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也称“唐宋古文八大家”，^[1][2]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位散文家的合称。^[15][3]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xún）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16]

因文学复古运动、斗争，^[17][18]南宋以来，集“唐宋八大家”为唐宋古文整体代表的趋势不断加强，^[19]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的雏形，其门下弟子楼昉选编《崇古文诀》将“唐宋八大家”第一次齐聚于选本中，^[20]元代理学家吴澄作《别赵子昂序》第一次提出“唐宋七子”，^[21]明代初年古文家朱右编辑了《六先生文集》（又名《唐宋六家文衡》）^[17]是“唐宋八大家”的最早出处。^[22]明代中期，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代表人物唐顺之编辑《文编》，“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和范围开始清晰。^[22][17][23]明代万历年间茅坤在诸家选本的基础之上，于明万历七年（1579）仲春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22][24]“唐宋八大家”之名正式流行。^{[22][17][24][19]}

唐宋八大家中，韩、柳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反对骈文，发起“古文运动”。欧阳修等继承古文运动，反对五代文风败腐。^{[25][26][27][28]}他们倡导、实践、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古文文化走向，共同掀起了古文革新浪潮。^[29]他们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把散文从骈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8][22][30][31][32]}开辟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新的高峰，^[28]在文风文体、文学思想等层面都极具浓烈的文学色彩，成为后世一切开笔作文的典范，^[33]影响了中国元、明、清等各代散文创作，^[22][30][31]及现当代的语文教育，^[33]同时，也影响了东亚文学圈的日本文学。^[34]

“唐宋八大家”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8位散文家的合称。^[15][3]这称号的提出是文学斗争的产物，是为表达一种散文主张而提出的。^[18]

明朝初年的文学家朱右，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巩、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和之，选宋代六家文等人的散文为命名为《六大家文集》，“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际上是八大家。^{[16][15][35][36][25]}

明代中叶，文坛上掀起了以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他们在散文方面主张“文必秦汉”，认为文章越古越好，秦汉以后无文。在“前七子”“后七子”之间出现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明确提出把唐宋散文当作典范来学习，主张作文应学习唐宋文章的法度，反对李梦阳和何景明的“复古派”。^[18]“唐宋派”的唐顺之编纂zuǎn了《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选朱右所选之八家。^[25]稍后的散文家茅坤，继朱右、唐顺之的说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并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的散文尤加推崇。^[22]明朝末年，茅坤把这八个人组合到一起，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为当时学写古文的人提供一些范文，正式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名称。此书刊印后，“盛行海内”，“唐宋八大家”之名就流行开去。^[18]此后，因这八位大家的散文创作艺术成就高，影响大，经明代著名散文家排定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后人一般就不再轻易地更动了，治古文者皆以这八家为宗。^{[16][15][35][36][37]}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讲究形式、忽视内容的骈文盛极一时，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发起“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提倡书写题材、体裁更为广泛，表现形式、创作技巧更加多元，语言表达更加清新的散文。宋代的欧阳修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反对五代文风败腐，曾巩、王安石、三苏也相和倡导古文革新。^[25][26][27]

南宋文学选家在选文实践上开始关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位作家的散文。^[17]南宋前期，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普巩，张耒八家之文，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之说的雏形。该选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部以韩柳欧苏古文作品为核心的文章选本。吕祖谦逝世后，其的门下弟子楼昉秉承师志，选编《崇古文诀》三十四卷，大力推行唐宋古文。唐宋部分依收文数量，前八家分别是韩愈、欧阳修、苏轼、柳宗元、苏洵、张耒、王安石、曾巩，苏辙以四篇列第十。《崇古文诀》将“唐宋八大家”第一次齐聚于选本中。^[20]南宋末年，谢枋得编选《文章轨范》第一次出现选本选王安石，放弃张耒。^[20]同时代的朱熹、吕本中等，也特别强调韩、柳、欧、苏文章的典型性，认为学习韩、柳、欧、苏之文是学文的必由之路。^[17]南宋，“唐宋八大家”有了一个初步、大致的轮廓和范围。^[17]

金朝的作家如金代文坛领袖赵秉文、杨云翼、文学家王若虚、元好问等，将韩、柳、欧、苏的散文作为学习的典范，特别是苏轼的散文备受推崇。^[17]

