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

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帝，庙号清世祖，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初名方喀拉，自号臆庵道人。他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1643年-1661年在位），也是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他的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2]

顺治帝六岁即位，自顺治元年（1644）年之后的七年间，清王朝的政权掌握在 “叔父摄政王” 多尔衮手中。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突然病逝，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执掌中央政权，开启了顺治王朝的第二个阶段。^[2]此后顺治帝在政治和经济进行了改革，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顺治帝下令要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三月，顺治帝赐太常卿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同时设立宗学，只要亲王、郡王年满十岁，都可以选择老师进行学习。顺治十四年（1657年）修金陵寝。卢让崇峻为宣大总督。同月，下令治兵要有法规，规定都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录用。二月祭社稷，命令儒臣纂修《易经》，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平定抗清武装力量^[3]。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正月，顺治帝身体不舒服，病危。下令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顺治帝在养心殿驾崩，时年二十四岁，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圣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4]同时在遗诏中传位为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遵照典制，服丧27日就可继承皇帝位，同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5]

顺治帝在位期间，政治上重用汉官，推行教化，^[6]经济上奖励垦荒，改革赋役制度，^[5]文化上修订御制书籍，顺治帝在两年之内，也编修了教化的书籍，如 《资政要览》 《劝善要言》 《顺治大训》 《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 《孝经衍义》 《表忠录》《内则衍义》《御注孝经》《劝学文》等。从教化的对象来看，上到大臣官员、王公子弟，下至黎明百姓。^[7]李治亭评价顺治帝为清帝大多数是好的，换言之，大都很有作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还有代行皇帝职责的摄政王多尔衮，这几代帝王及多尔衮皆雄才大略，文武兼备，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严于治理，生活俭朴而克己，爱读书而乐此不疲。^[8]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降生在盛京沈阳城中。在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暴卒，由于皇太极生前并未预定储嗣。和硕礼亲王代善会同诸王、贝勒、贝子和文武群臣商议拥护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继承大统，年仅六岁的福临正式成为清朝的第三位帝王‚也就是清世祖。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2]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借助吴三桂的归降，指挥清军顺利入关，打败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取得了北京城的控制权。入居武英殿的多尔衮传檄地方，归顺大清者升官进爵，观望不降者必将征讨。随后几个月内，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陆续平定加上东北的幅员，大清国国土渐广。此时逃亡江南的明朝遗老遗少，以福王朱由落为帝另立朝廷，改元弘光‚与北京政权形成对立之势。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多尔衮迎接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先是奉安清太祖、清太宗神主于太庙，接着于十月祭告天地，即皇帝位。从此清朝全面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借助先祖开创基业的艰辛征战奠定的基础，清世祖爱新觉罗 ·福临成为清朝定鼎北京的第一个皇帝。^[2]

自顺治元年（1644）年之后的七年间，清王朝的政权掌握在 “叔父摄政王” 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指挥满清兵力继续向全国进军，进行着武力统一全国的征伐。顺治二年（1646年）清军在陕西与李自成军交锋后在撞关、西安、邓州 、九江等多次战役中‚李自成节节败退‚最后于当年闰六月自杀于湖北九宫山。清廷终于结束一方威胁。也正是在这一年‚战略上占据更多优势的清廷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屠杀事件— “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通过时人王秀楚 《扬州十日记》等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情况之惨烈，据载有数十万人死于屠杀。^[9]清军在向闽浙、两广进军的同时‚也面临着敌对势力的不断反扑。摄政王多尔衮也不得不亲自挂帅出征，意外的是，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突然病逝 ，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执掌中央政权，开启了顺治王朝的第二个阶段。 尊已故的摄政王多尔衮为懋mào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2]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2]顺治八年（1651年）春正月蒿齐忒部台吉噶尔马撒望、储护尔率所部回归。顺治帝任命布丹为议政大臣。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以谋乱罪进行幽禁。他的党羽郡王劳亲降为贝子，席特库等人处死。任命苏克萨哈、詹岱等人为议政大臣。同时罢免汉中岁贡柑及江南橘、河南石榴。罢免诸处织造督进官役以及及陕西岁贡羢róng褐皮革。命令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子多尔博袭爵。^[5]

