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

朱祐yòu樘[chēng]（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母孝穆纪太后，明朝第九位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1]

成化十一年（1475年）立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逝世，太子朱祐樘即位，次年改元弘治。朱祐樘即位后，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改革弊政，罢逐了朝中奸佞之臣、重用贤士，为于谦建祠平冤。朱祐樘宽厚仁慈，爱戴百姓，饥荒时赈灾，免除杂役，税粮。朱祐樘躬行节俭，禁止内府加派皇上御用物料，减少供御物品。朱祐樘为解决财政危机，下诏减省光禄寺费用，屡次明令禁宗室、勋戚侵占民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2][3][4]朱祐樘重视司法，曾组织编纂《大明会典》，修订《问刑条例》。^[5]明朝出现了“弘治中兴”，朱祐樘本人也被称为“中兴之令主”。弘治七年（1494年），朱祐樘宠幸宦官李广，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毓yù秀亭建成，小公主夭折，太后严责孝宗宠信李广，李广得知后畏罪自杀。朱祐樘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臣。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朱祐樘死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六岁，葬于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1][6]此外，朱祐樘有诗集五卷，今多散佚。^[7]

历史学家张廷玉对朱祐樘评价颇高，说他独能谦逊，节俭有度，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于保国泰平，持民盈之道，使朝政太平、安定有序，民物康富。^[1]作为守成之君，朱祐樘在“法祖”的旗帜下，对祖制有完善与创新，革除前朝诸项弊政，全面推行新政。在他的带领下，弘治君臣较好地处理了各种政治问题，营造了“中兴”的局面。因此，将其称颂为贤君，比于汉文帝、宋仁宗^[8]。

朱祐樘的生母淑妃纪氏，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日生子于西宫。当时，万贵妃得宠于明宪宗，宫中敢怒不敢说。悼恭太子死后，明宪宗才知道朱祐樘一事，在周太后宫中抚养朱祐樘。^[9]成化十一年(1475)，命令礼部取名，大学士商辂[lù]等因此请求设立太子。当年六月，淑妃暴死，朱祐樘年刚六岁，但哀丧同成年人一样。十一月，立朱祐樘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明宪宗死。九月六日，朱祐樘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次年改元弘治，即明孝宗。^[1]

朱祐樘即位便斥退各因巧言侥幸受宠的宦官，淘汰传令官等，朝廷风气渐渐正。朱祐樘勤于政事，重开了午朝，命儒臣每天经筵侍讲。他提倡直言进谏并且经常命群臣修身反省，陈述军民利弊得失，求直言，并令讲官进讲直言勿讳。朱祐樘严于律己，注意节俭，减免供用物料，节省各种费用，多次减免灾区粮赋。朱祐樘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弘治年间，有平民缪[móu]恭伏阙上书，请求恢复建文帝的名号，让其后裔奉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朱祐樘获悉后，并未加罪。在朱祐樘的治理下，明朝出现了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1][10][6]

羽奴思统治国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弘治元年(1488)，朱祐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当年，土鲁番杀忠顺王罕慎，再次占据哈密。琉球、占城、撒马儿罕、乌斯藏入朝进贡。弘治六年(1493）四月五日，土鲁番速檀阿黑麻袭击并擒获陕巴，占据哈密。十五日，侍郎张海、都督同知缑gōu谦经略哈密。弘治十年（1497年），明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朱祐樘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1]

朱祐樘即位驱逐佞臣，但也时有偏袒宠信宦官之举，致使太监们仗势擅权，干预政事。^[11]太监李兴因督修卢沟桥而受到孝宗的宠信。李兴祸乱朝政，广施淫威，收受贿赂。^[12]太监李广因为能作符录法术和祈祷祭祀蛊惑孝宗，假借诏旨授予自已传奉官。李广因收受贿赂，擅自夺占民田，垄断贩盐之利等被朝臣奏章弹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弘治十一年，清宁宫发生火灾，占卜的人说李广建毓秀事犯了岁忌，太后严责孝宗宠信李广，李广得知后畏罪自杀。^[13]后来在李广家里搜到了受贿的账本，孝宗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14]朱祐樘下令群臣都要修身反省，进直言，禁止内外奢侈超过规定，因清宁宫火灾赦免天下，重新远离奸佞之臣重用大学士刘健等贤臣。^[1]

