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泰陵

清泰陵是清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的陵墓，位于中国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太平峪，是清王朝在山海关内开辟的第二处皇家陵园——清西陵的首陵。^[7][1]清泰陵地宫中共葬三人，包括清世宗雍正帝、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和敦肃皇贵妃年氏。^[8]

清泰陵于雍正八年（1730年）正式兴工营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入葬，共历时八年。陵寝以永宁山为靠山，蜘蛛山为案山，元宝山为朝山，石牌坊、大红门、圣德神功碑亭、隆恩殿等数十座各式建筑沿着靠山、案山、朝山形成中轴直线，其间用一条长约五华里的砖石神道连接。^[2]在泰陵东北三华里还建有埋葬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泰东陵，泰东陵的南面还有埋葬着21位雍正帝妃嫔的泰妃陵。^[9][10]关于泰陵地宫的记载极少，目前从档案可知地宫使用金砖铺墁màn，内陈设有雍正帝香册、香宝一组，孝敬宪皇后香册、香宝一组。^[11]

清泰陵是清西陵诸陵中营建最早、规模最大、建筑最全的陵墓。^[2]其建筑呈现构建精细的特点，隆恩殿、石像生等建筑也均体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对于研究清代帝王陵墓营造史和建筑艺术史均有较大价值。^[12]

清泰陵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崩逝时还没有完工。乾隆帝即位后，特派恒亲王弘晊zhì主持陵墓的后段工程，至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工程告竣。在竣工前的当年二月，东阁大学士尹泰等人遵乾隆帝旨意为雍正帝的陵寝拟定名称，共将“泰”“裕”“瑞”“宁”“长”“兴”六个字呈乾隆帝定夺，“泰”字被选定，由此雍正帝的陵墓被正式定名为“泰陵”。此后，又按建陵定制，由乾隆帝选定“永宁山”一名，将泰陵所在的泰宁山改为永宁山。^[2][11]

“泰”字在满语中读作“额勒和”。泰陵二碑三匾^[注1]上的汉字均为乾隆帝御书，右下角有“乾隆尊亲之宝”的宝文。此外，明孝宗朱祐yòu樘的陵墓名称亦为泰陵。^[2]

自西汉文帝营建霸陵起，中国古代君主几乎都在即位初期就开始营建陵寝，而建陵的第一步就是选定陵址。^[1]

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筹建陵寝，当年九月先命怡亲王允祥^[注2]、文渊阁大学士张廷玉^[注3]会同工部，办理采办“万年吉地”楠木的事宜。次年闰三月十日，雍正帝再命总兵官李楠、钦天监监正明图带领精通风水之术的官员，到清孝陵^[注4]、清景陵^[注5]所在的现清东陵界内，即遵化昌瑞山附近，相度“万年吉地”，并通知专司看护陵寝的马兰峪总兵官特恒协办。^[1][13]

经过实地考察后，允祥等人向雍正帝奏报，孝陵、景陵附近无可营建之处，故雍正帝又命允祥等人到遵化境内的其他地方卜择。当年四月，允祥发现遵化州城东北约四十里的九凤朝阳山为比较理想的地点，于是具折向雍正帝进行了奏报。雍正帝批示可将此地交由钦天监备记档案并派地方官进行巡查。后九凤朝阳山被正式确定为“万年吉地”，并开始了采办木植、砖块等建陵材料等事项，其间雍正帝还多次谕令各地官员在筹建陵寝时注意不许“扰累民间”。^[1]

约在雍正七年（1729年）下半年，九凤朝阳山的建陵工程正式开始，但兴建过程中发现穴位中的土质里含沙石，因地宫穴位对于土的要求极高，务须土质纯洁、颜色纯正，穴位土质含沙石是建陵大忌，故雍正帝又命精通风水的大臣对选定的地点再次详细勘察，又发现了该地“规模虽大但形局未全”的缺陷，于是雍正帝决定废弃该地点，另择他地。雍正帝此次将选择范围扩大，甚至派大臣至东北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勘察，连同京畿jī附近，最终选出了11处备选地点，后又从备选地点中选中了“上吉之壤”——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1][13]

