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中国古代官职名，又名天官、冢宰或太宰等，是吏部的最高长官，主要负责对官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官员的人事任免。^[3][4]

吏部尚书的名称起源于殷代的六官之一的大宰，周朝时被称为天官大宰（也称为冢宰）。东汉尚书台设置了吏部曹，其主管选举和祭祀的事务，汉末时吏部被改为选部，长官为选部尚书，专门掌管选举的事务，后于三国魏由选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晋因魏制，晋宋以后吏部尚书职权甚重，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奖罚和封爵事务，被称为大尚书，居六曹尚书之首。西魏末期，吏部尚书被改制为吏部中大夫。隋唐时期，吏部尚书为尚书省六部长官之首，与侍郎分掌六品以下文官的选拔，品级为正三品。北宋时期，最初为寄禄官，无职事，其职掌视差遣而定，元丰改制后负责掌管文武官员的选拔、拟注差遣、叙迁、荫补等职务，为从二品，金朝为正三品。元朝时吏部尚书属中书省，设置三人，为正三品，到明朝时置为一人，正二品，仍隶属于中书省，主导百官的选拔，后置二人，设置总部、司勋、考功三属部。清朝沿置，满汉各有一员，为从一品。^{[4][5][6][7][8][9][10]}

学者龚延明认为，吏部尚书的设立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设置在客观上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有利于人才的选拔等，但也会出现人才浪费、腐败等问题。古代越南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王氏高丽”）在古代中国的影响下，效仿了三省六部制来建立起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政治制度，其吏部首长亦称吏部尚书。^{[6][7][11][12][13]}

尚书职位最早出现于周朝，东汉郑玄认为周朝的“司会”如同后来的尚书，后于秦代确定了“尚书”的职位名称。汉朝置尚书，其中有负责丞相事务的常侍尚书，即吏部尚书的前身。后汉改常侍尚书为选部尚书，曹魏时期将选部改为吏部，吏部尚书之名所得。自南北朝开始，吏部尚书被历代沿袭使用，直至清朝。^[4][14]

吏部尚书的名称起源于殷代的六官之一的大宰，周朝时被称为天官大宰（也称为冢宰）。尚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周朝，后于秦代确定下来。汉承秦制后，汉成帝设立了尚书员，其中有一个职位为常侍曹，其主要职责为辅助公卿事务。后汉时，常侍曹被改为吏部曹，负责选举齐祠事宜，后在汉末时曾被改为选部，专门掌管选举事务，吏部曹改为选部曹。^{[1][4][8][14][15]}

曹魏时期，选部被改为吏部，选部曹名称再次变为吏部曹。延康元年（220年），陈群创立了九品官人法，被授予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的名称首次出现。西晋时期，尚书省成为了宰相机构，吏部尚书为“八座”^[注1]之一，因其主管选官事务而在诸曹尚书中地位最高。三国两晋时期，吏部尚书负责整理官员资料以及对九品及以下官员进行任免。魏晋时期，吏部尚书就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14][15][16][17][18]}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吏部尚书均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个部门，基本无太大变化，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忌惮其职权过重，于是下令分别设置两人来履行吏部尚书的职权，不久后恢复为一人。吏部尚书主官员选任，这一职能设置一直延续至隋唐。南梁吏部尚书品级为十四班^[注2]，陈吏部尚书为三品。^{[14][15][16][17][18]}

北魏初期，北魏吏部体制采用内外朝并行的制度，内朝以选部尚书为最高长官，属官有选部事、选部监、选部给事中、选部吏，外朝最高长官为吏部尚书，执掌官员选事，属官为吏部郎和令史，内外相互配合并以内朝为主。吏部尚书统领吏部、考功、主爵三个部门，品级为从一品下，后因保守势力影响而被废除。太武帝时期重建尚书台，设置吏部典选事，长官为选部尚书。孝文帝改制后，选部和吏部统一并为吏部，其长官重为吏部尚书，为三品官，主掌人事铨quán选。此时吏部统领四曹：吏部、考功、南主客、北主客。北齐沿袭了北魏的官制，北周时对官制进行了复古改革，吏部尚书沿革西魏设置，被改称为吏部中大夫。秦汉时期的高级官员任选最初由皇帝任命，后权力放宽，丞相和尚书也拥有了任免权，但依然要获得皇帝的最终批准，而吏部尚书则是直接由皇帝任命。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采用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吏部尚书多出于豪门大族，需经过皇帝的亲自核查和批准。^{[1][14][15][16][17][18][19]}

