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

《国榷què》是明末清初时期，由平民出身的历史学家谈迁编撰而成的一部的编年体明代史书。^[1][2]

明万历年间，明朝政府的官方修史活动因内部政治争议而搁置，以致民间私人修史风气兴盛，尤以经济富饶的浙西地区为代表。天启元年（1621年），浙江海宁秀才谈迁因鉴于前人所著明史多有失实错漏，遂着手编撰一部颇为客观的明史。他以历朝实录为基础，并参阅诸家著述、方志，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完成初稿，定书名《国榷》，至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国榷》渐成为首尾俱全的明代编年体史书。顺治四年八月（公元1647年），《国榷》手稿被盗，谈迁受挫后又发愤重写，期间四处遍访实证，依据明朝历朝实录、政府公报（邸报），以及众多名家学者的著述，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终成完稿，历时三十五年。^[3][4][5][6]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代史书，设立十二目，以年、月、日形式载录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明弘光元年五月（公元1645年）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重大史事。《国榷》原稿百卷，全书四百三十八万余字。^{[7][8][9][10]}

《国榷》因谈迁因家庭贫困及清政府管控，未能刊行，仅在后世藏书家之中以抄本形式绵延传承。1925年至1955年，浙江海宁学者张宗祥校补成现行《国榷》书稿，分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国榷》。^[11][12][13]

《国榷》在体裁上，吸收了纪传体等史书体裁的优点，呈现编年为主、杂糅róu诸体的特点；在论赞方面，事项众多、内容丰富，在形式和内容上独具特色；在纪实方面，敢于直书，且详于考订，注重史料核实，及时改正；在史料方面，《国榷》采集广博，尤详于万历以后的七十多年明末史事。同时，《国榷》也存在封建局限性以及叙事过于简单，文字过于晦涩等不足。近代明史学者吴晗，评价认为“《国榷》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具有积极贡献”。^{[14][15][9][16]}

明代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即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中期以后，浙西（即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作为富裕地区，随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积累较为深厚，渐成明代浙江史学的中心。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浙西史家海盐人郑晓便着手编撰纪传体史书《吾学编》，记述洪武至正德年间史事，约为三十篇，书刊成于隆庆二年（1568年）。至万历中期，浙西又有淳安人童时明所撰《昭代明良录》二十卷，为纪传体明史著作，记述从明朝兴起到万历初期的史事。杭州、嘉兴两府也多出史家，如周礼、邵经邦、林之盛、高汝拭、许相卿、孙笵fàn、卜大有、项笃寿、袁黄等人；两府藏书家又有高濂、虞淳熙、项元汴、高承蜓等人。各史家又多有著述，如《朱子纲目折中》《弘简录》《昭代明良录》《皇明应谥名臣录》《皇明法传录》《左传分国纪事本末》等。浙西地区的文化发达和文化基础对谈迁搜集史料及从事史学研究编撰工作有较有影响。^[2][17]

明万历之前，宫廷曾爆发数次与皇位更替有关的政治斗争，如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朱允炆wén皇位；明英宗朱祁镇发动“南宫复辟”，夺取明景帝朱祁钰皇位；明世宗朱厚熜以旁系继位，为其父兴献王朱祐yòu杬“称宗附庙”。修改史实载录随即成为上位者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的手段之一。如朱棣炮制《奉天靖难记》，两次修改《天潢玉牒》《明太祖实录》；明仁宗朱高炽又诏修《明太宗实录》，为朱棣及其一系树立正统地位，贬除朱允炆一系；朱祁镇命修《英宗实录》，贬斥朱祁钰；朱厚熜在《明伦大典》为其父朱祐杬“称宗附庙”，又修改《实录》《宝训》，将其与明朝诸帝同列。^[18]

