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字光亭，汉族，陕西米脂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军衔。^[1][2][3]

杜聿明出身地主家庭，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杜聿明早年曾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后协助胡景翼筹办军官学校；北伐战争后，得到张治中、徐庭瑶等人的赏识，在国民党军中从营长开始逐步升迁为少将团长；1932年12月，杜聿明升任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少将旅长、副师长，并于次年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3]1937年5月，杜聿明受命组建陆军装甲兵团并担任团长，并在这之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装甲兵团先后扩编为200装甲师、新编第十一军、陆军第五军，杜聿明也先后升任第200师中将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五军军长。1939年12月，杜聿明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击溃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取得昆仑关大捷。^[1][2][3][4]1942年3月，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参与指挥同古保卫战，远征军作战失败后，杜聿明率部返回国内，次年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2][3][4]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升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先后参加辽沈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10年；特赦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2][3]1981年5月，杜聿明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1][2]

杜聿明作为军人，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会战、桂南会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带领装甲兵团歼灭敌人的同时也让敌人意识到中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5]1961年2月，杜聿明成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后，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留下了珍贵的史学资料，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6]杜聿明去世后，悼词中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赞扬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7]

1904年11月28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杜聿明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佥qiān杜家湾，祖辈是当地的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母亲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聿明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杜聿德。^[8]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常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12岁时，杜聿明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bèn小学读书，并得到李鼎铭的指点。没过不久，杜聿明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当家的伯父杜良辅也病故了，而其父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不过问家务，杜聿明承担起管家的重任。杜聿明十六岁时，父亲由榆林返家，对杜聿明进行了一次学业测试，结果杜聿明除算术尚能及格外，其他科目几乎都交了白卷。杜良奎大为失望，便将家务交给侄儿杜聿成管理，把杜聿明带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杜聿明跟随父亲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当时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同学有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注1]等。^[8][9]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毕业后，他在《新青年》杂志和报刊上分别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和吴佩孚办洛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杜聿明选择投考黄埔军校。^[1][10]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kuí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国轮船南下广州。因为有于右任^[注2]向蒋介石的推荐，杜聿明和其他十人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杜聿明被录取后于右任赠给他一幅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开学后不久，杜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11]杜聿明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zhuó升为第二排副排长。^[10]

1925年春，孙中山大元帅下令东征，攻打陈炯明，杜聿明所在的教导第一团参加了这次东征，杜聿明调任到宣传队。教导团前进到淡水城下，与陈炯明叛军展开了正面攻防战。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决定进行强攻，在官兵中正选“敢死队”作为爬城先锋，杜聿明报名参加敢死队，但因宣传队不在征召之列，他仍随团参加战斗。敢死队攀上城墙后打开南门，杜聿明随部冲入城内，占领阵地，随后，随部打垮陈炯明。这一次东征淡水之战对杜聿明的思想影响很大，他认为教导第一团学生军，是真正为民众的革命军队，而蒋介石、何应钦是宣扬三民主义的将领，那自己也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12]

1925年3月，杜聿明等四人被廖仲恺派往河南开封，帮助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筹办军官学校。军校顺利开办一个月后，胡景翼病逝。胡景翼病逝后不久，开封军校停办，杜聿明回到了陕北，到国民二军高桂滋团任补充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不久，补充营随高桂滋部开赴北京，改称特务营，杜聿明仍担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并奉命在碧云寺担起护卫孙中山灵柩的任务。^[10]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到达南京后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不久后，越狱逃出，到武汉见邓演达^[注3]，他向邓演达表达想去南昌找校长^[注4]的想法。邓演达推荐他去找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在张治中的劝说下，杜聿明留在武汉，并在张治中学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11]

1927年5月，宁汉分裂^[注5]后，武汉的倒蒋运动高涨，在三连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大会上，杜聿明对倒蒋一事保持沉默，被学兵连软禁，后乘乱逃脱，前往南京投奔蒋介石。到南京后，杜聿明被任命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校阅委员会被撤销，张治中出国，杜聿明失业，靠黄埔同学会每月发给十二元津贴维持生活。^[11][13]

1928年夏，张治中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任命杜聿明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聿明回南京中央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5月，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同年冬，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聿明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并受到该师师长徐庭瑶的赏识。^[11][13]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行动，在霍丘被红军击败后，徐庭瑶命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突袭霍丘，重创红军。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同年冬，徐庭瑶升任为第十七军军长，杜聿明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此时师长为关麟征。^[1][3][13]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山海关、九门口后，2月兵分三路进攻热河。1933年3月，杜聿明所在的第二十五师奉命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日军。3月8日，二十五师奉张学良之命向古北口前进，到古北口后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11日，日军总攻，师长关麟征负伤，杜聿明代理师长，指挥二十五师继续与日寇奋战。^[14]