隋朝，杨坚建国后就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主要承袭北齐之制，吏部尚书所领为吏部、主爵、司勋和考功，其中司勋承自北周，其余承袭北齐之制。经过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的改革，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最初设置了“六曹”：吏部、度支、礼部、兵部、都官、工部。后改都官为刑部，改度支为民部，改六曹为六部。吏部尚书仍领吏部、考功、主爵三个部门，新增了司勋这一部门。^{[1][7][14][20][18]}

唐朝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吏部为六部之首，下设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吏部尚书置一人，为正三品，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唐朝初期，吏部尚书主要责任为选任六品与七品的官员，还可以直接向皇帝推荐人才。随着唐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吏部尚书直接参与的铨选程序为“铨试”、“注拟”以及对吏部侍郎铨选的核查，铨选范围为六品以下官员，开元后范围扩大至六品至九品之内的流内官。安史之乱后，吏部尚书依旧亲自主持对于选人的铨选，但其铨选权受到了削弱，其铨选官员的范围受到限制，吏部职能难以发挥。唐朝后期，吏部尚书的地位依旧较高且职掌较重，在宪宗、穆宗时期，吏部尚书一职职务繁重。吏部职权自唐中后期有所削弱，但吏部尚书在科目选中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1][7][14][20][18]}

吏部长官在唐朝的称谓随着吏部名称的更改而变更。唐高祖时吏部被改为选部，长官选部尚书，后于唐太宗时期被改回，长官吏部尚书。唐高宗登基后将其改为司列，长官司列常太伯，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为天官，长官天官尚书，后于神龙二年（706年）改回，长官吏部尚书。天宝十一载（752年），吏部改为文部，长官文部尚书，后于至德二年（757年）改回，为吏部尚书。从唐玄宗开始，吏部尚书逐渐不管本部事务，而是由吏部侍郎处理，吏部尚书大多作为宰相的兼官，其参政议政多为宰相职权且涉及机密事务，而单吏部尚书虽参政议政，但涉及事务并非机密。^{[1][7][14][20][18]}

五代均沿袭了前朝的选官制度，后唐基本上沿用了唐代制度，吏部分三铨注官。但五代时期的吏部尚书基本不掌吏部选官的职位，多由其他官权判。而十国并未设置吏部尚书这一官制，已经称帝的政权都采用自设选拔官员的办法，而未称帝的政权则变相的设置了选官机构用于选拔人才。^[14]

宋朝吏部尚书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宋初张昭担任吏部尚书时负责京城七品以下官员的选拔，而张昭致仕后，吏部尚书便成为了虚职，逐渐演变成官员升迁或转职的阶官，并无实际职权。元丰新制后，吏部尚书才重新负责本部事务，负责朝廷官员选拔的制度与政令，为正二品官。南宋初年恢复了元丰之制，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直到南宋灭亡，吏部尚书一直统领尚书左选、尚书右选、侍郎左选、侍郎右选、司封、司勋、考功七个部门。宋代吏部尚书有吏部尚书、权吏部尚书、行吏部尚书、守吏部尚书、试吏部尚书、赠吏部尚书等，权、行、守、试吏部尚书在职能方面同吏部尚书并无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俸禄、序位^[注3]等方面，赠吏部尚书则是对于逝世官员的追赠官职。吏部尚书在元丰改制后主持吏部全面工作，且拥有参政议政以及举荐人才的权利，负责修订吏部七司条法、贡举考试，还曾承担修史、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及担任临时性礼仪官等，其职掌范围较前代来说有所扩大。^{[14][17][21][10]}

学者蔡美彪提出：整个辽朝统治时期，契丹国制和源于后唐、后晋的汉制并存，其中还存在官名和原义不同的情况。并且辽朝的官制未成体系，也无相关原始典籍记载，现今对辽朝官制仅能推知一个大概的轮廓。辽朝的南面官制中有六部，设官任事。金朝初期的职官制度大部分承袭于辽朝，设立了吏部、户部和礼部，并由这三部尚书的担任者兼任兵、刑、工三部尚书，并且六部职权无明确分工。金朝中期，职官制度逐渐汉化，吏部尚书成为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长官之一，为正三品，主管吏部事务，并被皇帝以“权”的形式给与尚书省执政官^[注4]的权利和地位，以参朝政。^[22][23]

