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明成祖（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朝的第三位皇帝（1402-1424年在位），名为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2]

朱棣初封燕王后镇守北平。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后听从朝臣建议，宣布削夺同姓藩王的封地。朱棣不肯就范，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在北平起兵，自称“靖难”。在攻占北平后誓师出征，连续攻克怀来、密云等地，并在攻克不下真定后选择回退北平。不久建文帝命曹国公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伐燕，朱棣选择先攻占北部军事重地大宁，后击败李景隆。次年，朱棣率军多次南下，最终连克河北诸县、徐州、泗州等地，通过了进入京师的第一道屏障—淮河后兵至扬州，直逼南京。不久后朱棣攻破京师南京，夺取皇位，即位后年号“永乐”，并于永乐十八年（1421年）迁都北京。明成祖即位之初，明成祖便对功臣和建文旧臣进行了赏赐与处理，保留了部分建文帝的改革后，恢复了洪武旧制，并且强调与民休息，不兴严法。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因安南国相黎季犛谋杀安南王后上位，还袭击了他派人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回国的部队后下令征讨安南。^[1][3]

永乐七年(1409年)，鞑靼dá可汗本雅失里将使臣杀死，朱棣在将领多次战败的情况下决定亲征，先后击败本雅失里和北元太师阿鲁台并班师回朝。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讨伐交趾和平定在福州作乱的海盗，并将皇长孙朱瞻基册立为皇太孙。永乐十二年(1414年)2月，由于瓦剌趁机壮大并多次挑衅，朱棣再次率50万大军亲征后重创瓦剌。瓦刺战败后，鞑靼的阿鲁台又趁机发展并挑衅明朝，于是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七月下令北征，因追击不上阿鲁台而选择班师，途中大败兀良哈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7月20日，朱棣再次亲征阿鲁台，而朱棣在击败了鞑靼西部军队得知阿鲁台被瓦剌击溃的消息，于是不再前进，后朱棣接受了迤北王子也先土干的投降，班师回朝。次年朱棣因阿鲁台不断出兵骚扰明朝边界选择再次亲征，但未搜寻到其踪迹。朱棣五次带领军队亲征漠北，带来了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病逝于北征返程途中，享年65岁，在位22年，后葬于长陵（今北京十三陵），庙号太宗。1538年，嘉靖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1][3]

朱棣在位期间，政治方面先是着手削藩、革除旧臣，还确定了迁都一事，下令营建北京城。同时朱棣发展法制，恢复洪武旧制，强调与民休息，不兴严法，还设立了内阁和东厂，加强专制统治。军事方面，朱棣下令重修万里长城，解除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地，同时在奴儿干地区和哈密地区均设置机构进行管理，还征讨了蒙古、安南等地，并且在京师设立了三大营，又调整了边防的指挥系统，同时对沿海倭寇进行了打击。经济方面则是对运河进行了疏通，同时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管理制度，保证军饷和边饷的供给，还鼓励农民垦种荒闲田地以促进生产。^{[4][5][6][7][8][9][10][11][12]}

文化方面，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等书，维持社会稳定，同时他尊儒重道，对佛教也保持信奉的态度。民族方面，朱棣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促进当地的发展，对于蒙古则采用了赏赐、瓦解和平定等手段，同时对西藏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多位高僧进行了分封，还将满州各女真部落加入了明朝的纳贡制度。外交方面，朱棣派遣太监郑和出访海外，扫除了禁海闭关的痛疾，由此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明初的盛世。朱棣还设置了市舶司、会同馆等机构来接待前来朝贡的使者与宾客，同时和西域、朝鲜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与日本建立国交。朱棣现存所知个人作品主要为序文、诗作、书法作品等，例如《太祖高皇帝实录序》、《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二首）》《佛说五十三佛大因缘经》等。^{[4][5][6][7][8][9][10][11][12][13][14][15][16]}

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此时朱元璋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依旧还在扫除他称帝的阻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这时天下形势已经初步安定，朱元璋也准备于次年称帝，才正式为第四子取名朱棣，是年七岁。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朱棣年少时和兄弟们一起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教诲，平常出行穿着草鞋，出门的时候也要背上行李，如果皇子出城的距离稍微远一些，朱元璋就会命令骑马只能走三分之二的路程，剩下的路程必须让皇子步行体验。为教育诸子，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令建造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并且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老成明经慎行之士” 作为官属。此外，朱元璋还找来青年才俊作为皇子们的伴读。朱棣习文后，于14岁开始习武。洪武九年（1376年），娶中山王徐达长女徐氏为燕王妃。不久后，朱棣和秦王朱樉shuǎng、晋王朱棡这些即将前往藩国的皇子去祖居地凤阳缅怀祖先，牢记大明江山来之不易。^{[1][17][2][3][18][19]}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马皇后因病逝世，朱棣赶回南京奔丧后，连同诸位藩王一起请求朱元璋派遣高僧跟随他们回藩府诵经为马皇后祈福，以表孝心。于是朱元璋下令命僧录司推荐僧人，道衍（即姚广孝）因此被推举并被安排给了朱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下令将傅友德封为大将军，负责带领赵庸、曹兴等列侯前往北平训练兵马，受朱棣管辖，做好出征漠北的准备工作，山西的军队则服从晋王管辖。晋王因畏惧而不敢行军太远，而朱棣带领大军趁着大雪进军，最终奇袭元军成功，同时朱棣派遣自己的部将、归顺于明廷的蒙元全国公、也是乃儿不花的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并且成功，于是乃儿不花带着部落和马驼等牲畜归降了明军。晋王得知后因忌惮其功劳而派遣人马向太子朱标报信，表示朱棣不听从自己的约束而带领军队冒险。太子因此向朱元璋进言诋毁朱棣，但太祖不听，反而重用朱棣，多次让他参与北方军事，负责管理兵马。^{[1][17][3][18][20][21][22][19][23]}

次年，朱棣带领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擒获番将阿失里等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将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棣的二哥朱樉去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带领军队北征，在彻彻儿山打败并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等人，之后又追击到兀良哈秃城，打败了哈剌兀军队。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下令让朱棣管辖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负责带领各王防备边患。两年后， 朱棣的三哥晋王朱棡去世，朱棡与朱棣有隙，他在朱棣患病上朝时对其进行言语侮辱，在朱棣病重请求归国时派人监视他，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并且将这些信息上报给朝廷。^{[1][17][3][18][20][21][22][19][23]}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遗诏要求诸王留守于封地，不可以进京奔丧。朱棣得知消息时正在从北平前往京师奔丧的途中，得知遗诏内容后回到封地。皇太孙的朱允炆即位，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建议进行削藩。但碍于朱棣的强大，朱允炆选择从其他藩王入手。势力较小的周王、代王、岷王、湘王、齐王先后被削夺王位，湘王自焚，其余皆废为庶人。于是朱棣选择装病示弱，建文帝朱允炆wén在齐泰和黄子澄的劝诫下还是没有趁机除掉朱棣。建文帝对于朱棣仅采用了一些软性的应对措施，他以边防为名调走朱棣的护卫精锐，派遣谢贵担任北平都指挥使，工部侍郎张昺担任布政使借以观察朱棣及其王府的动向。不久后建文帝下令命都督宋忠选其护卫担任燕王府护卫，又将忠于燕王的胡骑指挥关童等人全部召入京城，同时调派军队驻扎于北平、彰德、德州三地，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之势，朝廷军队还在临清和山海关两地进行了军事演习。^{[1][4][23][24]}

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密告燕王朱棣将举兵造反，建文帝下令发兵抓捕朱棣属下官吏及其家属，于是朱棣谎称自己病重。当时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bǐng以重兵把守着燕王府，朱棣与僧人道衍^[注1]密谋，使得张玉、朱能等八百勇士潜入府内防备。七月五日，朱棣安排潜伏在端礼门的士兵用计诱杀了谢贵、张昺，并且命令燕王府护卫率兵趁夜攻夺北平九门，占领北平。后以“清君侧”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之名，誓师出征。^[1]

