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

《辽史》系元朝脱脱等人奉敕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一部综合反映耶律氏大契丹国和大辽国兴衰历程的官修史书，^[2]主要记述了自辽朝立国（907年）至金朝灭辽（1125年）期间两百余年的历史，^[3]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4][5][6]

元朝议修《辽史》最早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后因种种变故致使撰修工作迁延八十余年，直至至正四年（1344年）方才最终脱稿；全书主要以辽朝《实录》、金朝陈大任所修《辽史》为底本，一并采辑《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著述编撰而成，^[注1]囊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通计一百一十六卷，是为后学研究辽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4][5][8][9][10]}

作为一部元末成书的官修正史，《辽史》在推崇儒学治世思想的基础上，也反映出元代统治者强调多民族一体和希冀以史为鉴的治世思想；元修辽、金、宋三史的传布，也首次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少数民族创立政权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后世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产生有多方面的史学影响。^{[11][12][13][14]}与此同时，又因《辽史》记事简略，缺乏详校考订，史事错误甚多，叙事自相矛盾等问题，自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镌刻传世至今，历代史家对其多有批评诟病。^{[5][15][16][12]}

宋元之际，“国可亡，史不可灭”的思想即已开始生发，并为历朝士大夫阶层所渐次接受。^[17][18]金朝灭辽后，“帝统”承袭（“德运”“正闰”）问题尚在争论期间即已亡国，金人所修《辽史》均未得以刊刻颁行。蒙古灭金不久，继承这一思想的王鹗等人，遂向元朝统治者建言撰修辽金二史、传于后世。^{[5][19][20][21][16]}

元顺帝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剧，元朝社会矛盾开始日益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呈现出多点爆发的态势；元朝统治者出于道统延续的政治考量，遂再度诏令翰林国史院开局修史，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希冀籍此总结前朝兴亡经验，^[22]宣扬王朝更迭自有天数，绝非人为所能改变的“天命观”，继而实现压制民众思想、维护政权统治的目的。^{[4][16][12][11]}

《辽史》撰修历时绵长，金朝时期便已开始着手编纂zuǎn，但终其一朝也未能刊刻颁行；元朝立国后，《辽史》撰修工作再度提上日程，早期系王鹗主持编纂，后期改由脱脱领衔都总，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总裁其事，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bǐng、陈绎曾等四人一道秉笔纂修成书。^{[4][5][8][22][23]}

王鹗（1190年-1273年），字百一，曹州东明人，系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科举状元，官至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天兴二年（1233年）金朝灭亡，王鹗在蔡州被俘，后为张柔解救招入幕府。蒙古乃马真皇后三年（1244年），受聘加入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忽必烈登基称帝初年，王鹗官拜翰林学士承旨，翌年主持撰修辽、金二史。^[20]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年届八十四岁的王鹗去世，谥号“文康”。^{[24][25][26][27]}

脱脱（1314年-1355年），字大用，元蒙古蔑儿乞部人，出身元朝名门望族，父亲马扎儿台曾官拜中书右丞相。脱脱自幼身强体壮，少年即能挽强弓，后师从元末名儒吴直方，一生文治武功颇有建树，十五岁既已出任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元顺帝年间，脱脱因平定唐其势叛乱、驱逐擅权右丞相伯颜、整饬朝纲吏治有功，一度累官至中书右丞相，都总修纂辽、金、宋三史。元朝末年领兵镇压农民起义屡立战功，后因派系斗争遭致弹劾、罢官流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为哈麻假传圣旨赐死，卒年四十二岁。^{[28][29][30][11][注2]}

欧阳玄（1283年-1357年），字原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与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同宗，彼时以文章著称于世。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赐进士出身，官拜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受命出任辽、金、宋三史纂修总裁官，后又多次官拜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封楚国公，谥号“文”；著有《圭斋文集》流传于世。^[31][32][33]

