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程颢hào^[注5]（1032年~1085年），字伯淳，后人称其为“明道先生”，俗称“大程”。其先祖世居河北中山，后迁居河南。^[1]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10][11]与其弟程颐共创洛学，二人并称为“二程”。^[1]程颢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9]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于黄陂县^[注1]，^[3]青年时与其弟程颐师从周敦颐^[注6]。^[4]嘉佑二年（1057年），程颢考中进士。先后出任京兆府鄠hù^[注2]县^[注3]主薄，江宁府上元县^[注4]主簿，泽州晋城县令，政绩显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程颢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后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太常丞、知扶沟县、监汝州酒税等职。在此期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数次辞官，^[4][12]后居住在洛阳，与程颐一起讲授孔孟之道。^[13]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任命程颢为宗正丞。^[4]可是程颢还未上任就病逝了，终年五十四岁。^[2]程颢死后葬于伊川，时潞园公太师文彦博题其墓表，称“明道先生”，后来学者皆尊为“明道先生”。^[14]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号“纯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祭祀；^[2]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豫国公。^[6]

程颢与程颐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中程颢更为注重内向的体验，具有主观的心本论倾向，而程颐则更倾向于客观的理本论。他们各自成为以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两大学派的先驱。^[15]程颢是理学初期最主要的奠基者，^[16]确立了“理”的哲学概念，^[17]提出并阐述了“仁”“定性”“诚敬和乐”“与物同体”等重要哲学命题。^[17][18]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19]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20]程颢与程颐的讲学语录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二程全书》等，^[8]二程的学生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人。^[21]程颐认为程颢是孟子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22]当代史学家吴怀祺认为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做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1]

程颢，祖籍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注7]；^[1]高祖程羽因辅佐宋太宗有功升任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礼部尚书，受赐居住在开封；曾祖父程希振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后举家迁居河南；父亲程珦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以门荫入仕，历知龚、凤、磁、汉诸州，任大理寺丞、太中大夫等职。^[3]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于黄陂县^[注1]。^[3]庆历六年（1046年），程颢与其弟程颐从父命师从周敦颐^[注6]。^[2][4]

嘉佑二年（1057年），程颢考中进士。次年出任京兆府鄠^[注2]县^[注3]主薄，嘉佑六年（1061年），程颢奉调江宁府上元县^[注4]主簿，代行县令之职。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程颢出任泽州晋城县令。^[4]除了政事外，程颢在各乡创立学校，选择天资聪颖的学子，亲自教授他们学问。^[23]程颢在鄠县、上元县、晋城等地为官，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2][12]治平四年（1067年），程颢任著作佐郎。^[4]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程颢升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4]宋神宗平素就知道程颢的贤名，多次召见他。^[2]程颢屡次向宋神宗进言，上了《论王霸札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论养贤札子》等疏奏。^[12]劝诫宋神宗端正本心、减少不该有的欲望、寻访贤士、培育英才，力求用诚意来感悟宋神宗。每次程颢告退时，宋神宗都表示希望能够和程颢常常见面。^[2]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朝廷内外反对声四起，王安石常常与言官激烈互斥。程颢建议他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2]随后，程颢上《谏新法疏》，宋神宗不予理睬。程颢又上《再上疏》，建议停止新法，仍没有回应。程颢认为，如果国家大事遭到朝廷内外的一致反对，必然不会成功。于是，程颢不再处理政事，并请求辞去职位。^[12]王安石敬重程颢的忠诚、守信，将他调任为提点京西刑狱，^[2]程颢坚决推辞，不肯就任。熙宁三年（1070年），程颢被改任为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赴澶州^[注8]上任。^[4][12]

