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别名“傅大炮”。祖籍江西吉安，中国近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1]

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仕宦之家，从小接受儒学教育。1916年，傅斯年从北大预科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期间受新文化影响，他渐渐脱离儒学，转而与胡适交往密切，并创办“新潮社”以支持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1919年，傅斯年领导北大学子游行示威，但随着运动的愈加激进，他逐渐丧失政治热情，于次年赴欧洲留学。傅斯年学成回国后，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又与顾颉刚等人创设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2][3][4][5][6][7][8][9]}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专任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9][7]次年，傅斯年随史语所回到北平，兼任北大教授，同时负责指导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又撰写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性命古训辩证》两部著作。“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与萧一山、方壮猷等人合著《东北史纲》一书，借以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9][7]

1932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社发文，拥护蒋介石，赞成抗日，又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10][7]1937年4月，傅斯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又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任参政员期间，傅斯年接连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致使二人被迫下台。^[9][7]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次年卸任，继续主持史语所工作。1947年，傅斯年与妻子前往美国治病。在美期间，受美亲蒋“反共”舆论的影响，傅斯年在当地进行“反共”游说。次年回国，傅斯年上书蒋介石力主党内改革，但未被采纳，后出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11][7]1949年1月，傅斯年随国民党飞赴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12]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会议途中因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4岁。^[13][7]

学者马亮宽认为，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健将，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和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对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4]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15]中国历史学家何兹全认为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16]

傅斯年于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书香仕宦之家。父亲傅旭安于1894年中顺天府举人，后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傅斯年三四岁，祖父傅淦便开始教授他读《三字经》《百家姓》等蒙童读物及二十四史。六岁时入私塾，九岁失怙hù，曾随母姓，改名为李永，1905年春人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17][7]

1905年春，傅斯年结束了塾学生活，进入了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傅斯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识，十一岁时便已读完了十三经，并且大部分能够背诵。^[17]

1908年，傅斯年随同乡进士、父亲傅旭安的学生侯延塽shuǎng离开家乡，去到天津。在侯延塽的帮助下，傅斯年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中等教育。在天津四年半的时间里，傅斯年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知识，大大拓宽了知识领域和社会视野。1913年，傅斯年从中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乙部，三年后，又顺利升入了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2][3][4]

在北大学习的六年里，正值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时期，也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学术中心迅速向新学中心转变的时期。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采用“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理念，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6]

1917年1月，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chú议》一文，傅斯年读后十分钦慕，即撰写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以响应。同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传播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傅斯年对之心折，因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他与胡适的关系也日趋密切。^[7][6]

之后，傅斯年又先后在北大创办了“文学会”“雄辩会”，担任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3]1918年12月3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创办的新潮社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新潮社的主任编辑。他在该刊上连续发表了《新潮发刊趣旨书》《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以及《怎样做白话文》等文章，同时也在《新青年》发表了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学术，赞扬西方学术思想的文章，声称愿引中国学术“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甚至一度认为“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俄国式的革命”“做引子”，“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5][7]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北大学子们的愤怒。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的傅斯年任学生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游行总指挥，他带领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递交了声明书。群众们激情高涨，又欲前往外交部和赵家楼，傅斯年认为群众行动“过急”，出面进行劝阻。但群众不顾他的阻拦，直奔外交部，火烧赵家楼。傅斯年感觉到游行示威已经无法控制了，愈加怏怏不乐。之后，他又不断受到激进同学的反对，还曾与同学发生互殴，因之傅斯年不再加入北大学生会了。5月底，从上海回到北京的胡适对傅斯年及罗家伦表示，认为“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他希望傅斯年等人在同学中发生影响，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与罗家伦等遂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运动，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以制止北大学生的爱国活动，但结果无效。从此，傅斯年政治热情冷却，回到书斋，一心用功读书，准备毕业考试了。^[6][7]

1919年秋，北大毕业的傅斯年随即考取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前夕，傅斯年又在《新潮》发表了《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赞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劝新潮社员应专心读书,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7]

去到国外的傅斯年先是在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1923年9月，傅斯年又去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课程，又利用余暇研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著作，还深入研读了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18][19]

在德国的时候，傅斯年还和同在柏林大学学习的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毛子水、罗家伦等结成了好友，他们互相砥砺、互相启发。^[18]

1926年，傅斯年学成归国，应聘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他在中山大学开设了《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还自己编写讲义。^[8][20][9]

