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

朱载坖jì（公元1537年3月4日—公元1572年7月5日），即明穆宗，又作朱载垕hòu，汉族，^[1]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zhū hòu cōng]第三个儿子，公元1566年到公元1572年在位，共计六年。^[2]

朱载坖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被明世宗册封为裕王。^[3]庄敬太子朱载壡[zhū zǎi ruǐ]死后，明世宗因朱载坖年长且有才能，立其为皇储。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后，朱载坖依遗诏登基即位，改年号隆庆。在位期间，朱载坖虽然怠于政事^[4][5]、沉迷享乐，^[6][7][8]但他依靠内阁首辅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辅政，整顿吏治，^[9]解除海禁，开放海外贸易，让明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史称“隆庆开关”；此外，朱载坖与鞑靼dá俺答达成互市协议，并封俺答为王，稳定边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坖驾崩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六岁，庙号明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明昭陵。^[2]皇太子朱翊钧遵其遗诏继位。^[10]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认为明穆宗朱载坖无为而治、厉行节俭；^[2]外国学者牟复礼和崔瑞德认为明穆宗沉溺享乐，将政事交由大臣处理损害了制度；^[11]近现历史学家蔡东藩认为明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边疆将士，值得称赞。^[12]

明穆宗朱载坖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公元1537年3月4日），^[13]是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杜康妃。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二月，朱载坖和庄敬太子朱载壡、景王朱载圳同一天受封，他被封为裕王。^[2]庄敬太子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去世，此后明世宗长时间未定下皇储。^[14]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冬，大臣郭希颜上疏提及立储之事，触怒明世宗。^[14]明世宗因朱载坖年长且有才能，就立其为皇位继承人。朝中有部分官员拥护景王，他们经常和拥护朱载坖的官员针对立储进行争辩。^[2]为杜绝朝野议论，明世宗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命景王前往自己的封地。^[14]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正月初九，景王病死，朱载坖储君地位巩固。^[15]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留遗诏命朱载坖继位。^[14]十二月二十六日，朱载坖即位，改第二年年号为隆庆元年，并大赦天下。遗诏中有不少是关于明世宗在位时下达的政令的变更。朱载坖根据遗诏，下令任用因提建议而获罪的大臣们，已经死去的进行抚恤记功。方士全部交给法司治罪，并停止一切斋戒工作和额外的采办买卖。朱载坖下令减免明年一半田赋，并免除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以前欠缴的税赋。户部主事海瑞因此被释放出狱。^[2]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十日，朱载坖下令取消祖父睿宗朱祐杬[zhū yòu yuán]配享太庙的资格，随后恢复了郑王朱厚烷[zhū hòu wán]爵位，并追封自己的母亲康妃为孝恪皇太后。二月朱载坖任命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军事政务。^[2]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初期，朱载坖下诏免去朝见，过了三天又传旨免去朝见。魏时亮以新主不能马上懈怠政事，上奏劝诫。^[4]朱载坖将奏疏留下，并没有理会。^[16]魏时亮又奏请朱载坖谨慎起居，罢除游玩设宴，每天到大殿处理奏章，召唤大臣进行裁决。朱载坖只答复知道了。朱载坖每次上朝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十月初，朱载坖下诏停止每天的讲授。魏时亮带领同僚上奏称天气还没有出现寒冻，不应该停止讲授。朱载坖没有采纳。^[4]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春，御史周弘祖上疏，批评朱载坖即位两年没有接见大臣，没有咨询过治国之道，纠察弹劾的奏疏都留在宫中不下发处理。奏疏呈入宫中，没有回复。^[5]

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起，鞑靼俺答不断率兵进犯明朝。^[14]因边境防御增强，俺答在隆庆年间进犯明朝时，多次被打败。^[2]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冬，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俺答将自己聘娶的妾室占为己有，于是率领属下数十人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了他们并将此事告诉总督王崇古。王崇古上疏，建议封爵把汉那吉给俺答看，要求俺答将板升的叛徒赵全等人绑来否则就杀了把汉那吉；如果此法不通，就收把汉那吉及旧部为属国，等俺答死后黄台吉即位，就助把汉那吉回去争夺首领地位。朱载坖采纳这个建议，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17]

