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

后金（1616年—1636年），清朝的前身，源于由女真族自制、隶属于明朝军事编制建州三卫，后被努尔哈赤相继兼并。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海西、东海女真各部之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建国，^[3]后以建州领地为基础吞并了明王朝山海关以北、蒙古漠南的大片区域。 为区别于前朝的完颜氏金国，被称为“后金”。^[4]

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随后，努尔哈赤以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对建州各部展开了兼并战争，并统一建州女真。^[5]万历十九年（1591年）起征服东北女真各部，政权覆盖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辽东边墙，南达鸭绿江，北接嫩江，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6]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号金，建元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进攻明王朝，其各部兵力总和当有20多万，人口已在100万以上。^[7]天命十一年（1626年），其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1627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了朝鲜及漠南蒙古，疆域已经扩展到长城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之间的广阔区域，并对国内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完善了八旗制度，改族名为“满洲”。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前后共历20年，两代统治者（汗）。^[8][9]

明朝末期，关外各民族大多处于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落后。随后金政权的建立，在其政权疆域内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格局，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此前，历代中原王朝对黑龙江、吉林等地民族多采取羁縻mí政策，只保持着称臣纳贡的关系。后金政权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措施和相应的民族政策，成为东北地区完全纳入中国版图的奠基。^[10]由努尔哈赤创建、皇太极完善而成的八旗制度既维护了后金的统治，也成为清政权日后的立国之本。在军事上，满族统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旗人的军事职能，在政治方面确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促进了满清政权的统一进程，也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保卫和开发做出了贡献。^[11]

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以“金”为国号。至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大清”。^[12]也因其发源地被称作“建州”，或因族名称之为“女真”。^[1][13]

中国历史学家蔡美彪认为，汉文文献“大金”的称谓是习惯性的称颂；而“后金”一名多为朝鲜官员、金国汉官及明朝官吏为区别完颜阿骨打所建的前朝金国，故在文书中对努尔哈赤所建政权以“后金”称呼，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14][4]

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北至黑龙江、南至长白山、东临鞑靼海峡的地方，生活着肃慎族的各支。两汉时期，肃慎后裔改称挹娄，族内盛产貂皮，常与中原直接或间接贸易，被用作皇帝近侍官员的冠饰。南北朝时期，挹娄改称勿吉，随着当时的朝政震荡而与中原各族交往更加频繁。隋唐时期，改称靺鞨。其中黑水部的族长还于722年被唐王朝任命为勃利州刺史，725年设立黑水府，713年接受唐王朝“渤海郡王”封号，于926年被契丹吞并，黑水靺鞨被契丹称为“女真”。^[20]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并建立金朝，于1234年被蒙古南宋联军所灭。^[20]

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制北元残余势力，在辽宁一带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此时女真族人渐渐分为不纳朝贡的“野人女真”，于开原马市从事贸易的“海西女真”，以及御守建州的“建州女真”三部分。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明廷设立建州卫，至正统七年（1442年）建州三卫形成，其指挥使一般为建州女真世袭首领，俾仍旧俗，各统其属。^[21] [22]

1573年至1619年，东北地区陷入混乱，海西女真各部之间争斗不断，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也勾结蒙古多次进犯同族和明王朝，而此时的明王朝已经日渐腐朽，已经无力整顿东北地区的混乱局面。^[21]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建州左卫领袖爱新觉罗·塔克世同其父爱新觉罗·觉昌安为明廷劝降王杲gǎo之子阿台，共赴古勒城（今辽宁抚顺上夹河乡），正逢图伦城（今抚顺县汤图乡附近）城主尼堪外兰同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征讨阿台。此二人在攻破古勒城后纵兵屠城，爱新觉罗父子在混乱之中丧生。明政府为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借此机会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起兵，为报祖、父之仇，开始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同年5月，努尔哈赤向尼堪外兰发动进攻，尼堪外兰战败甲版城（今辽宁抚顺东甲邦）。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版城，尼堪外兰闻风弃军而逃，部众皆入努尔哈赤麾下。^[21]

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新宾赵家村）发动攻击，并生擒李岱。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命斋萨等人杀尼堪外兰，父仇得报。

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所辖人口和地域继续扩大，一面受明封为都督佥qiān事，一面在佛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自中称王”，已初具立国之规模。^[21][23]

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先后兼并了长白山三部，战败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寨联合乌拉部、辉发部、哈达部及蒙古科尔沁部等九部的进攻，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24] 此时的努尔哈赤深知自身实力不足，便一边对明廷朝贡示好，一边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同时拉拢海西女真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将战时俘虏的乌拉部布占泰扶立为乌拉部首领，又娶其妹为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又与叶赫部首领叶赫那拉·布扬古、叶赫那拉·金台吉联姻，孤立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和辉发部。^[25]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命长子褚英出征瓦尔喀诸部。此时，散居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两岸包括赫哲、费雅喀等族在内的使犬部，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流域包括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在内的使鹿部皆被努尔哈赤所征服。^[26]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擒杀猛骨孛罗。^[21]于该年二月，努尔哈赤令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27]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择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老城村）为都城。次年，明廷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21]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辉发部兵助叶赫和拜音达里背约不娶建州女为由，灭亡辉发部。^[28]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进攻乌拉部所在的弗儿哈城（今吉林永吉乌拉街镇），与布占泰展开决战，同时命觉尔察·安费扬古夺取乌拉城（今吉林永吉乌拉街镇），布占泰战败投奔叶赫部。^[29]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努尔哈赤命扈尔汉征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不久，努尔哈赤又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攻占库页岛及附近岛屿。^[26]于该年四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称汗建国，年号“天命”，并建立八旗制度。^[27]

天命四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分军围攻叶赫部东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西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贝勒叶赫那拉·金台吉不降被杀，其弟布尔杭古投降，叶赫部灭亡，女真至此被努尔哈赤所统一。^[30]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告之诸贝勒、大臣，征讨大明在即，不会休战。^[注1]四月十三日，发八旗兵十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第一恨，明军杀害努尔哈赤父祖；第二恨，明朝对待建州与海西四部不公；第三恨，明朝地方官不守界约；第四恨，明朝偏袒叶赫，压抑建州；第五恨，叶赫老女毁约改聘，乃为建州耻辱；第六恨，明朝强占建州土地；第七恨，明朝地方官百般欺辱建州。^[31]努尔哈赤以此激起女真全族对明朝的仇恨，开始了南下征战明朝廷的行动。十五日晨，努尔哈赤率兵围攻抚顺城，并在派遣之前所擒的汉人送劝降书。城主李永芳得书后假意投顺，并令戍城军兵备兵器待战。后金军竖云梯攻城，很快登上城墙，李永芳随即出城来降。随即继续攻打抚顺、东州、玛根丹三城及其下的小堡、台、屯等共五百馀。四月十六日，八旗兵於抚顺城西郊野处驻营，此时有从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省来抚顺城的商人，金军选出十六人，给予回明朝的路费和“七大恨”之书后释放。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留原主李永芳继续管辖，城内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并将爱新觉罗·阿巴泰长女嫁予李永芳为妻。^[32]

