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

达斡[wò]尔族是中国北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国官方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本民族自称“达斡尔”，在中国历代汉文史志中，有过“达呼尔”“打虎儿”“达呼里”“达瑚里”“达古尔”“达乌里”“达乌尔”等不同音译。^[2]达斡尔族使用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新疆4个方言区。达斡尔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自清朝起，达斡尔族的知识分子多用满文，辛亥革命后普遍使用汉文。^[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达斡尔族总人口为132299人，^[4]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阿荣旗以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龙江县、富裕县、黑河市、嫩江县、孙吴县和新疆塔城地区。^[5]

关于达斡尔族的起源，流行着两种学说。第一种是“蒙古族分支”说，因为达斡尔语与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两种语言之间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成分。第二种是“契丹族后裔”说，理由是在《辽史》《辽金元三史语解》中记载，“达斡尔”这一名称是从“大贺氏”音译来的。《黑龙江志稿》等志书中也记录辽亡以后，一部分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的契丹人就是达斡尔族的先民。^[3]“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17世纪中叶以前，达斡尔族的先民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北岸，结成村落，聚族而居，1644年之后陆续从江北内迁。清朝时，清政府将达斡尔族编为杜博浅、莫尔丁、讷莫尔三个扎兰^[注1]，后又分别扩编为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作为中国东北边疆的古老民族之一，达斡尔族人民在抗击沙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一系列战斗中立下了不朽功勋。^[2]1958年8月15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民族乡的建立，进一步实现了达斡尔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6][7]在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达斡尔族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取得进步和发展。同时其民族特色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

达斡尔族聚居的地区渔猎、林业资源极为丰饶，且拥有广阔的草原和大河，为达斡尔族人民经营农业、畜牧业、渔猎业等生产提供了天然优势。达斡尔人居住的村落多依山傍水，宅院建筑规整，多为“介”字型的草正房，饮食上以稷子米、荞麦面为主，喜欢喝牛奶、茶，精于刺绣、雕刻、绘画等手工艺术，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和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达斡尔族以莫昆、哈拉为社会单位，信奉萨满教，供奉诸神，实行一夫一妻制。此外，达斡尔族还有重视礼仪、敬老爱幼、热情好客等传统美德。^[2][8]达斡尔族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如民歌、鲁日格勒舞、乌钦、曲棍球、婚俗、服饰、祭敖包等音乐、舞蹈、曲艺、体育、民俗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10][11][12][13][14][15]}

达斡尔族自称“达斡尔”（dahur），其中“da”表示“大、首领、尊贵”，“hu”表示“人”，“r”表示“洞穴”“房屋、毡帐”，三个词合并在一起，意思是“大部族”。对达斡尔族的历史称谓记载可以追溯回清朝初期，最早见于康熙六年（1667年）《清实录》中出现的“打虎儿”一词，而在《辽史》《清史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源流考》《黑水先民传》等历史典籍中，“达呼尔”是最通用的译写形式，后来又出现了“达呼”“达户”“达虎儿”“达呼尔”“达瑚尔”“达古尔”“达虎里”“达呼里”“打狐狸”“打鬼力”“达古里”“达库里”“达古鲁”“达乌里”等多种译写形式。根据俄国文献《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的记载，早在1639年，当沙俄东进势力的先遣部队达到上卫特木河时，他们从当地的爱文奇人那里听到过“达乌尔”的名称。《蒙古源流》（卷六）中记载，大约在明代万历时期，蒙古扎萨克图土们汗^[注2]曾向东攻打过珠尔齐特、额里克特、达奇鄂尔三个部落，其中达奇鄂尔就是达斡尔的译写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确认了达斡尔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并根据达斡尔人的要求，按照布特哈方言的语音，确定“达斡尔”为族称。^[16]

“蒙古分支”说的主要论据是：达斡尔语中有很多词汇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已经消失，但却一直保留在达斡尔语中。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不少契丹族首领相继率军投靠蒙、元政权，开始为蒙古族诸汗担负镇守各地的任务。在与蒙古族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中，达斡尔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蒙古族的影响。^[17]民国时期，除汉族外，只有满、蒙古、回、藏四个少数民族被当局承认为单一民族。所以，达斡尔族人民在外工作或学习时，只能报称自己是“蒙古族”。鉴于这种历史背景，一些达斡尔族的知识分子便提出了达斡尔族属于古代蒙古族一个分支的主张，甚至编出了《达斡尔蒙古之歌》，撰写了《达斡尔蒙古考》一书。^[2]

最早提出“契丹后裔”说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将辽史中的契丹“大贺氏”与《满洲八旗姓氏通谱》中的“达呼尔”联系起来，认为“大贺氏”就是达呼尔的先民。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的辽金史学家陈述从达斡尔族的族源传说、语言材料、地理古迹、民间古谣和历史故事、生产技术、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历史人物、人名、屯名、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族称的由来及含义等方面，进一步证实了“契丹后裔”说。达斡尔族学者阿勇巴图在《契丹后裔的达斡尔族社会》一文中，也从达斡尔族的北迁、房舍、农牧猎渔、手工业、曲棍球、婚丧祭天习俗及词语的研究比较，得出了“达斡尔族系契丹后裔”的结论。达斡尔族学者欧南·乌珠尔在《达斡尔族的名称及其来源》 一文中，采用语言学方法，分析了达斡尔语的语源、语义及其历史演变轨迹，证实达斡尔族起源于契丹大贺氏的观点。此外，沈汇在《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 一文中，通过比较研究契丹小字与达斡尔语，也证实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观点。还有《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达斡尔族简史》《达斡尔族风俗志》《达斡尔族》《对达斡尔族承袭契丹习俗的探讨》等书籍和论文的撰著者们，也都认为达斡尔族系契丹后裔。由于论据更加全面和充足，所以，从清朝至今，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们的肯定。^[2][17]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达斡尔族人民聚居在大兴安岭西北部地区，少数聚居在黑龙江中上游。1370年至1388年间，为了避免明朝、蒙之间的战争，达斡尔族陆续向黑龙江以北地区迁移。这一时期，达斡尔族主要从事农耕、渔猎和牧业。除了自给自足外，他们还将剩余的产品与相邻的兄弟民族交换，比如，用农产品换取鄂温克族的猎产品和蒙古族的牲畜，用貂皮换取汉族的纺织品和铁斧、铁刀、铁锅等。有了铁器的引入，达斡尔人开始锻造矛头、箭镞[jiàn zú]等，用作狩猎工具和击敌自卫的武器。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达斡尔人修建了自卫防御的城堡，每座城堡上有瞭望塔和射箭用的塔楼，城堡周围高耸着土墙，塔楼下有通向河边的秘密通道。明朝时，统治者不仅在黑龙江下游北岸特林^[注3]地区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注4]及其附属卫所^[注5]等行政管理机构，还在辽东开原、广宁等地开设贸易市场，如马市，为达斡尔族及周边兄弟民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8]

清朝初年，由于达斡尔族人口众多，且从事先进的农业生产，又有坚固的防御城堡，因此成了清政府征服的重要对象。1635年—1643年间，皇太极先后对达斡尔族地区发动了三次掠夺战争。第一次战争后，达斡尔族大量人口和财产流失，同时还要赴盛京向清政府进献貂皮等当地特产，以示臣服。1639年，第二次战争时， 达斡尔族人民在博穆博果尔的统率下，各部落几乎全部投入抗战，但因势力薄弱而以失败告终，被清政府俘虏人口7600余人，掠获牛马近2000头，各种细毛皮张5400余张。1643年，第三次战争结束后，达斡尔等族又被清军掠夺人口2800余人，各种贵重皮毛1600多张，牲畜700余头。至此，达斡尔人口大量减少，牲畜和猎产品被大量掠夺，一些屯落和城堡被夷为废墟，多种经营的自然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自1649年起，达斡尔人陆续南迁至嫩江流域和嫩江支流讷莫尔河岸。^[18]

1581年后，建有城堡和屯落、盛产谷物和紫貂的达斡尔族地区成为沙俄侵略和掠夺的首要目标。达斡尔族人民在京师轻车都尉明安达礼、宁古塔安本章京沙尔呼达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在库玛尔河和松花江口等地的多次战斗。1660年，达斡尔人参加了在古法坛村消灭斯捷潘诺夫部队的战斗，恢复了黑龙江流域的社会安定。1681年，康熙帝决定收复东北失地，达斡尔人担负了为北征清师储备粮食、侦察敌情和赴营参战等义务，直到1687年5月战争结束。17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达斡尔族的官兵参加了收复雅克萨城、收复和平定台湾、守卫江浙海防地区等一系列战役；1894年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役。在不断地被征调参战的过程中，达斡尔族人口锐减，生产荒废。^[18]