然而，雍正帝考虑到另辟陵区有违子随父葬的传统葬俗，也担心远离祖陵不符合帝王陵寝的规制典仪，故谕令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大臣们从史籍中找到了另辟陵区的实例，于是雍正帝正式决定将泰宁山下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1][14]并在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至九月期间先后表彰了在选择陵寝地点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怡亲王允祥和福建总督高其倬等人。^[1]

雍正八年（1730年）四月至五月期间，雍正帝先后颁布了几道谕旨，命大臣英德、常明、保德等人负责在太平峪的工程事务及营建用的钱、粮管理工作，同时雍正帝对陵园范围内的民居、坟墓、庙宇、杂树的迁移工作也进行了安排。最终在陵区划定的范围内，共迁走了19个村庄，拆除了民间瓦房73间、石板房14间、草房1336间、草棚461间，搬迁山厂200处，砍伐树木6154棵，圈占各类地亩84顷13亩5分7厘5毫8丝。^[1]

在雍正八年（1730年）四月二十日，雍正帝在批阅户部奏请太平峪陵区范围内拔换田、房，迁移寺庙等事宜时曾提到：“风水地内所有民间田亩按其升粮科则，照应得之价，加倍赏给”，“至所有坟墓，悉照地之大小，从厚赏给地价，俟卜有平稳之地，再令迁移”等要求，同时提到务必做到使当地人民“从容宽裕，各沾实惠”，且上述各项支出一律从皇帝的内库中支提。^[15]

在完成对前置事项的安排后，太平峪的“万年吉地”工程于同年八月十九日正式破土兴工。^[1]为保证施工过程，清廷设置了泰宁协机构，其中设副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等官吏，另有额设马步兵六百名，负责巡查建造范围内外、看守物料、稽查匪类、弹压地方等事务，同时还兼管涞水水东村的怡亲王允祥园寝。^[16]据清宫档案记载，营建泰陵共使用了各类木料9916根、琉璃瓦料392,902件、临清砖1,577,070块、金砖近7000块。^[17]其他石料、绳麻、颜料、平铁、桅杆架木、工费等，经清代皇陵专家徐广源的考证，因档案缺失，暂无详细数字。^[1]

太平峪的陵寝工程从雍正八年（1730年）正式开工，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崩逝时，还没有完工。乾隆帝即位后，特派恒亲王弘晊主持泰陵的后段工程，并命令加紧施工，至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六日，太平峪的陵寝工程告竣，恒亲王弘晊、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工部尚书查克丹等承修大臣联名具折，向乾隆帝进行了奏报。^[1]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二日辰时，雍正帝梓宫入葬泰陵地宫，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敦肃皇贵妃年氏的金棺也随同入葬。^[2][18]

清泰陵的营建工程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相度陵址算起，到乾隆元年（1736年）共历时十年之久。整个工程共消耗银两240万两有奇。^[17]据学者徐广源的估算，如加上之前在遵化九凤朝阳山工程的消耗，总费用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同时，泰陵的营建完成，也标示着清代皇陵从此开启了东陵、西陵两大陵园、后世皇帝分建两地的局面。^[1]

另外，根据清代惯例，皇帝陵寝完工后需要建立圣德神功碑亭，即神道碑亭。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八日，即雍正帝梓宫入葬地宫的几天之后，乾隆帝发布了建造泰陵圣德神功碑的谕旨。当年九月初七日，清泰陵的圣德神功碑立碑，碑文内容由清代古文大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代拟，并由原户部尚书徐元梦译为满文，汉字碑文由善于书法的和硕果亲王允礼书写。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初二日，圣德神功碑亭的建设完成，同年十月十二日午时，在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工部尚书韩光基等的监督下，满、汉碑文开始篆刻，并于当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至此，清泰陵圣德神功碑亭的工程亦最终告竣。^[2]在此后，泰陵又补建了之前规划中没有的石像生，但补建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发现文字记载，据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专家王其亨考证，应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11]

清泰陵所在的河北省易县位于保定市西北部，太行山北端东麓，距北京市120公里，天津市160公里，保定市60公里。易县地处太行山区向华北平原过渡倾斜的地带，十分之七为山地，平均海拔324米，地势由西向东下降明显，山体多为侵蚀、剥蚀、岩溶地貌。该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春秋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严寒少雪，四季分明。^[6]