抚顺之役，后金俘获人畜三十万，让努尔哈赤有了继续进军明王朝的决心。七月，后金军破鸦鹘关而入，二十日，后金出兵攻清河城。努尔哈赤先令装满貂、参之车在前，军士埋伏在车后突然杀出，但由于清河城上布有火器，后金军攻城死伤千余人，随后后金军顶着木板在城下挖墙，从缺口突入破城，杀尽城内守兵。明朝援军副将贺世贤赶来，见城已陷落，遂斩附近女真屯寨的妇幼一百五十人而还。四日后，后金军由清河城西驱兵往辽东地界。八月十一日，派兵收割沿路粮田。十三日，努尔哈赤令纳林、殷德依二大臣率诸贝勒家丁八百人至距边二十里处打谷，并嘱托夜宿须谨慎，每夜须更换宿处。两人违背军令在打谷场上夜宿，被明军哨兵发现，在九月初四，明军于黎明突袭谷场。九月二十五日，后金军在抚顺北会安堡地方俘获汉人一千，将明边门城前杀掉三百男丁，留一人削耳并带，馘其两耳付书迁入城中，书中努尔哈赤谴责明军谷场袭击之事，并道“尔大国之兵若偷杀我属耕田之奴一百，则我必杀尔耕田之奴一千”，以作为警告。^[33][34]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十五日，后金派一万五千名步兵往萨尔浒地区运石准备筑城。明廷从全国调来各路兵马，齐聚辽阳，以杨镐为辽东经略，总督大军，于同日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合围而来。二月二十八日，由明将杜松率领的西路军从沈阳出发，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于二月二十九日直抵浑河岸，发现后金的筑城工事。杜松见状将军队兵分两处，两万人于萨尔浒山（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驻扎，杜松计划亲率一万人渡过浑河进攻后金军驻扎的吉林崖。^[35][36]

三月初一，杜松留下大量火炮等重型火器，轻装渡河。努尔哈赤于浑河上游毁坝放水，明军被水淹死者甚多，锐气大挫。杜松军渡河后开始攻打吉林崖。午时后，后金军已经到达扎喀关，开始进军铁背山。明军虽有火器之利，却也一直未能攻下吉林崖。之后，努尔哈赤率军赶到，命五旗三万七千骑兵，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向萨尔浒明军大营。萨尔浒大营果然不能抵挡，明军随即溃灭，逃走的明军被后金军追上，全部被杀。后金军将攻打萨尔浒的兵力与同部署在吉林崖的兵力汇聚，吉林崖上的后金军亦蜂拥而下合攻杜松军，以数倍于明军的兵力将其包围。战至夜晚，杜松被杀，明军死伤惨重。杜松所率领的西路全军覆没。^[35][36]

三月初二，北路军马林得知西路杜松战败，便将要把军队一分为三转攻为守——其主营退守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的尚间崖，一军驻守斐芬山，一军于斡浑鄂谟湖，在西路军杜松辎重营处驻扎，形成犄角之势，等待叶赫军到来援助。三月初三清晨，努尔哈赤攻往马林，将马林三营逐个击破。马林见形势不妙，乘乱率亲兵数千突围逃回开原。北路军见主帅失踪，开始四面溃散，全军只有丁碧死战得脱，逃回开原。北路的潘宗颜与窦永澄营装备有火铳chòng、大炮，使后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将攻下马林营后的兵汇聚，将潘宗颜营重重包围，最后明军寡不敌众而败。后金军在大量伤亡的情况下攻下裴芬山，明朝北路全军覆没。^[35][36]

东路军刘𬘩tīng会同朝鲜国都元帅姜弘立等统率的一万三千人，从东面宽甸堡进攻赫图阿拉。一路攻克牛毛寨、马家寨，渡过深河击溃后金托宝大营，于三月初三至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道沟岭），距赫图阿拉仅七十里。努尔哈赤先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诱骗刘𬘩孤军深入。三月初四凌晨，努尔哈赤令四万大军迎敌东路明军，自己率二万大军坐镇赫图阿拉以防南路明军进攻。三月初五，皇太极由阿布达里冈山顶俯冲刘𬘩军队，刘𬘩败退后又遭假冒西路杜松的后金军攻击，败走至瓦尔喀什之旷野，反被包围，最终战死。朝鲜兵见明军溃败，便偃旗遣使，称此战“非我朝鲜所愿”，若后金愿意收留，愿意将随军的明游击官及随从献上。朝鲜军下山归降时，明游击官自缢。努尔哈赤对所留朝鲜官员，五日小宴，十日大宴款待。明朝东路至此全军覆没。^[35][36]

三月初六，经略杨镐得知东路覆没，急令南路李如柏回师。李如柏回军途中遭后金军偷袭，死者千余人。至此，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而收场。自此，明朝的军事部属由攻转守，而后金则从试探性地进攻转为主动地大举进犯。同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西一百二十里的界藩城（在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修筑衙门、行宫，迁居界藩以准备攻占明朝的辽沈地区。^[35][36]

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初十，努尔哈赤开始率军攻打开原，并事先遣兵一百佯装进攻沈阳，沿途杀三十余人、生擒二十人而回。^[37]自己则亲率大军至靖安堡，十六日得知守军在城外放马，遂率军突袭开原。开原守军对突至的金军毫无准备。后金军布战车云梯从南、北、西三面攻城，主攻东侧寨门。进行夺门之战后金内应打开城门，开原城陷后金军将财产运走后焚城。^[38]

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率军直取铁岭，城外明军回城途中被截杀大半。后金军布战车云梯攻城北面，城中守将炮矢齐发，随后后金军登上城墙突入，守城军队皆败溃。明军拼死坚守。然而，铁岭守将参将丁碧被努尔哈赤收买，作为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后金军。喻成名等明将受内外夹击而死，努尔哈赤遂占领铁岭。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平定西海女真叶赫部，从赫图阿拉城移驻界藩城，为进兵辽沈做准备。^[37][38]