熙宁五年（1072年），程颢以赡养父亲为由，辞官在洛阳闲居，专注于讲学授道。^[4]熙宁七年（1074年），程颢任监洛河竹木务。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将程颢提升为太常丞，想让他修撰《三经义》。程颢再次上疏要求取消王安石新法。宋神宗对此不满，罢免了程颢的太常丞之职，调任知扶沟县。^[4][12]在扶沟县，程颢设立学校，兴办教育。^[24]元丰二年（1079年），程颢改任判武学，因为他对新法一直持反对意见，因此遭到了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被免职。^[2][4]此后程颢居住在洛阳，与弟弟程颐一起讲授孔孟之道，各地来到洛阳向他们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13]元丰六年（1083年），程颢任监汝州酒税。^[4]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任程颢为承议郎。不久后，改任宗正丞。^[4]可是程颢还没有上任就病逝了，终年五十四岁。^[2]程颢死后葬于伊川，时潞园公太师文彦博题其墓表，称“明道先生”。后来学者皆尊为“明道先生”。^[14]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程颢被赐谥号“纯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祭祀；^[2]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豫国公。^[6]

程颢提出：“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道即是理或天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在程颢看来，天理是一个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这个普遍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基础。^[18]天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自然而然，没有人为的东西参与其中，^[25]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行为而有所存亡加减。^[26]在程颢看来，自然规律、社会规范、人性及理性虽然各有其范围，但实际是统一于普遍的“天理”的。天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普遍有效的“天理”支配着宇宙、社会、人生，决定人与事物的本性，又是理性的根源。^[18]程颢在思想方法上重视形上和形下的区分，他认为凡是物质的东西、具体的东西都是属于“形而下”的，是“器”；凡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都是属于“形而上”的，是“道”。天地、万物、阴阳都是形而下的器，事物的规律、本质、共相才是形而上的道。他又强调“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即事物的本质、原理、法则就在事物之中，人的认识就是要在人伦日用中见道，在一切具体的事物上认识宇宙的普遍原理。所以二程哲学中的“天理”既指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天理的这种意义本身就表现了天人合一。^[18]

程颢的另一贡献是对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和诠释。^[17]程颢认为，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其基本特征是要把自己和宇宙万物看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把宇宙每一部分都看做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有了这种境界的人，他所了解的“我”或“己”不再是个体的小我，万物都是“我”的一部分。^[18]程颢还提出了“以觉言仁”的概念，^[27]他的仁学境界更多基于心理体验，认为仁者必须把自己与万物切实地感受为一体。^[18]他还提出，经过诚敬的修养，人就会体验到超越一切对立，体验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整体。有了这种对宇宙的直接体会，人就有了一种较高的自觉、较高的精神境界。人有了这样的内心境界，才是得到了仁之根本。^[18]

程颢肯定了“生之谓性”的说法，他认为，性是天所“命”，即天赋的，亦即生而自然具有的。人性是由气禀决定。气禀有善有恶，从而人有生而为恶、生而为善，这样，恶就不完全是后天的。既然恶可以是由气禀而先天决定的，那就必须承认由气禀的恶决定的人的先天的恶也是“性”。程颢所谓的“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现实属性。气禀善，则性善，气禀恶则性恶， 善性是性，恶性也是性。他还认为，性之善恶虽是气禀先天造成的，但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人努力修养，也可改恶为善。^[18]如民众和圣人相比，气禀偏驳不纯，民众要想成为圣人，关键是要加强后天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修养。^[28]

程颢指出，人应当接触事物，也应该有情感，情感不应从私我厉害出发，而是应该完全顺应事物的自然状态。这样，一切由于个人利害而产生的失望、不安、烦恼等不宁心境都可以免除了，这样的境界就是“定性”的境界。程颢的定性方法主张“内外两忘”，其核心是超越自我。强调人虽接触事物，但不执著、不留恋于任何事物，从而使心灵摆脱纷扰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的境界，并且始终是动中有定。他还强调情感的反应不仅要自然无滞，而且要合于当然，并要观理之是非。他还认为，消除了各种杂念的影响，心对外物就可以像明镜一样作出正确、恰当的反应，在人伦日用中正确地处事应物。^[18]

程颢的修养方法主要为“诚敬”。^[18]他强调“以心知天”，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内心。人的心能包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在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一切事物。诚敬就是一种内心体会认识天理的修养功夫。诚即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人。人之诚就是人的意志，人的行为，不违背天理和良知。^[29]他主张的敬既要有内心的敬畏，也不能过分着力把持。敬必须和自然结合起来，敬要克己复礼，要恭敬，又要和乐。持敬而不和乐，这说明持敬不得法。理想的境界是敬乐合一的境界，任何对敬的过分强调以致伤害了心境的自然、平和、安详都是不可取的。^[18]

