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黄旗

正黄旗成立于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清八旗之一，属“上三旗”，由皇帝直接管理，因为旗色纯黄而得名。^[1]

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将女真各部分编为四旗（满语称为“固山”），每旗分别用黄、白、蓝、红的纯色旗作为标志，具有军事、生产以及行政的职能。公元1615年，随着掌握的人口逐渐增加，努尔哈赤将自己领有的黄旗拆分为正黄旗和镶黄旗，其他三旗也同样被拆分，最初的八旗制度开始形成。^[2]皇太极时期，八旗得到扩充，编入蒙古人与汉人，正黄旗内也分设蒙古正黄旗和汉军正黄旗。清军入关后，八旗变成纯粹的军事组织，不再具备生产、行政职能，正黄旗成为军事单位。^{[3][4][5][1][6]}

清朝时期，禁旅正黄旗分设前锋、骁骑、步军、护军各营驻守京城，驻防正黄旗震慑各大重要军事要塞，在抗击沙俄等涉外战争中，正黄旗子弟对保卫国家领土、击退外来侵略做出贡献。但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下，正黄旗人逐渐失去战斗力，甚至变卖祖传的武器与甲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八旗制度终结，正黄旗也不再存在。^[7][2][8][9]

正黄旗人掌握大量土地，并且无需纳税，不服劳役，物质生活优越。但由于清政府不允许旗人进入工商业，旗人长期不事生产，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其中很多人沦为佃农、流民。^[10]

满族先民以渔樵采猎为生产基础，时刻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只能一再迁徙，无法长期有效地从事生产。随着部落的繁衍，以氏族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不再适应生产需要，于是在部落中形成了以地域划分，成员由同一氏族或不同氏族构成的“噶栅”。^[注1]而后，在部落之中又逐渐形成了牛录^[注2]与塔坦，有组织地进行采集与渔猎生产。在这些生产组织之中，地域和血缘交叉联系部落内部的关系，有效地稳定了部落内部环境并提高了生产力。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先后征服建州、海西、东海各个部落，统辖人口日益增加。在当时，个部落人口不均，小部落仅有数十户，大的部落则多达数百户。温火卫酋长甫下下依附努尔哈赤后，仍掌兵千余，保有对六个部落的控制权，时刻威胁着努尔哈赤的统治。为方便管理部落人口，防备内患，努尔哈赤对施行的牛录等社会组织做出改变，使之更加便于方便进行管理与统领，同时使原本的生产组织转变为军事组织。^{[11][12][13][14]}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击败海西、建州诸部之首哈达部，原属哈达部的人口被迁往建州。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日益增多的部落，努尔哈赤开始着手对牛录^[注3]的改革。^[注1]努尔哈赤将原本10人制的牛录扩充至300人制，索尔果部落的500户被分解为5个牛录，罗屯的800户被拆解为2个牛录。在对牛录制度的改革之中，五个牛录合称为一个甲喇^[注4]，五个甲喇合称为一个固山的组织形式被推广。^[15]固山满语为“gūsa”，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后逐渐将“旗”作为固山的代称。女真社会的所有男丁都被编入旗籍，形成了“以旗统人”的军政合一的制度。皇太极曾经这样说“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兵民一体的社会组成形式，具有着行政、军事、生产的三方面职能，内部人员承担徭役、赋税等，外来人不能随意加入，牛录内的人也不能随意离开。^[4][7]

公元1607年，努尔哈赤收服辉发部，并前后击败东海各部，所统辖的人口持续增多。公元1611年，原本与努尔哈赤分掌四旗的舒尔哈齐、褚英相继过世，努尔哈赤诸子长大成人，可以独立处理事务。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扩充旗制，以原有的四色旗帜为基础进行分裂，各器分别由努尔哈赤善于征战的子侄统帅。黄旗也被拆分为正黄旗与镶黄旗，两旗由努尔哈赤亲自统领。^[2][6]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而后病逝于沈阳远郊，皇太极即位。皇太极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废除努尔哈赤时期实行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注5]，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正黄、镶黄旗改为正白、镶白旗列于左翼，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黄旗，分别列于左翼与右翼之首，使得正黄旗的地位被大大提高。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着手完善正黄旗的官制，按班章京相当总兵，梅勒章京相当于副将，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牛录章京相当于守备。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被告发密谋造反，皇太极命令下辖的正黄旗、镶黄旗屠杀正蓝旗一千五百余人，而后皇太极将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收归己有，正黄旗位列“上三旗”之一的地位得以确立^[注6]。皇太极在位时期，多次对黑龙江地区用兵，将降服的诸部落称为“伊彻满洲”^[注7]，将部分伊彻满洲的部落编入正黄旗加以扩充。而后，又在满洲正黄旗下增设蒙古正黄旗，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又将原有两旗的汉军扩为八旗，旗制与满洲、蒙古相同，进一步扩充了正黄旗的实力并巩固了统治。^{[1][3][5][8][9][17]}