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军分八路进攻辽东重镇奉集堡，开始了与明王朝辽沈之战的序幕。奉集堡守将李秉承出城六里安营，遇后金军开营奔城而去。闰二月十一日，萨尔浒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市区东郊）筑成。三月初十，努尔哈赤与诸王臣领大兵取沈阳。当时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率守军一万，后金不敢贸然攻城，于城东七里扎营。次日，攻城兵布云梯战车攻城东侧，努尔哈赤派骑兵在东门城下挑战，尚有酒气的总兵贺世贤率家丁千余出城，被努尔哈赤诱败并遭到伏击，身中数十箭坠马而死。努尔哈赤一面赶杀贺世贤余部，另一面命令攻城。此时，后金降人复叛，大开城门，后金军冲入城内，七万守兵俱败。明军四川步兵总兵陈策率军渡河，于沈阳城七里外扎营。努尔哈赤得知，趁其立足未稳令军队攻打川兵营地。川兵奋力抵抗，但依旧兵寡不敌众，逃至桥南浙兵大营。后金军再围攻浙兵，然而浙兵善用火器，后金军最终以数千伤亡的代价覆灭浙兵。^[37][38]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乘胜攻打辽东首府辽阳。辽阳守军放代子河水填满城壕，门内列火器，城上补兵，城防森严。次日，后金军包围辽阳，明军出城五里结阵，努尔哈赤见对方备战充分，令兵先攻向明军营左尾。四旗旗兵也进言参战，努尔哈赤劝说未果，便派麾下二黄旗助四旗攻向大营，明军以火炮接战大败，后金军追杀六十里，又击败西关山来援明军，至鞍山而返。二十日，后金军一面堵塞辽阳城壕，壕内河水干涸后推战车攻城，一面另一路，由阿敏、皇太极等率军兵攻打东门，以云梯上城垛与守军厮杀。同时，左四旗夺城西门桥，明军以房垣为掩体放炮发矢，后金冒火炮登城，占据两座角楼，城中军民顿时溃乱。两军通宵而战，至次日后金军大胜入城，辽东巡按张铨拒降被自缢杀。攻下辽阳之后，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被后金吞并，官民削发而降。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即迁都辽阳。^[37][38]

天命七年（1622年，天启二年）正月十八日，后金率军向广宁进军，二十日至辽河，明军防河兵闻风而逃。次日辰时后金军攻城，午时攻克。同时，三万明援军已至城东，后金军随即迎战，追杀明军五十里后于入夜前停战，宿于西平堡，明军败兵随即进入广宁城。城内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得知战况，弃城而逃。孙得功等明将则已向后金请降，于二十三日请努尔哈赤入广宁。依《明史》记载，后金进入辽沈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按旧例被迫剃发易服，多次反抗后金的统治。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再次迁都至沈阳。^[37][38]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明军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口修城驻兵，努尔哈赤即命六千士兵击败毁城回归。同时，努尔哈赤得知明朝易帅，从蒙古回师直奔山海关而来，并遣使告知明朝守将：“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识破努尔哈赤恐吓之辞，以“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的方式，决意死守。^[39]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南征，军队“前后入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而沿途明朝仅在西平堡屯兵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待后金军至，明朝军民大惧，焚烧房舍谷仓而逃遁，后金连续攻陷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七城，至二十三日抵至袁崇焕所守的宁远城，在距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39]城内，袁崇焕使用了当时先进的葡萄牙制红夷大炮，以城护炮，以炮卫城，大败前来攻城的后金军，使之不得不退到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此后，后金围宁远数日不克，便分兵进攻明军的粮草重地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花岛），守岛明军全员战死，岛上民众被屠杀，粮食储备被焚。^[4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道：“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怀忿恨。”^[41]

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初四，努尔哈赤率军征讨喀尔喀巴林部，大获全胜。至七月，努尔哈赤疽病突发，八月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十一日，努尔哈赤途径叆鸡堡时病逝，68岁。努尔哈赤生前为避免诸子争储导致权力纷争，创立八旗贝勒共议国政之制，汗位可由八个旗主互议，推选旗主之一担任，因此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据《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努尔哈赤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42]皇太极被推举为后金大汗，次年改元天聪。^[43]

天命十一年（1626年）10月，袁崇焕派都使团为努尔哈赤吊唁，并祝贺皇太极即位。袁崇焕的战略意图希望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用来构筑向后金反攻的基地。而皇太极便将计就计，于天聪元年（1627）正月，送议和书至袁崇焕，大意为：“一、双方之所以引发战争，是明朝对后金“欺藐陵轹lì”，主要责任在明朝方面；二、战争的过程中，后金“循理而行”，明朝是“违理而行”；三、议和条件为明朝送黄金10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匹，毛青布千万匹作为和好之礼。双方和好之后，后金用人参、貂皮、珍珠，明朝用金银、丝绸、布匹作为双方馈送的礼物。”袁崇焕向明廷报告时称：“后金将自身的皇帝称为改为“汗”，字，可回话让其易去年号，尊奉正朔。”袁崇焕没有把后金议和书的全部内容报告明廷，明廷的答复也与后金所提出的议和条件相距甚远，袁崇焕只能把议和作为手段，抓紧时间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城防。而皇太极也利用议和拖延时间，于次年出兵朝鲜，从根本上解除了自身政权的后顾之忧。^[44]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以“问罪”朝鲜、征剿毛文龙之名派军从沈阳出发，十三日，阿敏等率大军渡鸭绿江，直逼朝鲜边城义州城下。十四日，后金突围攻义州城，朝鲜守将等仓促应战。同时，潜入城中的朝鲜人韩润作为内应“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后金突破了守军城防，义州城陷。十八日，后金军攻取朝鲜郭山城，招降临盘、宣川、定川等城，二十一日攻下安州城，二十六日抵平壤。平壤城此时守兵不满万人，后金兵尚未到，城内官员便如鸟兽散，后金进城如入无人之境。同日，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投书与后金议和。三月初三日，后金遣使至江华岛同意言和，两国随即结为了以后金利益为主的所谓的“平壤之盟”。^[45]

天聪二年（1628年）初，蒙古喀喇沁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阿苏特、喀尔喀诸部，组成10万大军于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大败林丹汗。喀喇沁部贝勒苏布地杜棱、朵内衮济等致书皇太极，希望后金助力一举消灭林丹汗。皇太极见书后，同意联合出兵，并于二月亲自率军至大凌河，攻打留守于此的察哈尔多罗特部，多罗特部大败，战俘10万余人。九月初六日，皇太极率大军西征林丹汗，至二十日黎明时分，皇太极所率满蒙联军与林丹汗军交战，所到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等多地俱克之，并追杀败军一直追到兴安岭。皇太极亲征一举巩固了自身在蒙古诸部的“盟主”地位。^[46]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率满蒙联军再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所领各路兵力总计约10万左右。林丹汗自知不敌，携部众弃本土西奔，尽渡黄河而逃。五月二十三日，皇太极率领大军至木鲁哈喇克沁地方，一路进攻大同、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带的察哈尔部，一路攻打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及黄河一带的部民。至此，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今乌拉山），东至宣府，从归化城南到明国边境的地带的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而林丹汗在率部众奔逃其间，因天花病死于青海大草滩。天聪九年（1635）四月，林丹汗之子额哲与部众归服后金并献出传国玉玺。自此，将漠南蒙古正式纳入了后金版图。^[46]