战事之初，朱棣连续攻克怀来、密云、遵化、永平等地，半个月之内以及集结了几万兵力。朱允炆以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三十万讨伐朱棣，并且下令使刑部尚书暴昭作为平燕布政使司的司事，前往真定（今河北正定）协助伐燕。耿炳文所带领的军队在同年八月十二日入驻真定，同时真定前方的河间、雄县和莫州三地已经完成兵力部署，作为对抗朱棣军队的三道防线，其中雄县距离北平最近。三日后的中秋节，朱棣带领军队在半夜将雄县围住，于次日黎明将其攻占。之后朱棣在莫州军队前来救援的路上设下埋伏，成功活捉了将领潘忠，并从其口中得知了莫州剩余兵力的情况。之后朱棣亲自带领先锋部队前往莫州，莫州城内的其余将士选择归顺于他。朱棣占领莫州后带领军队回退到白沟河，借此恢复和积蓄实力。^[1][4]

在探查真定的情况之后，朱棣于八月二十五日带领军队前去攻打，耿炳文率领军队出城迎战。燕军将领张玉、朱能等人正面发起进攻，朱棣带领奇袭部队从后方发起进攻，大败耿炳文军，于是耿炳文便选择入城不再迎敌。之后燕军击退了前来救援的安陆候吴杰的军队，朱棣在连攻三日而不下真定后选择撤军，回退北平。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回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又以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再次调兵五十万伐燕。同年九月，朱棣得知辽东军队攻打北平的屏障永平和李景隆南上的消息，为了防止被两面夹击，朱棣决定先救援永平，引导李景隆攻打北平后回师夹击，令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之后朱棣成功守住永平，便着手准备攻占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并派人告诉世子朱高炽固守北平，不要出战。十月二日，朱棣带领军队通过前后夹击的方法攻破了刘家口后直奔大宁，四日后燕军到达大宁城下，朱棣独自进城与宁王相见，同时派遣亲信带着其手谕以金钱和土地引诱，成功收买朵颜三卫，使三卫兵马跟随燕军靖难。在宁王送朱棣出城祭祖告别时，朱棣挟持了宁王朱权。在面对大宁守军时，朱棣选择从西南隅登城攻入并捕获了都指挥房宽，大宁被平定后朱棣派人前去向援助大宁的军队报信，援军在得知其家属安在后选择卸甲投降。后将领陈亨等人带领军队归顺朱棣，朱棣下令带着大宁军队并胁迫宁王朱权及其家属返回北平，并在途中接连攻破了富峪、宽河等地。^[1][4][23]

此时，李景隆正在带领军队围攻北平，还分派了一部分兵力进攻通州。但北平久攻不下，双方陷入胶着。十月十九日，燕军到达会州，朱棣在此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建立了五军。之后燕军一路攻城略地，于十一月到达孤山，直接进攻李景隆的大本营郑村坝，并且击败了李景隆派来的先锋部队。不久后双方主力开战，李景隆军大败。李景隆感觉胜算不高后下令拔营南逃，弃围攻北平的士兵于不顾。十一月七日，朱棣带领军队内外夹击，解除了北平被围困的危险。之后在朱棣制造的舆论压力下，建文帝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职位，并对朱棣加以笼络，以缓和其进攻节奏。建文二年(1400年)，李景隆重整旗鼓，逐渐形成北上之势。同年四月，朱棣带领军队出师南下，西渡拒马河之后驻扎在苏家桥。之后朱棣初战受挫，下令在白沟河北部驻扎。重新部署部队后，朱棣带领军队渡过白沟河并发起进攻，使小股精骑牵制大批敌军，后与朱高煦合力杀敌，大败官兵。^[1][4][25]

李景隆退走德州，燕军乘胜南下，于五月占领德州城，而李景隆已取道济南。于是朱棣下令让将领陈旭留守德州，自己则带着军队前往济南，趁李景隆布阵未成时发起进攻，大破李景隆。李景隆独自逃走，其余士兵都选择投降。由于燕军出征数月并且疲极，而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死守，因此朱棣久攻济南不下，于是下令用水灌城，这时齐泰等人得知李景隆屡败、济南危急，就派遣尚宝司丞李得成前去和燕军说和，以暂缓燕军步伐。不久，朱棣得知明廷援军将来且同时想要攻打德州，于是派遣其三子朱高燧带领数万人以迷惑援军，使其不敢妄近，后带领军队返回北平，并下令要求各位将领约束士兵不沿途侵掠。朱棣撤军后，德州被官兵趁机重新夺回。十月，朱棣回到北平，下令对军队进行了修整并论功行赏将士。此时建文帝将齐泰、黄子澄官复原职，并派遣军队一路北上，于是朱棣选择于十月十六日带领军队东进。在造成东征的假象后转而南下突袭，成功占领了沧州。之后朱棣兵至东昌（今山东聊城），被盛庸击败，其骁将张玉被杀死，于是朱棣选择回退北平。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再次挥师南下，进驻保定，后相继攻破了夹河和藁城，并乘胜南下至大名，河北的郡县大多选择投降顺从于他，并且上书请求召回诸将罢兵。朱允炆便借放逐齐泰、黄子澄为名，指使其外出募师勤王。^{[1][4][26][25]}

此时，方孝孺成为了朝廷中的主要谋臣，他劝建文帝颁布休兵的诏令来拖延时间，但朱棣并未听从诏令。同年五月，朱棣再次派遣使者上书请求建文帝退兵，但使者被建文帝杀死。于是朱棣下令进攻沛县，将运输粮草的船只烧毁。之后方孝孺选择用计离间朱棣与世子朱高炽，他指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将带有皇帝玺印的信件交给了朱高炽，但朱高炽并未拆开信件观看，而是直接连人带信一起交给了朱棣，因此方孝孺的离间计并未起效。^[1][27]

同年十二月，朱棣率军南下，在攻破沛县后进逼徐州，并设下埋伏，大败官兵主力。不久，朱棣带领军队攻破敌人重兵所在之地宿州后，追击向南败走的官兵并击溃了淮河守军。之后朱棣带领军队截断了灵璧的饷道，与朱高煦所带领的伏兵夹击了灵璧的守军，使其退守不出。次日朱棣便直接带领大军进攻灵璧，登上营壁杀敌。燕军攻破营垒后俘获了敌军将领平安、陈晖等三十七人，以及众多官员和士兵。之后朱棣于四五月间接连攻破数座城池，期间与将领盛庸连战于六合（今河北滏阳河）、高资港（今镇江西）等地，均将其击败，后泗州将领献城而降。朱棣通过了进入京师的第一道屏障—淮河后兵至扬州，扬州指挥王礼等举城投降。后朱棣下令使吴庸等人准备渡江事宜，朱允炆派遣庆成郡主面见朱棣，希望割地求和，但遭其拒绝。建文帝六月，江防都督陈瑄率水师投降朱棣，燕王师得以顺利渡江，屯兵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投降，南京被攻陷，皇宫起火，朱允炆不知所终。^[1][26][28]

朱棣攻下南京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明确提出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注2]。朱棣对建文旧臣进行了清算，他开列了奸臣榜，将齐泰、黄子澄二人列于“首恶”，将建文朝臣五十余人都列入奸臣榜之中，并下令对其进行追查抓捕和诛杀。朱棣还下令恢复建文帝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对被战火波及的州县免除了三年的徭役，其他地方则是减免租税。朱棣即位后，定年号为“永乐”，封王妃徐氏为皇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并恢复了建文年间被贬斥官员的职务，还将建文帝在位时期存在的与太祖相悖的各项改革及法律全部废除。^[1][3][29]

之后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春一月一日在奉天殿接受朝臣庆贺，宴请群臣及属国来使。并且于同年4月再次根据靖难之功行赏，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之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同时对岷王朱楩、代王朱桂等藩王的势力进行不断地削弱。永乐二年(1404)春正月十三日，朱棣在京城南郊大祭天地，并于二十七日召其世子朱高炽及高阳王朱高煦回京师。之后朱棣设置东宫官员，任命僧人道衍为太子少师，赐名广孝，即姚广孝，并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将朱高煦和朱高燧分别封为汉王、赵王。同年6月，朱棣下令削减多余官员，并于8月下令御史巡行检察官吏要以官员的实际政绩作为是否贤能的评价标准。^[1][3][4]