程颢认为，客观和主观是融为一体的。理既在天上，同时又在人的心中，“天理”便是“良心”。^[26]由此，理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统驭万物的绝对精神本体，从而将理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使得伦理道德属性成为理的主要内容。^[30]他还认为，“人欲”出于“私心”，与“天理”是对立的，应该“存天理，灭人欲”。^[31]封建伦理道德是天理，一切行动都要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去进行，这样就可以克服人欲。^[32]二程提出来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是为了重整儒家纲常，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进行必要的道德约束，当然对普通民众也有道德自律的要求，以实现社会治理。“存天理，去人欲”并非禁欲主义，二程是明确反对禁欲主义的。而当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理、欲的对立，以约束下层百姓，却日益淡化对自身的制约，存理去欲价值观的流弊也日渐显现。^[33]

对于家庭关系，程颢强调，在家庭内部，要严格长幼尊卑之义、男女之别，要树立封建家长在家庭内部的绝对权威，治家必须从严不从宽。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孝顺父母，唯父母的意志为从。^[32]在社会上，臣民必须无条件地忠实于君主。^[34]在夫妻关系上，程颢明确提出“男尊女卑”是“常理”，女子必须听从男子的摆布，唯夫命是从，女子必须从一而终。^[35]

程颢强调以教为本，以兴办学校为先务。国家治理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学校。所以学校的好坏是关系到世之治乱的大问题，学校是兴国治邦之本，是养贤育才之地，也是移风易俗之所。^[36]程颢重视学校教师的选择，要求教师德才兼备，教导学生尊师重道。他重视孔孟之道，向学生灌输儒家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学生学习儒家经典。^[37]他强调读书最重要的是为了明理，^[38]要求学生以圣人为最高标准，培养善心，正确认识和处理君臣、父子、夫妻、手足及朋友之间的关系和道德行为。^[39]程颢注重因材施教，^[40]提倡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强调让学生深思后自己求得答案，^[41]并要求学生勇于探索、知难而进、持之以恒，还要能够变书本的知识为己有，心领神会才算有所收获。^[42]

程颢认为君主具有至尊至贵的地位，君权来自于无所不能的“天”。^[43]君贵民贱是天理的规定，要严格区分等级名分。民众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君主也不能离开民众而单独存在于天地之间，必须以保民安宁为己任，以取悦民心为本。^[44][45]而要治理国家，首先要制定明确的法律和法令，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是因事因时而制定的，^[46]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须制定不同的政治措施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变革要广泛听取公众舆论，顺应民心，并且要取信于民。^[47]

程颢还认为人才与国家兴衰存亡有重要的关系。人才质量的高低、好坏是关系到国家治乱的问题。选才的标准首先要考虑道德标准，品行端方高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懂礼数、知廉耻的人才可以重用。统治者应该积极求贤访能，并要礼贤下士。用人时要做到用人不疑，发挥所用人的长处，不要求全责备。^[46]

程颢对朝廷财政匮乏的局面深感忧虑，也察觉到了社会萧条可能孕育的巨大危机。因此提出“保民之道，以食为本”的思想。一再强调当权者应该让百姓丰衣足食，要大力发展粮食的生产。而要让生产顺利进行下去，必须秉承“有田则有民”，只有解决百姓的土地问题，才能得到广大庶民的拥护。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之风的蔓延，他提出正经界、均井田的主张。他秉承“重农抑商”的传统，强迫从事商业活动的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同时，程颢还强调了粮食储备、稳定粮价和盐价的重要性。在地方任职时，程颢制定了各类措施保证农民的生产生活。例如，任知扶沟县时，程颢关心水利，计划在扶沟县规划和兴修水利；为上元县主薄时，对于田税不均的情况，及时进行了调整。^[48]

程颢、程颐奠基的程朱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和主要形式之一，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传统学术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和人格心理影响极其深刻。在其身后的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二程被视为“神圣”“文魁”，与孔孟并列于文庙享受祀奉。二程的传人、遗迹、轶事历来广受尊崇。历代建有并留下大量有关二程的纪念物，形成重要的二程历史文化资源。^[20]

