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又字同叔，晚年号颍yǐng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1][2]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与兄长苏轼一起登进士第，又一起献策参与制举选拔，被授予试秘书省校书郎，担任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被任命编写《礼书》，苏辙乞求在京城侍奉父亲。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担任大名府留守推官。次年四月，其父苏洵xún去世，苏辙归蜀守丧。宋神宗时期，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执政，苏辙因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之事触怒王安石，被贬为河南推官，后一段时间，苏辙辗转跟随张方平和文彦博任教授和学官。元丰二年（1079年），受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都没有调迁，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调任歙州绩溪县知县。哲宗登基后，苏辙任右司谏；元祐四年（1089年），代苏轼为翰林学士，兼任吏部尚书，同年八月出使辽国，回朝后，于次年五月担任御史中丞。元祐yòu六年（1091年），苏辙官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3]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苏辙被贬为汝州知州，同年六月，再贬袁州知州，未至袁州，又贬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贬为化州别驾，后辗转多地安置。徽宗时期，官复太中大夫，蔡京执政后，于崇宁元年（1102年）闰六月降为朝请大夫，居住在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苏辙以太中大夫的官职退休，十月三日（1112年10月25日）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十一月追加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谥号文定。绍兴年间^[注1]，因为长子苏迟地位高贵而再追赠苏辙为太师，封魏国公。^[1][4][2]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5]北宋大臣张方平、陈襄以及元丞相脱脱等人皆认为苏辙为人沉静简洁，谨慎稳重，质实敦厚。在文学方面，苏辙常被用来与其兄苏轼作比较，各有千秋。苏轼评价苏辙文如其人，质朴中见汪洋澹泊，不乏秀杰之气。苏轼甚至认为苏辙的文章超过自己，只是世俗不知。元朝丞相脱脱认为苏辙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不如苏轼。明朝散文家茅坤认为苏辙之文胜在冲和澹泊，遒逸疏宕，而雄杰之气不如他的兄长苏轼。其诗文主要收录在《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中，另著有《老子解》《春秋集传》《龙川略知》等行于世。^{[6][7][8][9][10]}

苏辙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其父苏洵年轻时屡试不中。庆历八年（1048年），二十七岁的苏洵闭门苦读，又将自身所学教授给两个儿子，苏辙在父亲苏洵的教育下，与兄长苏轼一同成长。至和二年（1055年），苏辙娶年方十五的史瞿之女为妻。^[11][12][2]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随父亲苏洵和兄长苏轼出眉山游仕，路过成都，拜访知州张方平，见到他们后，张方平以国士礼待苏氏父子三人。同年五月，苏辙父子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次年苏辙与苏轼一同参与欧阳休主司的礼部考试，兄弟二人同登进士第，同年三月，苏辙在崇政殿参与皇帝主持的进士考查，中第五甲。中第后，苏辙献《上韩琦枢密使书》给太尉韩琦。同年四月，苏辙母亲在家中去世，苏辙跟随父兄一起归蜀守丧。嘉祐四年十月（1059年），为母亲守丧结束后，苏辙再次跟随父兄游京师，十二月，三人游至江陵（今湖北荆州），苏辙将三人一路所作诗赋共一百篇编为《南行集》，次年到达京城，苏辙又将三人从江陵到汴京途中所作诗赋共七十三篇编为《南行后集》，苏辙为该集作一篇序文《南行后集引》。嘉祐五年（1060年）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调铨quán官吏，授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并推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注2]，苏辙兄弟二人寓居在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2][12]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皇帝亲自在崇政殿考查制科举人，苏辙献上一篇策文，论说皇帝年纪大后，不再勤于政事，把朝廷之事的得失详尽说明，非常中肯。策文交上去以后，司马光奉命赴崇政殿重新审核应制举人试卷，发现其中“图”号和“𣭆”号两份试卷的说理和文辞都高过其他人，只是“𣭆”号试卷中所论述的一两件事与实际有误差，所以和范镇商量以“图”号试卷为三等，“𣭆”号试卷为四等，审定官已经同意覆考官的建议，但是初考官认为“𣭆”号试卷所言不符合朝廷事实，又派考官重新审定试卷，准备把“𣭆”号试卷评为不入等。司马光只能向皇帝力谏，“𣭆”号试卷指陈朝廷得失，毫无顾虑，在四位制科举人中是最为切中时弊的，如果因此不被审核录用，那制科所设置的直言极谏科就等同虚设了，希望皇帝能以直言切至录用“𣭆”号试卷。考官胡宿认为“𣭆”号试卷不逊无礼，请求不录用“𣭆”号试卷。考官争执不下，宋仁宗认为不能既设置直言极谏科，又将正义直言的考生贬黜。最终宰相不得已把“𣭆”号试卷放入下一等录用。“𣭆”号试卷即是苏辙的试卷，最后让苏辙担任商州军事推官。^[1][2][12]