揭傒斯（1274年-1344年），字曼硕，龙兴富州人（今江西丰城），早年即以富有才学闻名，与虞集、杨载、范梈并称“元诗四大家”，与虞集、柳贯、黄晋并称“儒林四杰”。元仁宗延祐初年，经程钜夫等人举荐，特授翰林国史馆编修官，后擢zhuó升为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奉诏出任总裁官，治修辽、金、宋三史，系元末官修《辽史》实质负责人；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修史馆，嗣后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多有诗文书迹传布后世。^[34][35][36]

金朝灭辽不久，《辽史》议修工作既已启动；金朝年间，两次诏修《辽史》，均以辽朝《实录》为底本。^[5][37]金人首次撰修《辽史》始于金熙宗皇统初年（1141年），最终成书于皇统八年（1148年）四月，系金朝时任广宁尹耶律固、萧永琪等人奉敕撰修；^[38]金人二次撰修《辽史》始于金章宗大定年间，最终成书于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系金朝时任翰林学士党怀英、直学士陈大任等人奉敕撰修而成，后世多称陈大任《辽史》；^[39][40][41]金朝年间，虽有两次撰修《辽史》，且均已相继成书，但皆因修史“义例”长期悬而未定，直至金朝灭亡也没有最终镌刻颁行。^{[4][37][42][43][44][45]}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进言称：“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认为旧朝国体虽已灭亡，但其国史不可不立，且为旧朝修史亦是泽被后世之举，力荐元朝统治者博采前朝遗事，正式开局撰修辽、金二史。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4]忽必烈下令置翰林学士院开修辽、金二史。^{[5][8][20][21][44]}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3年），时任参知政事商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推举李冶、李昶、王盘、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髙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鳞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zhī道（遹y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举，《辽史》初期纂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至元五年（1268年），王鹗年迈辞官后，元修《辽史》逐步搁置。^[46][24][47]忽必烈之后，又历仁宗、英宗、成宗、文宗等数朝，虽屡次诏修辽、金、宋三史，但受元朝政权时有动荡、正统义例纷争渐起、史料匮乏史才不足等叠加影响，始终未能纂修成书。^{[4][5][16][44][48]}

累至元顺帝一朝，各地反元农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元朝统治者迫切希望假借修史之手，继而进一步宣扬天命观、神学论，希冀从思想统治入手挽救元朝日趋式微的命运。^[4][16][12]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元顺帝决心下令重开史局，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帖睦尔达世、中书平章政事贺惟一、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宗文太监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佐郎徐昺、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等为纂修官，按照“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原则展开撰修，编纂体例则总体取法史记、汉书、新唐书；^{[4][8][9][22][49]}其间，脱脱“三史各为正统”“江南三省官田税收资为修史”的裁定，^[44]为后续撰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4][16][50][51]}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迁延八十余年的《辽史》一书最终脱稿，翌年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首版刊刻发行。^{[4][6][9][10][52]}

《辽史》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立《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通计一百一十六卷，系元朝官修“三史”和中国现行“二十四史”之一，重点记述了上起辽朝立国（907年）下至金朝灭辽（1125年）期间两百余年的历史，大量辑录了辽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对外关系等诸多内容，是为当代研究了解契丹族所建辽政权兴衰历程的最基本史籍。^{[4][53][54][55]}

《辽史·本纪》记述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国到天祚帝耶律延禧丧国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全书以帝王更迭为体，通篇运用编年体叙事，较为完整地载录了辽朝九帝本人及其执政时期的历史事迹，该部长达三十卷之多，所占比重胜过《金史》《宋史》相关篇目，系《辽史》全书纪事的总纲。^[53][54]

《辽史·志》记述了兵卫、营卫、地理、历象、百官、食货、礼、乐、仪卫、刑法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对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作出了比较详尽的梳理，保存了大量较为原始的历史资料。譬如《兵卫志》，该部分上中下三卷展开，上卷专立《兵志》，中卷著有《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等，下卷叙述《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从中央军、地方军、正规军、乡军等多个维度对辽军建制进行了详细介绍。^[53]

《辽史·表》作有世表、部族表、属国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等八表，以表格加按语结合的方式，记述了辽代一朝的众多人物史事、政权藩属等内容，篇幅比重约占《辽史》全书的六分之一。^[53]