皇太极在继位后，也继续着努尔哈赤统一北方各族的事业，对于黑龙江流域的诸民族皇太极认为“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用以招抚政策对待，黑龙江各部落纷纷前来归顺。^[47]

天聪八年（1634年），索伦部著名首领巴尔达齐来朝“略表臣服之义”。此后，索伦部的各部头领纷纷归附。^[47]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令蒙古降部作为向导，后金军从辽西进入蒙古草原，转而南下至长城脚下，借机进入北京近郊，威胁明都。十月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十一月至蓟jì镇长城脚下，而后分兵三路，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越过长城，并攻下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一路向西进军北京城。十三日至十七日，降蓟州、三河、顺义，大军至明帝收马堡驻营，获取马骡235匹、骆驼6匹，管马太监二名和此处三百馀人随即降于后金军。此时后金军距北京城仅二十余里。此时袁崇焕已率军抵至左安门，后金军进军至德胜门外，与袁军在广渠门外激战，由于有北京城上的明军大炮助阵，后金军一度不敌。二十三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等将领，袁崇焕要求率兵入城，遭到拒绝。二十七日，袁崇焕军队于城东南隅，后金军队列阵逼近袁军立营，皇太极认为进攻袁军胜之无益，况且袁崇焕所率为溃败之兵，不足为虑，遂引军还营。而此时后金军中高鸿中、鲍承先两人看守收马堡所降两位明太监，两人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道“今日撤兵，乃皇太极的计策”，假意后金与袁巡抚有密约，攻城一事可成。杨太监假装卧睡状，把两人对话悉数记住。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故意放跑杨太监。杨太监马上将袁崇焕通敌一事报予崇祯帝。崇祯帝原本就怀疑袁崇焕不忠，又听杨太监所言，信以为真。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乘机逮捕了袁崇焕，将他下了诏狱。举朝震惊。此时后金将领建议皇太极乘势攻下北京城。皇太极则认为北京城地域广阔，非旦夕能破，易攻难守，不如养精蓄锐以待天命。十二月末，皇太极连攻下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留爱新觉罗·阿敏率兵据守，其余诸军返回沈阳。^[48][49]

天聪四年（1630年）5月，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得以组织起祖大寿等部，率明军收复滦luán州、迁安，永平、遵化，阿敏料之不敌，屠杀了城内降官和汉民，掠尽财物而逃。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开始仿造明军火器制造红衣大炮、鸟枪，编立汉军火器队伍，并于八月六日军率后金军及蒙古军会合于大凌河城。守将祖太寿交战不敌，坚守以待援军。然而明军的四次的增援都被皇太极覆灭，10月28日，祖太寿率全城军民投降。^[49][50]

正当后进军围困大凌河之际，明朝登莱巡抚孙元化派孔有德、李应元援助大凌河，行至吴桥发生兵变并据占登州，明廷派军平叛。孔有德等人不敌明军。天聪七年（1633年）四月，在明军的追击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军将领率家眷、军队10000余人乘船抵至鸭绿江口，归降后金。^[50]

皇太极皇太极将孔、耿部队名为“天佑军”，旗纛dào为“白镶皂”，尚可喜部队名为“天助军”，旗纛“于皂旗中用白圆心为饰”，即为八旗汉军的原型。自此，明王朝固守多年的防线聊胜于无，后金政权开始对中原腹地跃跃欲试。^[51]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特别颁发谕旨，宣布本民族称“满洲”。后简称满族，沿用至今。^[8]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众臣表示赞成。外藩蒙古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天坛以满、蒙、汉三种表文祭告天地，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自此，后金政权过渡为清王朝，随即开始了满族政权对中原地区276年的统治。^[8][9]

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是建州、海西女真的发祥地，在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其疆域从东从东海到西面明辽东界，北自蒙古嫩江到南面朝鲜国境。^[52]

1591年-1593年，努尔哈赤攻克婆猪江与鸭绿江流域、松花江上游松江河流域女真各部；^[21]

1605年-1610年，东海女真瓦尔喀归附努尔哈赤，并征服图们江的西海女真势力、刀毕河流域（今俄罗斯境内）、绥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七虎林河流域多个女真部。^[21]

1616年-1624年，女真多地首领相继归附，后金于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部地区确立了稳固的统治，统治疆域已经拥有辽东地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并且将明朝的军队击退到辽河以西地区。^[21]

1626年，皇太极继位，黑龙江上游的各族面对强盛的后金政权，陆续向后金朝贡。^[47]

1636年之前，后金与蒙古各部征讨察哈尔部。在改国号为”大清“前夕，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领主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蒙古诸部皆臣服于后金。至此，皇太极统治时期疆域是“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北低贺兰塞外，皆隶其版”。^[8][9]

后金是由满洲民族所建。原居松花江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金朝覆灭后，多与汉人融合。留在女真旧地的人口继续增殖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人群。在努尔哈赤统一满州，建立后金时，曾多次深人北方地区杀掠破坏，并掳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其各部兵力总和有20多万，推其人口当在100万以上。据张士尊统计清入关前辽沈地区的人口数字为1366940人，其中土著为2000人，移民1166940人。至皇太极改国号之前，后金的总人口应在200万以上。^[53][54]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设立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八旗诸领主贝勒与大臣共议大政的内容主要分为：重大军政事务之决策、刑事案件、各类规章制度之制定，努尔哈赤在议政决策上保持着自身的独裁、专制性。^[55][56][57]此时的国家的行政机构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军政不分，以旗代政。^[58]

皇太极继位后，后金正式实行努尔哈赤规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议政领主主要分为各旗旗主，又称“固山贝勒”和非旗主领主贝勒，八旗大臣与议政领主的联合议政，即为后金议处国家大政的最高权力组织及其权力行使形式。^[59]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召集贝勒大臣定议，仿照明朝中央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下设满承政二员、汉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主管各部的贝勒都直接听命于皇太极。^[60]崇德三年（1638）七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负责管理内外蒙古事务。自此，政体趋于成熟，三院、六部、都察院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除理藩院外大体仿明改制而成，虽然与八旗制度并存，实际已蜕变为以汗为首的贵族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也影响了之后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政权架构。^[61]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在征战察哈尔时，通过征调蒙古诸贝勒师旅来考察其对后金政权的忠诚程度，并以此为开始不定期对蒙古王公贵族进行会盟，通过会盟协议重大事宜，以加强对蒙古的统治。至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蒙古旧部及新降的察哈尔部依照满洲八旗编定为蒙古八旗，并按照此前对蒙古部落的管理经验，将盟旗制度推广到整个蒙古地区，将内蒙古二十四部，陆续编为四十九旗，之后又将若干个旗组成一个“盟”（朝廷指定的会盟处），作为中央对旗的监督机构。盟旗制度中的盟长作为各旗会盟的召集人，不能干预各旗事务，也无权发布政令。后金及之后的清王朝以这种方式将广大蒙古人民固定在各自盟旗所划定的区域中，满语俗称“内札萨克”。其余蒙古一百四十九旗则称“外札萨克”，设“札萨克”之职以掌旗，即旗长，由清政府于各旗内王公中任命，有一定自主自治权，并可世袭。^[62][63]

