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发生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东至海州，西到商丘，北至临城^[注1]，南达淮河）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歼灭战。^[1]

徐州作为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的中枢，是军事战略上的关键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州成为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重要军事基地。^[3]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西北、华北和山东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战略胜利。^[4]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了必须每年歼灭国民党军100个旅的作战任务。^[5]为此，华野提出了展开淮海战役的建议。^[6][7]10月11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5]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战从1948年11月6日至11月22日，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军事行动，在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围困并歼灭期间攻占了宿县，并在徐东阻击了前来支援的国民党军队。^{[8][9][10][11]}第二阶段的作战从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16日，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濉溪县双堆集围困并歼灭了国民党黄维兵团，并在徐州以南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同时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12][13][14][15][16]}第三阶段的作战从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休整时期对国民党杜聿明集团进行了政治攻势，致使大批杜聿明集团官兵投降，并最终歼灭了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残部，至此淮海战役结束。^[17][18]

在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以13万余人的伤亡为代价，^[19]击败了国民党军55.5万余人。^[20]淮海战役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并称“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其三大精锐战略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为中国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22]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汇的地点。徐州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军事战略上的关键地区。作为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的中枢，徐州连接着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主要城市。 ^[3]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州成为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重要军事基地，是保护南京这一“首都”的前哨。蒋介石在徐州部署了大量军队，并将其作为进攻华北、华中解放区，尤其是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出发点，同时也作为兵源和战略物资的重要供给点。徐州先后设有“徐州绥靖公署”“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等内战指挥机构。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如陈诚、顾祝同、薛岳、刘峙等都曾在徐州指挥作战。 在东北和山东等战场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后，蒋介石孤注一掷，在徐州地区集结了80万国民党军主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试图扭转败局。^[3]

自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在东北、西北、华北和山东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战略胜利，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辽沈战役获胜后，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总兵力从120多万增加到了280万人。截至1948年6月底，解放区内有586个大中小城市，覆盖了中国总面积的24.5%（约235万平方公里），涵盖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1.68亿人）。这一时期，解放区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激励群众发展生产，尤其是铁路、矿山和工业生产，从而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经济萎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了反对饥饿、内乱和政治迫害的斗争。^[4][23]

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解放军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号召。为此，会议提出了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歼灭国民党军500个旅，共750万人的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灭国民党军100个旅的作战任务。^[5]

1948年9月24日，华野领导层讨论了未来的作战计划，并向中央军委提出展开淮海战役的建议。战役计划首先是攻占淮阴、淮安，以吸引徐州的援军，随后攻占海州。中野领导层也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制定了分遣歼敌的策略，以配合华野的作战。^[6][7]

10月11日，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中原、华东的军事形式，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5]随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华野）和中原野战军（中野）在军事、政治和物质保障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战役准备工作。在济南战役结束后，华野在充州、济宁等地进行了休整，并启动了战役准备。而中野则在郑州和豫西地区根据指令先行发起作战，并在战斗间歇期间进行战役准备。10月13日，华东局支前办公室制定了《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计划》，涵盖粮食、人力、供应、交通等方面的详细任务分配。10月28日，华野和中野向中央军委提交了战役计划，随后获得了立即执行的指示。11月4日，华东局正式成立了统一的最高支前领导机构——华东支前委员会。在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及各级支前委员会或后勤司令部的组织下，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五省后方人民积极响应，日夜赶办粮秣mò军需，碾米、磨面、缝制军衣军鞋，并迅速组织了后方医院和屯粮点。同时组织了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维护社会治安，以及组织了后备兵团，随时准备补充主力部队。^[24][25][26]

与此同时，中野继续在郑州和开封对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施加压力，并做好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在取得郑州、开封的胜利后，中野迅速进行休整和战斗动员，准备向徐州进发。到11月5日，他们的部队已进驻会亭集地区，形成对徐州国民党军队的威胁。此外，中原和华东军区统一指挥下的地方武装针对国民党军队交通线进行了攻击，以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在组织和纪律方面，华野和中野都举办了扩大会议和教育活动，以增强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提高全面作战的准备意识。两大野战军还对战斗组织进行了整顿，开展了战术技术训练，以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求，并强化了后勤机构，确保了前线部队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25][26]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东侧的黄百韬部队，并实现中间突破。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和灌云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整个战役预计需要1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在战役中，华野和中野的协同作战至关重要，以形成对徐州的围攻态势。^[6][7]