明成祖即位后保留了部分建文帝的改革后，恢复了洪武旧制，并且强调与民休息，不兴严法。永乐时期的法制沿用了洪武元年颁布的《大明律》，并且没有对其进行过多修改。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诏告北平改称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征集全国优秀工匠及百万民工到北平，参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明太祖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北平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即《永乐大典》，至永乐五年全书编纂完成。^{[1][4][30][31][32][33][6]}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派人至奴儿干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颁布《祖训》赐给各藩王，同时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后郑和于永乐五年(1407年)9月返回国内。永乐四年（1406年）7月，朱棣下令于次年五月修建北京的宫殿，派遣朝臣前往各地采伐树木作为修建材料。同年，朱棣亲自接见了在噶举派遣下前来朝贡的使者黑帽寺主哈立麻，并且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等。^{[1][4][30][31][32][33][6]}

当时安南国相黎季犛谋杀安南王后上位，明朝以为安南王没有留下后代而封黎季犛为王。不久后安南王之孙陈天平投奔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派遣都督黄中护送陈天平回国，黎季犛对其发起突袭。朱棣得知后下令使朱能担任征夷将军，沐晟、张辅作为他的副将，分别带领军队从不同方向进攻安南，兵部尚书刘鯭参与军务大事，并让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卿陈洽负责粮饷运输的监督工作。次年(1407年)5月，安南被平定下来，其首领黎季睺、黎苍被张辅抓住献给朱棣，朱棣于同年9月在奉天门接收了安南的俘虏，并对将士们进行了封赏。永乐五年（1408年）2月，朱棣下令免去了北京地区在永乐五年之前所欠未交的赋税和三年的诸色课程。^{[1][4][30][31][32][33][6]}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宣布赐给官员们10天的上元节假期，并且作为法令实施。同年4月朱棣下令让皇太子朱高炽开始接触政务处理，同时派遣都督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将书信送给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但鞑靼部自视强大，将明朝使臣杀死。于是朱棣在7月下令使得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将，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兵征讨本雅失里。但丘福带着轻骑过于深入，最终丘福及王聪、火真、王忠、李远全部战死，之后将领张辅也多次战败。同年9月，朱棣决定亲自带兵出征，并于永乐八年(1410)正月四日下令让宁阳侯陈懋跟随他征战漠北，并命令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之后朱棣于同年二月亲率50万大军出发，前去追击北元大汗本雅失里。出塞之后，朱棣在曾经作为燕王第一次北伐的凌霄峰留下了一篇铭文来记录他亲征漠北的事迹。同年5月13日，朱棣在斡难河与本雅失里交战并获胜，本雅失里则带着7名骑兵逃脱。于是朱棣选择前去攻打北元太师阿鲁台，阿鲁台选择诈降，但朱棣并未放松警惕，在阿鲁台突袭时带领军队将其击败，后于6月20日再次与阿鲁台作战并获胜，后于6月22日班师回朝，朱棣的第一次北征蒙古也就此结束。此后，鞑靼部表示臣服于明朝，明朝的北方也得到了短时间的安宁。^{[1][3][4][34]}

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讨伐交趾和平定在福州作乱的海盗，并将皇长孙朱瞻基册立为皇太孙。永乐十年(1412年)至十一年（1413年），朱棣颁布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法令，他下令从长安岭以西起到洗马林止修筑石垣，挖深壕沟，并且下令使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佐朱高炽监国，将仁孝皇后葬在长陵之后前往凤阳祭拜皇陵。^[1][3]

鞑靼部战败后，瓦剌部趁机发展起来。他的首领马哈木向明朝进贡的同时挑拨明朝与鞑靼的关系，之后随着瓦剌的发展，马哈木的请求也逐渐过分，这违背了朱棣想要让各个部落势力相对平衡的方针。之后马哈木借着进攻阿鲁台的名义率部逼进漠南，实则是进一步向明廷示威。最终朱棣决定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2月再次率50万大军亲征，攻打瓦剌，皇太孙朱瞻基则于3月17日跟着朱棣一同从北京出发。之后明军在忽里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了瓦剌主力部队，明军利用火器优势大败瓦剌，孛罗不花等人前来投降，于是明军于6月9日班师回朝。阿鲁台得知消息后于6月17日前往三峰台拜见朱棣，不久后朱棣将打败瓦剌军的消息向天下发布，最终朱棣于8月1日回到北京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庆贺。此役瓦剌遭受重创，实力被大幅削弱，北方各部落的实力回归相对平衡的姿态。朱棣的第二次亲征达到了他平衡蒙古各势力的政治目的，也使得明朝北部在之后的七年时间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定。^{[1][3][4][34]}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朱棣派遣指挥刘斌、给事中张磐等十二人前往山西各地巡视，检查地方士兵操练的核实情况，不久后朱棣下令举行面向天下贡士的会试，并根据平定交趾的功劳对张辅等人论功行赏。广西蛮族发生叛乱，朱棣于3月8日下令让指挥同知葛森对其进行讨伐，平定叛乱。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月，北京、河南、山东三地发生饥荒，朱棣下令免除三地的欠交房租并对其进行赈济。同年10月，朱棣前往凤阳祭拜皇陵返回后，召集朝廷众臣商议建造北京城一事。次年，朱棣下令让皇太子朱高炽监国，于4月12日从京师出发北巡。^[1][4]

永乐十六年(1418年)，朱棣因为陕西发生饥荒而有关部门没有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一事斥责了他们，并且下令处死辅导朱高炽有过错的赞善梁潜和司谏周冕。朱棣次年再次对吏治进行了治理，因刘江消灭倭寇有功而册封他为广宁伯。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对人才进行了提拔，布衣马麟等十三人分别提为布政使、参政、参议，并于9月22日命令从明年开始将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改名为京师，之后朱棣于11月4日昭告天下迁都北京一事。^[1][3]

瓦剌战败后，鞑靼的阿鲁台又趁机发展壮大，不断积累势力。在瓦剌首领马哈木兵死后，他一改依附明朝的态度，不但悔辱、拘留明朝使节，还兴兵骚扰劫掠边境、劫掠商旅，在永乐十八年冬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时，鞑靼出尔反尔，令明成祖十分恼怒。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于7月9日下令准备北征，两个月之后朱棣分别派遣中官杨实、御史戴诚等人核实天下库藏及出纳数目，对北征的军饷问题进行了讨论。次年3月20日，朱棣再次率师北伐，对应昌方向进军，鞑靼部首领阿鲁台闻风逃遁。由于明军缴获大批辎重、性畜，不便追击，朱棣就下令回军。并且朱棣改变了作战的目标，在班师途中通过布置机动部队对已经反叛的依附鞑靼的兀良哈部进行了闪电战，大败兀良哈部。最终兀良哈剩余的部落投降，朱棣将班师回朝的消息昭告天下，之后朱棣根据随帝亲征的功劳对部下进行奖赏，封左都督朱荣武为进伯，都督佥qiān事薛贵安为顺伯。后朱棣同年9月回到北京，第三次亲征结束。^{[1][3][4][34]}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7月20日，朱棣再次亲征阿鲁台，朱高炽监国。朱棣带领军队击败了鞑靼西部军队，在他得到阿鲁台被瓦剌击溃的消息后，便命令军队就地驻扎不再前进。之后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带领军队向暂住在上庄堡的朱棣投降，被封为忠勇王。后朱棣于10月23日班师回朝，11月7日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七日，阿鲁台侵犯大同、开平等地，不断骚扰明朝边界。于是朱棣于3月2日宣布亲征。之后第五次率军亲征并深入答兰纳木儿河（今黑龙江西境），鞑靼阿鲁台部闻后逃之夭夭。朱棣一路进军，但未搜寻到阿鲁台的踪迹，于是决定班师回朝。为了稳定北疆，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蒙古，有力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巩固了北部边防。^{[1][3][4][34]}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结束第五次北征后班师回朝的途中，于7月15日派遣吕震先行，将班师回朝的消息告诉皇太子并诏告天下，第二天临时在苍崖戍住下时感到身体不适。7月17日，明成祖达到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此时其病情突然加重，于是留下遗诏：传位皇太子，丧礼尊从高皇帝遗制，次日死去，时年65岁。^[1][4]

