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开始于公元1069年，是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旧党的代表人物有：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新党的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jiàng等人。^[1]

宋朝内外交困，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革，改革的相关举措遭到王公大臣的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等人先后被排挤外放，历时一年四月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神宗先后罢退一批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在内守旧派的官员；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拜相，变法进入了高潮；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罢相，改知江宁府；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但变法派阵营因为利益导致的分裂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但是变法始终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司马光主持朝政工作，司马光将新法一尽废除，对新党进行彻底的清洗；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亲政，大力任用变法派（即熙、丰党人），新党重新得势，旧党被排斥外放；元符三年（1100年）初，哲宗病逝，徽宗即位，曾布担任宰相，主张调和新旧党之争；蔡京担任宰相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党禁，无论旧党还是新党，均有不少人被贬岭、海。^[2]

新旧党争前后共五十余年^[1]，贯穿了整个北宋时代^[2]，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1]，最终加速了北宋的灭亡。^[2]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元老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形成了新、旧朋党。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虽然司马光曾通过给王安石葬礼“优加厚礼”并防范小人对王安石的诋毁努力弥合两派的矛盾，但黄隐禁止自己的学生引用王安石的学问，蔡确、章惇等仍被贬至岭南。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得势反对党又分成三派：

• 元祐yòu党人-得势-反对变法

• 朔党（朔学）-司马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

• 洛党（洛学）-二程、朱光庭、贾易

• 蜀党（蜀学）-苏轼、苏辙、吕陶、上官均

• 元丰党人-失势-支持变法

洛党朱光庭、贾易等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王不敬。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蜀洛朔党争）。至此党争仅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但章惇此举只是带有个人情绪的报复（司马光的追随者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公务上，他也不以官爵私其亲人。

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因不支持宋徽宗当皇帝而被贬逐于外，改用旧党的韩忠彦和新党的曾布为相，试图化解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