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

王世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1]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3]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22岁的王世贞考中进士，^[6]先后任职大理寺左寺、刑部员外郎和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3]嘉靖三十八年，^[7]34岁的王世贞遭遇巨变，其父亲王忬被严嵩以滦河失事陷害处死，^[6][7]王世贞解官赴京师告免未成后，^[7]淡出政治圈；^[6]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7]后历任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万历时期历任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郧阳巡抚；后因恶张居正被罢归故里，张居正死后，王世贞起复为应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3]万历二十一年，卒于家中，获赠太子少保。^[7]

王世贞是明朝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之一，^[3]与李攀龙并称“王李”，^[4]在隆庆、万历年间独领文坛二十年；^[5][3]王世贞才力富健，学识宏博，兼擅各体诗歌，早年引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潮流，晚年提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反复强调性情之真，批评复古派内部的模拟剽窃之风，著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诗文批评《艺苑卮zhī言》等。^[4]

嘉靖五年（1526年）十一月五日，^[8]王世贞出生于江南太仓的显赫家族--王氏，属于山东琅琊yá王氏，乃东晋辅相王导的后裔；^[2]嘉靖十三年（1534年），9岁的王世贞能参考作诗《咏凤凰》。^[9]

幼年的王世贞被称为神童，家族积累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10]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贞得到王守仁集，读起来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喜爱程度在“三苏”之上；十五岁受《易》于骆行简，骆氏与王世贞父王忬yù同举于嘉靖十年（1531）乡试。王世贞十六岁作《宝刀歌》，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 之句，骆氏认为他日后定会以文章而名世。嘉靖二十二年（1543），17岁的王世贞中应天乡试，成为为举人。^[11]

王世贞在嘉靖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参加会试，不幸落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冬，王世贞赴京再次参加会试；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岁的王世贞参加春闱，中会试二甲第八十名；与王世贞同榜进士的还有后来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九名，此外汪道昆、杨继盛等也是同榜进士，他们既有同榜之谊，也为后来的纠缠埋下伏笔。^[11]

明代是个极端专制的王朝，不仅政治上专制，而且文化上亦极端专制。王世贞父亲王忬告诫他：“士 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王世贞牢记父亲教诲，高中进士后，却不谒yè馆试，因为“耻从柄臣道地”。王世贞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而作为文人重视自我的追求与个人价值身份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官场的职位，而是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不是谋求高官厚职，而是充分发挥文人的本色，广交天下文士。^[1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隶大理院，次年为刑部郎，即参加京师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李攀龙订交，从此诗文唱和无虚日，王世贞诗文皆好，在文人社团中声名鹊起。^[11]

《明史》记载：“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 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唱和，绍述何、李，名益日盛。”可见王世贞对于权贵决不肯曲意侍奉，在不仅政治上专制而文化上也专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贞仕途的坎坷与不平。^[11]

王世贞初任刑部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有阎姓犯人藏在在当时权贵锦衣卫陆炳家，王世贞搞个突然袭击，将罪犯抓捕归案；陆炳求权臣首辅严嵩说情，王世贞竟不予理睬，反而故意讥讽。^[11]

这一时期的明朝正是严嵩权倾天下之际，王世贞在刑部任主事九年未升迁，满腹怨言，^[11]严嵩虽奸恶，却重才，想把王世贞罗致门下，但王世贞的态度却是“数近，而数远之”；这期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上书弹劾，被打入大牢，王世贞不仅入狱看望，送去汤药，为杨妻代写诉状，还多方奔走营救；杨继盛被杀后，王世贞凑钱为其买了墓地、张罗葬礼，还组织文学社团写诗悼念。^[12]

严嵩是当时的权臣首辅，王世贞的种种行为终于激怒了严嵩；^[12]既然不为严嵩所用，严嵩就想方设法惩处他；^[11]吏部曾两次拟议王世贞任提学，皆被严嵩否决；^[12]明代用文官领兵，兵备使是武职，但往往由按察司的副职来充任；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王世贞三十周岁的时候，调任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13]当时青州是个盗贼猖獗jué地方。^[12]

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任总督蓟jì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的王世贞父亲王忬以滦luán河战事失利，诏逮下狱；^[11]王世贞闻讯，立刻解职青州兵备副使赴京，“与弟世懋mào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阳语宽慰，而阴持其狱。王世贞兄弟“又日囚服跽jì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其父，但均“畏嵩不敢言”。^[14]嘉靖三十九年（1560），王忬被斩于西市；^[14]个人的磨难，父亲的冤死，使他对官场彻底失望，^[12]王世贞与弟弟王世懋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11]离开官场的是非之地，回归“同学少年”时代的初衷，做一个文士，“策名艺苑”，“立不朽之盛举”^[12]