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认为六军还未回到京师，经过商讨后决定先隐瞒明成祖逝世的消息，后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炼成棺木，将明成祖的尸体收敛其中后用龙车运载，所到之处早晚饮食同往常一样。同时派杨荣和御马监少监海寿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太子，太子朱高炽派遣皇太孙前去迎接，后将朱棣尸体移入仁智殿，加棺材后殓入灵柩。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太子朱高炽即位，为明仁宗，定次年为洪熙元年。明成祖被葬于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庙号太宗。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明世宗嘉靖时将其庙号改为明成祖，使其和太祖朱元璋并列为“万世不祧tiāo之君”供奉于太庙正中。^[1][4]

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朱棣曾先后复辟了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们尚未得到藩封的皆将其降为郡王。同时明成祖将已经封藩的亲王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等到朱棣觉得皇位较巩固时，就开始了削藩行动，他先将各个藩王从边防迁入内地，借此减少了藩王的亲卫与士兵，削弱藩王兵权。朱棣先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四年（1406年）和永乐六年革去了代王、齐王以及岷王的护卫和官属，并于四年八月将齐王废为庶人，永乐十年（1412年）削去了辽王朱植的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将谷王朱橞废为庶人。^{[4][5][35][36]}

朱棣利用血亲关系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以更柔和委婉的方式进行削藩，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统治。朱棣在削弱藩王兵权的同时提高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待遇，想要以此消磨藩王的斗志与反抗之心，使得各藩王逐渐失去了可以和中央抗争的力量，转而成为悠闲享乐的王室成员。最终朱棣将军队的指挥权全部收回中央，即君主的手中，加强了中央皇权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对藩王的势力范围进行了限制，规定藩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对明初藩王的势力进行了有效地控制。^[4][5][35]

朱棣即位后先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杀死并灭其族，被认定为奸党而死的人众多。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左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诛其九族，把其所有先人冢墓一并撅掉。之后又对与景清有所关联的人进行查找和处罚，其家乡的街坊邻居，甚至只要是与其有所往来的人也因此受到牵连，此手段被称作“瓜蔓抄”，最终景清的家乡变为废墟。之后朱棣便利用“瓜蔓抄”对建文旧臣进行抓捕和杀戮，而“瓜蔓抄”在之后也被应用于永乐年间的大部分案件中。朱棣对于建文旧臣的杀戮持续了数十年，数万人因此死去，后因株连甚广加之自己皇位已稳，朱棣才缓解了对建文旧臣的抓捕和杀戮。^[5][37][36]

明成祖即位后保留了部分建文帝的改革后，恢复了洪武旧制，并且强调与民休息，不兴严法。永乐时期的法制沿用了洪武元年颁布的《大明律》，并且没有对其进行过多修改。明成祖在位期间新增了一条单行律条“诬告律”、23条“令”、十余条“条例和24榜“榜文”，同时恢复了洪武时期的45榜“榜文”。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所颁布的“诬告律”中，重新规定并加重了对“诬告罪”的刑罚。其在位期间针对行政、军事、祭祀、民事、外交等方面所颁发的新令一般没有直接规定处罚内容，而是偏向于指引和指导。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改易《大明律》一字的要求，因此明成祖使用了条例来填补法律规定的空白与不足，但条例未成体系。明成祖时期，对刑名的内容做了更改，并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事程序的弊端进行了纠正。^[6]

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监督。明成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事，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了洪武时期被废罢的锦衣卫，还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厂”成立，朱棣命令此机构由宦官执掌，补充侍卫机构—锦衣卫的职能，二者相倚，被并称为“厂卫”。东厂最初只有侦查缉捕的权利，其侦缉范围包括了朝廷众官和平民百姓，后来权力扩大，开始处理诉讼，并且可以干预刑狱事务。东厂等厂卫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明朝后来的法制也造成了较大的迫害。^[5][37][38]

明太祖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四位辅官来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后将其撤销，设立殿阁大学士制度。朱棣即位后对殿阁大学士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让杨荣、解缙、胡俨、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七人入值文渊阁，建立了“内阁”，即专门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助手式的机构，并且只有议政权而无决策权。当时阁臣为中级官员，对机务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最终由皇帝决定是否将其采纳。^{[37][39][40][41][42]}

明成祖的这一举措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被看做是明朝内阁制度的开端。永乐中期开始，内阁的职权逐步加重，最终演变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并且具有决议权和兼管六部的权力，行政权则归六部。朱棣在位时期内阁的一些特点也演变为明代内阁制度的硬性规定，包括不置官署、阁臣品阶较低以及不得专制诸司，完成了明代内阁制基本框架的构建。同时朱棣还增加了司礼监宦官的权力，用于平衡内阁势力，达到巩固皇权的政治目标。^[37][39]

朱棣对北平的管理持续多年，其统治也较为稳定，并且北平在北方的农业区和牧区交接处，因此交通便利。北平是汉族与蒙古各族进行交易的中心，也是北方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因此定都北平有利于抵抗外来游牧民族的进犯，也能更好的加强对东北地区统治，同时也有利于南下统一中原，从而使得全国统一。朱棣出于这些考虑，在即位之初就着手准备迁都事宜。永乐元年，诏告北平改称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征集全国优秀工匠及百万民工到北平，参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明太祖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北平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率文武百官正式迁都北京，在皇宫奉天殿朝见百官，在南郊大搞祭祀活动。从此，北京成为明清两朝的京城。^[31]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下令派遣人员前去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相继归顺。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下令成立都指挥司来对各部进行管理，其管理范围包括了从东南日本海到西边的斡难河（今鄂嫩河），还有北部的外兴安岭。都指挥司并未对东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是采用了设置重地军事据点，发展交通路线的方法。各部的实际统治依旧归于自身，其官员也大部分为当地的部族人民，由中央朝廷指派人员对各部人民进行巡视和宣慰。明朝对于东北的管控在明成祖之后就放松了，导致地方官员的任职不受中央管控而是采用了世袭制，而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被正式撤销。^[4][32]

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镇守哈密的元朝宗室兀纳失里趁机自立，建立哈密国，其疆域南至沙州（今敦煌），西至火州（今吐鲁番），北接瓦剌，东至肃州。 后肃王^[注3]兀纳失里病死，其弟安克帖木儿继位。永乐二年（1404年），安克帖木儿派遣使者朝见，并请求明廷封爵，后明成祖下诏封其为忠顺王，这也是明朝所属哈密王统的首立。但安克帖木儿在不久后便被北元大汗鬼力赤毒死，明成祖得知后立其侄脱脱，并于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下令设置哈密卫，设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以为辅佐。 哈密卫与明廷在河西地区所设的六个卫统称“关西七卫”，是明朝在边境设立的重要军事机构，有利于巩固西北边防。但由于哈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后于成化九年（1473年）被东察合台汗国吐鲁番统治者速檀（苏丹）阿力攻破，明属哈密王统断绝。^[7][43]

明成祖一生中先后五次亲征：第一次亲征为永乐八年(1410)征讨鞑靼，朱棣先后击败了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部太师阿鲁台，鞑靼部表示臣服；第二次亲征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出征瓦剌，朱棣带领军队在忽里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打败并重创了瓦剌主力部队，从而大幅削弱了瓦剌实力；第三次亲征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再征鞑靼，朱棣在搜寻阿鲁台未果后改变了作战目标，在回师途中攻打反叛明朝转而依附鞑靼的兀良哈部并获胜；第四次亲征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征讨阿鲁台，击败了鞑靼西部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投降；第五次亲征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再征阿鲁台，这次亲征未能遇到敌军，最终无功而返。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出于稳定北疆的目的进行了五次亲征，有力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宁。^{[1][3][4][34]}