元代行使官员任用权力的机构为中书省，中书省统领六部，吏部尚书属中书省，设置三人，为正三品。吏部在元世祖中统时和户部、礼部一起被分为“左三部”，置尚书两员，直到至元七年后，六部得以分别独立。至元二十三年后，吏部才大致稳定为尚书三员、侍郎两员、郎中二员的职位设置，吏部尚书归中书省管辖。元朝吏部尚书的职掌范围主要为人事，即官员的选授、任免、调动以及考核。^{[14][17][21][24][25]}

明朝时期的吏部尚书一般设置一人，官居正二品，但在明朝前中期的官职、品阶等有一定浮动。明朝前期，吏部尚书受到明太祖和明成祖的约束，虽整体地位上升，但缺乏铨选方面的自主权。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因吏部事务责任重大而设置双尚书，使得吏部运行效率得到提高。洪武十三年（1380年）宣布废中书省，升六部品阶，各部尚书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后随着文职官员的权利得到提升，吏部尚书的地位受到内阁的威胁。景泰时期，代宗朱祁钰再次设置吏部双尚书，直至天顺年间才废除。明中期时，内阁通过“票拟”权与吏部尚书相制衡，甚至有压制吏部尚书的趋势。之后吏部尚书的铨选职能进一步发展，四品以下的太常、太仆等职可由吏部直接推举，但吏部尚书依旧受到内阁的制约。期间宦官专权的情况时有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吏部尚书的去留。明朝后期，吏部的权利已经失去独立性，而吏部尚书在朋党之争的影响下也逐渐变成党争的工具，不能独立有序的行使吏部铨选职权。^[4][9][26]

吏部是明代全国的文官管理机构，为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也是文官中地位仅次于内阁阁臣的高级官员，主导百官的选拔。吏部尚书除了总理全国文职官员的铨选的本身职能以外，还具有参与讨论国家政务的行政职能，同时也有一些兼任其他官职进行的临时性差遣，例如礼仪、册封等。明代吏部尚书有正式任职、兼吏部尚书、试吏部尚书等多种任职形式，其选任看重出身。明朝还规定吏部尚书在任职期间要闭门谢客，保证选官的纯洁性，同时吏部尚书和吏部侍郎还负责主持三品以上大臣的推选。学者龚延明认为，吏部尚书的设立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设置在客观上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有利于人才的选拔^[4][9][26]

清朝最初设置贝勒总理吏部尚书事务，下设满、蒙、汉承政三人，崇德三年（1638年），皇帝下令裁蒙、汉承政，改为满承政一人。顺治元年（1644年），承政被改为吏部尚书，后定满、汉尚书各一人，并于雍正年间被定为从一品。1906年官制改革后，朝廷不再设置满吏部尚书，后吏部于宣统三年（1911年）被裁撤，吏部尚书一职退出历史舞台。^[4][27][28]

学者龚延明认为，吏部尚书的设立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设置在客观上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例如，吏部尚书在唐代为重要官职，多数担任者或兼任宰相或先后任职宰相。担任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在仕途的某一阶段与唐代中枢政治的关系相当机密，从而影响到政治等。又如明代吏部尚书在与皇帝、内阁、宦官三者之间的互动中也发挥着其对政局和社会的影响力，例如完善和调整铨选制度、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度改革，而吏部尚书如果不能保持廉洁则会影响到明代政局的稳定性，其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吏部尚书这一职位对于明代政局的巨大影响力。^[13][18][26]