清朝在达斡尔族中实施八旗制度，达斡尔人被编为牛录，分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3个扎兰，后又分别扩编为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八旗制度里，规定了达斡尔族人服兵役、驻守卡伦、定期巡逻中俄国境线三项内容。1804年，清朝实行养育兵制和屯田。瑷[ài]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养育兵共计770人，而担任养育兵者主要是达斡尔族壮丁。在布特哈地区，凡身高五尺的达斡尔男丁每年都需向清政府进贡一张貂皮。同时，还要按年进贡一定数量的野猪、野鸡、飞龙、狎xiá唇、熊掌、鲤鱼、雅巴萨鱼、箭杆、火绒等山珍土特产品。瑗珲地区的达斡尔族每年需进贡哲罗鱼100尾、细鳞鱼50尾、野鸡100只、飞龙50只、箭杆500根、挑皮 200条、木火绒大小各4匣、鱼鳔吉庆2架、鱼鳔如意4柄。^[18]

自民国初年起，奉系军阀在政治上对黑龙江地区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经济上通过移民垦荒等手段，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强占少数民族的牧场。贪官污吏凭借职权搜刮民财，胡匪到处掠夺牛马和皮货，随意枪杀无辜的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商贩在达斡尔族屯落开设商铺，用赊账、造假账等手段盘剥达斡尔人，甚至还私通官吏，借讨债之名，强占达斡尔人的房屋、牲畜和土地。1909年，大批军警开进呼伦贝尔地区，强征军畜，加重苛捐杂税，还经常殴打和关押达斡尔、蒙古等族牧民。与此同时，达斡尔族内部发生了土地租佃和买卖关系，产生了地主经济，农业雇佣关系和封建剥削越来越普遍。于是，达斡尔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进行了反抗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和压迫的斗争。^[18]

1914年，齐齐哈尔地区爆发了以少郎和岱夫为首的达斡尔族农民武装起义，但最终被黑龙江省军阀所打败。废除八旗制度后，汉族官员不允许达斡尔族使用本族语言，还制定了“计户征税制”，让达斡尔族按户交纳捐税。不久，又将“计户征税制”改为“计口征税制”，进一步加重了达斡尔人的税赋负担。虽然汉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对达斡尔族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汉族移民的大量垦荒，侵占和缩小了达斡尔族各屯公有的牧场。汉族移民单一性的农业生产与当地达斡尔人传统的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尖锐矛盾。 于是，世居讷莫尔河地区和嫩江东岸的达斡尔人，被迫迁居西布特哈地区。1929年末，达斡尔族自发组织了一支民族武装来抵抗军阀势力。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郭道甫、福明泰等人为代表，达斡尔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30年夏，达斡尔族的春德、福龄、郭文兴等六人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讨论蒙古盟旗制度和自治问题的蒙古会议，为达斡尔族地区争取了自治和教育方面的权力。^[18]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东北各族人民，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之久的侵略。在抗日斗争中，达斡尔族涌现了一批如孟德仁、王钧、金寿平、鄂寿喜、荣茂、海瑞等抗日英雄。“牲畜出荷制”的实施让达斡尔族的牲畜数量严重下降。到1939年时，莫力达瓦旗达斡尔族人民的各种牲畜已经锐减到3547头，平均每户只有一头牲畜。粮食、排木等被低价收购，猎业经济也处于萎缩状态。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达斡尔族地区实行奴化教育，在学校里教授日语，鼓励农民们种植罂粟，设立鸦片零售所等。1937年到1944年间，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被迫迁到伪兴安东省的布特哈旗、阿荣旗、喜扎嘎尔旗等地。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达斡尔族才彻底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18][19]

据史料记载，达斡尔族先民契丹族曾于947年建立辽国，在辽亡北避时，达斡尔族曾有10多万人口。^[2]1887年，黑龙江地区达斡尔族有29000余人，新疆地区有1000余人。辛亥革命后，人口有所增加。但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达斡尔族人口急剧下降。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浦运的调查，1939年—1941年，东北达斡尔族人口出生率为4.08%，死亡率为4.74%，自然增长率为负。东北光复时，达斡尔族人口不足4万。民国建立后，达斡尔族人口增长较快，到1931年时，人口约4万。1947年，达斡尔族人口大约40000人。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达斡尔族人口约为48000人，其中黑龙江省约有22700人，内蒙古自治区约有19480人。^[20]1978年上升到了8万人；1982年上升到了94126人，其中黑龙江省有30246人，内蒙古自治区有58628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4359人。1990年，达斡尔族人口上升到121463人，其中黑龙江省有42319人，内蒙古自治区有71484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5405人。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共有131992人，其中有77188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约占中国达斡尔族人口的57.8%，43608人聚居在黑龙江省，5541人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1年时，中国境内达斡尔族总人口为132299人，其中男性有64247人，女性有68052人。^[21][22]

1964年-2021年达斡尔族人口一览表^[23]

时间总人口（人）人口增长率（%）1964年63394—1982年94126481990年121463292000年13239492010年^[24]131992-0.32021年^[4]1322990.23

达斡尔族地域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自12世纪中叶起，达斡尔族人民聚居在大兴安岭西北部地区，部分达斡尔人居住的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地区。明末清初，大部分达斡尔人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分布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牛满河的广大地区。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由黑龙江北岸南迁到嫩江流域。从康熙中期开始，为了巩固东北和西北的边防，部分达斡尔人被派遣到瑷珲、呼伦贝尔、新疆伊犁等地驻防，主要分布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富拉尔基区及黑河、嫩江、讷河、富裕、龙江等县市；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霍城县。^[2][18]

1949年以后，达斡尔族人口由黑龙江向相邻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持续迁移，致使该地区的达斡尔族人口迅速增加，部分达斡尔族人口流入内蒙古。达斡尔族总人口中约7%分散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旗、县、市，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bā yàn nào ěr shì]、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爱辉县、嫩江县、逊克县、孙吴县、漠河县、肇东市、加格达奇特区、松林区、黑河市；新疆除乌鲁木齐市外，还分布在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达斡尔族聚居的嫩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和阿尔泰山南麓的丘陵地带，位于北纬450至500之间的高寒地带，从11月结冰到翌年4月解冻，冬季长达半年，最低温度可达- 35℃至-45℃。^[2][21][18]

达斡尔族信仰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多神信仰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但没有系统的宗教理论、统一的宗教组织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因此，一切宗教活动的仪式和流程都由宗教职业者——萨满^[注6]口头传授给新萨满。达斡尔族称萨满为“雅德根”，主要负责祭祀神灵时主持宗教活动。萨满身穿法衣跳神，神灵附体作为人与神的中间媒介，代表人向神灵的献祭祈求，又代表神灵向人传谕。萨满治病在达斡尔人中间表现突出，通常是一个女萨满乘着马橇来给人治病，主人家将她迎进屋，萨满先要将神鼓在火旁烤一烤，让鼓面皮绷紧。然后取出两面神镜及带有60面黄铜镜、70个各种铃铛的巫衣，穿戴起来后，再戴上萨满神帽，点上线香，便开始跳神治病。在内蒙古海拉尔地区居住的达斡尔人，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萨满教信仰的习俗。民间广泛流传着对于腾格里等神灵的崇拜、家祭、敖包祭等仪式。^[25][26][27]

“博果勒巴日肯”是达斡尔族较早崇拜的固有神，是由24位主神和一些副神组成的系列神，摆开来足有12米长，因此又称“瓦乐恩巴日肯”（众多的神）。24位主神中包括官人、铁匠、喇嘛、猎人、婴儿、妖怪、鹿、布谷鸟、狗、蛇等人物、动物，还有娘娘巴日肯（娘娘神）、敖雷巴日肯（狐仙神）等，且排列顺序有严格要求；副神有克亦登神、麻罗神、坟墓神、阿彦托若神等。各神均有画像，通常供奉在院内小寺里，用绵羊和猪祭祀。这样的群体神反映了达斡尔族氏族社会时期的群体观念。^[2]此外，达斡尔人还崇拜和供奉白那查（山神）、吉日给巴日肯（瘟神）、毕日给巴日肯（河神）等各种各样的神灵。早期供奉的神是以氏族为单位，集体供奉，分为偶像和无偶像两种。如供奉的腾格日巴日肯（天神）等是无偶像的；偶像是按照人们想象的塑造其形象，而后加以崇拜，如以木雕或金箔或布剪成人形的偶像。^[2][26][27]