1927年，傅斯年联合顾颉刚等人，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他亲自担任主任，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又相继创办、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图书馆周刊》《歌谣周刊》等刊物，傅斯年在《周刊》上发表了《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文章。^{[9][21][19][7]}

为完整学科建设，傅斯年及研究所同事还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工作。他们走访民间，采集民族风俗，考察古物，费巨资购入各种图书12万余册，其中包括丛书150余种，地方志600种，科举书600余种，家谱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书给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间信仰方面书籍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在傅斯年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文史科的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的学科建设，走在当时中国其他大学的前列。^[21]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后，傅斯年与朱家骅曾联名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赞扬他们“清党”“反共”的行为。^[7]

1928年春，蔡元培受国民政府指派，筹办中研院，邀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1月，史语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任史语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他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又延揽了一批国内一流人才。^[9][7]

傅斯年将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分别定级为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学侣和研究生等四个职级。其中，研究员又有专任、兼任和特约之分，专任研究员每月薪资从二百四十元到四百元不等，兼任研究员每月薪资从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特约研究员每月薪资为五十元。除优厚的薪资外，傅斯年还制定了科研奖励办法，规定凡是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按千字三元进行奖励。^[22]

傅斯年将史语所的工作目标确定为“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等口号，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处置学”，治史者应专注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傅斯年反对“国故＂，反对疏证，主张只要把材料整顿好就行了。这一年，他发表了《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等研究古代史的论文。^[9][7]

1929年春，史语所迁至北平。同年秋，傅斯年兼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史学方法论”等课程；期间，他还多次前往安阳指导和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又相继完成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性命古训辩证》两部著作。^[9][7]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在“国事讨论会”上，主张借编著史书唤起国际对中国东北的重视。为驳斥日本所谓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傅斯年联络历史学者蒋廷黻、萧一山、方壮猷、徐中舒等人，共同编写了《东北史纲》，用史料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李顿调查团到达中国后，傅斯年又让李济节将此书的主要部分翻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这一年，他又同钱穆等编写了《中国通史》。^[9][7]

1932年，傅斯年、蒋廷黻fú应胡适之邀，参加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出版时，傅斯年发表政论文章赞成抗日、拥护蒋介石。次年六月，因不满胡适发表的《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傅斯年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1935年冬，民国政客萧振瀛在北平教育界人士的会议上，公开兜售对日妥协的主张，傅斯年当场斥责是间接替日本招降，并严正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期间，傅斯年先后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睡觉与外交》《中日亲善？》《一夕杂谈》《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揭露了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真相，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当局“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还指出汪精卫所实行的“对日经济提携”，“乃是中国灭亡的速路”，要求认清“日本的广田外交，不要再上大当”。^[9][7]

1933年，史语所南迁时，傅斯年仍留在北平；直到1936年春，他辞北大职务，举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史语所的工作。同年，傅斯年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对西安事变看法的文章，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9][7]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研院总干事。卢沟桥抗战爆发，傅斯年应蒋介石电召参加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谈到和战问题时，傅斯年以《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书》，坚决主张抗战。^[9][7]

1938年4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傅斯年以无党派代表被聘任为参政员。之后，他随史所至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并完成了《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9][7]次年5月，傅斯年为了史语所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与蒋梦麟等人商议后，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同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兼任所长，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0]

1938年至1940年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屡次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又多次上书蒋介石，抨击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等人非法聚敛钱财，任人唯亲，培植个人势力，要求蒋介石整刷政风、撤换孔祥熙。在傅斯年接二连三地抗争下，孔祥熙等人被免职。^[9][7]

早在抗日战争前，傅斯年便时常患病。后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1941年3月，傅斯年因高血压入院治疗了三个月。出院不久，傅斯年的母亲突然病逝，傅斯年以自己久卧病榻、未能尽心看视母亲而负疚痛心，导致旧病复发。但他仅仅休息了两周，又投入工作。^[23]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秘密协定了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雅尔塔协定》，傅斯年联络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等五人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对苏美英的行为表示抗议。^[7]

1945年5月，国民政府想请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以健康为由拒绝了，转而推荐胡适。但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因此傅斯年被暂时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同时兼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傅斯年担任北大代理学长期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大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24]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团结各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主张，傅斯年等人于6月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提出访问延安，促成国共和谈、团结抗日的主张，受到共产党的积极回应和热烈欢迎。之后，他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并积极参与了后续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25]

