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位于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南麓的陵寝建筑群。陵区面积约120余平方千米，葬有13位皇帝、23位皇后、1位皇贵妃以及数十名殉葬的宫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数量最多的帝王墓葬群。^[1][2]

明十三陵的营建始于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止于清朝初年，历时200余年。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的十三陵盆地中，地势平坦，四周多低山丘陵。十三陵中的各陵都背山而建，整个陵寝布局是以尊者居于主脉，卑者居于从脉（余脉）的布局排列的，其他附属建筑都围绕皇帝陵寝而建。长陵是十三陵的首陵，位于天寿山主峰中部，其他各陵（除思陵偏西南一隅）分列其左右，坐落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2]明末清初，十三陵遭到拆毁，毁坏严重。清乾隆年间，明十三陵得到大规模修缮。近代十三陵因战乱等原因再次遭到破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陵才陆续得到修缮。^[3]

1956年，对十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唯一一座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帝王陵墓，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其中就包括中国现存唯一一件的帝王金冠——翼善金冠。但定陵的发掘其实是为发掘长陵而进行的一项带有试探性的发掘，后来在定陵的原址上修建了定陵博物馆，于1959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4]

明十三陵在1957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十三陵和八达岭作为一个完整的风景名胜区又被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2003年7月3日，明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经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

明十三陵从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的长陵开始建造，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思陵完工，历时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陵区内依次建有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据统计，陵区还葬有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皇妃。^[2]因陵区是明朝13位皇帝的陵墓群，故合称为“明十三陵”，简称“十三陵”。^[5]

明朝皇帝出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念，往往会把陵墓的营建与封建王朝的安危、兴衰相联系，将陵墓的营建视为治国安邦的重大工程。明朝皇帝陵墓的营建不仅涉及到建筑规制的设计，还涉及到当时工官制度以及营造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其营建过程的所有环节都有一套严密的运作程序。^[6]明代皇陵的营建分为卜选陵址、拟定规制、备料施工等几个步骤。卜选陵址是陵寝营建的首要环节。^[2]

从明长陵在天寿山卜选营建开始，天寿山陵区就成为了明朝皇家的陵寝禁地。天寿山陵区不仅是明朝皇帝魂魄所归的幽宫，也是明王朝江山社稷和封建皇权的象征，同时又是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在封建社会中，陵寝属于礼制性建筑，在政治上陵寝建筑的礼制渲染作用可满足强化皇权专制性的需要。陵寝规制与宗法礼制有一定的关系。学者胡汉生认为：明朝皇陵的建筑制度开创了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的布局体系，每个陵园中大部分建筑的设置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明十三陵中的长陵、永陵、定陵这三座大规模陵园的建成反映了明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皇权的膨胀情况。^[6]

明朝崇尚“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因此十三座皇帝陵寝建筑比拟皇宫，显示帝王的尊宠地位和君临天下的气势。^[6]

明朝陵寝的建造方式可分为三种：一是皇帝生前所建陵（长陵、永陵、定陵），该陵寝一般规模较大且装饰华丽；二是由嗣帝建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昭陵、庆陵、德陵），因有先皇“从俭建陵”的遗诏或受葬期、国力的影响，该类陵寝一般规模小且装饰简朴；三是皇帝生前未来得及建陵，改朝换代后由下一朝代营建（思陵）。^[2]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即位后，出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考虑决定迁都北京。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命礼部尚书赵羾gòng率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在北京附近勘探陵地。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赵羾等人在北京昌平境内的黄土山找到了风水吉壤。朱棣随即亲临阅示，见该地的确是一处风水吉地，遂封黄土山为天寿山，降旨圈地方圆80里作为陵区禁地。^[7]

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八日朱棣下令开始动工营建自己的陵寝“长陵”。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长陵的玄宫建成，并于次月下葬皇后徐氏。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三月，长陵陵园殿宇工程大体完成，前后用了近18年的时间。之后又陆续增建了神道等墓仪设施，陵寝建置逐渐完备。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逝，十二月葬入陵中。^[6][8]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继位，史称“明仁宗”，但仁宗在位仅10个月于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去世，临终前留下“从俭建陵”的遗诏。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仁宗遗诏，七月开始营建献陵，两个月后献陵的玄宫建成，仁宗葬入其中。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三月献陵陵寝建筑全部完工。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献陵内增建了神功圣德碑及碑亭。^[9][10]

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三日，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随即英宗便派人为宣宗卜选陵地，几日后选定陵址开始动工营建陵园。景陵的营建断断续续共历时28年，于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三月完工。^[9]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对景陵的宫殿进行了重建、增崇基构。

裕陵始建于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二十九日，在抚宁伯朱永、侍郎蒯祥、陆祥等朝廷大臣的管理下，五月完成了地下玄宫的建设，五月八日就将英宗皇帝的梓宫入葬。六月二十日裕陵的全部工程告竣，历时四个月。^[9][11]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宪宗去世，嗣帝明孝宗命人为其卜选陵地，九月下令开始营建宪宗陵寝，并荐名“茂陵”。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四月茂陵陵寝工程竣工，共历时七个多月。^[9]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增建了神功圣德碑及碑亭。清乾隆年间对茂陵的修缮情况大体同献陵一样。民国时期茂陵的棱恩门和祾líng恩殿相机坍tān塌残坏，直到2009年开启了保护性的修缮工程。^[9]

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七日，孝宗皇帝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武宗即位后开始筹办孝宗皇帝的丧事，选择在茂陵西边的施家台当作陵地。六月五日正式动工兴建陵寝，并将陵名定为泰陵，四个月后陵寝的玄宫建成，同年十月将孝宗葬入陵内。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三月，泰陵的地面建筑全部建成，整个陵寝的营建宫历时十个多月的时间。^[9]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增建神功圣德碑及碑亭。^[9]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四月三十日，康陵开始动工兴建，同年六月陵名被定为康陵。九月康陵的玄宫建成，武宗朱厚照被葬入其中。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六月康陵陵宫建成，历时近一年。^[10]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增建神功圣德碑及碑亭。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明楼被李自成农民军焚毁。清乾隆年间进行了修缮，修缮情况大体同献陵一样。^[10]

