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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1620年～1690年）撰，[1]又作《明鉴纪事本末》或《明朝纪事本末》，为清初编成的纪事本末体明朝断代史，起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十月。[2]乾隆年间被著录于《四库全书》后，始称今名。[3]清人谷应泰所编，其他具体参与编撰者争议较多，目前尚无定论。[4]
《明史纪事本末》编撰时采取史料众多，《石匮藏书》《国榷》《鸿猷录》《昭代武功编》《明实录》《皇明大事记》《记录汇编》《复辟录》等明代官方及私家野史、笔记都是史料来源。[5][6]全书近两百万字[7]，共八十卷，每卷一个专题，记载一件完整的史事，卷后均附有史论，其中大多数冠以“谷应泰曰”[注1]。其记载时限起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9]
它对明代历史记录比较完整，以年代为序囊括了明代十六朝的重大史事，涵盖了明代政治、军事、典章制度、漕运、河工、税使、历法、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10]体现了“以史为鉴”的修史思想和“忠君”的社会伦理观念。[11]。它可与清代官修《明史》互为参照，互为补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另外它作为第一部独立成书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使纪事本末体在史学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9]
书名
《明史纪事本末》，又作《明鉴纪事本末》或《明朝纪事本末》，清乾隆年间被著录于《四库全书》后，始通行今名。[3]该书编撰体例为纪事本末体，它是史籍中除编年、纪传体外的第三大体裁，首创于南宋史学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其基本特征是以事为纲叙述历史，分类编排。每个历史事件独立成篇，以标题概括其事件中心，完整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在于叙事的完整性，编年体纪事过于离散，纪传体着重人物生平，纪事不免重复矛盾，而纪事本末体只关注事件本身，能完整展现事件的产生、发展至完结的全过程。纪事本末体的缺点在于，事件相互独立导致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无法展现同时期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12]
时代背景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感慨于明亡清兴的的社会巨变，希望能从中探究救国治世之道，他们的实学思想也使史学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少人希望通过历史笔记这种形式来记录，自己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亲身经历，并恢复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史书体裁的完善与更新，也让史学理论得到了发展，导致了私人著史的大量出现，《明史纪事本末》也是这一时代的历史产物。[13][14]
史料来源
《明史纪事本末》是收集多种资料，广集众家之长编撰而成[注2]，而不是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脱胎于某一部史书。其史料来源就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采用了明末清初史学家张岱、谈迁的《石匮藏书》与《国榷》后。20世纪30年代，晚明史专家谢国桢提出，《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出自明末清初蒋平阶《东林始末》一书。1942年，明史专家李光壁撰文指出，《明史纪事本末》的部分篇章取材于明代史学家高岱《鸿猷录》和范景文《昭代武功编》，并认为其所载万历以前史事除参考《石匮藏书》与《国榷》外，其主要来源应是其他专记一事或记一类史事的明史著述。而后更多学者展开了对《明史纪事本末》史源的探讨，当代史学家陈祖武认为该书关于崇祯朝的史事，除参考《国榷》和明人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烈皇小识》等书外，还参考了崇祯朝的邸报和奏章。东吴大学教授徐泓认为《明实录》《皇明大事记》《记录汇编》《复辟录》《宪章录》《宾退录》《名山藏》等明代官方及私家野史、笔记也是《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料来源。[5][6]
编撰过程