安南古称交趾，在元末战乱时，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中国域内，超越元代划定边界二百余里，霸占五座城邑。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命令归还，但安南国王称兵拒命。朱元璋认为中原初定，兵士疲乏，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后安南国相黎季犛篡位，明朝因为安南王无后而封黎季犛为王。之后安南王之孙陈天平投奔明朝，明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年）派兵护送陈天平回国，途中受到黎季犛的袭击。于是朱棣下令使朱能担任征夷将军，沐晟、张辅为副将，分别带领军队从不同方向进攻安南，后安南于永乐五年(1407年)5月被平定，其首领黎季睺、黎苍被张辅俘获。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告终，安南被并入明朝领土。^[44]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冬十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倭寇多次入侵辽东半岛。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任命刘江任左都督一职，将其派遣制辽东驻守，刘江于次年担任辽东总兵官。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二月，明成祖批准了刘江上奏增筑金州等地海防军事设施的请求，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十五日，望海埚烽台守兵发现倭寇进犯踪迹后立即上报，刘江连夜带兵前往，同时命令都指挥钱真埋伏在林中断其后路，都指挥徐刚带领于山下埋伏，百户姜隆带领士兵潜入海中准备将倭寇船只烧毁。倭寇来袭后，刘江下令将其引入埋伏圈中，击溃了倭寇，后分两路于山下樱桃园将倭寇残部一网打尽。朱棣得知后下诏刘江入朝，封其为广宁伯。望海埚一战重创了倭寇，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自此直至万历初年，都没有倭寇敢来进犯。此战也是明朝初年抗倭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推动了辽东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鼓舞了其他地区的抗倭斗争。^[45][46]

朱棣为了提高京军的实力而建立了三大营，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分为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其士兵来源为原五军都督府教练官兵、京师卫所军以及各地抽调而来的班军，其职责为交替守卫京师。明太祖时期为四十八卫，后被明成祖下令增设至七十二卫。三千营由明成祖所降服的三千名塞外骑兵组成，职责是仪仗，后演变为巡逻查防。神机营在南征缴获火器后成立，为步兵军团，其武器装备为火器，由于战斗力较高而常随军出征。同时内置了“提督内臣”或“坐营内臣”的监督职务，还设置了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职位。此外，神机营额外增设了“监枪内臣”的职位。三大营的主要职责为守卫京师，同时也是明朝前期的用兵主力。^[8][47]

明成祖即位之后对边防的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将藩王预边务制度和高级将领巡边、备边、有警时可暂时担任统帅的规定都废除，选择派遣总兵官镇守边防要地。总兵官的任命、调派都由皇帝亲自决定，其设立既能对当地的都司卫所进行节制，又能统一管理备御军队，并且借此形成一种新的、符合边防需求的统兵体制。调整指挥系统的同时，明成祖对边防的兵力部署也进行了调整，包括边卫内迁和内地军队向边塞的征调与集结。明成祖对战略意义已经下降的大宁、东胜两地的边卫迁出，并且采取了重点防御的边防政策，将边境邻地或者内地的军队派遣到边防的前沿，保证总兵官屯驻之地的军事力量较强，以抵御外敌来犯。同时明成祖还下令在奴儿干地区设立了都指挥司进行管理，在哈密地区设置了哈密卫，哈密卫与明廷在河西地区所设的六个卫统称“关西七卫”，是明朝在边境设立的重要军事机构，有利于巩固西北边防。^{[32][7][43][9]}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同时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永乐九年，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负责会通河的浚通，后于同年六月基本浚通。同年八月，明成祖同意了宋礼疏通部分东平东境沙河以及设立屏障的请求，下令在汶上、东平等湖设置陡门等水利设施，浚通了山东地段的会通河，但山东以南的淮安府漕道依旧存在问题，因此漕粮需要绕道从山阳湾进入黄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xuān驻扎淮安，总理漕运，因山阳湾水量大增且运输费时费力，提出沿着宋代沙河故道开凿三十里长的水渠，称其为清江埔，并下令在淮安建立清江造船厂。造船厂由工部下派官员来督理事务，明成祖还下令在山东等地建立了造船厂来协助漕运。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下令在淮安设置清河闸和福兴闸，在徐州设置沽头闸和金沟闸，在山东设置谷亭、鲁桥等闸，加强了对漕运的管控。至此，运河基本浚通，久废的京杭大运河重新通航。明成祖浚通运河在节省了明代漕运所花费人力物力的同时，提升了漕运的安全性，有利于全国统一和运河沿岸的经济发展，并且对后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依旧使用该运河进行南梁北调，直到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才停止，共历时四百多年。^[10][48]

朱棣即位后，沿袭了朱元璋时期鼓励人们开荒，主动开垦荒闲田，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来促进生产，并且关注灾荒赈济，以防流民灾民的大量出现，保证了地方的赋役征派。他注重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将民生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同时，朱棣还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管理制度，从而保证军粮的边饷的供应。^[49]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但由于其内容存在较多缺陷，因此朱棣下令要求重修此书，令姚广孝、刘季篪、解缙jìn负责，直到永乐五年全书编纂完成。《永乐大典》修成前后共有2169人参与其中，全书共22877卷，收录了自先秦以来的各种图书共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集古今之大成，朱棣还为其亲自写序。《永乐大典》价值极高，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大工程。明成祖在位期间还进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型儒书的编纂，并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系统科教书和参考书。^[30]

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该书内容为采编历代先贤的言行来对皇太子朱高炽的教育，体现了明成祖对帝王的要求，也是明初政治思想发展的直观展现。《为善阴骘zhì》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书，是明朝官方颁布劝善书的代表之一，引入了因果报应的理念，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相糅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下令修撰《永乐北藏》，最终于正统五年（1440年）成书。《永乐北藏》收录了宋元以来入藏的大小乘经论、大批中国历代高僧的撰述，包括疏论、文集、史传、杂著等以及兼收了众多历史、文学、哲学和地方掌故方面的作品，是明代三部官刻大藏经中收录经典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50][51][52]

明成祖从小便学习儒学，也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亲自前往太学祭拜孔子，并且在旁听讲。次年，明成祖得知民间重于敬佛而简于敬祖时表示，要以自己作为表率正社会风气，体现了儒家推崇的敬天法祖思想。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下诏在曲阜修建孔庙，孔庙建成后又下令立碑来称赞孔子的功绩。此外，明成祖还广招儒士，曾经下诏求德才兼备之人，也曾广征耆儒如陈济等人以兴文事。明成祖主张施行仁政这一儒家观点，在其统治的22年内颁布了一系列的保民政策，包括修养生息、赈济灾民等。明成祖还注重儒学的教化作用，永乐元年至十五年间，明成祖先后下令在云南、四川各地设置儒学，普及伦理教化。^[30][53]

明成祖在位期间想利用佛教巩固其统治，于是他经常让臣下唱佛曲，还将佛曲传播到塞外。但也不会让佛教过于壮大，永乐四年（1406年），西域进贡佛骨，明成祖未同之前的君主一样用较高规格的礼仪去迎接，并且驳回了礼部为此请求宽恕释放囚犯的请求。之后明成祖在武昌僧人为其祝寿而提出修建观音阁时拒绝此事，在清凉寺僧人请求将在寺庙附近放牧的兵民治罪时表示兵民无罪。同时，明成祖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和保护，完善了明朝佛教政策：严格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数；增设僧司衙门，完善佛教机构；禁止私自创立寺院，控制寺院数量；打击佛教组织，净化佛教团队；编纂佛教著作，传播佛教文化；取消佛教限田令；修建寺庙，举办法会；礼遇藏地僧人并利用佛教来加强与周边各国的交流。明成祖执政期间所实施的佛教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同时改善民风并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政策在明代佛教发展史有着重要地位。^[54][55]

