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原文名《Monggolvn Ni'ucaTobca'an》（《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注2]），也称《元朝秘史》，原文为畏吾儿体蒙古文^[注1]，是蒙古汗国窝阔台时期（13世纪）官修的编年体^[注3]史书，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著作，著者不详。^{[1][2][3][4][5][6]}

13世纪初，孛儿只斤·铁木真^[注4]统一蒙古族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自号成吉思汗，同期出现以蒙文编写以记述统治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书，称为“脱卜赤颜”。明洪武年间，明政府将其音译为汉文，初定书名《元秘史》，后改为《元朝秘史》，现今也称《蒙古秘史》。全书共二百八十二节，记述内容以蒙古族部落为主，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约公元700年），到太宗窝阔台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包括成吉思汗的生平迹及其祖先世代的宗文谱系、传说、事迹。^{[1][2][7][8][9]}

《蒙古秘史》汉译本有明洪武十二卷刻本和明永乐十五卷抄本，均为二百八十二节，内容一致。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汉字音译蒙文本，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1][3][2]

《蒙古秘史》是现存的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是研究古代蒙古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机构的重要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学和蒙语研究价值。^[6][10][11]粗略统计，世界各国发表过的关于《蒙古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89年6月13日作出决议，评价该书以其艺术性，美学和韵文的绚烂多彩，语言的丰富优美等独特性，成为蒙古族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无与伦比的著作，并已进入世界文学的宝库。^[8][3]2019年7月19日，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族历史巨著《蒙古秘史》全文检索系统开发成功，即将上线测试，读者即可在电脑和手机上检索查询这部蒙古族现存最早历史文献。^[13]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自号成吉思汗。此后不久，大蒙古国便积极对外发动战争，一面南下进攻金、夏，一面西出掠取中亚西南亚等地。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统一北方。紧接着又与南宋发生冲突，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约半个世纪。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即位，积极推行汉法，改国号为大元（1271年）。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在这期间，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为元代以蒙文大规模修史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同期，蒙古贵族发动西征，所到之处遍及亚、欧地区，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和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等等。^[14]

元朝实施民族歧视政策，国家重要事务通常都由蒙古、色目贵族决定，一般汉族文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无法得到有关的资料编撰修史，以致元代私家修史之风不盛。元朝初期，记述统治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书通常由元朝历代皇帝指定少数蒙古、色目大臣执笔修撰；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则由翰林国史院负责，主要由汉族文臣主持编撰，编成后藏于内廷。^[14]

大蒙古国时期，宫廷内即有以蒙古文编撰的记录历代蒙古大汗事迹的史书，蒙古名为“脱卜赤颜”，“脱卜赤颜”即蒙古语“历史”之意。明洪武年间，明朝政府将记录成吉思汗先祖系谱、传说、事迹，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元太宗）事迹的“脱卜赤颜”即《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音译成汉文刻行，初定书名为“元秘史”，《明太祖实录》提到的书名亦称“元秘史”。明永乐年间所撰的《永乐大典》将其收录后，改题为“元朝秘史”。清朝校勘学家顾广圻以藏书家张祥云所藏“影元椠qiàn旧钞本”为底本校正成本，误将其卷首题名“元朝秘史”下以小字书写的“忙中豁仑纽察脱卜赤颜”几字认定为编撰者的名衔。因顾广圻校本流传较广，“元朝秘史”遂成为该书的一般用名。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1907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实录》的序论中，正确地将“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解释为蒙古语“蒙古秘史”的音译，后人据此译为“蒙古秘史”，《蒙古秘史》由此而来。^[9][2][1][8]

《蒙古秘史》原文为畏吾儿体蒙古文，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时期（约公元700年）写起，到太宗窝阔台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为止，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比较详实地记录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及其祖先世代有关的史事，以及二十多代人的宗文谱系、传说、事迹。《蒙古秘史》汉译本的完整形式由正文、傍译、总译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是用汉字音写的蒙古语，正文右侧逐词注有汉译即傍译，每隔一段长短不一的内容后附有汉文缩译即总译。该书有明洪武十二卷本和明永乐十五卷本，均为二百八十二节。^[1][2][3][7]