谷应泰（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今河北丰润县人，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先后出任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他素有“网罗百代之志”，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出任浙江学政佥事后，设一书舍名曰“谷霖苍著书处”，广邀两浙名士，着手编著关于明代的史书。他十分推崇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的编撰方法[注3]，而后明代史学家冯琦、陈邦瞻陆续撰有《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5]，他感叹没有这一体裁的明代史书[注4]，于是他决定编撰一本纪事本末体的明代史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十月成书后。[3][15][2]
作者争议
关于《明史纪事本末》作者的争议由来已久，自清代以来，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就有多种说法，学者姚际恒就认为，《明史纪事本末》系谷应泰窃据谈迁所著《国榷》后，再雇佣“西冷十子”之一的陆圻在各篇后加以总论；学者邵廷采则说，谷应泰重金购买《国榷》《石匮藏书》后，将其编成《明史纪事本末》；学者朱彝尊称此书为曾任礼部侍郎的徐倬所著，后徐倬为报答谷应泰提拔之恩将其赠送给谷应泰；而据徐倬《倪文正公年谱·序》所说，他在谷应泰学使幕中时，还有张坛[注5]与他同修《明史纪事本末》。[16]
近现代多认为《明史纪事本末》是由谷应泰主编，由多人合力编著而成，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新达认为该书是由谷应泰主编的[17]，历史学家王叔民在其《史部要籍解题》中也说：“其中有谷应泰一定的功力”。[18]而关于参与作者的讨论较多，史学界尚未定论，如学者赵铁寒、陈锦忠等认为张岱、徐倬、陆圻、张坛等都可能是该书的编撰者；[19][20]陈祖武则认为该书作者有徐倬、陆圻、 张坛等人，对于张岱则持存疑态度；徐泓则说，《明史纪事本末》应该是由谷应泰挂名总编，他罗致的作者群中有徐倬、 张坛、张岱等人，而排除了陆圻。[6]台湾国立侨生大学邱炫煜教授则认为其史论的作者为清代学者蒋棻。[21][16]
内容简介
《明史纪事本末》全书近两百万字[7]，共八十卷，每卷一个专题，记载一件完整的史事，卷后均附有史论，其中大多数冠以“谷应泰曰”[注1]。其记载时限起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9]
其前十五卷从《太祖起兵 》至《削夺诸藩》，主要记载了元末明初的历史，包括朱元璋的征战历程以及他在位期间重大史事，和明朝建国后的种种政治措施。其后《燕王起兵》《建文逊国》两篇记载了建文帝朱允炆与明成祖朱棣的皇权斗争；《开设贵州》《设立三卫》《亲征漠北》等篇则是永乐朝的各种史实。《仁宣致治》篇重点记述仁宗、宣宗在位时励精图治的历史。《弘治君臣》篇则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明孝宗为实现明朝中兴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至于 《土木之变》《庚戌之变》《江陵柄政》《三案》等卷，亦各为正统、嘉靖、隆庆、万历各朝的重大史实，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的种种危机。[4]
《王振用事》《汪直用事》《刘谨用事》《魏忠贤乱权》《宦侍误国》等篇则是，对明中叶宦官专权的记载。[15]关于农民起义，《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比较详细，它用十五个篇章涵盖了，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起义、浙闽矿工起义、郧阳流民起义，到中期河北、蜀中、江西等地的农民起义，以及明朝末年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大礼仪》《更定祀典》《世宗崇道教》《河槽连运》《治水河南》《河决之患》《矿税之弊》则是关于明朝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的内容。[22]
章节目录
| 卷一至 卷八 | 太祖起兵 | 平定东南 | 太祖平汉 | 太祖平吴 | 方国珍降 | 太祖平闽 | 平定两广 | 北伐中原 |
| 卷九至 卷十六 | 略定秦晋 | 故元遗兵 | 太祖平夏 | 太祖平滇 | 胡蓝之狱 | 开国规模 | 削夺诸藩 | 燕王起兵 |
| 卷十七至 卷二十四 | 建文逊国 | 壬午殉难 | 开设贵州 | 设立三卫 | 亲征漠北 | 安南叛服 | 平山东盗 | 河漕转运 |
|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二 | 治水江南 | 太子监国 | 高煦之叛 释赵王高燧附 | 仁宣致治 | 王振用事 | 麓川之役 | 平浙闽盗 | 土木之变 |
| 卷三十三至卷四十 | 景帝登极守御患 | 河决之患 | 南宫复辟易储附 | 曹石之变 | 汪直用事 | 平郧阳盗 | 平藤峡盗 | 兴复哈密 |
|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八 | 平固原盗 | 弘治君臣 | 刘瑾用事 | 置之叛 | 平河北盗 | 平蜀盗 | 宸濠之叛 | 平南赣盗 |
| 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六 | 江彬奸佞 钱宁附 | 大礼议 | 更定祀典 | 世宗崇道教 | 诛岑猛 | 严嵩用事 | 沿海倭乱 | 李福达之狱 |