朱祐樘即位三年未有子嗣，于是，弘治三年（1490）下令在内庭建祈圣嗣醮[jiào]，以祈求子嗣诞生，对此礼部给事中韩鼎上疏请求孝宗广纳嫔妃，远离斋醮方术，然孝宗以自有分寸、决不为斋醮所惑为由，拒绝韩鼎请求。^[15]同年九月，韩鼎再次上疏，请孝宗选良家女为妃嫔以充六宫，孝宗依旧不为所动。^[16]朱祐樘终其一生，只有一位皇后。张玄庆天师为孝宗和张皇后举行的盛大的祈嗣科仪结束后不久，张皇后就身怀六甲了，到了弘治四年（1491），皇太子生，孝宗非常高兴。^[17]之后，孝宗对于道教崇尚程度逐年上升，广建斋醮，^[18]朝臣请求皇上实行节俭，减免奖赏，推崇正道，^[19]朱祐樘不听，到弘治十五（1502）年，朱祐樘更是在武当山玉虚宫修建“吉祥好事”斋醮，长达四十九昼夜。弘治十七年（1504），朱祐樘命道士崔志端为尚书，朱祐樘沉迷佛道之术不利于朝政。^[20]

弘治十八年(1505)四月二十九日，孝宗身体不舒服。五月六日，病危，召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接受照管皇室的命令。七日，死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六岁。六月七日，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泰陵。^[1]

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21]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22]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23]

成化时,宪宗溺于女色，耽于逸乐,荒嬉怠政,乃是一个昏庸之君。在其执政的二十余年中，按幸竞进，奄宦当道，方士妖僧充斥于朝，而忠直之士， 则纷遭贬滴。朱祐樘即位后，拨乱反正，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除掉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封号，处死曾经妖僧继晓。朱祐樘更新朝政，斥退各因巧言侥幸受宠的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同伙，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淘汰传令官，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kuǎi钢等一千多人，大多都是判罪戍边或者斥退，并未大开杀戒。^[1][24]

宦官干政，是成化朝的一大弊政。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即位后，采取了种种限制、打击宦官的措施，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1]

朱祐樘勤政任贤，每天早朝必到，从未缺席，还重开了午朝，就算没去上朝也会向群臣说明原因。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他还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以掌握官员动态，不受欺骗。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在任用官员上朱祐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注重政绩和能力。新任官员纷纷想建立功绩来自我表现，成化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有所改善。朱祐樘不失为一代英主，他知人善任，以网罗奇士，招纳贤才为急务。这对于革新政治，弼成“弘治中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25][24]

朱祐樘优礼大臣，善于纳谏，君臣关系亲密，信用阁部，将内阁地位提高于六部之上。朱祐樘从未鞭打朝臣，未实施廷杖，也不兴起文字狱。^[26]朱祐樘对经筵讲官及刘健等阁臣，均呼“先生”而不称其姓名，经筵及召对后，经常赐茶或者赐宴。朱祐樘优待大臣，没有大的缘故不曾斥责侮辱，对待臣子商议要事也是和颜悦色，真如同家人父子。^[27]朱祐樘体恤老臣，特意免去午朝，遇到大风雨雪，早上也免朝。对待患病臣子也多加关心，安慰有加。朱祐樘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28][29]