程颢是理学初期的最主要的奠基者，^[16]为理学的建立做了发端工作。^[1]他创立了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洛学。^[19]程颢首先自己领悟出了作为宇宙的唯一本体的“天理”观念，使其成为洛学的中心概念和最高概念。在理学初创时期，程颢所起的理论创造作用以及他的地位和影响明显高于程颐。^[16]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认为，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行于世，孟子死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年后，程颢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了失传的经学，以大兴儒学作为自己的使命，辨别异端之见，破除奸邪之说，使圣人之道再度昌明于世。^[2]

洛学后来有两条发展路线，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一路主要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路主要继承了程颢的思想。^[49]洛学传入日本后，在日本逐渐实现了本土化，称为日本宋学；^[50]传入朝鲜后，形成了朝鲜朱子学。^[51]

程颢一生注重著述讲学，任泽州府晋城县令时，创办了第一所书院——程颢书院，该书院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中国诸多学者视作中国理学之源。^[52]任知扶沟县时，程颢创办了大程书院，在百姓中选拔资质出众者，为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24][53]此外，他还在嵩阳书院等地长期讲学。^[54]程颢的弟子众多，有刘立之、邢恕、谢良佐、游酢^[注9]、吕大临、吕大忠、吕大钧、苏昞bǐng、杨时、李吁、刘绚、朱光庭、侯仲良、邵伯温、周纯明、田述古等人。^[55]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朝廷命官，官至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大员，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也很多。最著名的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四人，号称“程门四先生”。^[21]

北宋末南宋初，二程弟子在不同地区讲学，并使洛学形成了多个新的地域学派。比如谯定、马涓等在四川形成的涪陵学派；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在湖北、湖南形成的湖湘学派；杨时、游酢、罗从彦在福建形成的闽学派；周行已、许景衡、刘安节等在浙江形成的崇尚事功的永嘉学派；王苹在江苏形成与江西陆学有学术渊源关系的吴学派，这些存有不同差异的洛学学派进而发展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学术体系。而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由二程奠基、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56]洛学形成于中原，兴盛于南方，回传到北方，成就了七百年的理学辉煌。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7][58]

程颢、程颐建立洛学之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直到明代中叶以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是符合时代前进潮流的、进步的意识形态。^[20]随着洛学的流传，影响力逐渐扩大。洛学以其为封建制度永恒性、合理性所提供的理论论证，以其在理论思维上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及其进一步发展，而被封建统治阶级选择为官方哲学，^[19]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20]

南宋后期开始，在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下，二程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从此，程朱理学倍受专制主义者的青睐。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年），追封程颢为河南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在元代，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程颢为豫国公。到明代，明成祖朱棣下令编辑《性理大全》，并令天下学宫祭祀程朱。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翰林院撰祭文，春秋祭祀二程祠，祭文称颂二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门下的汉唐诸儒之上。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派使臣祭祀二程，祭文称“道光丰石，功着遗经”，“学本诚明，性方成大”，二程夫子是百世的“真儒”和“哲人”。可以看出，在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里，二程成为了“神”。^[20]

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程颢是孟子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22]

宋代史学家、文学家范祖禹评价说：“先生（程颢）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学可以必至。其在朝廷，与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虚名。其为政，视民如子，惨怛dá教爱，出于至诚。故先生所至，民赖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59]

宋代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游酢评价说：“他人之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则如美玉然，反覆视之，表里洞彻，莫见疵cī瑕。”^[60]

宋代官员邢恕认为程颢是“通儒全才”“完人”，并赞扬他从官场中退下后，官位变低了，但是名声却闻达天下。^[21]

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程颢公正耿直，自己不如他。^[2]

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认为，程颐太封闭，而程颢为人豁达。^[61]

宋代官员朱光庭认为，程颢以“诚”为学之本。他以“诚孝”侍奉双亲，以“诚忠”事奉君主，对兄弟友爱，对朋友诚信。修身慎行，临政爱民。这都是因为他通过学习，领悟了圣人的“诚”。^[62]