同年正月顺治亲政，在御殿进行庆祝，同时大赦天下。下诏说“我亲临大政，料理天下大事。天地祖宗，付讬繁重。海内的大臣和百姓，希望殷切。自认为德才浅薄，夙兴夜寐。天下之大，政务繁重，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能治理的。凡是我朝诸王贝勒以及文武群臣，要忠于朝廷，对自己的职位负责，要廉洁爱人，凡是利弊都应该上报朝廷，让我知晓。百姓也能体谅我的良苦用心，能够安居乐业，共享泰宁。”同年八月，顺治帝大婚，册立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5]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顺治帝进封满达海为和硕巽xùn亲王，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罗可铎为多罗平郡王，瓦克达为多罗谦郡王，杰书为多罗康郡王。三月，为加强君主集权，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因为犯罪降为郡王。命令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事，顺治帝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四月，顺治帝规定诸王以下的官名以及官服制度，同时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设置宗人府官员。八月顺治帝更定王公以下婚娶礼仪。^[5]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顺治帝下令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是章奏，命令满汉侍郎、卿以上的官员会同奏进。三月，顺治帝赐太常卿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同时设立宗学，只要亲王、郡王年满十岁，都可以选择老师进行学习。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出生。任命蒋赫德为国史院大学士。同月，让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等人配享太庙。任命孟明辅为兵部尚书。六月，册立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同时大赦天下。顺治十二年（1655年）年四月免除沈丘以及怀庆卫上一年的灾赋。同月，进封尼思哈为和硕敬谨亲王，齐克新为和硕端重亲王。同时下令修复太祖、太宗圣训。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下令修复《资治通鉴》全书以及《孝经衍义》。十二月册立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布恩赦。同月进加上皇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颁布恩赦。顺治十四年（1657年）修金陵寝。卢让崇峻为宣大总督。同月，下令治兵要有法规，限年每年的定额，能够考取生童，乡会两试的人立即得录用。二月祭社稷，命令儒臣纂修《易经》。^[5]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正月，顺治帝身体不舒服，病危。下令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顺治帝在养心殿驾崩，时年二十四岁。并留下遗诏，罗列自己二十条罪过，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同时在遗诏中传位为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遵照典制，服丧27日就可继承皇帝位，同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三月，康熙帝尊顺治帝谥号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为世祖，葬于孝陵。^[5]

自顺治元年（1644年）年之后的七年间，清王朝的政权掌握在 “叔父摄政王” 多尔衮手中，此时顺治帝并没有实际上决策的权利，也没有系统学习汉文化，^[6]在顺治帝亲政之后多次设立“御经筵”，通过汉官为其讲论经史，并且顺治帝认为要复兴文教，崇尚经术，这样才能天下太平。^[10]顺治十年（1653）正月，顺治帝下谕内三院：凡是上奏的人，要满汉侍郎、卿以上的官员一起参商共同上奏。顺治对于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政治制度也是倍加推崇的，把明太祖的政治影响上升到历史的高度。^[5]

顺治帝亲临政治之初，各地社会并不安定，顺治帝下令认为各省的土寇都是我的臣民，因为饥寒，所以才沦为寇贼。近年来屡次扑剿，但是官兵将领却杀害良民而来邀功，真正的盗贼并未歼灭，这些才是百姓的毒瘤，我深深为之阵痛。各督抚应该围剿和安抚并施，不要扰民。自后有流离失所、甘心投诚的人，司礼把他们送京师并且进行奖赏。镇国将军以下的人可以赐给土地、占籍为民，各自安居乐业。^[5]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顺治帝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允许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11]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顺治帝下令实行京察制度，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顺治帝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同月修整《顺治大训》。并且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同时顺治帝也注重廉吏的培养，他下诏要求吏部官员要发挥监督作用，不论大贪大恶还是小贪小恶都不能徇私枉法，尽到弹劾的责任。^[5]

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以太宗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吴应熊。二十四日谕内院，查历代废后事例具闻。二十六日，谕礼部，以皇后为睿王所定，未经选择为由，废除皇后为静妃。二十七日，诸臣上疏，废皇后之事要慎重详审。^[4]

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顺治帝参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 并且另外单独设置翰林院，增设御史三十人，内阁从此以后成了正规的政府机构，清代内阁制度至此也就基本形成。^[5]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帝下令奖励垦荒，对于各州县都进行了一定的垦荒指标。规定督抚，道府，州县各级官吏一年内应该招垦荒地若千顷，官员完成了规定指标的，官职可以加升一级，如果对于开垦不实或开垦后又重新抛荒则新任和前任官吏分别治罪。这些奖励垦荒的措施直接关系到官吏的切身利益，因此促使官吏更注重垦荒政治。比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河南巡抚贾汉复就上奏，开垦荒地19万多顷，每年可增赋银40.8万余两。^[12]