盟旗制度加强了后金对蒙古地区及蒙古人民的统治并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仍采用盟旗称谓的有3个盟、49个旗以及3个自治旗。^[62][64]

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在每个牛录设佐领1员，5佐领为1参领，设参领1员；5参领为1旗，设都统1员。都统之上为各旗旗主、领主，由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担任。^[65]旗内以“兵农合一”为制，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如1641年清太宗就曾令每牛录（满清军队编制，300人为一牛录）女真每三个人就要有一人披甲为兵，不允许诈称年老令他人顶替，^[66]可见抽丁规矩之严格，抽丁比例之高，其根本是为了适应了入关前形势的需要，对于女真统一及对明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八旗的八个旗主（如上表），但岳托、豪格所任旗主的两旗，与岳托之父代善、豪格之父皇太极所领之旗还会有关联。^[67]

天聪九年（1635年），八旗蒙古正式建立。天聪三年（1629年），八旗兵入关掠夺时就以布尔喀图为向导，顺利攻克龙井关及洪山口、大安口城等地，抵至京畿jī，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后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68]

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为增加皇权，从满洲八旗中分出1580名汉人，由命马光远统领——即为后来八旗汉军的雏形。此时的汉军（又名“乌真超哈”）主要作为八旗军队中的炮兵力量，通过独立出其他各旗的汉人以极大地削弱旗主的力量，还增加了皇太极自身直属军队的军事实力和人口基数。^[69]但八旗中前锋、护军等技艺精湛、饷银高的“高档”兵种仅从满洲、蒙古八旗中挑选，而不挑汉军旗人。^[70]

皇太极组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打破满洲贵族对军队的垄断。同时，满、蒙八旗擅长骑射与野战，而汉军八旗优长火器，大大提高了后金国的作战能力。^[43]

在皇太极完善八旗制度之前，后金所辖军队除了初定的八旗，还有以下兵制：

在天命六年底至七年初，努尔哈赤通过征集辽东汉人成立全新的“汉兵”部队。与当时八旗牛录抽调而成的火器部队“黑营”不同，汉兵是直属于努尔哈赤的且善于使用的汉人火器部队。^[71]

最初，汉兵装备有大炮和鸟枪，为执火器的乘马步兵。随着对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统治矛盾，汉兵的弓矢、刀、长枪等武器专为送官统一保管；修治装备时，又将“旧劣之甲”发给汉兵。在天命八年之后，随着努尔哈赤放弃汉人的政策变化，“汉兵”部队疑似解散，不再出现于文献之中。^[71]

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众归服后金，皇太极将孔、耿部队名为“天祐yòu军”，旗纛为“白镶皂”，尚可喜部队名为“天助军”，旗纛“于皂旗中用白圆心为饰”。后又规定孔、耿与八旗旗主同样地位。^[72]

天命六年（1621）六月，后金开始在八旗中每旗设立一所学校，以“教授汉文”为主。作为后金建国后建立的第一批学校，努尔哈赤满希望：“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使之通文理，就是你们的功劳。如果入学的儿童不努力学习，不通文理，就要治你们的罪。入学生员不努力学习，诸位师傅向诸贝勒报告。”此阶段主要培养八旗贝勒子弟读书识字，学生人数很少。皇太极即汗位后，强调治理国家必须文武并用。1632年12月，后金对八旗学校进行整顿，至1630年后学校教师实以汉人秀才为主，每旗有两至四名，且可以兼教他旗课程。直到1636年3月，开始内三院之下设立专门培养文职官吏的学校。至清入关前，大体都保持这一教学体制。^[73]

随着后金统治地区扩大，于1629年，后金开始开科取士以增加管理国家的官吏。科举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后金政权补充官吏的需要，也吸引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政权中来，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73]

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在统治初期铸币“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改变了女真地区过去物物交换、掠钱无用的原始社会经济状况，因以钱币上满文合译为“天命汗王之钱”，故简称为天命汗钱。根据辽宁响堂村1987年出土文物、2012年沈阳原汉王宫遗址出土文物可知，天命汗钱直径约2.7-2.8厘米，重约5.6-6.6克。汉文钱则为“天命通宝”四字，直径2.5厘米，重约5克。由于古代各朝在政权建立之初，多有铸造新钱的惯例，著名钱币研究专家姜力华认为：“努尔哈赤铸造天命汗钱，首要的意义在于宣示主权。”但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天命汗钱铸行时间短，发行量较小，流通地域非常有限。同时，后金铸币还有一个特点，即有青铜的，有黄铜的，还有杂铜的。这是因为后金政权不是通过矿山开采的铜料铸钱，而是收集民间各种铜料来铸钱，所以每一批钱的金属配比都不一样。甚至因为古时辽阳就有铅矿，还产过一批铅钱。^[74][75]

1627年，努尔哈赤传面对辽东广大被征服的汉人，采取计丁授田的办法，将其编为后金的"顺民"，实行满汉人丁的“同住、同食、同耕”的政策。女真贵族们脱离了原来熟悉的采猎经济的环境，凭其家内原有的少量奴隶难以维持必要的农耕，努尔哈赤以“计丁授田”制度令女真贵族阶层在辽东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其次，计丁授田谕的重点在向汉人强调按丁征赋役，并将辽东汉人由原来明朝军屯制或租佃制下的封建军民，转化为后金的国家农奴。^[76]

分丁编庄政策是基于努尔哈赤晚年八贝勒共议国政的构想，此时努尔哈赤对汉人政策越发严苛、惨无人道，将"无粮者"和原明朝的官员，知识分子以"正法"，其余的汉人则全部按丁编入为各级贵族的庄屯加以“豢养"，而原来计丁授田给汉人的份地也就全部转入八旗，成为八旗贵族庄屯的土地。经过分丁编庄的制度整改，后金政权在天聪年间便基本达到了耕战结合的水平，称为促进女真-满族农业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77]

自建州女真南迁定居后，农业逐渐成为女真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在建州女真住地婆猪江（即浑江）流域，已是一派“率皆耕垦，农人马牛，布散于野”的景象，充分反映了后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依《辽东志》记载，此时后金统治区域已经有黍、稷、稻、粱、糜、粟、稗bài、黄豆、绿豆、豌豆、蚕豆、豇豆、小豆、大麦、小麦、荞麦、芝麻、苏子、蜀黍、扁豆等农作物。^[78]