明成祖登基后不久，便派遣使臣前去祭拜北极真武之神。永乐三年（1405年），五龙宫道士李素希进献榔梅果，明成祖认为此为祥瑞，于是派遣使者前去武当山赏赐武当山众人，次年李素希再献，明成祖依旧赏赐。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下令大修武当山，最终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成，共有8宫、2观、36庵堂和72岩庙，总共为33组建筑群。不久后明成祖下令命正一天师张宇清祠玄帝金像于太和山，将武当道场改造为“朝廷家庙”。明成祖为了扶植武当道教，先后颁布了三十多道圣旨和诏令，其主要内容为：尊武当真武之神，大修庙宇；钦点高道为皇室祈福祝寿，例如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就曾被明成祖任命为武当山玄天玉虚宫等宫观选取主持；赐下公田佃户来专门供养道观；为武当山道士提供布匹、香烛、灯油等物；布置军民轮流打扫整修宫观并为其免除杂役。同时，明成祖也通过设置官员和管理机构、加强道规等手段加强了对武当道教的管理。明成祖的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的真武神的社会影响，促进道教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56][57]

明朝初年，在中国西南地区一直实行土司制度，即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治，长官世袭。土司制度形成于元代，目的是实现“以夷治夷”。因为土司世袭，所以他们的割据性特别强，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而互相攻杀，甚至起兵叛乱，反抗中央政府。明成祖即位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明成祖朱棣不能容忍这种威胁中央集权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便开始酝酿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按照内地实行的政治制度，委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去担任当地的长官，例如知府、知州、知县等职务，以取代当地世袭的土司，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从明成祖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历经数百年，直到清代才最终完成。^[49]

改土归流的最大成绩就是贵州行省的设立，明成祖首先设置贵州布政司，贵州布政司的设立也促进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地的老百姓成为明朝政府的编户齐民，解除了过去那种“世民”与“世官”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改善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变革当地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改土归流还使得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内地人民大量迁入西南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传播，大量荒地得到开垦，水利设施得以兴修，各级学校也陆续创办。^[49]

对于不服从于明廷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朱棣采取了赏赐、瓦解和平定外蒙古的手段来达到稳定北部边境和平的目的。之后朱棣前去讨伐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期间，他还派遣了使团前去达成与蒙古人进行贸易的协定。^[4][32]

明成祖在位时期对西藏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多位高僧进行了分封，西藏地区的地方首领大多具有佛教僧人的身份，兼有地区行政和宗教法王的成分。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下令册封乌斯藏帕木竹八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chī纽玉印、诰gào命。同年智光和尚在明成祖的命令下出使乌斯藏，灵藏僧人著思巴儿监藏派遣使者跟随智光回来朝见明成祖，于次年被封为赞善王，赐金印、诰命。同时，馆觉地方^[注4]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也在永乐四年（1406年）派遣使者朝贡，被明成祖封为灌顶国师，赐诰命。之后他于次年又派遣使者感谢明成祖的封赏，被封为护教王，赐金印、诰命，依旧享有国师称号。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册封思达藏地方^[注5]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赐给其诰印、彩币，之后双方贡使不断来往。同年，止贡地方的噶举首领锁南藏卜在永乐四年（1406年）被封为灌顶国师后又被明成祖加封为灌顶慈惠净戒大国师，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被册封为阐教王，负责对止贡地区进行管理。明成祖除了对藏族僧俗首领进行分封外，还对各派宗教首领进行册封，从而通过宗教来加强明朝对藏区的统治。比如永乐年间被封为大宝法王的噶玛噶举派黑帽戏活佛，被封为大乘法王的萨迦派首领等。^[11]

明成祖在位时期，出于安定满州女真、巩固对女真地方的统治、促进交易等目的，将满州各女真部落加入了明朝的纳贡制度，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主要有四个目标：稳定满州，以便于他全力对待蒙古而无后顾之忧；使得满州不受到朝鲜力量的影响与支配；推动马匹、裘皮等诸多产品的交易；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播至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中。因此明朝在与女真人的交往处于主动地位，派遣外交使团携带礼品来邀请女真部落首领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明成祖在位时期，明朝在满州建立了179个卫和20个所，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女真部落首领在得到明朝给予的官衔等好处时，主动与朝鲜方面断绝关系，并宣布臣服于朝廷。^[12]

朱棣统治期间，明朝在他的带领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明朝的强大也吸引了诸多海外国家前去朝贡，朱棣在位期间有上百个国家与明朝发生了外交关系。其中朝贡者大多分为三类：向明朝臣服，希望得到明朝的承认、册封或者支持的国家贡使、地区贡使；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想要亲自前往中国参观的各国君主贵族；作为贡使前往中国贸易的商人。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出于贡使数量逐渐增多的问题，下令重置市舶司，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用来接见各国来华的使者。同时朱棣还下令在京师设置会同馆，用于接待国宾，并且设置了专门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四夷馆。^[58][59][60]

此后的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留葬于中华大地，这的确称得上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在政治上与各国并不平等。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仍超过60多个。^[58][59][60]

郑和下西洋共有七次，其中有6次是在明成祖执政期间进行的。下西洋的提议、决策、人选等都是在明成祖的直接领导下敲定的，而每次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任务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都由明成祖亲自负责。郑和的船队每次远航的随行人员在27000-28000人之间，其船队主体由63艘大中宝船组成，还包括了其他用于运粮、载货等方面的船只。郑和下西洋为沿海各国人民开辟了经济往来的贸易航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民间海外贸易。它是影响明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推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建立，巩固了明成祖的统治，还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使得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及西亚地区的传播出现高潮。^[61][62][63]

明初和帖木儿王国的关系处于对峙的状态，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者，都试图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性的朝贡体系。明成祖即位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认为元朝建立的世界性的朝贡体系应该由明朝继承。帖木儿在位时期，明朝和帖木儿王国的关系并不稳定，在帖木儿王国建国初期，双方曾经建立过暂时的朝贡关系。帖木儿王国壮大后，帖木儿趁明成祖立足未稳发动了“帖木儿东征” ，但病死途中，国内因继承人问题陷入混乱，明成祖则抓紧机会对外扩张。最终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实现了统一，恢复了和明朝的使节往来，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派遣使者带着国书前往撒马尔罕（即帖木儿王国），沙哈鲁在收到国书后派遣使者跟随明朝使臣东往。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明成祖命陈诚出使西域。次年十一月回国，在西域诸国近两年时间。访问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都首先交上玺书（相当于现在的国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随同来中国朝贡。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明成祖再次派遣使臣带去国书，沙哈鲁随即派遣使臣献上马匹，两国之间遣使往来并开展贸易，呈现除了友好交往的局面。陈诚等人的出使不仅为明朝收集许多关于西域的情报，还建立了中亚各国的和睦的双边关系，以陈诚为代表的使团更是三次出使了帖木儿朝，保持了基本的和平关系。^[67][68][69]

早在朱棣还是燕王之时，由于历次对北元的战争中表现出的雄才大略，朝鲜来中国朝贡的使臣路过北平时都要前去拜见朱棣。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朱棣派遣使者出使朝鲜，知会朝鲜王他即位一事。同年十一月，朝鲜王派遣使者朝贡明朝，请求朱棣赐下新的印玺以及敕封，并且规定与明朝定期互派使节。之后朝鲜每年都会向明廷进贡当地土产品，例如人参、漆器、海豹皮等，同时还会年贡一百五十两黄金以及七百两白银。明朝则将丝绸、华衣、药材、书籍、乐器等作为回礼赏赐给朝鲜王以及朝鲜使者，同时还会赐下荣誉的称号给朝鲜王及其太子。^[70]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两国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日本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1408年）提出恢复，当时他刚在西日本建立了统治。这位将军对中国文化的很是爱慕，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永乐元年（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58][71]

永乐元年八月，明成祖为了与外国交好设置了市舶司，并且派遣左通政赵居仁、僧录司右阐教道成等人出使日本，日本国王源道义于同年十月派遣使者朝贡。次年六月，郑和出使日本，之后源道义配合明成祖对倭寇进行剿灭，后于同年十月派遣使者对明朝皇太子的册立表示祝贺并献上礼物。日本同明朝建立国交，并就此成为了明朝“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学术界对于明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官方关系多用“朝贡贸易”或者是“勘合贸易”进行概括。之后明成祖于永乐九年（1411年）派遣太监王进出使日本却遭到被拒绝接见，之后明成祖于永乐十五、十七年两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想要日本前来朝贡，但依旧遭到拒绝，两国关系逐渐冷淡。^[72][73]