明世宗朱厚熜cōng登位后的第七年，其皇后陈氏去世，他在为皇后选择陵地的同时他也秘密命人为其选定陵地，最后世宗选择了十八道岭为建陵地，最后确定将天寿山区的十八道岭为自己的建陵之地。后嫌“十八道岭”名称不雅便将其更名为“阳翠岭”。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四月二十二日，永陵开始营建，在这一天同时动工的还有其他陵园的修缮工程。经过大约7-11年的时间，^[9]于明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间（公元1542年-1547年）建成。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年五月十三日皇后方氏葬入其中，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十七日世宗朱厚熜入葬，皇后陈氏、杜氏迁葬其中。^[10]

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在乾清宫病故。由于穆宗生前未建造陵寝，所以由嗣帝为其建造。昭陵的地下玄宫原是明世宗为迁葬其父和安葬其母所建，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建成，但弃置未用，遂为穆宗所用。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葬入其中，同年开始建造昭陵的地上建筑。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六月地上建筑建造完成。^[5]

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寝是其亲自主持营建的，并将陵宫的名字取为定陵。神宗在营建自己陵寝前曾四次谒yè陵选址，最后选定昭陵主峰（大峪山）以北的小峪山为陵址，因为忌讳“小’字，所以不顾与他父亲昭陵后山相重名，将小峪山改称大峪山。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月，定陵开始动工兴建，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竣工，历时六年，成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寝之一。^[12]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开始定穴营建，七月玄宫建成，九月明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一同葬入其中。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陵宫全部建成。^[5]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开始营建明熹宗地德陵，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月竣工。^[5]但德陵建成后不久因清兵入关遭到破坏，崇祯皇帝下令对其进行了低质量的修缮。^[13]

思陵原是崇祯皇帝的皇贵妃田氏的贵妃坟园，所以思陵是十三陵中规模最小的皇帝陵寝。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坟园建成，同年二月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于四月同皇后周氏一同葬入贵妃田氏的墓穴中。清军入关后，清廷下令将埋葬崇祯帝后的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并以礼改葬崇祯帝后，营建地上园寝建筑。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陵宫建成，后乾隆年间进行了两次修缮。^[5]

明朝末年明十三陵遭到战争的破坏，毁坏严重。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陷昌平后，放火焚烧明十三陵。同年五月，清军入关，因明朝晚期的统治者曾拆毁了房山地区的金朝皇帝陵寝，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注1]为由，大肆破坏明十三陵。^[9]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昭陵的明楼在战乱中遭到了火灾的毁坏，到了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其棱恩殿及两庑配殿又遭雷击，棱恩殿被彻底烧毁。后随着长期的风雨侵蚀，昭陵两庞配殿和被恩门也相继残坏。^[10]

清政府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开始对明十三陵进行重修，厚葬明朝历代皇帝，制定有关明十三陵的修缮方案。其中清乾隆时期的修建规模最大，对明十三陵中的各陵以缩制改建的方式进行修缮，大体的修缮情况同献陵一样。^[10][9]

近代由于战乱等原因，明十三陵再次遭到毁坏，各陵的棱恩门、祾恩殿等地上建筑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坍塌残坏。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虽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拨款作为明十三陵的保护经费，并于公元1916年十月，将明十三陵的文物古迹纳入了国家制度和法律保护之下，但由于民国初期对明十三陵的管理仍延续清朝以延恩侯和陵户为主的办法进行管理，再加上政府部门疏于稽查，以致明十三陵的文物古建所遭受的破坏仍较为严重。^[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对长、景、永三陵进行了修缮。之后还对十三陵中的神道、茂陵、献陵、德陵、康陵、昭陵等进行抢险修缮工程。^[15]于1992年对昭陵进行了复建。^[5]进入21世纪后，在2002年-2009年期间相继开启了对十三陵中的茂、泰、康等陵寝的保护性修缮。^[9]

明十三陵中，仅定陵在195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唯一一座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帝王陵墓，并在定陵的原址上建立了“定陵博物馆”。然而定陵的发掘其实是为发掘长陵而进行的一项带有试探性的发掘。^[4]

1955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6人曾联名上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发掘明长陵。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发掘长陵。为指导发掘工作的进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达等7人组成了长陵发掘委员会。^[6]

为了确保长陵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1956年3月28日，副市长吴晗召集了有关部门会议，会议上提出了先行试掘献陵的意见，主要原因是献陵距离长陵最近，规模较小便于发掘，且营建的时间距离长陵较短，陵墓内部的建筑结构变化较小，所以试掘献陵可为长陵的发掘提供正确的材料。但经过对献、定、庆三陵的反复调查研究发现，定陵封土围墙有现成的缺口，可以进行试掘，如若不行再进行献陵的试掘。^[6]

1956月，工作队进驻定陵开始试掘工作，一年后发现了玄宫入口。1957年9月开始对定陵的玄宫进行清理工作，1958年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开始着手整理出土的文物。^[6]定陵地下玄宫殿的发掘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文物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孝靖皇后的凤冠和百子衣等，还有各种金器、玉器等。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反映了中国明代礼制习俗和丧葬文化，也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16]

定陵试掘成功，定陵博物馆经筹备也于1959年10月正式开放，而定陵的发掘报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成，于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以《定陵》为书名正式出版。吴晗等文化界名人虽仍继续主张发掘长陵，但均未获得批准，所以定陵的试掘也就变成了正式发掘。^[6]

陵寝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用以推崇帝王权力，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礼制性活动，是古代神权、族权观念的反映。明代陵寝的祭祀活动主要有“遣祭”和“躬祭”两种。为了维护明定陵的尊严，朝廷制定了陵祭礼仪，每年都派遣文武百官赴陵园进行朝拜祭祀（早期每年有三大祭四小祭，嘉靖中改制为四大祭三小祭），有时皇帝还率后妃亲赴陵园祭奠不仅祭品更为丰盛，且千军万马，百官扈从。^[6]

清朝对天寿山明陵的祭祀，是按照祭祀古帝王礼仪进行。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政府设各陵司香内使，除明定陵外，其他十二陵的祭祀由户部量给岁时祭品。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命礼部每年派遣太监对其进行两次祭祀，祭品有羊有猪。至此明十三陵每年都有由守陵太监致祭的祭祀活动。后来因祭品备办不足，导致十三陵的祭祀再次停止直到清乾隆五年才再次恢复。清朝时期，清世祖、圣祖、高宗仁宗等皇帝还曾亲自谒祭天寿山陵寝，但他们均是道经昌平，顺便行祭，亲自酹lèi酒，派遣官员分祭各陵。^[6]