清泰陵所在的河北省易县太平峪，西有云蒙山，北有永宁山，东有丘陵地，南有易水河，在清代人看来是“乾坤俊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13]作为清西陵的首陵，清泰陵所在的整个陵区的西边是太行山的东麓，北边还有白玉山屏立于陵寝之后，南面有九龙山，东面有金龙峪。在泰陵尚未竣工之时，太平峪的“风水”围墙就修了四十多里，陵区周围则有一百五十二里。^[19]其所在位置和之前营建的清东陵区中的孝陵、景陵一样，被清皇室视为“万年龙虎抱，日夜鬼神朝”的圣洁禁地与“地臻全美”的灵秀之区。《清朝文献通考》中曾载：“（泰陵周边）山势自太行来，巍峨耸拔，脉秀力丰”，并称其为“信天设之吉地也”。^[20]

清泰陵作为清西陵的首陵，坐北朝南，以永宁山为靠山，蜘蛛山为案山，元宝山为朝山，占据了清西陵陵区中最为尊贵的位置。^[2]泰陵的修建基本遵循了清孝陵的规制，五孔桥、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七孔桥、石像生、龙凤门、隆恩门、东西配殿、隆恩殿、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等76座建筑建在长达2500米长的神道上，占地近127亩。^[2][3][4]

泰陵的地面建筑使用了两个方向，从宝顶到案山蜘蛛山偏向东南，从蜘蛛山到朝山元宝山则偏向西南。泰陵也是清西陵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全的陵寝。^[2]另外，在泰陵东北500米处的杨树沟还建有葬入雍正帝21位妃嫔的泰妃园寝，东北三华里处还建有孝圣宪皇后的泰东陵。^[3]

清泰陵的建筑布局取法于清孝陵，又承袭清景陵的制度。其中，石牌坊、大红门等建筑式样明显源于孝陵的图纸，而宝顶、神道碑等则取法于景陵。此外，泰陵在建筑细节中还有一些创新处理，如大、小碑亭增饰了青白石券脸等，是孝陵和景陵所没有的。^[3]

清泰陵石牌坊位于陵寝南端，是进入陵区的标志。石牌坊共三座，一座面南，两座东西相向。这三座石牌坊，无论在建筑大小还是建筑样式上均无二致。每座石牌坊均为五间、六柱、十一楼的形式，用青花石建成，高12.75米，面阔31.85米，采用木结构的雕刻和构造方法，顶部雕有大脊、兽吻、瓦垄、勾滴、斗拱、额枋，并施以不同颜色的彩画。其六根大型夹杆石上分别雕有腾龙、祥凤、瑞麒麟等吉祥图案。^[9][3]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发现正面石牌坊东次间最下的石额枋出现“裂缝寸许”，于是用横木和立木进行了支撑，至今仍有木头支撑。^[11]

清孝陵仅有一座石牌坊，但泰陵却更改了此形制，且陵前设置三座石牌坊的情况并不多见，包括明十三陵在内，均只有一座石牌坊。清代帝陵专家李寅认为，泰陵的这种做法可能与风水有关。^[3]而徐广源在一部私人著述《盗陵案》中发现了泰陵石牌坊是“蒙古各部集资恭建”的说法，提出可作为一说，有待后续考证。^[11]

清泰陵的大红门为黄琉璃瓦庑殿顶，顶矮、宽，檐角长，出檐平远。整体为红墙、白腰线石结构，有三个券洞门。三门之间的墙面稍窄于旁门与房角之间的墙面，门角、墙角均有白色角柱石。门下有青花石门槛，门上有金钉，门前、后砌石平台面。^[9]

大红门前的砖面铺方砖，方砖为长方形砖的两倍，使之减少缝线，显得明洁。砖面与大红门的红、黄、白色相映衬，使大红门整体显得华丽、庄严。大红门前的砖面上，左、右立两个青花石雕刻的须弥座上蹲麟麟，兽色较白，座色较黑，其形姿威猛，呈现张口吼叫的状态。大红门与红墙门之间，左、右竖立两通下马碑，为汉白玉碑身，碑顶平齐，中刻满、汉文“官员人等到此下马”，面向东、西二方，汉文为篆体。^[9]