《明史》肯定了朱棣的功绩，赞扬了他带头节俭、知人善任的行为，但也对他欺诈品行表示了批评。^[1]

《明史纪事本末》对朱棣评价不高，认为他对建文诸臣的打击面过广，牵连到许多无辜的人，并且用刑残酷，有损阴德。^[74]

焦竑在《忠节录序》中评价朱棣能够很好地巩固朱元璋所打拼下来的鸿业。^[75]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评价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的大功绩者就是明成祖朱棣^[75]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评价朱棣造福后代。^[76]

清代乾隆帝评价朱棣篡位为帝，大肆杀戮，会受到上天的制裁。^[77]

清代嘉庆帝肯定了朱棣的功绩，认为他是“大有为之主”。^[78]

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梁启超高度评价了朱棣的功绩，并且将朱棣和汉武帝、唐太宗相比，认为朱棣是一个明君。^[79]

中国近代清史学家孟森评价朱棣导致了明朝内政败坏的开始。^[80]

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同样认为朱棣采用宦官专权和酷刑导致了明朝政治的败坏。^[81]

晁中辰评价明成祖是一个有大作为的君王。^[74]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白寿彝认为朱棣本人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使得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产生了失误，导致安南的不断反抗，使得明朝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南征平定安南。^[82]

谢保国的诗作《明成祖朱棣》，赞扬了朱棣的功绩。^[83]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肯定了朱棣的功绩，但认为他在政务上操之过急，导致当时的百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84]

《中国通史》中评价朱棣的功绩对于明朝和后代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虽然迁都、编纂《永乐大典》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事件都是出于明成祖为了达成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但是这些事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明成祖在明史上的地位也是无法否认的。但明成祖本身为政过猛，使得当时的人民拥有了沉重的负担，并且朱棣本人好大喜功，对明朝的财力和精力都造成了负担，使得当时朝廷的财力将近耗费殆尽，社会百姓生活困苦，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朝廷也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使得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85]

学者邓著之在《重新认识明成祖朱棣》一文中评价明成祖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国家疆域的开发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贡献，不应该夸大其过错和否定其贡献。^[86]

对于明成祖的功过，古今史学界持有不同的意见。官方史料《明史》与《明史纪事本末》均对朱棣起兵夺位一事进行了谴责，《明史》将其称为倒行逆施，但又都对其即位后的功绩表示了肯定，两者评价有贬有褒，认为其功大于过。《中国通史简编》评价朱棣即位后加强厂卫机构、发动对外侵略等举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提高威望，此书对朱棣只有负面评价。学者兰丕炜则认为朱棣是封建时代一位有作为的君王，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朱棣也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重用和宠幸宦官的行为使得其权力不断扩大，最终危害国家。学者张华评价明成祖是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肯定了其修撰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等举措的功绩，同时也对其屠杀建文旧臣、大兴土木等行为表示不认可的态度。^[87][88]

史学界对于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三种说法：马皇后说、碽妃说、元顺帝妃说^[89][90]

《燕王令旨》中朱棣自称自己和太子朱标都是马皇后的亲生子，官方史料《太祖实录》和《明史·成祖本纪》中也明确记载燕王朱棣为嫡子，是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王世贞的《二史考》和郎瑛的《七修类稿》与官方史料记载有所出入，但均记载朱棣为马皇后所生。^[89][90]

明代人何乔远在《名山藏》中提出碽gōng妃为朱棣生母，刘振的《识大录》、李清的《三垣笔记》等史料也都认为朱棣生母是碽妃。现代学者吴晗在《明成祖生母考》一文中得出了马皇后无子，燕王和周王的生母为碽妃，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接受采纳。^[89][90]

明代王世懋所著《窥天外乘》中提到《野史》中记载朱棣的生母是元顺帝妃。《蒙古源流》中记载朱棣的生母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广阳杂记》中记载朱棣生母为元顺帝妃翁氏。近代学者傅斯年则提出朱棣的生母为元顺帝高丽妃。^[89][90]

史学界对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棡远征蒙古，对二人究竟是谁主导战争的胜利提出了不同意见。最早关于“燕王清沙漠”的说法来源于永乐官修的《奉天靖难记》中，这本书于永乐三年成书，记载了朱棣起兵到登上皇位的经过，它对于二王远征蒙古的记载为晋王朱棡不仅不敢深入，还因嫉妒朱棣的功绩而与太子朱标联手对其进行陷害。《明太宗实录》也采用了其说法，“燕王清沙漠”也就此成为了官方定论，《明史·成祖本纪》《明史·鞑靼传》都采用了此说法。^[91]

由于“燕王清沙漠”的说法偏袒朱棣，于是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学者王崇武就对此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明成祖七次北征的史实可以证明敌军行踪的难预测性，因此晋王朱棡不带军深入不是其过错，将罪责全部推至晋王头上是不合理的。学者杨永康通过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与晋府书》中记载乃儿不花投降是因为晋王抚慰有方、《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晋王在北征途中受到赏赐的史料对“燕王清沙漠”一说提出了质疑。杨永康认为《明太祖实录》是将晋王朱棡的功劳记在了朱棣的名下，并且对朱棡进行了诋毁，“燕王清沙漠”只是朱棣编造的事迹，目的是为了建构朱棣继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91]

史学界中对于《明太祖实录》中所载朱棣于洪武末年曾受命统率诸王备边防秋的两篇敕书中是否伪造史实一事进行了讨论。学者王崇武曾经对《明太祖实录》第257卷所记载的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二十九日）朱元璋命燕王统率诸王备边防秋的一篇敕书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篇敕书可能是《明太祖实录》的馆臣所伪造的。而学者黄彰健通过对《明太祖实录》和《毓yù庆勋懿集》中收录的两篇敕书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了异同，依据《毓庆勋懿集》中的敕书未提及燕王而提出朱棣当时并没有奉命带领诸王备边防秋，实际上受命的是辽王，燕王受命为伪造史实，这一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纳。而学者南炳文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以及《明太祖实录》和《太祖皇帝钦录》提出朱棣受命备边防秋史实的存在，认为两篇敕书并未对史实进行伪造。^[92][93]

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进行“诛十族”一事，史学界的学者存在不同看法。《明史·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朝公文等官方史料、清代《明通鉴》等民间和私修史书都采用了“诛十族”的说法。部分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清代学者朱彝尊通过对“族刑”历史的研究后发现“诛九族”的刑罚没有“诛三族”更为严重，并且发现方孝孺的朋友没有被完全株连，因此认为“诛十族”的说法只是野史谬传，并不成立。现代学者商传在《明代文化史》中将“诛十族”定义为传说。学者李谷悦则是对“诛十族”一说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并且对不同年代对于方孝孺殉难的叙事进行了比对，提出“诛十族”一事仅为传说并非事实。^[94]

《明史·成祖本纪》和明十三陵的长陵碑记等史料均记载朱棣逝世地点为榆木川，但对于榆木川的具体地址则有河北沽源县北、多伦县西北蔡木山与克什克腾旗交界、多伦县东南三道沟林场和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南等说法。学者任月海认为，从蒙元时期多伦诺尔的地理概念和朱棣逝后遗体运回京城的路线来看，榆木川当在多伦县西北。学者南炳文则在其所作《明史》中记载榆木川为现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95][96]

明成祖现存所知的个人作品主要为序文、诗作、书法作品等。其中序文基本上是明成祖为其下令编纂的图书成书时所作，大多被收录于《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中，比如《太祖高皇帝宝训序》《太祖高皇帝实录序》《永乐大典序》等。^[13][97][98]

明成祖流传至今的诗作数量不多，例如《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二首）》《日本寿安镇国山诗》《浡bó泥长宁镇国山诗》等，其中《日本寿安镇国山诗》是明成祖在将日本国山封为寿安镇国山时所作，在诗中赞赏了日本抓捕海盗等事，这首诗也是15世纪中日友好合作的历史记录。《浡泥长宁镇国山诗》也是明成祖在将浡泥国山封为长宁镇国山时所作，是中外友好交往的证明。^[14]

