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

谈迁（1594年11月23日-1658年1月14日）^[5]，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亦左史氏”“江左遗民”，^[2]浙江海宁县枣林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与张岱、查继佐、万斯同合称为“浙东四大史家”。^[6][7][8]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594年11月23日）^[注1]，谈迁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东乡秧石镇枣林村的麻泾港以西（今属浙江省海宁县枣林马桥街道），他出身耕读世家，父亲谈于庭为杭州府学诸生，后谈迁家道中落而受雇于地主，但谈迁喜好读书、博学多才尤以史学见长。虽然一生没有担任官职，但他以佣书、作幕僚为生。^[1]明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由于对之前各家修撰的编年明史不满，而立志修撰综合体明史——《国榷》，至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谈迁通过五年的研究与编纂zuǎn创作出《国榷què》初稿（又称丙寅旧稿）且创作《自序》《义例》。崇祯二年（1629年），谈迁正式成为廪lǐn膳生，夏五月他参加在南京的“都试”，此后谈迁继续搜集材并对《国榷》加以修订补充，在担任张慎言、高弘图的记室后搜集相关史料并“六易其稿，汇至百卷”，最终完成《国榷》的初稿。^[9][10]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国榷》手稿被窃，于是谈迁重新搜集资料并经过几年时间于顺治十年（1653年）完成第二稿。同年谈迁携带着它北上，在北京两年半的时间里走访明代故臣搜集明代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二十三日，谈迁回到故里海宁，期间在家编订诗文集《枣林集》《枣林诗集》，同时将《国榷》的最终定稿完成，之后又将在北京所作的一些诗文辑成《北游录》。清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658年1月14日）^[注2]，谈迁病逝，终年65岁。^[11][12][13]

谈迁创作多部著作，包括《国榷》《枣林杂俎》《北游录》和《枣林集》等，他的作品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明史学者罗仲辉评价：“谈迁续承我国史家“博采”的优良传统，他博采群书但又不盲从书本。”^[9][11][14]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594年11月23日）^[注1]，谈迁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东乡秧石镇枣林村的麻泾港以西（今属浙江省海宁县枣林马桥街道）。^[1]宋恭帝赵㬎xiǎn德佑末年，谈迁的先祖谈巨川为避战乱迁至盐官县（后改为海宁县）枣林村居住，世代以耕读传家。^[2][15]谈迁的祖父谈龙泉为普通农民，父亲谈于庭在27岁补为杭州府学诸生，后由增广生升为廪膳生。^[1]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15岁的谈迁考取海宁县学的生员，大约五年后，谈迁约20岁时与俞氏成婚。^[1]明朝万历之后谈迁的家产多次被豪强大户侵占，加上连年荒歉致使谈迁青年之际家境中落。谈迁早年为维持家中生计，多年受雇于官僚地主，但他平常没有其他的爱好只是喜欢看书，其中以史学见长尤其是重视明代典故。^[2][3][4]

明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由于对之前各家修撰的编年明史（陈建《通纪》等）不满，而立志修撰综合体明史——《国榷》，但谈迁因家境贫寒导致家中藏书数量很少，于是为写作《国榷》他开始四处奔波，天启二年至六年（1622-1626年）间谈迁搜集到明朝人修撰的《吾学编》《大政记》《宪章录》《算山堂别集》《两朝大政记》等一百余种书。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谈迁通过五年的研究与编纂创作出《国榷》初稿（又称丙寅旧稿）且创作《自序》《义例》，完成以后因缺乏经费，谈迁没能及时将初稿刊行。崇祯二年（1629年），谈迁正式成为廪膳生，次年正月江西人喻应益受谈迁的邀请为《国榷》作序，夏五月他参加在南京的“都试”，同年谈迁辅助赵维寰修撰的《宁志备考》正式出版，此后谈迁继续搜集材并对《国榷》加以修订补充。^[10]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谈迁通过嘉兴人李明经（楚柔）结识当时戍守海宁卫的山西沁水人张道濬，张道濬非常器重谈迁的学识，和谈迁常常以诗文赠答以至于两人成为文友，同年冬（1642年1月）谈迁在张道濬的引荐下成为南京户部尚书张慎言的记室，之后谈迁又通过张慎言结识南京兵部右侍郎高弘图，高弘图于四月初新任南京户部尚书后，谈迁又转为高弘图幕僚中的记室。南明弘光朝建立后高弘图入阁，张慎言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高弘图想安排谈迁担任中书一职，但由于谈迁不满弘光政权的腐败而主动婉拒。后谈迁有机会搜集到崇祯、弘光两朝史料（包括崇祯十七年的邸报），于是将《国榷》的卷数写到100卷，时间下限延伸至南明初弘光朝，同时他还将明朝史料和弘光朝的轶闻单独辑录成《枣林杂俎》。^[16]