在后金的统治区域内，蒙古各部各有自己的牧场，以游牧为主；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各部中达斡尔以饲养马、牛、羊、猪、鸡等牲畜家禽，索伦人则只养马匹，鄂伦春人饲养驯鹿、马匹。由此，养马业在后金的畜牧业中占有独特重要的地位，也因此诞生了后金善于骑射的主要文化特征，其畜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家畜的驯养较为发达。^[78]

由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渔猎业一直是女真及其先民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兴凯湖等山林、湿地、河流、湖泊，为满族先民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也令渔猎经济成为后金颇具特色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78]

在建州女真时期，纺织业已经是该民族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其生产的麻布自给有余，但以麻布为主，织锦刺绣皆依赖明朝的输入。努尔哈赤即位后，开始号令“缫丝织缎，种棉织布”。1616年6月，努尔哈赤规定每丁种地六垧shǎng，必须用一垧地种植棉花。同时，他也重视丝纺织业的发展，发现并选派会“织蟒缎”的工匠承受技艺，发展丝织业，鼓励桑养蚕。清入关以前，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专门养蚕、种棉的村屯。^[78]

1599年，建州女真自从朝鲜工匠那里学到炼铁技术后，便致力于联络掌握炼铁技术的汉人工匠。在1621年努尔哈赤占领叆阳堡后，就要求“不要迁移炼铁的石城（今辽宁凤城东北的石城）地方的人，准其照旧居住”，之后又俘虏炼精铁的汉人以帮助后金的冶炼技术。之后在炼铁与铁器加工的基础上，还出现了铁器的专业作坊，并开始大肆主张金银开采业。^[78]

在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开始利用当地汉人从事煮盐工业。在后金与明朝频繁交战时期，明朝、朝鲜与之的贸易大部分断绝，造成了后金食盐的一度紧张。1620年，努尔哈赤开始重视煮盐，待到1621年2月，把东海煮盐与渤海湾产盐加在一起，按后金男丁人数分配，已经足够百姓食用。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期间，政府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解决了后金的食盐供应问题。^[78]

在后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的大量采猎物已经是对外主要的输出品，他们以人参、貂皮、药材等名贵土特产品，通过贡市和马市，换取铧huá、铲、锄等铁制生产工具和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及米、盐、绢、布、衣、靴等生活用品。朝贡“”是源于女真人向明廷定期纳贡，是明王朝对女真部落既定的制度；马市从开始的购置军用马匹，后来演变为蒙古族、女真族与汉族进行商品交易的贸易市场。从女真族与汉族交换的商品来看，女真提供的商品主要有马匹、貂皮、人参等土特产；汉族提供的商品主要有铧、铲等生产工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和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生活用品。从开市的次数上看，初期是每月一次或两次，到万历年间几乎天天开市，成了日市。在后金政权与明朝交战其间，努尔哈赤、皇太极也曾派八旗去边境主动与汉民贸易。^[78]

1590年，努尔哈赤被明廷封为都督佥事，为感谢明朝的封赐，努尔哈赤首次入京朝贡，此后因统一北方女真各部是其主要目的，便多次朝贡，并亲自4次到北京朝贡，以表自身对明忠顺、建州对明朝的臣服。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此时，努尔哈赤公然建国称汗，并黄袍加身，已完全有与明朝对立的想法，其民族关系思想已由“忠于大明”完全转变为与明朝对立。

1618年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直至努尔哈赤逝世，双方都处于交战状态。袁崇焕为努尔哈赤吊唁、恭贺皇太极继位，从1626年开始三年时间保持了短暂的和解时刻，于1629年开始在入关引发了己巳之役，并持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军事进程。^[21][30]

在努尔哈赤之后的统治时期，后金政权与蒙古进行了14余次联姻。^[79]其中，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渊源最久，早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叶赫部曾联合其他部组成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其中就有蒙古的科尔沁部。在1615年-1625年期间，科尔沁部受到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威胁，不得不与频繁向努尔哈赤遣使贡物，以求庇护，同时也伴随着将本家族之女出嫁努尔哈赤家族。从此，科尔沁蒙古成为后金的重要同盟军。^[80]1619年末，努尔哈赤命额克兴额、楚胡尔、雅希禅、库尔禅、希福五位大臣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盟誓，努尔哈赤以“诚信之言”为前提条件，使建州与蒙古“二国如一国”，两国永享太平。^[81]

漠南蒙古奈曼部、敖汉部因惧怕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威胁，于1627年举部依附皇太极，皇太极与两部领主立下盟誓，以稳固联盟，之后双方多次联姻。受此蒙古归顺三部的影响及林丹汗的侵扰，扎鲁特部、巴林部于同年依附于科尔沁部，次年也举部依附后金。^[80]

喀喇沁部无法忍受林丹汗的侵扰，领主苏布地等人于1628年联合向皇太极致函求助，二月同后金合军大败察哈尔部，八月建立了和好互助联盟。九月与归顺的蒙古诸部一同随皇太极征讨林丹汗。随着林丹汗对阵后金屡战屡败，曾依附于察哈尔部的阿鲁科尔沁、四子部、翁牛特部先后降于后金，后金也随之收纳了残留的察哈尔余部。^[80]

1633年，蒙古茂明安部、克什克腾部、浩齐特部归入后金政权。1634年，后金再度出征林丹汗余部，林丹汗妻儿携余部归降后金，并献上元代传国玉玺。^[80]

随着漠南蒙古诸部的不断归附，蒙古诸部逐渐成为后金的从属性藩部，^[80]至皇太极称帝，蒙古诸贝勒已经按照后金（大清）的亲王、郡王爵位等级分别敕封。^[82][83]

努尔哈赤初建金时，于1596年对出使建州的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陈述了其对“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思想的理想追求，并主动归还朝鲜俘虏，对朝鲜主动妥协示弱，还通过副将马臣向朝鲜使者表达了要朝鲜封官的请求。^[81]朝鲜王室不以为意，史籍《光海君日记》一书在“六年（1614年）六月二十五日”条记载：“建州夷酋，佟奴儿哈赤……国号僭jiàn称‘金’，中原人通谓之‘建州’。”其行文态度可见一斑。^[13]

在此后的萨尔浒等战役（1619年）中，明廷曾征调朝鲜军队前来助战，战败投降，被努尔哈赤以礼相待，结好朝鲜以全力对付明军。当后金势力进入辽河以东地区后，控制或征服朝鲜，便成为皇太极作战战略的一部分。1627年，皇太极认为朝鲜屡此进犯后金，理应声讨，并且明军毛文龙在皮岛召集流徙的辽民有十万之多，故此出兵，并言“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于同年三月，皇太极成功征服朝鲜政权，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令其开放互市贸易，甚至于强行索要。^[45][78]