《蒙古秘史》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序文（第1至58节）记载了成吉思汗的先世，用神话传说、口传故事以及历史记等手法，依次记载了从二十二代始祖的传说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为止的历史；第二部分，正文（第59至268节）记叙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从孛儿只斤·铁木真^[注4]降生，少年时代的艰苦磨炼，统一蒙古各部以及南下、西征，直至1227年平西夏逝世，涉及军事、政治、社会生活、畜牧经济、官职等诸多内容；第三部分，续文（第269至281节）记述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当政时期的记事，同时涉及有蒙哥、忽必烈时代的一些史实。第四部分，尾跋（第282节）成书聚会庆贺的时间、地点。^[1][7][3]书中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同时载录有蒙古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1][6]

在蒙古民族历史编纂zuǎn的早期阶段尚无本民族文字，主要借助便于记忆的韵文形成口头作品，而《蒙古秘史》书中大部分素材来自世代口耳相传的口头作品和当事人的口述，遂形成文史不分的编撰特点，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在写作风格方面，依据口述素材编写，具有浓厚粗犷的游牧民族语言特色；《蒙古秘史》的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在叙事结构方面，与历朝汉文史籍较有不同，多通过形象性记述表达该书思想倾向，常常设有专门抒情的篇章，以作者的口吻或者作品中人物的角度抒发思想情感。如书中比较典型的有成吉思汗分封嘉赏众功臣时对宿卫们的赞颂就采用了民歌的复沓手法^[注5]，回环叠唱，表达情感；在描写手法方面，《蒙古秘史》运用蒙古民间广泛流传的族源传说、历史传说、民歌、赞歌、谚语等艺术化描述形式，记述了古代蒙古人的社会历史。^[15][11][10]

《蒙古秘史》载录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以及窝阔台在位时期的相关事迹，保留了古代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涉及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书中较为详实的古代蒙古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生动记录，包括游牧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资料及其社会组织发展和变化的情形。书中所反映出的古代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也成为相关方面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10][11]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作品，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一起被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历史著作，已被译为多国文字。书中有大量的韵文、俗语，人物记述多经过文学性艺术加工，整体风格呈现出较多的文学色彩，反映出当时的蒙古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成就，。^[11][10]

书中收录的传说故事，语言形象生动，如以《孛儿贴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的传说开端，在第21节中借助蒙古族民间流传的感孕传说形象地描写蒙古族女始祖阿阑豁阿感孕，神奇地生下孛儿只斤姓氏的先祖孛端察儿，解释了孛儿只斤姓氏的起源。《蒙古秘史》擅长使用形象的比喻，如第22节中，用五支箭干比喻阿阑豁阿的五个儿子，假如各执一支，任何人都可轻易折断，若兄弟同心，如五支箭干束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形象地揭示出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道理。第33节中，用“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来形容普通百姓需要首领的道理。第62节中，描述九岁的铁木真“眼明面光有”，这是一句描述蒙古史诗主人公英雄朝气蓬勃精神状态的惯用诗句。第78节中，用蒙古族谚语“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来形容孤独无友的人。^[11][10]

《蒙古秘史》其文学价值着重体现在该书独特的语言风格，对后世蒙古族文学语言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构思和编排体现出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族文学较高的发展水平。如对讷忽昆战役的描写，为《蒙古秘史》艺术成就的代表。同时，《蒙古秘史》塑造了众多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展现出其文学艺术价值。^[15][11][10]

《蒙古秘史》所据原文是以蒙古语思维，采用畏吾体蒙古文写成。因其记写的语言是古蒙古语，以及篇幅具有的纯蒙古民族因素，成为古蒙古语重要的典范文献，也是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蒙古语词语和古蒙古语语法现象，而其中有些词语现在已经消失，有些词语已经转义。同时，书中保留了不少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有些现在也已经消失或发生变化。这些词语和语法现象被“脱卜赤颜”使用和记录下来，并通过《蒙古秘史》的注音和汉译得以基本准确保全原音原义，为后人了解、研究古蒙古语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权威参考。^[10][6]