在万历官修国史之前，已有大臣对当权者对史学的过分干预表示不满，主张恢复建文帝、景泰帝的名誉。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上疏请求恢复建文位号，并纂zuǎn修建文、景泰两朝实录，礼部尚书沈鲤附议，然而万历皇帝仅同意改正《英宗实录》，亦未实施。在万历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十五年期间官方开馆修史活动中，明朝君臣在恢复建文年号，为建文帝立纪等修史问题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万历皇帝的消极抵制，万历官修正史终止。官方修史的失败，导致与此同时的民间史学家着手为建文、景泰二帝正名立纪。如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郑晓著《吾学编·皇明逊国记》中，以建文年号纪年，称朱允炆为“建文皇帝”；黄光升在编年体史书《昭代典则》称朱允炆为“建文皇帝”，亦以建文年号纪年，称朱祁钰为“恭仁景皇帝”。晚明私人修史渐至兴盛。^[18]

明代私人所撰明史影响较大的有陈建（1497—1567年）所著《通纪》，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通纪》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明通史，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出版。《通纪》因为敢于直刺朝政，被推崇为“本朝典故权舆”，乃至在当下亦被《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列为明代三部名著之一。同时，《通纪》也有自身的不足，如“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因材料不全，存在失实之处；再是记载不完整，《通纪》的下限仅截止至正德末年。随着晚期私人修撰当朝史之风盛行，在学术上形成以晚明时期的《通纪》续补风和司马迁派考信史学^[注1]的复兴为代表。随着新史料、史实增加以及司马迁派考信理论的复兴，当时史学界对明史的编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晚明时期出现诸多以《通纪》改编及续补形式的明朝编年史编纂现象。谈迁编《国椎》立意客观、公允，亦是受此风气影响下开展。^[2]

谈迁（1594—1658年1月14日）^[19]，原名以训，字仲木。明亡后改名迁（后人认为有可能是追寻历史家司马迁之意），字孺木，号观若，海宁县枣林（今属浙江省人）。谈迁祖上自宋亡时由河南汴梁迁至浙江海宁，其父为书生，终生未仕。谈迁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受父启蒙，从小好学，十五岁取得海宁县诸生（秀才）资格，后科举不第，便专注于学术研究。谈迁青年时期便大量阅读各种史籍、笔记，并习惯随时写下札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谈迁二十九岁，因母丧居家，集中时间阅读了陈建所撰《皇明通纪》一书，他认为书中肤浅错漏较多，遂立志修撰一部内容翔实可信的明代编年史。^[2][1][20]

谈迁家境清贫，性格耿介廉直，穷而有志，不愿接受别人赠予，也不依托名人求方便。《他以充当幕友、办理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字为生。崇祯十五年（公元1643年），谈迁游南京，结识晚明大臣张慎言，成为其记室（文秘）。张慎言曾作《赠谈孺木》，认为谈迁见多识广、性格率直，颇为赏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谈迁通过张慎言介绍结交南京户部尚书高宏图。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谈迁作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同时，谈迁受到张慎言的推举，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专心著述。^{[9][5][1][2][19][20]}

《国榷》初创编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成稿。两年后书稿失窃，谈迁悲愤过后重新编撰，又于顺治十三年《国榷》书成，自署“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谈迁受平阳司理沈公聘作幕友，与好友钱朝玮共赴山西平阳府。次年（1658年1月14日），途中病逝于客地，享年六十四岁。^{[9][5][1][2][19][20]}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因丁母忧居家，累读明代史书，认为明代历朝实录多有避讳失真之处，天启朝实录亦有遗缺。谈迁在《国榷·义例》称“天启辛酉，值内艰。读陈建《皇明通纪》，陋之”，遂生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自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他以历朝实录为基础，并参阅了郑晓的《吾学编》《今言》，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薛应旗《宪章录》，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朱鹭《建文书法拟》，焦竑《献征录》，徐学谟《世庙识余录》、邓元锡《明书》和高岱的《鸿猷录》等私家著述及方志共三百余种。谈迁家庭贫困，便四处访书借抄。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谈迁经过重编、增补完成初稿，又称“丙寅旧稿”，定书名《国榷》，完成了从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成稿较快。谈迁为书稿写了《自序》《义例》。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谈迁的朋友喻应益为《国榷》作序。《国榷》初稿采集宏富，已经初具规模。^{[4][3][7][2][5]}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3年），谈迁游南京，受知于晚明大臣高弘图、张慎言。谈迁先后入二人幕为记室。同时，他得以有机会阅读万历实录、崇祯邸报，除补订原有书稿内容外，又续修了《国榷》一书崇祯、弘光两朝历史，将史稿的下限写到了南明初弘光朝，时为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谈迁在《国榷·义例》中称此书“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成为首尾俱全的明代编年体史书。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谈迁撰史的目的在明朝灭亡前后也随之发生变化。明亡以前，他撰史是为了纠正实录和各种私人记载之失实和阙误。明亡以后，则带有爱国遗民的心情。谈迁在序言原稿的末尾，加上了“嗣更增定，触事凄咽”的话，表达他对故国灭亡的感慨。^{[6][3][7][2][5]}