南明弘光元年（1644年）十月，高弘图听取谈迁的建议辞官，谈迁也陪伴高弘图暂时居住在苏州。次年二月，谈迁和高弘图应邀拜访苏州府常熟县汲古阁主人毛晋，之后谈迁又到皖南宣城拜访辞官归隐的张慎言。同年四月，清军南下攻克扬州并对南京产生威胁，后谈迁跟随高弘图先后劝说浙江巡抚张秉贞、驻守余杭塘栖的总督张凤翔抗清，但由于南明军队的抗清意志不坚而未能成功，之后谈迁回到老家归隐直到同年年底最终完成《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谈迁的《国榷》偶然被盗，他从嘉善人钱士升（原南明大学士）处借书将原先的内容再次编纂，直到两年后谈迁才从朋友徐君彦处得知张慎言的死讯（1645年死于宣城），并为其《遥哭张藐山先生文》等以示纪念，最终《国榷》的第二稿于顺治十年（1653年）初步完成。^[12]

顺治十年（1653年），义乌人朱之锡到北京任职弘文院编修，聘谈迁为记室，谈迁为编撰《国榷》搜集资料而跟随朱之锡上京，途中谈迁等人游览苏州、扬州、高邮、淮安等地，到达北京之后谈迁一直居住在朱之锡的官邸南城骡马市（今属北京宣武区），期间他拜访结识吴伟业等诸多前明降臣等，同时也游历明朝的古迹遗址，为修订《国榷》搜集第一手资料。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二十三日，谈迁回到故里海宁，期间在家编订诗文集《枣林集》《枣林诗集》，同时将《国榷》的最终定稿完成，之后又将在北京所作的一些诗文辑成《北游录》。次年谈迁应同乡好友、时任山西平阳府推官沈贞亨的邀请西游，后他将平时的见闻等辑成《西游录》二卷，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658年1月14日）^[注2]，谈迁病重不治而亡，终年65岁。^[13]

谈迁的作品除《国榷》《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外索》和《海昌外志》以外，还有《枣林集》收录谈迁所作记、传、赞、墓志铭、书信等各种文章二百五十三篇，《枣林诗集》收录谈迁所作各体诗三百三十七首，《西游录》和《史论》二书已经失传。^[4][14]

谈迁立志写作《国榷》始于天启元年（1621年），于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编成《国榷》初稿且作《自序》与《义例》。崇祯十五年（1642年）前后，谈迁通过结识官员张慎言、高弘图而趁机搜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包括崇祯十七年的邸报），于是将《国榷》的卷数写到100卷，全书共记述三百一十七年事，时间下限延伸至南明初弘光朝，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是晚明史和明清之际的史事，万历年间至明亡的七十余年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共二十五年的历史占全书六分之一。。但谈迁《国榷》的初稿于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深夜被盗，于是谈迁经过几年的收集、抄写、整理后于顺治十年（1653年）完成《国榷》第二稿。同年谈迁跟随同乡朱之锡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通过拜访前明官员门客、降臣等以及明朝的古迹遗址，对《国榷》的第二稿进行补充完善，谈迁去世后其《国榷》手稿藏于家中。^[3][17]

由于谈迁家中贫困，而且当时清王朝对前明的书籍进行查禁，因而《国榷》只能在小范围内以抄本形式流传。康熙、雍正、乾嘉时期，《国榷》已经被很多人知晓，康熙年间嘉兴著名学者朱彝尊有《国榷》抄本，康熙《海宁县志》《千顷堂书目》均作《国榷》100卷，雍正《浙江通志》《明史艺文志》也明确作100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将得到的朱彝尊残本5册《国榷》重新装订。现存《国榷》抄本多不全，主要有海宁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四明卢氏抱经楼抄本、海宁马瀛汉晋斋抄本、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抄本、湖州嘉业堂刘氏抄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抄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抄本等。1955年,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校补《国榷》并将其扩充为108卷，1958年下半年，6册108卷共420万字的《国榷》正式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原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重印本《国榷》。^[18]

《国榷》作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自吴晗重推《国榷》以后，它的史料价值为史学家们所公认，他的特点就是“按实”“直书”，《国榷》补充《明实录》因政治利益顾忌而没有写出的真相、补充纠正《明实录》存在的失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等，比如他将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诛杀功臣之事加以完善，并大量纠正朱棣篡改过的《明实录》，同时详细地记录满清朝廷不允许写的明朝东北地区各卫、司、千户所建置的时间，给后人留下部分较真实的历史记载。但谈迁所修撰的《国榷》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建文帝于“靖难”后的死生问题上，谈迁坚持正统观念而认为建文帝出亡，还有将山海关李自成劳师、明太子留夺等虚构谬传情节加入《国榷》，对于“晚节有亏”的钱谦益所修撰的明史不加参考等，这些由于阶级局限性和个人感情好恶而做出的选择，使得《国榷》的价值降低。^[14][17]