此后《朝鲜实录》记载仁祖五年（1627年）时：“胡书自称‘大金国汗’……我国因用‘大’字，恐未妥当。上曰：去‘大’字似可矣。”可见朝鲜虽然对后金势弱，但仍在拿捏国号之用法。至1634年，皇太极在祭祀太祖努尔哈赤时，称朝鲜已经“称弟纳贡”。^[81]但至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时，朝鲜王室依旧认为“‘清’是僭号后号”“称以旧称（金）之号”，而视明王朝为宗主国。^[13]

皇太极时期蒙古人继续归顺，皇太极深知达赖、班禅地位对于蒙古族人的重要性，、1639年派人去见第悉藏巴汗和达赖喇嘛，1642年，达赖、班禅派使臣到达沈阳。皇太极与达赖、班禅等互派使臣来往于沈阳与西藏之间，为后金乃至整个清朝的满藏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4]

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节节胜利、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文书往来日益频繁之时，于1599年2月，开始命大臣以蒙文为基础创立满文。在此之前，文书往返须先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十分不便。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领命创制女真自己的文字，此时的满文还是一种无圈点的新女真文字，又称老满文。它的出现，是对女真文字的重大发展。但是，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字母互相假借，殊难辨识，致使出现了“上下字雷同无别”、书写人名地名多有错误的现象。皇太极继位后，命巴克什达海等人对老满文重新加以修订。达海在满文字母旁加上区别语音特征的“圈”或“点”，以示区别，又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了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改进了有关字母的拼写方法。改进后的满文，字母体系和拼写规则更加规范完整，使满文更加完善，更利于使用。新满文创制后，遂成为满族的统一文字和后金乃至清王朝的“国书”。^[73]

长期以来，女真族一直信奉自己的传统宗教萨满教，族内的每个氏族也都有自己的萨满，萨满通过跳神祭祀等方式来充当本氏族的保护者和精神领袖，并在一些部落中直接担任部落首领。初期以女性萨满居多，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萨满逐渐增多，主要以祭祖为主，同时也有用于驱魔除病。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就开始对萨满教实行规范，对女真各部的原有萨满教实行皈一政策，使满族萨满教由过去以野祭为主转为以家祭为主。^[84][85]

努尔哈赤就在建立政权的第一年（1615年）在赫图阿拉建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七大庙。这是满族形成初期第一次大兴土木修建佛寺，而其根源主要来自于汉族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最初影响，这一期间的佛教特征以汉地佛教为主要特点。^[84]

随着后金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努尔哈赤越来越感到蒙古族对后金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时的蒙古族正处于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的转变阶段。努尔哈赤由此曾礼遇从从科尔沁到后金来的藏族大喇嘛囊苏。囊苏喇嘛十分感动，并决定葬于后金地方。囊苏喇嘛圆寂后，努尔哈赤命在辽东城的南门外韩参将的庄园里修庙，安放遗体。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又修塔坟一座，并立碑一筒。以宣扬藏传佛教。在征服察哈尔部后，皇太极为内蒙古的护法神——嘛哈噶喇佛建成立实胜寺并在沈阳城周围分别建成了东塔及永光寺、西塔及延寿寺、南塔及广慈寺、北塔及法轮寺，无疑表明了后金政权对喇嘛教的支持态度，^[84]

后金人民的节庆既有传统的节日，亦有与汉文化交融而相近或相同的节日。虽习俗相似，但无不具有浓厚的当地特色。其中春节源于汉族习俗，在女真及后金领地，额外会有除夕夜家家门外烧马通、店铺门外烧炭等习俗。上元节时。除了同汉族一样挂彩灯和吃元宵，女真族（满族）女子还会“走百病”或“卧冰”，每逢正月十六日“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除汉族带来的习俗外，后金还有自己的节日——颁金节，其起源于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女真）旧族号，改名为“满洲”，这一天就成为满族的民族诞生日。^[73]

女真族的歌舞乐曲源远流长。在建州女真时期，每当有贵客来临，部落首领往往设宴款待，伴以歌舞，努尔哈赤本人也“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能歌善舞。除了正月的扭秧歌外，还有在新岁或喜庆时举行的莽势舞，由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莽势舞的舞姿简单明快，众人以唱“空齐”配合，谓之“空齐曲”。^[73]

后金的竞技娱乐项目多具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骑射、球戏、角力、技艺、冰戏（冰嬉）、嬉水、博弈、游戏娱乐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满族的民族风貌和猛武、粗犷、睿智、进取的民族精神。此外，后金民间还流传许多娱乐性的活动项目，如抓“嘎拉哈”、撞拐、老鹞子叼小鸡（老鹰抓小鸡）、翻绳等，后随清王朝统一中国而传至各地。^[73]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以“恩威并用”为主对待女真、蒙古及东北各民族。其中“恩养”即通过和亲、盟誓、赏赐、厚养、封官等方式来恩抚其他民族，“威”即用武力征服那些不臣服于自己的部族、用武力反抗敢于攻打自己的部族。比如1588年，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何和礼便率众来归，都被编入牛录；1606年，蒙古博尔济吉特·恩格德尔率先归附建州，努尔哈赤对其进行了厚赏，并于之后与其联姻；1616年，喀尔喀部吉尔吉什、莽果尔台吉领六百户来投；1618年，东海女真虎儿哈部纳喀达“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以“恩养”为指导思想所实行的如和亲、赏赐、封官、安置等一系列安抚措施收效很大，女真和蒙古许多部族纷纷慕名前来归顺，在努尔哈赤的恩抚之下，前来归附建州之人不仅乐于留居建州，而且鼓励家人前来归附。^[81]

努尔哈赤“威”的部分则多体现于其对女真诸部及其他政权的武力征服，如1583年至1589年，努尔哈赤以武力相继征服了苏克苏浒河部、董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和完颜部，从而“环境诸国有逆命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1593年，努尔哈赤通过运用正确的军事战术与有利的地形，大败叶赫部联合哈达、乌拉、辉发和蒙古科尔沁等组成的九部“合兵三路来侵”5攻击建州，大败九部联军；1607年，因被俘而归顺的乌喇那拉·布占泰不愿与建州为伍，与建州两军交战于乌碣岩，努尔哈赤率军征讨，并随即征服其领导的乌拉部。^[81]

努尔哈赤“恩威并用”的思想也为后来皇太极时期征服索伦诸部和西部蒙古各部、统一整个东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1]