《辽史·列传》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著有后妃、宗室、外戚、勋臣、文学、能吏、卓行、列女、方技、伶官、宦官、奸臣、逆臣等人物传记，分类方面与历代正史相仿；另设有两国外记（高丽、西夏）、国语解各一卷，通计四十五卷，较历代正史内容总体偏少。^[53]

《辽史》作有八表，数量仅次于《史记》，且表目种类丰富、编撰精细，为全书的纂修省去了不少篇幅，也弥补了纪、志、传篇目记载过于简略的不足，其中《游幸》《部族》《属国》三表均系《辽史》首创。譬如辽朝外戚萧氏的家世显赫，且与辽政权兴衰史密切相关，故《辽史》专门著有《外戚》表；通过开立《部族》《属国》二表，按照事件发生的年月顺序进行编排，^[11]较为清晰地表述了辽代各部族、各属国之间的复杂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政权的往来关系，其间还兼及记述了有关日本、高丽谴使赴辽的史事，这样既免去了立传的繁琐，又使得篇目清晰易读，在《辽史》诸表中颇具分量。清人赵翼所作《廿二史札记》也称誉“《辽史》立表最善”。^{[26][53][55][56][57]}

《辽史》纂修体例虽与历代正史总体相仿，但其《营卫志》确系二十四史中的独创篇目，集中记述了契丹人的部落族帐、斡鲁朵和行营捺钵，直观呈现了契丹政权“营卫”“行营”的概况和各部族的建置、分布、演变等史实，^[12]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朝以军事为主、军事与畋tián渔相杂糅的社会组织形态，凸显了其与农牧社会的独特差异性。^{[5][11][26][35][53][55]}《兵卫志》和《仪卫志》的安排也颇具特色，譬如《仪卫志》记事，将舆服分为“国舆”“汉舆”和“国服”“汉服”；仪仗则分为“国仗”“渤海仗”“汉仗”等内容，不但记述了辽朝年间车舆、服饰和仪仗的大量典制，而且还对后来采用汉制辇niǎn舆、服饰和仪仗的时间、规格、形制等内容进行了阐述，体现了辽朝社会的多民族融合色彩。^[26][53][55]

再如《百官志》记事，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两个部分展开，记述了辽朝在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在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的施政举措，清晰反映了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治世理念。^[5][26][53]《礼志》也对契丹与汉族礼仪分别进行了记述，《乐志》则描述了契丹的“国俗之故”，较好反映了辽朝一代礼乐制度的多元特点。^[26][53][58]

《国语解》系元修辽、金二史所独创，不仅反映了《辽史》鲜明的民族史特色，同时也彰显了元朝史官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和远见；^[26][59]契丹语作为辽朝通用语言文字之一，政权灭亡后即随着后续的多民族融合而渐次消亡，《辽史·国语解》作为全书终篇，对前文纪、传、表、志中记载的诸多官制、宫卫、人事、物产、部族、地名、姓氏等契丹词汇进行注解，并作为全书的一部分而载入正史的做法，为后世研究了解契丹语言文字及其历史提供了诸多便利；^[59][60]即便是对《辽史》编撰甚为不满的清代史官，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对《辽史·国语解》有所称道，认为“惟《国语解》一卷，仿古人音义之意，其例甚善。”^{[15][11][26][35][53]}

元修《辽史》继承了汉唐以来的儒学治世理念，以“天命、君臣、王道”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旨趣在全书多有体现，并将其视为评判历史功过是非的义理标准加以施用；^[11]譬如《辽史》专门著有《奸臣传》两卷、《逆臣传》三卷，总体篇幅占去了列传篇目的九分之一，同时还在列传篇记述有一定数量的儒学人物，其间不乏韩知古、耶律俨、邢抱朴、马保宗等辽代知名儒士。^[12][61][62]又如《辽史》一书记事，间有多处论及“辽、金之祖皆能先知”一事，积极宣扬儒学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4][12]《辽史》成书之际，都总裁脱脱所上《进辽史表》，更是将辽政权两百余年的兴衰缘由归结定性为“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fǔ黻fú”的政治表达，集中体现了元末《辽史》纂修者对儒家治世思想的推崇之意。^{[4][9][16][63][11]}

