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又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1][2]

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姚鼐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南门树德堂宅。幼时受理学熏陶，成年后师从刘大櫆kuí。乾隆十五年（1750年），姚鼐中江南乡试。乾隆十六年后(1751年)五次礼部会试均失败。此间，姚鼐游历各处，留下众多文章诗作，如《出池州》《江上竹枝词》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姚鼐中进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姚鼐破格进入四库馆充纂zuǎn修官。后因受到纪昀、戴震等人排挤，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姚鼐借病辞去职位，终不入仕途。^[1]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海讲学于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等，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长期传授古文法，弟子遍及南方各省。^[3]嘉庆十五年（1815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元纪年10月25日）卒于南京钟山书院，葬于桐城杨树湾。^[1]

姚鼐善写文章，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此论成为桐城派的写作纲领之一。^[4]姚鼐又提出“阳刚”“阴柔”文章风格论，为文章写作提供新思路。^[5]同时，在书法方面，姚鼐遵帖学之风，守正创新，自成一派，字里行间文人气息浓厚。在诗歌上，姚鼐取法唐宋，诗风清举，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2]在教育方面，姚鼐引导士人积极向学，致力于转变世风、学风。^[6][7]

姚鼐清雍正九年(1731年)出生于桐城。幼年跟随同乡前辈、理学信徒方泽（字苧川，号侍庐）学习。^[1]伯父姚范（字南菁）非常喜爱姚鼐，每每令姚鼐随侍左右。^[3]等到姚鼐成年后，就跟随姚范学习经学，后跟随同乡刘大櫆学习古文。^[1]

乾隆十五年（1750年），姚鼐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父亲去世，于是云游四方教书来养家。^[1]乾隆十七年（1752年），姚鼐第二次应试落第后，在京师结交了毕生的莫逆之交朱孝纯（字子颍yǐng，号海愚）和并王文治（字禹卿）。姚鼐与好友共游山水名城，留下了许多文章诗迹。^[3]乾隆十九年（1754年）春，姚鼐第三次会试落第，夏初应邀翰林院，与友人共游万寿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姚鼐第四次参加礼部会试仍然不第。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姚鼐仍留京师教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姚鼐第六次会试及第为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后由兵部主事擢zhuó升为礼部员外郎，再升为刑部郎中，五年之中连升三职。但此时的姚鼐已经开始对严酷的社会政治现实感到强烈的不满。^[3]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七月，姚鼐充任山东乡试副考官，乘船路经德州浮桥之时，回想起自己的会试经历，心中感慨万分。山东一任归来，回京述职之后，姚鼐由礼部仪制司主事转祭祀司员外郎。乾隆三十五年（1769年）六月，姚鼐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此间，姚鼐所作之诗充满了孤独失落的悲凉之感。湖南之任不久后，姚鼐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之后擢升刑部广东司郎中。但在刑部的两年时间里，刑法严苛的社会现实，与姚鼐实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发生直接的尖锐冲突，使姚鼐心生隐退之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库全书》开馆，姚鼐于次年入馆，充当纂修官。根据《四库全书》修成后总裁多罗质郡王永瑢等上表所附四库馆臣名单及分工，姚鼐具体所掌为“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由于受到排挤，加上自身对官场的厌倦，姚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称病请假。时其好友朱孝纯正任济南知府，于是于年底南游济南，登泰山。次年春，辞官南还，决心不再为官。^[1]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好友朱孝纯为两淮盐运使，建梅花书院于扬州，邀姚鼐主持。姚鼐初到扬州，见到多年不见的好友朱孝纯、王文治，三人一连几日同游，泛舟镇江、登金、焦二山，夜宿焦山僧院。有画工画下游览的场景《金焦同游图》，多年后姚鼐写下《金焦同游图记》，念及当年携手同游一幕，表达了自己对故友的深切思念。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姚鼐继室张夫人卒于梅花书院，姚鼐辞去梅花书院事，从扬州将灵柩运回桐城。^[3]此间，朝廷嘉赏《四库全书》编修人员，念及姚鼐辛劳，想任姚鼐为御史，业已记名，被姚鼐婉言辞谢。回到桐城后，姚鼐乡居约有两年时间，即被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一任八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姚鼐坚辞安庆书院，前往歙县主持徽州紫阳书院。在期间，姚鼐的足迹主要留在桐城、安庆，家乡的景致让姚鼐的心中升起亲切感，使姚鼐流连忘返，创作出许多诗作文章来表达心中对家乡的留恋与热爱。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姚鼐至江宁，主持钟山书院。此间姚鼐与袁枚及其从弟袁树往来甚密，袁树（号香亭）与姚鼐是同年进士，更加亲厚，二人时常一同出游，多有诗作存留。^[3]至嘉庆三年（1798年），姚鼐在长子持衡的陪同下，自桐城游玩，过镇江、杭州，后回南京，过苏州、无锡、丹徒（镇江），最后归至南京。一路上写下众多文章诗作叙述行程，如《古柏庵》《石湖草堂》《城隍山》等。^[3]

