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乌台^[注1]诗案”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2]，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也是事涉新旧党争的一大要案^[3]。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而被贬谪zhé至湖北黄州。该案是时为御史中丞的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而引发的一场文字狱。^[4]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2]，“托事以讽”^[3]，他在给皇帝的谢表中发牢骚，结果被依附王安石的御史们借题发挥，以作诗讥讽朝政的罪名指控他^[5]，神宗下旨将他追摄到京，交御史台根勘所审讯^[2]。后经多方营救，苏轼免于一死。^[3]当年十二月结案^[2]，苏轼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居留黄州五年。^[6]另有二十多位官员受到牵连^[5]，成为宋代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5]

“乌台诗案”让苏轼身经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狱之灾和继之而来的黄州之贬，而且打击面极广，牵连的人中有苏轼的手足苏辙，也有苏轼的恩师张方平、欧阳修、范镇等，还有苏轼的密友王巩、王诜、钱世雄、李常、孙觉、文同、黄庭坚等，以及一些与苏轼关系不甚密切的人员如王安上、梁交、刘瑾、黄颜、李定等，更有作为方外之交的僧道潜和僧居则。^[3]乌台诗案是历史上通过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党争的产物，为以后宋徽宗禁毁苏、黄文集打下了基础，成了崇宁、宣和年间两次“因人废书”事件的前奏。^[7]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展了“王安石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朝廷上下展开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8]因此，朝廷逐渐形成新旧两党，两党纷争不休，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新旧党争，几乎将北宋神宗以来所有著名的文人士大夫都席卷其中^[9]。所谓新党，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拥护且积极贯彻实施熙宁、元丰新法的文人士大夫；所谓旧党，就是反对王安石等人的变法的一大批文人士大夫。^[10]由于王安石等制定的均输、青苗、免役诸法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豪绅大地主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又显现了不少弊病，所以尽管给国家财政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却遭到了朝野各界的反对^[11]。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为同他政见不同，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表示支持新法但没有什么能力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新进”^[12]。王安石由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数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12]。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争权被贬，变法派内部矛盾尖锐，政局不太稳定^[13]。“新进”在王安石罢相后执掌了朝廷大权，开始排斥、打击那些执不同政见的人。^[12]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御史台李定、舒亶、何正臣一手制造了这一案件。苏轼只做了三个月的湖州太守就被逮捕。^[13]

欧阳修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14]，他作为翰林学士，十分乐于奖励后进。苏家父子三人进京赶考时，苏洵就先行拜会了欧阳修。当年的主考官刚好就是欧阳修^[15]，苏轼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经过糊名和誊录，被欧阳修赏识取为第二名^[16]。按照当时的学风，欧阳修从此就是苏轼的恩师。在王安石变法一事上，苏轼也与欧阳修立场一致，一并反对王安石。^[14]加上苏轼生性率性，他认为不合理的事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7]。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写过《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论时政书》等。^[18]不论在杭州、密州，还是在徐州，苏轼的诗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讥讽时事，尤其是新法。他的弟弟苏辙以及表兄文与可，都多次告诚他祸从口出的道理^[17]，最终苏轼还是被落以口实^[17]。

苏轼觉得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有许多对百姓不利的规定，于是时常借诗歌表达他的看法^[5]。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调任湖州任太守^[3]，便例行公事给皇帝宋神宗上《湖州谢上表》^[3]，

湖州谢上表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yīn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zhuó置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伏退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19]

苏轼在表中说的“新进”与“生事”，显然正中一些本来就对他欲加治罪的人^[20]。六月，何正臣摘引苏轼的“新进”“生事”等语上奏^[17]，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20]。同时他还特意进呈了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苏轼文集，要求陛下一定留心阅读，以定取舍。神宗对此却只命令送交中书省办理^[11]。《湖州谢上表》让何正臣等人抓住把柄。但单凭这篇谢恩表还不足以搞垮苏轼^[17]。

此时，《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问世，给御史台提供了一个搜集材料的机会。七月二日，舒亶弹劾苏轼。^[21]这回比何大正的更具体，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陛下发青苗钱用以扶植贫民，苏轼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申严法律而考试郡吏，苏轼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却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申明盐禁，苏轼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舒亶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罪行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而应以“大不恭”论处。与何大正相同，他同时进呈了四册苏轼的文集，请神宗皇帝裁夺。^[11]