朱祐樘即位后便罢免庸懦无能的大学士万安，淘汰传令官制度。弘治五年(1492)，朱祐樘又听从王恕的意见，停止纳粟制度。朱祐樘重视对官吏的考察，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十六日，他重新规定，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以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称为“大计”。^[1]在孝宗亲自督察下，弘治朝的考课制度被严格地执行。^[24]弘治年间，朝廷把原先由中央巡按御史和地方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的“大计”，变为直接由各省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30]朱祐樘对官吏的一系列整治使得前朝奸佞之臣放逐斥退，朝局为之一新。^[31]

朱祐樘严于律法，用刑谨慎，制定了《问刑条例》，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1]

主要官吏内阁刘吉、徐溥[pǔ]、刘健、丘濬[jùn]、李东阳、谢迁文臣      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yōng]、倪岳、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mó]、韩文、周经、佀sì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mǐn guī]、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苗逵^[32]

^[1]

朱祐樘宽厚仁慈，体谅百姓。在灾荒时，赈灾救济百姓，免除或减轻百姓的徭役赋税。朱祐樘在位期间，“减免数额在700万石以下的，只有一年；减免700万石至800万石的有五年；减免800万石至900万石的有十年；减免900万石以上的有两年。弘治朝所免赋税和赈济数额，为前后朝所远远不及。”弘治年间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从弘治元年至弘治八年，人口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到了弘治十七年更是达到了10508935户。学者沈鹏认为弘治朝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富民安的局面，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均较为稳定的时期。^[8][33]

孝宗弘治时，叶淇为户部尚书，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致太仓银多至百余万，国家的财政收入骤增。^[34][35]

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肆修建奢华宫廷，减少宫中奢靡，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安抚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时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民生困弊的状况，减少农民起义，与民休息。^[1][36][24]

朱祐樘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朱祐樘曾多次命官员修治黄河堤口，最终以改善河道流向、筑堤等方法抑制黄河水患，此后二十余年间，再无大患发生；另外，苏松于弘治年间，曾因河道淤塞而泛滥成灾，孝宗即命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消除了苏松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1]对于黄河水患的治理，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和黄河、运河两岸水灾问题。同时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等重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民役，从弘治二年（1489年）到弘治八年（1495年），先后动用的民工多达六十万人，虽然规模巨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解决了灾区流民问题以及对灾民的救济问题。学者沈鹏认为这些举措对于稳定社会、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3]

朱祐樘注重军事，维护统一，曾三次收复哈密，防止哈密骚扰边境，产生祸乱。^[1]

明初为抵御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于边陲要地设置重镇，分遣大将统兵守御。自正统年间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孝宗对此颇为忧虑。为了改变北部边防空虚的状况，他陆续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以加强武备。^[37][24]朱祐樘即位后，清理牧马草场，采取措施解决马匹来源问题。他命马文升提督团营操练，“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以三日演武”，^[38]着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朱祐樘一再敕令兵部要及时拨发军饷和军需，多次给边军提高待遇。学者唐百成认为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军事力量，但军备废弛多年，难以真正扭转。^[36][39]

在面对边境防御时朱祐樘听从马文升的提议，在一些边陲要地增设城垣、隘口、墩台，修缮长城，并给边军配备各种火器，在九边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弘治年间还一度收复了哈密，暂时稳定了西北局势。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部边防空虚的被动局面，暂时扼制了鞑靼dá部的攻势。^[40][24]

朱祐樘在位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开始派遣使者来进贡。十二年两进，礼官以一年两次进贡。^[41]朱祐樘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42]

“清真”一词在朱祐樘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42]

蛮莫之争，蛮莫地位极其重要，自成化年间到弘治十六年，蛮莫两易其主，成为土司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蛮莫归属问题上，朱佑樘处理不当，是导致土司间再起争端的关键因素。^[43]

女真事务，弘治年间，明朝严格女真各羁縻mí卫所官员升职的规定，但仍有朝贡者无视规定求职。朱佑樘严格限制女真朝贡人数。如弘治十四年正月，海西城讨温卫女真首领伍因住等，乞求将每卫的入贡人数增至十人。礼部认为应该遵从旧例，不许增数。朱佑樘采纳此议。^[44]