元朝作为继辽、金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又一王朝政权，在确立“三史各为正统”撰修原则的基础上，注重吸收了辽朝以来不断萌发的多民族一体认知，^[13]《辽史·太祖本纪》后赞还有意识地追溯了契丹先世的本源，叙称“辽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同时，全书亦有多处从不同角度阐述契丹先祖、辽朝前期情况的序文论赞，试图从文化源流和民族演进的经纬出发，来进一步阐发元代大统一背景下不断生发的历史全局观和多民族一体观。^{[4][12][62][64][65]}

《辽史》进献之际，都总裁脱脱即已在《进辽史表》中申明“有助人君之鉴戒”的修史理念；随后，元顺帝又对时任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等群臣直言：“史既成书，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然岂止激劝为君者，为臣者亦当知之”，更为坦率地表露了元朝统治者“君臣皆应以史为鉴，共同维护元朝统治”的心迹。《辽史》纂修官在论赞部分，同样也对辽朝存续两百余年的兴衰缘由多有探究，全书曾在多个篇目论及辽朝国祚zuò较长的问题，认为辽朝的兴盛与衰亡除受天命因素影响外，还与契丹早期以武立国、开国即不轻言用兵、治国施政颇具章法等多重因素有关。^{[4][9][16][22][63]}在元末农民起义不断、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通过修史总结前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宣扬元朝政权上承“辽、金、宋”而得正统的合法性，希冀籍此来挽救早已身处危亡之中的王朝统治，则进一步凸显了《辽史》撰修以史为鉴的迫切需要和现实意义。^{[4][16][22][12][65]}

元修三史的成书传世，首次真正意义上承认和确立了少数民族建立统一政权的正统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有明以来延至当代，仍有部分学者不以辽朝为正统，但始终未能改变这一既有事实。《辽史》作为一部元朝官修的纪传体史书，较为直观地记述辽朝年间时代发展变化的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元朝统治阶级民族、家国观念的演进变迁；^[13][16][14]譬如元朝官修“三史各予正统”的治史思想，《辽史》论赞中以通史眼光审视辽政权的历史，并从民族演变、地缘政治、文化源流等多个维度出发，追溯契丹先祖出自炎帝一代、辽与历代中原王朝联系的渊源等，这些都促进了唐代以来同籍贯、同编户和同国人认知的形成，对后世家国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一体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11][62][65][66][19]}

元修《辽史》因自身种种缺憾，长期为后世史学家所批评诟病，但在耶律俨所作《辽实录》、陈大任所作《辽史》等辽朝史料大多亡失的背景下，元修《辽史》作为系统记述契丹族所建辽政权兴亡历程的唯一传世史籍，其史学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譬如《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外）《辽史·列传》，虽然总体上记事简略，但其所记述的诸多内容多不见于它书，尤其是列传篇目还收录了大量的契丹人物传记，这些都在其它史书中难觅踪迹。^[13][35][67]

再如《辽史·营卫志》《辽史·礼志》则记述了大量契丹宫帐四时移动和各种风俗礼仪的内容；《辽史·地理志》亦突破历代正史自《汉书》以下，《地理志》唯记内地、罕载边疆的惯例，所记地区“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的广大疆域，内容上还涉猎了各地的建置沿革、户口及其来源构成、产业和商业情况等等，如此对于后世研究辽代一朝的契丹族历史、边疆开发史均具有重要价值与影响；^[13][12]近代史家王国维在论及《辽史》时指出：“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进，记述亦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所谓信史也。”^[4][53]

就功用而言，元修《辽史》虽有讳言民族关系、农民起义，又或间有不少记述内容简略、疏漏舛chuǎn误，但总体较好地反映了辽朝所处时代宋、金、辽、高丽等王朝政权的关系变化和辽代一朝典章制度、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意识的重要演变，使得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与面貌得以完整呈现。^{[4][13][68][26]}元末治修《辽史》之际，元代史官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辽朝国祚较长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分析，并在书中小序、论赞等部分进行了剖析和阐发；^[63]二十世纪初期，《辽史》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史料所歪曲利用，据此炮制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异民族征服王朝论”等一系列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谬论，给学界正确研究运用《辽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干扰。^[4][13]