民国以后，明定陵的祭祀仍由延恩侯主持，直到民国十四年，昌平县政府派人接管陵园后，陵祭活动才被废止。^[6]

1965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观了十三陵中的定陵。^[6]

明十三陵位于中国北京市天寿山南麓，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中，距离北京市区约50千米。陵区三面环山，北有天寿山，东有蟒山，西有虎峪山，南有左右对峙的龙山、虎山。十三陵所在的山区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陵区总面积约120余平方千米，其中保护区核心面积为8.23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约8.11平方千米。^[17][18]

明十三陵地处北京市昌平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冬季寒冷干旱，夏季高温多雨，1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为零下4.2摄氏度，7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5.7摄氏度，年平均气温约11.8摄氏度。降水多集中在夏季，年平均降水量为550.3毫米。该地光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84小时，无霜期在200天左右。^[19]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的十三陵盆地，地势平坦，四周多低山丘陵，主要山峰有天寿山、大峪山等，山峰海拔多在600米左右。该地为第四纪初以来形成的断陷盆地，是由洪水冲刷而形成的。^[4]盆地内沉积了许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松散堆积物，盆地四周的山地主体主要由中上元古界沉积岩和中生界火山沉积构成，局部山地出露燕山期岩浆岩以及古生界灰岩。^[20]

十三陵境内的河道属于海河流域，主要的河道有德胜口沟、锥石口沟、老君堂沟等季节性河流。其中德胜口沟、锥石口沟总长32.4千米，流域面积125.4平方千米，年均流量0.05立方米/秒。^[21]十三陵四面环山，陵区内有多条河沟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汇入盆地中部，最后向东南方流出。1958年，在十三陵盆地的东南方，距北京城区40千米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十三陵水库，名为十三陵水库。水库的总蓄水量为6000多万立方米。^[20][22]

明十三陵陵区内遍植松柏，古树名木众多。据统计，陵区范围内在册的古树有树有4378株，，其中一级古树1207株二级古树3171株。整个陵区按照陵园的自然分布划为3个古树群，主要以油松和侧柏为主。其中，侧柏3868株，占88％；油松465株占l1％；国槐2株白皮松1株、银杏2株，共计45株，占1％。^[18]

明十三陵所处的天寿山吉地是江西赣州宗风水理论的嫡传人廖均卿和曾从政等人所选。长陵一带的地形体现了形式宗风水术中所注重的龙、穴、砂、水的相配关系。“龙”是陵宫背后连绵的山脉。“穴”是墓室内“金井”的位置，也就是墓主棺棹的安放处。“砂”是陵地“龙”以外的其他山峦，共有数种。一为龙虎砂，即“六”左右两侧的山脉。左为龙砂，右为虎砂，要求重重包裹，对“穴”呈合抱之势。二为朝案砂。即“穴”前之山。通常远处的叫朝，近处的叫案，或二者通用。三为水口砂。它是陵区内“一方聚水所总出处”。“水”是陵区的河道。风水术的观念认为，水有界止“生气”的作用。所谓“生气”,即五行之气。如果死者葬在有生气的地方，就会福荫子孙。其他各陵的风水虽与长陵不尽相同，但都采用形势宗的风水术作指导。^[23]

明十三陵的陵寝布局是以尊者居于主脉，卑者居于从脉（余脉）的布局排列的。长陵是十三陵的首陵，位于天寿山主峰中部，其他各陵分列其左右，各陵园坐落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2]十三陵陵区的建筑形制可分为祭祀区、埋葬区、衙署机构、保护机构等部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陵墓总体规划建筑格局。^[24]十三陵中的各陵寝除面积大小、建筑繁简有异外，建筑布局和规制等基本一样。每个陵寝的平面均呈长方形，后面是圆形的宝城。十三陵各陵陵宫建筑呈中轴对称分布，中轴线上的建筑分布自石桥起，依次分列有陵门、碑亭、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城等，其余附属建筑分列在中轴线的两侧。^[25][14][10]

明十三陵的各陵都背山而建，陵与陵之间的距离最少至500米，多至8000米。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各陵墓均呈扇形分列在长陵两旁。在十三陵中长陵的面积最大，永陵、定陵次之，思陵最小。^[26][24]

明十三陵吸收了中国历代，尤其是宋代及明孝陵的陵区建设经验，有以帝陵为主体兼有各式不同功用建筑的陵区建筑体系。由于陵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其防卫体系更为严密。明十三陵中的陵寝建筑中较为广泛地使用了条砖砌墙、檐下使用斗拱造型。一些重要建筑地屋顶覆盖琉璃瓦、殿顶高陡，屋面弯曲大。^[25][14]

长陵神道是长陵陵寝建筑的前导部分，总长约7.3千米，始建于明正统初年，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完成。由于十三陵中其余各陵的神道均从此道分出，故有”总神道“之称，后来便成为了全陵区的主陵道。神道走向的总趋势位于整个陵区的中轴部位。明朝时期，神道由南而北依次建有石牌坊、三空桥、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棂líng星门、南五空桥、七空桥、北五空桥等系列神道墓仪设施及桥涵建筑。现除桥涵建筑已残坏外，其他墓仪设施保存较好。1989年至1995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对神道先后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保护性工程及环境整治工程。^[27]

石牌坊位于神路的最南端，始建于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石牌坊形制为仿木结构牌楼石碑坊，由汉白玉砌成，面阔五间，六柱十一楼，宽２８．８６米，坊高１４米。夹柱石上雕刻麒麟、狮子、龙和怪兽。门上端的额枋上雕刻着云纹。这座牌坊是中国现存最大、最早的石坊建筑。^[5]

大红门位于龙虎二山之间，是十三陵区的门户，也是明代帝后梓宫及谒陵君臣的必经之处。大红门的形制为单檐庑殿顶，上覆黄琉璃瓦，下承石刻冰盘檐。大红门的墙体为红色，辟有三券门，门前有垂带式踏垛，两侧的角门已不复存在。大门两侧各存有一段长约10米的红墙，明朝时两侧的红墙延伸至龙、虎两山之巅。2003年，大红门至碑亭路段按照明代规制进行了修复改造，路面均铺堤青白石。大红门前的两侧存有性质相同的下马碑，碑高4.45米，宽1.04米，厚0.38米。石碑四角分别俄以抱鼓石，碑下有三层石条垒砌的方形基座。碑的正反面均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及浮雕如意头图案。两碑除抱鼓石曾经补配外，其余部分均系明朝原物。^[10]