元代史学家脱脱认为，程颢天资过人，修养有道，有宁静纯粹的气质。跟他交往几十年的门生朋友，都没有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样子。他遇事从容不迫，即使在仓促之际，也不动声色。从十五六岁开始，程颢就和弟弟程颐一同就学于周敦颐，从此厌弃科举，立志求道。他博览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对道家、佛学的研究长达几十年，最后在《六经》之中寻到所求之道。自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能够达到他这样的境界。^[2]

清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黄宗羲称赞程颢以识仁为主的学说：“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63]

当代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认为，在道学以后的发展中，程颢的思想就成为心学，程颐的思想就成为理学。他们兄弟二人，不但创建了理学，也开始了理学中的两大派别，这在哲学史上是罕见的。^[21]

当代哲学家傅锡洪认为，程颢时常提到“天理自然”或“理自然”，这可视为其核心主张。^[64]

当代史学家吴怀祺认为，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做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1]

北宋理学的开创人和奠基者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被后人称为“北宋五子”。^[9]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北宋哲学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又称濂溪先生。曾任郴州郴县县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国子博士、通判虔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职。依据《易传》《中庸》和唐代韩愈所著《原道》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把陈抟《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建立了以孔孟正统思想为主的哲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其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65]

邵雍（1011年~1077年），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又称百源先生，为理学象数学派的创立者。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市），后屡授官不赴。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说，加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虚构一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之学（也称先天学）。著作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答》等。^[65]

张载（1020年~1077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66][67]字子厚，又称横渠先生，凤翔郿méi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68]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曾任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崇文院校书等职。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辞职回到横渠镇著书讲学。^[66]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提了出来，并做了明确的解说。^[69]他还创立了关学和宋明理学中的气学流派。^[70]。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66]

程颐（1033年~1107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人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因反对王安石新政，宋哲宗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达三十余年。程颐与兄程颢师从于周敦顾，共同创立了洛学，同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在哲学上以“理”为最高范畴，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他与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65]

关于程颢、程颐及其家族的祖籍，自宋元以来众说纷纭，有河南洛阳、河北中山、安徽徽州、湖北黄陂等说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应徽州籍京官的奏请，“赐安徽篁^[注10]墩二程子、朱子祖居祠御书，扁曰‘洛闽溯本’。”御赐“洛闽溯本”则是二程为徽州人的官方依据；^[72]《湖北通志》中记载：“思贤堂在县城内尉厅，二程先生俱生于此。”明代黄陂县志作为时间较早、立说权威的地方志，其专题辑录《二程志》记载：“二程夫子生于陂邑西偏程乡坊。”二程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说法越来越达成共识，因此也有二程的祖籍是黄陂的说法；^[73]程颢五世祖居中山博野^[注7]，^[1]因此也有程颢的祖籍是河北中山的说法；^[72]二程故里在河南具有普遍的历史性认同，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程颐自伊川鸣皋迁居嵩县陆浑山，程颐在陆浑的居住地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程村。明景泰六年（1455年），明代宗下诏将程村命名为“两程故里”。二程及其家人的陵寝也在河南，位于伊川县城西荆山脚下，二程亲人多安葬于此地。二程的高祖父从其高祖以下均居河南，故二程为河南人的说法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72]

程颢十岁时，母亲侯氏给他讲晋代廉吏吴隐之的《酌贪泉》诗：吴隐之到广东上任时，路过石门，见到一处泉水，当地人叫贪泉，一般官员是不喝的，因为喝了之后，就会变贪。吴隐之却喝了，并写了《酌贪泉》：“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程颢受到启发，写了两句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意思是只要内心坚定，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74]

程颢任鄠县主簿时，县里有个百姓借自己哥哥的房屋居住，忽有一日挖掘出埋在地下的许多铜钱。哥哥的儿子到程颢那里告状，说是自己的父亲藏起来的，藏了有四十年了，应该全部归自己所有。程颢了解到弟弟已经借住哥哥房子二十年了，派人取来一千钱验看后断定，官府铸造的钱币不出五六年就会流通于天下，而这些挖出来的钱是他父亲埋藏铜钱前数十年所铸造的，这钱不是他父亲埋的。哥哥的儿子无言以对。^[2]