《辽史》自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付梓镌刻，流传至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明清史家多有批评攻讦，诟病其成书仓促、缺乏详校考订、记事简略混乱、内容自相矛盾、多有讳言漏载、史事错误甚多等等；近现代史家则多持中立观点，总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5][15][16][12]}

明代史家蒋谊、王洙、柯维骐等人，多不以元治《辽史》为官修正史，转而编著《续宋论》《宋史质》《宋史新编》等书以代《辽史》，时年在汉族士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均未能成势，即草草作罢。^[66]清初史家朱彝尊在《元史类编序》中指出，“元修辽、金、宋三史，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职，书之漫无体要，理固然矣”，认为辽、金、宋三史的纂修班子多系毫无史才之辈，其所修史书固然也不足为观。^[16]乾嘉学者赵翼也指摘“《辽史》为史家最劣”；但他也同时指出“辽史虽简略，但其立表甚善”。^[57]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辽史》：“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史右拙，痕迹灼然”“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认为《辽史》虽然问题很多，但记事较为平实。^[68]

近代史家梁启超批评：“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认为宋、辽二史问题太多，在历代正史中表现都是比较拙劣的。^[69]近人冯家昇更是直言：“今之廿niàn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同时他还服膺yīng明清史家权衡、朱彝尊等人的观点，认为元顺帝时期国子监的祭酒司业多非其人，乃系“制造流氓恶棍”的机构尔，通修三史的人才又将何来？^[16][44][70]现代学者罗继祖分析指出：“《辽史》一书的精华全在《纪》《传》，《志》《表》都出于金元史官的编纂，由于辽代史料过于匮乏，他们除以《纪》《传》为唯一依据外，还参考了宋人的部分记载，但又不免于生吞活剥”“而且下笔粗疏，错误百出”；^[67]已故史家陶懋炳则认为：“评正史者专着眼于帝王将相事迹，但《辽史》志、表所载，罕有隐讳，对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等纪载，多能如实，质量不高，是另一问题。《辽史》的志、表，恰恰突出了辽朝一代的特点，记载了广大边疆的情况，这是值得称赞的。”^[12]当代学者瞿林东也点评称“《辽史》列传，史文简洁，史论也都因人因事而发，很少虚言浮词。”^[26]

《辽史》初刻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4][71]传世至今已有近700年历史，其间历经数次刊刻印刷，现为史学界所广为熟知的主要有：元至正本、明初抄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殿本、同文书局本、民国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修订本等版本。^{[5][44][47][72]}

至正初刻本系《辽史》最早的版本。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金史公文》载称“即目辽金史书纂修了有，今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印造一百部”，即《辽史》修成后第二年便在杭州镌刻付印，这即是最早一版的《辽史》祖本了。^[4][52][71]近人张元济考证指出，“今存的元刊本《辽史》疑非初刻”；^[71]现代学者刘浦江则认为，“《辽史》至正本板片应已毀于元末战火，但其印本在明初尚有幸存，明修《永乐大典》所据《辽史》底本，当是元至正初刻本；现今《辽史》至正本早已失传。”^[47][70][72]

明初时期，内廷大库藏有朱丝栏抄本，也系年代较早的《辽史》本子。今存四函十九册，通计一百一十卷（缺失六卷），形制为半叶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每册以黄绫装裱，纸质上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代学者刘浦江判断，此本或是据元至正本抄成，但其底本可能不如《永乐大典》本底本保存完好，抄写时间应当早于明洪武覆刻本。^[70][47]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时任锦衣卫千户沈麟提议校勘历代史书，故嘉靖帝遂令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主持重刻涵盖《辽史》在内的《二十一史》；翌年南京国子监从吴下购得《辽史》底本（疑为明初覆刻本），籍此再次开雕刻印，其间勘正了底本中的一些讹误，但也出现了一些新舛(chuǎn)误。南监本《辽史》全书有二函十册，卷首刻有“大明南京国子祭酒臣张邦奇、司业臣江汝璧奉旨校刊”字样，版心上方亦刻有 “嘉靖八年刊”字样；南监本后续又曾历经十余次递修补刊，直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遭遇火灾焚毁；今传本藏于北京图书馆。近代史家冯家昇认为：“除元本外，实以南监较佳。”^{[72][47][73][74]}