3月11日晚，杜聿明与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决定，为牵制敌人前进，以待后续部队增援，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南天门一带占领预备阵地，掩护主力逐次转移阵地，节节抵抗，与日军作持久战。12日晨，日军增加重炮和飞机全面攻击，二十五师的电话总机、无线电报均被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下午，杜聿明和张耀明转移到古北口南的预备阵地指挥军队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3月12日晚上。12日晚杜聿明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14]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注6]。^[1][2][13]

1934年毕业后，杜聿明仍任二十五师副师长。1936年3月，国民党陆军交辎zī学校在南京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庭瑶任教育长，杜聿明调任为该校学员队队长。1937年5月，蒋介石以交辎学校战车营为基础，建成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同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一营开赴上海，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成功阻止了日军登岸；12月，国民党从上海撤退，日军进攻南京，杜聿明的装甲兵团的战车第一连留在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南京保卫战中战车几乎完全损失。^[3][13][16]

1938年1月，杜聿明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装甲兵团扩编为装甲师，番号为陆军200师，杜聿明任中将师长。11月12日，日军攻占岳州，逼近长沙，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当时有人想扩大“焦土抗战”战绩，打算将距长沙东南方向82公里的湘潭城也烧掉。杜聿明果断下令：谁敢斗胆放火，即以机关枪扫射。杜聿明的镇定与坚守让湘潭城得以保全。^[16][17]同年12月，第200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1939年1月，新编第十一军又扩编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该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军，下辖200第二师，师长为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为郑洞国；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为邱清泉。^[13]

1939年11月，侵华日军为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络的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抗战大后方，迫使中国政府结束战事，出兵攻占桂南。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南宁失陷后，第16集团军命令杜聿明所辖的200师与170师、135师两个团守卫高峰隘和香炉岭，监视南宁。12月2日，杜聿明的第5军出动战车4辆，会合403团、598团进攻八塘。日方从南宁率兵出援，中国军队不支后退，日军乘势推进，5日占领昆仑关。^[18]

日方转为守势后，中方制定了反攻计划。中国军队以杜聿明的第5军为主攻部队。杜聿明指挥荣誉第1师为左翼，从正面强攻昆仑关；新编第22师为右翼，绕攻五塘、六塘，阻敌增援昆仑关；加派两个补充团为左支队，绕攻七塘、八塘；第200师为后备。12月18日子时，荣誉第1师首先发起进攻，一举打下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公费岭、606高地、罗伞顶、罗塘南等多个高地。激战一天一夜后荣1师第600团攻占昆仑关主阵地，杜聿明马上督令各部做好最后攻击准备。12月19日中午，日军反攻，昆仑关再次被夺取，此后，双方反复争夺，双方伤亡惨重。^[18]

12月23日，戴安澜亲率200师两个团兵力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六天战斗未取得战果，杜聿明分析是日军在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致使中国军队攻击失败。于是杜聿明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从外围攻击各据点，逐渐缩小包围圈。杜聿明命令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12月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注7]。^[5]

昆仑关战役后，杜聿明在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自撰写了400余字的纪念碑文。1940年2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柳州军事会议上，杜聿明因为指挥部队攻克昆仑关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表扬和奖励。^[19]

昆仑关战役后，第五军由广西移驻云南杨林、曲靖，杜聿明又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进行军事考察。^[20][21]

1942年，中国派出远征军，以罗卓英为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指挥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轮第66军进入缅甸境内。^[22]3月2日，蒋介石派杜聿明第五军迅速进入缅甸南部重镇同古布防，3月8日，第200师主力抵达同古，接替英缅军防务，构筑防御工事。3月10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入缅中国远征军指挥官^[注8]。^[19]

1942年3月14日，日军在仰光登陆，继续北进追击英缅军。杜聿明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敌军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聿明的方案，得到了史迪威、罗卓英的同意，并和英方交涉多派运输车辆，赶运该军后续部队。3月20日，日军开始进攻同古，杜聿明的第200师官兵顽强抗击，3月29日，鉴于200师伤亡惨重，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坚决反对，命令戴安澜率部主动撤出同古。^[23]