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但当时苏洵被任命在京城编写《礼书》，而兄长苏轼又要去凤翔县（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上任，苏辙就乞求在京城奉养父亲。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兄长苏轼从凤翔任满回到京城，次年，苏辙任大名府留守推官。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父亲苏洵在京城去世，苏辙兄弟二人从汴京进入安徽，从安徽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把苏洵灵柩送回故里安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的蛰居生活，直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冬，免丧后苏辙兄弟二人又再次出发东游京师。^[2][1][12]

苏辙免丧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春抵达京师。三月，苏辙上书论事，皇帝批复道，观览苏辙奏疏，就能明白苏辙是一个专注于当世政务的人，如果让苏辙沉沦下僚，使他的志向无处所伸，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后面就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当时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管理三司条例，苏辙以制置三司条例司做此二人的僚属，承担检祥文字工作。吕惠卿攀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双方观点多有矛盾之处。王安石制定《青苗法》，与苏辙讨论商议，并告诉苏辙，此法如有弊端，直接告知不用怀疑。苏辙认为，用钱贷给老百姓，收取二分的利息，本来是用来救济老百姓的，并不是谋利，但是在借钱和收钱之间，就会有官吏借机谋求私利，即便是有法律也不能禁止，钱到老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随意使用，到了还钱的时候，即使是富人也不免会逾期，这样的话，恐怕必须得用鞭菙chuí催促百姓，那么州县之事就会不胜其烦了。苏辙认为可以学习唐代刘晏的办法，米价便宜的时候官府购买大米，等到米家高昂的时候又将储存的大米低价售出，这样就不会存在米价异常波动的弊病，即用常平法即可。王安石认为苏辙言之有理，对于新法是否施行会再慢慢考虑。从此以后的几个月都不再谈及青苗法。^[2][1]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奏请求几千份度僧牒^[注3]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自施行青苗法，春天贷款给老百姓，秋天向老百姓收钱，这种做法跟王安石的本意相一致，于是青苗法便施行了。王安石趁机派遣八位使臣到各个地方，去收取尚未收取的利润，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会迎合王安石而生事端以滋扰百姓，但都不敢说。苏辙去向陈升之进言，以前嘉祐末年时期，派遣使臣到各路宽恤百姓，但都致力于制造事端，回朝所奏大多不可施行，因此被天下耻笑，如今做法和这个没有什么不同。苏辙又向王安石上书，极力说明不可以施行青苗法，抵触王安石，王安石发怒，将要加罪苏辙，陈升之阻止后，把苏辙贬为河南留守推官。^[1][2]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恰逢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张方平上奏将苏辙改辟为陈州教授。次年八月，张方平改任南京留台。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辟苏辙为学官，不久，苏辙便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苏辙回到京城，次年正月，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过了一个月后，张方平担任南京留守，上奏辟苏辙签书^[注4]应天府（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判官。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入狱，苏辙上书请求用自己的官位代兄长赎罪，没有被允许，受到苏轼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此后五年都没有得到调迁，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九月，苏辙才调任歙州绩溪县县令。^[2][1]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五月时，苏辙生病直到秋天才病愈。八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升任门下侍郎，召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十月，苏辙游杭州天竺寺，又被任命为右司谏。^[1][2]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抵达京师。宣仁太后临朝，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人士，打算革除王安石变法弊端，但是原来的宰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等人尚在，苏辙便上书一一将他们弹劾去职。吕惠卿刚开始攀附王安石而得到重用，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虐害天下，等到王安石大势已去后，又在后面诽谤诋毁王安石，世人都很厌恶他，这个时候，吕惠卿自知免不了罪责，乞求在道观出家来躲避被贬谪zhé地方的下场。苏辙上书分条陈述吕惠卿的奸恶，最终以散官将吕惠卿发配在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司马光因为王安石雇役法的危害，而准备重新施行差役法，却不知道差役法的危害跟雇役法是一样的。苏辙便进言，自从免除差役法以来才过了二十年，官吏百姓都还没有习惯，何况役法的施行，关涉众多，盘根错节，应该详细审定再慢慢施行，如果没有穷尽役法的首尾利弊，就急忙施行，恐怕施行以后，又会生出其它弊端，现在州县的役钱，多年累积剩有余钱，大概还能支撑几年，继续施行雇役法，直到今年结束，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审定差役法的利弊，利用今年冬天的时间制定成法令，来年再运用到乡户身上去，希望施行差役法后，不会再有其他议论，这样无论进退都才适宜。^[1][2]