元代前期作家郝经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指出韩、柳、欧、苏的文章“能自得理而立法”，堪为后世文章楷模。吴善在《牧庵集序》中认为韩、柳、欧、苏为文章宗工，奉为经典。刘壎、吴澂chéng推崇的对象接近于“唐宋八大家”全体。^[17]元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元代理学家吴澄作《别赵子昂序》，第一次提出“唐宋七子”这一概念，他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并称为“唐宋七子”。吴澄的“唐宋七子”较之唐宋八大家仅少苏辙一人，这是元代前期最接近于唐宋八大家的一种表述。^[21]

元代后期，虞集主推欧阳修、曾巩、苏轼，陈秀明主推韩、柳、欧、苏，戴良主推韩愈和欧阳修，倪瓒主推韩愈和苏轼。从总体上看，韩、柳、欧、苏（轼）四家得到比较广泛的认知，而“唐宋八大家”作为整体的概念和范围还是保持南宋时期的初始状态，不够明朗。^[17]

明代初年，古文家朱右在前人的基础上，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八人的散文作为典范和楷模进行编辑，以专书的面目出现，编辑了《六先生文集》（又名《唐宋六家文衡》）。因所选姓氏为六，写“六家”，实质上选入作家是“八家”，这是“唐宋八大家”整体展现的开端，^[17]是“唐宋八大家”的最早出处。^[22]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七子派，打着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使散文创作走向了食古不化的道路。^[26][27]以唐顺之和王慎中为代表的“唐宋派”，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提出为文应该学习唐宋文的法度。为此，唐顺之编辑《文编》，书中唐宋文的数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后来他又编《六家文略》，将“三苏”合为一家。“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和范围开始清晰。^[22][17][23]

明代万历年间，“唐宋派”的代表人物茅坤，继朱右、唐顺之的说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在诸家选本的基础之上，于明万历七年（1579）仲春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并初刻刊行，史称“茅一桂本”。书中选取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共164卷，其中韩愈文16卷，252篇；柳宗元文12卷，120篇；欧阳修文32卷（附《五代史钞》20卷），286篇；王安石文16卷，211篇；曾巩文10卷，87篇；苏洵文10卷，60篇；苏轼文28卷，251篇；苏辙文20卷，172篇，总计1439篇。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刊行后，则“家弦户诵”，^[39]“盛行海内”。^[40][22][24]“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和范围由此诞生、确定，“唐宋八大家”之名就正式流行。^[22][17][24]

清朝初年的散文家储欣论文推崇唐宋，采取唐顺之、茅坤之说。^[22]清人对“唐宋八大家”典型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超过以往。如张伯行认识到“唐宋八大家”的典型意义，并对“八家”的典型特征作了总结。杭世骏指出无论是作散体古文，强调师法“唐宋八大家”是为文的必由之路，姚鼐的后人姚永朴，他在《文学研究法》认定“唐宋八大家”是文章“途轨”，即学文的路径。^[17]

清人尊崇“唐宋八大家”为经典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代乾隆皇帝亲自选编《唐宋文醇》全书选文共474篇，“唐宋八大家”占了452篇；“桐城派”宗师方苞主持选编《古文约选》，集录古文358篇，其中“唐宋八大家”文则占313篇；“桐城派”另一位宗师姚鼐nài选编《古文辞类纂》，选文章约700篇，“唐宋八大家”占411篇；晚清高步瀛编选《唐宋文举要》，共选文248篇，其中“唐宋八大家”文共144篇‘；沈德潜专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收入“唐宋八大家”文370篇；张伯行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专门选入“唐宋八大家”文317篇，突出其经典地位。^[17]

“唐宋八大家”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18][32]他们共同反对骈体文，反对绮丽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恢复和发展秦汉散体文的优良传统，不同程度地坚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18]唐朝的韩愈主张从书中求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25]柳宗元在治学思想上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精神，^[41][42][43]主张从“及于物”中求道，“文以明道”的具体主张，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25]在其文章中率先提出“文有二道”的思想主张，文学有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四种作用以及文学有本于著述和本于比兴两大部类。^[44][45]

宋代的欧阳修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30]曾巩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法以适变，道以立本”“文以明道，文道并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30][46][47]苏辙在文章创作上发展了韩愈“气盛言宜”的论点，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48]王安石提出“文章合用世”“务为有补于世”等文学主张，提倡经世致用，批判了宋初深陷形式主义的“西昆体”诗派。^[49][50]