第200师于凌晨撤离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撤至叶达西。鉴于同古被围教训，杜聿明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命令新编第22师沿斯瓦河岸逐次阻击日军，准备将敌引诱至平满纳附近相机决战。4月7日，蒋介石召集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等研究平满纳会战问题，并宣布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有最后决定及赏罚等权力，各军受罗卓英指挥，罗卓英受史迪威指挥。^[19]罗卓英安排时任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具体组织平满纳会战，4月16日，杜聿明指挥所部新编第22师沿斯瓦河逐次阻击日军，将敌诱至平满纳远征军既设阵地。^[19]

4月20日，史迪威和罗卓英拒不听从杜聿明的劝阻，误信英方情报，以为乔克巴当西南集结有大量日军，便抽调第200师由梅克提拉赶往迎敌，结果扑空。4月23日，日军攻陷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戌的门户棠吉，不久又攻占雷利姆，并分兵两路向腊戌进犯。次日，杜聿明命令戴安澜第200师向棠吉发起攻击，25日，协助戴安澜指挥第200师经激战于傍晚收复棠吉，并决心率部继续向雷利姆攻击前进，切断北犯腊戌的日军后路。第二天凌晨，杜聿明被迫执行远征军长官部“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的命令，弃守棠吉，除令第200师攻击雷利姆之敌外，杜聿明亲率第5军主力向曼德勒集结。^[24]

5月7日，蒋介石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移。杜聿明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撤往密支那，经滇西回国。但是，此时密支那已陷入敌手，阻绝了第5军的归国路径。要撤回国境，只有转向密支那西北。杜聿明决心先派遗第93师到密支那以西的孟拱，占领掩护阵地，主力终于由孟拱西北进入国境。一部分军队则由于雨季道阻，被迫改道进入印度的列多。撤退所经之地崇山峻岭，蚊蚋ruì成群，沿途官兵死亡相继，杜聿明也患回归热，昏迷两日，几乎殒命。8月初，远征军各部队分别到达印度的列多和滇西边境^[注9]。^[25]

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回到昆明，升任第五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第五、第二、第六、第八、第五十三等五个军，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和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注10]教育长。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给杜聿明亲笔信，让杜聿明将龙云^[注11]送往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并表示如果龙云不接受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9月29日晚，杜聿明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做出军事部署并封锁交通、通讯、对龙云往来电报一律扣留，并将电话线截断。第二天，按照部署各部队到达进攻位置，杜聿明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龙云的大部分部队都照命缴械，最后只剩下五华山。杜聿明认为龙云大势已去，除监视五华山外，其他地方解除戒严，恢复秩序。^[26]

9月30日晨，龙云从住宅奔向五华山，企图发出电报求援，由于通讯破坏未发出，杜聿明改变计划，昆明大部分地区再次戒严，防止龙云的反抗行为和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10月2日—10月3日，蒋介石先后派出何应钦、宋子文到昆明与龙云长谈，龙云表示愿意在10月4日去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改编龙云的军事势力，将龙云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宪兵团。同时，杜聿明还下令昆明市所有文武官员不得私藏军火。自此，龙云的兵权全部解除，龙云在云南十八年统治也随之结束。^[1][26]

1945年10月，杜聿明因解决龙云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杜聿明负责率领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接收东北，并“清剿”在东北的中共军队，杜聿明亲自指挥作战，占领阜新、北票、朝阳、建平、叶柏寿、凌源、黑水各城。1946年1月30日，杜聿明腰腿疼痛被诊断为肾结核，必须到北平医治；2月18日，杜聿明乘专机到北平接受治疗，3月16日，割去左肾。^[1][27]

1946年4月16日杜聿明返回沈阳，立即恢复了保安司令长官的指挥权。杜聿明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占领本溪、四平、安东、鞍山、营口、吉林、长春等重要城镇，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经过五十天战斗，歼灭杜聿明指挥下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收复城镇四十二座，使国民党遭到沉重打击。同年7月，杜聿明因战败被蒋介石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此后，杜聿明便在上海养病。^[3][1]

1948年6月，蒋介石为了对付华东野战军，成立了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并重新起用杜聿明，委任他为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9月21日，中共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10月中旬，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由徐州到沈阳，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负责指挥廖耀湘兵团和侯镜如兵团，东西对进，夺回锦州。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被中共东北野战军歼灭。11月2日，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结束。至此，东北地区的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11月2日至8日，杜聿明指挥从营口逃出的五十二军一万余人及属华北“剿总”指挥的五十四军等部队，从海上分别撤退到上海、南京。^[1]

1948年11月6日，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指挥下，中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共六十万人发动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被蒋介石重新派到徐州，继续担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同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一起，指挥淮海地区的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决战。^[28]