参与战役的人民解放军兵力包括华东野战军的16个纵队和1个军，中原野战军的7个纵队，以及江淮、鲁中南、苏北、豫皖苏、豫西、陕南、冀鲁豫军区部队，总计约60余万人。^[27]在1948年淮海战役的前夕，华野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战前的最终作战部署，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牵制、阻援、打援和主攻黄百韬兵团。具体作战部署如下：^[25]

在1948年，随着济南战役后的军事失败，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开始考虑改变其战略，即放弃固守大城市。9月14日，蒋介石与美国驻南京陆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会晤时表示，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战略和战术，以避免重复济南战役的错误。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但在淮海战役前并未实际放弃，考虑到放弃城市的国际影响及对民心的影响。10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中原地区的作战计划，提出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并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接着，蒋介石决定徐州应采取攻势防御策略，可放弃郑州等城市。10月24日，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以蒋介石名义下达《对当前作战之指导指示》，布置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态势。^[28]

随着10月底的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感到东北的败局已定。10月29日，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主张，计划撤至蚌埠守备淮河，变更了蒋介石的原计划。10月3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拟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将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守备淮河一线。11月4日，蒋介石派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调整部署。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会议，决定将徐州周围的主力撤退至淮河一线。随后，国民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多次改变作战计划。^[28]

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国民党徐州“剿总”^[注2]指挥的军队主要分布在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以及西至商丘、东至海州、连云港，北至临城、枣庄，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这些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共7个兵团、两个绥靖区和34个军，约80万人。同时，国民党华中“剿总”^[注2]所属的黄维兵团（第十二兵团）正在向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准备增援徐州。黄维兵团指挥十军、十四军等，共约十二万人。具体作战部署如下：^[29][27]

在1948年11月6日，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华东野战军（华野）和中原野战军（中野）开始了针对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军事行动。华野司令部在抵达临沂后，基于对徐州附近国民党军队态势的分析，决定继续执行原定的作战计划。华野数十万大军向鲁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阵地推进。期间，鲁中南纵队在6日晚成功包围了郯城的王洪九部土顽武装。同时，华野第4纵队和第8纵队占领了陇海路运河桥周边地区。另一方面，国民党徐州“剿总”^[注2]决定让国民党第44军沿陇海路向西撤退，并交由黄百韬指挥。黄百韬被命令在新安镇等候第44军到达后，一同撤往徐州。^[8][30]

华野的第7、第10和第13纵队在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山东兵团副司令王建安的领导下，从临城、枣庄线向韩庄、万年闸、台儿庄运河线迅速推进，目的是促使冯治安部起义并从东北方向威胁徐州。同时华野的第3纵队和两广纵队在陈毅、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从西南方的单县地区向徐州逼近。中野主力则沿陇海路和津浦路南侧地区东进，直逼徐州。此外，中野的第1纵队在11月7日晚在商丘以东张公店地区歼灭了向蚌埠撤退的国民党军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的一部分部队。徐州“剿总”^[注2]司令长官刘峙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调动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向徐州集中，同时命令已前往蒙城的孙元良兵团返回徐州，以加强防御。^[8][30]

11月8日，华野主力已占领新安镇、阿湖和瓦窑地区。发现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后，华野迅速调整部署，山东兵团迅速插入徐州以东的大庙、大许家、曹八集等地，截断了黄百韬兵团的西撤退路，并切断了其与徐州的联系。苏北兵团则沿宿迁、大王集向徐州东南进逼，威胁并准备拦截黄百韬兵团。到了11月10日，苏北兵团的部队已过运河，开始追击并包围了从宁向徐州撤退的国民党军。次日，黄百韬指挥的第44、100、25和64军被华野部队围困在了在碾庄圩地区一个约10余公里的区域内。^[8][30]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中野）于11月11日夜发起对宿县的进攻。在11月12日，中野的第4纵队在陈康和谢富治的指挥下，与华东野战军（华野）的第3纵队、两广纵队及鲁豫军区部队联合作战，进入萧县和津浦路徐宿线夹沟地区。这一联合部队歼灭了从蒙城等地向徐州撤退的国民党孙元良部的部分部队，国民党军队损失约3000人。随后，在三堡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冯治安部第77部及第37师的约4000余人，并占领了徐州以南的重要地区。11月13日晚，中野的第3纵队与华野的第9纵队共同包围了宿县。经过准备，到了11月15日晚，这些部队发起了对宿县的总攻，至11月16日攻占了宿县，俘虏了国民党第25军第148师等部约1万2千余人，同时缴获了大量的物资。^[9]与此同时，为有效统一指挥淮海战役前线的作战，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31][32]