顺治四年八月（公元1647年），《国榷》手稿被盗，谈迁受到沉重打击，但不久即发愤“吾手尚在，宁遂已乎”重写。自万历中时官修正史失败后，民间学者兴起私修国史，此时出版的明史著作较多。由于修史的客观条件相对成熟，谈迁搜集到了如朱国祯《史概》、何乔远《名山藏》、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许重熙《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等明史专著。谈迁二次修史，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他给明朝前内阁大学士、藏书家嘉兴钱士升写信，请求借阅书籍、抄录史料，重撰《国榷》，获其应允。后又向归安、吴兴、钱塘等各地的藏书家借阅、抄录史料。^{[3][21][6][7][2][5]}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义乌朱之锡官弘文院编修，服满进京供职，聘谈迁做书记，遂携稿同至北京。谈迁在京城居住期间，结识明朝降臣曹溶、吴伟业、霍达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向其借阅书籍，了解明末朝章典故。吴伟业等人帮助谈迁订正《国榷》书稿，协助他搜集明末邸报，借阅私人著述，如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四朝人物传》《崇祯事迹》、夏允彝的《幸存录》、何乔远的《闽书》及赵时春的《平凉府志》等数十种私人著述。明亡后，崇祯、弘光两朝实录，已无人顾及，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他实地查访，遍寻亡明的勋戚、遗民、宦官，利用一切机会收集亡明史料，其间颇为艰辛。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夏，谈迁回到海宁，《国榷》编撰历时三十五年终成完稿。之后谈迁在其《北游录·纪文·寄李楚柔书》中表述拟订继续编撰一部包含纪、传、表、志的纪传体明史，但因猝然病逝，致使修史计划未能得以完成。^{[3][21][6][7][2][5]}

《国榷》丙寅旧稿完成后，谈迁因家庭贫困，未能刊行，后致失窃。在他去世后，其所撰《国榷》第二稿手稿由后人保管，亦因穷困无力刊刻。随着清朝政府逐渐对文化、思想的控制采取强硬政策，以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湖州府发生庄廷鑨lóng明史案，史称“庄氏史案”^[注2]。因庄氏修史具有明朝遗民立场，该案处死七十余人，株连达到七百家。“庄氏史案”后，清政府下达禁野史令。《国榷》亦持明朝遗民立场，属于不能刊行的禁书，仅在海宁等地藏书家之中以抄本形式绵延传承。^[5][11][12]

1925年，浙江海宁学者张宗祥（1882—1965年）至温州任瓯海道道尹，遂着手收集《国榷》稿本。他先搜集到《国榷》书稿传抄下来的海宁蒋氏（蒋光焴）“衍芬草堂”本进行过录，后至江南图书馆查阅杭州丁氏（丁丙）的“八千卷楼”本，对比之下认为这两抄本缺漏相同。另据近代明史学家吴晗在《谈迁和<国榷>》一文中记述，中华民国时期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同时期还有吴兴嘉业堂刘氏所藏明抄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观古堂叶氏旧抄残本。新中国成立后，张宗祥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业余继续整理《国榷》。^[11][12][13]