1946年2月，傅斯年再度撰写长文《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捍卫中国的主权完整，支持国民党的反苏运动。3月，蒋介石邀请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一职，傅斯年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国努力”，予以谢辞。同年9月，胡适回国后，傅斯年于当月20日正式辞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一职，前往南京主持史语所的复员工作。^[24][7][25]

1947年6月，傅斯年与妻子俞大綵cǎi前往美国治疗高血压。在美国受亲蒋“反共”舆论的影响，傅斯年在美国进行“反共”游说，同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非将共产党打不可”。1948年8月，傅斯年回国，定居于南京，继续担任史语所所长一职。眼见蒋介石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傅斯年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国民党政权政治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同年11月，挚友陈布雷、段锡朋相继服毒自杀，悲观绝望中，傅斯年也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时常准备着安眠药，准备一死。这一年，傅斯年出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11][7]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重点经营台湾。12月15日，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决议，由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在傅斯年的主持之下，大陆的重要文物典籍与史语所，再度整体迁移到台湾。^[11]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及家人飞赴台湾，于次日在台湾大学就职。^[12]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日夜谋划，锐意改革，同时还要处理各项繁杂事务。他本就有高血压，时间一长，身体更加不好。亲朋好友都劝他静养，但傅斯年置若罔闻。^[13]

1950年上半年，台湾社会大动荡，许多人纷纷离开台湾。傅斯年却表示“台湾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要“归骨于田横之岛”，决心与海岛共存亡。^[7]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在会议上，他频频发言，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下午5时许，在回答参议员郭宝基提出的相关问题时，傅斯年一时情绪激动，引发了突发性脑溢血，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于当晚11点左右去世，终年54岁。^[13]

傅斯年去世的第二天，台湾大学停课一天，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前往殡仪去年平台向傅斯年遗体告别，学生们高举“痛失良师”“国失桢zhēn干”白幅，佩黑纱，痛哭失声。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一大早，人们便陆续涌入殡仪馆。去往火葬场的路上，上千人冒雨为傅斯年送行。12月30日，蒋介石发明令褒扬傅斯年，称他“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次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举行，蒋介石亲临主祭，参加追悼会的共有5000多人，致送挽联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中西文悼唁函电90余封，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26][27]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也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在历史学的科学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28]

傅斯年反对疑古派将史料“虚妄化”，主张重史料，即“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傅斯年认为从史料中可以获得大量的“客观知识”，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而是史学的起点在于保存材料，收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于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找新材料，利用新工具；当拥有了更多的新工具，得到更多的新材料后，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傅斯年肯定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提倡“纯就史料探史实”。^[28]傅斯年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主张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搞史学的人应完全消灭主观、消灭自我。^[28]关于史学科学化，傅斯年认为一方面应秉承自然科学的理念和精神，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要具体地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28]

傅斯年认为高等教育应以崇尚和发展学术为使命。傅斯年认为学术研究是大学最终的目标追求和精神引领，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立足点，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为此，他在大学实行讲座制，并在“教与学的自由”的前理下给予最大空间的发挥。^[29][30]

傅斯年还认为大学应以相对独立为原则。无论是从外在还是内在，大学都应该保持相当的独立，包括人事任免和经济上的独立。他以普鲁士为例，虽然大学教授讲座的选补权掌握在“教育部”手中，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厅下令并实行，但其教育界实际上保有很大的自治权，行政官员无法以个人好恶而更改学校的决定，相对保证了学校的纯洁性。^[29][30]

傅斯年还提出大学应以师资质量为根本。针对当时大学教员聘请与去留的混乱状况，傅斯年指出，对大学教授的任职资格以及权益保障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教育当局及学校方面也要严格执行。对此，他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是：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的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凡一学者有一种著作，且能代表示该学者能力，或学人有重要著作，且有不可忽略的贡献，即可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一旦成为大学教师或教授资格者，受大学教员保障条例保护，不能随意免其职；教授三年内没有新贡献，则失去被保障权利；如凡无上列资格，又不得不试用的人，试用期不得超过二年。^[29][30]

针对基础教育，傅斯年也有自己的构想：基础教育要以职业训练为中心，课程少而精，有实际价值，使受教育者走出校门，便能利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服务，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和就业门路。基础教育还要注重机会均等，学校应对贫民子弟予以更多的照顾，使贫民子弟与富人子弟同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30]