北监本系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北京国子监所刻，全书有八册一百十六卷。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南监本《辽史》等史书届已刻成数十年，府库所存官刻旧板多已磨损严重，北京国子监遂“奏请重刊二十一史”，万历帝诏命时任司业张位主持雕板刻印。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南监本为底本组织开雕，直至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相继刻成，《辽史》重刻工作前后历时近十年。学界一般认为，北监本《辽史》是以南监本为底本刻成，^[4]卷首刻有“皇明朝列国子监祭酒臣吴士元、承德郎司业仍加俸一级臣黄锦等奉旨重修”字样，版心上部亦刻有 “万历三十四年刊”字样，总体版式、字体都比南监本更显工整，但其内容校勘不精，且多承袭南监本讹误，加之间有妄加改动，刊本质量反倒不如南监本。清康熙二十五年，清廷曾对北监本《辽史》进行过一次全面修补。^{[72][47][73][74][75]}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帝下令重刻历代正史，武英殿遂以明北监本为底本展开校勘，^[4]最终在乾隆十一年镌刻成书，再版《辽史》形制与明北监本总体相一致，但纸色更佳，世称“殿本”；殿本《辽史》卷末间附陈浩等考证，书边刻有“乾隆四年校刊”字样。^[72][73]较之南北监本，乾隆四年所刻武英殿本《辽史》，校勘修正了底本中存在的大量讹误，同时也造成了不少新的舛误，但其卷末附有若干“考证”的史法，却是开创了官刻正史后附校勘记的先例。乾隆殿本《辽史》刻成后，便渐次取代了此前传布较广的南监本，继而成为百衲本问世前流通最广的本子；其后乾隆年间，朱钤qián、徐以坤，吴镶等人又曾奉敕覆勘改译《辽史》，而后修成有《四库全书》本。^[47][72][73]

进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再度重启镌刻《辽史》，总体仍以乾隆四年所刻殿本为底本，改其八册一百一十六卷为二十八册一百一十五卷（不录国语解），且根据乾隆殿本和《四库全书》本，^[4]参引《永乐大典》本做了大量的校勘补正工作，在继承《四库全书》本早期所作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新的“考证”附于卷后。道光四年（1824年) 刊刻的武英殿本《辽史》，纸色、字体与乾隆四年本总体相一致，书边则刻有“道光四年校刊”字样，今传殿本均藏于北大图书馆。^[72][47]

同文书局本又称“老同文本”，系清光绪年间同文书局用石影印制的《辽史》刊本，全书每卷末间或附有考证，形制与乾隆殿本相一致，书边亦刻有“乾隆四年校刊”字样，板心则刻有“光绪十年甲申仲春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72]

百衲本史书系近现代国学大师张元济主持影印，由商务印书馆1931年正式出版发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见本为底版，择善而从之，残缺不全者则以他本配之，故称为“百衲本”；百衲本《辽史》是以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4][10][注3]}全书共有十六册一百一十六卷，卷首印有至正三年顺帝的二诏旨和三史凡例、修史官员、进辽史表，后续该版本问世后一度流通较广。^{[47][70][78][79][80]}

点校本《辽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由现代史学家冯家昇、陈述主持点校的新一版《辽史》，中华书局于1974年正式出版发行。校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以百衲本为底本，以清乾隆殿本为通校，以明南监本、北监本和清道光殿本为参校，又以《永乐大典》本全部校过一遍，且兼具借鉴吸收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和宋金二史等既有史学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标点、分段、校勘，继而使得诸多史料中讹倒衍脱的问题得以校正，是为当代《辽史》诸本中比较好的版本。^{[4][47][70][72][78]}