|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四 | 大同叛卒 | 议复河套 | 庚戌之变 | 俺答封贡 | 江陵柄政 | 援朝鲜 | 平哱拜 | 平杨应龙 |
| 卷六十五至卷七十二 | 矿税之弊 | 东林党议 | 争国本 | 三案 | 平奢安 | 平徐鸿儒 附王好贤 于弘志 | 魏忠贤乱政 | 崇祯治乱 |
| 卷七十三至卷八十 | 修明历法 | 宦侍误国 | 中原群盗 | 郑芝龙受抚 | 张献忠之乱 | 李自成之乱 | 甲申之变 | 甲申殉难 |
| 参考资料：[23] | ||||||||
史实丰富
《明史纪事本末》发挥纪事本末体记述简明的特点，[9]较完整的记录了明朝重要史事。从纵向来说，它以年代为序囊括了明代十六朝的重大史事，从横向来说，它涵盖了明代历史的各个方面，虽侧重于政治、军事，但也涉及到了典章制度、漕运、河工、税使、历法、民族关系等方面。[10]同时它对突出反映明代社会显著特征的重大史实记载完备，如宦官专权、倭寇之患、农民起义等问题。[4]但它对于经济、文化、外交的内容有所忽略，如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未有提及，[22]还有则是对明末历史，尤其是清朝崛起及其与明军的对抗的敏感内容只字未题。[24]另外部分篇章中，对于篇名涉及到的史实收录不够完整，如《开国规模》中就缺少了许多洪武十一年以后创建的制度与采取的措施；还有部分篇章中存在字句抄错或抄漏，时间记载错误，史事记载错误，及摘抄史料时遗漏关键部分等问题。[6]
完善体例
纪事本末体史书首创于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确立了先叙事后论断的格局，但其史论皆来源于《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作者袁枢未置一言。明嘉靖年间高岱作《鸿猷录》将其格局加以发展，叙事之后皆有作者议论一篇。其后《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也沿袭了叙议并存的方法。《明史纪事本末》则是纪事本末体史书臻于完善之作，它集前人之大成，取材广泛，叙事完备，其后史论与叙事部分浑然一体，相互呼应。[25]
骈俪史论
其史论均为骈俪文所作[注1]，它广征博引结合典故评论史事总结人物得失，历来为后世史家所称赞。清人曾将其编为《明史纪事本末论》，嘉庆、道光年间学者张宗泰以及近代史学家朱希祖、谢国桢都对其予以肯定。[25]其史论通过对明代史事的梳理，总结兴衰治乱的经验，探求历史发展的大势，为清朝统治者提供鉴戒，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情怀。但也有某些篇章史论与史实不相符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如《江陵柄政》一篇，史实部分肯定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功绩，在史论中又对张居正大为贬低。[6]此外受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对农民起义军冠以“寇盗”等贬低性称谓。[4]
取材广泛
《明史纪事本末论》取材广泛，不同于《明史》多取材于《明实录》，它除了《明实录 》、崇祯朝的邸报等官修史料外，对《国榷》《石匮书》《鸿猷录》等有关明史记载的重要私修史书乃至部分稗史、笔记中所含史料，都有所采用。因此在研究明代历史时，可与《明史》互为参照。但也因其多采野史，某些事件的可信度不高，如《建文逊国》应是取材于程济的《从亡随笔》、史仲彬的《致身录》、王鏊的《震泽纪闻》等野史而成[22]，记建文帝与程济出亡当和尚，流亡到了云南、四川，后又云游于长江以南各地，至英宗正统五年回京入宫，宫人称其为“老佛”，其亡后被葬于西山，不封不树。[4][26]
以史为鉴
《明史纪事本末》自序中阐明了谷应泰的作史目的[注6]，是为了给清朝统治者提历史借鉴，在其史论中谷应泰均会引经据典分析其政治得失。[11]
首先，它对君主本身应具有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它认为朱元璋的成功是因为他具备“仁”“义”“礼”“智”“勇”五德，因此君主应谦虚谨慎，虚心接受臣子所提出的合理建议，而在遭遇挫折时也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用人方面也应用贤用能且用人不疑。[11][27]
其次，它也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在有关农民起义的记载中，虽将起义者冠以“盗贼”“困兽”之称，但也承认是由于统治者的暴政，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并对清朝统治者提出建议，应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和经济，杜绝民变的发生，对于民变应予以安抚，不可逼迫太甚。[11][27]
当然书中也存在“天命论”的思想，但它在总结明朝兴亡时，强调了“人事”在其中所其到的重要性。同时书中对于朱元璋兴学校、修律法的行为也大加赞扬，可看出它对于教育和法律的重视。[11][27]
社会伦理观
《明史纪事本末》提倡了忠君的思想，它以封建正统论看待“靖难之变”，对建文帝抱以同情的态度，对朱棣则予以批判，同时在《壬午殉难》详细记载了在“靖难之变”中殉国的大臣，并对它们予以褒奖。对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时，效忠明朝死去的人物，在《甲申殉难》中赞扬了他们的“忠君”行为。在《江陵柄政》的史论中，对大学士张居正大加批判，认为他不守“君臣之道”，甚至将万历末年的种种弊端都归结于他。[11]