长陵的德神功圣德碑亭位于大红门以北，是一座重檐歇山顶的碑亭。此亭平面为正方形，台基边宽23.1米，亭高25.14米四面各辟券，内树长陵神功圣德碑。碑为白石雕成，通高7.91米，碑身刻有明仁宗朱高炽为其父朱棣撰写的碑文，北面还刻有清高宗御制诗《哀明陵三十韵》。^[9]碑亭以北的神道两侧布列着石兽二十四座（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四，均二卧二立），石人十二座（武臣、文臣、勋臣各四）。这些石像生是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为整修长陵、献陵时雕造而成，每座石像生均用整块巨石雕琢而成。^[10]

棂星门俗称龙凤门，位于神功圣德碑亭以北，由汉白玉石制成。棂星门为柱出头式牌坊，设门三道，其间联以短墙，总宽34.65米，进深4.2米。柱头的云板和异兽构成门上的装饰。三门额枋中央，都有一颗石琢火珠，故又称火焰牌坊。其中连接三门的短墙明朝时饰以黄绿琉璃饰件，清朝时改为红墙形制，到了1994被建为琉璃照壁。^[10]

明长陵位于十三陵陵区天寿山主峰南麓，是明成祖朱棣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陵寝中还有16位皇妃相葬。长陵是明十三陵中营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保存最完好的陵墓，也是十三陵中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5]

明长陵由明成祖朱棣亲自选定陵址建造，长陵的陵寝制度基本沿用明孝陵制度。陵寝建筑由神道前导部分和陵宫建筑两部分组成。其中神道前导部分由石牌坊、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等一系列的墓仪设施组成。长陵的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西9°，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的形状。其中前为三进的方形院落，后面不规则圆形的宝城。^[10]建筑包括陵门、神库、神厨、碑亭、祾恩门、祾恩殿、棂星门、宝城、明楼等（部分建筑已不存）。^[9]

明献陵位于天寿山的西峰之下，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寝，陵内另有5位殉葬的皇妃。献陵由嗣帝明宣宗建造而成，宣宗遵照仁宗朱高炽”从俭建陵“的遗诏，亲定陵园规制，委派山侯王通和工部尚书黄福总理修陵事宜。^[28]

献陵的神道从长陵神道以北的五空桥分出，长约1千米，近陵处建有重檐式的神功圣德碑亭。献陵的陵宫朝向为南偏西，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分为两进方形院落。建成后的献陵陵寝制度较为简朴，神道上没有单独设置石象生、碑亭（明嘉靖年间增建了一个）等建筑。陵宫内的享殿、两庑配殿、神厨各为五间且均为单檐建筑，门楼三间，明楼方城较为矮小，城下券门为直通前后的形式。^[9]

献陵的陵恩殿和方城明楼在院落上彼此不相连属，中间隔着一座名为”玉案山“的小土山，专门举行祭祀仪式的祾恩殿就修在了玉案山前。以陵恩殿为主的院落为一进院落，殿前建有两庑配殿和神帛炉。院落的正门是祾恩门也是献陵陵园的大门。以宝城、明楼为主的院落为前出一进院落，院内建有两柱棂星门、石供案。院门为三座单檐歇山顶的琉璃花门。献陵简朴的陵寝制度影响了后来的明陵的建设。^[9]

明景陵位于天寿山东峰（又名黑山）之下，是明朝地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景陵由嗣帝明英宗建造而成。^[9]

景陵的陵园制度遵循献陵的简制，前面的二进方院和后面的宝城连为一体，宝城因地势修建成前方后圆的修长形状。在陵寝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祾恩门、棱恩殿、三座门、棂星门、石拱案、方城、明楼等建筑。人们在提到明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9]

明裕陵位于天寿山戏凤石门山的南麓，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陵寝。^[9]

裕陵的神道是从献陵碑亭前向西北分出，长约1.5千米，途中建有两座单孔石桥、神功圣德碑亭等建筑。裕陵的陵宫朝向为南偏西20°，占地面积约2.62万平方米，院落布局和单体建筑的规制仿制景陵。而裕陵的棱恩殿没有抱厦，宝城的平面为纵向的椭圆形。^[10]

明茂陵位于裕灵旁的聚宝山下，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和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10]

茂陵的神道是从裕陵前向西分出，长约1.8千米，途中建有一座单孔石桥、神功圣德碑亭。陵宫朝向为南偏西17°，占地面积约2.56万平方米。茂陵的总体布局和单体建筑规制大体与裕陵一样，但宝城内的琉璃照壁后设有两个方向的踏跺，这与其他各陵均不相同。^[10][9]

相传在茂陵建成的第三天，天寿山突降大雨导致明陵中各陵的楼、殿、亭等多处被击碎，大臣们便用“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解释灾异的由来，警示新帝孝宗今后执政期间不要抑贤用邪，不要听信谗言，否则上天会降下灾异以示惩罚。^[9]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泰陵由嗣帝明武宗朱厚照建造而成。^[9]

泰陵的神道是从茂陵的神功圣德碑亭前向西分出，长约1千米，途中建有一座五孔石桥（已毁，遗址处建为公路桥）、神功圣德碑亭（存台基和石碑）、三座单孔石桥等建筑。陵宫朝向为南偏东5°，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陵宫德整体布局和单体建筑德规制仿制裕陵。方城、明楼、宝城墙、城内琉璃照壁，以及陵墙等均修茸完整，城下券洞拆通。明楼内的圣号碑正面刻楷书“孝宗敬皇帝之陵”。^[10][9]

明康陵位于金岭（又名莲花山或八宝莲花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寝。康陵由嗣帝明穆宗建造而成。^[10]