1954年，张宗祥得到《国榷》四明卢氏（卢址）“抱经楼”抄本，以及仅有崇祯一朝的十卷残本。他将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抄本进行了对比，并将“抱经楼”本过抄到“衍芬草堂”本上。1955年，张宗祥向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推荐谈迁的《国榷》，但因篇幅较多，未能列入。同年年末，张宗祥合此数本相校，校补成比较完整的《国榷》。由于流传各抄本未分卷，他把全书厘为百卷，前十二篇定为卷首四卷，“弘光”一朝定为最后四卷，全书定为一百零八卷。张宗祥先生的《国榷》抄校本，今藏浙江图书馆。^[11][12][1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吴晗先生倡议下，古籍出版社计划出版《国榷》，并与张宗祥取得联系，遂将校稿交由古籍出版社审定。1956年，《国榷》被列入出版计划。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国榷》，共一百零八卷，分六册，同时收录有历史学家吴晗所作《谈迁和<国榷>》，张宗祥所作《题记》，喻应益所作《喻序》及谈迁所作《自序》《义例》。《国榷》终得以在成稿三百余年后公开出版发行。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于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在出版《国榷》（第1版）时署“古籍出版社”之名，之后重印时署中华书局。^{[11][5][12][10]}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史书，设立十二目，以年、月、日形式载录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明弘光元年五月（公元1645年）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重大史事，尤详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记载，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中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所载篇幅占全书六分之一。《国榷》原稿称百卷，亦有谈迁所作《自序》《义例》及喻应益所作《喻序》。《国榷·自序》中，谈迁中肯地分析了明代史学不振的原因，统治者在史学方面所施限制进行了批评。谈迁去世后，经后世校补标点，分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全书四百三十八万余字。^[8][9]

《国榷》卷首之一，设立大统、天俪、元潢、各藩。“大统”载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始，至南明弘光帝为止，共十八位帝王的传承；“开盛”则为“大统”的补充，溯源朱元璋世系一脉。“天俪”记述了明朝历代皇帝的皇后、妃嫔和后宫事宜；“元潢”记载明朝诸位皇帝的直系后代，包括各皇子、公主等。“各藩”列述明皇室各宗亲及分支，包括各地藩王分封概述。^[22]

《国榷》卷首之二，设立舆属、勋封、恤爵、戚畹wǎn。“舆属”属于历史地理范畴，载录明朝所辖各州府及地区目录。“勋封”与“恤爵”则陈列明朝历代功臣名录、爵位荫封予夺情况。“戚畹”载录皇室外戚。^[23]

《国榷》卷首之三，设立直阁、部院（上）。“直阁”载录自永乐设立内阁以来至弘光政权的所有内阁大臣名录。“部院”分别记北京和南京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的嬗代情况。^[24]

《国榷》卷首之四，设立部院（下）、甲科、朝贡。“甲科”记自洪武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基本情况。“朝贡”记明代边疆少数民族管理机构、属国、朝贡诸国名称等。^[25]

《国榷》所设名目，综述各项制度，其作用类似纪传体史书的“表”或“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年体逐年记载的不足。卷首四卷所列诸表，大致反映出明代历史进程，载录了明代历史重要人物、政治制度和部院机构。^[26]

现行《国榷》全书分六册。第一册载录了元文宗庆天历元年至明成祖永乐二年期间的史事；第二册载录了成祖永乐二年至代宗景泰三年期间的史事；第三册载录了代宗景泰三年至武宗正德二年期间的史事；第四册载录了武宗正德三年至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期间的史事；第五册载录了穆宗隆庆元年至神宗万历四十八年期间的史事；第六册载录了光宗泰昌元年至清顺治二年期间的史事。^[27]

《国榷》以卷首开列全书主要脉络的方法为编年体史书首创，完善并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在体裁上，吸收了纪传体等史书体裁的优点，呈现编年为主、杂糅诸体的特点。“表”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提纲挈领、排比史事、综述，方便读者检阅相关史实的作用。《国榷》对纪传体中“表”的吸收，体现在卷首四卷设立的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名目，作用与纪传体史书的“表”类似。^[15][9]

《国榷》对纪传体中“传”也有所吸收，以列小传形式追述其人过往事迹。多以人物所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时间为切入点(如称帝、征辟、辞官、致仕、辞世等)，先陈述事件内容，然后略述其事迹，将编年和纪传合二为一。其中在人物卒时立传，在《国榷》中所占篇幅较多，如对明初学者宋濂之死的记述，包含了人物行事、历官、死因、墓葬地、著作等；其次以人物授官或致仕时立传，如对洪武朝名臣刘基所记，概述了刘基在遇到朱元璋之前的经历。还有洪武时吏部尚书吴琳、文华殿大学士权谨、湖广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等，《国榷》都在其人授官或致仕时为之立传；再次是以人物称帝时立传，如对陈友谅、朱元璋及以后的明朝皇帝所记，多在其称帝时立传。^[15][9]