古代越南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王氏高丽”）在古代中国的影响下，效仿了三省六部制来建立起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政治制度，其吏部首长亦称吏部尚书。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建国初期，其太祖王建便设立了三省和六尚书。成宗王治年间，六部被定名为吏、兵、户、刑、礼、工，并设置了判部事（由宰臣兼）、尚书、侍郎职位，各部下仅设置了两个部门，吏部管辖吏部司、考功司两部。^[29][13][30]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鲜卑族，河南洛阳人。长孙无忌少时便与李世民结识，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后跟随李世民四处征战，平定天下后被封为上党县公。之后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等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扶持李世民登基。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他被提拔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于贞观元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进封齐国公。后历任司空、司徒兼侍中等职。李世民考虑立储人选时，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三人商讨，后立晋王，长孙无忌被加封为太子太师。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出征高丽，长孙无忌摄政。之后李世民病重，命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政。唐高宗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尉兼扬州都督，并于永徽二年（651年）监修国史。后屡谏唐高宗不要将昭仪武氏立为皇后，但唐高宗并未听从。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被举报谋反，唐太宗下令革去其官爵并流放黔州，后被大理正袁公瑜逼迫自缢身亡，享年63岁。^[31]

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褚遂良于贞观十年（636年）担任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后受到魏徵推荐，被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为侍书。贞观十八年（644年），褚遂良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开始参政，后被李世民派往各地巡查，对当地官吏具有罢免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被李世民要求辅佐太子李治，后褚遂良受命起草诏书。李治即位后，褚遂良先后被封为河南县公、河南郡公，但不久被贬为同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后升任尚书右仆射。之后褚遂良因反对唐高宗李治立武昭仪为后被贬为潭州都督，被调往桂林不久后再贬为爱州刺史。于是褚遂良上表自明，后于显庆三年（658年）去世，享年63岁。^[32]

颜真卿（709年-786年），字清臣，琅琊yá临沂人（今山东省临沂市）。开元中年，颜真卿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因被宰相杨国忠排斥，被下放地方，任命为平原（今山东）太守。颜真卿怀疑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于是早有防备。安史之乱爆发后，颜真卿召集义军以对抗叛军，被推为盟主，后被朝廷任命为户部侍郎，辅助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平叛，并相继收复失地。颜真卿随同肃宗入京后，历任宪部尚书、太子少师、吏部尚书等职，因其整顿超纲，为李辅国等六任宰相所不容，所以多次被贬。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颜真卿奉命前去招降李希烈叛军，却被当做人质关押了三年，后被叛军缢杀，享年76岁。颜真卿以书法闻名，受到当世和后世的追崇，他创新了新的书体，其留下的书法资料有七十余种，其代表作品有楷书碑刻《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以及行草书《祭侄文稿》《刘中使贴》等。^[33][34]

王直（1379年-1462年）字行俭，号抑庵 ，江西泰和人。王直于永乐二年中进士，后改任为庶吉士，就读于文渊阁。后因文采受到明成祖的赏识，被召入内阁，担任翰林院修撰。先后侍奉明仁宗、明宣宗，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1438年），王直因完成《宣宗实录》被升任为礼部侍郎兼任学士，负责协助礼部尚书胡濙处理礼部事务，后于正统八年（1443年）升任为吏部尚书。土木之变发生后，王直与于谦请劝郕chéng王朱祁钰即位为帝，后被任命为太子太保。景泰元年（1450 年），也先派遣使者议和，请求归还明英宗，王直率领群臣请求迎回英宗。后夺门之变爆发，明英宗复辟，王直请求致仕。天顺六年（1462），王直卒于家，终年八十四岁，追赠为太保，谥号文端，著有《抑庵集》及《抑庵后集》。^[35][36]

隆科多（？—1728年），全名为佟佳·隆科多，字竹筠，满洲镶黄旗人。隆科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授予一等侍卫官制，不久升任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后于康熙四十四年因下属违法，而被下令剥夺了副都统和銮仪使的职位，为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年，隆科多被授予步军统领一职，于五十九年被提拔为理藩院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后隆科多以唯一顾命大臣的身份拥立四皇子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承袭爵位一等公，被授予吏部尚书一职，后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备受皇帝宠信。雍正帝稳固政权后，隆科多逐渐失宠，最终于雍正五年（1727年）被下令革职圈禁，次年六月去世^[37]

和珅（1750年-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时为文生员，后于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后被授予三等侍卫职务，被挑选至黏杆处^[注5]。乾隆四十年，和坤在乾清门值班，被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后历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等重职，得到乾隆重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坤因办案有功被升任为吏部尚书，并于不久后升任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之后和坤借着权势对朝臣进行打压，收取贿赂。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得白银八亿两，后和坤被赐自尽，享年49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