国民党黄百韬兵团被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华野）围困于碾庄圩地区。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固守此地并等待援助，同时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注2]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负责指挥邱清泉和李兵团进行东援。黄百韬在碾庄圩地区利用并加固了李弥兵团第8军留下的工事，形成了一个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国民党第100军部署在西侧，第44军在南侧，第64军在东侧，而第25军在北侧。由于64军和25军战斗力较强，而100军和44军战斗力相对较弱，华野决定先攻击战斗力较弱的100军和44军。^[10][33]

华野于11月14日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术，并决定采用村落攻坚的战法。在这一战法下，华野的第9纵队部署在南侧，第6纵队在西南，第13纵队在西北，而第4纵队和第8纵队也相应部署。这些部队在谭震林和王建安的统一指挥下展开攻击。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准备，到了11月16日晚，华野集中兵力和火力对碾庄圩以西和以南的村落据点发起猛攻。战斗持续至11月18日，华野歼灭了第100军和第44军的部分部队，并俘虏了包括第100军副军长杨诗云和第44军军长王泽在内的国民党军官兵。随后，华野部队于11月19日晚对碾庄圩国民党兵团部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于11月20日攻占碾庄圩，并歼灭了国民党兵团部和第25军的部分部队。接下来，华野第6纵队奉命南下作战，并在11月21日至22日间发起对第64军的总攻，黄百韬在战斗中死亡，至此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10][33]

在1948年11月，为了给被华东野战军（华野）围困的黄百韬兵团解围，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由徐州进行东援，并要求他们在11月20日之前与黄百韬会师。同时，蒋介石还调动了新组建的第6兵团（团长李延年，由原第16兵团的第99、第54和第39师组成）和第8兵团（指挥官刘汝明，由第4绥靖区的第55和第68师组成）向北增援，并命令黄维兵团加速东进、北上。 ^[11][34]

共产党为了确保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华野决定派遣3个纵队在徐州以东正面阻击，同时派遣5个纵队从徐州东南侧攻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增援部队。中原野战军（中野）在攻占宿县并切断徐蚌线后，迅速部署大部分兵力阻击刘汝明、李弥兵团和黄维兵团的增援。 从11月12日开始，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部队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对华野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华野的第7、第10和第11纵队在宋时轮和刘培善的指挥下，于侯集、魏集、荆山铺和大许家地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使国民党军队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代价。 ^[11][34]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解放军后勤运输路线的通畅，铁路员工和支前民工从11月17日起开始修复津浦路兖yǎn州至临城段的铁路。^[35]

尽管蒋介石多次下达严厉命令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督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却未能取得显著进展。到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时，邱、李兵团前进不足20公里，已损失惨重。 为应对国民党在南线的各路支援，中野在攻占宿县后，部署了第1纵队赴蒙城与第26纵队会合，阻击黄维兵团的东进。同时，第9纵队和豫苏皖独立旅及豫西两个团南下至津浦路任桥地区，阻击刘汝明、李弥兵团。直至11月22日，黄维兵团被阻于治河上游赵集地区，刘汝明、李弥兵团被阻于固镇以北任桥地区。 ^[11][34]

蒋介石为了打通津浦线，调动了三路部队，其中以黄维兵团的攻势最为凶猛。国民党将领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包括第10、14、18、85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约12万余人，主要由美国装备的精锐部队组成，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中的“五大主力”之一。参与对抗的共产党中原野战军（中野）部队包括七个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以及豫西、豫皖苏军区的各一个独立旅，总兵力与黄维兵团相近。为全歼黄维兵团，中野部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强调战役的整体性、持久性和连续性，要求全力以赴打大仗、打恶仗。^[12][36]