司马光又因为王安石私自设立《诗》《书新义》来选拔天下之士，打算改革科举，设立新的规则。苏辙再次进言，明年秋天就要举行进士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议论一时又无法断决，诗赋虽然是雕虫小技，但是考究声律，所花功夫也是不浅的，至于从事经书研究，诵读讲解，更是不容易，如此审察下来，来年都还不能施行新的考试规定，请求来年的科举考试，一切照旧，惟有经书释义以及注疏和诸家议论，让参考者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不一定非用王安石的学说，仍然罢去声律的释义，让举人知道事有定论，专心学习，来等待考试，这样之后，再来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不算晚。司马光都没能听从苏辙的建议。^[1][2]

同年八月，苏辙任起居郎，十一月，苏辙任中书舍人。次年十一月，苏辙升任户部侍郎。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苏辙调任吏部侍郎，八月，与刑部侍郎赵君锡作为使臣出使辽国，给辽君恭贺生辰，回朝后，次年五月，苏辙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1][2]

自从元祐初年，开始施行新的政策，到如今已经五年，人心已定，唯有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大兴邪说动摇朝廷，吕大防和刘挚等人尤其惧怕，打算稍微重用一些元丰旧党人士，来平息早已结下的恩怨，还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调停”。宣仁太后犹豫不决，苏辙面见太后直接说明此种做法的错误之处，又上书反复论述此种做法的弊端。宣仁太后最终同意苏辙的说法，自此参用邪正的说法就偃旗息鼓了。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苏辙担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次年六月，苏辙升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1][2]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后高氏崩，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右丞，此二人长期在朝堂之外，郁郁不得志，恰逢朝廷考查进士，李清臣主持考试，出题批驳元祐政事，苏辙上书反对哲宗想要恢复熙宁新法之意，哲宗看完苏辙的奏疏后，认为苏辙用先朝皇帝比成汉武帝，心中不愉快。^{[2][1][13][14]}