康陵的神道是从泰陵五孔桥南向西南分出，长约1千米。途中建有一座五孔桥（仅存遗址）、一座三孔桥（桥面碑改建为公路）、神功圣德碑亭（仅存存台基和石碑）等建筑。康陵的陵宫朝向为南偏东60°，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和单体建筑规制一如泰陵。康陵经2003年的保护修缮，陵宫内的宫墙、建筑及建筑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其中棱恩门按照清代改建的规制进行的复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顶部为硬山式。陵寝内外的排水系统也得到了全面疏浚。康陵因局部陵墙墙皮脱落，可见到许多款式多样、字迹清晰的城砖铭文。^[10]

永陵位于长陵东南方的阳翠岭下，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和他三个皇后的合葬墓。明永陵是明世宗亲自选定陵址、主持营建的陵园，其规模仅次于长陵。^[10]

永陵神道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东北分出，长约1.5千米。途中建有一座单空石桥、神功圣德碑亭等建筑。陵宫朝向南偏西53°，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永陵的总布局仿长陵而建，但比长陵多了一道外罗城。^[10]

永陵的规模虽不及长陵，但构造精美细致。陵寝为三进院落，享殿面阔七间，两庑配殿各九间。明楼为十三陵之冠。墙垛用花斑石砌造，斗栱gǒng、飞椽chuán、檐椽、额枋都为石雕，宝城垛口和两侧通道也用石砌。清初学者王源曾赞其“玓dì瓅磷磷烂烂，冰镜莹洁，纤尘不留，长陵莫逮”。享殿现已不存，唯残基上留下一块陛石，上雕龙凤是明代宫殿雕石的杰作。^[10]

明昭陵位于天寿山西部大峪山的东麓，是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穆宗朱载垕及孝懿、孝安、孝定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墓，也是截止到2023年为止明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修葺qì复原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对外开放的三座陵园之一。^[29]

昭陵的神道是从长陵神道七孔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千米，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的朝向为南偏东38度，占地约3.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昭陵的最大特点是率先形成了完备的“哑巴院”制度。^[29]

定陵位于天寿山陵域大峪山东麓，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明神宗两位皇后（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墓，是明代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12][30]定陵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是明神宗生前亲自主持营建的陵寝，历时6年，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竣工。^[31][12]

定陵坐西北朝东南，东南低西北高，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其地面建筑的总体布局呈前方后圆形制，主体建筑由神道、地上、地下及附属建筑组成。定陵的方形院落有三进，主要建筑有裬líng恩殿、裬恩门、方城明楼等，第三进院落以北是定陵的地下宫殿。1955年开始对定陵的地下宫大殿进行发掘。^[14][7]由于缺乏对皇陵发掘的经验和文物保护的能力，从定陵中发掘出的文物遭受到不同程度且无法修复的损坏。定陵的地下宫殿是明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出土的各类文物有3000多件。1959年，在定陵原址上建立定陵博物馆后，便开始长期对外开放。^[31][12]

1957年明定陵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32]2021年10月明定陵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33]

明庆陵位于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明朝第十四为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庆陵是由嗣帝建造而成。^[5]

庆陵的神道是从裕陵神道小石桥的西北方分出，长约20米。神道沿途建有一座单孔石桥、神功圣德碑亭等建筑。庆陵陵宫朝向为南偏西16°，占地面积约2.76万平方米，整体布局是仿献陵而造，前后的两进院落连依靠神道相连。明楼前建有平面呈T字形的地下排水涵洞。庆陵的宝城内仿昭陵建“哑巴院”和随墙式琉璃照壁。^[5]

明德陵位于天寿山潭峪岭西麓，是明代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及其皇后张氏德陵墓，也是明朝修建德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德陵始建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月竣工。德陵规制取法于庆陵，但由于国力衰微等原因，陵园的院落布局、石料选用等方面与庆陵相异，单体建筑仿照昭陵而建。^[10][13]

德陵的神道从永陵的碑亭前向东北分出，长约0.5千米，途中建有五孔石桥、神功圣德碑亭等。陵宫朝向为南偏88°，占地面积约3.1万平方米。德陵的前部为两进方形院落。第一进以祾恩门为始，沿中线建有祾恩殿，两侧配殿及神帛炉。第二进院落以3座琉璃花门为始，内沿中线建有棂星门、石五供。后有方城明楼及宝城宝顶，哑巴院内有随墙式琉璃照壁。陵园还建有宰牲亭、神厨神库等附属建筑，现已不存。^[10][13]

明思陵位于天寿山陵区西南处的鹿马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位好皇帝朱由检及其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思陵距长陵约五千米，西北方与宪宗、神宗、世宗的妃子墓相邻。思陵是由清政府建造而成。^[5]

思陵的陵宫前建有碑亭（现存台基）、石碑等。陵宫朝向南偏西5°，占地面积约0.65万平方米，为二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有棱恩台基、4块古镜式柱子础石，享殿存台基和24块古镜式柱础石。陵门台基前左侧有一清代所立恭纪盛典之碑。第二进院落的前墙为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改建，现仅复建左右两段，院内有前后两套石供器，局部有残损。思陵的宝城是按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建造的遗址复建的，顶部砌有城垛。城台上的明楼台基四面设如意踏跺。台基中部的圣号碑形制同陵前敕建碑，篆额“大明”下刻“庄烈感皇帝之陵”。^[5]

东、西二井为明成祖皇妃坟，建于明永乐年间，其中东井位于德陵左馒头山西麓，朝向正西。西井位于定陵右大峪山东麓，朝向为南偏东40°墓主不详。明嘉靖年间东西二井增建了各一座石碣。明弘治年间二井的香殿、厢房及园寝墙得到修缮。明朝灭亡后，二井建筑一直未经修茸，清朝康熙年间，东井门、庑、殿尚存，西井存周垣。1937年前后，二井均发生盗掘情况。东井墓冢前后各被挖掘一洞，但未挖到墓室;西井，墓室被挖开。^[10]

东井存有、石碑、享殿殿基及其部分柱础石、残坏的园寝墙体。墓冢顶因农民耕种被铲平。其底呈圆形，直径约24米，残高约8米。1998年培筑了墓冢并垒砌石护坡。西井地面园寝建筑中仅石碑保存完好，其形制同东井石碑。石碑后40米处为残高约10米，底部直径约25米的墓冢。石碑存有面阔五间的享殿遗址。^[10]