嘉靖三十八年（1559），张居正回朝，结束归隐岁月；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徐阶为首辅，并将张居正视为心腹高参；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在一年之内由正五品侍讲学士经礼部、吏部侍郎而超擢zhuó为正一品的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从而入阁，成为明代权力核心集团成员。^[11]

此时，王世贞尚家居，为其父伸冤而到处奔走，获知张居正入阁，故以同榜之谊请求张居正为其父平反伸冤，信函都收录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注1]没有史料说明张居正在朝廷为王世贞父亲平反雪冤的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但隆庆元年（1567）八月，朝廷诏复王忬原官，算是为他平反了。^[11]

在张居正入阁以后，王世贞仕途也变得柳暗花明了；隆庆二年（1568）四月，王世贞被起为河南按察副使，后改为山西提刑按察使；隆庆五年（1570）初，王世贞因母丧而在家服丧守制；其间张居正因对王世贞的才气十分欣赏，多次写信劝慰王世贞家居之时应该韬光养晦，别意气用事，以免再度受挫。^[注2][注3]

万历元年（1573）正月，王世贞服除，次月被授予湖广按察使；湖广是张居正的家乡，体现了张居正对王世贞的信任；但王世贞得知颇为不快，^[注4]他想去的地方是翰林院，却被授职于偏远的湖广；当年六月起程前往湖广闷头上任，文人意气用事的禀性表露无余；^[注5]万历元年（1573）九月，张居正给王世贞写信，向其解释了湖广之任，不过是“循资”而已，不日即可升为京官。湖广按察使为正三品，九月即升为从二品的广西右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二 月，王世贞转任太仆寺卿（从三品）；九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郧阳（正三品）。在一年时间内，王世贞的职位升迁了三次，京官正三品以后，就很容易升迁为尚书和内阁大学士了，可见张居正对王世贞的重视。^[11]

王世贞在任上对张居正父母的寿辰都作寿序以贺之，表达对张居正的感激；两人信函往来频繁，王世贞甚至将一些治国行事的奏章都先给张居正。^[11]

任郧yún阳巡抚那年，王世贞47岁，已是名噪天下的文坛领袖；万历三年（1575年），即王世贞到任第二年，他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书。他派遣数名官员，分赴各地，历时数月购回包括十三经、二十一史，上至周朝下到明朝的重要史籍93部共3000余卷。王世贞的著作《弇州山人正稿》和《续稿》两部类似全集的著述合计381卷、200多万字，其中大部分编撰工作都是在郧阳完成的；王世贞在郧阳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共计写诗274首、文57篇。^[10]

王世贞此番重出仕途，做事风格变化不小，懂得了人情世故；但骨子里的东西难以改变，书生的本性难移；他任职郧阳巡抚期间，张居正的妻弟王化带头领着荆州府学生员闹事，冲击县衙，凌辱知县；王世贞依法处理，“论奏不少贷”；万历三年（1575）五月初，湖广、郧阳、南阳府等地相继发生地震，朝廷要求各地官员“修省”，王世贞查阅了西汉易经大师京房的著作，并进行了占卜，得到的结论是“臣道太盛，坤维不宁”，^{[注6][11][12]}直指张居正专权，以为是祸国根源。^[11]

王世贞几度不给张居正面子，很快就迎来了报复，万历四年（1576） 夏王世贞由郧阳督抚得迁南京大理寺卿，从品级上看都是正三品，没有变化，实际上，是张居正不满意王世贞，故此从郧阳将其调开。督抚郧阳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而南京大理寺卿 则是个闲职，明显有贬抑之意；同年五月，王世贞以“荐举涉滥” 被吏部纠察而夺俸。十月，南京刑部都给事中杨节弹劾他“大节已亏”，竟被处以回籍听候别用。此后在张居正把持朝纲的期间，王世贞只得闲居在家，仕途失意，只得寄情于诗酒，甚至沈迷于学道。^[11]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在明神宗帝的授意下开始了清算行动；而晚年的王世贞更多地关注明代史书的写作，以完成他平生之志，而《嘉靖以来首辅传》就是其杰出代表，所涉及的是自杨廷和到申时行共十几位首辅的传记，王世贞是想通过写人物而说明这时期首辅的发展状况，《四库全书总目》对他加以称赞。^[11]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二月，礼部以王世贞的父亲“破虏平倭，功业可纪”，为其请旌；十一月五日，王世贞被推荐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上疏请致仕。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二日，王世贞三年考满，北上报政，途中得知自己升任南京刑部尚书，患腹泻之疾，左目视力不清。八月，王世贞赴南京刑部上任。九月九日，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黄仕荣论劾王世贞。十月，王世贞上疏辩考察事，请求罢免自己，朝廷不允。十一月，王世贞再次上疏求辞，这时他的右目已经失明。^[15][11]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王世贞以病求辞，朝廷不允。为李时珍《本草纲目》作序。三月，再度上疏恳辞，回复准其回家调理。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贞病卒，年六十五^[15]，获赠太子少保。^[3]

