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出生于陕西三原，原名伯循，字右任，书法家。于右任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1][2][3]

义和团运动前后，于右任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和国力衰弱，通过创作诗篇抨击时政，于1903年出版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5]1906年，于右任加入同盟会，以办报的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创办了《神州日报》等多份革命报刊，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1912年，于右任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3][6]护国运动时期，于右任为革命奔走，回到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领导地方革命力量；此后，他前往上海参与筹组复旦大学、创办中国公学，并于1922年担任上海大学首任校长。^[2][3]1924年，于右任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民党与社会党》。^[7]1928年，于右任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以及审计院院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在任长达34年。^[3]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开展很多爱国活动，写下许多爱国诗篇，支援中国人民奋起抗战。^[3]1949年，于右任被迫撇下家人飞赴中国台湾。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在台北逝世，终年86岁。^[1][3]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中国近代史上卓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1][8][5]他从青年时代即投身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思想，宣传国共合作，提出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论断，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3][1]他关心教育事业，筹组复旦公学，创办上海大学，筹创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他以诗歌为武器，抨击现实，提倡新诗，创作了大量作品。于右任致力于草书艺术，将文字的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创立标准草书体系，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10][11]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祖籍陕西省泾阳县，原名伯循，字右任，别名刘学裕，笔名骚心、大风、剥果、神州旧主、半哭半笑楼主、太平老人等，晚年号髯rán翁、太平老人。^[1][3]于右任幼年家境贫寒，两岁时生母病故，父亲远在四川当学徒，加之体弱多病，靠伯母照顾才得以成长。七岁时，伯母将于右任送私塾读书，伯母每夜督课至三更；^[1]十一岁时，于右任转到三原县知名的毛班香私塾读书，并跟随毛班香之父毛汉诗学习草书。^[12]

1895年，于右任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成为秀才，此后在泾阳崇实书院、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1897年，于右任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13][14]1898年，他又以岁试第一名补廪lǐn膳生。陕西学使叶尔恺对他十分欣赏，称誉于右任为“西北奇才”，并将自己仅有的一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借予他，勉励其留心国际情势。^[1][3]次年逢陕西大旱，饥民盈野，于右任被继任陕西学使沈淇泉委任为三原粥厂(舍饭场)厂长，负责赈济灾民工作。他目睹朝廷腐败，灾民饥寒，对当时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沈淇泉推荐于右任进入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之后受聘于兴平执塾，写就《杂感》等诗。^[1][15]

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优异成绩中举，被商州知州杨吟海聘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这段时间，他诗作很多且言辞激烈，出版了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抨击清朝的腐败没落；为了表明自己的反清意志，他拍了一张披发裸身提刀的照片以示明志，之后经人告密，作为“革命党”被清廷革去举人衔并严令通缉。于右任被迫潜逃至上海，以“刘学裕”的名字在马相伯创办的上海震旦学院读书。^[16][17]

1905年，为了抗议外籍教师干涉上海震旦学院校政，于右任与其他同学集体退学。而后与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注1]等筹组复旦公学，于右任建议选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复旦”两字为校名，被采纳。他还与王敬方、张邦杰发起创办中国公学，吸纳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亲自担任国文讲席，培养民主革命志士。^[6]此后他在上海开始了报人生涯，将“伯循”改名“右任”，寓含反抗清廷之意。^[1][19]为了募集办报经费，于右任与邵力子一起赴日本考察，被推举为豫晋秦陇留日同乡会会长，并结识了孙中山；1906年11月，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授其长江大都督一职，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宣传与联络事务。^[1][16]

回到上海后，于右任于1907年4月创办《神州日报》并任社长，在报纸发刊时，舍弃清帝年号代以干支，重点宣传革命，公开与清王朝划清界线；此后报社不断受到查封，他陆续又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办报历时八年，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其中，1910年10月发行的《民立报》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报纸，成为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于右任发表社论、文章300余篇，抨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3][20]武昌起义^[注2]后，孙中山归国即访问《民立报》报社，颁赠旌义状，题赠“戮力同心”四个字，以示表彰与鼓励。^[1][22]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期间，他极力推行沪宁铁路行驶夜车和邮政、航运等改革。袁世凯^[注3]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右任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在《民立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24]随着“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右任出走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25][26]1918年8月，于右任回到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领导地方革命力量打击继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专制统治，支持南方革命运动。次年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于右任到上海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2]

1922年10月，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改组成上海大学，公推国民党人于右任出任校长。^[27]此后，李大钊应邀任上海大学讲座客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任该校校务长、瞿秋白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大学任教，开创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范例，为民主革命培养了人才，^[1]上海大学也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所大学。^[3][28]