语音

达斡尔族使用的语言为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等达斡尔族居住区使用，使用人口约12万人。达斡尔语基本短元音有6个，辅音19个，其语音特点是只有两个圆唇元音o和u，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以及有腭化辅音和唇化辅音。达斡尔语的重音一般固定地落在词的第一音节，但不是独立的重音音位。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一样有元音和谐律，元音依据它们在元音和谐中的不同特点可分为独立元音、依附元音。^[2][28]

词汇

达斡尔语词汇由固有词和借词两大部分组成。按照词的结构，可分为非派生词、派生词和合成词三类。非派生词是由单一词素构成，以单音节的和双音节居多。这些词当中有很多能作为词根，接缀构词附加成分，构成派生词。派生词是在词根后加各种构词附加成分构成的，比如名词派生名词、动词派生名词、动词派生形容词等。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派生词或派出词依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新词，构成合成词的非派生词或派生词之间可分为并列关系、主谓关系、补充关系、修饰关系四种。达斡尔语未经过像蒙古语那样的突厥化过程，而且与同语族的其他语言比较起来发展速度缓慢，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东胡鲜卑语的特征。但达斡尔语也经过了轻微的通古斯化的过程，从通古斯语吸收了许多词汇，其静词格变系统也受到影响。其中，与蒙古语相似的词占40%左右，与满-通古斯语相同的词及汉语借词占10%左右。在达斡尔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数量很大，可以分为早期和近期两类。早期借词如waas（袜子）、laatai （蜡台）、gjaa（街）等，近期借词如twanyan（团员）、ganbul（干部）、tugai（土改）等。^[2][29]

语法

达斡尔语的语法主要分为词法和句法。在词法方面，主要体现在词干后附加黏附成分，因其属黏着型语言，故构词词缀和变形词缀均接于词干之后。名词复数附加成分有时可重叠使用。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有排除式-baa 和包括式-daa的区别。名词的格可分为基本格和非基本格两种。基本格有主格、领格、与位格、宾格、凭借格、界限格、共同格等；非基本格有程度格、确定方位格、不定方位格、由来格、方向格、目标格、定格等。动词有式、时、态、体等语法变化。后置词按其意义可表示比较、时位、概略、方向、限制、集合、原因、目的等，一般没有词形变化。在句法方面，句子成分可分为主语、谓语、表语、宾语、补语、修饰语和限定语七种。常见的句型有单纯谓语或单纯表语句、主语和谓语或主语和表语句、带限定语句等七种。复合句还可以分为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此外，达斡尔语中还有复指结构、呼语和插入语等用法。^[2][30]

达斡尔语可分为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新疆4个方言区。布特哈方言下分纳文、讷莫尔、墨尔根、瑷珲4种土语，使用人口约4.5万人，主要分布在嫩江上游的两岸地区及讷莫尔河、诺敏河流域，即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甘南县、讷河市、嫩江县、德都县和瑷珲区等地。齐齐哈尔方言下分江东、江西、富拉尔基三个土语，使用人口约4万人，主要分布在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龙江县、富裕县及内蒙古的阿荣旗、扎兰屯市等地。该方言有前化元音、长元音和复元音，有一套借词元音和借词辅音zh、chi、shi、r、z、c、s及舌尖元音，在词法及词汇方面也有独特性，有较多的汉语借词及蒙古语东部方言词汇。海拉尔方言下分南屯、莫克尔图两个土语，使用人口约1.6万人，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及其周围的鄂温克旗和莫和尔图等地。该方言在语音系统方面词首擦音h已经消失，处于元音a、o之前的k变成了x，浊音性辅音的语音同化几乎不存在。词及词缀的发音比较规范，形成了独特的较优雅的语调和发音，有较多的蒙古语借词。新疆方言下分塔城、霍城两个土语，使用人口约5000人，主要分布于新疆塔城、伊犁以及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地。该方言有前化元音和小舌辅音，语调有变化，并有较多的哈萨克语借词。^[2]

辽代曾创制过契丹大、小字，辽亡以后金国曾沿用过一段时间，后消亡。达斡尔人郭道甫、钦同普、沃文德等也创制过达斡尔文字，但因各种原因未全面推广。1956年12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达斡尔语文科学讨论会上，通过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字母形式、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纳文土语语音为标准音的达斡尔文字方案。但因1957年“反右”运动而未使用。1981年3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理事会讨论通过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方案》，记音符号包括26个拉丁字母，方案中介绍了元音、辅音、元音和谐规则，不清楚元音、双辅音、后缀及其他有关拼写规则和方法，并提供了三个记音样品。但该方案最后也未能得到广泛推广，因而达斡尔族至今尚无本民族通用文字。从清朝起，达斡尔族一直使用汉、满、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文字，目前通行汉文。^[2]

哈拉是达斡尔族早期社会组织中形成的一种父系氏族血缘组织，每个哈拉由属于同一个父系祖先的成员组成，拥有自己的聚居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达斡尔族一共形成了20个哈拉，各哈拉的名称大多数来源于其祖先居住的山川河流和村屯的名称。达斡尔族内部有敖拉、莫日登、鄂嫩、郭贝勒、金克尔、沃热等哈拉，后来相应地简化为敖、孟、鄂、郭、金、沃等汉姓。从元朝至清朝初年，达斡尔族哈拉的社会职能主要是管理共同的聚居地。此外，还负责执行哈拉外婚制，严禁哈拉内部通婚，因为属于同一哈拉的人均有血缘关系。哈拉还负责组织所属的各莫昆猎手，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以及实行哈拉民主制，召开哈拉会议来解决重大问题，如制裁哈拉内部的悖逆之徒、选举哈拉首领、整理哈拉族谱、组织集体狩猎、祭奠祖先等活动。^[2][31][32]

莫昆，又称作“木昆”“穆昆”，是达斡尔族的父系家族组织，也是从哈拉分化出来的血缘关系更进一层的新氏族血缘集团。莫昆的产生时间晚于哈拉，达斡尔族早期曾有过41个莫昆，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自的名称，如“乌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毕日扬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相邻的地方，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义务，也有收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的义务。莫昆的管理者被称作莫昆达，是由全体莫昆成年男子在莫昆会议上民主选举出来的。莫昆达主要负责处理莫昆的日常事务，主持莫昆会议，管理莫昆的公有财产，维持莫昆内部的安定团结，教训悖逆之徒，调解民事纠纷，民主商讨莫昆内的重大事项，主持莫昆共同的祭祀活动和大型的体育娱乐活动，如每年春秋都要举办莫昆内的射箭、摔跤、骑马、曲棍球比赛等。对外，莫昆达则是本莫昆的全权代表。达斡尔族的莫昆达没有固定的任期和俸禄，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且不脱离生产劳动。^[2][32]

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域有山林、草原、河流和平原，达斡尔族充分利用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牧业、猎业、渔业、采集业、手工业、放排业、大轱辘车制造业、烧炭业和运输业。达斡尔人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以对外交换的农牧为主，使各业互相促进，形成了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2]

达斡尔族居住的黑龙江中游两岸是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农耕。达斡尔人主要种植大麦、燕麦、荞麦、稷子、黑豆、豌豆、苏子等成熟期短的粮油作物。除从事大田生产外，他们还经营田园，栽培黄瓜、豆角、白菜、大蒜等蔬菜和其他一些果树。^[18]清朝时，东北地区废除了“禁山围场”，开始实行移民垦荒政策。达斡尔族地区还设有“公田”，八旗官兵在战事之余就会耕种公田。18世纪80年代始，达斡尔族地区建立了许多专事农业的官屯。官屯的汉民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促进达斡尔族农业经济的发展。19世纪初叶以后，清政府所采取的发放购买耕畜的贷银等扶助政策，保证了达斡尔族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清末时，在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许多城镇相继设立了收购各种粮食的商号，为达斡尔族扩大农业生产面积，生产商品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安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粮食生产。^[2][18]