俺答得知后与各部落约好进犯明朝。王崇古派使者和俺答谈判，最终俺答向朱载坖祈求册封，并将赵全等人绑去献给明朝，换回了把汉那吉。朱载坖采纳王崇古的建议，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执行和鞑靼的通贡互市协议。从此，俺答管束的各部落没有人再侵犯明朝，反而每年都来入贡和贸易。^[17]

朱载坖将政事交给朝臣后，就沉迷享乐。司礼监宦官滕祥、孟冲、陈洪正深受朱载坖宠爱，争相搞一些奇技淫巧的东西来取悦他。^[18]御史詹仰庇曾上疏称，宦官表示朱载坖现在提取的户部银两全部用来创建鳌áo山、修筑宫苑、制作秋千、建造龙凤舰以及加工金柜玉盆。^[6]尚宝卿刘奋庸上疏劝诫，称朱载坖继位以来下令提取的银两不下几十万，都用来珍奇异宝、制作鳌山的明灯，御用器皿等物也要求全部陋金雕玉。^[7]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夏，朱载坖下诏要求江西烧造瓷器十二万多，山西织造羊绒三万二千二百多匹，一共花费了一百多万两。^[19]

朱载坖还是裕王的时候，府里姬妾很少，即位后变得好色。^[20]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四月，朱载坖以增选宫人为由，下令礼部照例选取民间女子十一岁以上十六岁以下三百人入宫。^[8]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朱载坖病危，召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接受遗命。第二天，朱载坖在乾清宫驾崩，终年三十六岁，在位六年，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明穆宗，葬在昭陵。^[2]六月十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即位。^[10]

首辅高拱、张居正都认为，能否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奏效，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用人，因之将整顿人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要求自中央六部以至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处事办案均定有程限限制，必须按期准确办完上报，而且必须卷牍dú清楚，册档登载详细，以备检阅查核。^[9]

高拱在兼署吏部事时，强调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惟才是举，因才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疆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目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根据业绩破格用人。同时，他还严申人事纪律，诸如：凡领凭而不到任之官，一律免职降用；对经查实有据的贪婪官员不许再朦胧复职；而对于虽被科道弹劾之员，仍必须核实证据然后再作处置；对冒牌伪官一律拿解严惩；对冗官冗吏一律裁革，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多次专疏奏荐贤能，如请起用已休致的原吏部尚书杨溥[yáng pǔ]、原礼部尚书高仪，原工部尚书朱衡，重用名将谭纶、戚继光、王崇古等。明穆宗均采纳并授予这些官员要职。^[9]

明穆宗十分重视吏治。他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考察京官，二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京官，四年考察外官，五年考察京官。明朝旧制，五府官不予考察。但是鉴于明代中期以后，各亲王在地方为非作歹，其臣僚也助纣为虐的状况，明穆宗规定，五府官除良医、典乐、引礼舍人外，一律参与考察。明穆宗以前的官吏考察有许多弊端，海瑞把外官晋京考察之年称为京官收租之年。每当这时，外官就得以满车的金银布帛送给京官，而且上下相传,颇成为一种风俗。所以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明穆宗第一次考察外官时，陕西副使姜子羔建议，晋见的外官都备有搜刮的金银布帛以便贿赂京官，朝延应借此收缴一部分。明穆宗断然拒绝姜子羔的建议，颁布禁令，不准入朝官员借晋见的名义勒索百姓，并惩处了一部分违令的官员。^[21]

在用人上，明穆宗注意选拔那些勇于进取的官吏担任重要职务，不主张起用那些只有资历而平庸无为的人。他还特别重视对官吏的赏罚，认为不惩治贪官污吏，不褒奖有功的人员，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为此，他指出过去考察中对贪官只罢免官职不足以表示对他们的惩处，还必须列出他们的罪状，报请上级机关，酌情予以处治。^[21]

高拱在军事边防编制和人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针对土木堡之变以来，边境的军事情况，上奏提及两个方面：一是鉴于百数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内乏熟悉边情战况的部官，外缺指挥若定的将帅，而部臣与边帅往往又存在隔阂，难收臂指贯通之效，故建议打破传统的“一尚二侍”的旧有体制，请特准在兵部内加设侍郎二人，即改为“一尚四侍”，用以因应事机，满足军事防务的需要；二是着意培养兵部中级官员和边疆军事人才的建议。^[9]