八家之文各有所成，各有特点。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峭厉；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畅，委曲迂徐。^[18][22]宋人李涂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人吴振乾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纡yū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18]

字退之，^[51][52]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53]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54]先后任监察御史、阳山县令、^[注1][55]吏部侍郎、^[56][57]潮州（在今广东）刺史、^[57]吏部侍郎等。^[56]韩愈之兄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交谊甚深，韩愈与柳宗元是世交。二人尽管文风不同，论道有别，而且分属不同政治集团，却能相互敬重，全交情于始终。^[37]

韩愈各体兼长，但最擅长的是论、辩、书信、赠序、祭文和碑志。^[22]其所写文章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抒发意旨创立学说，自成一家崭新见解，所以世上有“韩文”之誉。^[58][54]现存散文近400篇。^[59]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60]

字子厚，唐代文学家、思想家，世称“柳河东”。^[61][62]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邵州刺史、永州司马，之后又远调柳州刺史。^[41]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suì的哲学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反映现实，“不平则鸣”，“辞必己出”，^[36]他最擅长寓言、杂文和山水游记。^[22]今存诗文600余篇。代表作有《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和《非国语》等。他的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如“永州八记”、《黔之驴》等，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他在辞赋方面的成就也很高。^[36]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8][30]为范仲淹鸣不平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63]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64]新政失败后被外放滁州、扬州等地。^[63]嘉祐二年（1057年）主持礼部贡举的进士考试，排抑“太学体”，使文风为之一变。后，升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因他引起濮pú议之争，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63]又因反对熙宁变法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8][30]在北宋六家中，欧阳修是核心人物。嘉祐yòu元年，在张方平的引荐下，苏洵拜访了欧阳修，与其相交。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苏轼、苏辙登进士第。王安石在庆历四年（1044），曾巩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37]

欧阳修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约有法；议论既纡徐有致，又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语句圆润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30]所谓“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刘熙载《艺概·文概》）。^[22]他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代表作有《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30]

字子固，北宋文学家，世称“南丰先生”。^[10][65][30]为欧阳修所赏识，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知州。^[10][65]元丰六年（1083年）病卒于江宁府（今南京）。^[66][67][10]

曾巩的散文含蓄典重，雍容平易，柔婉平顺，偏于阴柔之美。^[22]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30]他的作品，古文700余篇，一部分是制、诰gào类公文，还有400余篇议、论、书、序、表、记、疏、札子、碑志等，流传下来的文集只有《元丰类稿》五十卷，加收二卷《集外文》，更名《曾巩集》，被后世古文家奉为学习的典范。^{[66][10][68][65]}

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69][70]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71][72]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71]次年担任霸州文安县的主簿，参与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73]

苏洵擅长散文，尤其善于政论，文笔流畅雄健，他的作品以文贵自然、文章有个性、语言犀利为特色。^[11]其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犀利，对北宋社会的阴暗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挞；^[73]但同时在剖析问题严重性的过程中苏洵又会巧妙地折转笔锋，淡化语气，改变文章节奏，使人接受他的犀利与委婉。^[74]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嘉祐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一起流传至今。^[75]

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30][76]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注1]，^[77]殿中丞^[注1]，^[78]杭州通判，^[78]密州、徐州知州。^[77]因“乌台诗案”，^[78]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年）被重新启用任登州知州，^[77]不久被召还入朝，先后升任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注1]、中书舍人、翰林学士。^[78]元祐四年（1089年）外任杭州知州，随后相继出知颍州、扬州。元祐七年（1092年）再次被召还入朝，相继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78]元祐九年（1094年），章惇、安焘等变法派人士上台执政，苏轼成为被打击对象，遭遇五次贬官，相继被流放至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北返，^[78]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病逝于常州。^[77]

苏轼的散文挥洒自如，平易自然如行云流水，气势磅礴如江涛海潮，“随物赋形”而“姿态横生”。^[22]他的议论文带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尤其是早年的文章，有时故作不合时宜的惊人之语，但说理透彻，气势逼人。而后文风逐渐沉稳，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13]苏轼现存散文4000余篇，包括有议论文、记游文、传记碑文、书札、题跋等，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既有长篇大论，也有短章小文，代表作品有《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书吴道子画后》《答谢民师推官书》《方山子传》等。^[13]