1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以后，刘峙、杜聿明调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东进，企图解黄百韬之围，但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到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全部被歼。11月25日，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双堆集地区。11月30日，杜聿明率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直属机关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共三十万人，撤离徐州，企图经永城直奔涡阳、蒙城，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在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处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追上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并将其包围。12月5日，孙元良兵团被歼。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28]

12月17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为中原和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949年元旦，陈毅、粟裕又给杜聿明写了劝降信，但杜聿明拒绝了这些劝降书和劝降信。^[28]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月10日，邱清泉、李弥兵团被歼，李弥只身潜逃，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至此，国民党在淮海地区的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全部被歼。^[29][28]

淮海战役后，杜聿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杜聿明被俘后被查出身患重疾，人民政府派小汽车接他出入医院进行疗养，并派人专门安排他的饮食，给予最好的照顾，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常年痼gù疾，逐渐好转直至康复。在关押期间，杜聿明听说抗美援朝胜利后，他表示对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同时还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30][31]

1959年12月，杜聿明和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等十人被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32]

1959年12月14日，杜聿明特赦后的14天，周恩来接见了杜聿明；1960年5月26日，周恩来、陈毅在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国宴上邀请了杜聿明参加。同年，杜聿明和宋希濂等六人在北京中朝友好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体验生活一年。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他写了《辽沈战役概述》和《淮海战役始末》《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等历史资料，陆续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引起各方面重视。^[33][31]

1963年6月，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从台湾回到北京与杜聿明团聚；1964年11月，杜聿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34] 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他广泛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多方奔走呼号，1980年，杜聿明发表了《纪念“二·二八”寄语台友》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并敦促台湾当局，认清世界形势，顺乎历史潮流，尊重人民意愿，争取作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而不做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35]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因台湾当局不放行，杜聿明在弥留之际未能见到他在台湾的四个子女。^[31]

1938年，杜聿明接收大量机械化设备，组建第200装甲师。他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的装备之事条件之一，最主要的还要拥有能够使用新装备的官兵。杜聿明很重视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曾组织人员编成《教育纪实》和《军队训练教案》等，下发所部参考或实施。在练兵时，他把重点放在装甲兵上，其次才是步、炮、工等兵种，特别注意沙盘作业与作战演习相结合。杜聿明治学、练兵都和部属同甘共苦，使得全师士气高涨。此外，杜聿明又提出从苏联继续进购一批水陆两用战车、牵引重炮、装甲重炮、汽车等，使第200装甲师成为一支苏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战斗力大为提升。他还增设一批政治干部，对官兵灌输爱国思想，在官兵文娱方面，杜聿明以连队为单位成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等，增强全军凝聚力。通过他的训练，第200师后来扩编为第五军，兵力约5万人，人员装备、战斗素质都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屈一指。^[16]

杜聿明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1933年以副师长身份指挥长城古北口战役，激战三昼夜，歼敌两千余人 ；1937年，杜聿明受命组建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取得成绩；1939年11月带领第5军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昆仑关战役，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军四千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获昆仑关大捷。^[51]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中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5]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1962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都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撰写过程中他力求真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留下了珍贵的史学资料，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6]

杜聿明晚年为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他自1960年起，一直坚持写文章，录音广播，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在台湾军政界的朋友，为完成统一大业作贡献，他先后写了《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感受推心置腹地劝告台湾师友，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逝世前仍留下遗言嘱咐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做出贡献。^[52][44]

1981年5月，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悼词中这样评价杜聿明：“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7]

开国大将粟裕评价杜聿明是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或者说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53]

杜聿明米脂故居位于陕西省米脂县桥河岔乡吕家硷jiǎn村，该故居建于清末，1904年杜聿明出生于此，土改时归村集体所有，80年代转让给村民吕立世。故居由正窑、南北枕头窑及院墙、大门组成。坐西面东，半面造犁早长方形，南北长19米，东西宽17米，总占地面积323平方米。2006年7月，公布为第四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6月10日，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4]

杜聿明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路西，南依五四大街。宅院建于清朝后期，原为慈禧太后侄女的私宅，民国初年卖给一个德国商人，抗战胜利后被买办吴信才购得，但是不久又被作为敌产没收。1959年杜聿明被释留京后在此居住，直至1981年逝世。^[55]

故居有倒座房五间，过厅九间，前后均带走廊，穿过厅后边的垂花门，进入内院，院内正房三间，前后有廊，左右各三间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西侧有月亮门进入三进院，院内正房五间，左右各带一间耳房。杜聿明故居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未对外开放。^[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