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

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22年，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2][3][4]

1911年，陈布雷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兼《申报》特约译述员，以“布雷”为笔名写时评。1912年陈布雷加入同盟会，1921年担任《商报》主笔。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有“文胆”之称。1928年至1948年期间，陈布雷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5]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亡故，终年59岁。^[4]

蒋介石高度评价陈布雷：“畏垒（陈布雷笔名）椽chuán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称他为当代完人。^[6]周恩来也对陈布雷的品格曾有过赞赏之词，曾道：“我们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所钦佩，劝他这支好笔不可专为一个人所用。”^[7]

1895年，5岁的陈布雷开始上私塾，接受封建文化的熏陶。1903年，陈布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馆就读。在董氏馆，陈布雷不但广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笔算、史地、理化等知识的系统教育，还开始接触《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报纸杂志，与同学们秘密组织了“覆满同志社“，以“驱逐鞑虏，还我中华”为己任。同年，陈布雷参加县应童子试，接着参加府试、院试，均被录取。1904年陈布雷进入慈溪县中学堂。^[8][9]

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同年秋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在校5年，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数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他广泛地学习了文哲政法英语各科，受名师指点和薰陶，学贯古今，兼融中西，尤其致力于史地、政治、国际时事的研究。这为他以后扬名报坛奠定了厚实的业务基础。^[10][9]

陈布雷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文化教育，后因教书先生因病请假，由他大哥陈屺怀代课。陈屺qǐ怀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言行对陈布雷产生极大影响。不久陈屺怀送陈布雷去提倡新学、培养改革人才的三七董氏馆学习，馆内革命氛围浓烈，陈布雷接受了许多新思想。考上秀才后，陈布雷先后到慈溪中学、宁波中学、浙江高等学堂学习，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开明思想的启迪。^[11][12]

1906年初，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许多爱国师生目睹清政腐败，他们以民族革命之义共勉。陈布雷受到影响，并阅读《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书刊，“这不仅满足了他的求知欲望，而且接受了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陈布雷时常和同学谈论“驱除鞑虏，光复汉物”等言论，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陈布雷还担任校友会书记，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组织宣传，反对向英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坚决反对把铁路利权让给外人。1910年，陈布雷与同学相约，剪去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9][12][13][14][10]}

1911年初春，陈布雷绕道上海前往杭州上学，暂住陈屺怀主笔政的《天铎报》社，曾代戴季陶在该报写言论数篇。同年夏，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同年秋，陈布雷进入《天铎报》，开启他的报人生涯。武昌起义爆发时，陈布雷在《天铎报》上连载了10篇以“谈鄂”为题的文章，一时哄传京沪，名动海内，从此奠定了陈布雷在新闻界作为第一流政论家的地位。随后，他又写下了一些反清专制和反封建的时论，呼吁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有《告友邦人士书》，陈布雷用流畅的文笔翻译出，在《天铎报》上首次刊出，广受好评。但由于年少气盛，锋芒太露，陈布雷遭到了《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的忌惮，最终辞职离开。1912年，陈布雷在宁波效实中学执教，并应《申报》聘为特约译述员。1912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陈布雷被正式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4年，他因家庭原因辞职回到故乡主持家务，后来复职于效实中学并任校长一年。期间陈布雷曾计划前往日本、欧美留学，但都因为父亲的阻止而作罢。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前往上海参加《韦氏英汉大辞典》的编译工作。1921年，陈布雷加入了新创刊的《商报》，担任编辑主任，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陈布雷勤奋笔耕，每周撰写5篇社论和一篇短评，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广受好评。^[9][15]

1923年，《商报》的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取“畏垒”作笔名。1924年，陈布雷所在的《商报》已经出版三年，声誉逐渐提高，观点也更加明确。在论评方面，陈布雷首先重视政治议题，逐渐扩展到文化、工商、社会和国际时事等领域。他的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备受当时的人们和新闻界的称赞。陈布雷坚决批判曹锟贿选，言辞坚定有力；在鲁案对日直接交涉问题上，与《中华新报》展开了长达十天的笔战；在孙中山逝世时表示哀悼，撰写了《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一文来驳斥《时事新报》的谬论；“五卅sà”惨案发生后，每天都撰写评论来呼吁和声援。《商报》的声誉逐渐提高，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爱，发行量不断增加，对社会影响甚大。此外，他还被《国闻周报》特约每周撰写一篇时评；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也曾转载陈布雷的时评并加以评注。^[16][17]