1933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在位期间不出政绩无有，劣迹昭著。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后，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更是劣迹斑斑。傅斯年担任参政员后，上书蒋介石，强言用人要“尽职奉公”“其直如矢”，要求罢免孔祥熙。但蒋介石没有理睬。傅斯年又在参政会上质询孔祥熙，并督请政府“整饬政风”。蒋介石和参政会的不作为激怒了傅斯年，他殚精竭虑搜集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并十几次上书蒋介石、二十多次在国民参政会提案和质询，同时用各种方法揭露和抨击孔祥熙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祸国殃民的行为。傅斯年对孔祥熙的穷追猛打，不仅使孔祥熙狼狈不堪，也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为了息事宁人，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傅斯年寸步不让。最后，在傅斯年接二连三地抗争及舆论的压力下，1945年，孔祥熙被免职。^[31][32][33]

1945年，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又打着稳定市场与法币的旗号，大量抛售中央银行储备美元和黄金，致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乃至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公开讨伐宋子文。在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监察院便举行了全体监察紧急会议，对宋子文进行质询。傅斯年又接连写了两篇抨击宋子文的文章，一时间举国共鸣。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宋子文被迫辞职。^[32][33]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傅斯年撰文《文学革新申义》，倡导以西方文学为模本，进行文学的革新；又以《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一文，响应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倡导文言合一，注重白话文学；傅斯年还以《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指出中国旧文学脱离百姓、脱离社会，缺少人性，应与人生接轨的理念，这一观点仍是胡适文学革命的观点之一。除对胡适思想的继承外，傅斯年也有对文学革命的发扬，他提倡改革旧文学的文体，既不能学习“桐城派”毫无用处的文体，也不能学习“选学派”所推崇的华而不实的骈体文。^{[34][35][36][37]}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上，傅斯年在戏剧改良、跨学科研究两方面也有着较大的贡献。傅斯年是旧戏坚决的反对者，他认为旧戏违背美学上的均比律，声色一类刺激性过强，形式太嫌固定，意态动作粗鄙，音乐轻躁。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傅斯年提出了他的戏剧改良观点：真正的戏剧纯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他认为可以将西方戏剧作为材料，改编得与中国社会人情相合。傅斯年同样推崇跨学科研究，也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将考古学、统计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又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来考证《诗经》中南国的地域；他还运用统计学图表分析《小雅》的词类；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傅斯年将现代语言学引入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思想史”的实例。^[3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为驳斥日本所谓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傅斯年于1931年10月动笔，1932年1月完稿，写成了《东北史纲》。《东北史纲》全书约10万字，内容从远古到隋，运用考古学、古人类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方法，采用各种史志典籍，论证了东北地区的民族、地理等方面的演变，证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39]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全部中国古代的历史，但在傅斯年生前并未能最终完成。该书所收录的《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文体现了傅斯年古代中国史的主要观点。^[40]

《周东封与殷遗民》主要说明了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又征服整个东部以后，对原来的殷商遗民实行怀柔政策，在东部原地封国建邦。鲁、卫、齐都是殷遗民之国。在这些小国中，统治者是周族，而老百姓都是殷遗民。所以，上层统治阶级均用周礼，而一般百姓仍用殷礼。又因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主宰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所以殷商文化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傅斯年此观点在当时确属重大发现，极富学术价值。也正是在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启发之下，胡适才写作了哲学史上著名的论文《说儒》。^[40]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一文中，傅斯年详细考证了周初方域之迹，又分别考证了鲁、燕、齐各国地理的发展，指出大东在泰山山脉至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小东在今山东濮pú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同时还得出结论，鲁、燕、齐最初被封于成周东南，至于鲁到曲阜、燕到蓟jì丘、齐到营丘，是后来的事了。此文不仅论证了大东、小东的地理位置，而且考证了鲁、燕、齐各国地理沿革发展的过程，至今仍成一家之言。^[40]

《夷夏东西说》是傅斯年研究古史的代表作，根据先秦时，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对峙的形势下，利用《左传》《国语》《史记》《诗》等文献资料，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针对从东汉以来的中国史，无论是政治的分裂还是北方民族的入侵，都是南北之争的现象，他认为在夏、商、周三代及其前，中国上古历史的演进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遂提出了“夷夏东西说”。此文在当时引起中外学者如徐炳叔、王献唐等人的赞赏并认为已成定论，时至今日，中国古史学界仍大多沿用此说。^[41][40]