程颢任晋城县令时，有个张姓富人死了父亲。一个老者到张府认亲，说自己是张姓富人的父亲。张姓富人不知所措，同他一起到了晋城县衙，老者表明自己是大夫，出远门给人治病时，妻子生了孩子，因家贫无力抚养，因此把孩子送给了张家。他拿出一封书信作为证据，书信上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将儿子抱给张三翁抚养。”程颢质疑，当时张氏才四十岁，不可能称他为“翁”，书信不是真的。老者惊慌失措，急忙认罪。^[2]

达州团练使程昉治理黄河，挑选了澶州^[注8]的八百个士兵，因为遭受虐待，许多士兵逃回了澶州。澶州的官吏害怕程昉fǎng，不敢收留这些士兵。程颢却认为，这些士兵死里逃生回来，如果不收留他们，恐怕会出乱子。于是承诺自己承担责任，亲自打开城门，对士兵们进行安抚，并跟士兵们约定，休息三天后再继续治理黄河的劳役。众士兵欢呼雀跃着进了城。后来程昉认为澶州士兵的逃离是程颢煽动的结果，扬言要将此事上奏宋神宗。程颢听说后，认为程昉没有这个胆量，果然不出他所料，此事不了了之了。^[2]

曹村堤坝决口，程颢认为，河堤决口，京城危矣。他建议太守刘涣将本地士兵都交给自己，自己会带领士兵竭尽全力堵住堤坝。于是，刘涣将官印交给程颢。程颢亲临河堤，激励指挥士兵。有人说水流势不可挡，堵塞缺口不过是白白浪费人力。程颢命令会游泳的人渡过缺口，拉上一条粗绳，其他人拉住粗绳渡过缺口，缺口两边同时筑堤，数天后，缺口被修复了。^[2]

鄠县南山有一座寺庙，相传庙中有一个石佛，一年一度放射佛光。周围几百里的百姓争相围观。程颢就任鄠县主薄后，招来寺庙中的僧人询问此事。僧人谎称石佛之首确实是有光出现。程颢不动声色，要求下次佛光再现时，一定要告诉他，自己要取来佛首细细端详。僧人知道程颢已经识破他的谎言，从此再不敢说佛首“有光”，久而久之，争相聚观的风波也就平息了。^[75]

上元县茅山有一个水池，水池中有一种类似蜥蜴的五色龙。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年~1016年），有人捉了两条五色龙带去京城，半路上丢了一条。民众传言五色龙飞到空中消失了，因此将五色龙奉为神物进行供奉。为了破除迷信，程颢派人到茅山捕捉五色龙，将五色龙杀死做成肉干，当作食物。此后传言不攻自破。^[2]

程颢在扶沟任县令时，有一年，宦官王中正要到豫东一带巡查。王中正权倾朝野，沿途各县竭尽所能大事铺张，高规格接待。主簿对程颢说：“王中正要来咱县巡查，听说其他县都是大事铺张，连他住的蚊帐都是专程到京城开封购置的。”程颢说：“向民索取，法所禁也。吾邑贫，岂能效法他县。有旧青帐，可用之。”程颢的话传到了王中正的耳中，他自知到扶沟县捞不到好处，在程颢任职的三年中，每次到扶沟县都是绕城而过。^[74]

二程文化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鹤鸣西路，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园区是在二程墓基础上升级扩建的大型文化园林，总占地面积一万余亩，是集旅游、休闲、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园林。^[76]整个园区共分为书院文化区、程庙纪念区、程林祭拜区三个区域。^[77]程林祭拜区内有程颢、程颐和其父程珦的墓冢，呈二前一后分布，前者为程颢、程颐之墓，称为“二程墓”，后者是其父之墓，意为父抱子。墓冢保存良好，三块墓碑均为元代嵩县县令所立。二程墓包括墓冢和祠庙两部分，祠庙由门楼、厢房及大殿等组成，另有明清时代的石碑数十方。^[5]2013年，二程墓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8]

两程故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该村因建有纪念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祠堂而闻名。景泰六年（1455年），明代宗诏封程村为“两程故里”，并敕建坐北面南的两程祠。天顺六年（1462年），明英宗又在村东官道敕建“两程故里”石坊，上有“圣旨”二字，明清时期官员从此经过时，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规定。两程祠现存东院和西院，东院分别为棂星门、诚敬门、道学堂，其整体布局以中轴为线，结构严谨对称，祠内石碑林立。西院三进院落，坐北面南。两程故里是“二程”在河南明清时期的唯一建筑遗存，是“二程理学”的重要载体，被誉为伊洛渊源、理学圣地。^[79]2006年，两程故里被公布为第六批河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