1926年春，蒋介石从广州派邵力子到上海将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赠给陈布雷，并对他说：“蒋公对君极慕重。”1927年2月1日，陈布雷应蒋介石的邀约到南昌访问，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蒋介石与陈布雷多次晤谈，想留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并亲自和陈果夫一起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陈布雷感激知遇之恩油然而生，答应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深得蒋介石的嘉许。但陈布雷反复陈述自己的志趣仍是在上海做报人，并在4月就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为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所占领，但未过一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实行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相对峙。期间，陈布雷先是4月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在为蒋介石拟就《辞职宣言》后，也离开南京，返回慈溪。9月下旬，蒋东渡日本，曾派张群约陈布雷同行，陈以“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而婉辞。10月到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重操旧业。但陈布雷借此机会，极力宣传国民党及蒋氏的“光荣历史”，为蒋重新上台制造舆论。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希望任命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但陈布雷坚决推辞。在南京住了一个月后，陈布雷回到上海，并担任《时事新报》的总主笔。同时，陈布雷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共同创办了《新生命月刊》。尽管如此，每当蒋介石需要发表重要文告或演讲时，他经常会召唤陈布雷前往南京起草。从1928年7月到1929年6月，陈布雷还随蒋介石北上，代写了多篇文告和演讲稿，包括《祭告总理文》等重要文件。^[9][18][19]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中，陈布雷提议“凡入党不满3年者概不得当选为中央委员”，想以此来杜绝你争我夺的竞争局面。可是主席团却没有把陈布雷的提案提出，最终陈布雷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连忙上书给胡汉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却说，被选者不得请辞，这是纪律。8月，陈布雷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期间陈布雷自认为不了解教育工作，且更希望在新闻界长期从事，多次请求辞职，但未能得到批准。1930年12月，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命陈布雷至南京为常务次长，嗣后又改任政务次长，并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虽兼任要职，事务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为蒋代撰各种文字。^[20][9][2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反蒋派系借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陈布雷原本想趁机引退，但却被国民政府再次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他推广乡村小学、发展民众教育，为浙江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但仍然常被蒋介石召去代写文章。1934年5月，陈布雷被调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一直为蒋介石效力。^[10][9][21]

1934年10月，陈布雷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前往奉化溪口呆了10天，写作了一篇名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的妄念。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的《外交评论》杂志上，并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署名，引起了中日两国以及舆论界的猜测和关注。1935年2月，陈布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负责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的工作。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布雷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全国党政军大权，他的机要文件和函电往来除了军事方面由侍从室第一处处理外，其余都经由陈布雷办理。^[9][10][22]

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但陈布雷因病没有随行。当张学良和杨虎城谏阻蒋介石时，蒋被拘禁，而陈布雷由于自认为是“近臣”，未能与蒋共患难，感到迷茫和失落，在南京扶病奔走，并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在中共的调解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并于26日返回南京。陈布雷随即奉命将蒋介石被迫承诺的条件口述撰写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虚构了蒋介石在事变中被扣留和释放的经过，写成《西安半月记》。尽管陈布雷勉强按照命令写出这些文章，但内心深感痛苦。他曾在给知己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言论和思想，不能自主，身体和灵魂已经逐渐成为他人的一部分。人生都有本能，谁能甘愿接受这样的处境呢？”他受到蒋介石的命令束缚，一再违背自己的内心写作，陷入了痛苦和矛盾的深渊，只能通过愤怒的文字来宣泄，因此一度“患脑病甚剧，思维困扰，夜间失眠，白天厌倦”。^[9][10][22]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布雷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从幕后被推到前台。1946年11月，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的协议，自行召开了“制宪国大”。陈布雷奉命与青年党、民社党的领导人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商议，以拉拢他们。1947年4月，蒋介石宣称“准备行宪”，改组国民政府，由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及其他“社会贤达”共28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陈布雷被蒋介石推举为其中一员。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行宪国大”，自己登上了“总统”宝座，陈布雷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他还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会议，并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参与决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党政大事。^[10][9][22]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摆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境，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和外币，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9月至11月，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被歼47万人。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面临朝不保夕之势。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临时会议，陈布雷在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军队将骄兵逸，指出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腐败与贪污无能，并牵涉到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几家。此时蒋介石对陈布雷发脾气，称他老跟他唱对台戏，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宣传工作也没有搞上去，要他休息。还说“书生误国，看错了人”。陈布雷遂面红耳赤，退出会场，返回寓所。^[22][23][24]