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所撰《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评价：“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纪念作品。”美籍华裔学者洪业在其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中说：“尽管这部书的写作费时不久，其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的生涯。”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在其《蒙古秘史》译注本《解说》中说：《蒙古秘史》具有“作为历史文学先驱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所撰《论<元朝秘史>中的蒙文原文》中说：《蒙古秘史》是“第一流文献”。^[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89年6月13日作出第131次会议决议：该作品以其艺术性，美学和韵文的绚烂多彩，语言的丰富优美等独特性，成为蒙古族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无与伦比的著作，并已进入世界文学的宝库。^[8]

清代学者钱大昕对《蒙古秘史》十分重视，他认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chuǎn，唯《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鲜，良可惜也”，充分肯定了该书。^[16]蒙古族学者舍·纳楚克道尔吉的序言和策·达木丁苏荣的绪论中提到：“《秘史》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也是蒙古族文学典籍。因为，《秘史》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而且较完美地展示了蒙古语韵律、修辞、散韵体例等特点。”^[17]学者扎奇斯钦认为《秘史》“是一部叙述元朝开国并震动世界的东亚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种实录，也是一部很难得的元朝开国初期的直接史料，而且大部分是 ‘当事人自述甘苦’，所以亲切生动独具一格”。^[18]学者王黎明评价“《蒙古秘史》是编年体蒙古族历史著作，缘由为汗挺大会，决定编纂一部记录蒙古族族源和历史的圣书，而且窝阔台大汗积存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也是窝阔台大汗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伟大事业。”^[19]民族学者亦邻真先生认为“它首先是一部史书”，而且“《秘史》是公认的蒙古族文学经典作品”。^[20]

史学界对《蒙古秘史》的作者考辨，各持其说，迄无定论。若金井保三、帕维尔·普哈等学者称作者为塔塔统阿；海涅士称应为失吉忽都忽；植村清二推测为镇海；巴雅尔则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会是别人，而只能是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蒙古国学者舍·嘎丹巴提出《秘史》为阿尔嘎聪所作^[注6]。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仍在猜测该书的作者问题，如日本国学者小泽重男在1998年出版的《〈蒙古秘史〉的世界》一书中猜测《秘史》的正集10卷或许是窝阔台时期的内廷近侍亦鲁格所撰，而蒙古国学者却玛推测认为是善于以口头叙说史事的蒙力克^[注7]或许参与了《秘史》的撰写事宜。帕拉基·卡法罗夫称、那珂通世、陈彬和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并非一人所作。亦邻真提出“《秘史》不是一个人撰写的，企图发现《秘史》作者是徒劳之举。”他对这一论点也作了具体阐释，称：“《秘史》不是一次修成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作者。当时畏兀人当必阇赤的很多，执笔人未必非是蒙古人不可。《秘史》是由一批耆老们会议和口述，必阇赤们记录、整理加工的产物。”学者余大钧认为：《秘史》“是蒙古大汗命宫廷内的畏兀儿族（包括加入蒙古诸部的畏兀儿裔人）必阇赤（书记官）们记录蒙古人的口传的传说、故事、事迹、诗歌，加以文学加工、文字润色而撰成的。”^{[21][22][23][24][1][25]}