距离大红门约二百余米可至神道碑亭，又称圣德神功碑亭、大碑亭。^[12]泰陵的神道碑亭是清朝在山海关内建的第三座神道碑亭，其形制与景陵的相同，但券门洞上增加了青白石券脸石，水盘四角也比景陵增加了四水族，即鱼、龟、虾、蟹。^[2]亭呈方形，高三十米，重檐歇山顶、黄琉璃瓦铺盖，红墙，四面各有一个洞券门，下方有石须弥座墙基，建于砖石砌筑的台座上。碑亭台座四周有方形的大面积砖墁地面。^[9]

泰陵神道碑亭内有两个东、西并挨的赑屃石碑，碑顶的正面是两条交结的蟠龙，头各向下，侧面则雕有多个小龙头，中间有凹刻篆额“大清泰陵圣德神功碑”九字，共三行，每行三字。碑身镌刻楷书碑文，东碑为满文，西碑为汉文。^[9]碑文按制应由嗣皇帝撰写，此碑文汉文由方苞代拟，乾隆帝进行改写，汉文共4411字，落款为“孝子嗣皇帝弘历”，满文版由徐元梦负责翻译。碑文中内容多为对雍正帝的溢美之词，但亦为研究雍正时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2]

在清泰陵建设初期，雍正帝曾以“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为由谕令不必建设石像生，后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帝初登基之时，曾有大臣建议在泰陵中补建石像生，当年负责相度陵址的福建总督高其倬和户部员外郎洪文澜等说明当时未建石像生实际是因“风水攸yōu关”，虽然乾隆帝对此理由并不认可，但经由当时的总理事务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以及和亲王弘昼、洪文澜等再次赴实地相度，查明确实涉及风水原因，且与泰陵案山蜘蛛山的山势有关，乾隆帝也只能放弃重建计划。然而，泰陵在此后补建了石像生，但补建过程至今不见于文字记录。据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专家王其亨考证，泰陵石像生应补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11]

泰陵石像生共五对，分别为马一对、象一对、狮一对、文臣一对、武臣一对。^[3]经实际测量，泰陵石像生只有135米，且造成了石像生与龙凤门的脱节。对此，王其亨指出，乾隆皇帝囿yòu于礼制和孝道的考虑，置风水、地形于不顾，强行建制了五对石像生拱列蜘蛛山南，对于整个陵寝的建筑布局组织并无益处，甚至“形同蛇足”。^[11][21]

隆恩殿是供奉帝后神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整个陵寝的中心建筑，也是帝陵地面建筑的最主要殿宇。^[22][23]清泰陵隆恩殿为石须弥座基大殿，重檐歇山顶，黄琉璃瓦铺盖，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其中的四根明柱沥粉贴金包裹饰蟠龙流云纹。殿中正面的大屏壁上部装修为类似阁门楼窗的立方格，涂朱描金，下部为三个暖阁，其一供奉佛像，其二供奉皇帝和皇后的牌位。暖阁前板房两个龙饰暖椅，前设一个大龙凤案，用于摆放供物。西侧又设一小型龙饰软椅和一个龙凤案，是为同葬于泰陵地宫中的敦肃皇贵妃年氏所设。原暖阁中还挂有帐幔，殿中放置香亭，上空挂有灯笼等陈设，今已缺线。^[12]

隆恩殿南有隆恩门，门以南东、西两边各建有朝房五间和班房三间。东朝房为茶膳房，西朝房为饽饽果品房，班房则为八旗守护员弁值班的房舍。隆恩门内、隆恩殿南侧则有东、西两配殿，东配殿是放置祝板^[注6]的地方，西配殿是喇嘛念经的地方，均为单檐歇山顶。两配殿南侧各有焚帛炉一座，是烧祭文、金银锞和五彩纸帛的琉璃炉。它 们与隆恩殿相配合，形成了用于祭奠的完整院落结构。^[12]

绕过隆恩殿向北进入第二重院落需要通过二柱门。二柱门是一座二石柱夹二石额枋、花板、门扉、层叠的斗拱和两洒水式黄琉璃瓦顶的建筑。^[12]清代皇陵模仿明十三陵的规制，在山海关外的福陵、昭陵，以及关内的孝陵、景陵都设置了二柱门，但据清宫档案《工科题本》中记载的信息，泰陵的最初设计中不含二柱门。根据学者徐广源的考证，泰陵在施工期间，经某位大臣的奏请，补建了二柱门。^[11]