字子由，又字同叔，晚年号颍yǐng滨遗老，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79][80]苏轼之弟，人称“小苏”。^[30]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辙与苏轼一起中进士。嘉祐六年，苏辙与苏轼一起献策参与制举选拔，被授予试秘书省校书郎，担任商州军事推官。^[60]宋神宗时期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后因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之事触怒王安石，被贬为河南推官，辗转跟随张方平和文彦博任教授和学官。元丰二年（1079年），受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调任歙州绩溪县知县。哲宗登基后，任右司谏、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开始，苏辙被贬为汝州知州，再贬袁州知州，又贬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贬为化州别驾。徽宗时期，官复太中大夫，蔡京执政后，降为朝请大夫。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以太中大夫的官职退休，十月三日（1112年10月25日）去世，谥号文定。^[79][81][80]

苏辙的政论和史论的特点在于“稳”，对事件的剖析明确、精当，而且往往在对史事的严谨论述中，暗含着对现实的讽喻，带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预见性。^[14]他的传记、杂记文富有文学色彩，语言冲雅淡泊，叙写生动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亲见其人的感觉。^[48]他一生著作颇丰，有《栾城集》九十六卷(含《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老子解》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二卷。^[82]

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世称王荆公、临川先生、王文公。^[83][30]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初任地方官，后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获宋神宗赏识，次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年后正式拜相。王安石实行变法革新的举措，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与宋神宗立场的转变，王安石两次罢相，后退居江宁。^[84][85]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世称王文公。^[86][87]

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刚劲有力，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22][30]他的文今存千余篇。^[83]有《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今存明嘉靖间翻刻之南宋绍兴本；又有宋刊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其中文五十六卷，诗词四十四卷，代表作有《伤仲永》《感事》《登飞来峰》等。^[88]

韩愈、柳宗元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开创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宋代的欧、曾、王、苏等人，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进一步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28]八大家倡导、实践、推动了唐宋时期的古文文化走向，共同掀起了古文革新浪潮。^[29]他们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传统；都继承了古代散文直抒胸臆的传统，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散文讲究词令和重视修辞的特点，发展并完善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把散文从骈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散句单行，自由书写，为接近口语的新型散文作出了贡献。^{[18][22][30][31][32]}他们开辟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新的高峰，在整个散文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28]

自明代朱右、茅坤等人遴选和标举唐宋八家散文之后，研究古文之人皆以八大家为宗。在文风文体、文学思想等层面都极具浓烈的文学色彩，成为后世一切开笔作文的典范。^[33]自他们之后，散句单行、自由活泼的散文一直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使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影响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创作。在其影响下，清代形成了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古文”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后世散文创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22][30][31][89]}王安石的论说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口子》《原过》等，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轼的《六国论》《赤壁赋》，曾巩的《墨池记》等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6]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根据学情为高三学生设置的选修课程，为高中学生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口。^[33]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从明代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开始，对东亚文学圈的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开始选本在不断传播，散文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传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文人的推崇，而后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等散文选本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明治年间出现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热潮。日本出现了一批唐宋八大家的选本或者评注本。^[34]

清学者王棻说：“唐、宋八家，后人故无有过之者。”^[90][91]

民国学者陈康黼fǔ认为西汉之后，是唐宋八大家把说理散文艺术发展推向新的高峰，所谓“论理之文，自西汉以来，至此为极盛焉。”^[92]

清末学者唐恩溥更是提出：“夫文章之道，非取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则其源不深；非约之八家义法则其途不正。”^[93][94]

史学家刘咸炘说：“世言唐宋文，皆曰八家，一若韩、柳可以尽唐，欧、苏、曾、王可以尽宋者然。此大疏漏也。”^[90][95]

学者章炳麟认为韩、柳等“自以为古文辞，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96][97]

清史馆馆长王闿运认为“唐宋八大家”是适应八股文写作需要出现的并称，谓“八家之名，始于八比，其所宗者韩也。其实乃起承转合之法耳，固无足论。”^[98][99]

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3月2日，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举行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览馆藏八大家的重要古籍和有代表性的版本30余种。^[1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