顺治帝按照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精神，改革赋役制度 。 顺治十年（1653年）改变民间充解物料，定满官离任持服三年例。免除福州等六府九年以前荒赋三之一。^[5]所加征的各种物料也折成银两并入正赋， 解除了人民缴送物料的沉重负担。^[13]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规定在北京的官员，一品官员免除粮食三十石，奴役三十人；其他品级官员依次递减。在京外当官的人减半，退休的人免去十分之七。^[14]

顺治帝亲政之时，社会动荡，满汉关系复杂，因此他十分重视教化，他认为自己治理天下，莫过于让教化得到宣传。^[6]他明确表示朕所认同的是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的是精一执中之理。^[15]顺治九年（1652年），将明太祖的 “圣谕六言” （ “孝顺父母， 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颁布天下。^[16]

顺治帝在推行教化的同时，修书也是其教化思想的措施。顺治帝在两年之内，编修了多种书籍，其中许多有明显的教化色彩，如 《资政要览》 《劝善要言》《顺治大训》 《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 《孝经衍义》 《表忠录》《内则衍义》《御注孝经》《劝学文》等。从教化的对象来看，上到大臣官员、王公子弟，下至黎明百姓。^[7]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月，顺治帝推行文教，崇尚儒术，让直省学臣要训导监督士子学习，让他们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位大臣官员在闲暇之时也要留心学问，佐朕右文之治。同时开设讲官。^[5]

顺治帝（1643-1661年）在位时期开始以来，清朝向由俄国方面派出使节，用来维持双方关系。^[注1]顺治十二年（1655年），俄国派遣使者巴伊科夫带着俄国沙皇（清朝称“察罕汗”或“察干汗”）阿列克谢一世的国书，欲与清帝国建立外交管道。^[17]顺治15年（1658年）阿法纳西·巴修柯夫营造尼布楚城后，以此为据点劫掠黑龙江省流域。^[18]请为对尼布楚与阿尔巴金的俄国官员提出必须停止其侵掠行为、撒兵等要求事宜，曾屡次遭使交涉，其后，当签署尼布楚条约与阿巴哈依图界约，交换恰克图条约批准书，以及为实施此项条约，出席在边境举行的会谈等，更多次派出与俄国代表和委员、官员等会晤的外交使节。唯均非直接向俄国中央政府所派造之使节。^[19][20]

顺治十年（1653年），朝鲜、琉球，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索诺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顾实汗下台吉诺穆齐，索伦部巴达克图，富喇村宜库达，黑龙江乌默忒、额尔多科，乌思藏达赖喇嘛都来清朝进贡。朝鲜再一次来贡。顺治十一年（1654年），朝鲜，琉球，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诺门汗、额尔德尼达云绰尔济，索伦部索朗噶达尔汉，汤古忒部达赖喇嘛、谛巴班禅胡土克图都来清朝进贡。顺治十二年（1655年）朝鲜三至清朝。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和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次征调属国朝鲜鸟枪兵到黑龙江助剿，朝鲜称之为“罗禅征伐”。^[5][21]

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请贡”名义派船到广东，跟清廷接触，兼做贸易，但未获清廷批准。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使者抵达北京，进行朝贡，并请求贡道出入权。清廷给予其五年一贡的，以及由广东进入清朝的待遇，这是顺治帝将荷兰视为与朝鲜、安南类似的藩属国。不久，清廷又追加了贸易细则，让荷兰八年来清廷一次，来的人不能超过一百人，以及只能让其中的二十人到京城，所携带的货物，只能在馆里交易，不得在广东海上私自交易。^[22]

顺治帝在政治上主张使用汉人，但是在社会管理上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顺治帝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张玄锡事件中，他偏袒满人麻勒吉，导致直隶总督张玄锡自杀。^[23]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1653年（即顺治九年），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朝觐顺治皇帝，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24]这是西藏最高宗教领袖与清朝最高统治者之间的第一次会晤，是清初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25]

顺治帝写过一些诗文，顺治十三年（1656年）为母后祝寿所作的《万寿诗》一卷，卷首为 《万寿诗序》，其后为 《进万寿诗表》以及三十首诗。^[26]对于顺治帝的书画成就，《晚晴簃诗汇》倒做了高度评价，认为顺治帝的画生动浑成。^[27] 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著录的顺治御笔书画来看，最早的创作是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而创作最集中的时间则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和十三年（1656年），有画18轴、书4轴，但这是宫廷保存的书画，因为顺治帝经常将自己的作品赐给臣下，所以实际数量远不止此。^[28]流传至今的顺治帝的作品不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少数几家博物馆中。^[29]

同时顺治帝在推行教化时，修书也是其教化思想的措施，顺治帝在两年之内，也编修了 17 种书籍，其中多种书籍有明显的教化色彩，如 《资政要览》 《劝善要言》 《顺治大训》 《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 《孝经衍义》 《表忠录》《内则衍义》《御注孝经》《劝学文》等。从教化的对象来看，上到大臣官员、王公子弟，下至黎明百姓。^[30]