傅斯年认为历史学与语言学有着密切关系，要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是一条根本路径。因此，语言学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或基础。1928年10月，傅斯年在《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一文中列举了汉语方言、西南语和中央亚细亚语研究的重要性。谈到西南语时，他认为“西南各民族的问题实在是中国史上一个再重要没有的问题，固不限于语言，而西南民族语言之研究却是认识他们的物事的第一步”；谈到蒙古满洲语时，傅斯年认为“中国人对于蒙古满洲史乃至契丹女真史的兴味向来很大，独不先以认识这些语言为研究之初步，所以结果有限”。因此，史语所根据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三条宗旨，提出了客观地处理史学或语言学题目的精神，这也是现代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科学精神。^[42]

傅斯年十分重视语言学的研究，除在史语所设立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言学等研究机构和组织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外，他还借鉴阮元以语言学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著成了《性命古训辨证》一书。该书既是傅斯年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历史及思想的学术结晶，也是代表傅斯年哲学思想水平的重要著作，展现了傅斯年重要思想之一“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43]在书的上卷，傅斯年用语言学与历史学的方法系统梳理和阐释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范畴性与命，以及和两者关系密切的生、令的演变关系，进而解释了中国思想史的核心思想范畴与命题及其时代演变。傅斯年的研究从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内容包括对生与性、令与命四个概念的生成及内涵演变的阐释，又包括对与之相应的范畴和命题，如性恶论、性善论、天命论、天人论、天道观等在先秦生成和演变的辨析。^[42]

1929年5月，史语所合并调整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后，傅斯年在很短时间内就“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的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除搜集梳理文献资料之外，史语所学者们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尽量扩充材料范围，抢救了大批濒危历史文献资料，发掘了众多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44]

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出面，买下了包括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册簿在内的明清大内档案，交由史言所整理。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聘请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及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按照陈垣先生提出的《整理档案八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进行详细分类，最后再捆扎上架。为使整理工作顺利进行，傅斯年制度了十二条严格的工作规则，包抱午息时间，考勤制度等。1930年9月30日，明清史料部分整理完成，傅斯年提出边整理边刊发的建议，率先将一些重要的、比较完整的刊发，取名为《明清史料》，首次印刷称为“甲编”，共十册。傅斯年在世时，共整理出版了四编。^[45][44]

除此之外，史语所收集了大量殷墟甲骨档案、汉晋简牍dú、敦煌遗书以及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档案种类与数量，也丰富了中国近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此外，在傅斯年主导的明清档案整理中，涌现出一大批近代档案学者，如罗振玉、沈兼士、陈垣等大家，极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档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44]

在史言所成立之前，中国的考古发掘大多都是由外国人主持，中国极少有掌握科学考古理论和技能的学者，更没有从事科学考古的学术机构。傅斯年留学时，接受了西方现代考古理论和方法，决心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科学考古组织，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46]

1928年至1937年之间，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史语所对殷墟进行了共计十五次的发掘，共发掘遗址11处，获得大量龟甲、兽骨和铜器，器物共计169万件，带字兽骨2.5万件，是20世纪世界田野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有力地证实了甲骨文字的存在，提高了甲骨文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充实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中国的信史，也因此向前推演了数百年。^[46]

1930年，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发现了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黑陶和灰陶器具，而最具特征的蛋壳陶被作为黑陶文化的文化标志。城子崖的发掘诞生了新的文化——龙山文化。次年，城子崖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片，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长约450米、宽约390米的版筑城墙，是中国考古史首次发现的史前古城祉。^[47]

在傅斯年的带领下，考古学走向了聚众式的研究模式，既针对同一个问题，在自身擅长的领域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给予自身方向性的解释，更大程度上发掘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历史信息。同时，考古学实现了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既能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又能为古史重建提供多角度的视野。此外，考古学实现了对金石学的注重彝器的突破，学以发掘的科学性取代了金石学者“挖宝式”的发掘，考古学更加重视发掘过程中地层学和遗物从出土到研究过程中更加详细地记录。^[48]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傅斯年对近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建构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所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是国家学术机构，有强有力的资金和行政力量支持，也有利于后续考古人才的培养。其次，国家支持下的考古发掘更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现了傅斯年“将科学正统的东方学建设在中国”的目标，促进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构取得实质性的进步。^[48]