修订本《金史》系当代学者刘浦江主持校修，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发行的《辽史》最新版本，汇聚了当代《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轮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原内阁大库所藏朱丝栏抄本、《永乐大典》残本，参校明南监本、北监本、清乾隆殿本，借鉴吸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清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一并参详正史、石刻、出土文献、校读札记和高丽古籍展开本校、他校，对中华书局原点校本《辽史》进行了比较系统地修订，最新增补校勘记1000余条，系当今学界公认最好的《辽史》流通本。^[1][47][70]

《辽史》作为系统反映辽朝历史面貌的唯一传世史籍，虽然长期饱受历代史学家批评攻讦，但因其自身具备较高史学价值和诸多亟待澄清的史实，故此仍被视为研究契丹族和辽政权的最重要史料，而备受清代以来的历史学者所关注。^{[13][55][67][81]}

《辽史》成书不久，元朝政权即已灭亡；明朝灭元后，也鲜有史家关注辽朝历史，且间有文官士族反对将其列入正史，基本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研究资料，明人所做工作也多集中体现在《辽史》重刻方面。^[4][66]传至清代，始有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辽史》；早期比较知名的，当属清初二万学派代表人物万斯同所著《历代史表》；^[67][82]崇德年间，清太宗皇太极曾命希福等人以满文翻译《辽史本纪》，后又诏令将满文《辽史本纪》译为蒙文，内容与满文本相一致。^[6]康乾年间，清代渐有考订、校勘、补遗等《辽史》研究成果问世，先有学者厉鹗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纪、志、列传加以考订校补，撰成《辽史拾遗》二十四卷；^[13][68][55]后有学者杨复吉采集厉鹗所未见诸书（如《旧五代史》）加以考证续修，又撰成《辽史拾遗补》五卷，两书后经苏州书局合刻刊行，对后世研究辽史颇有裨益。^[55][81]

乾嘉年间，清高宗弘历敕撰《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三种，为辽、金、元三史所载人名、地名、官名通计加注6680余条，是为后世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后被统一收入清朝官修《四库全书》。^[83]同一时期，清人赵翼所作《廿二史札记》《廿二史札记补遗》、钱大昕所作《廿二史考异》《诸史拾遗》、汪辉祖所作《辽金元三史同名录》，均对《辽史》作出了部分考证，也提出了新的一些研究问题。^[55][67]清代后期，相继又有李有棠广采史书、比较考证，著成《辽史纪事本末》一书；^[55]学者李慎儒从舆地学的视角出发，对《辽史》所载地名、地理进行了一系列考证，著成《辽史地理志考》五卷，后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55][67][84]

二十世纪以来，在王国维等人史学新思想的宣导下，中国辽史研究方向也渐次从传统史学转向实证史学、现代史学，同时史学界对《辽史》的考补工作持续依旧。继清代赵钱二人治《辽史》大成之后，复有近人陈汉章撰成《辽史索隐》，吴廷燮所作《辽方镇年表》，罗福颐所作《辽汉臣世系年表》，张元济出校《百衲本辽史校勘记》；冯家升则汇校《辽史》兼考其纂修历程、史料源流，著成《辽史源流与辽史初校》一书，首开新时期从校勘入手全面研究《辽史》的先河。^[13][55][67]其后一个时期，辽史的研究开始更加趋于全面多元，先后涌现出了王国维、陈寅恪、陈述、杨家骆、金毓黻、罗继祖、姚从吾、傅乐焕、蔡美彪等诸多辽史学家，形成了《观堂集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辽史汇编》《辽文汇》《宋辽金史》《辽四时纳钵考》《辽史外戚表新编》等一批研究性著述，1974年中华书局刊行的点校本是为新中国成立后《辽史》研究的典型代表。^{[13][55][67][81][85][86]}

进至二十一世纪，今人研治《辽史》同样取得了不少成果，2016年刘浦江领衔校勘刊行的中华书局修订本《辽史》、2018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陈述所著《辽史补注》、2021年李锡厚、刘凤翥主持校注成书的《今注本二十四史·辽史》，均系当代《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就。^{[47][70][87][88][89]}放眼世界，亦有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地多国学者长期从事辽史研究。其中尤以日本起步较早，对辽史做了不少歪曲性解读；欧美等国出版发行的《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辽史做了部分评述和研究，同样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典型性。^{[13][47][90][91][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