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赴江南乡试鹿鸣宴，时年八十，仍耳聪目明，齿牙未豁，“行步轻健如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十五岁的姚鼐偶染微疾，迁延数月，竟至不治，于九月二十三日（公元纪年10月25日）卒于钟山书院。^[3]

姚鼐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尺牍dú》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等。^[8]散文《登泰山记》《岁除日与子颍登三观观日出作歌》《游灵岩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等。诗歌《贵池道中》《黟yī县道中》《出池州》《江上竹枝词》《酬胡君》《望庐山》等。^[3]

姚鼐认为：“夫审民生纤悉，以达于谋国大体，儒者有用之学也。”他主张为官要做“亲民之吏”，“使亲民之吏举得其人，则天下何患不治？使亲民之更一方失其人，则一方受其病,朝廷虽有良法善政皆为虚文而已”。 农民和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体，因此兴修农田水利,尤为重要。姚鼐在《<河渠纪闻>序》中指出，治水要不伤害平常百姓的利益，又以周梅圃在宁夏担任宁朔知县期间多实行善政后升官和王宫望为浙江巡抚时压迫百姓贪得无厌最后疲劳致死为对比，可见姚鼎深信爱民的重要性。姚鼐鼓吹官吏要有不惜为“活民而得罪”的献身精神，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百姓获得幸福。^[9]

在姚鼐的文章中，还有与我国传统观念迥然有别的重商、护商和颂商的新思想。如在《印松亭家传》中，他写印松亭在“乾隆四十六年，命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其在宁绍凡八年,尝修海宁石塘有功;海关尽去苛政，商民喜之”。姚鼐还专门写了颂扬徽商的《陈谨斋家传》，称赞陈谨斋“明智绝人”“乐善好施”。就连在致“恩儿、观儿、雉儿”的信中，他也鼓励小辈们经商，比很多前人的传统观念都前进了一大步。^[9]

姚鼐的作品在赞扬节妇孝女的同时，也散布了带有某些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妇女写诗歌辞赋，被当时大多数男人认为是不务正业。而姚鼐在文章中吟咏“男女皆宜”论，还更进一步把“自少读书，能为诗文”的陈孺人，颂扬为连许多男子都不及的“女君子”，跟当时反对男女平等的“儒者”相比，显然要进步得多。在重男轻女观念横行的时代，姚鼐却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对妇女贤惠的称赞，鼓吹“女在,何不若儿耶!”““一妇任二子事”“吾女何率胜儿!”。^[9]

姚鼐在见证了仕途的黑暗后，对为官产生了嫌恶，于是其笔下的人物也纷纷如此对封建官场表示厌恶和摈bìn弃，这就既反映了当时的官场是多么腐朽黑暗，更表现出这些文人自身的觉醒和对当权者的离心倾向。他绝意仕宦，决定摈弃官场，对于姚鼐来说，这就是要做嵇康式的人物，从此愤世嫉俗、洁身自好、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9]

姚鼎的政治理想是实行仁，认为“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他抨击秦朝的暴虐统治，必然自取灭亡；接着他就借古喻今地大声疾呼，“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天道且日变，民生弥苦辛”。这不仅隐喻着谴责清朝的暴虐统治“有甚于秦”，而且在封建史学家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时，他却能敏锐而深刻地揭示其时代本质，指出“天道且日变，民生弥苦辛”。姚鼐的这种政治思想与其个人在仕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是密不可分的。^[10]