11月23日，黄维兵团以第18军居中，第10军在左，第14军在右，第85军在后，沿蒙城至宿县公路及其两侧向南坪集、宿县方向进攻。中野第4纵队在南坪集阻击后撤退，引诱国民党军队北渡浍河。到了24日，中野七个纵队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忠义集、王朱庄、马家楼、双堆集地区。11月25日至26日，中野各纵队继续对黄维兵团发动猛攻。11月27日，黄维兵团集中主力试图突围，但被中野击退。11月29日，黄维兵团调整部署，固守待援。中野为了紧缩包围圈，采取了“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攻坚战法，逐步缩小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范围。到了12月2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以濉溪县双堆集为中心的5公里范围内。这时，黄维兵团已损失超过3万人，剩余部队残缺不全，能够进行机动的突击兵力仅剩7至8个团。^[12][36]

从1948年11月24日起，国民党军的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在李弥兵团一部的配合以及在大量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沿着徐蚌线向宿县方向发起进攻。为了应对攻击，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华野）部署了8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在徐州以南的津浦路两侧，形成了东、西、中三个阻击集团。东集团包括第4、第1和第12纵队，由第4纵队的陶勇和郭化若指挥，负责津浦路东侧的防守任务；西集团由第9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组成，由第9纵队的聂凤智和刘浩天指挥，负责西侧防守；中集团由第3、第8和鲁中南纵队组成，直接由山东兵团指挥，负责正面防守。三个阻击集团统一由谭震林和王建安指挥。^[13][37]

阻击部队在徐州以南孤山集、后官桥、四堡、褚兰一线利用地形和工事进行防守，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到11月30日，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被阻挡在官桥以北。同时，从济南南下的渤海纵队已进入宿羊山附近，加强了对徐州的侦察。为歼灭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苏北兵团的韦国清和吉洛指挥第2、第6、第11纵队，以及华野第10和第13纵队及江淮军区的两个旅向固镇两侧挺进。江淮军区部队在第13纵队协助下，攻克灵璧，消灭国民党第12军第238师。^[13][37]

蒋介石为阻止华野歼灭李、刘兵团，于11月28日命令他们撤退至淮河以北。但李、刘兵团在发现华野南下后，于11月26日提前南逃。华野南下部队分两路追击，但由于固镇以南的河铁桥被炸毁，仅追上国民党军后卫部队，李、刘兵团主力逃至淮河以南。^[13][37]

蒋介石为了挽救被围歼的黄维兵团，计划从武汉抽调5个军进行援助，但白崇禧拒绝调动其中3个军。面对困境，蒋介石于11月28日召集杜聿明商讨对策，并决定撤离徐州。计划让杜聿明集团从徐州西南经萧县、永城南下，先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一同南撤。同时，刘峙带领“剿总”^[注2]少数人员飞往蚌埠，指挥李、刘兵团北进以协助杜聿明集团。中央军委在同一天判断杜聿明可能放弃徐州，向武汉或两淮方向逃跑。总前委指示华野部分部队参与围歼黄维兵团并监视蚌埠的李、刘兵团，主力则转向对付从徐州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华野加强了对徐州国民党军队的监视，并发出动员令，要求部队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14][38]

11月30日，杜聿明带领孙元良、李弥两兵团，以及国民党党政人员和部分学生，共约30万人，从徐州沿徐永公路西南方撤退。华野迅速采取措施进行追击，派出11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采用多路追击和拦截战术，猛追杜聿明集团。渤海纵队于12月1日进占徐州，华野部队在12月4日清晨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此时，解放军后方粮食供应不足，华东支前委员会迅速行动，立即抽调了400余名干部和4000余名民工，在四天内筹集、征收并运送了300万斤粮食，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39]孙元良兵团于12月5日尝试突围，但其主力被华野第8纵队及其他部队歼灭，孙元良和少数随从人员逃脱。12月7日至10日，杜聿明集团尝试多次向东南方向突围，均未成功，遭受重大损失，最终调整部署固守待援。^[14][38]