因而苏辙被贬谪知汝州，过了数月，在元丰诸臣的集体攻击下，苏辙再被贬知袁州，未至袁州，再将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辙在汝州有政绩，等到离去的时候，百姓父老流涕哭泣相送数十里。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再贬为化州别驾，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安置。后苏辙移循州（今广东省惠州市、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安置。^{[2][1][13][14]}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苏辙到达循州，先是寓居在城东的圣寿寺，花钱购买当地民房，大小共十间，简单修修补补，勉强躲避风雨，北边有块地可以种植蔬菜，有水井可以用来灌溉，于是就和苏逊带着锄头在其间劳作，几个月后，各种蔬菜诸如韭菜、葱葱、芥菜和葵等坌bèn出地面，苏辙自己萧然其中也没有什么其它事情，只是循州人少，没有可以聊天的人，有位姓黄的老人，他家是官宦读书之家，家中有书，苏辙偶尔从他家借一两本书来阅读，但自己也年老目眩，不能长时间阅读，期间，苏辙作《龙川略志》。次年，有一个叫巢谷的人从眉州徒步到循州拜访苏辙，又要到海南去拜访苏轼，走到新州的时候去世了，后来苏辙为他做了一篇传记《巢谷传》。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辙因此量移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安置，四月又改为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安置。^{[2][1][13][14]}

元符三年（1100年）十一月，宋徽宗感念苏辙富有艺文也曾经参与机务政事，现在居荒裔已有些时候，于是将苏辙召还，仍居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允许任意地方居住，因为在许州有田地，因此苏辙便前往许州居住。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兄长苏轼病逝于常州；崇宁元年（1102年）闰六月，苏辙将苏轼安葬在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并作墓志铭。宋徽宗赵佶任用右仆射蔡京执政，苏辙被降职为朝请大夫；此后他在许州修建房屋，一直在许州居住，自号颍滨遗老。^[1][2]

苏辙在许州居住了十三年，闭门谢客，以深居著书作为乐事，谢绝宾客，绝口不谈时事，心中有感也只是寄寓于诗文之中，自作传记一万多字，整天默默地坐着。政和二年十月三日（1112年10月25日），苏辙卒，享年七十四岁，同年十一月追加苏辙为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淳熙元年（1174年），谥号文定。绍兴（1131年-1162年）中，因为长子苏迟地位高贵而再追赠苏辙为太师，封魏国公。^[1][2]

苏辙认为，青苗法用钱贷给老百姓，收取二分的利息，本来是用来救济老百姓的，并不是谋利，但是在借钱和收钱之间，就会有官吏借机谋求私利，即便是有法律也不能禁止，钱到老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敢乱用这个钱，等到还钱的时候，即使是富有的老百姓也不敢逾期，这样的话，恐怕必须得用鞭菙催促百姓，那么州县之事就会不胜其烦了。后面几个月王安石都不再谈及青苗法。^[1]

司马光因为王安石雇役法的危害，而准备重新施行差役法，却不知道差役法的危害跟雇役法是一样的。苏辙便进言，自从罢除差役法以来才过了二十年，官吏百姓都还没有习惯，何况役法的施行，关涉众多，盘根错节，应该详细审定再慢慢施行，如果没有穷尽役法的首尾利弊，就急忙施行，恐怕施行以后，又会生出其它弊端，现在州县的役钱，多年累积剩有余钱，大概还能支撑几年，继续施行雇役法，直到今年结束，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审定差役法的利弊，利用今年冬天的时间制定成法令，来年再运用到乡户身上去，希望施行差役法后，不会再有其他议论，这样无论进退都才适宜。^[1]