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弹劾苏轼，他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最后是御史中丞李定，他曾经因为隐瞒母丧而被苏轼讥讽不孝，这次弹劾苏轼，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讥讽权要。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苏轼所写之诗虽然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17]尤其是苏轼对皇帝推行的青苗法多加针对诋毁，而且还将这些诗刻板印刷，广泛传播^[5]。他认为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怙hù终不悔，其恶已著”；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盲伪而辩”、“行伪而坚”；四、“陛下修明政事”，而苏轼则“怨己不用”。总之，苏轼是个“讪上骂下，法所不宥”的人。李定认为苏轼“罪在当诛”^[20]，还把苏轼印行的三卷诗集呈奏给皇帝，一时间苏轼成了众矢之的^[5]。盛夏七月，神宗诏令将各位进呈的苏轼文集送御史台勘察，同时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缉拿苏轼^[11]。

在接二连三的表章面前，元丰二年七月，宋神宗下令御史台将苏轼押来京城审讯。^[20]神宗下旨将他追摄到京，交御史台根勘所审讯。^[2]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苏轼，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3]。此时，苏轼在京城好友，身为驸马的王诜派人火速赶往南都(今河南省商丘市)，去给苏辙送信^[17]。苏辙拜托王适兄弟昼夜兼程去告诉哥哥，并嘱他们在苏轼被捕后接兄长的家属到商丘安置。他还同时写下《为兄轼下狱上书》，请求除去自己官职，以赎苏轼死罪于一免^[22]。

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已出发^[17]，但苏辙的信使王适兄弟先到湖州一步^[22]。苏轼听到这个消息，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只好暂时告假，由通判祖无颇代行太守之职^[17]。七月二十八日，朝廷便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苏轼前来御史台^[3]。当皇甫遵带人直闯州厅，穿着皇帝赐给的朝服朝靴，手执笏板，“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时，苏轼与本州通判祖无颇商议要不要出迎。祖无颇建议，定罪之前，还是以太守的身份穿朝服出迎。于是，苏轼也穿上朝服朝靴，手执笏板，迎于厅上，他请求回后堂与家人诀别，又自忖此去凶多吉少，便给子由写信交待后事。又托王适兄弟照顾家中妇孺。苏轼全家哭成一团。苏轼反而讲了一个故事安慰夫人：宋真宗时，有位名叫杨朴的隐士，能诗。真宗召见他，想试试他的诗才。但他不愿为官，便答不会作诗。真宗问；临来前，有人作诗送你吗?杨答：只有我老伴作了一绝：“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后大笑，便放杨朴归山。苏轼问夫人：今日临行，你就不能像杨朴的老伴一样，写一首诗送送我吗?王夫人失声而笑，家里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苏轼的长子苏迈已满二十岁，获准在路上照顾父亲。祖无颇目击以上拘捕与后来押送的情景，告诉了苏轼的朋友孔平仲，孔平仲写进《孔氏谈苑》里。“出城登舟”时，“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用苏轼自己的话，则为“如捕寇贼”。^[22]

八月十八日^[3]，苏轼入狱后，朝廷便下令，凡是他做过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诗文送审，李定等人便从诗文中断章取义，肆意诬陷^[23]。八月二十日，即开始对苏轼进行提堂问案。最初，苏轼“隐晦不说情实”^[3]，后来，提讯中，苏轼对御史台说，自从为官开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风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当被问到那些讥讽的诗词时，苏轼说，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其中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八月二十二，当御史台审问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所写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时，他拖了两天后才被逼说成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而对于《戏子由》违抗“朝廷新兴律”主旨的指控，苏轼六天后才被逼作了交代。^[1]起初苏轼不想拖累他人，“虚称更无往复”，但他与朝野人士的交往诗文均被查获，只好承认“与人有诗赋往还”，并写下两万多字的“供状”^[24]，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3]。九月，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的大量诗词。其中，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39人受到牵连，受牵连者官位最高的是端明殿学士司马光。^[1]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搜罗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苏轼承认这四句是讥讽当今重小人轻君子的形势。还有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苏轼承认这首诗是表达自己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在御史台的严刑逼供下，苏轼不得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大部分诗句都是批评讽刺新政的^[1]，从“累次虚妄不实供通”到“因依招通”。至十一月二十日，苏轼被迫供出作《山村》等文字（其中有带讥讽者）之原由。^[3]