在辽东，高拱主张以战固守的策略。他在《答戚总兵》中表达了以战固和的思想，即“大加一挫”，对俺答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以免“阴启西虏骄心”，以巩固贡市，维持长久的边境安宁。^[22]

高拱十分重视财政经济问题。为此，由他主持的内阁对于清丈和推行一条鞭法一直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23]

清丈土地的工作是在豪门世家极力刁难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从隆庆初年起，对赋役不均最为严重的苏、松、常、镇地区，均官民田粮轻重的工作初步取得成果。海瑞曾说过，清丈土地让百姓感受到平等，这一行为令他们高兴。^[23]

一条鞭法除繁就简，将诸多名目的各种差徭、土贡等合并起来，取消力役，一律征银，并由官府统一雇人服役，所有役银则在田亩中摊派。除苏、松、杭、嘉、湖等负担供应宫廷“上方玉食”的漕粮外，全国的田赋均一律改收折色银两，且由民收民解改为以州县为单位的官收官解。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23]

隆庆时期，曾较大规模地开河修水利，这主要由于两个目的：一为缓解多年为患的水灾；二为解决南粮北运的严重堵塞问题。在缓解水灾方面，当以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大力修浚[jùn]吴淞江、白茆[máo]河，引水入海的工程为最重要，且他将赈饥与修水利相结合，亦对稳定东南地区社会秩序有良好效果。^[24]

明初为了防倭，严申海运之禁，而会通河及运河全线虽屡经修浚，却日见淤塞，黄河又水患频仍，再加上人为性的破坏，官吏的贪婪，漕运无法保证，漕粮不能如期如额到达，军政的供应自然不足，京畿jī的粮价暴涨，危机日益严重。明世宗却多次驳回大臣开海运的建议。^[24]

直至隆庆年间，明穆宗接受给事中宋良佐的建议，先行恢复从遮洋总到蓟州[jì zhōu]一段短距离的海运，然后再逐步恢复从江淮迳jìng达北京通州，以至辽东全线的航程。海运与河运并用，为从万历到崇祯近百年的京储提供基本的保证，满足这个日趋衰落的政权最必要的物资需求，支撑其存在；而且，随着官方船队的定期放洋，私人的国内外海上贸易也得到更迅速的开拓，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24]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同意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宣布解除海禁，允许百姓出海进行商品贸易，^[25]开发漳州府月港作为贸易港口，^[26]史称“隆庆开关”。开禁政策释放了一直以来饱受抑制的商贸活力。中国用丝织品、陶器、茶叶、铁器等物品，换回了作为流通货币的白银。^[25]据统计，从1571年到1644年，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620吨，美洲运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进入了中国。^[27]

随着白银大量内流，中国国内商业资本日趋活跃，徽商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的。商业的繁荣同时催生了一大批商业都会和中小市镇，东南沿海一带的福州、漳州、宁波、广州逐渐发展成对外贸易的商业港口。^[27]

边境的安宁和蒙古贵族的称臣内属，加强了内地与塞外的经济联系。俺答封贡后，七镇皆开马市，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马市有“官市”和“民市”。各镇“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bù bó shū sù]、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còu塞下”。据《明实录》记载，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十九日，先后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宣府张家口、山西水泉营的官市上，俺答各部市马7030匹。在民市上，蒙古牧民出售“羸驴牛羊”共22000 头。后来，俺答诸部在互市上出售的马匹牛羊逐年增加。明朝沿边地区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如固原镇在万历四年就增加了耕地1600余顷。宣府的耕地面积到万历十年增加了三分之一。马市的兴盛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的交流。^[28]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等人在《明穆宗实录》中评价：“明穆宗即位后，以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人，清静无为，不降低身份而治理天下，致力于任用大臣，引用原则，不繁苛，无为而治，好静自正，所以六年之间，全国一致，所以称其为太平天子。”^[13]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在《明史》中评价：“明穆宗在位六年，无为而治，少兴营造，励行勤俭节约，饮食方面每年节省数万开支。他加封俺答并同意其进贡，减免赋税平息百姓，使边境安宁。明穆宗即位后遵守先代的礼法，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君主。只是权臣之间争权夺利，派系之争兴起，而明穆宗未能整肃朝纲，革除弊习。大概是因为明穆宗过于宽恕才使得朝纲不明吧！”^[2]