司马光又因为王安石私自设立《诗》《书新义》来选拔天下之士，打算改革科举，设立新的规则。苏辙再次进言，明年秋天就要举行进士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议论一时又无法断决，诗赋虽然是雕虫小技，但是考究声律，所花功夫也是不浅的，至于从事经书研究，诵读讲解，更是不容易，如此审察下来，来年都还不能施行新的考试规定，请求来年的科举考试，一切照旧，惟有经书释义以及注疏和诸家议论，让参考者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不一定非用王安石的学说，仍然罢去声律的释义，让举人知道事有定论，专心学习，来等到考试，这样之后，再来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不算晚。司马光都没能听从苏辙的建议。^[1]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西夏发生内乱，西夏梁太后囚禁西夏惠宗李秉常，李宪、种谔等人建议趁西夏内乱，一举消灭西夏。于是宋神宗诏令陕西、河东路将领去征讨，同年八月，熙河经制李宪在西市新城战胜西夏，十月，攻破米脂砦zhài，宋军攻破兰州等局部区域后，在熙河路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以及米脂等五座营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臣恭贺哲宗登位，使臣回去后，还没有出宋国边境，西夏又派遣使臣入境。朝廷知道西夏有请求宋朝归还兰州、五座营垒等地盘的意思，大臣们讨论到底是坚守还是放弃，大家众说纷纭。苏辙认为原先的使臣入境，没有提及此事，是想要大宋朝廷自发讨论此事，以此来证明自己深受重视，但大宋朝廷识破了他们的来意，没有主动提出来割地给他们，现在情势紧急，才来要求大宋朝廷割地给他们，如果此时宋朝不把握机会，他们必定会召集兵马，屯兵边境上，到时候再割地，会被认为是因为害怕打仗才割地，不割地，就会发动边疆战争，祸患就会无穷无已。同年，宋哲宗册封李乾顺为西夏国主，仍旧继承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西夏遣使来谢。次年（1088年）宋朝廷将米脂、葭芦等五座营砦归还西夏，西夏人才顺服。^{[1][15][16][17][18]}

宋朝归还西夏营寨的时候，由于兰州地位重要，关系熙河路的安危，且系吐蕃领地，因而宋不肯割给西夏，所以划界问题悬而未决，仍处于谈判之中，因此，此后数年两国之间边界冲突始终不断。元祐六年（1091年），熙河军上奏称，西夏十万骑侵犯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地界的险峻山崖，杀人三天才退去，请求趁其退去之机，迅速把临近的营垒移到边界，乘着有利形势发动进攻，不须再信守承诺。苏辙认为西夏部队只侵犯熙河境上，而不侵犯其他地方，是有原因的（鄜fū延路都监李仪等违旨出兵进入西夏边界），西夏人专门在有争议的地方杀人和挖掘山崖，他们的意图显而易见，但这不是西夏人的罪过，都是朝廷做法不恰当的原因，熙河将领不能再生事端，不守诚信。苏辙认为动兵前需要考虑理之曲直，宋边境部队多次深入西夏地界是朝廷理曲，不宜动兵，宣仁太后听从苏辙的建议。^[1][17][18]

元祐二年（1087年），苏辙担任户部侍郎，认为国家财政收入源自地方，只是拿到京城来保管，所以善于治国的人，要将钱财藏之于民，其次是藏之于州郡，州郡有多余的钱财，那么转运司就会丰足，转运司丰足，那么户部才不会乏困。苏辙看到户部机构存在三个弊端，一个是把户部的河渠案分给都水监，二是把户部胄案分给军器监，三是把户部的修造案分给将作监。三案三监，职权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又分属不同的机构，出了问题权责又不明确，三监隶属工部，户部的权力，所剩无几，出纳损益，受到别的部门的限制太大，于是苏辙向皇帝进言，希望把都水监、军器监和将作监的部分权力也归户部管辖，让户部充分审定三监所作之事是否可行，裁定三监所耗资金实为多少，工部则只需要负责监督三监工作的精良与粗劣程度和工作进展的快慢，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宋哲宗听从了苏辙的建议，只有都水监仍旧没有变化。^[1][2]

朝廷议论使黄河回到故道，苏辙认为黄河决口向北流，从先帝时候就不能使其回原来的河道，现在不根据以前的状况而对尚未出现的情况提前抓紧时间修筑，却要使黄河回故道，这很困难，而责任也重，这是自认为智力和勇气胜过先帝。吕公著虽有觉悟，但没有照办。^[1][19]