猎业在达斡尔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猎产品对于达斡尔人具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兽肉用于自食；冬秋季的貂皮和猞猁[shē lì]皮等用作防寒衣料；貂皮等主要用来对外交换。达斡尔族集体狩猎方式分为小集体和大集体两种。小集体狩猎时，由几个人自愿组成一个塔坦（组），由一名狩猎经验丰富的长者担任塔坦达（组长），塔坦内部平均分配猎获物。大集体狩猎时，首先推举一位长老担任总阿维达（总围猎长）， 所属的每个莫昆也要选出一名富有经验的猎手，作为各自的阿维达。在阿维达的指挥下，猎手们骑马持弓包围预定的山林，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射杀被围的各种野兽。最后由总阿维达将猎物平均分给各个莫昆，最后再分到每个人手里。^[18]东清铁路通车以后，猎产品开始商品化。由于猞猁、狐狸、灰鼠、狼、獭tǎ以及鹿茸、鹿胎、鹿鞭、鹿心血、熊胆、熊掌等中药材在市场上收购价很高，达斡尔族猎民们更加积极地猎取细毛兽和鹿、熊等，几乎一年四季都在进行猎业生产。春季猎鹿茸，夏季猎鹿胎，秋季猎取狍子和野猪，冬季猎取灰鼠皮。达斡尔族通过多种形式的猎业生产，解决了皮衣、肉食、贡物和经济收入等来源，也为社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细毛皮张、贵重中药材和各种野味，活跃了市场商品交换，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18]

大、小兴安岭的茂密森林为达斡尔族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条件，其中排木业占有重要的地位。17世纪80年代开始，瑗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城以及伊拉哈、卡木尼哈、博尔多（今讷河县）、拉哈、宁年（今富裕县）、塔哈尔等驿站的建筑木材，很大部分是由达斡尔人进山采伐编排后顺水流送的。19世纪末，铺设东清铁路时，由于急需大量枕木和建站木材，提高了收购各种木材的价格，给达斡尔族的林业生产带来了极盛时期。一年一人放下一次排，可卖一百多棵松木，收入要比一个猎民在中等年景的全年收入还多。 在一些山区达斡尔族屯落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户投入了放木排的林业生产。放木排要几个人组成一组，筹集行装口粮和马匹车辆，于年初溯嫩江支流甘河、诺敏河，到达采伐场，将砍伐的树木乘冰雪融化前运到编排地点排木编好后趁雨季水涨时顺水流送到集散地。从清初到清末，达斡尔族通过林业生产为嫩江流域各城镇的建设提供了大量木材，促进了城市木材加工业的发展。除了经营木排业以外，达斡尔族还采伐柞木[zuò mù]和桦木，加工成犁杖和车材，运销到嫩江、讷河、拉哈、平阳、那吉屯、扎兰屯、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朱家坎等城镇，供应各地汉族农民的需求。^[18]

达斡尔人从事渔业生产历史悠久。黑龙江、嫩江及其各支流盛产蝗鱼、鲤鱼、细鳞鱼、哲罗鱼、鲫鱼和草根鱼等多种鱼类。清末以前，达斡尔族捕鱼主要是为了自食。自东清铁路通车后，渔产品变成了商品。达斡尔人在夏、秋、冬三季捕鱼，除了解决自食以外，还把鲤、草根、细鳞、哲罗、鳌áo花、鲟、蝗等鱼出售到当地城镇，尤其是冬季，会向就近的瑗珲、齐齐哈尔、呼兰等城镇运销大量的冻鱼。渔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达斡尔族人民冬季渔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渔业成为达斡尔人的主要副业之一。^[18]

畜牧业是达斡尔人传统的生产形式之一，嫩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达斡尔族人主要饲养马和牛，采取定居放牧和棚圈饲养的方法。多数地区的达斡尔人会集体雇一牧工，将牲畜统一牧放在村落附近，牧工的报酬，由各家根据牲畜头数分摊。每家每户都建有牛、马、羊圈，屯落还有公共的大型畜圈，供集体放牧使用。每年伏天要打羊草，作为牲畜过冬的饲料。饲养的牲畜除了乳牛提供奶食品外，其他牲畜主要是为农猎业生产提供畜力。民国初年，达斡尔族地区虽遭兵匪骚扰，牲畜被掠夺，但畜牧业仍然有所发展。布特哈地区由于地广人稀，便于放牧，养畜者仍十分众多，除少数贫困者外，均养奶牛以供奶食。齐齐哈尔达斡尔族地区自从土地开放以后，牧场面积不断缩小，但当地的达斡尔人仍然保留了饲养牲畜、农牧结合的传统。在以牧业为主的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屯落中，牲畜头数大为增加，出现了拥有数百头牛马、万只羊的大牧主。同一时期，只有瑗珲地区达斡尔人的牧业有所萎缩。^[18]

达斡尔族的手工业也比较发达。清朝时，达斡尔族的工匠开始利用废铁来锻造金属制品，如猎刀、鞣róu皮张用的钝齿、民间乐器等。达斡尔人用白桦树皮加工制作成桶、碗、盆等器皿，还在上面刻画各种图案。布特哈地区达斡尔人制作的大轱辘车、马鞍、烟袋锅等手工产品在集市上非常畅销，尤其是大轱辘车，在邻近的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民国时期，达斡尔族的家庭手工业较清朝时有了明显的发展。各屯的木匠大都能够制作大轱辘车、马鞍、犁杖、手推车、独木舟、箱柜、桌椅、榨酥油架等。艺匠们制作造型风雅的烟袋锅和猎刀；妇女们除制作各种皮革制品和桦树皮器皿外，还会编织多种样型的筐篮。个别达斡尔人还从事黑白铁片加工，制作水壶和脸盆等。在齐齐哈尔市北关集，还有达斡尔人设立缝纫铺，承揽制作服装业务。这些手工业产品，除了自用以外，还销售其他市区，特别是汉族垦荒移民对于大轱辘车需求量的增加，促进了达斡尔族造车业的发展。^[18]

清朝时期，达斡尔族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私塾教育。康熙十四年（1695年），清政府在墨尔根（今嫩江县城）设立了八旗学堂，开始招收满族、达斡尔族的孩子读书。乾隆九年（1744年），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地区设立了官学，允许达斡尔八旗的各佐选送一名儿童入学学满文。嘉庆元年（1796年），在黑龙江将军永琨^[注7]的倡导和主持下，齐齐哈尔创办了第一所传授汉文化的公立学校，称之为汉官学，首批学生20名，均是从齐齐哈尔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二年（1904年—1910年），墨尔根、瑷ài珲、西布特哈尼尔基等地设立了初级小学，其他较大的村落设立了初级小学，而重要的城镇则设立了高级小学，新疆伊犁的索伦营也曾创办满文学堂。由于当时的官学较少，达斡尔族民间还纷纷办起了满文私塾。后来，达斡尔族地区开始修建中等学校，如1905年东部特哈创办的初级师范预备科，1908年在黑龙江省创办的满蒙师范学堂，以及塔城地区创办的养正学堂和武备学堂等。自此，达斡尔族子弟获得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2][33][26]

民国时期，达斡尔族的教育较清朝时有了长足的进步。据1923年布西设治局统计，在原西布特哈境内，除原布西师范讲习所外，有1所公立完全小学、6所公立初级小学和5所私立小学，共计362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达斡尔族子弟。齐齐哈尔市于1915年和1928年相继创办了黑龙江蒙旗中学和蒙旗师范学校，主要招收蒙古、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另外，一些达斡尔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创办学校，如郭道甫等人创办的呼伦贝尔私立蒙旗小学（后改为呼伦贝尔蒙旗中学）和莫和尔图屯小学。杨贤文等人创办的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第三部学校，称为“齐齐哈尔屯学校”。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改变了清朝以教满文为主的官衙私塾教学方式，采用了近代教学内容，转以汉文教学为主。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涌现了郭道甫、福明泰、杨贤文、杜文林等一批热心于达斡尔族教育事业的人士。^[26]

自清朝开始，汉族农民给达斡尔族地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技术，达斡尔族用轻便的卧犁、籽耙等取替了原来笨重的大抬犁等农具，把“一犁挤”的耕作方法改为汉族的“两犁扣”，并开始施肥和铲蹚，提高了粮食产量。尤其是瑗珲和塔城地区的达斡尔人，使用了苏联的双轮双铧huá犁、收割机、钉齿耙、钐刀等农具，缩短了单位面积的劳动时间，相应地扩大了耕作面积。除传统农作物以外，达斡尔人还从汉族农民那里学会了种植谷子、高粱、小麦、玉米以及线麻、青麻、黄豆等经济作物。民国时期，山区不少达斡尔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烧木炭的技术。他们利用秋末到春耕这段农闲时间，合伙进山开窑，从事木炭生产，烧出的木炭大都在当地出售。此外，达斡尔人的捕鱼方法也丰富多样，有网捕、钓捕、挡築[zhù]子、罩捕、叉捕等多种技术。其中以网捕为主，使用的主要是拉网、旋网、挂网和袖网。春、夏、秋三季在水上下网，冬季则凿冰下网，遇上丰收的年份，冰下一网可捕获上千斤鱼。^[18]