过二柱门约二十米，有青石做成的“五供台”一座，一般被称为“石五供”，是一个雕刻仰伏宝装莲瓣、“佛八宝” “暗八仙”等及卷草花的巨型须弥座台，上面有一个鼎形的石香炉、两个石花瓶、两个石烛台。^[12]

从形制上看，石烛台较大，石瓶次之，石烛台最小。从装饰上看，石烛台、石瓶均为素面，仅底部刻有如意云头。石香炉腹部素面，双耳和鼎口部分有阴线回纹，项部作乳钉，三足炉腿作兽口衔腿状，炉口上部石柱呈圆柱状，上作满雕，正中龙头面部朝下，表情威严，周围环绕以云纹，下作山水海崖纹。^[24]

另外，石香炉腿部有狻猊头，加上上部石柱的龙纹，显示出清代帝王九五至尊、真龙天子的尊贵身份，还有祥瑞吉祥之意。须弥座上枋则有缠枝宝相花纹，花瓣样式为八角花瓣形，内部嵌有方形花蕊，周围围绕茎叶。须弥座下枋的装饰种类繁多，包括吉祥八宝、佛八宝、暗八仙、八卦盘等，均为象征吉祥寓意的装饰。^[12][23][24]

五供台北面是方城明楼。^[12]方城明楼是埋葬棺椁guǒ的宝顶前的重要建筑，方城平面作方形，明楼位于方城顶部。^[25]泰陵的明楼是一座重檐歇山顶、方形、每面有一个券顶门的小楼，楼内有墓碑一通，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世宗皇帝之陵”六字。壁、顶之间有一段空当。明楼使用平棊qí顶，平棊板沥粉贴金绘出水莲花。在明楼可以眺望宫墙之外，从明楼有马道，即城墙道，可以通往宝城，宝城上面即是宝顶。^[12]

由隆恩门连接的两洒水式黄琉璃瓦顶红墙，便是包围着享殿、宝顶、地宫等的宫墙。宝顶使用沙、石灰、粘土筑建成的坟丘，植柏树。南面呈平缓的方坡形，树较疏矮，北部呈陡峻的峦丘形，树较高密。宝顶之下是地宫，即雍正 帝及孝圣宪皇后、敦肃皇贵妃的棺椁所在地。宝顶四周是宝城，圆形，有女墙。^[12]

关于泰陵地宫的档案记载极少，经学者徐广源的多次查证，只找到了时任山东巡抚的法敏所奏的一道题本，涉及了泰陵地宫的地面墁砖，其中提及原设计为青白石铺墁，后经武英殿大学士马尔赛等人奏请，各券地面改用金砖铺墁，金砖下再用临清砖平墁五层，共用二尺金砖500块、临清砖12519块。另外，泰陵地宫内陈设雍正帝香册、香宝一组，孝敬宪皇后香册、香宝一组。孝敬宪皇后从前的原上册宝已于祖奠致祭日焚化。关于泰陵地宫，目前也尚未发现经文佛像雕刻的记载，也未发现设置龙须沟。^[11]

早在雍正帝刚刚崩逝的一个月之后，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底，乾隆帝即效法雍正帝在康熙帝死后派遣宗室成员和大臣前往守护景陵的做法，派出了皇叔允祎等皇室成员，以及尚书魏廷珍等大批官员去河北易县看守泰陵。因泰陵为清西陵的首陵，其守护大臣府第的营建亦晚于清东陵，故西陵没有建王府，只建了东府和西府，位于今华北村西陵中学所在地。^[16]

西陵守护大臣的办事衙门即西陵承办事务衙门，原称“泰陵承办事务衙门”。为了加强对泰陵的保护，经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奏请，做了一系列安排部署，包括在前往易县的必经之路上增设守备、把总等官员和士兵，并在路上添建驿站、增添夫马车辆等。此后再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经礼部等衙门题准，又设立了泰陵内务府、奉祀礼部、工部、兵部各管理机构，其中机构官员设置情况如下：^[16]