朝廷认为吏部在元丰年间所定的吏员名额，比过去多几倍，命苏辙根据事情的多寡难易进行裁剪。其中有个叫白中孚的吏员认为，过去的规定，一天中的事情按难易程度分成七等，繁重的事情定位一分，简单的事情定在一厘以下，积累到若干分就定一个人的名额，现在如果取各司两个月内的事情算定分数，那吏员的名额的多少限制，就无从隐瞒了。苏辙认为裁减官吏，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如果以分数定人数，将会大量裁减，引起巨大纷争，即便是朝廷也无法控制。于是对宰相说出自己想法，认为要根据实际定吏员数额，等到吏员年满转出，或者出事故死亡的，就不再补录，减到限额为止，用不了十年，多余的名额就减完了，功效虽然缓慢，但现任的吏员知道与自己无关，就不会抱怨。吕大防命各司吏任永寿和中书省官吏几个人负责这件事情，于是他们违背了苏辙的裁员建议，每天都在裁减吏员，又按照个人喜好改变各部门次第，任永寿又因为贪赃刺配流放，吕大防就大致按照苏辙的建议施行。^[1][20]

当代学者白玉林、曾志华等认为，苏辙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政论和史论也很出色。苏辙所著《新论》三篇，纵说天下大事，论断准确；史论的代表作品有《历代论》，其中有些篇章写得很有特点，如论汉武帝、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与苏轼相比，苏辙的特点在于“稳”，对事件的剖析明确、精当，而且往往在对史事的严谨论述中，暗含着对现实的讽喻，带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预见性。苏辙的记叙文代表作如《黄州快哉亭记》《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等，不仅记事，而且常常借事明理以抒怀，又能使两者浑然一体；写法上变化多端，有的从写景抒情过渡到明理抒怀；有的借事以见意，道理就包含在叙事之中；还有的借对话来说明一个道理，笔法灵动，很富有艺术魅力。^[21]

苏辙在文章创作上发展了韩愈“气盛言宜”(见《上枢密韩太尉书》)的论点，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他的文章“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明刘大漠《栾城集·序》)。苏辙自己说：“子瞻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所谓“稳”，就是立意平稳，结构谨严，逻辑严密，行文纡yū徐曲折，语言朴实淡雅。清人刘海峰评论其《民政策第二》时说：“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苏辙的论文多采用这种“曲径通幽”“铺衬成文” 的手法。苏辙的传记、杂记文富有文学色彩，语言冲雅淡泊，叙写生动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亲见其人的感觉，譬如《东轩记》《庐山栖贤堂记》《孟德传》《巢谷传》，都写得很出色。^[22]

清邱晋成《论蜀诗绝句》评苏辙诗道：“颍滨遗集署《栾城》，诗味都从静淡生。长句慢教班马拟，先生别驾旧齐名。”“诗味都从静淡生”，这是前人对苏辙诗比较一致的看法。所谓“静淡”，即平直、雅淡，较少波澜，与他的文章风格一致。不过就总体而论，苏辙诗在当时诸大家中，水平不是很高，更不及其兄。正如《宾退录》卷六所说：“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有四字诗最善。”方东树说：“子由气格皆适雅，胜吴渊颍（莱），而不能有余妙奇气。韵不及欧，快不及王，劲不及黄，奇肆不及子瞻，而妥帖大雅，亦可谓工矣。”苏辙诗与苏轼诗一样，题材十分广泛，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记录。而且形式多样。早年所作《夜泊牛口》，对农民的贫穷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苏辙诗作较多的是咏怀抒情类，如《次韵子瞻好头赤》；抒发个人情怀，在其诗中又占有较大比重，如《南窗》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静淡”的特征；在咏怀诗中，许多与他的兄长有关，次韵、和作的作品更多，而其间不少诗也很出色。盖情之所至，诗神如在，如《逍遥堂会宿二首》。苏辙晚年备历忧患。所以诗也抒发失意、蛰居生活的感受，特别是晚年闲居颍滨，更多的是颂佛谈禅了，但他始终没有沉沦，更没有忘记世事。^[23]