史学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是第一部独立成书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推动了将该类型史书的发展，在此之前，《通鉴纪事本末》[注7]《宋史纪事本末》[注8]等是取材于某一部史书，只是对某部史书的裁剪联缀，而《明史纪事本末》是广泛收集、考订各种材料，取众家之长编成，改变了以往靠抄录它书成编的方式，使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史学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9]
史料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集中反映了明代历史的主要特点，例如其对于农民起义、宦官专权的记载，深刻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另它成书早于官修《明史》近八十年，且作为一部私人撰修的史书，对于史料的取舍标准不同，可与《明史》互为参照，互为补充。它对某些史实的记载比《明史》要详尽许多，如明成祖设立三卫、明成祖亲征漠北、 以及明中期沿海倭寇之乱、议复河套等史实的记载。还有部分史实记载则与《明史》有明显不同，如《平定江南》中，秦从龙作为朱元璋早期出谋划策、参与政务的重要人物，在《明史·太祖本纪》中却没有记载。虽然《明史纪事本末》内容多取自野史，内容不尽可信，却可结合其他史籍考证、补订《明史》，清代史学家夏燮《明通鉴考异》、清代学者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都大量征引了本书。[4][28][26]
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明史纪事本末》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个方面，其研究表现主要体现为：[13]
其一为对于其史源、作者的考辨研究，如台湾学者徐泓的《＜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与史源》，他将《明史纪事本末》与明代史料作了对比，考证了该书的主要史料来源，同时针对该书的编撰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外他考证了书中一些史实记录遗漏、错误之处，以及史论与史实部分互相矛盾的地方。[20]
其二是对其编撰水平以及价值的研究，如屈宁《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一文，他详细的研究了该书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认为该书史源广泛且编撰体例成熟，并且对研究明史具有重要意义，其后他又在《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一文中，对清初《明史纪事本末》《左传事炜》《左传纪事本末》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这三本书的出现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成熟的标志。[4]
其三则是对书中内容的校读和史料考辨的研究，如韩慧玲在其《＜明史纪事本末＞明蒙关系史料研究》中，对《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明蒙关系的十四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和考辨，肯定《明史纪事本末》保存明蒙关系史料的史料价值，但也认为该书不能作为原始史料来引用，需要甄别考证。[29]
版本
《明史纪事本末》最早刻本为清顺治十五年 （1658）筑益堂本，其板框规格为18.5cm×14cm，半叶9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30]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故宫图书、天津图书等均有藏。[31]其后翻刻版本很多，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畿辅丛书本、崇德堂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西书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万有文库》本等版本，以江西书局本、广雅书局本最为通行。[32]1977年，中华书局以筑益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出版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并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六卷及清初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 》五卷后，为当代通行之版本。[4][33]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晚清时，有不题撰人的《纪事本末备遗》抄本两册传出，共六卷，其篇目为《辽左兵端》《熊王功罪》《查罕寇边》《毛帅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文献学家傅以礼认为此书应是《明史纪事本末》初稿的一部分，但因内容涉及到清朝的兴起，及其与明军在东北、河北、山东等地作战经过，在清朝初期比较敏感，因此并未刊行。该书有光绪三年（1877年）傅氏长恩阁抄本，藏于浙江图书馆，1977年中华书局将其作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附于《明史纪事本末》后出版。[31][28][34]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