《元朝秘史》成书年代的探讨，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涉及现存汉籍《蒙古秘史》的完成时间，另一个涉及这一汉籍所据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完成时间。现存《蒙古秘史》卷尾第282节是跋文，全文写道：“大聚会正在聚会，鼠儿年七月，各宫帐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方），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留驻之时，写毕。”民族学者白·特木尔巴根认为这里给出的“鼠儿年七月”，应该视为《蒙古秘史》所据畏吾体蒙古文原文写作完成的时间。但是对于“鼠儿年”的确切年份，现有戊子（1228年）、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丙子（1276年）等几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尚无定论。^[16][26]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首先在《蒙古秘史》十五卷抄本最后一节的眉批上写明了该书撰于1240年的看法。之后，清代学者徐松、李文田以及后来涉足《秘史》研究的学者屠寄、陈彬和等相继赞同这一观点。国外的一些学者，若那珂通世、符拉基米尔佐夫、柯津、伯希和、海涅士、小林高四郎、普哈等也都持有这一观点，庚子说随之产生了一定影响。1989年6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世界各国在《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之际，即1990年举行纪念活动。同年8月，国际蒙古学家协会和蒙古国科学院在乌兰巴托联合召开了《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事实上认同了庚子说。^[26]

戊子说（1228年），为清末地理学家丁谦提出。他在《元秘史作者人名考》中写道：“按《秘史》末条，明言大聚会著，鼠儿年写毕。鼠儿年，戊子也。元太祖殁于丁亥，次年大会诸王公，设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可知作《秘史》者，逮事太祖，凡所记载，大半出于亲见亲闻，故确实可信。”至于《秘史》所记太宗窝阔台的事迹，丁谦认为是书成之后附益进去的。戊子说亦曾得到国际上一些学者的认同，如植村清二、村上正二、李盖提、罗依果等人。^[26]

壬子说（1252年）为法国学者格鲁塞提出。他在《蒙古帝国》一书中就《秘史》第255和第281节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暗示了皇权将由窝阔台后裔转移至拖雷后裔，而后者所叙窝阔台之反省词又有身后评定的语气，据此，他认为《秘史》之成书应在庚子之下一个鼠年，即1252年。学者余大钧赞同这一观点，于1982年发表专题论文《〈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列举史实加以论证，他根据中外史料，研究认为《蒙古秘史》是在1251年辛亥猪年夏六月至1252年壬子鼠年春举行的推戴蒙哥为大汗的部落聚会结束不久，即壬子鼠年七月完成。^[26]

甲子说（1264年）由学者洪业提出，他依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四年八月辛亥（1263年9月7日）条，升宣德州为宣德府”，研究认为《秘史》中提到的“宣德府”一词不应出现在1240年以前，应该是1263年以后的首个鼠年，即1264年。^[26]

丙子说（1276年）肇始于姚从吾、札奇斯钦。他们依据前人对《秘史》所见诸多地名的质疑，提出其中“东昌”一名是1276年开始使用的，故推测《秘史》之成书当在庚子之后的第三个鼠年，即1276年。^[26]

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脱卜赤颜”为宫廷秘藏，不对外传。元代“脱卜赤颜”今已不存，但是蒙古地区流传有其抄本。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馆长札姆扬发现了一部藏式贝叶装手抄本，书名有“黄金史”之语，跋文中提到“罗桑丹津”之名，故将此抄本称为罗桑丹津《黄金史》。此本保留了《蒙古秘史》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札姆扬亲自抄写一份，于1927年寄给了法国学者伯希和。1932年至1935年间，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借用原抄本，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成照片本。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根据原抄本出版了铅印本，分上、下两册。1952年，哈佛燕京学社据其出了影印本。1990年，蒙古国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本，仍用藏式贝叶装。^{[1][2][7][8][27]}

明洪武年间，朝廷为培养译员将其音译成汉文，并把其中每个蒙古词逐一用汉字音写下来，再加上旁译（每个蒙古词旁所注汉文意思)和总译（每节蒙文大致内容的汉译），作为培养通蒙古语的译员们的蒙语教材，厘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两卷，共十二卷，初定名为《元秘史》刻行，即明洪武刻本。至明永乐初年，朝廷将其作为史籍抄入《永乐大典》第5179—5193卷，改为《元朝秘史》，遂产生了与洪武刻本分卷不同的十五卷抄本。无论是刻本，抑或是抄本，内容完全一致，均为二百八十二节。蒙古文原文的《蒙古秘史》早己散失，明洪武刻本也已基本无存，仅于1933年在故宫内阁大库发现40多个残叶，为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即《元朝秘史》，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另外，故宫内阁大库还曾发现一种属于十二卷本的抄本。^{[1][2][7][28][29][8][27]}