苏辙的辞赋创作受其兄长苏轼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已的风格，因此他在赋坛的地位不容忽视。四库全书本《栾城集》载其以赋名篇的作品10篇，另有骚辞6篇，其中包括3篇骚体哀辞。苏辙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他曾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指出为文必须以学识为根基，以才运学，方能沛然而出，写出好文章。苏辙非常重视研读前贤时俊辞赋对陶冶胸襟的作用。在辞赋创作上苏轼给苏辙以深刻的影响，《屈原庙赋》《上清辞》《和子瞻沉香山子赋》是苏轼赋的同题和作；《 登真兴寺楼赋》《超然台赋》《黄楼赋》是应苏轼之命而作；《墨竹赋》 命意受到苏轼《文与可贫笃谷画竹序》的直接影响，《服茯苓赋》构思上模仿苏轼《中山松醪赋》。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但是苏辙的辞赋也很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他的辞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的横放飘逸有别；其次是苏辙的辞赋善于铺排，尤其是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境的闲适超然，最后是重视对传统辞赋发继承。^[24]

苏辙书法作品主要是信札尺牍dú，其中《晴寒帖》是其中代表。帖为纸本行书，纵24.3厘米，横16.1厘米，计5行31字。原迹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此幅尺牍来看，苏辙的书法，深受其兄苏轼的影响。其结体、用笔、行气，均以苏轼为楷模，也吸取了其兄行款的疏朗、空灵之气。安排字与字的距离略宽敞，使每一个字中宫安详，而点画有舒展的空间，使全篇上下左右顾盼自然。他掌握分寸得当，决不过于疏荡而失之松散。用笔迅疾而不飘滑。他果断利落，竖画中锋稳重、挺拔；横画多藏锋起笔，体势微向右上，飞动而又含蓄、凝重；撇画似放，而不纵姿，炯炯有神；捺画运笔滋润、厚实、简炼；转折挑钩皆有定式，字字独立自足又浑然一体。苏辙注重变化的结体，以圆为方，又巧妙地以方驭圆，具有以静蕴动的美感，而无轻浮靡丽的俗气。苏辙的字没有苏轼那种淳古的神采，不少笔意下不及乃兄的雄健沉著。黄庭坚评曰：“子由书瘦劲可喜，反复观之，当是捉笔甚急而腕著纸，故少雍容耳。”细究之，是有些道理的。但其气象清越，则为苏轼所不及。^[25][26]

苏辙一生著作颇丰，计有《栾城集》九十六卷(含《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老子解》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二卷。^[7]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27]。

北宋大臣张方平评价：两个孩子（苏轼苏辙）都是天才，大的那个聪颖明敏尤其可爱，但是小的那个谨慎稳重，成就或许会超过大的那个。 ^[6]

宋仁宗赵祯评价：我现在又给我的子孙获取两个（苏轼苏辙）太平宰相了。 ^[8]

北宋文学家苏轼评价：苏辙的文章实际上是超过我的，只是世俗不懂，才以为不如我，他的为人深静，不希望别人知晓他自己。他的文章就像他的为人，所以文章写得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他的秀杰之气始终没法淹没。 ^[28]

北宋大臣陈襄评价：苏辙的学问和文章，好像是比不上苏轼，但是沉静敦厚却超过苏轼。 ^[7]

北宋大臣文学家张耒评价：我平生见的人很多，只有苏辙不曾奔忙，即使事情纷至沓来，他的举止也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就好像早就处置好了的。^[29]

北宋大臣王辟之评价：苏氏一家的文章独步天下，看他们的文章合称“三苏”，大概苏洵是老苏，苏轼是大苏，苏辙是小苏。 ^[9]

南宋史学家王偁评价：苏辙名气和事迹与兄长不相上下，心闲神王，学道有得，因此年纪越大境界越深远，境界越深远，对于世事就更加淡泊。^[30]

元丞相脱脱在《宋史》评价：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不如他的兄长苏轼。苏辙在元祐年间执政期间，不偏不党，秉行公正。苏辙和兄长苏轼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兄弟之间更加友爱，没有抱怨责备，都是非常罕见的。苏辙性格沉静简洁，文章汪洋澹泊，就像他的为人，不希望别人知晓自己，但是其中的秀杰之气，始终是无法掩盖的，他出彩的地方大概能接近他的兄长苏轼。^[1]