《国榷》论赞事项多，内容丰富，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国榷》论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形式上表现为引用均直书人物姓名或者书名，使得读者比较容易了解引用是何人或者何书的史论。内容上包括赞颂明朝兴起，客观地评价明代人物，赞同明代典制并公正地评价其在社会发展中施行状况等。^{[8][13][16][9]}

如关于建文帝之死因，历来史家有两种说法，即“焚死”说及“出亡”说。《国榷》史论则主张“出亡”说，对建文帝被烧死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国榷》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谈迁曰：“上急时欲自杀。翰林编修朝邑程济曰：‘臣逆知有今日也，为今计，莫若出亡。’”“是以知建文实不没也。”其后又引王世贞（主“出亡”说）、冯时可（主“焚死”说）、何乔远（主“焚死”说）连同自己共十六人不尽相同的议论并列于后，使读者参阅各种评论，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8][16][9]

《国榷》史论中，有时是借别人的议论表达自己的态度，有时也抒发自己的意见。如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甲戌条，谈到“赦胡、蓝余党”，谈迁借朱国桢之议论又曰：“功臣自杞公（原注：陈德）外，多坐胡、蓝二党，或即死，或已死得免，然犹有戮其家、夺其袭封者。”又说“（太祖）熟窥情状，先事诛夷，宁过无不及，前后坐者至三万余人。当时已难分别，何况二百年后，得以意悬断乎”，反映出《国榷》编撰继承历代史家的直笔求真精神，既不妄加推测，不乱写也不多写的史家传统。永乐十九年四月庚子，北京一些新宫殿初建即遭火灾，当时翰林侍读李时勉等人认为此工程工程浩大，耗费巨资，谈迁借此议论曰“辛丑言事诸臣多矣，未有如李忠文（李时勉）之剀切者也。营造北京，殚军民之力万万计”，批评明成祖为营建北京而大量耗费民力。^[8][16][9]

天顺元年(1457)正月丁亥，英宗复位后，重臣于谦被杀。谈迁在此处评论曰“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颇有批评于谦之意。此外，《国榷》还对祖大寿有过某些肯定，认为他在辽东与清兵作战中有功劳。在崇祯三年五月乙酉“祖大寿来开平”条中，谈迁曰“故能恢复滦luán、永，不致为唐之安西、北庭，宋之灵夏，则祖大寿辈功不可没也。”他批评袁崇焕“杀岛帅（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但也认为袁崇焕与清军勾结，曰：“此无心胸者为之，崇焕当不其然。”^[8][16][9]

谈迁所编撰《国榷》，以实录为主要依据，正实录之是非，对过去实录中因隐瞒和改窜造成失实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他多方采摭资料，重视还原事实真相。如关于明太祖晚年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则不然，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继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又施行“蓝玉党案”（史称“胡蓝之狱”），被株连论死数万人。《国榷》评述此事时直书“蓝凉公非反也”，提出异议。接着，在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条又直截了当地写道：“会宁侯张温、都督萧用等以党诛。”指明张温、萧用是因为蓝玉案件而被朱元璋杀害。谈迁用正面议论为蓝玉辩冤，指出诛杀功臣是历代王朝普遍的现象。又如记述傅友德因受猜忌被迫自杀事，“太子太师颍yǐng国公傅友德自杀。友德先宿人，后徙砀dàng，……骁勇绝人，累立大功”，详述傅友德因功受到猜忌愤而自尽。谈迁在《国榷》中一再指出朱元璋过于猜忌，晚年存在迫害开国功臣之举，记述了统治者专制的本质。^[8][9][13]

《国榷》直书还反映在对建文一朝的态度上。在《明实录》中，对建文朝史实实行抹杀，将其四年史事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则还其本来面目，恢复了建文年号，把明成祖称为“燕庶人”。同时还将明成祖杀方孝孺的事，照直叙述。在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八月丙寅条，记述明成祖杀御史大夫耿清一事，写道：“齐、黄、方、练之惨，千载下为之魂悸。”直书明朝统治者滥杀无辜的不光彩事实。^[8][9][13]