姚鼐提倡理学，批评汉学。在姚鼐看来，二程和朱熹才是孔孟道统的正宗传人，程朱理学是距离自己最近的、唯一能够延续儒家道统的并得圣人妙旨大义的学说。^[11]他认为：“以孔子、孟子之道为传统，后世的君子一定会归于程颢、程颐和朱熹，并不是说朝廷的法令不敢违背，以二程、朱熹的生平行事立身处世，固然无愧于圣门，而他们的理论，上等同于圣人的意旨，下合于天下百姓的心。”^[12]但是，姚鼐本身身处在汉学鼎盛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汉学影响，同时还会意识到理学的不足。所以，姚鼐在坚持理学立场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学习汉学的长处，以达到“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的目的。^[13]

姚鼐宣扬“自适已意”“自发其思”的作家创作论。如他在《复钦君善书》中所盛赞的：“足下之文，不通于俗，而亦不尽合于古；不求工于技，而亦不尽当于道；自适已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姚鼐的理论全面地总结和吸取了作家创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不只既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又避免对传统的因袭，而且也吸取了鼓吹仅仅反映个人情怀的所谓“独抒性灵”之作的教训。姚鼎所着重强调的“自”，并非要作家仅靠个人冥思苦想，而是要“不欲以人首加己身”。这不仅体现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主体性，也体现了文学艺术创作是属于作家、艺术家个人独创的特性，使文学艺术富有百花争艳的勃勃生机和独特魅力。^[9]

同时，他还主张“与时俱进”“与年日新”“与世转移”，尤其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更是几乎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如在《礼终集要序》中，他反对不根据时代的需要而一味地复古，指出：“先王之世既远，民俗异而国制屡更，尽用古法，则不可。”他说：“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强调“变”，不断“与时俱进”，这就是桐城派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派的一条根本经验。所谓“变”，就是要适时所需，因时而变。这恰是姚鼐文章的一大特点。^[9]

姚鼐、方苞、刘大櫆三人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方苞建构了特色鲜明的“义法”理论。^[4]刘大櫆进一步丰富了古文理论，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4]姚鼐认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他反对脱离义理的单纯考据之学，强调要继承方苞“义法”，以文经世，表扬“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姚鼐提出，文章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成为了桐城派的经典理论。“义理”，指理学思想；“考据”，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辞章”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4]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完善了桐城派的写作思想，使桐城文化体系化、抽象化，为后世桐城派作家创作提供了方法论。^[14]

桐城派文章风格追求“雅洁”，即内容上的纯正和与表达上的简洁。而姚鼐以《登泰山记》一文，贯彻了“雅洁”这一概念，文字简练干净、结构清晰通畅，内容上除了客观描写泰山风景之外不做情绪上的渲染，整体端正、纯净。^[15]

姚鼐坚守宋学阵地，坚定“为往圣继绝学”的理念，以儒学为思想根基传播他的文章理论，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其抗俗精神，他的文章创作切实遵循着“大抵作诗古文，皆急须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况求妙诀之境乎”的理论主张，也为桐城派文章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6]

姚鼐注重叙述实事，提出“文要切事”，主张为文应重视事理而轻华美辞章，为桐城派朴实淡雅，写实叙事的文章风格奠定基础。同时，姚鼐的寿序文近半是为女性而作，称颂女性的崇高品德，拓宽了女性寿序文的立意空间，使序文创作得到了创新。^[17]

在诗歌方面，姚鼐主张学诗先从摹拟开始，经过精熟之后，熔铸各家之长，方能自成一家。^[7]同时，他认为模拟后更要创新，别开生面。姚鼐诗歌创作取法唐宋，以唐宋时期的某些诗人如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学习的典范，尤其推崇杜甫，在用字和诗意方面都学习杜诗，并常化用杜诗中的诗句，写诗时常寄情于山水，描写友情，感慨生命，慨叹历史，^[7]力求形成第三种诗学高峰——清诗，^[18]达到了“风格清举，囊括唐、宋之菁，备有宏阔深幽之境”。^[19]姚鼐秉承君子儒与诗教的优良传统，倡扬程朱义理，有力发挥了诗歌“兴、观、群、怨”的美学功用。^[20]