1924年1月，于右任辅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和其改组工作，并作为孙中山指派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为了宣传国共合作，他在《东方杂志》发表《国民党与社会党》一文，提出了“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论断。冯玉祥^[注4]发动北京政变，于右任受孙中山委派，负责北上联络工作；1925年初，于右任与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在孙中山病情危重之际，他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于右任参与襄办丧事和主持国民党党务。^[1][3]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同年，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于右任被任命为内务总长，他未就任。在北方革命处于低潮之时，于右任秘密赴莫斯科考察学习并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于右任担任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并率军先行，与陕西军民共同战斗，击溃了刘镇华的镇嵩军。于右任就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代行全省政务，他努力恢复整顿陕西政治军事，支持民众革命运动，陕西出现了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1][3][30]1928年2月，于右任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随后又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3]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此后在任长达34年。^[3]1932年12月，于右任在上海创设标准草书社。1941年12月，由标准草书社创办的《草书月刊》第一期出版发行，并刊登于右任《标准草书序》。^[31]

抗日战争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1700余人署名公布后，于右任表示坚决拥护，力促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共同抗日；他还率先签名声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注5]”，反对“不抵抗主义”，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他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口诛笔伐，亲自到中央电台发表演讲，号召文艺界“握紧你们锐利无比的笔，写出刺刀炸弹一样的字句，向着倭汪猛刺!向着倭汪猛袭!”^[33]1938年1月，于右任应邀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创刊题写报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他仍通过屈武^[注6]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1][2]并且邀集诗人、学者共同编辑《中华乐府》，亲自撰稿，定期聚会，鼓吹抗战。^[33]1941年，于右任与重庆文化界人士发起将“端午节”改为“诗人节”的活动，意图通过怀念爱国诗人屈原，唤起中国人团结一心，反抗侵略。^[35]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写下长篇叙事诗《第二次大战回忆歌》，全面、系统、真实地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正面评价团结抗战。^[33]

1949年3月26日，于右任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最后仍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36]1949年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撇下家人飞赴台湾。^[1]1950年4月19日，于右任召集大陆与台湾诗人105人，在台北士林园艺所举行“新兰亭”雅集，此后定期于上巳、端午、重九聚会，或于端午节举办“全国诗人大会”。^[37]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凡40日。^[38]1957年12月10日，于右任亲临“监察院”主持会议，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1958年1月16日遭蒋介石讲话否决。^[39]晚年的于右任在台湾十分思念家乡、亲人，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1月24日，他又写下思乡的《望大陆》诗作。^[1][40]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肺炎肝硬化并发症逝世，终年86岁；1965年7月17日，于右任的灵柩安葬在台北大屯山八拉卡墓园。^[1][2][41]

于右任是是著名的书法大师，以草书最为著称，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他的遗作被编辑为《于右任先生文集》《于右任墨迹选》《于右任先生诗集》等。^[3]

于右任一生做诗与填词未曾间断，写下了千余首爱国思乡的诗篇。1903年，他在陕西三原出版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借古喻今，把矛头直指清代封建王朝；1929年2月，他的第二部诗集《右任诗存》出版，收录200多首诗作，此后他写诗激励将士奔赴前线抗战卫国，借诗抒发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等。^[52]

于右任在书法上既继承传统，又坚持创新，其书法发展经历了帖学 、碑学和草书三个阶段。^[54]

帖学：于右任自十岁起即学书临帖，自言学书法“无意于求工”，对技法不够重视，因此，早期作品虽然一扫帖学的萎靡，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54]

碑学：青年时代，于右任重视北魏碑志书法的研究，后发现了《广武将军碑》，即深入钻研，临写不辍，由“集字”进而探求“我法”，写出了风格突出的楷书、行书作品，由此促成书风从帖学向碑学的转变，开创了一种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55][54]

草书：于右任在草书上用尽心力。1932年，其书法发展进入转折期，由行书转向草书，他以碑意入草，其魏体行书的典型特征，在草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此后更进一步丰富了草书的字法与笔法。^[56][11]于右任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倡导标准草书运动；他创立并订定草书文字部首，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型，这是具有文化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他将历代草书作品“偶加排比”建立代表符号，使习草者能够掌握规律，归纳出草书字形式美的规律，使之提升到艺术理论层面。^[54][55]

于右任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辛亥革命元老，他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8]

推动革命方面，作为革命党人杰出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于右任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以笔作刀枪，以报刊为阵地，反满、反清、反帝，抨击和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本质和列强侵华的反动罪行，宣传革命，为革命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57]于右任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他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领导地方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南方革命运动，发展壮大了西北革命力量，使陕西成为响应护法运动的重要地区。^[1]