程颢、程颐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3]其祖孙三代在黄陂生活了六十多个春秋，程颢、程颐的少年时代是在黄陂度过的，黄陂被誉为“二程第一故里”。^[81]自宋代起，黄陂便兴建了清远亭（后更名双凤亭）以纪念二程；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又建二程祠，春秋祭祀；后改建为二程书院。^[82]

程颢、程颐先后创办了七所书院，开封二程书院、晋城程颢书院、洛阳程氏书院、扶沟大程书院、伊川书院、汝州春风书院与涪陵钩深书院。其中，程颢书院、大程书院、春风书院为程颢创建；二程书院、程氏书院由兄弟二人共同创建；伊川书院、钩深书院由程颐创建。^[83]程颢、程颐还常在嵩阳书院讲学，培养出很多有名的学者。^[84]

程颢书院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古书院社区，也被称作“古书院”“晋城书院”。^[85]该书院由程颢任泽州府晋城县令时创办。程颢、程颐两兄弟都曾在此讲学。作为程颢创办的第一所书院，程颢书院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中国诸多学者视作中国理学之源。2007年，程颢书院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2]

大程书院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城书院街，是程颢任职知扶沟县时所创建的。扶沟人民为纪念程颢的功德，将其称为大程书院。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进行了多次的扩建、重建，其规模不断更新扩大。现存的“大程书院”是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由扶沟知县缪应缙jìn重建的。大程书院总面积2938.6平方米。2000年，“大程书院”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大程书院被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

春风书院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程颢任监汝州酒税时，在此创建书院。宋代官员朱光庭就学其中，自述“如坐春风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知县胡元吉改建书院于县署东，名“春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知县秦伯度修葺qì书院。道光四年（1824年），知县谢兴峣重修书院。清末兴建学校，书院遂作废。2011年，在宝丰县碑刻石刻类文物征集活动中，发现清“道光四年重修春风书院碑记”碑。碑文详尽记载了“春风书院”名称的由来及发展、募资重修等事迹。2014年，该石碑经河南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86]

开封二程书院又称“明道书院”，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繁塔附近。^[87]程颢、程颐在开封生活了二十多年，为了传经扬道，创建了二程书院。二程书院在明代重建时称为“明道书院”，建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当时又称为“大梁书院”，也称“玉泉书院”。明末，明道书院毁于水患。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驿盐分守道张思明在明道书院旧址重建书院。改名为“二程书院”，书院祭祀二程及其门人，同时立碑纪念。乾隆七年（1742年）、道光二年（1822年）曾两次重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河南提学邵松年又增修，改称为“明道书院”。^[88]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明道书院改为河南法政学堂，至此结束了二程书院的历史。^[89]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南麓，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90]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当时是佛教活动场所，名为嵩阳寺。隋唐年间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高宗和武则天曾两次以这里为行宫。^[91]北宋时期成为著名的教育场所，名儒范仲淹、程颐、程颢、司马光等人都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建筑为清代规制，现存面积9000多平方米。^[54]

读书要玩味。^[92]寡欲心自清。^[93]义、礼、智、信，皆仁也。^[94]人须知自谦之道，自谦者无不足也。^[95]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96]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难能也。^[95]士之于学，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岂可一日舍哉？^[97]盖好仁而不好学，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学而愚。^[42]

程颢和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理学亢宗——千年程颢程颐》个性化邮票首版采用紫色基调，票面正中间为二程并立像，左上角的太极阴阳图代表二人师承周敦颐学说，中间“理学亢宗”牌坊源自二程故里，右上角为纪念程颢、程颐二人而建的双凤亭，二程像两边绘制了“如坐春风”和“程门立雪”的经典场面，手绘图上方为书法家孟繁禧手书二人的名言“读书要玩味”“顺理则裕”，最下方展示了票面主图《一言九鼎》《梅花》。^[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