1948年11月11日晚上，吃饭时陈布雷与其秘书蒋君章等郑重地谈了1个小时，然后上楼，吩咐蒋君章不要让客人见他。12日，上午约见女婿袁永熙，在女婿的建议下理了发，换了身整洁干净的衣服。晚上，陈布雷独自上楼，并嘱副官不接电话，不见宾客，他要休息。此时恰逢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去上海参加外甥女的婚礼，秘书蒋君章去《中央日报》社值班。12日午夜，陈布雷服下一瓶半安眠药后，和衣躺下，自杀身亡，终年59岁。^[10][9][25]

在早期，陈布雷以笔名"畏垒"发表言论，秉持新闻客观和真实的原则，不屈服于外部压力。1923年，军阀头目曹锟通过直奉战争夺取了北京政权，引发了贿选丑闻。《商报》在本地新闻版刊登文章揭露和抨击这一丑闻，敢于说出他人不敢言的真相，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使得直系军阀深感羞辱与愤怒，主持《商报》编辑工作的陈布雷因评论激烈，甚至被上海工部局传讯。陈布雷聘请了当时在租界的英国律师为自己辩护，迫使反动当局最终只能罚款并释放他，此事就此了结。北洋军阀的迫害并没有让陈布雷畏惧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在主持《商报》期间，他因直言不讳而遭遇不少麻烦。有人劝告他采用更委婉的措辞，避免招惹是非，但他却回答说：“作为主笔，如果不因直言不讳而受到官司的困扰，那就不算是一位合格的主笔，这不是我的初衷！”^[26][27]

陈布雷是以其在新闻界撰写的评论闻名于世。20年代初，陈布雷开始担任《商报》的主笔，他立志在国家危难之际以手中的笔为国效力，反对列强，推翻军阀。邹韬奋曾评论道：“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上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经确立。他当时不仅富有正义感，还具有革命精神。当时人民憎恨军阀，全心支持北伐，而他以笔名畏垒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常常以锐利的笔锋和公正的态度，履行着代表人民发声的职责。”^[28]

1942年初，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造成了大量人口饥饿死亡。基于记者报道的河南灾情和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景象之间的对比，王芸生于2月2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然而，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令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通知。事后，王芸生不服气，找到了陈布雷并与其进行了交涉。陈布雷严厉地警告王芸生，称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情，认为是省政府夸大了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27]

1943年春季，蒋介石政权日益腐败，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导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迅速积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王芸生从3月底到5月中旬策划并组织了十几篇文章，呼吁人们憎恨坏人、贪官污吏，并号召领导层和普通民众都要忏悔。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然而，5月10日，王芸生接到了陈布雷再次警告的电话，要求《大公报》不再发表涉及爱恨问题的文章。^[27]

1948年7月8日，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下令封禁了《新民报》。王芸生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于10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陈布雷看到王芸生的社论后，找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并表示：“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还试图指挥政府，甚至最高统帅。他为共产党张目。晋朝的阮籍曾有句名言，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果我年轻十岁，我会重新从事记者工作，与他周旋，不让这种人如此嚣张！现在我宣布与王芸生绝交。”7月16日，陶希圣为《中央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社论称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篇社论是经过陈布雷亲自审定的。^[27]

1948年，《新闻天地》刊登了当时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文章《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陈布雷给《新闻天地》写信表示不应该刊登该文，报社应谨慎处理涉及政治毒素的稿件。^[29]

在陈布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审查体制建设。电讯和稿件的使用都需要经过中宣部审查处的审理；图书杂志的原稿则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处共同审核。1939年春天，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一了新闻检查的权力。在抗战期间的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修正出版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等法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戡kān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惩治叛乱条例》等涉及控制舆论的法令。这些法规都是在陈布雷执掌下宣传部策划制定的。这些法规的基本精神大致相同，即要求统一舆论，将国民党的政治原则作为舆论的准则。^[27]