《国榷》在史实载录上也与清朝人所修的《明史》有所不同。《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的情况全部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国榷》则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如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辛丑条记述“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在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条又述“置兀者卫”，并注解“女直野人”等。谈迁虽持明朝移民立场，但《国榷》对崇祯帝的缺点在书中也并不隐瞒，如书中谈到崇祯之死，就指出“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聪于始，愎于终”，指出崇祯帝好虚名、不注重务实导致亡国的缘由。又如，在记述及明末首辅大臣魏藻德被农民军在北京处决时，谈迁又批评崇祯“先帝好器人于立谈之顷，谀词风涌，重瞳潜移，而尤于通州（指魏藻德）失之”，对他刚愎自用、任用宦官同样据事直书，直至崇祯帝弊政。^[8][9][13]

《国榷》的另一特点是详于考订，即不盲目轻信一些史料。谈迁编撰《国榷》，将实录、私人撰述与亲身访问三者相印证，以澄清官私记载之误，纠正本人旧说之非。如果史料有失实处，书中均予以指明。如对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丁丑清兵入关事件的还原，谈迁经过考证后，认为前人史料记载的清军入关人数有误，属于“皆虚报也，实二万骑入墙子岭”，再据实记述。又如崇祯十七年三月乙卯条，襄城伯李国桢被农民军在北京拷掠致死事件，当时南京地区流传李国桢zhēn在李自成入城时，多有忠明气节之举。谈迁则对此事进行考订，询问各方当事人后记述“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认为传闻有误，李国桢也并非忠烈之士。^[8][9]

谈迁对于史料反复核实，及时改正。如对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后变节的误载。原来他据传闻，曾在《枣林杂俎zǔ·智集》中斥责张春变节，“庚午三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在北京吴伟业处得到了可靠材料，改正误记，在《国榷》中记载张春是“被执不屈而死”，对误传做了澄清。又如《国榷》中崇祯十七年九月庚戌条，对于崇祯太子真伪之事^[注3]进行了考证。谈迁分别采集引证不同内臣的口述，发现各人所述不同，修史者不应轻易作结论，最终认为“太子案”只能存疑。^[8][9][13]

现行《国榷》全书六册，采集广博，举凡政治、军事、制度、民族等方面的记载都尽量囊括。万历以后的七十多年的篇幅占了两册，而天启、崇祯二十多年，则独占一册。《国榷》所载录明末史事多以邸报传闻为据，并且大量引用了当代人的议论。据当代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统计，从卷一至卷三二所引书，有明人著作一百二十多家。另据现代学者刘齐福统计，书中参论事项有一千五百八十处，直接引用他人评论有二百六十六人；著作有十一种，引用《明实录》十六次。其中采用最多为海盐郑晓《吾学篇》《今言》，丰城雷礼《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武进薛应旂qí《宪章录》，徐学模《世庙识余录》，邓元锡《明书》，高岱《鸿猷录》等。《国榷》的史料也多采用时人笔记。如记永乐几次和蒙古的战争，来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录》、《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后北征记》。^[8][13][3]

《国榷》中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史实的叙述也较多，其中大多也是符合事实。如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戊午朔，述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在书中说明李自成这一政策在京师很得民心。之后又记述李自成军“议东援，颇惧”“赏各将百金，各兵十金。吏卒大失望，更赏卒白布四丈，青布八丈，皆市廛chán夺取之”，再次说明农民军政策由受人民拥护走向了它的反面，也近乎事实。另外关于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中也刻画了农民军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如甲申年四月甲子条，写“李自成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令酌放之。而前所毙者可千余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额”，记述了农民军内部对于拷饷的各家立场。^[8][13][3]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公元1620年）明神宗朱翊yì钧死后，谈迁认为其不注重“辽事”（即明末于辽东防御女真入侵之事），导致国家混乱。由于崇祯朝没有实录，且清朝统治者有意隐瞒，《明史》有关建州史迹完全空白，建州史料又以万历以后最为重要。因此《国榷》书中溯本求源，关于建州的记载较多，且从头如实记录，对建州史料细心搜求，冀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谈迁编撰《国榷》，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及其他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等，补编这十七年的历史，使有明一代的历史更加完整，并进一步充实、订正，以留存于后世。《国榷》由于当时并未刊行，因之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删改，因此保存了较多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的史料。^[8][13][3]