部门官员掌管印信^[16]内务府内务府总管一员、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内管领一员、副内管领一员、膳房总领二员、茶房总领一员、笔帖式二员“泰陵修造关防”一颗奉祀礼部郎中一员、员外郎二员、读祝官二员、赞礼郎四员、笔帖式四员“泰陵奉祀礼部关防”一颗工部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笔帖式二员“泰陵管理修造事物关防”一颗兵部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笔帖式二员、每旗防御二员、八旗披甲人八十名。每旗拴马一匹、总管亲随披甲人一名“泰陵看守山河关防”一颗

除管理机构外，其他各项吏役、夫匠、庄头、园头人等应发钱粮、拨给园地、缎布、祭祀所用祭品、祭器、牛羊、官员房屋等各项支出均按照清东陵各陵墓规制办理。同时，规定易县驻防员役需用米、石按照蓟州、遵化、丰润三州县供应之例，于天津截漕，由百合沟转运。^[16]

针对保卫工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采纳了李卫的建议，仿照东陵绿营改协为镇的做法，将泰陵的泰宁协改为泰宁镇，并添设了中军游击一员、千总二员等官员及马步军四百名。当年十二月，又以副都统公元为泰宁镇第一任总兵官。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李卫再次奏请在泰宁镇加设官弁兵丁一千名，并千总一员、把总一员、步兵一百名，乾隆帝奏准。^[16]

泰陵为清西陵的首陵，在泰陵之后，又有嘉庆帝的昌陵、道光帝的慕陵、光绪帝的崇陵三座皇帝陵修建，此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三座皇后陵，以及妃园寝三座、王爷园寝三座、皇子园寝一座、公主园寝一座，共计14座陵墓。此外，陵区西侧为太行山东麓，又有云蒙山层峦叠嶂，西面拒马河、南面易水河，以及陵区内部的苍松古柏皆为自然美景。清代皇陵专家徐广源评价，西陵称得上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将建筑的人文美与山川形胜的自然美高度有机结合的杰出典范”。^[20]为加强对泰陵所在的清西陵的保护，1961年，清西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2000年11月30日，清西陵和清东陵、明显陵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年初，清西陵又被评为4A级景区。^[20]202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公告，将河北省保定市清西陵景区确定为5A级景区。^[5]

目前，以泰陵为首陵的清西陵，正以“一环两区三园”的结构及规划功能分区布局，其中“一环”为新老112国道和环陵路形成的旅游环线；“两区”为东、西入口服务区；“三园”为雍正帝泰陵和嘉庆帝昌陵、道光帝慕陵、光绪帝崇陵以及皇家寺庙永福寺三个历史文化主题园。^[27][28]

清世祖顺治帝的孝陵、清圣祖康熙帝的景陵均位于遵化昌瑞山下。按照常理和惯例，根据父、祖陵墓的位置，清世宗雍正帝的陵墓也应建于昌瑞山下，位于孝陵、景陵的附近。然而，雍正帝的泰陵最终建在了距离昌瑞山600里远的易县泰宁山下，从而形成了清东陵、清西陵两个清代皇家陵园的格局。^[20]

对于雍正帝在他处另建陵寝的原因，主要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泰陵兴建时，昌瑞山附近已无“风水宝地”；二是“怕报复”说，因民间和野史中都有雍正帝篡改皇父的传位遗诏而登上皇位的说法，故有雍正帝自知理亏，觉得九泉之下无颜面对皇父，才在别处另建陵寝的推论；三是说雍正帝因雄心勃勃、不肯屈居人下，才希望另辟陵区，让自己的陵墓成为该区域规制最为齐全的首陵。对于上述几种说法，有多位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分析。^[20][29][30]

学者徐广源认为，第一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雍正帝的泰陵建成后，在昌瑞山一带又先后建立了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慈安皇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慈禧皇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以及四座妃园寝，这些陵墓的兴建之地也是由精通风水的官员精心挑选、当时的皇帝钦准的，可见孝陵、景陵附近是有清廷认可的“风水宝地”的。^[20]

而对于“怕报复”说，俞进化、徐广源等学者均不支持，俞进化提出这只是后人的一种传说，并无实据。徐广源则认为这种说法是“天方夜谭，近似神话”，并提出雍正帝在位期间曾前后八次到景陵，且每次都居住在景陵附近，不可能因为“怕报复”而不敢在景陵附近修建陵寝。^[20][29]但清史学者、清东陵博物馆副馆长李寅认为，雍正帝虽未弑父，但是继位存在问题，应为趁康熙帝猝死之际，通过九门提督隆科多等人占据先机而得到的皇位继承资格，故雍正帝有可能有回避康熙帝的念头，从而另辟陵寝。^[30]