十二卷本有清代古籍校勘家顾广圻和叶德辉本两种。顾广圻本是顾氏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以藏书家张祥云所藏旧抄本《秘史》为底本，参照当时流传的其他抄本校勘而成，后归清宗室盛昱所有，收藏于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当时以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由于洪武刻本、张祥云藏本均已失传，而十五卷本诸本都出自《永乐大典》从洪武刻本转抄的本子，四部丛刊三编本（即顾广圻本）因此成为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叶德辉本（亦称观古堂本）是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从盛昱所藏顾校本抄出，后归叶德辉所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印成书。20世纪初，文廷式于再请人复抄一部送给了日本友人内藤湖南。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从内藤湖南处得到文廷式所抄之本的影抄本，不久即开始着手翻译、注释，于1907年出版了影响学界的《成吉思汗实录》。目前已知诸抄本中，属于十二卷本的，除了顾校本（包括其转抄本等）、永乐二年抄本外，还有喀喇沁王府藏本。喀喇沁王府藏本为残本，仅保留大约两卷的内容（卷7、卷8）。明、清两代见于著录的十二卷本还有几种，但是现在已无法看到。^{[1][2][29][7][27]}

《永乐大典》十五卷本，原载十二先元字韵中，为第5179-5193卷。今已不存。目前可以看到的十五卷本有近十种。1872年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在北京购得一部《元朝秘史》的十五卷抄本，后于1878年赠送给了波兹得涅耶夫。伯希和有此抄本的照片，曾于1933年赠送一份给北平图书馆。1962年，苏联学者潘克福（В. Панкратов）将该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种》。学界一般称为“潘克福本”“东方文献出版社本”或“苏联本”等。此本抄写质量较差，讹误较多。该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1][2][29][7][27]}

清末陆心源旧藏本，原为劳格（字季言）旧藏。1907年被陆氏后人出售给了日本人岩崎弥之助，入藏静嘉堂文库。学界有称“陆氏本”或“陆心源藏本”的。此本分两册，缺损卷首之叶（相当于第1、2节和第3节的音译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该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另有丁丙旧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孙星衍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瞿镛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翁同书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马玉堂旧藏本（现藏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信息资料室）等。^{[1][2][29][7][27]}

自《蒙古秘史》汉字转写本首次被发现以来，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蒙古学研究专家、学者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立法律令、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多个视角进行翔实的研究，出版发表了多个研究成果。1917年，学者呼伦贝尔成德公据清末湖南藏书家叶德辉的观古堂刻本予以转写，全书12册，现藏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是最早对其进行现代蒙古文转写的学者。其后，在日本国留学的呼伦贝尔巴尔虎青年学者花赛·都嘎尔扎布与日本国学者服部四郎合作，于1939年完成了《蒙古秘史》第一卷的现代蒙古语转写，即《蒙文元朝秘史》，由东京文求堂印行。此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有内蒙古学者布和贺西格于1940年在开鲁刊布的蒙古文译本《蒙古秘史》十二卷、喀喇沁右旗人阿拉坦敖其尔于1941年在张家口刊布的《阿拉坦敖其尔译〈蒙古秘史〉》全一册、鄂尔多斯人克什克巴图于1941年在张家口刊布的《元朝秘史》蒙译本等，均属于试验性的蒙古语复原。^[30]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蒙古文转写著作有花赛·都嘎尔扎布对额尔登泰等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泰亦·满昌的《新译注释〈蒙古秘史〉》（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本》（1986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等。在蒙古国，有策·达木丁苏伦于1947年刊布《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编译本，后又有舍·嘎丹巴的蒙古文转写本（1990年）、德·策仁苏达纳姆的基里尔文、蒙古文转写注释本先后在乌兰巴托、北京出版。^[30]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蒙古秘史》进一步的蒙古文还原本在中国陆续出版问世，有若巴雅尔还原本（1980年）、亦邻真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1987年）、双福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本（2001年）等，并对《蒙古秘史》的书名和作者、成书年代、汉译年代、史实考订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日本蒙古学家小泽重男于1984年至1986年间陆续出版《元朝秘史全释》《元朝秘史全释续考》。对《蒙古秘史》的若干卷作了畏吾体蒙古文还原；蒙古国学者巴·苏米亚巴特尔据叶德辉刻本对《蒙古秘史》正文作了畏吾体蒙古文还原，并附拉丁文转写，于1990年在乌兰巴托出版。^[30]