姚鼐是清代帖学书家的代表，“书逼董元宰，苍逸时欲过之”，又被推为清代第一流书家。^[6]姚鼐的书法作品平和简净、萧疏澹宕，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沙孟海评其书法：“他的作品，姿媚之中，带有坚苍的骨气，萧疏澹宕，有‘林下风’，和刘墉辈面目两样。”^[21][22]包世臣、沙孟海、叶百丰等人都对姚鼐的书法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清代书家包世臣用“妙”与“逸”来概括姚鼐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他把姚鼐行草书列为妙品，又将其小真书列为逸品。“妙”与“逸”是表征，而姚鼐书法审美意象的基调和内质则是“书卷气”。^[22]

姚鼐以帖学为宗，既重传统，遵正统帖学，又守正创新，赋予帖学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气质。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上书法艺术学董其昌蔚然成风，姚鼐的书法初源也是由董其昌着手。书作《致何道生》内容只有三行，短小精悍，通篇气韵流畅，矍jué然有凌云之气，是地地道道的董其昌风格，章法上错落有致，字与字之间接头连尾，鱼贯而行，而行距稍稍拉开，文人学者的气息跃然纸上。^[23]

董其昌对米芾的推崇影响着姚鼐，姚鼐由董其昌学到米芾，深得米芾的旨趣。姚鼐写给儿子的家书在用笔上提按丰富，“下”“江”“彼”“时”等字对比明显，每一个笔画都劲健、清挺，给人一种竹摇清影的朗爽感觉；在字形结体上，将米字的险绝稍涉平和，与董其昌的平淡天真有异曲同工之妙。^[23]

姚鼐临《李北海缙云三帖》是其书法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临摹作品，此帖吸收了李邕用笔中结字宽博、开张的特征，结体上将李字的中宫收紧把握得很到位，李邕yōng字势的欹侧在姚鼐笔下更多的是平正、端和之感。行笔从容舒缓，行中带有楷法。章法上和李帖比较收敛而不拘谨，忠实原帖的神貌。^[23]

后姚鼐学习王献之之书法，贯彻以王字为中心的传统帖学之路。譬如姚鼐的《行草七绝》正文四行，虽取法董其昌，但却以“二王”为源，得其神髓、神韵。清疏枯淡，气洁神清。笔力苍劲有力，力透纸背。^[23]

姚鼐的书法风格由学董、入董到出董，由元明而上溯晋唐，气息高古，以行草书见长，书法风格的形成受时风、亲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使文人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桐城派为文尚“雅洁”，姚鼐的书法洁净恣意、超然脱俗。^[23]

姚鼐在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前，尤其重视学生个人品格的要求。在他看来，在作诗文之前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人”。一方面，人们应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他希望借尊理学来弘道义、安天下。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理想人格的教导之下，姚鼐对他人的劝导便更加倾向于内秀而非虚名。^[24]

姚鼐主张以古文改良时文，他教育学生要学习古文精研经义、发明义理的“以文载道”的做法。并借鉴古文有节奏、重气韵和文采的写作手法进行时文创作，为书院的举业教育增添了学术色彩。姚鼐认为优秀的时文“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所以希望转变士人对时文的认识，引导他们积极向学，并教给他们做时文的正确方法，从而能够起到转变世风、学风的作用的。为达到上述的理想，姚鼐积极开展时文教育，以交互讨论与习作评阅相结合的方式教授弟子时文，并刊刻《惜抱轩稿》《惜抱轩外稿》等多部时文集，作为引导士人写作时文的范本。特别是姚鼐辞官离京后积极参与书院教育，将桐城派“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和写作方法融入书院的制义课中教育学生，影响了徽州、江宁等地的书院文风与学风。^[25]

姚鼐折中论断，归于和平，在书院教育中高举“汉宋兼收”的旗帜，“教学者多以古文法义，可谓由宋至汉之津梁”，在当时汉学为尊的学术潮流中维系了程朱理学的教育空间，引导了书院“汉宋调和”的学风，也使得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举的文论主张转变为教育主张，形成了特色书院教育模式。姚鼐这种“汉宋兼收”的学术取向和“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治学路径被其弟子继承，弟子中并称“姚门四杰”的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均曾掌教书院，再传弟子如吴嘉宾、吕璜、朱琦、王拯、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等亦曾致力于书院讲学，并宣扬姚鼐的教育理念，常在书院内同时开展举业教育、理学教育和古诗文教育，形成了具有相城派特色的书院教育传统。^[25]