皇贵妃万氏坟位于昭陵以南的苏山东麓，坟园墓主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皇贵妃万氏。万氏坟墓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初，同年三月六日，万氏葬入其中。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年九月，万氏坟墓增建了一座石碣。清朝时期万氏坟墓有农民住入，园寝成为自然村落。民国时期地上殿庑等单体建筑被毁。1937年万氏坟墓的墓室被当地的土匪盗发，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万氏园寝可分为两部分，前为方形的两进院落，后为半圆形的院落。前面的方形院落面宽198米，进深139米。^[10]

悼陵是明世宗沈、文、卢三妃坟，位于天寿山陵区西南袄儿峪东麓。悼陵原是明世宗朱厚熜孝洁肃皇后陈氏陵墓，因陈氏死后，朱厚熄赐其谥号为“悼灵”，所以便将此园寝称为“悼陵”。悼陵始建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一年后孝洁肃皇后陈氏入葬，同年九月十四日园寝陵宫建成。明降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皇后陈氏迁祔fù永陵，墓室遂虚。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后，神宗朱翊钧先后下令将世宗的沈、文、卢三妃葬入坟园，悼陵遂由皇后陵园成为三妃园寝。^[10]

园寝平面为纵向长方形，面宽86米，进深169米。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5°，周垣之内设陵门、享殿、左右配殿、石供案、墓冢等建筑，现残存部分有围墙、殿基、墓冢。据文献记载，悼陵中还曾设有神宫监、果园和菜园房屋等附属建筑。^[10]

太监王承恩墓位于思陵的右前方，是崇祯皇帝的太监王承恩的坟墓。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建成。中华民国年间墓室曾被盗挖。现存墓一座，石碑三座。墓高约2.5米，底部直径约6米。^[10]

四妃二太子坟是明世宗皇贵妃阎氏、王氏和贞妃马氏、荣妃杨氏，以及哀冲太子朱载基、庄敬太子朱载壑的坟墓，位于悼陵的左侧。该坟始建于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同年皇贵妃阎氏入葬，其他妃子及太子先后葬入其中。园寝平面呈前方后圆形状，面宽57米，最大纵深94米。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5°，筑有围墙一周，园寝门一座，照壁一座，石供案、石供器一套，以及坟家五座。现园寝墙城砖垒砌，残高3.3米，厚0.92米，墙身抹灰涂红。园寝门存左右门垛，照壁为硬山式砖结构。壁心部分由12层城砖垒砌，外抹成红墙。壁座须弥座式，两端已毁，仅存中间一段。长2.22米，宽1.09米的石供案保存较好，但石供器散失。供案之后为幕，慕分为两排，均高不足于2米。^[10]

贤妃坟位于四妃二太子坟北银钱山下，墓主为明世宗的贤妃郑氏，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郑氏葬入坟中。园寝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5°，有内外两道园寝墙，平面均为前方后圆形。外墙纵深120米，面宽59米，全部为山石垒砌，前墙间原建有园寝门，现存园寝门台基遗址和局部石墙。内墙仅存墙基，城砖垒砌。内墙之内存有一座长2.2米，宽1.07米，高0.76米，由三块石料拼合而成的须弥座式石供案。石供案之后的坟冢，残高3.3米，底部直径16米。^[10]

明神宗四妃坟位于银钱山东麓，墓主为神宗朱翊yì钧皇贵妃郑氏、李氏和顺妃李氏、昭妃刘氏、端妃周氏。该坟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同年皇贵妃郑氏入葬，其余妃子分别于明天启、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陆续入葬其中。园寝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5°，有内外两道园寝墙，两道园寝墙的平面均为前方后圆的形状，其中外墙全系河卵石和山石垒砌，残存部分墙体，残高不足2米。园寝门不存，内墙体多处残坏倒塌。前方院内存殿门、享殿、左右配殿、神厨、神库遗址。享殿后院墙、院门不存。后圆部分，存有石碣座、石供案、坟家各一座。方形的石碣座，长1.6米，宽0.72米，高0.91米。前后两面雕龙、凤，辅以火珠、海水江芽、宝山和云纹。须弥座形的石供案位于石碣座后，束腰之下部分埋于土中。上雕刻串枝莲，上枭雕仰莲，案面雕卷草花边。案面长2.59米，宽1.26米。案上供器全部散失。再后为坟冢，残高3米，底部直径约11米。^[10]

明代的陵寝祭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皇帝在礼制规定的时间遣官到陵园祭祀，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到山陵行祭。明代在总结继承东汉以来上陵祭祀礼制的基础上，对祭祀时间和礼仪又进行了变革。^[14]

明朝皇帝丧礼的制定，首先要根据其遗诏，由礼部会同内阁或翰林院官集体商议，向嗣皇帝进“大行皇帝丧礼仪注”，嗣皇帝审定后依礼施行。皇后的丧礼略有简化，仅由礼部议定，皇帝或嗣皇帝同意后即可施行。明代列朝帝后的丧礼大同小异，一般分为小殓、大殓、闻丧、上尊谥、梓宫发引这几个仪程。其中帝后梓宫发引仪式在丧仪中最为隆重:。梓宫发引这一天，在几筵殿内举行启奠礼。嗣皇帝、皇后、皇子及宫眷各服衰服在殿内行礼。接着举行祖奠礼。梓宫的扛抬人员一般为数量千名以上的官军。^[14]

明代的皇妃殉葬制度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均行之。对诸妃的殉葬方式仅有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对诸妃的殉葬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书中记载了一位朝鲜韩姓宫人殉葬前的情况。明朝的妃嫔殉葬制度其实是一种野蛮残忍的落后制度，直到明英宗朱祁镇临终前才予以制止。即使明朝有殉葬制度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凡生育过子女或是家族中有功勋特恩等情况的妃子可以免去殉葬。而凡是殉葬妃嫔的父兄，均可受到朝廷的封赏，该妃嫔也被称为朝天女户。^[6]

明朝时期的祭祀活动可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等，其中陵寝祭祀属于朝廷的大祀活动。陵寝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朝廷按节序派遣官员到陵园祭祀，简称“遣祭”；另一种是皇帝在某个节日亲赴山陵行礼，简称“躬祭”。皇帝躬亲祭陵有排场大、祭品丰盛，礼仪更为繁琐等特点。除了遣祭、躬祭两种陵祭形式外，还有由守陵内臣负责举行的未列入朝廷祀典的“陵祭”活动。^[6]

