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