在1948年11月底至12月初，国民党军的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华野）围困。在此期间，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向双堆集方向进攻。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批准，决定首先集中中原野战军（中野）主力及华野的预备队，包括第7、第13纵队和特别纵队炮兵部分，以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华野主力负责围困杜聿明集团。此外，华野第6纵队联合中野第2纵队及豫皖苏、豫西军区的部队，统一由华野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和政治委员江渭清指挥，负责阻击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15][16][40]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击命令，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以确保任务完成。决定形成三个攻击集团：东集团、西集团和南集团，分别由中野和华野的不同纵队组成，以从不同方向攻击黄维兵团。12月6日下午，三个攻击集团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到12月7日早晨，攻占了国民党军队的多个防御地点。尽管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队第85军第23师师长黄子华带领部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压缩了国民党军队在双堆集的防御范围。面对李、刘两兵团的进攻，华野第6纵队和其他部队在固镇、新马桥、曹老集地区进行阻击。经过12天的顽强战斗，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到12月16日，随着黄维兵团的覆灭，李、刘兵团在得知消息后撤退至淮河以南。至此，人民解放军全歼了黄维兵团，其中包括黄维、吴绍周、杨伯涛和覃道善等高级将领。^[15][16][40]

在1948年歼灭黄维兵团后，国民党军的杜聿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华野）围困在陈官庄地区，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此时，华北战场的平津战役已经展开。共产党中央军委决定暂不对杜聿明集团进行最后的歼灭行动，以影响蒋介石关于平津战役的决策。12月7日，中野和华野司令部联合发出劝降信，告诉杜聿明集团官兵解放军已将他们包围，并建议他们投降。次日，华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再次写信给杜聿明等，劝他们组织缴械投降。12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和总前委，让包围杜聿明集团的部队休整约10天，对包围圈内的杜聿明集团进行持续的政治攻势。华野根据指示，将休整时间延长至1949年1月初，并使用多种方式向杜聿明集团散发劝降书和信件，并通过广播等手段宣传，采取的措施包括喊话、劝降、释俘、宣传弹、宣传牌和送礼物等。此外，华野还设立了政攻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专门负责组织这些活动。为鼓励杜聿明集团投降，华野公布了《华东人民解放军对自动携械来归者奖励标准》，规定了自愿带着武器投降官兵的奖励措施。^[17][18][41]

另一方面，杜聿明集团的主力仅剩下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人数不足20万。当解放军转入休整阶段时，包围圈内的邱清泉、李弥兵团陷入困境。他们面临粮食短缺，士兵精神萎靡的问题，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包围圈内的杜聿明集团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官兵，都对胜利失去了信心。^[18]

1948年12月16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向外扩展，设法脱离包围”。当时，蒋介石和刘峙错误地报告称黄维兵团已“突围”，而实际上这个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接到这一消息的杜聿明感到心寒，并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表示不满。杜聿明决定加强工事，持久固守，而不是立即执行蒋介石的突围命令。他向蒋介石请求增援，并表明自己将率领两个兵团坚守到底。蒋介石担心杜聿明会单独行动，于12月17日回电要求杜聿明不要单独行动，并安排他的参谋长舒适存于12月18日飞往南京接受命令。^[18]

在南京，舒适存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商讨了陆军、空军协同进行的突围计划，确定了突围方向为向西，计划于1949年1月8日实施。突围部署包括使用坦克和炮兵，并计划在毫县和阜阳南岸集结。由于之前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突围失败的经历，杜聿明对突围持保留态度。他于12月19日提出了三个策略，包括集中国民党部队救援、持久固守、选择适当时机全线突围，并将这些计划报给蒋介石最后决定。^[18]

然而，由于连日风雪，空投物资受阻，包围圈内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12月27日，蒋介石再次促使杜聿明突围。12月29日，天气转晴后，开始空投粮弹，但由于杜聿明的“前线指挥部”也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空投收效甚微。^[18]

1948年12月31日，华野司令部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提出了发动攻击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国民党军队体力和士气削弱之时发起攻击。部署包括集中1纵、4纵、10纵、11纵及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对李弥兵团发起攻击。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同意了华野12月31日提出的作战意见。1月3日，华野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了具体的攻击部署，决定于1月6日向杜聿明集团残部发起攻击。^[17][18][41]

1月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残部发起了总攻击。战役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歼灭李弥兵团残部，然后转向歼灭邱清泉兵团残部。1月7日，华野成功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随后，李弥率领残部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随着华野的猛烈进攻，李弥兵团的三个军和邱清泉兵团72军的部分部队，以及第70军、5军、12军的一部被华野歼灭。杜聿明集团的防线被突破，李弥兵团全线溃退，邱清泉兵团南北防线也被攻破。杜聿明急忙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并向蒋介石请求支持和空军轰炸以掩护突围。1月8日，华野发现杜聿明集团有向西突围的迹象，于是调整部署加强防御。次日，华野继续以猛烈的炮火攻击。杜聿明集团试图在飞机掩护和毒气支持下突围，但被华野的阻击挫败。^[17][18][41]