达斡尔族从事农、牧、渔、猎业等多种经营，饮食也来源于多业生产，形成了品味多样的饮食文化。在主食方面以米、面为主，米食又以稷子米为主，它生长期短，收获早，煮出的饭又松又软；面食以荞面为主。后来，白面开始成为达斡尔人的主要面食，吃法有做面条、馒头、烙饼和水饺等。在副食方面，主要有肉、牛奶、蔬菜、苏子等。达斡尔人在冬春季节吃肉类较多，包括狍子、野猪、沙鸡、野鸡等野生兽禽，猪、羊、牛、鸡等家禽家畜和鱼肉。蔬菜之中，达斡尔人最爱吃豆角，烹饪方法一般是炖、焖，或者和米饭一起煮，或做豆馅包子。达斡尔人的传统烹饪仅用盐、蒜、葱、辣椒等作为调味品，基本不用更多的调料，体现出达斡尔族注重原味的饮食特色。在饮料方面，达斡尔人常饮用牛奶、茶、酒、野果粉等。牧区生活的达斡尔人每天还会用茶、牛奶、稷子米、盐、奶皮、奶干和奶油一起煮成奶茶饮用。除此以外，达斡尔族还有野果和瓜类作为零食。^[34][35]

服饰特点

在服装面料方面，达斡尔族服饰早期以各种兽皮材料为主，其中狍子皮是最主要的制作原料。^[36]清朝时期，达斡尔族开始使用棉花、棉布和丝绸等材料来制作服饰。民国时，布匹、绸缎、棉毛制品逐渐取代了皮质服装。^[37] 在服装款式方面，达斡尔族为了方便骑马和捕猎，通常会在服装底边及前襟处开衩。同时还会根据皮料的不同纹理进行多种拼接。通常，男子的及膝盖皮制长袍在前后左右都会有开衩，腰围处扎黑色腰带，并配有刀具、火镰及烟荷包。女子的衣、袍袖子都较宽，袍子一般开右衽rèn，在左襟下摆有开衩，衣领、开襟、下摆、袖口等处还会缝上镶边。^[38][39]在服装纹样方面，达斡尔族服饰的纹样简单美观又十分丰富，主要有三种纹样形式。首先是几何形纹样，它具有对称性和辐射性，在运用上多以云卷纹为主，在一些衣襟包边及鞋面上十分常见。其次是自然纹样，主要有各种形式的花草纹、不同动物形式的动物纹样，另外还有一些山石树木、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及旷野草滩等纹样。最后是吉祥如意纹，这种纹样主要用来装饰包边，还有美好祝愿的寓意，多用在袍服的开衩部位。^[39]在服装色彩方面，无论男女服装均习惯用篮色。但随着穿衣者年龄的增长，服装颜色也会逐渐改为深蓝色或黑灰色，年轻人则颜色浅些，常选择鸭蛋青、浅蓝或天蓝色。^[40]

女子服饰

达斡尔族女子的服装以布质为主，夏、春、秋三季天气比较暖和时，女子一般穿旗袍、布裤、布上衣；冬天穿棉长袍或棉上衣、棉裤，在外面罩上马褂或坎肩。女子结婚时都要做几件面料较好、比较华丽的服装，外面罩艳色大绒长坎肩，穿绣花鞋。达斡尔女子普遍喜欢戴头饰、耳环、手镯、戒指等装饰品。^[38]

男子服饰

达斡尔族男子的服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春秋两季，男子们通常穿一种长至膝盖的皮袍，叫“哈日密”。这种皮袍采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制成。冬季时则穿用立冬至春节前后的兽皮或牲畜皮制作的厚的狍皮袍和带毛皮裤，因为这时的动物毛皮绒毛密实，毛质结实，皮板厚重，不仅保暖抗寒，而且经久耐穿。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种类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时戴的毡帽，夏天戴的草帽，见客时戴的礼帽，郑重场合戴的官帽，狩猎时戴的狍头皮帽等等。帽子多用狍、狼或狐狸的头皮做成，毛朝外，双耳、犄角挺立，形象逼真，出猎时，既防寒又护身。脚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yào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wù鞡la。靴子多选用狍、犴[hān]、牛等皮。^[35][40]2014年11月11日，达斡尔族服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

达斡尔族会选在地势较高的江河边建立村落，便于人畜饮水和捕鱼、放牧。嫩江中上游地区达斡尔族人民还喜欢将村子建在靠近山林的地方，以利于伐木拉柴、狩猎采集。达斡尔族的村落占地比较宽阔，各家的住房东西成趟，每座住房的左右、前后相隔很大距离，中间开辟有园田、院落。村中以东西为干线形成纵横的车马道路，通向村外。达斡尔族传统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叫“雅曾格日”，是一种起脊式的、土木结构的草正房。房址通常选择在四周平坦，又同其他房屋纵横交错的位置，住房均坐北朝南，传统的住房多为两间房和三间房，五间房较少。建房的木料基本上全用松木，从房脊到房檐每隔35厘米架一根椽chuán子，然后在椽子上铺上柳编的房笆[bā]，达斡尔语称之为“海吉”，有的会铺拇指粗的柳杆编排的房笆，称为“宾勒”。房笆上先抹一层泥，再铺苦房草，由下而上，直到铺到房脊。房屋的墙壁一般用草坯垒或者土坯垒，室内墙壁用柞木杆或柳杆夹成笆，并在上面抹泥。达斡尔族住房通常在西面开窗，且以窗多而著称，住房以西屋为贵，是家庭成员的起居处，设南、西、北三面连炕，成为  “凹”字形。东屋开房门、设厨房，厨房有南北两灶。住房的四周筑墙围成院落，达斡尔语称之为“夸阿”，院内西侧一般会建仓房，仓房的南侧建有敞门的棚子，用于存放车辆。^[34]

达斡尔族的出行方式可分为水上交通和陆路交通两大类。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有木槽船、木筏子、桦皮船。木槽船是在60厘米多粗的原木上凿出木槽而成的，大的有6米长，可乘坐五六个人。木槽船多用于渡河和运送物品，但更多时候被达斡尔人用于下网捕鱼。木筏子是古老的渡河工具，木板船长约四五米，上宽下窄，用于在较大的江河中撒网捕鱼或渡河等。陆路交通工具有马或牛拉的勒勒车、爬犁、滑雪板等。其中，最具特色也最能体现达斡尔族手工技艺的就是勒勒车。勒勒车又叫做大轮车、磊磊车、大轱辘车。从结构式样上大致可以划分为普通车、苇厢车、篷车、长辕车四种类型。普通车用于运输木柴、庄稼、饲草等物品；苇厢车和篷车用于人乘，乘坐时车厢里铺上兽皮或毛毡垫，人们走亲访友以及为出嫁姑娘送亲时通常坐苇厢车；长辕车的车辕长达五米，比普通车的车辕长两米，这种独特的设计构造是为放木排的人们在山里运送长原木而准备的。^[34][35]

达斡尔族的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小年等，大致与汉族的传统节日相似。达斡尔人称春节为“阿聂”“阿涅[niè]”等，是达斡尔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从腊月开始，人们便开始准备过年用的各种食品，各家各户开始杀猪宰羊、打扫房屋庭院、贴年画和春联。腊月三十，也称除夕，全家人要团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手把肉是每家每户必吃的年夜饭。晚饭后，达斡尔人便开始家家点灯、在大门外燃篝火、放焰火，通宵守岁。正月初一，人们要很早起来，先给本家长辈请安、敬烟、磕头，然后在村屯中挨家挨户地拜年，春节一直持续到初五，期间还会举行打曲棍球、跳舞、唱歌、玩踝骨、玩纸牌等节日活动。正月十六为黑灰日，老人们提前起床，往未起床的儿女脸上抹一点锅底灰，随后人们走上街道，往同伴的脸上抹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抹得黑乎乎的，作为吉利的象征。端午节是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达斡尔人会早起，然后到野外用露水擦脸或者到河里去沐浴。把艾蒿插在衣服上或帽子上，在屋内也到处挂上艾蒿，据传此可驱虫，以免虫害。五月二十三日为马日，习俗每一屯要选一棵树，称为“天树”。在树下杀猪供祭，祈祷牲畜平安。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这天要屠宰牲畜，备以丰盛佳肴，庆祝五谷丰登和牲畜兴旺，并吃酥饼和饺子，用月饼和西瓜祭神。十二月二十三日为祭灶节，也是小年。晚上送灶神上天，供酒肉，祈求灶神保佑全家平平安安，丰衣足食。^[41]