现行《秘史》最早的汉文译本是谢再善于1951年刊布的《蒙古秘史》，由开明书店列入《开明文史丛刊》出版，全文210页，用现代汉语翻译而成。之后，谢再善又汉译了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的《蒙古秘史》编译本，由中华书局于1956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省学者姚从吾、札奇斯钦教授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上连载的《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后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同年，道润梯步出版了《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余大钧于2001年出版了《蒙古秘史》译注本；2005年，阿尔达扎布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特·官布扎布、阿斯钢汉译的《蒙古秘史》普及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31]

在《蒙古秘史》的其它译本中，帕拉基·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较早。他据《连筠簃yí丛书》所收《秘史》十五卷总译本俄译，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将译文刊布于《俄国北京传教会教士著作集》第四卷。之和又有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不完整俄译本，译者据鲍廷博十五卷抄本，用俄文字母转写了正文的1—96节，并用俄文施以旁译，同时对《蒙古秘史》原文作了蒙古文转写，刊布于1881年前后。1941年，S.A.柯津在莫斯科刊布了音写本和俄文译本，音写包括《蒙古秘史》原文的拉丁文音写和蒙古语音写，附有文献研究引论和译文。此书于1990年在乌兰乌德再版。《蒙古秘史》的俄文译本还有B.A.潘克福的译本（1993年）以及G·其木德托夫的布里亚特语译本（1989年）等。^[31][32]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历史学家那珂通世据译为日文，名为《成吉思汗实录》，1907年由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之后又出版《成吉思汗实录续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蒙古秘史》的日文译本还有小林高四郎的《蒙古の秘史》（1941年）、岩村忍的简译本《元朝秘史》（1963年）、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译注本（1970—1976）等。日本国学者青柳纲太郎还将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译为日文，1917年由朝鲜研究会刊布。《蒙古秘史》的德文译本有海涅士的《1240年怯禄连河阔迭额岛蒙文原稿〈蒙古秘史〉》，分别于1948年、1981年、1985年再版。在法文译本中，伯希和的不完整译本刊布于1949年。他对《蒙古秘史》原文作了拉丁文转写，并用法文译出1—6卷，卷末附有译者的序文《元朝秘史的蒙古语原文》。普哈于1956年在布拉格刊布捷克文译本；匈牙利学者李盖提于1962年在布达佩斯出版了匈牙利文译本，继而又于1971年刊布了拉丁文音译本。1994年，M.多米尼克、R.普尔刊布了法文译本。^[31][32]

《蒙古秘史》的英文译本有美国学者柯立夫的译本，1957年由哈佛大学制版，1982年正式出版，采用旧版《圣经》的古体英文译出《秘史》的原文。匈牙利学者卡拉于1984年出版了英译本。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于1972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刊布了《秘史》的拉丁文音译本，2006年又出版了英文译注本，名为《蒙古秘史·十三世纪史诗编年史》。^[31][32]

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对《秘史》的注释、笺证引起学人的普遍重视。及至光绪年间，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楼元秘史补注》、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quán的《元秘史李注补正》及续补等相继问世。1929年，陈彬和的《元朝秘史》选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上注释之作基本依据《秘史》的总译而进行的，其中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楼元秘史补注》援引正史、别史、政书、文人别集、碑板文字等丰富的资料就《秘史》所见人名、地名、氏族部落以及史事等作了详细的注释。陈彬和的选注本对《秘史》总译添加了标点符号，参核前后文就人名、地名、官号等的异写以及史事进行梳理和注释。另外，他还特别就总译所使用的白话文词语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如“废了”（谓“杀”）、“歹想”（谓“不好”）等，为读者提供了方便。^[12]