清朝建立之初，正黄旗子弟精于骑射，战功彪炳，为维护清朝的统治以及开疆拓土作出重大贡献。而因战绩突出，旗人享受极高的待遇，清廷将大量的良田划分给旗人，同时免除了旗人的徭役与赋税。随着时间的推移，优渥的物质条件使正黄旗子弟逐渐堕落，军事能力退化。康熙时期，驻守南方的旗人步射尚可，骑射不熟甚至完全不通，只有西北与东北的旗人因征战较多而保留一定战斗力。而每逢征战，旗人需自备粮草马匹、甲胄军器，导致旗人土地流失，正黄旗子弟生计困难。乾隆时期，鉴于旗人渐染汉俗，乾隆强调“国语骑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战斗力退化的问题。由于不能从事工商业的生产，嘉庆年间旗人穷困潦倒而又崇尚奢侈，而后更有旗人染上烟土，正黄旗基本完全失去战斗力。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颁布逊位诏书，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正黄旗的特权也随之被废除。^[18][19][20]

正黄旗位列右翼四旗之首，下属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每旗设正一品都统一人，正二品副都统两人，其中满洲正黄旗与汉军正黄旗下设五甲喇，蒙古正黄旗下设二甲喇。旗内分禁旅正黄旗与驻防正黄旗，禁旅正黄旗负责守卫京师，驻防正黄旗则分扎各地。禁旅正黄旗驻扎于城西北，负责守卫德胜门，内分郎卫与兵卫。正黄旗内部抽调精锐与镶黄旗、正白旗精锐组成郎卫，负责守卫宫廷与皇帝。兵卫内部分为前锋、骁骑、步军、护军各营，后又抽调精锐组成神机营训练火器。驻防正黄旗则驻扎在京南、京东、东北、西北、江南等地军事重镇，呈辐射状，越靠近京城驻防兵力越多。^[9][21]

八旗在入关后很长时间内并无固定衙署，都统等办理旗务是在家中，自选兵丁帮助其办理文稿等事。所用印信，多次变化。顺治十六年，24个固山的都统各置印信一颗；康熙五十三年，改为八旗左右各翼每翼颁印一颗。雍正元年九月设八旗都统衙门，每色旗一个衙署，同色旗下三固山同一衙署办公，共置一印，由满洲都统掌管。雍正四年，又定每固山都统各给一印。此后每色旗下三固山也逐渐分设办公，成八旗24衙署。京师八旗各兵营旗人及其家属，都隶于各固山组织，由本固山各级旗务官管理。至清末，正黄旗下辖92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兵丁3万，总人口约15万人。^[22][23][24]

正黄旗甲胄的头盔为髹xiū漆铁胎，高56.3厘米，盔帽的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上面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座，上安置红缨。后垂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泡钉。铠kǎi甲分为甲衣和围裳两部分。甲衣长73厘米，布面棉质，内衬排列规则有序的铁甲片并以乳钉固定以带子和纽扣连接组合而成：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2片；另外在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也就是“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这是留作佩弓箭囊所用的。围裳分为左、右两幅，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材料相同的蔽膝。棉布制作的甲胄是特殊场合穿用的，平时收藏起来。正黄旗与头盔与甲衣通体为黄色，镶黄旗的头盔与甲衣则与旗帜一般以黄色为主体，周边饰以红色区分。^[25][26]

公元1861年，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清廷着手对禁旅八旗进行改造，从前锋护军、骁骑、步兵、火器、健锐诸营中征集精锐10000人组建神机营。而后，神机营扩充至14000人，左翼、右翼以及中营共设25营。神机营内设置专司火器生产的军火局、机器局，同时，清政府还向西方国家大量购买火器以图强军，仅1866年的一次采购，神机营就购入了洋马枪3000杆，五六出手枪2000杆。^[27]