达斡尔族素来重视礼仪，最突出的是敬老、互助和好客。老年人在达斡尔族社会中的威信很高，在各种场合里都受到后辈的尊敬。在日常生活中，晚辈要向长辈行请安礼，遇到同辈也要行请安礼，男子行礼左脚向前迈半步，将左手放在左脚的膝盖上，然后曲膝弯腰；女子行礼，双脚并拢，两手放膝盖上部，稍低头，双膝弯曲行礼。 过年或办婚丧嫁娶时，要给长辈人行敬酒磕头礼。入席时，要请长辈坐首席，先给长辈斟酒，长辈举杯饮酒后，其他人才可以饮酒。在路上相遇时，要给长辈让路。晚辈出门回来后要向长辈请安问候。团结互助也是达斡尔人一贯崇高的优良风气，兄弟，叔侄，姐妹、妯娌间的关系都必须融洽无间，与左邻右舍要和睦相处，遇到婚丧嫁娶或修建房舍等大事，大家都有义务互相帮忙，过年过节杀猪宰羊，都要互相邀请。家里来客时，主人家必出门迎接，并以烟酒等招待，即使客人已经叨着烟袋，也要换上自家晒制的朵烟给他。送客时，必须让年长者先出去，女主人送到屋门外，男主人送到大门外。至今，这种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的良好习尚在达斡尔族中依然蔚然成风。^[35][41][42]

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同姓之间禁止通婚。男女缔结婚姻，要经过提亲、订亲、过礼、迎亲等程序。首先，由男方家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族长（莫坤）充当媒人，带上烟酒作为见面礼为男方提亲，女方家长同意后方可商量接下来的事宜。订亲时由媒人带着男方家人，以及猪或羊、烟、酒等订亲礼到女方家，接受女方家人及亲戚们的品评和考验。过礼，即过彩礼，男女双方商量确定彩礼的数额，第一次过彩礼在婚前，第二次过彩礼在婚后一个月左右，主要是送布匹、成衣、被褥、首饰、钱、酒等。男女双方确定婚姻关系后，男方到女方家给长辈施礼，给新娘送去结婚所需衣物、大牲畜等，并选择吉日下帖邀请亲戚朋友参加婚礼。在举行婚礼的前几天，男方要带上酒和肉去女方家认亲，这种仪式叫做“端盅”。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家会杀羊宰牛大摆喜宴，热情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唱歌跳舞，一直热闹到深夜。婚礼当日，新娘要由娘家哥哥背上车，新娘家组织送亲队伍，护送新娘到婆家，送亲的路上大家还要唱“送亲歌”。新郎家会提前派两名小伙子端着两杯酒在村头迎候，见面后相互敬酒，为新人祝福。喜车来到新郎家门口后，新娘由新郎背下车，然后开始举行婚礼仪式，一般包括拜天地、掀盖头、坐福、改口等几步。婚宴结束后，新娘由娘家嫂子陪同入正房西屋，面对南窗盘腿坐好，妯娌们为其掀去红盖头，新郎的嫂子会给新娘梳头，表示已经成为男方家的一员。三天后，娘家嫂子陪同新娘新郎回门。^[2][35]达斡尔族传统婚俗已被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

达斡尔族的丧葬一般是土葬，埋于本家族的墓地。如果是非正常死亡，如急性传染病致死、溺水、难产致死的孕妇、夭折等，则实行火葬；如果是出天花、麻疹而夭折的小孩，要将尸体放在筐里，然后挂在山坡的树上，即为天葬，或称风葬。丧葬仪式分停灵、人殓、开吊、出殡、安葬、丧宴、圆坟、服孝等过程。人死以后更换寿衣，摆上供品，亲朋好友前来吊丧，儿女要为其昼夜守灵。尸体停放三天后用棺椁[guǒ]装殓起来，出灵前要举行祭灵仪式，届时会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诵读祭文，内容主要包括死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死因、日期、简历以及送葬的金银箔钱数、宰杀牲畜数和亲朋好友送来的祭钱、物等。次日，把棺材运到墓地，放入事前挖好的墓穴中，长子先添三锹土，然后众人再开始动土覆棺，堆成一个小丘。在各村屯，都有本“莫昆”（家族）的共同墓地。同一家族的人死后，按辈分的先后，自北向南一代一代埋下去。殉葬品有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如首饰、烟袋、鼻烟壶、小锅、勺、碗、筷和刀子等，并有杀马祭葬的遗风。安葬结束后，死者家人要用手扒肉和酒菜招待送葬的亲友。在散席前，死者长子要给送葬的亲友依次磕头、敬酒，以表谢意。死者人土三天后，子女要到坟前去添土圆坟。从长者去世开吊起，孝子开始服孝。根据与死者的辈分和亲疏程度，达斡尔族服孝的形式和服孝期也不同。一般死者的妻子、儿子和亲侄为全身着白孝衣，其中长子要外着白马褂，服孝百日，百日后要脱白马褂后穿素服3年。女子戴白布孝帽、穿白鞋。死者第三代叔侄和弟弟服孝两个月，五代以内的侄孙，服孝一个月。^[35][38]

达斡尔族的禁忌有很多，比如狩猎忌、农事忌、养畜忌、打鱼忌、盖房忌、婚礼忌、丧事忌、妇女忌、孕妇忌、产妇忌、葬期忌、日常生活忌、年节忌等，归纳起来一共可以分为六大类。^[43]宗教方面：在供神时，达斡尔人不能背对神像而坐，供神的神龛[kān]里也不能放其他物品；在祭敖包求雨时，不允许妇女参加等。生产方面：不能在鼠日或火日开犁播种；在渔场不能拿着鞭子走，不能背着手走；妇女、萨满、带孝的人不能去渔场等。生活方面：不能在室内打口哨；不能用手指指人；夜间不能让小孩顺着炕洞方向睡觉；不能用筷子敲打饭碗和桌子；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家过年；正月初一要自动起床，不能让别人叫醒等。生育方面：孕妇不能去看坐月子的妇女；孕妇不能铺熊皮、不得吃驴肉、不许坐驴车；妇女产后忌出门，在门前要横放车轴作为标志等。婚姻方面：女子不得在偶数年龄成婚；新媳妇三天内不许出门；一年内同一家人不能娶两个媳妇；父母去世一年内不娶媳；不许在别人家结婚；送亲车要在日落前赶到男方家；离婚的休书不能在家里写，要到没人的江边去写等。丧葬方面：停灵时，不能让猫接近尸体；不能用铁钉子钉棺材；服孝期间不理发，不剪指甲，妇女不戴耳环、手镯、项链等饰物；外姓人死在别人家，不能从房门抬出其尸体，必须从窗户抬出；莫昆公墓内禁葬萨玛、传染病死者、孕妇、未婚姑娘等。^[44]

达斡尔族的民歌主要有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教诲歌、情歌、颂歌、叙事长诗、寓言诗和祭祀求神歌等，其表现形式有扎恩达勒、舞春、舞词、萨满祭词等。民歌结构形式以四句一段式和两句一段式，四五段词构成一首歌较为多见，讲究押头韵，多用衬词，衬词达40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多用比兴、排比、对比、夸张、叠句等形式。扎恩达勒是达斡尔族传统的即兴山歌，曲调高扬豪放而固定，多由成年男子填以两句一段式的即兴歌词咏唱，它的衬词只有“讷耶尼由耶”这一种形式。舞词也叫“路日格格呼苏古”或“哈克麦格呼苏古”，此种边舞边歌的表现形式，显得最活泼、最形象，衬词也特别多。^[2][45]扎恩达勒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

谜语是达斡尔族民间流传的供人猜测的隐语，可分为物谜和事谜两大类。谜面和谜底大多是与达斡尔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的物体和事象。如“每家都有兄弟任，老大常把气来发，老二心肠总不佳，唯独老三最富华。”其谜底为烟袋锅、烟袋杆儿、烟嘴。谜语的语言结构形式呈整齐对称、节奏鲜明等特点。艺术手法上多采用夸张和拟人等。^[2]

达斡尔族的谚语多以简短、精彩的语言概括实践经验，起到教诲、劝勉、励志的作用，同时还总结和传播了如何做人的学问，倡导健康的道德情操，要求人们让自己的言行符合文明以便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谚语的句式整齐，语言简练，韵律和谐，寓意深刻，富于哲理。如“好马在于缰，好汉在于志。”“只要坚持不懈，坐牛车也能追上兔子。”“藻好之水鱼多，性好之人友多。”“即使夜幕罩大地，牛奶还是白的。”等等。^[2][46]