十三陵的出土文物主要以1955年对定陵试掘时所出土的文物为主。定陵地下玄宫殿的发掘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文物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孝靖皇后的凤冠和百子衣等，还有各种金器、玉器等。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反映了中国明代礼制习俗和丧葬文化，也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16]

翼善金冠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件帝王金冠，是明神宗穿常服时所佩戴的帽子，因帽子的折角向上如同一个“善”字，故名为翼善。善翼金冠由852根0.2毫米的金丝手工编结而成，采用了掐丝、码丝、焊接等多种工艺。金冠上两条左右对称的金龙中间镶嵌着一枚火珠。翼善金冠是明朝时期金银制作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古代金银工艺达到登封造极的境地。^[34]

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是明神宗孝靖皇后的凤冠，1956年出土于北京昌平区的明定陵。凤冠高35.5厘米，径20厘米，重2.95千克，采用髹xiū漆细竹丝编制而成。通体使用翠鸟羽毛点翠的如意云片作装饰，还有18朵用珍珠、宝石制作而成梅花环绕其间。冠前饰有一对对称的翠蓝色飞凤。冠顶3条金丝编制的金龙等距排列，其中左右两条口中衔有珠宝流苏。冠后部饰六扇珍珠、宝石制成的“博鬓”，呈扇形左右分开。冠口沿镶嵌红宝石组成的花朵一周。凤冠是皇后的礼帽，是皇后在接受册命、拜谒宗庙祭祀祖先、参加朝会时所佩戴的。^[35]

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是明神宗孝靖皇后的一件罗制短袄，因衣身上用彩线满绣各型各态的童子嬉戏图，故被称为“百子衣”。衣服的基本形制为方领、对襟、大袖，整体衣长71厘米，腰宽53厘米，下摆宽81.5厘米，通袖长163厘米，领高3厘米。衣服上还有用金线刺绣的9条蛟龙，周身用金线绣以山石、树木、花卉、八宝纹为背景。^[36]

明十三陵始建于公元1409年，包含明朝13为皇帝及其后妃的陵墓，保留了陵监和附属建筑的遗迹，其选址、营建、祭祀等活动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反映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十三陵的最后一个陵墓思陵是由后来的清王朝所修建的，在清朝时期又对十三陵进行了修建，从侧面反映出了清王朝对前朝的态度。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37]

明十三陵的总体布局与山川水流等自然环境因素相结合，利用周围的环境景观烘托建筑的做法，既体现了天寿山明陵设计中趋吉避凶的风水观念，又体现了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的伦理和道德观念。明十三陵中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的建筑形式是中国古代风水学理论在古建筑上的应用，也是明清皇陵中独特的建筑形式。明十三陵的布局对清东陵、清西陵的建制产生了影响。^[6][4]

明十三陵的陵寝建筑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布局烘托了陵寝肃穆庄严的气氛。以首陵长陵为例，其建筑群组前有神道长段的铺陈引导，后有陵宫宝城建筑的收束，整体构成建筑美学原理的有机整体。而陵宫内的建筑群体以疏衬密、以低称高的空间序列，通过不同功用建筑的有序安排，所以陵宫内存在不仅步移景迁的现象，还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6]明十三陵中轴上的建筑，利用“框景”“夹景”的透视效果，由前及后依次突出了陵墓主体建筑正立面的完整形象。^[6]

明十三陵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作为中国帝陵的代表，展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还可以以作为一种类型的建筑群，展示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24]

明十三陵遵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指引，对陵区内文物的保护不断加强，从1955年开始，已先后有长、永、景、定、献、昭、思、德八陵得到修缮。十三陵特区成立后，完成了十三陵中各类较大的文物保护项目20多个。^[4][38]

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9]十三陵特区从1985年6月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1987年4月正式动工。修缮的主要工程有：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棱恩殿、棱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厨、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宰牲亭、神厨、神库也相继竣工。^[29]

2002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相关专家对明十三陵进行考察时认为，明十三陵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世界某一文化领域内对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可以为一处已消逝的文明提供独特的见证。^[26]2003年7月3日，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第27次会议上正式将明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列人《世界遗产名录》。^[4]

2017年，鉴于一年前明思陵中烛台被盗，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十三陵的安全隐患问题展开侦查，同时引进光波振动防盗掘系统、红外脉冲报警、电子巡更系统等8种先进安防技防管理手段，更新老旧监控设备。^[40][41]

2018年3月，《明十三陵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启动编制。同年12月，规划文本初稿编制完成。2022年7月，《明十三陵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和《明十三陵文物保护规划》两规合一，目前该文保规划已经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审核。^[26]

2019年，明十三陵开始开展长陵、康陵以及未开放陵寝的古建筑日常保养维护项目。截止到2023年先后陆续完成了德陵、长陵、定陵、茂陵、献陵、康陵、泰陵勾补裂缝、补墁màn地面、清除杂草等日常养护。^[26]

1955年，北京市园林局十三陵管理处正式成立，这使得对十三陵的管理从原来单纯的文物保护巡视发展到在加强文物保护巡视的基础上，以公园的性质进行管理，修缮古建筑、植树造林美化十三陵。^[4]

1959年，定陵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其原址上成立了定陵博物馆。之后对十三陵的管理增加博物馆的陈列、报管等各方面的业务，其管理机构分属于北京市园林局和文化局两个系统。^[4]直到1972年11月定陵博物馆与十三陵管理处进行合并处理。

1981年6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撤销原十三陵管理处，成立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负责保护辖区内的文物古迹、管理相关的旅游事项等，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4]一年后，十三陵和八达岭作为一个完整的风景区被列为中国重点风景名胜重点保护区之一。已开放的景点有长陵、定陵、昭陵和神道四处旅游景点。^[9]1991年十三陵特区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2001年，十三陵被评为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4]

1998年6月，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在定陵建成了“明上轩”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方便游人购物。两年后集车辆维修、加油、餐饮、住宿为一体的“龙祥旅游服务中心”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十三陵的旅游服务。^[4]

2001年4月，“明十三陵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采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全面概括性地展示十三陵数百年的历史及其艺术文化成就。^[4]

截止到2023年为止十三陵陵区对外开放的景点有长陵、定陵、昭陵和总神道，康陵实行预约开放。^[26][24]