《资政要览》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丙午， 《资政要览》书成，顺治帝亲为序^[6]《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庚戌， 《劝善要言》书成，顺治帝亲为序^[6]《顺治大训》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辛亥，谕令于新春开 《顺治大训》馆^[6]《内政辑要》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召吴伟业等 3 人入南苑修 《内政辑要》，后又改派张永祺等 6 人纂修，三月二十日进献皇太后^[31]《人臣儆心录》顺治帝为该书撰写御制序文的时间是顺治乙未 （ 十二年）（1655年） 季春望日^[32]《范行恒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九月，“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 《御制资政要览》、 《范行恒言》、 《劝善要言》、《儆心录》各一部。”^[33]《御注太上感篇》该书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内府刻本^[34]《通鉴全书》顺治 十 三 年 （1656年）正 月 癸 未，谕 令 修 《通鉴全书》，任命总裁 4 人，副总裁 9 人，纂修 21 人，誊录 18 人，收掌 4 人，共 56 人。顺治十五年九月，又任命了 10 名纂修官^[35]《孝经衍义》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癸未，在谕令修 《通鉴全书》的同时，也任命了修 《孝经衍义》的相关官员^[33]《道德经注》顺治十三年（1656年）仲春朔日 （ 二月初一日） ，顺治帝为 《御定道德经》作序^[36]《万寿诗》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初八日，顺治帝为呈送皇太后的 《万寿诗》 作序。 《万寿诗》 共收诗 30 首^[26]《御注孝经》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十五日，顺治帝为 《御注孝经》作序^[37]《表忠录》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戊辰 （ 十九日） ，赏赐金之俊等人 《表忠录》。这说明在此之前已经修好《表忠录》^[38]《内则衍义》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壬寅，顺治帝仰承皇太后慈训，制为 《内则衍义》，亲为序^[38]《易经通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十五日，顺治帝敕大学士傅以渐、左庶子曹本荣撰 《易经通注》，顺治十五年十月修成^[39]《劝学文》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帝还编有 《劝学文》一书，该书有内府刻本^[32]注《唐诗五七言》谈迁说顺治帝 “注《唐诗五七言》”^[39]

注：顺治帝17种书籍分类体裁均不明显，因此按时间顺序进行分类。^[30]

关于顺治帝的死因一共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顺治帝被郑成功炮击而亡。在《延平王起义录》中有记载顺治之死的相关文字，但在其抄录原稿中，却并未发现顺治帝御驾亲征亡于厦门的记录。因此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陈洋认为，郑氏家藏抄本有文字漏洞。抄本上顺治帝亡于郑成功炮击之下，没有其他史料证实，死因无法佐证。^[40]

第二种说法是：顺治帝病故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将顺治帝的死因归结为顺治帝痛失挚爱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幸染上天花，很快就撒手人寰。^[4]陈洋副馆长也认同此观点：《清实录》有载，清军与郑成功带领的军队激战时，顺治帝还在京城处理公务。并且顺治朝礼部尚书王熙也记录过，顺治帝召他拟写遗诏，皇帝自己也说：“朕患痘症势将不起。”可见，顺治帝的确是染上天花，死于北京的。^[40]

孟森先生怀疑顺治帝遗诏是由太后与诸王篡改而来，而陈垣先生则认为有其他文献可以证实遗诏真伪。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任昉提出，《顺治遗诏》并无真伪之争。有文献记载，参与拟写遗诏的大学士王熙对此事有详细记录，证明了这份遗照为真的事实。在出土文献《王熙墓志》中，也记载过《顺治遗诏》的起草经过。可见，《顺治遗诏》确实是顺治帝与王熙一同撰写的，遗诏并无伪造嫌疑。^[41]

在《雷潮》、《大清野史大观》等书中都有顺治帝因董鄂妃的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帝王出家为红颜之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另有一种说法为顺治帝一向爱佛，他早想出家为僧。相传，康熙曾多次赴五台山，请顺治帝回宫；又传康熙年间在五台山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些似乎都在说明，顺治帝出家了。但据史书《东华录》记载，顺治帝死于痘病，并未出家。^[42]《王熙墓志》也证实顺治帝死于天花，死前还拟了遗诏。^[41]故宫博物院也有介绍，顺治帝是因染上天花而亡，并没有说他出家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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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顺治帝的父亲）评价顺治帝为“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 ^[2]

清朝初期政治家范文程评价顺治帝为：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47]