达斡尔族的祝赞词包括彩礼宴祝词、婚礼宴祝词、骏马赞词、猎鹰赞词、奶牛赞词、家猪赞词等，其中婚礼喜宴上的祝赞词尤为精彩有趣。祝赞词往往是一气呵成，所以不带任何衬词，其语言朴实、比喻贴切，结构形式自由，不拘于句式和行数，但讲究韵律和上口，主要由善长辞令的长老们保存和传播。^[2]

舞春，也称作“乌春”“乌钦”，是达斡尔人传诵的叙事诗，多以四行诗为一段，讲究押首韵和句与句的对称，没有固定和通用的诵调，可分民间舞春和文人舞春两类。民间舞春篇幅较长，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艺术手段多样，近似汉族的格律诗。其内容涉及较广，多反映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反抗斗争和教诲劝诫等。如反映生产劳动的有《伐木》《捕鱼》《四季》等；反映各种生活情景的有《兵营之歌》《寄给汉阳府丈夫酌信》《甘古善》《养女》《送夫从军辞》等；反映反抗斗争的有《诉状》《伊犁流放记》《骁郎岱夫》等；反映巡边守卡的有《巡察额尔古纳、格尔必齐河流域》等；反映敦诲劝减的有《母亲的教诲》《酒》《戎气》等。自清代达斡尔族开始学习满文后，一部分达斡尔族文人用满文创作了舞春，逐渐产生了文人舞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敖拉·昌兴和钦同普等。^[2][46]达斡尔族乌钦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

民间故事是达斡尔族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也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传统故事、生活故事、动物故事、儿童故事、笑话故事等。其涉猎广泛，内容丰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达斡尔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生产斗争、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如《图瓦钦脱险》反映了早期达斡尔人既惧怕猛兽老虎，又取悦于老虎的矛盾心理；《阿尔塔尼莫日根》叙述了主人公的大妻、二妻密谋加害其第三个妻子的故事，展现了婚姻制度变革时期的矛盾斗争；《伊玛迪的故事》以讽刺的笔法表现了奴仆伊玛迪不畏其主人和阴间的恶势力，依然憧憬美好生活的愿望。^[45]

达斡尔族的神话故事主要是关于神仙或神化了的古代英雄故事，通过世俗和萨满两种途径靠口耳相传得以传承。神话内容可分为解释性神话和开天辟地神话两类。前者是达斡尔先民以自己独特的幻想方式对自然及其变化进行的解释，主要有关日、月、星辰、下雨、降雪及山河等自然现象及其变化。开天辟地神话主要讲述各种方式的开天辟地，或由神创世等内容。达斡尔族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传说、地方风物传说、风俗传说等。人物传说多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叙述他们的事迹和遭遇。如耶兰库库当额津、胡勒日神、娘娘神、萨吉哈尔迪汗、博木博果尔、齐帕、骁郎和岱夫等达斡尔族历史人物传说。历史传说往往以某个历史时期史实为中心，或以氏族部落的迁徙为题材，广泛地叙述某个事件或人物。其内容又可分为民族来源、史实传说。地方风物传说主要解说某一地方的山川古迹、虫鱼花鸟及地方特产的来历和命名等。风俗传说包括婚俗演变、萨满信仰及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矛盾斗争等内容。^[2]

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声乐包括扎恩达勒、舞春、鲁日格勒、格音格古，耶德根依若等曲调。器乐包括木库连、匹昌库、化昌子、浑图日、托立，黄嘎日特等乐器及其奏出的曲调和音响。达斡尔族音乐旋法特点是多用五声音阶，偶有六、七声音阶。在音乐调式上，以官调式、羽调式最为多见，其次是徵调式、商调式，角调式较少。宫调式有《寡妇自述》；羽调式有《出嫁之前》；徵调式有《雅里西翁》；商调式有《出征》；角调式有《绣花》和《房门上的花儿在盛开》。^[47]

达斡尔族的舞蹈包括鲁日格勒舞和萨满舞。鲁日格勒舞，又称为“阿罕伯”“哈库麦”“哈根麦勒格”，是达斡尔族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民间舞。其上肢的舞蹈动作多样，脚上的动作有滑步和滑踏步两种基本步伐。海拉尔南屯地区多为女子对舞，年长者较多，舞风偏于舒缓稳重量，中青年的动作显得铿锵有力。莫力达瓦旗的舞蹈因受外来影响较少，风格比较纯正，情绪活泼开朗。齐齐哈尔地区的舞蹈则豪放粗犷、活泼热情，并有呼号与歌唱交替进行的恃点。各地的鲁日格勒开始多为二人相对慢舞，中段为表演性或叙事性的穿插，结尾是赛舞。赛舞的场面往往是在对舞的两人中插入第三者，交相竞赛，跳到最后分出胜败。萨满舞主要在治病、预祝丰收、萨满盛会三种场合才表演。基本表演方式为：头上戴铜盔或裹着黑布的铁丝帽，盔前有用来遮眼的黑布挡帘，身系腰铃，敲击单面鼓，步伐多为前进、后退、蹦跳、回旋四种。舞蹈时，一边击鼓，一边唱祷词或咒词。^[45][48]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

达斡尔族的乐器主要有初瓦日（笛子）、木库莲、华昌斯、鹿哨、抓鼓、确库尔布日、冬不拉等。其中，木库连，又叫口簧、口弦琴，是在达斡尔族妇女中较为流行的一种传统民间乐器。它的结构简单，但很娇嫩，她们从来不借给他人使用。后来渐渐在男人中也出现了木库连弹奏手，但技艺仍超不过妇女。木库连的演奏简单、方便，只需要将琴含在嘴里，以牙齿轻咬琴身，以口腔为共鸣箱，弹拨簧片振动发音即可，男女老少都可演奏。^[35][49]

达斡尔族妇女素来重视刺绣艺术，她们大多数从十三四岁起便开始学刺绣。达斡尔族的刺绣可分为平绣、剪贴绣、锁绣、结绣和折叠绣等，主要绣在烟荷包、枕头顶、鞋面、鞋尖、手套、摇篮篷以及萨满神衣的飘带上，图案多是花草树木、山水鸟兽、日月虹霞、云朵等自然景物和各种奇禽异兽。后来，刺绣范围扩充到枕套、漫帐、台布、被褥套、苫[shān]布等，所绣的花纹明快生动，自然朴实，调色和谐，层次清晰，给人以动感和生态感。女子的旗袍和罩褂的领口、袖口和襟摆上常会贴绣各种花纹的镶边，男女皮袍的襟摆沿边也会配以各种图案的装饰。鹿皮制作的手套会用黑色薄皮贴绣来衬托手指、手背、手腕等部位的外形。自清末民初起，《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成为了刺绣的内容。但从民国中期以后，随着买现成鞋袜衣物穿者日浙增多，刺绣艺术也就逐渐被冷落下来。^[35][45]

达斡尔族的雕刻艺术分为骨刻、木刻、骨木结合刻三种。骨刻艺术主要用于筷子、骨质衣扣、扳指、骰[tóu]子、烟锅柄的装饰上，烟锅柄的骨刻艺术主要用小动物的小腿骨。木刻艺术主要用于桦木碗（唐古日阿）、桦木器皿、摆设用的飞禽走兽、面镜框架、神佛偶像、摇篮吊钩、隔掮qián字画、隔扇门框、柜橱底沿、桌椅足腿、盘碗桶盒等方面。骨木结合雕主要用于烟锅、刀柄等的装饰上。^[45]

达斡尔族的绘画艺术分为彩绘和素绘两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萨满教绘画，即在木板、纸和布上绘制神像。二是在用桦皮做的桶、盒、箱等上面用墨绘画，内容有草木、山水、鸟兽、亭阁等。三是在缝绣鞋面、烟荷包、枕头顶等时，先打墨稿再把图案绘在纸上。装饰型绘画主要用在房屋室内的隔扇门框、炕柜和器皿上，往往是在木雕的家具上配以彩绘或素绘画，题材有山水风光、飞禽走兽、各种花卉等。而神像绘画主要是绘制的各种神像，在中国北方信仰萨满教的各民族中属于比较精致考究的。^[34]

达斡尔族的剪纸艺术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在造型上形成了独立的艺术形式，大多采用以云圈纹为主的多层次的连环、对称、辐射的形式。这种剪纸多用来作为刺绣、桦树皮器皿造型艺术装饰纹样的底样。剪纸的方式方法可谓是变化万千，也有一些是以花卉草木为主的适合纹样形式的剪纸，其艺术效果优雅、豪放。达斡尔人还会用剪纸来装饰窗户、墙面和天棚，图样十分丰富。^[45]