外国学者牟复礼和崔瑞德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评价：“因隆庆帝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标志他统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11]

中国近现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在《明史演义》中评价：“明穆宗在位六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载的事，只有任用边疆将士这件事最值得称赞，或许他天性体恤百姓疾苦，但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12]

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赵望秦和曾任辞书编纂研究所所长的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白玉林在《明史解读》中评价：“过来不长时间，明穆宗也怠于政事，很少接见大臣，而且贪好女色，醉心于玩乐。他的挥霍浪费使嘉靖以来严重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幸运的是在位期间没有爆发重大的变故，得以稳坐皇位六年。”^[29]

根据《明史·明穆宗本纪》记载，明穆宗其名“载垕”，^[2]但其实这是后世笔误所致。明穆宗名讳实为“载坖”，而“载垕”也另有其人，指的是衡王府分支齐东安和王。《明世宗实录》卷二〇〇记载，“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五月己卯朔，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第四子名载圳。”，^[30]且明穆宗并无改名迹象。拥裕派大臣陈以勤在为其辩护时也曾拿“坖”字做文章：“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31]朝鲜《李朝中宗实录》所载存同时期相关档案亦可资佐证。“载坖”因形近而误作“载垕”约始自万历年间学者卢翰所著《掌中宇宙》^[32]，朱国桢[zhū guó zhēn]《皇明史概》、谈迁《国榷[guó què]》等书以讹传讹因之，后被清廷明史馆臣采纳，并将《明史·陈以勤传》中“从元从土”窜作“从后从土”^[33]以圆“载垕”之误。^[34]

朱载坖和朱载壑是在同一天分别受封为裕王和庄敬太子。负责册封礼的中官误将皇太子册宝送到朱载坖宫中，而裕王的册宝送到了庄敬太子宫中。后来庄敬太子因病去世，朱载坖被立为皇太子。朝廷内外认为这件事是天意。^[39]

朱载坖还在裕王府时曾经吃过驴肠。在他即位后问随侍是否有驴肠，随侍请他下诏给光禄寺办理这件事。朱载坖知道如果他下诏了，光禄寺会每天宰杀一只驴让他随时都能吃到。他于心不忍，就没下诏也不再吃驴肠。^[40]

朱载坖喜欢穿军服，登基后穿着军服到南郊去。穿军服是朱载坖的自由，但不符合登坛祭祀的礼仪，大臣们为此进行劝谏，徐阶也上秘密的奏疏阻止。朱载坖大笑着说：“这本来就不是见上天的衣服，有什么好担心的。”^[41]

朱载坖怀念曾经吃过的果饼，要求近侍买来。不一会，尚膳监和甜食房负责买办的内侍买了松子、榛子、米粮、饴糖等东西，报价数千金。朱载坖笑着说：“果饼只要银五钱，在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就能买一大盒，哪里要这么多金？”采买的内侍缩着脖子告退。^[42]

明昭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域南麓大峪[yù]山东麓，是明穆宗朱载坖及孝懿、孝安、孝定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墓，是目前明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修葺qì复原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对外开放的三座陵园之一。昭陵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在1644年的战乱中遭到火焚，又在1695年雨夜遭到雷击起火，只留有两庑[wǔ]配殿；后经过多次修葺，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金碧辉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棱恩殿内还举办有“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43]

作品名称作者简介《隆庆皇帝大传》韦庆远明穆宗传记，比以前的学术著作通俗、生动，比流行的历史小说丰富、真实，书中配置了大量相关图片资料^[44]《嘉靖帝、隆庆帝》林乾根据史料记录的明穆宗传记^[45]《帝国斜阳：明穆宗隆庆》张明林本书是明穆宗传记，作者用八个字概况明穆宗的性格，即：谨慎、仁义、懒惰、好色^[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