对于雍正帝希望陵墓规制齐全的说法，学者徐广源认为不妥，首先是源于没有实际记载依据，另外他也提出雍正帝一开始未在泰陵规划建设石像生的论点，认为这可以证明雍正帝本来就不想将自己的陵寝建得规模宏大、气派威风。^[20]

针对雍正帝另辟西陵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雍正帝对于风水的要求较高，希望找到近乎十全十美的墓葬地点。徐广源认为，雍正帝对“万年吉地”的标准要求过高、过严，以至于条件苛刻，毫不迁就，并举出了雍正帝的谕旨^[注7]作为佐证。^[20]李寅也持相似观点，他提出清东陵内确实还有“风水宝地”，但这种好“风水”是相对而言的，除了首陵孝陵外，其他地方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弊端，包括康熙帝的景陵，也有堂局弥散、地势低洼等问题，故东陵附近的地点可能难以满足雍正帝“尽善尽美”的要求。^[30]

除上述原因外，学者俞进化还提出，雍正帝另辟陵寝也有想让嗣皇帝追随他葬入西陵的用意，但乾隆帝却违背了父意，另在东陵建造了自己的裕陵，而乾隆帝的儿子嘉庆帝则葬在了西陵，从此才形成了父子分葬的“兆葬之制”。^[29]

清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为清朝第五位皇帝、清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的第四子^[注8]，生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18][32]胤禛早年师从张英、徐元梦、顾八代等人，多次随父出巡或围猎，并参与了政务活动，为后来执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胤yìn禛zhēn被封为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康熙帝执政后期，胤禛一方面与众兄弟维持友好关系，一方面暗中积蓄力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1722年12月），康熙帝驾崩于京西畅春园，胤禛在当月二十日于太和殿登基。胤禛在位时期，采用高压手段打击政敌，并大力进行改革，在政治上通过整顿吏治、创办军机处、建立密折制度等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推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大力垦荒、解除海禁，发展经济生产；军事上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文化上则注重地方志书的编写，加强对档案的管理和保护，但也大兴文字狱，同时使用宣扬祥瑞的手段教育臣僚。^[3][18][33]

后世学者对雍正帝的评价多一分为二，如近代清史学家孟森认为雍正帝“英明勤奋”“勤政”无人能及，但也认为他在夺嫡继统时，以及对待“有意居功要挟之人”时有些“刻深惨毒”。^[34]而旅日清史专家杨启樵则认为，“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35]

学者徐广源提出，雍正帝对清朝陵寝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陵墓泰陵成为了清西陵的首陵，为清代皇陵开辟了新的陵区；二是雍正帝在位期间为孝庄文皇后建造了昭西陵；三是在建造皇父的景陵时首创了功德碑立双碑之制，此后各陵沿袭，成为制度；四是开创了皇帝陵内袱葬皇贵妃的先例，将皇父的敬敏皇贵妃^[注9]葬入了景陵地宫；五是首创皇帝亲写陵寝碑匾并钤qián盖宝文的制度，景陵的朱砂碑、神道碑以及明楼、隆恩殿、隆恩门上的斗匾，共二碑三匾上的汉字均由雍正帝御书并钤盖“雍正尊亲之宝”，此后成为定制（仅同治帝的惠陵除外）；六是专设陵寝守护大臣，雍正帝在他的兄弟辈中选择一人、子侄辈中选二人，赐予爵位，代他看守景陵，这也是清代帝陵派驻守护大臣的滥觞；第七为设置陵寝总兵官，雍正帝为了加强对皇陵的保护，把护陵的副将升为总兵官，此制一直沿用到清亡。^[18]