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摒弃了中国传统的陈腐说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上。他要求学生阅读原始资料，同时也要学会思考问题。他对各门专业课做到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相结合，基本内容和研究状况相结合，既注重传播系统的知识，又注重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授课中，傅斯年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年级不同而讲授的内容深浅不同。与此同时，傅斯年还注重将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学生介绍，帮助学生了解当时的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8][20][9]

在师资的利用上，傅斯年遵循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原则，既聘请有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新派学者”，也聘请对于国学有深厚造诣的“耆旧宿儒”，积极动用其一切人脉关系，以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8]同时，他对曾经服务过伪政权的学者却是不屑一顾。在北大任代理校长期间，他公开拒绝“伪北大”教职人员任教，也不怕与之公开交恶。^[24][29]

除了对教学的负责，傅斯年还注重对学生的爱护，时常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业上的问题，还经常资助家境贫寒的学子。^[8]

傅斯年是光复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也是真正实现学校从工具性大学向学术型大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傅斯年在就任之初就提出，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因此，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标，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目标。^[49]

在“以学术为本位”的前提下，傅斯年废止了以前的固定讲座制度，实施自由选课制。六个学院皆按学科性质自由发展，各学院大一、大二修读必修课程，大三、大四时，文、法两院采用选课制度，理、农、工、医等学院则依学科特征和需要，酌情进行必修和选修的课程调整。^[49]

要达到“以学术为本位”，首先要保证“教与学的自由”。傅斯年不允许教员兼职，做官与教学必须分开。同时，他对真才实学的人也是不拘一格。所进教员，皆以学问为先，只要有真才实学，且为台大所需，定寤寐求之。^[49]

为保障纯正的校风，傅斯年更是努力对外争取养成大学精神的环境和空间，拒绝政治干预大学，杜绝在学校内实行联保制度。^[49]

为使学生在学习时无后顾之忧，傅斯年主动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包括食、住、衣、书、病；在课业之余，他提倡各种课外活动，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为使贫寒学子有书读，傅斯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设置多种奖学金、助学金、救济金等。^[49]

在学生管理工作方面，傅斯年提出了机会均等的教育理想，并建立了严格的招生录取制度。所有想就读于台大的学生必须参加考试，一律按成绩由高到低录取。坚决杜绝请托、说情等不正之风。为保证考证的公平性，傅斯年采取多人各出套题，最后决定采用哪套题的作法，而试题，从出题到发放试卷，严格保密，不能有丝毫的泄露。^[50]

傅斯年执掌台大的时间不长，但他对台湾大学的学术及大学精神的建设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提出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而且努力加以落实和维护，使战后的台大成了教育典范。^[49]

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评价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15]

中国近代教育家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傅斯年，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53]

中国历史学家欧阳哲生评价傅斯年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上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54]

原台湾新闻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沧波评价傅斯年的人格学问，及对国家社会的按摩烦恼，以至于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子。^[55]

中国历史学家、傅斯年的学生程槃感慨傅斯年之所以有此成就，在于他有学问、有才识、能治剧，才力充沛而勇于负责。一个人能有一项上述品质都已难得，而傅斯年全部具有，更难得的是他对国家忠诚，严于律己，刚毅为忍，自强不息。^[56]

中国历史学家刘泽华评价傅斯年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样本、一个范例，揭示了一个类型的有理想、肯担承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历史的多重制约下是如何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成就的。^[57]

中国近代史学家袁伟时评价傅斯年，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58]

中国历史学家何兹全认为傅斯年是20世界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16]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杨向奎评价傅斯年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也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59]

中国元史研究专家杨志玖评价傅斯年对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合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杨志玖）深感新奇和钦佩。他（傅斯年）时而背一段《左传》，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中西互证，左右逢源，宛如一个表演艺术家，听他（傅斯年）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60]

中国宋史专家邓广铭评价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61]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史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62]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他的观点是这样表述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63]

社科院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蒋大椿认为傅斯年把历史学的功能归结为只是纯学术研究，而不具备一般的用处，让史学脱离了社会，对史学发展不利。^[64]历史文化学学者江心力认为傅斯年撇开史论、历史哲学、著史，仅从史料的角度谈论史学，这种认识存在明显的失误，从而导致他的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65]学者徐晓旭、朱丹彤认为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是他对科学的坚定信念，但仍有其消极的一面，造成了史学某些社会功能的丧失，无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正视现实和预知未来，而且让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66]学者桑兵更是反映出傅斯年在“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宣言之下，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67]