朱祐樘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鞑靼[dá dá]小王子频繁骚扰边境，朱祐樘只是驱逐，没有主动攻打。安南、暹罗[xiān luó]、哈密、土鲁番、乌斯藏、琉球等国也不定期进行朝贡。^[1]

朱祐樘多才多艺，不仅工书画，还有诗集五卷。他崇奉藏传佛教，笃信道教“烧炼斋醮”之术。^[45]朱祐樘在位期间，不仅恢复了经筵侍讲，还编纂[zuǎn]了《大明会典》《皇明条法事类纂》等政书，各地方志也修成很多，如《重修保定志》《徽州府志》《黄州府志》《衢qú州府志》《上海志》《易州志》《偃师县志》等。孝宗的雅好文艺带动了朝臣们的诗文倡和风气， 馆阁大臣们经常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宴饮酬唱活 动，切磋诗艺，以文会友。弘治年间还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作品，如杨慎的《临江仙》、唐寅的《桃花扇》等，为中国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文坛上出现了茶陵诗派,茶陵派主要存在于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诗派，即“茶陵诗派”。他们一改此前盛行的台阁体和八股文，诗风和文风为之一新。^[7][46]

朱祐樘在位期间，官窑的烧造活动不多，曾几度停烧青花瓷，但民窑的生产并没有受到官窑的影响，各种青花瓷生产仍然较多。“大明弘治年制”指弘治青花瓷官窑器的款识。弘治朝的官款大都是“大明弘治年制”双行六字楷书双圈款，六字间距疏朗，笔画柔和纤细，一改成化款硬朗遒劲的字体，没有成化的双框方款。^[47][48]

《明史》中说“孝宗独能谦逊，节俭有度，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于保国泰持民盈之道，使朝政太平、安定有序，民物康富。《易》经说“：没有平地就没有山坡，没有往来就没有复回，只有艰贞是不会错的。”知此道理者，只有孝宗了。”^[1]

李维桢[lǐ wéi zhēn]评价他说“优待大臣，广开进言之路，珍惜爱人，对百姓实行休息无为。”^[49]

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评价他说“三代以下，称为贤明的君主的人，汉文帝、宋仁宗和我明朝的孝宗皇帝。”^[49]

明代理学家邓元锡评价他说“朱祐樘时期，国泰民安，君臣和睦，这是盛世。”^[49]

清代政治家曾国藩评价他说“朱祐樘，才俊出众闪耀历史。”^[50]

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评价道：“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bì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51]

   祖辈 高祖父，明仁宗昭皇帝朱高炽^[52]高祖母，诚孝昭皇后张氏^[52][53]曾祖父明宣宗章皇帝朱瞻基^[52]曾祖母孝恭章皇后孙氏^[52]祖父，英宗睿皇帝朱祁镇祖母，孝肃皇太后周氏父亲，宪宗纯皇帝朱见深母亲，孝穆皇后（追尊）纪氏 兄弟            明宪宗皇长子，未命名而夭折悼恭太子朱祐极明睿宗（兴献王）朱祐杬[yuán]岐惠王朱祐棆lún益端王朱祐槟衡恭王朱祐楎[huī]雍靖王朱祐枟[yùn]寿定王朱祐榰zhī汝安王朱祐梈[pēng]明宪宗皇十子，未命名夭折泾简王朱祐橓[shùn]荣庄王朱祐枢申懿王朱祐楷 姐妹     仁和公主，弘治二年下嫁齐世美。嘉靖二十三年薨hōng永康公主，下嫁崔元德清公主，下嫁林岳四公主，早薨长泰公主，成化二十三年薨，追册仙游公主，弘治五年薨，追册后妃皇后，孝康敬皇后张氏子女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母孝康敬皇后张氏朱厚炜[wěi]，早夭折，追封蔚悼王，母为孝康敬皇后张氏太康公主，弘治十一年薨，母为孝康敬皇后张氏