对于汉人，努尔哈赤统一辽东地区后，一面谕令部下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举措失当。晚年时，努尔哈赤对待后金政权的汉民打压严重，极力排斥儒家文化，譬如在1623年对复州叛逃之民大事杀戮，致使复州全城居民仅余五百户；1625年努尔哈赤又下令将汉民无粮之人全部杀戮。努尔哈赤这种“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 的错误思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辽东汉民不仅大面积逃亡，而且以起义、投毒等方式进行反抗。使得后金的满汉矛盾异常尖锐，在辽东的统治岌岌可危。^[81]

皇太极的民族政策多受传统汉文化和努尔哈赤的教导影响，对于黑龙江地区民族，皇太极延续了努尔哈赤的“恩威并用”，积极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各民族。对于蒙古诸部，皇太极将满、蒙、汉三者的关系比喻为色香五味，认为满、蒙、汉之间的关系“调和得宜”，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延续努尔哈赤的联姻政策，并完善了八旗制度，将部分蒙古划入八旗，新降的蒙古诸部用八旗延伸而成的盟旗制度统治。^[81]

对于汉人，皇太极面临努尔哈赤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提出了“满汉一体”思想。1626年，皇太极颁布上谕强调：“治理国家莫过于安定民众最为重要，我国从前打算潜逃和来往作奸细的汉民，如今已成过往，此后不再追究。”^[注2] 此后，皇太极渐渐拉近满汉之间的政治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调适满汉关系。行政方面，皇太极注重儒臣，任用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马国柱、杨方兴、高士俊等汉官；军事方面，皇太极从1631年之后的多次战争中重用汉军佟养性及其所隶“乌真超哈”汉军，在1634年皇太极的第二次入关之战，出征将领便有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天祐军都元帅孔有德、天佑军总兵官耿仲明、天助军总兵官尚可喜等。皇太极“以汉攻汉”思想在战争中的实践运用，不但影响了后金政权与明朝的战局，还成为之后清朝在多尔衮入主中原、顺治帝统一中原、康熙帝平定三藩等战争中，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思想。^[81]

明末建州女真人的服装，仍然是以皮毛为主原料，在漫长寒冷的冬季皆穿用毛裘，用皮毛制作帽子，用鹿皮、猪皮或牛皮制成的鞋也称作“兀剌”。随着女真人的朝贡和马市贸易发展，汉族地区的布帛开始不断地输入女真人生活地区，衣服的原料也逐渐多样化。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位统治期间，后金与内地商人通过马市贸易，输入大量绸缎，主要是为了上层社会贵族的需要，也成为女真族在服饰上的等级贵贱之分。皇太极即汗位后，推出包括衣冠服制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多次补充确立了女真-满族的衣冠之制，除了有等级标志外，也保留了女真族所特有的箭袖、马褂、旗袍、缨帽等特点。而后金（清）时期女真人的发式，基本沿袭了辽、金时期女真人的发式。其中，少女梳单辫，成年待嫁始蓄发。出嫁后妇女开始挽髻，在发髻上插以金银珠玉为饰。同时强令汉民“剃发”。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以“剃发”作为汉人降服后金的标志，将拒不“剃发”归降者残杀，引起汉族人激烈的反抗。^[60][86]

在努尔哈赤时代，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已占有主要地位，人们已经以粮食为主食，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类。满族的主食与祭品大多是用粟米制作的，如“馓子”“撒糕”“黏米糕”“淋浆糕”“萨其玛”“搓条饽饽”“豆面饽饽”等，其特点除了香甜可口外，主要是“耐饥”，便于狩猎、远征时食用。^[86]

辽金时期，女真人居室由穴居变为地面居室，并渐渐出现了砖瓦建筑。1587年时，建州女真在汉族建筑工匠的帮助指导修建了费阿拉城。作为居住的地上建筑，火炕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四壁之下皆设长炕”，主要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冬季较长、气候寒冷的特点而设计的。房屋建筑的结构设计，有“正房”与“厢房”之别，一般为一正两厢，即正房与东西厢房。正房为主，左右为东西厢房，成口形。满族建房有“以西为贵，以近水为吉，以依山为富”之说，盖房时，须先盖西厢房，再盖东厢房。落成的正房，也以西屋为大，称上屋。辽金以前，女真先民崇尚太阳升起的东方，房门东开，暖和的西屋为长辈居住，祭礼于西屋举行，祖宗神板也供于西屋炕上方，形成了以西为贵的风尚。此外，每户住宅都有一个庭院，四面筑有低矮的土墙，庭院四周设木障子，以栅为门。^[86]

后金人民在水路、冰路、雪路所使用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为爬犁、狗爬犁、独木船、桦皮船：爬犁、狗爬犁在积雪长达半年之久的高寒地区是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在冰雪路面奔驰如飞，畅通无阻，极为方便。爬犁的制作，是用两根一丈多长的硬杂木木杆，煨成弓形，前端如同滑雪板前端那样高翘，于两杆上架起一副车架子，举架不高，上面坐人载物，靠两根杂木杆在冰雪地上滑行，牛、马或狗来拖拉爬犁，简捷轻便。独木船一般长二丈余，宽度可容下双膝，头尖尾锐，能载数人，小一点的独木舟被称为“威乎”，再小一点的叫“扎哈”。桦皮船形制一般长10余尺，宽3尺左右，两头尖而向上翅，用松木做骨架，外以桦树皮为外壳，用松香类的树脂胶合。这种船的船体很轻，大者可乘坐四人，是黑龙江下游沿岸的各民族普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86]

在明代，包括野人女真在内的女真各部，丧葬习俗因地区、部落以及死者的地位与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比较多样化，有火葬、土葬、水葬、风葬（树葬、鸟葬）等。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的火葬大多是将骨灰盛在罐或坛中，然后将罐（坛）葬在砌好的墓室中，开始有了“二次葬”。努尔哈赤、皇太极二人死后，也是采用火葬的方式。族内的葬礼及随葬品比较简单、质朴，有的甚至不举行丧葬仪式。早期女真人还有“人殉”习俗，例如努尔哈赤死后，以乌拉纳喇后及两名庶妃殉葬；皇太极死后，以章京二人殉葬。还有一类是入殓棺材的土葬，一般选单日出殡，由丧主执幡前行，后面是鼓乐、纸彩、灵柩、亲友。灵柩外面要罩上长方形尖顶棺罩，在灵柩前用长白布做成牵绳由死者子孙拉着。出殡后还会将祭祀之物焚烧，称为“烧饭”。作为女真的旧俗，皇太极曾规定：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卒，只许烧夏衣、春秋衣、冬衣各三件；平民只许烧各一件。所以，满族的“烧饭”比较简单，一般平民仅焚枕头内的荞麦皮、谷物和纸制的祭奠品，如车、马、人。焚烧时面向朝北。此外，死者入土后三天家人还要到坟地来祭奠一次，称“圆坟”。有的地方有烧七七（四十九天）之俗，有的地方则烧周年。^[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