朝鲜显宗评价顺治帝为：好汉语，慕华制。^[47]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评价顺治帝为：这个皇帝虽然年轻，但一开始治理国事就表现得深谋远虑，受到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赞扬，胜过了头发灰白的最有才智的大臣们。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傀儡了，在处理政务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判断力。^[48]

清朝宗室大臣昭梿评价顺治帝为：世祖亲政后，任法严肃，凡在臣专擅如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辈，无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惧，夙弊尽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章皇帝冲龄践祚，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 ^[49]

历史学家李治亭评价顺治帝为：清帝大多数是好的，换言之，大都很有作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还有代行皇帝职责的摄政王多尔衮，……这几代帝王及多尔衮皆雄才大略，文武兼备，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严于治理，生活俭朴而克己，爱读书而乐此不疲。 ^[8]

乾清宫内的“正大光明”匾为清世祖福临所书。福临当初书写“正大光明”四字，一是吹嘘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当适宜、磊落分明的；二则意在告诫其后代子孙，为人处事要正大无私、光明磊落，才能达到统治的久远。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大光明”四字，是雍正按顺治的笔迹所写的。清代，从康熙起为了避免皇子争夺皇权的事件发生，将指定皇位继承人的名字写好，用小匣子封装起来，放在该匾后面。皇帝死后，由辅政大臣等开匣，宜布皇位的继承人。^[50]

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内务府满人大臣董鄂氏之女，一说是满族旗人之妻，一说是顺治同父异母最幼弟弟的妻子；也有说是汉族名妓董小宛。董鄂妃1656年入宫，次年产下顺治帝第四子。皇帝封这孩子为“皇第一子”。没过几月，皇子夭亡。1660年，董鄂妃世。顺治帝亲撰《董鄂后行状》悼文。在孝惠皇后还在位的情况下，顺治帝依然追封她为皇后。这位妃子去世后，顺治帝前往佛教名山五台山制度出家，最终郁郁寡欢，死于天花。临死前，遗诏死后也同董鄂妃一样，请茚溪和尚秉烛火化，与董鄂妃的骨灰，并葬于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之孝陵。^[51][52]

《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上酹酒明崇祯帝陵，遣学士麻勒吉祭王承恩墓。”并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53]

顺治临死之前留下遗诏。在整篇遗诏中，他开列了14条的“朕之罪”，人们把这个遗诏简称为“罪己诏”。这篇“罪己诏”1200来字，列举了自己14大罪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生病，或生了什么病。有人认为不是顺治临死时所写，而是他早已写好，为减小“出走”后的负面影响而埋下的伏笔。^[54]

顺治帝早年的时候，曾经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信奉了基督教。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认识了憨璞性聪和尚，时常召玉林琇xiù、木陈忞、茚yìn溪森等高僧讲述佛法。长年参禅，早已倾心佛法，已生出家之念。顺治十七（1660年）年八月十九日董鄂皇贵妃去世，顺治帝悲痛欲绝，遂决定出家为僧。此消息一出，朝野震惊。孝庄太后再三相劝无果，帝召茚溪森为其剃度，太后无法，急召玉林琇进京，“即命聚薪烧森。”令“大清国里度天子”的茚溪森坐化。顺治因此才决定暂不出家，但其已经毫无所恋。^[92]顺治对出家的想法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其长久地受各方面压迫所致。年幼时，在宫中生活曾受宫廷凶险、母子屈辱的重压；亲政后军国重务、时局不稳的应付；除爱妃内心愿许外，又面临多妃不愿应酬的需索，年轻血气方刚的身体竟骨瘦如柴，体日弱而病日重，爱子爱妃突然辞世使其备受打击，出家之念就是寻求解脱了。^[93]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死后葬于清孝陵，位于瑞山主峰南麓。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筹建陵寝，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破土，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动工兴建。由于其修筑时间晚、经费有限以及修筑周期长，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得以建成。清孝陵是清东陵的首陵（也称主陵），也是清朝入关后在关内仿照明陵规制建造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地宫内共葬3人，即清世祖福临、孝康章皇后和孝献皇后。由于当时清朝仍盛行关外的火化旧俗，所以福临及其二位皇后死后均为火化，地宫内并无棺椁，只有3个“宝宫”。^[94]清孝陵至20世纪90年代已历时330多年，在自然力及人力的破坏下已是相当残破。^[95]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清孝陵于1991年至1993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96]

《清史稿·卷四·本纪四》^[97]

《清史稿·卷五·本纪五》^[98]

《帝王女人与江山》^[99]

《中国通史·第10卷·中古时代清时期》^[100]

《清代人物研究》^[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