陈布雷在报人时期撰写了大量支持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学者刘莹莹认为陈布雷的政论犀利尖锐，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点评分析，揭露反动军阀挑起战争的罪行，从而引导民众。抗战初期，他创作了大量团结御侮的杰作，对蒋介石形成抗战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抗战期间，他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并撰写多篇文章为蒋介石勉励国人、鼓舞士气、拉拢民心。抗战胜利后，陈布雷自杀的消息震惊了南京蒋氏政权，也唤醒更多人认清国民党的实质，加速了蒋氏政权的覆灭。^{[30][31][32][33][34]}

邹韬奋曾称称陈布雷是民国第一流政论家。^[35]

著名诗人刘大白称赞他道：“今天上海报纸的言沦，哪一个也写不过陈布雷。”^[10]

著名人士叶恭绰曾感叹地说：“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天津《益世报》主笔)，在南惟陈畏垒而已。”^[10]

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在《经历·患难余生记》一文中曾这样评介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10]

民国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说：“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36]

“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说：“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36]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jìn炳千秋。” ^[36] 

学者严如平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末期主事反动宣传，效忠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企图阻挡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历史上有其无法推卸的一份罪责。^[9]

学者鞠北平认为，陈布雷从政以后，他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dài尽，而传统的一面则表现非常明显。他开始极力为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思想，还为蒋介石撰写了大量文稿，把蒋介石打扮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37]

学者卢绪元认为，陈布雷在青年时期虽也办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其后半生却是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作为御用文人，他不可避免地干了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事。作为从犯，他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是不能宽恕的。^[10]

高唐在《读陈布雷遗书》中直言，陈布雷虽是高官中的好官，但他始终没有替人民呼喊过一句，活着不说，快死了也不说，这就是缺陷。^[38]

资料来源于^[39]

资料来源于^{[40][41][42][43][44][45][46][47]}

陈布雷5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爱学习，成绩好，闻名乡里，他父亲一直以他为骄傲。14岁那一年，父亲带着他去慈溪县城参加童子试，陈布雷心中不愿意，就应付父亲，结果那一年全县151名参加考试的童子中，陈布雷考了个倒数第一，他父亲大怒道：“应试者151人，汝竟背榜。教汝读书，乃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甚矣！”回到家里，母亲对陈布雷的做法也极为不满。陈布雷这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对不起父母。正好下半年宁波府还有一次府试，陈布雷就提出来再参加一次考试，以向父母“还债”。他父亲坚决不同意，怕他再考个倒数第一，更在乡里丢人。后来经陈布雷的姐姐向父母说情，他父亲才勉强允许了。是年年底，父亲带着陈布雷离家乘船赴宁波府参加府试，发榜时陈布雷名列榜首，他父亲大为高兴。发榜那天宁波一带风雪交加，虽然如此，他父亲却喜笑颜开地冒着风雪带着陈布雷乘船赶回慈溪，为了早日传名乡里，让乡亲们知道，以雪前耻。^[48][49]

1907年，陈布雷在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时，因为面庞丰满，被同学们戏称“面包孩儿”，于是他就以英语“Bread”的译音“布雷”作为自己的笔名。从在上海《天铎报》任撰述开始，他干脆用“布雷”做了笔名，自此名震沪上。朋友曾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刻画了陈布雷以笔为棰chuí、以报为鼓、执着而忘形地为武昌义军鼓与呼的壮士形象。从此，陈布雷原名“训恩”逐渐被人遗忘，字“彦及”亦不复人知，剩下的就是一个“舶来品”的笔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传京沪各报。^[50]

陈布雷祖父是大商人，在多处市镇经营茶庄、钱庄、典当等，乡间田产众多，积累了不少财富，到他父亲继承时也一直保持着。陈布雷凭借自己的才华，加上堂兄的提携，在上海工作时的薪水也很丰厚。1920年陈布雷30岁，受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译《韦氏大词典》，每天工作七小时，月薪120元。陈布雷同时还在通商银行兼职当文书主任，月薪70元，合计190元，收入相当不菲。但陈布雷还梦想在证券交易中发更大的财，1921年便开始在上海做证券买卖，他既不懂又自信，结果从7月到11月短短三四个月间亏损8000余元，不得已将慈溪老家的祖产卖掉了40亩土地得款2600元，又约了几个朋友凑了一个十年的互助会得款5000元，加上部分手头上的积蓄，才把债务还清。^[48]