流派论争是明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世贞为“后七子”核心人物之一，^[4]王世贞在考取进士后，向李攀龙、谢榛、李先芳等山东人组成的诗社靠拢。不久之后，李先芳离京，谢榛也遭到摈bìn斥，李攀龙出守顺德，王世贞遂成为诗社的灵魂人物。后七子中，不少成员都是经王世贞介绍加入诗社的。^[26]

从流派建设的角度看，王世贞的作用更胜于李攀龙。王世贞羽翼丰满后，与李攀龙渐起争名之意，两人诗学思想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王世贞后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抬高吴中诗学传统之意，就是与李攀龙抗衡的一种手段。通过在北方诗学传统与吴中诗学传统之间游走，王世贞成功奠定了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26]李攀龙死后，独主坛坫二十年。王世贞才力富健，学识宏博，兼擅各体诗歌，晚年诗风渐由博杂繁响归向轻淡平实。^[4][注8]

王世贞在文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到了复古主张。“后七子”诗文理论的重要著作《艺苑卮言》集中了王世贞对复古理论的提倡和一些具体看法。《艺苑卮言》视剽窃模拟为诗歌创作的大病。他非常尊重李梦阳、李攀龙等人的文学贡献和作用，即便如此，对他们摹仿古人，牵合形迹，变不足而近于袭，缺乏自得之趣，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认为，诗人的才思和诗体的格调二者关系，格调是由才思派生而出，因此，诗歌创作中突出才思之用是必然的要求，而肯定运巧，超越常规，也成了他对诗人的期待和鼓励。由于受扬唐抑宋诗歌观的支配，王世贞当时贬宋的倾向比较突出，特别是对黄庭坚一派的诗歌追求及形成的风格，评价尤低，目的还在于维护汉魏、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范。^[4][3]

王世贞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具体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田鲜华、约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虽然，这一评价对王世贞来说是负面的，有失偏颇的。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复古说在当时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移》《艺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贞卓越的文学地位。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自己驾驭不同体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27]。

王世贞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3]然而，在书法史上，王世贞不以善书闻名；其友人及后人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与传记极少提到对其书法的评价。^[注9]在王世贞自己看来，其虽属于琅琊王氏之后人，但是并没有传承王羲之的衣钵。^[注10][28]

王世贞常常把自己鉴赏书画的心得、生活的体验写于题跋中，以供后人观览；9王世贞不仅是书画鉴赏家，也是收藏家，他经常在题跋中详细描述书画的流传过程，或者自己收藏书画的由来，他深知书画的流传辗转不由人，在题跋中经常发“人失弓人得之”的感慨，因此他在此题跋中详细叙述了诗卷的由来，通过这种方式与未知的诗卷主人对话，将诗卷的有关信息和自己的得失之感传达于后人。^[29]

王世贞《曲藻》论曲文字简扼，在论及词曲的演进与发展时有言：“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虽简短数十字却能敏锐地抓住词曲演变过程中“人俗”谐耳”的要害而切中词曲的艺术审美本质特征。^[30]

在明代戏曲批评的进程中，王世贞作为较早注意到戏曲研究要求综合之趋势的曲论家；其兼顾教化与言情、中和藻绘与本色、兼举格律与意法而一开综合研究之先河。他一方面希望戏曲要“裨风教”，另一方面推举戏曲之“体贴人情”；一方面喜好“词家大学问”，另一方面要求戏曲“虽本才情，务谐俚俗”。^[30]

王世贞虽是文坛领袖。却非常关注历史的撰著，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留下了数百卷史学著作。他在晚年回顾自己治史的过程时写道：“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以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惠忘尔。”^[31]

王世贞在当代史编撰中始终坚持直书实录原则，敢于善恶必书，揭露统治者凶残暴虐、荒淫无耻的面目，这种精神难能可贵。^[32]王世贞的《首辅传》正是《明史．张居正传》之蓝本；《史乘考误》体现出王世贞对这些考证思想方法的运用，《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评价是：“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且征事既多，不无小误……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为病”。清人夏燮也说：“正史（《明实录》）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这都说明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不可小觑。^[11]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应当代表明代史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这一时期官修史学表现出了一种衰退的迹象，但是王世贞所代表的私修史书的兴起使得明代史学不至于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其前、或之后史学的成就而被湮没。这时期的史学成就不仅仅局限在这里，还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3]。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弇山堂别集》100卷，《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觚不觚录》1卷，《读书后》8卷；还编纂zuǎn《画苑》10卷，《王氏书苑》10卷。^[48]