神宗命知谏院张璨、御史中丞李定负责审理此案^[5]。李定等人想借此机会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搜罗，凡是与东坡有文字交往的人士无一幸免，都被强令交出东坡的所有作品，片纸只字都无遗漏。他们甚至行文各地，命令当地官府搜集散落各处的东坡的作品^[3]。

与此同时，朝廷也责令收受苏轼讥讽文字的相关人员上缴入司。迫于压力和恐惧，有些人上缴了有关与苏轼交往的文字，如被牵连的四十七人：章传、苏舜举、钱顗、蔡冠卿、吕仲甫、刘述、刘恕、李杞、李有闲、赵昶、李孝孙、仲伯达、晁端彦、沈立、文同、梁交、关景仁、张次山、徐汝奭、吴天常、刘瑾、李佖bì、晁端成、邵迎、陈章、杨介、刁约、姜承颜、张援、李定、毛国华、刘勋、沈逈jiǒng、许醇、黄颜、单锡、孔舜亮、欧阳修、焦千之、孙洙、岑象求、张先、陈烈、张吉甫、张景之、李庠xiáng、孙弁。这其中的张先、刁约、欧阳修、沈立、李庠、文同、孙洙、刘恕皆于“乌台诗案”案发之前去世，之所以被列入牵连人员名单，恐怕是其家人出于恐惧和担忧，因此上缴了与苏轼往来文字。^[3]

此外还有王诜shēn、苏辙、王巩、张方平、李清臣、司马光、范镇、钱藁gǎo、陈襄、刘放、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馆、盛侨、王安上、周邪、杜子方、颜复、陈理、钱世雄、僧居则、僧道潜、田济、高立二十九人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入司。^[3]

朝廷上，为苏轼一案，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宰相王珪通过苏轼写过的一首《双桧》诗，诗中苏轼志向做地下之蛰龙，王珪guī便指控苏轼“不臣”。神宗觉得牵强附会，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变法派成员之一的章惇，揣摩帝意，也从旁为苏轼开脱：“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龙也。”神宗受此启示，又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不君耶?”^[25]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桧”诗一事，苏轼巧妙地说：“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戈是也。”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诗中说过“蟠龙”也忘记了^[26]。

当苏轼人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时，范镇与张方平愤然上书营救。张方平书成，南京(商丘)官吏不敢转呈，他就派儿子张恕上京到闻鼓院投书。张恕在院前徘徊不敢投。以后苏轼出狱，读到张方平疏奏的副本，大惊失色。苏辙看了，也感叹道：难怪吾兄吐舌，苏轼不死，正得张恕不投之力。苏轼何罪?不过名声太大，与朝廷争胜。张方平却在奏书中称他是“天下之奇才”，这样只会更加激怒神宗。苏辙认为：“东坡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对神宗而言，新法实施并不顺遂，而像苏轼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却不愿合作，便自然产生惩一儆百的动机。有人问苏辙，当时该如何向神宗进言。苏辙答：应该讲本朝未曾杀过士大夫，现在杀了苏轼，后人会说神宗是杀士大夫的始作俑者。神宗好名而畏议论，这样才能救苏轼^[25]。

此案牵涉了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就把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定了死罪，就超量服用自尽。押解途中，苏轼已与苏迈约定，每次送狱饭，均用菜、肉，如有不测(死讯)，则单独送鱼。一个月后，因粮快吃完，苏迈去陈留(在开封东南)谋求，临时委托亲戚送食，仓促中忘了交代。这位亲戚恰巧烧了一条鱼送至狱中。苏轼见鱼大惊，当即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梁成设法转交子由。梁成一直待苏轼很好，每晚都要端盆热水给苏轼洗脚。此刻，他安慰苏轼：“学士不致如此。”苏轼对他说：“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24]

《狱中寄子由二首》圣主如夭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27]