达斡尔族人酷爱体育活动，其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射箭、赛马、摔跤、比颈力、扳杆子、滑雪、寻棒、背人相扑、打曲棍球等项目。^[45]

曲棍球，达斡尔族称作“贝阔”^[注8]，在其先祖时期被称作“击鞠”，是达斡尔族一项传统性特别强的郊野球类运动，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曲棍球的打法与打冰球类似，比赛分两组，各十一人，每队一个守门员，两个守卫队员，其他的都是进攻人员，把球击入对方球门，进球多者为胜。比赛场地宽有十几米，长有几十米，球场中间划分界线，两端各设球门一个。比赛从中线开球以后，双方就进入了激烈的争夺与进攻之中，场地上的战术也在不断地变化，队员为了战胜对方，利用娴熟的技巧、灵活的动作密切配合，勇猛、准确地向对方发起进攻。达斡尔族曲棍球有拳头大小，分为毛球、木球和火球三种。毛球是用牲畜的毛搓制成的，毛球轻软，有弹性，打出后滚动较慢，适于少年儿童击打。木球是用杏树根或柞树根削磨成的，质地坚硬，不易破损，供成年人击打。火球亦可在夜间进行，将木制的球内填充油质物，点燃后打火球，燃烧的火球在夜间东击西打、传来传去，有如游龙戏珠，场面更加别致。^[50]2006年，达斡尔族曲棍球竞技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

赛马多在春节或敖包祭会等重大节日时举行，主要分为赛速和赛力两种。赛速一类，跑程较短，通常在2-3公里之内，最长也不超过5公里，跑道宽，便于骑手们互相追赶。赛力一类，跑程较长，通常在10-20公里，途中还会设置小山坡、小河沟等障碍来考验马匹的耐力。人们通常更爱观看赛速一类的赛马比赛。比赛的获胜者通常会获得一匹好马作为奖励。^[45]

射箭在达斡尔族体育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项目，多在敖包祭会和哈拉莫昆会议等大型集会时进行。射箭比赛有两种形式，一是射环，二是射萨克。射环比赛也叫做“跎tuó恩刻哈日拔环”。所射的环，是用二寸多厚毛毡制成的圆形环靶，用木架固定在比赛场上。箭靶直径约1.8~2尺，靶环育五道，红白二色相间，环的中心为洞眼，射程为30~50米不等。比赛前，双方射手须先在赛场上一起食用“猪勒特”（牲畜内脏）。比赛时，各莫昆分为甲、乙双方，选出人数相等的射手，用无箭镞的箭射靶，中环多者为胜。射萨克比赛也叫做“譬萨克哈日拨坏”。先将20~30个萨克横向排列在地上，然后参赛者用抓阄等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射程，然后以射程的远近来决定比赛顺序，远者先射，近者后射，射中萨克多者为胜。此项比赛多在青少年人群中进行，视力减退的成年人很少参加，场地、时间均不固定。^[45]

达斡尔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慢慢摸索着创造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民间医术和土药方。常见的有针刺放血、拔火罐子、接骨正骨等。针对不同的病症和情况，有不同的疗法，包括摔伤挫伤疗法、冻伤疗法、疮和火疥[jiè]子疗法、夜盲症眼疾疗法、腹泻痢疾疗法、烧伤烫伤疗法、放血疗法、骨折疗法、脑震荡疗法和针挑等。除了对人体疾病摸索出了许多疗法外，达斡尔族对家畜也摸索出了一套家畜疫病疗法。比如，牲畜不爱吃草喝水时，要用三楞[léng]针稍微划破其舌，涂敷盐面或白矾；牲畜腿受伤、腿瘸时，在蹄冠部扎针放出几滴血即可治愈；患发热病时，用粗针扎其颈部或胸部静脉，放出郁积的黑血即可，然后敷上铁锈，用手指摁片刻止血；牲畜惊悸不安时，可在其眼下二指或四指处的静脉上扎针，放出约半盅左右的血即可。^[2][42]

达斡尔人的民间天文历法知识，是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他们很早就以太阳来确定方向、时辰，用观察北斗星来确定夜里的时间，以日照最长为盛夏，日照最短为隆冬。达斡尔族以十二生肖计年，后受满族的影响，用五种颜色分阴阳与十二生肖相结合来纪年。对不同的季节都有自己的称呼，按照季节来安排农事活动。^[26]

达斡尔族的计算单位名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各异。清朝时，计量土地用“哈日奇” （块）为单位。清末至民国年间，开始用“垧shǎng”（达斡尔语称“布讷”）、“胡勒格” （犁杖）、“阿拉昆吉” （步）、“哈勒德”等单位来计算地的长度。计量地的宽度用“胡日”和“卓日”来表示，一“胡日”宽即四步宽，一“卓日”宽即六十垄宽。计量大片面积的土地时，以“方子”或“津司”为单位。一“方子”地有四十五垧，一“津司”地有三百二十垧。房屋单位用“格亚兰” （间）；长度单位用“苏莫”；米、面、盐等物品的计算单位除了用“材格音”（斤），还可以用“哈苏克”（一把）和“布图”（两手掌合拢）表示；计算燕麦、谷子、大麦、小麦、黑豆、荞麦、糜子等粮食用“库勒”（石）或“ 程克亚斯”（斗）。此外，还有“古勒滚” （匹）、“霍其勒格”（卷）、“克勒特斯”（片或块）、“哈特”（捆）、“波郭勒”（垛）、“珠日”（双）等计算单位。^[42]

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在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牧区实行牧场公有，实现了达斡尔人民土地私有制和放牧自由，使农业、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达斡尔族人民的愿望，先后在达斡尔族聚居区建立了卧牛吐（齐齐哈尔市郊）、瓜尔本设尔（新疆塔城县）等7个达斡尔民族区（乡）。1958年8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唯一一个达斡尔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一步实现了达斡尔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51][52][19]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达斡尔族的农业生产实行“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下，农业生产开始向效益高的集约增值型转变，耕地面积的扩大、种植结构的多元化和农业技术的提高，使得农作物产量增加，农业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达斡尔人民在原始手工业的基础上，新建工厂，开发啤酒、奶粉、食用植物油等新产品，使本地的商业和企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也开始崛起。此外，党和政府对达斡尔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十分重视，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支持、发展规模养 殖、实施特色畜牧业战略等方式，进一步改善了达斡尔族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畜牧经济的过腹增值。以商贸、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旅游开发成为达斡尔族经济新的增长点。^[52][19]

文化事业方面，出现了孟和博彦、索依尔、巴图宝音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创作了诸多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话剧、歌剧和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对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孟志东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杨士清的《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苏勇的《达斡尔族神话故事》等。教育事业方面，一条龙式的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其中义务教育网点覆盖率达到100%。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和普及率逐年上升。学校的学习环境、教学设备、教育质量也在不断地升级和提高。^[52][19]

1958年，莫力达瓦旗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帮助达斡尔族地区的人民学习农业新技术，从而开展科学种田，走上以科技发展农业的新道路。随着农业机械研究所、农业机械学校、农机修造厂、种子公司和农技推广站的建立，达斡尔人民不断地学习到了先进栽培技术及良种、改良良种、防治病虫害、使用化肥和农药等技术和知识。从1986年到1990年，通过建立科技走廊、科技情报网以及电视讲座，共向达斡尔农民提供科普信息2.6万条，引进科技推广项目65个，新技术辐射22个乡镇，培养专职农业科技人员300多人，推动了达斡尔族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的转变。如今，地膜覆盖、大豆地膜覆盖、大豆辐射育种、缩垅lǒng增行、菌核病防治、水稻旱育稀植以及配方复合施肥等新技术已被大多数农民所掌握。^[52]

为了加快建设和发展达斡尔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党和政府通过派出医疗队巡回医疗，配备村屯防治员和改善达斡尔族居住、饮水等生活条件，使克山病、大骨节、结核以及甲状腺肿大等常见病、地方病得到控制。目前，达斡尔族各个聚居地已经建设了覆盖旗、乡和村屯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包括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中蒙医院、结核病防治所以及药检所等。镇上设有乡镇卫生院，负责治疗和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等。村屯还设有村医和接生员，承担日常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以及爱国卫生运动。扎兰屯市达斡尔族乡卫生院为方便群众看病，从外地聘请医务人员，实行24小时接诊，并设立家庭病房，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