《国潮纪要》10卷、《天言汇录》10卷（正史类)：《山堂集》100卷、《识小录》20卷、《少阳丛谈》20卷、《明野史汇》100卷（原注：“万历中.董复表汇纂诸集为《算州史料》，凡一百卷“。)（杂史类)《公卿表》24卷（职官类）。《明史·艺文志三》著录有：《札记》2卷、《宛委余编》19卷（杂家类)：《画苑》10卷、《补遗》2卷（艺术类）：《类苑详注》36卷（类书类）。《明史·艺文志四》著录有：《弇州四部高》174卷、《续稿》218卷（别集类）：《增集尺牍dú清裁》28卷（总集类）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弃州四部稿》、《明野史汇》、《弃山堂别集》、《弃州史料》等。《身州四部稿》（亦称《弃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含赋部（包括风雅）3卷、诗部51卷、文部84卷、说部36卷。其中说部包含7种撰述：札记内篇、札记外篇、左逸、短长、艺苑卮亩、卮言附录、宛委余编。^[31]

“描画两公（严嵩、高拱）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沈德符 评）^[11]

“世贞作此书，断自嘉靖为始，以明积渐所由来，……于当时国事是非，及贤奸进退之故， 序次详悉，颇得史法。…… 所纪则大体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总目》 评）^[11]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xiá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 评）^[31]

《觚不觚录》《皇明三述》《二史考》等书“非集非史”，“世贞本不为史，强尊为史，实复表之意。”（清四库馆臣 评）^[31]

“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怒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朱国祯 评）^[14]

《首辅传》对高拱“极口丑诋，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国史唯疑》卷8 朱国桢 评）^[14]

民间盛传严嵩（1480—1567）为强夺王家所藏的《清明上河图》不成，而趁机报复，世贞之父王忬更因此遭陷而死。为了复仇，据说王世贞创写出脍炙人口的《金瓶梅》。严王两家恩怨复杂离奇，故事真假难辨。《金瓶梅》中所标示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长久以来，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一直是未解之谜。不过，这本奇情之书于晚明问世之后，许多人坚信故事出自王世贞之手。^[49]

明嘉靖年间，《清明上河图》流落于蕲州盐运判官顾琼之手。顾琼之女柔玉爱上了蓟辽总督、右佥都御史王忬之子、表兄王世贞，与之私会时竟将《清明上河图》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王世贞，因此，这幅名画便落到了王忬家里。后来，严嵩、严世蕃父子听说此事，便派人去王家强索。王忬只得密嘱苏州画坛高手临摹了一幅赝品。不料被严嵩府上一个汤姓裱画匠所识破，严嵩于是怀恨在心，找个罪名，就把王忬定罪杀害了。^[2]

《本草纲目》为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历代本草学的基础上，配合亲身考察所完成的药物学巨著。成书之初，李时珍曾央求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为此书作序；然而，却被王世贞看出了书稿的不足，故将此书带回修改。十年之后，李时珍带着精心修订的《本草纲目》再次拜访王世贞。王世贞对此极为满意，欣然作序。有了王世贞作序推荐，南京书商争相刊刻有王世贞序的《本草纲目》。最后由南京藏书家兼书商胡承龙将此书刊刻出版，流芳后世。^[49]

传奇戏曲《鸣凤记》，一说为王世贞所作。也有人疑此剧是王的门生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及时地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自《鸣凤记》始。贯串全剧的矛盾冲突是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手下的狐朋狗党趋炎附势、凶残横暴。《严嵩庆寿》、《端阳游赏》、《文华祭海》等出，都有生动刻画。同时，作者又着意渲染杨继盛等人不畏权贵、不惧牺牲的精神。《灯前修本》《夫妇死节》等出，不仅塑造了刚烈忠臣杨继盛，而且还表现了深明大义的杨夫人。为作品内容所决定，此剧在艺术上突破了以生旦悲欢离合贯串全剧的惯套。但剧作将矛盾的解决寄托给嘉靖皇帝，亦表现了一定的局限^[50]。

《一捧雪》中，人物显赫，权相严嵩、总镇戚继光、锦衣卫陆炳等历史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王忬、王世贞以隐名“莫怀古”代之，恐怕不只是适应剧情，不只是演义的需要。这之中，恐怕多少也有那么一点儿为尊者讳吧。尽管剧中“莫怀古”忠厚正直，护宝如命，但毕竟为了自家的那么一个“雅好”，落得个妻离子散，连累了高朋义仆。“莫怀古”，似乎是《一捧雪》“肯定”的人物，无疑也是《一捧雪》“否定”的人物。^[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