宋神宗本来没有杀他的意思，读了这两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很受感动，便征求直舍人王安礼的意见。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对苏轼不无意见，但并没有恶感，便说：“苏轼是文人，自恃才学，以为功名可立就；不料郁郁不得志，所以感到不平，而在诗里流露出来，这也是难免的。自古大度的君主，都不以言罪人；如果对苏轼法办，不是不符合陛下容纳人才的方式吗?”宋神宗是爱名声的人，颇以为然，再加上朝廷内外许多大臣也对神宗进行劝谏，特别是一向受到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当时虽已致仕，退居金陵，但也特地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28]苏辙甚至上书皇帝，请求皇帝收回自己的官职以赎回兄长苏轼之罪^[29]。还有在病中的曹太后，也为苏轼讲情^[28]，年迈的太皇太后见神宗数日不欢，动问原因，神宗说：更张数事未就，又有苏轼者，写了许多谤讪文字。曹后问：是不是苏轼苏辙两兄弟的那个苏轼?神宗惊曰：娘娘何以闻之?^[25]神宗祖母、病中的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想当年你的祖父仁宗皇帝初次见到苏轼、苏辙二人，回到后宫笑容满面，说我今日为子孙选了两个太平宰相，但可惜我来不及提拔他们了。”^[29]说到这里不免伤恸，又闻苏轼系狱，当问清苏轼政绩上并无不良记录，便说：这是小人无可攻击，才摘举诗文以加罪。“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又据《耆旧续闻》载：曹后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以析减轻病情，曹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不久，她便撒手长逝。^[25]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听说苏轼遭难，自发组织起来公开为苏轼做解厄道场，以祈求神明保佑^[29]。

与王玮同为宰相的吴充，曾问神宗：魏武帝(曹操)怎么样?神宗说：何足道!吴充进一步婉劝：“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神宗故作惊讶：“朕无他意，只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25]据苏轼本人的记录，此案结束前真有一次考核。一天晚上，昏鼓已毕，苏轼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两个人推开牢门，往地上丢了两个小箱，枕着便睡。苏轼也不在意，酣然入眠，鼻息如雷。到四更时分，被人推醒，有人连声为他贺喜。他慢慢转过身子，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只说：请学士安心睡寝。说罢，那两人依旧夹箱离开。原来这天(十一月三十日)，正是苏轼案件具绪上奏之日。神宗不放过最后一次对他“考核是非”的机会，密遣小黄门(皇宫新补的内侍)于晚间来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当那两个小黄门将实情呈报后，神宗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

宋代司法有“鞫谳分司”的制度，指的是审讯和判决分别由不同的官署负责进行。御史台在这个案件中，只负责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即“供状”^[30]，乌台诗案的处理结果同年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铣苏辙、黄庭坚等29位大臣名士^[26]；接下来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即“判词”。大理寺对苏轼一审判决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原来判决应该流放二年，因为神宗的大赦令，改判无罪释放。御史台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于是继续审讯，罗织了其他“罪状”，要求修改判决。^[30]御史中丞李定上奏把苏轼流放并彻底罢免，不再起用。御史舒壹提出不要赦免驸马都尉王诜。又提出诛杀张方平与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邠、刘挚等人。^[5]当时体制规定，当御史台与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时候，由审刑院负责复核，审刑院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向朝廷提交了支持大理寺的终审判词——“徒二年，准赦书，原免释放”。这个判决提交到皇帝之后，皇帝有权法外加恩或给予惩罚^[30]。到十二月二十七日^[26]，神宗皇帝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其余牵入本案的大小官吏，视其情节轻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王诜身为驸马，因为泄露机密，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王巩因与苏轼关系密切也被远谪宾州；其他如张方平、司马光、黄庭坚、范镇、陈襄、李常、孙觉等与苏轼关系最密切的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罚铜^[注2]责罚。至此，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29]。

元丰三年(1080年)元月，苏轼在长子苏迈陪伴下赴黄州，而把其他家人留给苏辙暂时照料。苏轼在去黄州途经陈州(今河南淮阳)时，苏辙特地赶来和他见面，兄弟相叙三日而别。他所授的团练副使，只是由黄州安置挂名而已，不仅无权签书公文，而且要受太守监视，和如今的所谓“软禁”差不多。^[28]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到达贬所黄州。苏轼因为内疚，不敢与人交往，也不敢寄人文字。一些亲戚朋友也因惧怕牵连，主动断绝与苏轼的交往。但此境此况之下，仍有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主动与苏轼交往，如文彦博、王诜、王巩、孙觉、李常、钱世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陈轼、蔡承禧、辩才、怀琏、思聪、、佛印等。^[3]