陈布雷的真正死因，既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民国史的一大疑案。到目前为止，涉及这一疑案的论点，至少有这样几种说法：

这源于陈布雷的留有的遗书之一《再上总裁书》的一句话：“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等话，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而这一观点当时国民党官方《中央日报》在11月18日的报道中也有提到：“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cuì，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51]

这一观点来源于陈布雷妻子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的前记中有写：“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52]

这是指陈布雷的自杀是对时局的悲观绝望。而陈布雷在《杂谈》和遗书中，确实有流露——如“耳闻目睹，饱受刺激”等。^[52]吴国桢在接受访谈时声称，陈布雷同他透露，陈本人不认为与共产党有任何妥协的可能，但他也看到国民党政权正变得腐败，甚至自己的孩子都变成了共产党，他为此感到十分羞愧。他认为我们已失去了年轻人的信任，觉得没有希望了，于是就自杀了。^[53]

陶永标^[注1]认为，陈布雷是痛感国事之不可为，要对蒋介石进行“尸谏”。在《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中，陶永标说：“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54]

台湾作家用李敖认为，陈布雷是用死证明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55]

学者王晓华在《“文胆”陈布雷之死》中用心理学分析陈布雷的死因，指出陈布雷的身体不佳是他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变态心理学家认为，有些人在长期持续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情绪消沉、忧郁、沮丧、焦虑，进而产生自责自罪的念头，认为自己思想迟钝，脑子变笨，不再对社会有用，乃至把以往的一般错误夸大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而要求处理自己，这是典型的心理异常疾病，即精神抑郁状态。结果往往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陈布雷后来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56]

还有传言声称，陈布雷死前曾向蒋介石犯颜直谏，直言国民党权贵尤其是孔、宋两家的腐败，结果被蒋介石训斥，不堪其辱而死；而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57]

1948年11月19日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12月10日10点，灵柩抵达九溪十八涧徐村萝卜山墓地，10点半灵柩已入穴，随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后来“文革”时期，陈布雷之墓被平毁，“棺木挖开时，里面的衣裳还没有腐烂，藏青色的，绸缎的。棺木内还有一支金笔。”1990年代坟墓重建，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58][59]

陈布雷故居^[注2]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颐和路6号。陈布雷一家在抗战前一直租居在颐和路6号寓所。1936年由实业部农业司司长徐廷湖兴建。占地989.01平方米，建有一栋9间西式三层花园楼房和一栋二层2间西式小洋楼，以及5间砖木结构西式平房和一间旧式平房。^[60][61]

位于南京市颐和路十二片区里的江苏路15号民国建筑，是陈布雷另一处公馆旧址，它建于1934年，其院落占地面积727.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1幢，平房2进6间。原产权人为夏贞汶（身份不详）所有，抗战胜利后，陈布雷携眷“还都”，因颐和路房子被占用，在马超俊的帮助下租用湖南路508号（现江苏路15号）房子，1948年11月陈布雷在此自杀。目前，该处现有主楼1幢，其主楼坐北朝南，高二层，青砖外墙，四坡顶，青瓦，南侧中部突出多边形上带多边形露天阳台，一楼东南侧为一方形内廊，大门在内廊东侧，黑，灰色门窗，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因该建筑属于颐和路十二片区，2008年，政府出资对此建筑进行了维修出新。^[62][61]

陈氏故居为清代民居建筑，格局和风貌基本保持完整，规模较大，总占地面积26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坐北朝南，依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前楼、后楼、后罩屋，东西两侧各有厢楼，前、后楼各五开间，后罩屋七开间，厢楼各三开间。该宅为陈氏七兄弟及堂兄陈屺怀的出生地。^[63]

1946年，陈布雷心系家乡，再续兴学，特意捐资并仿广州黄浦军校建筑风格，在旧私塾旁建造校舍一幢，并命名为“鸡山学堂”。学校占地989.42平方米，建筑面积574.32平方米，学生最多时超过200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官桥小学。鸡山学堂为目前姚东地区少见的西式建筑，砖拱门承檐榻，拱圈并联，柱础见方。^[64][65]

资料来源于^[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