2023年5月21日，北京“环十三陵”骑行文化节在昌平开幕。此次活动一直持续道6月11日，旨在以骑行方式开展全民健身，以“骑行文化”结合当地“明文化”“樱桃季”，促进当地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环十三陵”骑行路线起终点均设在北京永乐青年体育大本营中心石头房，从起点西行花海-北新村-德陵-永陵-景陵-长陵-献陵-庆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昭陵-定陵-思陵-胡庄路口-永乐大本营入口返回主会场，全程41千米。^[42][43]

2023年7月8日，明文化论坛在明十三陵景区开幕。该论坛在2022明文化论坛德基础上，以“臻美大明溢彩彰华”为主题，由一场主论坛、5场主题论坛、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3场主题文物展和10项系列文化活动组成。同时该论坛还以“大V讲大明，就在十三陵”为口号，组织“明粉”围绕论坛主题举行社会参与性活动，搭建面向公众的开放交流平台，营造全社会共享明文化的气氛，使论坛成为全民共享的大众化活动。^[44]

2023年4月在北京昌平区举行的第三届明文化节活动中，明十三陵景区举办了明朝皇家祭祀祈福典礼的活动，再现了大明朝廷按节序派遣官员到陵园祭祀谒祭昭陵的场面。本次祭祀活动由明文化节原班人马进行演礼，献官身具祭服，其他参礼人员身着青服。演礼者从昭陵祾恩门进入，完成了迎神、三献、读祝等十个仪式过程。本次祭祀活动纪念了推崇廉吏及主导了“隆庆开关”的明穆宗皇帝，也缅怀了一代名臣海瑞。^[45]

2020年1月，《明十三陵志》出版发行。这是关于明十三陵的第一部专志，全书设概述大事记、正文（含5篇22章）、附录和参考文献等内容总计50余万字。作为北京市二轮规划内志书之一的《明十三陵志》于2010年4月启动，由昌平区史志办负责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承编。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于2016年底进人出版阶段。志书记事上限为明朝建造长陵的时间，下限到2010年，所涉及时间跨度长达600多年，内容涵盖十三陵的选址、修建、规制以及祭祀礼仪，保护管理等方面内容。^[46]

2020年12月，明十三陵的陵监保存现状调查研究项目完成，项目实施日期为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项目内容主要是对明十三陵的长陵监、献陵监、景陵监、裕陵监、茂陵监、泰陵监、康陵监、永陵监、昭陵监、定陵监、庆陵监、德陵监、惊陵监共计13个陵监及其历史环境、格局变化等做调查研究，系统梳理陵监制度、规制发展变化，评估陵监保存现状和历史价值.提出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建议，为保护修缮、环境整治和展示利用提供依据。^[46]

明十三陵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介绍各陵寝的墓主、卜选营建、建筑规制等，著作有刘仁甫的《前明十三陵始末图说》、刘敦楨《明长陵》等还有定陵试掘成功后发表的《定陵试掘简报》《地下宫殿定陵》以及1990年出版的《定陵》。20世纪90年代以后，明十三陵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文献，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等，这些资料有的旁征博引，有的注重实地调查，对考察明未清初明十三陵的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顺天府志》《昌平州志》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顾炎武的《昌平山水》等。其次是明朝时期的奏章、文集等，这些资料虽多且搜集困难，但他们对十三陵的情况记载却更为详细，如李东阳的《燕对录》，里面所讲述的裕陵地下玄宫的情况，是截至到2021年为止对裕陵玄宫布局最为详细的记载。再次不同时期的档案文献可以了解到十三陵建筑形制地变化。最后是考古资料即定陵考古发掘报告《定陵》的出版，不仅揭露了定陵考古发掘的收获还展示了定陵出土的文物。^[47]

1998年学者胡汉生编写，书籍《明十三陵》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名十三陵的专著，书中不仅涵盖了明十三陵研究的重要问题，还奠定了明十三陵研究体系的雏形。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十三陵的领情制度的研究做了总结。而这两本书的出版基本架构了明十三陵研究的体系，丰富了十三陵研究的对象和范围。^[47]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明十三陵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到深入，如陵寝历史方面，选址中对风水因素的研究更加具体细化、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兵破坏十三陵的传言得到证实、基本弄清了明十三陵的管理机构神宫监、祠祭署、守陵太监的设置、职能和人员配备情况，以及由天寿山守备、各陵陵卫、陵军和边墙、山口组成的一整套防卫体系等各种问题。相关的著作文献有胡汉生《明代帝陵风水说》、何冠彪《流贼、清人残毁明陵传闻考辨》、王秀玲《明陵边墙山口及其军备》等。这些研究也进一步完善了明十三陵陵寝制度的演变过程。^[47]

一方面，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地下玄宫和定陵出土文物进行科学研究。如王谦身等人利用微重力手段对茂陵地下玄宫进行探测，推测出其形制与定陵玄宫相似（《地球物理学进展》1995年第2期）。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跳出传统研究体系，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最突出的是对明十三陵历史书写和政治寓意的研究。学者刘少华在《明代以来方志文献中明十三陵的历史书写和角色转变》（《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3期）中梳理了明代以来不同时期地方文献中关于明十三陵的书写方式和内容，发现地方文献建构起来的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而台湾学者朱鸿对明代皇帝和清初士人谒陵活动进行了论述，认为明代皇帝拜谒陵寝的活动虽以怀念祖先为名，而实际上都有各自的目的，如宣示武力、借机出游、卜选陵址、加强皇权等;清初士人把明孝陵、十三陵和景泰帝陵看作是明朝的象征，拜谒明陵是寄托他们的故国忧思，反映了他们的遗民心态。^[47]

2016年4月，明思陵中的石五供烛台中的两个烛台被盗，后经办事处多方寻找无果便向当地派出所报警。2017年4月7日，北京警方侦破案件，先后将林某（男，38岁，北京市怀柔区人）、王某（女，32岁，北京市怀柔区人）、冯某（男，40岁，河南省固始县人）等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在冯某家中将两个被盗的思陵石烛台起获。^[40]

1961年，明十三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

1982年，明十三陵和八达岭作为一个完整的风景名胜区又被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2]

2003年7月3日，明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经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

2011年，明十三陵景区被列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