乌台诗案是一个来势凶猛的信号，开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之后，还发生过一起不太有名的“车盖亭诗案”。几年后的东坡之狱，盖始于此。^[25]到神宗去世、高太后掌权的元祐期间(1086~1093年)，苏轼一度升官，而哲宗亲政、再度起用变法派的绍圣期间(1094~1098年)，苏轼的灾难接踵而至；先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岛儋县)。他一再遭贬斥，均出于文祸。^[26]乌台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的第一个因作诗而得罪的文字狱^[32]，虽说苏轼本人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是这给北宋后期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士大夫讳言国事，明哲保身，北宋的政局遂渐渐不可收拾。^[32]

“乌台诗案”的档案记录有三种版本，传到今天还是相当完整的。由于“乌台诗案”审讯过程要求苏轼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诗歌每一句的意思^[30]，他服罪时承认曾经写过讽刺诗诽谤当政，不得不为被指控的一百多首诗进行解释。后人有幸因为“乌台诗案”见识到苏轼对自己文句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这是文学史中和他地位相仿的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33]“乌台诗案”的原始案卷被宋人视为苏轼诗歌的权威解读和苏轼诗话，并在南宋时代广泛印刷传播。^[30]

这场文字狱巨大的心理冲击力对苏轼造成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他出狱后即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遭贬黄州后回顾狱中情景，苏轼仍心有余悸，乌台诗案的沉痛教训，使出狱后的苏轼不得不低调做人并深刻反省。乌台诗案不仅给苏轼留下深刻的创伤，也给其亲友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与伤害。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苏轼自述：“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家中被州吏围船搜书，长幼几乎吓死。妻王氏埋怨苏轼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而苏轼自湖州被逮人狱后，亲朋多与之绝交。初到黄州时又衣食无着，不得不种稻牧牛维持生计。为自己的言语不慎，他甚至说：“及在囹圈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与章子厚参政书》)这种忧畏心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对诗文创作的顾忌，天性乐观的苏轼不得不要求自己在诗文创作中保持相对的谨慎。^[34]

“乌台诗案”结案之后，有关苏轼的被逮、审讯、供状、处罚和被牵连人员等资料即被存档，外人无法窥知。胡仔父亲胡舜陟任台端时曾经阅览并抄录。靖康难起，台吏携原案奔逃，“乌台诗案”原案宗被张守私藏，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藏于张浚之处，一部分藏于张守子孙之处。再后，“乌台诗案”原案下落即不甚明晰。但自苏轼被逮之日起，好事者即已将此案辑录成册，最初名《诗谳》，也有直接名为《乌台诗案》者。至南宋晚期，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乌台诗话》。历元、明、清，出现许多“乌台诗案”的抄、刻本，其中最有名的是佚名《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六所载“乌台诗案”和《函海》所收《东坡乌台诗案》一卷本。^[3]

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戴建国认为苏轼一案，缘起于御史台官员的职守、例行公事的弹劾，是神宗实施新政背景下发生的一起诏狱，本质上说是宋神宗维护新政、肃正朝廷纲纪的产物。^[36]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认为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朝以来，雕版印刷业全面繁荣，此前的作家（比如欧阳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而苏轼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得到了印刷传媒的强力加持，言论影响力大为提高。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更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从朝廷的角度看，影响非常恶劣。 乌台诗案因此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案件。^[6]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在《苏轼十讲》中认为：元丰二年（1079），此时新法已进入平稳推进时期，苏轼因为诗文里面嘲讽、讽喻“新法”的内容而被御史台起诉，引发“乌台诗案”，其中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素需要加以考虑。熙宁九年以后王安石罢相，随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政，改年号为元丰，而“乌台诗案”是宋神宗在熙宁、元丰之交发起的一系列“诏狱”之一，包括熙宁八年的李逢“谋反”案、元丰元年的大理寺“纳贿”案，紧接着就是“乌台诗案”。有历史学家认为，宋神宗通过王安石变法，强化了君权，打破了从北宋开国以来一直遵循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体制。苏轼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的罪名就是无可逃遁的了。^[30]

乌台诗案的涉案诗文整理来自于宋人朋九万的《乌台诗案》、宋人周紫芝的《诗谳》、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从话》、清人张鉴的《眉山诗案广证》。根据苏轼的供词记载判断有无讥讽和讥讽何事。^[37]

资料来自^[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