明成祖现存书法作品中，写经的作品占大部分，比如《佛说五十三佛大因缘经》《佛说三十五佛名经》《称扬诸佛功德经》等。但其现存书法作品中最具规模的是以楷书碑刻的《御制真实名经序》，这是明成祖于永乐九年七月十五日为《真实名经》所作的序文。其书敦实圆满，笔画较为瘦长，浑朴中又包含着清远的奇逸之气。^[15][16]

关系简介父亲朱元璋^[1]母亲孝慈高皇后马氏^[注6][1]外祖父（追封）徐王马公^[1]外祖母（追封）徐王夫人郑媪ǎo^[1]兄弟朱标、朱樉、朱棡、朱楧^[100][101]朱植、朱㮵zhān、朱权^[100] 朱橚、朱桢、朱榑^[100]朱楩、朱橞、朱松^[100]朱梓、朱杞、朱檀^[100]朱模、朱楹、朱桱^[100]朱椿、朱柏、朱桂^[100]朱栋、朱㰘yí、朱楠^[100]姐妹临安公主、宁国公主^[102]大名公主、福清公主^[102]崇宁公主、安庆公主^[102]寿春公主、南康公主^[102]汝宁公主、怀庆公主^[102]永嘉贞懿公主^[102]汝阳公主、宝庆公主^[102]含山公主^[102]后妃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徐氏，安徽凤阳人，父徐达，1407年卒^[103]昭献贵妃王氏，苏州人，金/李氏，女真酋长於虚出（阿哈出）女，明成祖为燕王与之联姻，1420年卒^[103]昭懿贵妃张氏，河间忠武王张玉之女，英国公张辅的姐妹。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册封为贵妃^[104]权贤妃，朝鲜人，永乐时期作为朝鲜贡女入宫，善于吹奏萧^[105]喻贤妃^[105]恭和荣顺王贤妃^[105]任顺妃，朝鲜人，与权贤妃作为朝鲜宫女同批入宫^[104][105]崔惠妃，朝鲜人，和权贤妃、任顺妃一同作为朝鲜贡女入宫，后为明成祖殉葬^[105]康穆懿恭吴惠妃^[105]恭懿赵惠妃^[105]安顺龙惠妃^[105]端静恭惠杨淑妃^[105]昭惠恭懿王顺妃^[105]昭惠敬穆钱顺妃^[105]惠穆郭顺妃^[105]康懿李顺妃^[105]昭顺刘德妃^[105]陈丽妃，寿州人，出生于武将之家^[105]韩丽妃，朝鲜人，永乐十五年作为朝鲜贡女入宫^[105]郑妃，第二批朝鲜贡女^[105]黄妃，第三批朝鲜贡女^[105]李昭仪^[104]吕婕妤^[104]庄惠美人^[105]恭荣王美人^[105]恭惠卢美人^[105]儿子仁宗朱高炽^[1]汉王朱高煦^[1] 赵简王朱高燧^[注7][1]  朱高爔，母不详。幼殇，未封爵位 ^[100]女儿 永安公主，下嫁广平侯袁容，1417年卒，子袁贝^[102] 永平公主，下嫁富阳侯李让，1444年卒，子李茂芳^[102] 安成公主，1403年下嫁宋琥（西宁侯宋晟子），1443年卒^[102]咸宁公主，1411年下嫁宋瑛（西宁侯宋晟子），1440年卒^[102]常宁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1408年卒，寿22岁^[102]

朱棣的宠妃有王贵妃和权贤妃两位，永乐八年（1410年），权贤妃逝世，宫女贾吕诬告服侍权贤妃的宫女吕氏在茶水中下药毒杀权贤妃。朱棣在悲伤权贤妃的死，于是在没有细查核实的情况下将吕氏等服侍权贤妃的一百多名宫女和宦官全部杀死。永乐十八年（1420年），王贵妃逝世，不久后宫女贾吕和鱼氏被发现与宦官结为对食，朱棣知道后发怒，两名宫女因为感到害怕而上吊自杀，于是朱棣以此为由亲自对贾吕的侍婢进行审问行刑，却得到了有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朱棣为此感到非常生气，亲自对宫女行刑，被牵连而死的宫女将近2800名。^[106]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等人上奏表示去年明成祖北征后，班师回朝的诏令送到思南府（今贵州省铜仁地区思南县）时，附近的大岩山因感受到皇帝的恩威而连呼三声万岁。于是礼部尚书吕震带着群臣一起上表祝贺明成祖，却遭到了批评。明成祖认为山谷可以回声是早就知晓的道理，对众臣不多加分辨就想要讨好他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不是君子所为。^[107]

朱棣在就藩北平后，其不仅拥有许多乐户，还邀请汤舜民、贾仲明等著名剧作家、词家为其编写剧本、填词作曲，喜爱杂剧词曲。朱棣被封为燕王后有一个专门观赏戏乐之处——长陵宴，其中有一个乐妓为齐亚秀，每当她唱到关目^[注8]处时，朱棣都会举杯致意。于是朱棣得“知音天子”之名。^[108][109]

朱棣曾经派遣郑和出使南洋，史书记载中，第一次“麒麟贡”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刺国所赠送明朝的一头长颈鹿，并且引起了轰动，当时南京万人空巷，于是朱棣下令让画工绘制麒麟图像昭告天下，并让沈度作辞赞颂此事。永乐十三年冬，位于非洲的麻林国进贡，其中就包含了麒麟，明成祖前往奉天门接受祝贺。明成祖在位时期，“麒麟”多次入朝，基本是由外国赠送或是郑和专门派遣人员购买麒麟。^[110][111]

朱棣带兵从北京出发时，曾经在直沽成功渡河后攻占沧州，不久后攻破南京，登上帝位。登基之后，明成祖下令将首都定位北京后，认为直沽是军事要地，想要派遣军队前去驻守。于是明成祖下令在直沽建立天津卫，“津”在当时指渡口，“卫”则是一外警备小区的意思，明成祖认为直沽是天子的渡口，所以将其取名为天津卫。^[112]

明成祖喜爱书画，曾经下诏召集天下擅长书法的人书写外制^[注9]，并挑选出优秀者前往翰林书写内制^[注10]，但凡书写了内制的人都被明成祖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其中沈度和其弟沈粲受到了明成祖的喜爱，特别是沈度，他以擅长的馆阁体书法而受到明成祖朱棣的赏识。明成祖还称赞称赞他为“我朝王羲之”，并且每次都让他书写朝中的金简玉册等大制作。之后明成祖还在中书舍人中重新挑选了28人在黄淮的带领下专门学习羲献书法^[注11]，明成祖还拿出了自己私藏的古代名人书法来帮助他们在书法方面的精进，于是导致当时帖学的繁荣。明成祖的书法作品文采奇特、不落俗套，他时常将自己的书法赐给宠爱的大臣，平时得空也自己练字和欣赏书法作品。^{[113][114][115]}

朱棣去世后与皇后徐氏合葬在明长陵。明长陵为明十三陵之首，是明十三陵中的祖陵，它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也是明十三陵中修建时间早，建筑规模大，地面建筑保持好的陵墓，长陵是明十三陵中的主要景点之一。明长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建成。明长陵分为地宫和陵园两部分，陵园由陵门、棱恩门、棱恩殿、明楼和宝城组成，排列于南北纵轴线上，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其形制以明孝陵为蓝本，在方城明楼前增设二柱门并将长方形明楼改为方形。^{[116][117][118]}

《明史·本纪第五·明成祖一》^[119]

《明史·本纪第六·明成祖二》^[120]

《明史·本纪第七·明成祖三》^[121]

《明太宗实录》^[122]

永乐：1403年—1424年，共使用22年。^[1]

永乐元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9年10年公元1403年1404年1405年1406年1407年1408年1409年1410年1411年1412年干支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永乐11年12年13年14年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20年公元1413年1414年1415年1416年1417年1418年1419年1420年1421年1422年干支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永乐21年22年公元1423年1424年干支癸卯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