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评价：苏辙近理，所以他的文采比不上他的父亲和兄长，晚年更加近理所以更加比不上，但是他也算是优秀子弟了。^[31]

明朝散文家茅坤评价：苏文定公（苏辙）的文章，深刻峭拔的思致，或许不如他的父亲苏洵；雄杰豪迈之气，或许不如他的兄长苏轼，然而他的文章自然恬淡，含蓄不露，劲健飘逸，疏朗隽永，长的文章上万言，短的文章上千言。譬如一叶扁舟阻遏大海，并没有激扬浪花，海中有洲岛点缀，云霞若隐若现，日星闪烁其间，鱼龙出没其中，全部由他手掌掌控，柔美且韵味无穷的风格，从西汉以来又是另一种格调了，他的《君术》《臣事》《民政》等篇，尤其超越众人。^[32][33]

苏洵在给苏辙取名字时，认为天下的车，没有不是通过车辙行走的，但是谈到车马的功劳时，车辙又不参与。就算是车子倒了马匹死了，祸患也不会殃及车辙，车辙善于在祸福之间谋生存。取名为辙，就知道可以免除祸患了。^[34]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在雷州期间，苏辙发现当地居民比较懒惰，耕种的又多是闽人，他们喜欢吃鱼鳅虾蟹，所以不种蔬果，冬天不下雪，衣服就简单披些吉贝叶，所以虽然种麻但是不会把麻搓捻成线，虽然养蚕但是不会缫丝，所以平时的布帛需求，只能仰仗于四方的贩夫。手工艺粗陋朴素，导致器用没法生产，又很相信巫鬼，所以医术也很欠缺，自己在雷州居住半年，所有出行急用的用具，无法买到。于是苏辙便在当地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破除迷信，致力于传授手工业、农业等方面的知识，让当地老百姓获益致富。^[35]

三苏坟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城西二十多公里处的小峨眉山东麓，三苏坟三面环山，南瞰汝水，环境清幽，由三苏陵园、广庆寺、三苏祠三部分组成。三苏陵园内三冢隆起，中为苏洵衣冠冢，东为苏轼墓，西为苏辙墓。三墓西南一字排列六个墓冢，为苏轼六公子墓。园内有古柏588株，多为明清时所植，枝繁叶茂，苍翠挺拔，民间也有“ 苏坟柏树数不清”的说法。西南约300多米处有三苏祠，供奉塑像，祠前有广庆寺。据史料及苏辙次子苏仲南墓志铭考证，苏轼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贬授汝州团练副使时，曾赞赏此处似其家乡峨眉山，因嘱其弟在他死后葬于此地。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卒于常州，次年移葬于此。苏辙在轼死后十一年卒于许昌，其子孙将其葬此。其父苏洵于北宋治平三年( 1066年)先卒于京师，翌年十月葬于四川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省眉山县柳沟有苏洵及程夫人合葬墓。此处的苏洵墓系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到1368年)县尹杨允所置的衣冠冢。^[37][38]

三苏祠位于眉山县城西南隅，原为苏氏故宅。此处距成都约80公里，祠是为纪念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而建。三苏祠占地52000多平方米，初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有启贤堂、木假山堂和大殿，供三苏塑像，并立故里石坊，后遭兵燹xiǎn毁坏。清康熙四年(1665年)重建，同治、光绪间续有增修。1928年辟为三苏公园，但有名无实，满目残破荒凉，甚至成为兵营马厩。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次修葺qì，使古老园林重放异彩。今建筑有大殿、启贤堂、瑞莲亭、木假山堂、云屿楼、济美堂、抱月亭、披风榭xiè、百坡亭、碑亭等，共二十余处。今三苏祠内辟有陈列室，展出宋代以来各代三苏著作版本，以及苏轼书法、绘画拓片。碑亭有古碑数十通，多为珍贵文物。三苏祠各建筑物，多有楹联，书法可观，甚有文学意味。1980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40][41][42]}1984年4月成立“眉山三苏博物馆”。^[43]2006年，三苏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