杜聿明和邱清泉于1月9日黄昏时分逃离杜聿明的指挥所陈官庄，企图在五军军部驻地陈庄与李弥和五军军长熊笑三会合。在这个过程中，杜聿明被华野俘获，邱清泉被击毙，而李弥则单独逃走。1月10日凌晨，华野攻克了陈官庄和陈庄。失去指挥中心的杜聿明集团陷入混乱，大量部队向华野投降。至10日上午，战斗基本上得到解决。到此淮海战场上的最后一个国民党重兵集团被解放军彻底击败，标志着淮海战役的结束。^[17][18][41]

根据淮海战役文献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共计伤亡约13.6万人，其中死亡25,954人，共负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19]参与淮海战役支前工作的民工共有543万人，^[42]共向前线运送9亿6千万斤粮食，动用担架20.6万副，向后方转送了11万名伤病员，提供大小车辆88万余辆，担子35.5万副，船8500余艘。此外，山东省动员了16.8万人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军，作为后备兵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43][44]

国民党军队共计伤亡约17.1万人，被俘虏320,355人，起义28,500人，投诚35,093人，总计约55.5万人。^[20]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位于淮河南岸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等国民党军队仓惶南逃。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解放了蚌埠、合肥、泰州、滁县、巢县等城市及江淮间广大地区，将解放区推进到长江北岸。^[45]

在支前民工和铁路员工的努力下，在徐州解放后的不到20天时间内，以徐州为中心的铁路网迅速恢复，东至新安镇，西至洛阳，南至宿县，北达济南，陇海路和津浦路得以连接。冀鲁豫和山东北部的人力、物资能够通过津浦路南运，中原地区的物资也能迅速东调。此外，后方人民也积极修复通往前方的大路、公路、水路。鲁中南地区人民在一个月内修通了1300余里的公路和大路，修建了桥梁380座。苏北淮海、盐阜两区民众修好公路950里，大路370里，桥梁150座。洪泽湖、南阳湖、微山湖的渔民和船工也参与了水路运输。^[46]

淮海战役的胜利促成了江淮地区的快速解放，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直达长江岸边，从而对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控制的主要政治和经济中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这场胜利象征着人民解放军在关键的战略决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几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随着解放军在兵力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蒋介石失去了在战略上组织有效防御的能力，解放军随即计划乘胜追击，渡过长江向南推进。^[22]

淮海战役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并称“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其三大精锐战略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为中国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22]

淮海战役后，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也面临全面崩溃。财政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工商企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国民党的高级官僚开始逃往台湾、香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多数机关已无人办公。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透露蒋介石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1948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但遭到拒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在表面上表示愿意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47]2月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至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陷入混乱，分裂为“一国三公”的局面。^[48][4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审编委员会评价：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次决战反映了人民革命战争在历史转折点上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且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淮海战役的经验对于回顾历史、教育后代、研究和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革命化和正规化建设及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49]

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评价：淮海战役的胜利对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胜利导致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基本上得到了解放。同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如南京和上海，直接面临了人民解放军的威胁。这一转变为解放军之后渡过长江并进行的作战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5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价：“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51]

1959年，中国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省徐州市建设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淮海战役纪念馆，以纪念淮海战役及其烈士。这个项目于1960年开始奠基，并于1965年完工并对公众开放，占地面积达79万平方米。^[55]

淮海战役纪念塔坐落于徐州南郊的凤凰山东麓，是为纪念淮海战役及其烈士而建。塔体的正面饰有毛泽东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镏金大字，塔座上镌刻的镏金碑文详细记叙了淮海战役的历史和烈士们以及群众的英勇事迹。纪念塔两侧装饰有大型浮雕，生动描绘了战争中人民群众和解放军的英勇斗争。这座纪念塔高38.15米，超过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0.21米，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塔。纪念塔前方是一条长250米、宽31米的大道，通往高耸入云的塔，大道两旁是10个平台和129级的花岗岩台阶。纪念塔和其周边的结构，包括广场、回廊和角亭，共同构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纪念场所。^[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