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约1681年—1731年10月29日），为内大臣管步军统领事、赠承恩公费扬古之女，为胤禛在潜邸时的嫡福晋，雍正元年（1723年）被立为皇后。乌拉那拉氏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被康熙帝指婚给胤禛为嫡福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生下胤禛的长子弘晖。雍正帝登基后，乌拉那拉氏担起了主持后宫的重任，^[18]雍正帝评价她“正位而小心益至，居身节俭，待下宽仁，慈惠播于宫闱，柔顺发于诚悃kǔn”。^[36]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皇后乌拉那拉氏卧病在床，到月底病情转重，移居畅春园，大病初愈的雍正帝还特地前往看望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当月二十九日，皇后乌拉那拉氏病逝，雍正帝想立刻返回畅春园亲视小殓、大殓，众臣见雍正帝体力难以支撑，苦苦劝阻才作罢。自当月三十日起，雍正帝辍朝五日，成服缟gǎo素。^[18]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孝敬宪皇后梓宫奉移易县泰陵，敦肃皇贵妃金棺随同奉移，乾隆帝沿途护送。当年三月，孝敬宪皇后梓宫随雍正帝梓宫入葬泰陵地宫，位于雍正帝梓宫的左（东）旁。孝敬宪皇后经乾隆帝、嘉庆帝累加谥为“孝敬表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yì圣宪皇后”，简称孝敬宪皇后或孝敬皇后。^[18]

敦肃皇贵妃年氏（？—1725年），为湖广巡抚年遐龄之女，广东巡抚年希尧、川陕总督年羹尧之妹，为胤禛在潜邸时的侧福晋，雍正元年（1723年）被封为贵妃。年氏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期间共生育一女三子，即皇四女、皇七子福宜、皇八子福惠、皇九子福沛。^[18]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获罪时，年氏没有受到株连，反而得到了祔fù葬泰陵的殊荣，但年羹尧也未因年氏受雍正帝重视而被宽恕。年氏于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时已病危，当月十五日，雍正帝特意向礼部发出谕旨，宣布晋升贵妃年氏为皇贵妃，且“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当月二十二日，刚刚晋封为皇贵妃的年氏，还未及行册封礼便离世。也正在当月，年羹尧回京受审，在皇贵妃年氏死后的19天，即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726年1月13日）被赐自尽。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敦肃皇贵妃年氏金棺随孝敬宪皇后梓宫奉移泰陵，并于次月初二日葬入泰陵地宫，位于雍正帝梓宫右（西）侧，比左（东）侧的皇后梓宫稍靠后些，以示尊卑有别。^[18]

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初四日，雍正帝降旨称要将“当年太皇太后赐朕数珠一盘”“圣祖阿玛赐朕的数珠一盘”“小匣内玻璃鼻烟壶一件”在他“万万年后”安放于梓宫内。其中，玻璃鼻烟壶是怡亲王允祥的遗物，这三件随葬品来自雍正帝敬重的孝庄文皇后、皇父康熙帝和十三弟允祥。当月，雍正帝又数次降旨安排随葬品，包括“黄地珐琅杯盘一份”、《日课经忏》一部、古钱一个。^[18]

然而，其他关于泰陵地宫内的随葬品，目前还未发现明确的记载信息。^[18][37]

中国古代曾有一则民间传闻，说雍正帝是武林高手，在一次祭祀活动中亲手杀了偷袭自己的刺客，并下令捕杀了一个对自己生命有威胁的大和尚，和尚死前留下遗言“我虽死，但雍正也难免一死”，后雍正帝死于侠女吕四娘的刺杀，故有传言称，泰陵地宫里的雍正帝尸体是没有头的，有一颗金头代替原本的头颅。但因雍正帝地宫目前尚未打开，此类说法仅为无实际根据的传闻。^[37]

清东陵看守警卫徐鑫，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查阅清宫档案并进行实地调查，编写并出版了多本个人研究笔记。其中，2011年出版的《雍正帝陵历史之谜 图文珍藏版》和2018年出版的《守墓笔记 雍正帝陵卷》为作者对清泰陵的观察和研究，其中涉及了对于雍正帝死因、继位经过、施政举措、泰陵、泰东陵、泰陵妃园寝相关记载资料的分析和研究观点。^[38][39]

中国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于2015年3月30日播出了“揭秘清代帝陵”系列的第六期《追求完美的泰陵》。主讲人为时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的李寅，内容涉及了李寅对于雍正帝另辟清西陵原因的分析，以及泰陵的营建过程、雍正帝的死因等问题的观点。^[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