《明史纪事本末》刊行后，同时期的史学家彭孙贻为补《明史纪事本末》所遗漏史事，根据其《山中见闻录》作《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篇，其篇目为《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因当时《明史》未成，故名《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且当时清朝文化管制严重，该书不为人重视，直至同治、光绪年间才由南昌江西书局、湖南思贤书局将该书重刊。现存有清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作十六卷，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作五卷，此外还有《涵芬楼秘籍》本，1977年中华书局将《涵芬楼秘籍》本《明史纪事本末补编》附于《明史纪事本末》后出版。[28][34][31]
作品评价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后，谷应泰曾将其送呈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傅以渐作序，傅以渐称其为“一代良史”。[3]它对明代历史记载的完整性，获得了不少赞誉，《四库全书总目》称：“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迹，极为淹贯。[35]，晚明史专家谢国桢称赞它 ：“记有明一代大事，首尾条贯，最为详备。”[36]也有针对其史论的评价，乾隆皇帝御览该书后，赞其 “逐段所论四六文颇佳”。[37]史家朱希祖亦曾说：“各篇论议，文仿《晋书》，多俪偶之辞，遣词隶事，曲折详尽。”[38]
但在其编撰水平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如陈祖武等认为《明史纪事本末》虽然在史实考证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陈祖武评价道：“虽然该书的内容尚有阙略，未为完善，但是作者把握了明代历史的基本方面，足以从总体上反映一代治乱兴衰的全貌。”[10]但台湾学者徐泓等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就编纂水平而论，叙事错误甚多，史事内容与史论要点前后又不能呼应，甚至前后矛盾，实在有负‘一代良史’的美称。”[6][21]
总体来说，本书对于明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陈祖武就说过：“该书是研究明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史籍。”[28]，蒙古史学者王雄认为《明史纪事本末》，“既是了解明代蒙古史的入门书，也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基本史料。”[31]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也认为：“《明史纪事本末》在编撰体制上，推动了纪事本末史书的改进、发展，成为人们学习、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39]
参考资料 39
- 明史纪事本末(全四册) — 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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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全书除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以“倪元璐曰”引倪元璐奏疏为论，卷六十八《三案》以“给事中罗维华上言‘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略曰”引上疏为论，其他都以“谷应泰曰”作论。[8]
- “广稽博采，勒成一编”[2]
- “其法以事类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年，则包举而该浃，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2]
- “沿及明代，迄无成书”[2]
- 其身份不可考。[16]
- “昔汤臣进规，鉴于有夏，姬朝作讽，戒在殷商，惟我皇清，开天初造，揽胜国之惠逆，察已事之明验，保世滋大，毋亦於斯镜见焉。”[2]
- 取材《资治通鉴》[9]
- 取材《宋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