正黄旗的地位不如镶黄旗，主要是因为在上三旗全部归属于皇帝管理之前，清朝镶黄旗是一支完全由皇帝统领的军队。正黄旗尽管也是皇帝的亲军，但是正黄旗的兵权实际掌握在宗室将领的手中，皇帝对于镶黄旗的信赖，要高于对正黄旗的信赖。尽管如此，正黄旗的地位也仅仅是略逊于镶黄旗，在清朝历史上正黄旗同样出了很多名臣名将。在满族平定各部落的过程中，正黄旗被掌握在皇帝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清朝建立之后，正黄旗部分驻守京城，部分驻扎各地军事重镇，参与平定噶尔丹叛乱，对于清王朝的稳定以及对领土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8][29]

关于正黄旗中“正”字的读音，较为主流的说法中会将这个字读作“zhèng”音。而根据墨尔根觉罗·永宁在《清十二王》中的记载，正黄旗中的“正”字应读“zhěng”音，与“整”同义，意为黄色的纯色旗。^[30]

爱新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乌雅氏、阿穆鲁氏、阿礼哈氏、阿克占氏、安达拉氏、爱浑氏、阿图拉墨氏、敖拉氏阿尔拉氏、赫舍里氏、乌扎那拉氏、敖拉托欣氏、阿鲁氏、敖佳氏、阿尔布氏、阿拉边前氏、安佳氏、阿塔穆氏、阿赉lài氏、阿喇氏、阿尔巴齐氏、爱义氏、敷臣氏、阿穆尼普塔斯氏、阿拉克塔氏、阿鲁特氏、艾耀施氏、阿鲁络特氏、碧鲁氏、巴雅拉氏、布尔察氏、把尔达氏、博和理氏、拜都氏、布赛氏、拜格氏、布雅穆齐氏、布达喇氏、布尼氏、拜晋氏、碧喇氏、毕鲁勒氏、巴尔拉氏、拜英格理氏、白佳氏、博尔衮氏、博和罗氏、博都理氏、巴雅尔齐氏、拜嘉喇氏、博尔济氏、博尔卓克氏、巴颜氏、鲍佳氏、布希氏、布萨氏、弼尔雅氏、边佳氏、布尔尼氏、拜察氏、博尔济吉特氏、把岳忒氏、布鲁特氏、布尔哈齐氏、宝济氏、博尔济斯氏、完颜氏、巴雅喇氏、博硕氏、博尔济氏、博尔济克氏、博络氏、布楞都尔本氏、巴雅克氏、博尔器济斯氏、博第斯氏、博尔苏特氏、巴理氏、白苏氏、布苏克氏、巴颜图氏、巴济理氏、博尔齐特氏、白达尔氏、博和罗克氏、博罗特氏、白禅氏、步古鲁特氏、绰克秦氏、褚库尔氏、崇里鲁氏、蔡佳氏、崇吉喇氏、苍玛尔达氏、陈佳氏、绰络氏、崔穆鲁氏、崔佳氏、成尼氏、彻叶勒氏、程佳氏、迟佳氏、吹霍克亲氏、察哈尔氏、常佳氏、曹佳氏、潮穆特氏、曹丹氏、彻穆衮氏、崔珠克氏、布尔图氏、董鄂氏、李尔佳氏、马佳氏、墨尔哲勒氏、墨尔迪勒氏、西林觉罗氏、计布出氏、塔克氏、田佳氏、纳兰氏、申穆哩氏，瓜尔佳氏。^[31][15]

纳兰性德（公元1655年—公元1685年），字容若，叶赫那拉氏，号楞伽山人，满族正黄旗人，清朝初年文学家。纳兰性德自幼聪颖，十七岁入太学，并因才气被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收为弟子。在老师的教导下，纳兰性德精通天文地理、诗词歌赋，兼善音乐与佛学，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后被提拔为侍卫，多次随康熙帝出巡，深受皇帝赏识。纳兰性德是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之一，与陈维崧、朱彝尊合称为“清词三大家”，其纳兰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41][42]

田文镜 (公元1662年—公元1733年)，字抑光，康熙、雍正朝时大臣。监生出身，原籍属汉军正蓝旗，雍正五年(1727年)，抬入汉军正黄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十二岁的田文镜出仕县丞，在二十年间升至知州。雍正帝即位后，田文镜深受信任，屡受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任山西布政使，次年调任河南布政使，后升任巡抚。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田文镜兼任河北总督，对河南水灾隐匿不报，雍正帝仍然给予信任，不加惩治。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田文镜病逝，谥号“端肃”。^[43]

伍弥特·花沙纳(1806-1859)，字毓yù仲，号松岑，清代蒙古正黄旗人。宣宗道光间进士，历官至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花沙纳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主张求和，清政府战败后花沙纳作为清廷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