辈分关系姓名简介长辈高祖姚文然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入祀贤良祠^[26][27]父亲姚淑不仕，赠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26]母亲陈氏临海知县陈暠鉴之女^[26]伯父姚范乾隆六年（1741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26][28]同辈弟姚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副榜贡生候选州判^[26]元配张氏湖北黄州府通判张曾翰女^[26]子辈儿子姚景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举人，官江苏泰兴知县^[26][29]

王昶在《湖海诗传》中评价姚鼐：“姬传岂弟慈祥，而襟期潇旷，有山泽间仪，有松石间意。簿书刀笔，雅非所好也。诗旨清隽，晚学玉局翁，尤多见道之语，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风尘之表矣。”^[30]

乾嘉时期的学者王芑孙评价姚鼐的文章：“予见他处见桐城姚郎中姬所为志铭杂文，虽不多，必把读五六遍不能去手。因思睹其全集，访之士大夫间，不获也。久之，始传得所刻《惜抱轩集》者观之。其文简澹而清深，翛然有得于性情之际。”^[31]

晚清浙江海宁诗人沈寿榕评论姚鼐的诗：“论文漫诋桐城派，惜抱诗同玉样清。若并海峰同日语，让渠真切更奇横。”^[32]

刘开在《祭姬传夫子文》中写道：“不见夫卓而为石，喷而为波，怒而为奇禽骇兽，逸而为孤琴浮磬qìng，幽而为窈谷深林者，皆其发见之文章。盖惟积于中者独厚，故形诸容貌，措诸实行，既以从容乎道义，而充于言辞，流于文字者，沛乎其莫能御，渊乎其无尽藏。”^[32]

其孙姚莹在《行状》中悼念姚鼐：“先生貌清而癯qú，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wǔ，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mào未尝废学。虽宴处常静坐无惰。客有来问则竭意告之，喜导人善，汲引才俊，如恐不及。以是人亦乐就而悦服。虽学术与先生异趣者见之必亲。”^[33]

弟子陈用光在《行状》中写道：“先生气夷而神清，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不可，则确乎不能易其所守……先生既岁主钟山书院，所得束修及门生羔雁，故旧赠遗，以资宗族知交之贫者，随手辄尽，毫发不为私蓄计。”^[33]

弟子吴德旋在为其所作的《墓表》中记载：“先生外和内介，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官刑部时，广东巡抚某拟一重辟案，不实，堂官与同列无异议，先生核其情，独争执平反之……先生为学无所遗，而尤工为文。其文高洁深古，出自司马子长、韩退之，而才敛于法，气蕴于味，断然自成一家之文也。诗从明七子入，卒之兼体唐宋，模写之迹不存焉。书逼董元宰，苍逸时欲过之。德旋……其后获见先生于钟山而请益焉。先生以禅喻文，谓须得法外意。”^[33]

弟子方东树在《墓志后》中写：“先生之文，纡yū余卓荦luò，樽节櫽yǐn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对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见于天下后世，于以追配乎古作者而无忝tiǎn也。学博论文，主品藻，侍郎论文，主义法。要之，不知品藻，则其讲于义法也悫què；不解义法，则其貌乎品藻也滑耀而浮。先生后出，尤以识胜。知有以取其长，济其偏，止其敝。”^[33]

曾国藩于《欧阳生文集序》写：“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34]

姚鼐之墓位于义津镇G237省道附近，属阮畈fàn村铁门口小伍庄，距离县城西北约34公里。姚鼐墓的整体修葺qì采用了独具枞阳当地特色的青砖白缝建筑方式，墓前立有一块白石碑，再前为花岗岩条石砌成的祭台和三级拜台，环境清幽。^[37]

姚鼐故居位于安徽桐城市公园路10号桐城中学内。桐城中学内有一棵由姚鼐亲手栽种的银杏树，银杏树下为姚鼐故居初复堂。姚鼐在此建“惜抱轩”，作为书斋。^[38]

姚鼐纪念馆位于枞阳县钱桥镇钱桥村学堂凹中心村。该馆由枞阳县文史研究专家陈靖设计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