《国榷》除去诸多特色之外，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叙事过于简单，文字过于晦涩，等等。历代史家为了叙述求真，写书主张尚简，亦不罗列事实，以免虚费文字。但《国榷》存在文字过于简单现象，对于后人研究历史，较为不便。又如，书中许多地方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与农民军处于对立地位。如崇祯七年七月辛卯述及车箱峡战役时，评价“倘悬险邀击，数万之寇，一鼓可歼”，将农民起义军说为贼寇。再如，同一事件先后说法不一致，如永乐时期设置东厂事为例，书中永乐七年十二月丙寅条，先写“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又写“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实际应是后者正确。^[13][8][3]

《国榷》成书后，当代和后世学人总体评价较高。谈迁好友喻应益评论本书“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开国中兴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权，胪记眉列，赫焉侈矣。洵xún一代之鸿业“”，高度赞扬了其史学价值和谈迁的修史精神；明末清初时期史学家黄宗羲撰《谈君墓表》，评价“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同样对作者及作品予以肯定；清朝学者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传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认为该书的史料丰富；近代明史学者吴晗作为较早对《国榷》进行研究的史学家，他认为“《国榷》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同时期学者郭沫若在《谈迁和国榷》中赞扬“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认为《国榷》所记史事相对翔实。^[8][3][13]

《国榷》公开刊行较晚，相关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较早的研究者有近代明史学者吴晗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谈迁和<国榷>》，对《国榷》的写作背景、过程及谈迁的史学精神、思想进行研究。^[28][29]至二十一世纪，《国榷》相关研究渐至深化。学者罗仲辉在《谈迁及其<国榷>》一文中进行了全面论述，重点分析了谈迁修《国榷》背景和过程和作者“按实”“直书”和“博采”等编撰风格^[7]；学者李烈辉在其《谈迁与档案》一文中，对谈迁撰修《国榷》，搜集实录、邸报、方志等档案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性介绍^[30]；学者赵连稳在《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论述中，对谈迁在北京的搜集资料和学术活动进行了分析^[31]；学者钱茂伟在《谈迁及其<国榷>新探》论述中，对谈迁生平及其《国榷》编撰的背景、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明实录》做了类比^[2]；李南蓉《谈迁散论》^[32]、杨绪敏《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等文继续就其史学精神和思想进行论述。^[33]

在对谈迁及其《国榷》考证方面，有方福仁《<国榷>等书所载崇祯七年农民军史料辨误》^[34]、范沛潍《<国榷>正误二则》^[35]、黄明光《<国榷>，广西史料讹误例》^[36]、杨绪敏和臧其猛《论谈迁<国榷>与史事的考据》^[37]、王川《<国榷>勘误一则兼论“七大恨”真本问题》等文，对相关具体史料、疏漏进行了梳理和考证。^[38]杨永康《谈迁生平、行事考》则对谈迁生卒时间、游历缘由进行了考订。^[19]

在研究视野的拓展方面，有陈欢、陈长征《<国榷>与<明通鉴>之比较》^[39]，将《国榷》与《明通鉴》进行对比研究，分别对二者的编撰背景、目的，体裁的创新点、史论评论、采集野史、秉笔直书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学者郭培贵所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一文，以编年形式和考证方法对明代科举的基本史实进行论述，阐述明代了科举的阶段性特点，并对《国榷》在天启和崇祯两朝中的科举史料进行了梳理和考证。^[40]类似关于《国榷》中科举史料的论述还有刘明鑫《<国榷>科举史料的价值初探》^[41]《<国榷>科举史料的特点及其不足》^[42]《<国榷>科举史料人名考误10则》^[43]等文。学者刘齐福在《谈迁<国榷>论赞研究》论述中，对谈迁在书中所表述的大量史论进行了研究。^[16]于泳、张泓林在《关于谈迁《<国榷>的几点新认识》论述中，在其体裁、历史观、以及与《明实录》的关系三方面进行了研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