历史学专家赵世瑜认为傅斯年强调的主要观点是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公正。^[68]历史学教授王连升认为傅斯年的观点是在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反对脱离史料的胡思乱想，绝非主张史学研究者只在史料堆里翻来翻去，而是主张从史料里找出自己的观点来。^[69]学者晁中辰的观点与王连升一致，认为这是傅斯年对史料的强调，晁中辰还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最大价值在于体现了史学研究本质的回归，这种回归正是史学获得生命力的真正来源。^[70]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傅斯年每次回到史语所，所里的青年学者对他都“敬而远之”；而傅斯年不在李庄的时候，青年学者们却和代理主持事务的董作宾打得火热，这使得傅斯年大惑不解，便向董作宾打听个中原由，董作宾叹了一口气，答道：“这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你之处。”傅斯年听罢，长吁了一口气。时任研究院社会所所长的陶孟和也曾对董作宾说笑过：“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陶孟和将身材肥胖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又把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这一说法一时间流传开来。后来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回忆道，系里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教授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专家劳干，每次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80]

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曾发表声明，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刚一下飞机，他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斯年很不满，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傅斯年不但不录用伪教员任教，还常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北平的伪教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集体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为此，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尾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理论。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傅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大骂他是民族败类、无耻汉奸，还当场命人将容庚架出办事处，扔到马路上。^[81]

傅斯年生性豪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遇不平之事仗义执言，无所顾忌。为将孔祥熙赶下台，他曾十几次上书蒋介石，二十几次在国民参政会提案和质询；之后，又对侵吞国家资财、贪污中饱、倒行逆施的继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穷追猛打，迫使宋子文也随即下台。傅斯年连续炮轰国民党政府两任行政院长，一时震惊朝野、轰动一时，使得他获得了“傅大炮”之称。^[32]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他曾费巨资主持购买了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在对这批档案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感叹道：“这批资料竟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笑了笑，反问他：“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人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听了大笑不止。^[82]

傅斯年是一个有名的大胖子，光从外表看，他又完全是一副绅士风度。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温梓川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时的情形：“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的ABC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83]

有一次，傅斯年因为中医问题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人激烈地辩论了一场。但孔庚不是傅斯年的对手，辩论输了，孔庚气得在座位上直骂傅，还骂了许多粗话。听得傅斯年火冒三丈，当即指着孔庚说道：“你侮辱我！散会之我和你决斗！”散会之后，傅斯年果然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和他决斗，但看到70多岁的孔庚身体瘦弱不堪时，他的怒气一下子消散了，立刻垂下双手，但嘴上仍不示弱：“你这样老、这样瘦，我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83]

傅斯年逝世周年忌的当天，由台湾大学新任校长钱思亮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放在台湾大学的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那以后，人们称傅斯年墓所在的植物园为“傅园”。傅园是一个仿希腊帕德嫩神庙的罗马式纪念亭，堂前有方尖碑、喷水池等建筑物。台湾大学行政大楼前还铸造有纪念钟，被称为“傅钟”，傅斯年校长安葬时，傅钟曾鸣响五十五次，向这位55岁时为台大鞠躬尽瘁cuì的校长致敬。^[84][85]

傅斯年陈列馆位于山东聊城仁义胡同，于1993年兴建。1994年，程思远副委员长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先生也曾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了匾额。傅斯年陈列馆面积不大，除展出傅斯年的相关资料外，还收藏了近60块木质匾额，馆内还立有《留别李庄碑》《八项命令碑》《东昌府东关敕封土地神祠记碑》等历史碑刻。^[86][87]

2004年8月，在山东聊城召开了“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山东历史学会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韩国浦项工科大学、台湾中研院、台湾大学、台湾故宫博物院、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家单位、近八十名学者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等主题，展示了近年来傅斯年研究的最新成果。^[88]

2014年8月，在山东聊城举行了“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聊城大学与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参与大会，与会学者共同探讨傅斯年的学术成果，挖掘傅斯年的教育思想。^[89][90]

书名作者出版时间《历史的复盘》范泓2013年^[91]《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2014年^[92]《治学的霸主：傅斯年》陈雪2015年^[93]《南渡北归》岳南2015年^[94]《那时的先生》岳南2016年^[95]《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吴十洲2016年^[96]《风雨琳琅：林徽音和她的时代》陈新华2020年^[97]《书中自有山河》谭徐锋2021年^[98]

2021年上映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由演员张艺文饰演傅斯年。^[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