《北游录》创作于顺治十年（1653年）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全书有纪程、纪邮、纪咏、纪闻各二卷以及纪文一卷共九卷，谈迁记录遵循时间顺序，同时引用大量相关的诗文、事件、人物以及地理风物等方面的记载，将自己亲身的行程见闻、山川河流、人物古迹、传说轶事、人文风貌及所感所思等等内容记录在《北游录》中，并且该书直到解放后才出版，由于躲过清人的窜改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反映出谈迁在史学上不虚美、不掩恶的求实精神和爱国忧民的思想。为完整全面地反映明朝的历史面貌，谈迁搜罗文献、口碑等资料，注意实地考察，调查和核实某些历史事实，记录所见所闻并逐一核对文献；他还拜谒yè过思陵并写出《思陵记》，到过明代丛葬妃嫔王子的金山、景帝陵、西山和香山的寺庙等，他把这些目击的史料都写入《北游录》中。^[2]

《枣林杂俎zǔ》是明代野史笔记中史学价值较高、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约成书于明崇祯十四年冬（1641年），全书共分智、仁、圣、义、中、和六集，下分逸典、科犊、先正流闻、艺姜、彤管、技余、土司、空元、炯鉴、纬候、名胜、营建、器用、荣植、蹄动、幽冥、妖异、丛赘十八门，而“土司”一门没有内容所以实际为十七门，书中大约有一千三百余条共三十万字。其中全书精华——“逸典”“先正流闻”“科犊”及“丛赘”四门占全书一半多，记载诸多涉及明代后期重大史事及人物的著名事件；另外“名胜”“营建”“器用”“荣植”等门有助于后世研究明代人文物产、自然景观、宗教民俗等。《枣林杂俎》中充满谈迁对明朝政权的眷恋和对清朝的抵触，因此清乾隆年间纪昀等编撰《四库全书》时将本书诸多内容摧毁，而民间流传的抄本则保存完好。明清史名家谢国祯认为该书杂记明朝的典制掌故、小说遗闻，可以补充正史的缺漏和不足。^[9]

赵尔巽编撰的《清史稿》评价：“明朝末年的隐逸之士，坚守自己的志节而不屈服于满清朝廷，肉身虽然归隐但心志仍然存活，直到事情已无法挽回的地步，就写空洞的文章表达自己的志趣，像谈迁这样的人，他的忧愤怎么会停止？”^[3]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君（谈迁）在君臣朋友之间确实有最本真的品性。”^[19][20]

现代历史学者张华评价：“谈迁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爱国爱乡、勤奋好学、著述丰富的历史学家。”^[21]

现代明史学者罗仲辉评价：“谈迁续承我国史家“博采”的优良传统，他博采群书但又不盲从书本。”^[14]

现代历史学者张鹏飞评价：“谈迁是我国17世纪的伟大爱国史家，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撰成《北游录》，反映他强烈的民族感情。”^[2]

史学界关于谈迁的出生时间说法不一，明史学家吴晗、古籍文献《灯下集》和1979年出版的《辞海》根据谈迁自撰《北游录·六十自寿序》的叙述，认为谈迁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但现代历史学者罗仲辉认为《六十自寿序》的“周一甲子”说的是“虚岁”，另外罗仲辉在《枣林诗集》中找出《张都督深之诞日同予甲午生赠赋》，其中谈迁提到自己和海宁卫都督同知张道濬“甲午同生万历年”（即万历二十二年，恰是一五九四年），因此谈迁应出生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农历十月十二日（1594年11月23日），^[5][21]之后1983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谈迁”条、199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也都采用这种说法。^[20]

史料关于谈迁的去世时间有两种记载，一说顺治丙申十三年（1656年）冬十一月，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的《谈孺木墓表》《梨洲遗著》文约卷二、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和战曾效主修的《海宁州志》；另一种说法是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年）冬十二月，持这种观点的有许三礼主修的《海宁县志》、朱一是的《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为可堂初集》卷二十八和钱朝玮的《<枣林诗集>手抄本附录.谈孺木先生传》。^[5][21]旧历丁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公历1658年1月14日，因此第二种说法中的谈迁去世时间应为1658年1月14日。^[20]

关于谈迁死亡地点的说法亦有多种，谈迁的朋友朱一是在《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中记录为“谈迁以疾卒于平阳”；黄宗羲在《谈君墓表》中认为“谈迁西走阳城，未至而卒”；康熙年间修撰的《海宁县志·隐逸传》以及明史学家吴晗认为谈迁卒于平阳附近；而始终陪伴谈迁西游，并且亲眼目睹谈迁死亡的钱朝玮在《谈孺木先生传》中记载谈迁于丁酉腊月十一病逝在汾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