伴随着较为完善的汉文译本的产生，对于《蒙古秘史》的注释也由仅限于总译而升华为正文的注释，札奇斯钦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便是较早出现的正文注释本。前者译文流畅，注释简明，而后者译文古朴。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蒙古文版）专注于语词的注解，对见于《秘史》的突厥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词汇解释尤详，兼及部分人名、地名的注释。余大钧的《蒙古秘史》译注本在注释方面相对规范，对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官号等所作的注解兼顾到旁译的译文，并标示出在前后文中的异写，复选取具代表性的史籍予以印证。其于词语、传说、史事方面的注释则援用与之密切相关的文献记载。阿尔达扎布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注释部分汇群书而互证，篇幅浩繁。^[12]

在国际上则有那珂通世、村上正二等人的外文译注刊行。那珂通世的译注对人名、氏族名、地名以及其他名物详加注释，或引录《元史》《亲征录》《蒙古源流》等史料的记载，加以印证，或参核前后文、总译互为比勘、征引诠解。日本学者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译注本，注释部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资料丰富、考证缜密。日本学者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全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出版。该著语言注释丰富，又兼及作者、成书年代的探究。蒙古国学者德·策仁苏达诺姆的《蒙古秘史》译注本，在词汇注释方面注重书面语与口语、方言的异同及民俗事象的注释。^[12][32]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二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于1980年问世。校勘者持目前行世的《四部丛刊》三编本《秘史》（即顾广圻校本）、光绪间叶德辉的观古堂刻本《秘史》以及苏联影印之鲍廷博原藏本进行校勘。2005年，鲍思陶以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十五卷为底本，参核其他版本点校了《秘史》的总译，题为《元朝秘史》（点校本），由齐鲁书社出版。据粗略统计，国际上发表过的关于《蒙古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12]

198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的“《蒙古秘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国、苏联、蒙古国等多国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从语言、文学、历史三个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并收到相关论文多篇。^[33]1990年，“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14日至16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此次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有中国、蒙古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24个国家、地区的一百余名代表参加，并涉及该书中民族、民俗、宗教、法律、美学、军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33]

2001年，由内蒙古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的《蒙古秘史》与蒙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2日至6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60余篇，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有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7个国家的142名蒙古学专家学者。这次学术研讨会共分语言、文学、历史、综合4个组进行了分会讨论。^[33]

2018年9月15日至17日内蒙古大学主办、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协办的内蒙古大学首届《蒙古秘史》国际研讨会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同时，内蒙古大学《蒙古秘史》研究中心于研讨会召开期间举行揭牌仪式。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蒙古国科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成吉思汗研究中心、台湾海洋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近200人，发表了100余学术论文。与会专家学者用蒙古语、汉语和英语围绕《蒙古秘史》语言与文学研究、《蒙古秘史》历史与文化研究、《蒙古秘史》文献与版本研究、《蒙古秘史》同时期其他文献研究4个主题研讨交流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和思想认识。^[33]

中国蒙古秘史博物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于2015年开建，占地面积为6220平方米、展厅面积为3420平方米，由序厅、中央可汗厅、曲雕厅、书海厅、纳忽厅、斡难厅6个展厅和伊金广场等组成，2017年7月开馆试运行。^[34]蒙古秘史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展示发扬民族文化为主，兼具收藏、展示、研究、阅览、教育、宣传《蒙古秘史》为主的综合性公益文化场所，系统的展示了《蒙古秘史》的原始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珍藏有成吉思汗金币，元代花押、巴斯巴文铜钱等重要文物。^[35]蒙古秘史博物馆共展示各类文物、艺术品、书籍等2676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