^[1]

据明朝大臣于慎行记载，他在万历二年（1574年）从一个老宦官那里得知关于朱祐樘出生的秘闻。当时万贵妃受明宪宗专宠，宫中有孕者，都会被千方百计给堕胎。孝穆皇后纪氏当时为宫女入侍，已有身孕，万贵妃使医者堕胎，但却没有堕掉，对外宣称已堕，实际上暗中将婴儿朱祐樘抚养于西宫。据说孝宗出生时头上有一寸没有头发，可能是堕胎药的后遗症。朱佑樘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纪氏生活，在一些善良的太监怀恩、张敏和宫女、废后吴氏、周太后等人的极力保全下，躲过了万贵妃一难。佑樘三岁时(实际应为六岁），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感叹自己年老却未曾有子。张敏道出实情，宪宗接回朱祐樘。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贵妃暴死，宪宗也于一个月后逝世。^[54]

而大臣商辂在朱祐樘身世公开不久所上的奏疏中说，“诞生的皇子聪明聪慧是国家的根本所系，愿天下的英杰真心归顺于国家，贵妃殿下亲自抚育朱祐樘，保护的努力，恩爱厚重，超越自己的孩子，凡是朝廷内外群臣以及京城士庶之门听到了，无不交口称赞，认为贵妃的贤，属近代无比，这是宗庙社稷无穷之福啊。”如果此言属实，那么朱祐樘幼年时和万贵妃的关系恐怕并非如此紧张。^[55]

据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牙刷是由中国皇帝朱祐樘朱祐樘于1498年发明的。2004年，伦敦罗宾逊出版社出版的《发明大全》一书，列举了人类300项伟大的发明，也把牙刷的发明权归到朱祐樘名下。据记载，世界上第一把现代牙刷是朱祐樘朱佑樘在1498年发明，朱祐樘发明的这种牙刷，使用野猪鬃作为牙刷毛，兽骨做牙刷柄，形成了一把简易的牙刷，用以清洁牙齿。^[56]

朱祐樘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明史·艺文志》，可以看到朱祐樘有《诗集》5卷，可惜已经失传。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朱祐樘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57]

朱祐樘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自己的宽容。尽管传说中他的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当弘治初年，御史曹璘请求削去万妃的谥号，鱼台县丞徐顼xū则请求逮捕当时诊视纪太后的诸位医官并逮捕万氏家属，查问纪太后过世时的真实状况时，朱祐樘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拒绝接受。^[58]

朱祐樘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贺登极使卢思慎曾对朝鲜国王李娎描述时人对朱祐樘的印象：“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朱祐樘）则铨quán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59]

根据《明史》《明书》等官方资料记载，朱祐樘一生仅娶妻孝康敬皇后张氏一人，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在历代皇陵中，都有妃嫔陪葬，而朱祐樘的泰陵只葬著夫妻两人。成年健康的皇帝一生只有皇后一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是绝无仅有，明代学者在叙述此事时有褒有贬。^[60]

明泰陵，是明朝第九帝孝宗敬皇帝朱祐樘（年号弘治）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泰陵的损坏程度已十分严重，泰陵明楼城墙凹凸不平，楼顶瓦片残缺。祾líng恩殿遗址的石条残缺，风化严重。^[61]

2006年泰陵抢修，主要修缮项目为归安碑亭遗存、祾恩殿遗存，对现存残墙做遗址保护；对方城墙体城砖进行剔补，归安剔补宝城墙及内侧登城马道，修复哑巴院及影壁，疏通宝城以外排水系统等。明楼将挑顶揭瓦、进行大木维修，对城墙进行铆杆加固，整体修旧如旧，但是明楼内原有的彩画已经没有存留。^[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