国共合作方面，于右任拥护和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公开撰文宣传国共合作，并与共产党人推动上海大学发展，开创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范例，为民主革命培养了人才。为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理想，他在国民党高层中游走奔波，缓和国共两党关系。抗日战争之初，于右任率先签名拥护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主张两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1949年，于右任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在台湾时期，他的爱国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故乡的怀念，而且上升到急切盼望中国早日统一上来。^[1][8]他擅长以诗词寄托情感，1962年他在诗中写道：“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此后创作另一首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师零友忆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表达了思乡与期盼统一之情。^[35]

于右任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实践活动，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58]他早年在家乡创办了民治小学、民治中学，并首倡创建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中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2][58][59]他参与筹办复旦大学，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与国共人士通力合作博取众长，使得上海大学崭露头角，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3]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于右任将上海大学纳入国民革命的轨道，他认为“上大不比其他学校，希望上大同学，每人都能成为一强有力之炸弹，将来社会上定能发生极大之影响。”^[60]他领导学校开展深入基层的社会活动，鼓励学生投身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进步，目的是唤醒民众，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27]

于右任早年寻访、收藏碑石碑文拓本，通过不断欣赏临摹，深得碑书精髓，把碑学的博大与帖学的精致结合到一起。^[61]他倡导发起标准草书运动，在研究古代三百多种《千字文》和历代书家大量草书作品的基础上，针对汉字“难识、难写、不利于教化”的责难，身体力行将文字的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将草书作系统的分析归纳，创立标准草书体系，在复杂中整理出清晰的演变规则，为草书历史作了总结，为后世发展开辟了新路。^[10][11]他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了标准草书研究社，创编《草书月刊》，1936年编定《标准草书》，使辨认和书写更加得心应手。《标准草书》是确立草书规范的具体实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大贡献，影响深远及至世界范围内汉字覆盖区，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从而奠定了于右任在书坛的地位，他被誉为“草圣”。^[1][55][4]

于右任早年的诗作激情满怀，他以诗歌为武器，抨击现实，表现了推翻清王朝的志向，他的第一部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表现出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其政治思想之激进，与同期上海、东京革命派知识分子发表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62][52]

在上海，于右任所办的革命报刊及发表的诗歌诗话，助推了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在日本侵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于右任在汉口参与创办《民族诗坛》，专门刊登鼓吹抗战的诗词，写下许多唤起民众、抗击侵略的爱国诗篇。^[52]

寓台时期，于右任召集大陆与台湾诗人共105人，在台北举行“新兰亭”雅集，这是国民政府到台湾后，两岸诗人的大会合。他以自己的名望在“新兰亭”登高一呼，为当时两岸诗人之间的鸿沟搭起了桥梁，使得当时受日本占据五十年的台湾同胞，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中国台湾诗歌史上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37]

于右任对改革旧体诗抱有希望，对白话诗持赞同态度，他从精神层面强调，诗歌要发扬时代精神，希冀诗人“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从形式层面主张，作诗不拘平仄，以国语语音的“中华新韵”替代“平水韵”，以达到化难为易、接近群众的效果。^[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于右任坚持农本观念、悯农意识，开启了发展西北农业的实践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在家乡三原县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通过农业技术培训、试验示范与推广，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试验场已渐进式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农业实验推广基地，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他亲手创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筹创伊始，制定顶层设计方案，现场坐镇抓好校区建设，并布局学校二元学科发展体系，助推西北农业调查与研究事业，奠定了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的办学理念，学校现已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迈进。此外，他还提出切实、有效、易行的“十年万井”计划，为这项西北水利补助工程奔走，以救西北之穷，谋西北之利。^[9]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统一的提问时，他提及于右任和晚年创作的诗作《望大陆》：“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63]

2016年11月7日，人民网刊登纪念文章《一生清贫于右任》，指出“于右任一生充满了正能量，在各领域追求建功立业”，评价“于右任是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师、一代草圣，是书法史上‘三个里程碑’之一”。^[64]

林语堂认为“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4][注7]

于右任对自己所倡导的标准草书有个很巧妙的比喻，他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乘轮船火车，草书如乘坐飞机，人们对这个贴切比喻称赞不已。为了在书法艺术上刻意求新，他每天必练笔，总结自己的学书体会，他常说：“写字如同作画，应求天然浑成，最忌矫揉造作。临贴也是一样，不能泥古不化，只求形似。为什么一些人写了一辈子魏碑，到后来竟象刻板一般。只因为学的时候，一心追求形似，描头画角，叫人看了索然无味。”^[66][67]

晚年的于右任思乡怀旧，盼望中国统一的心情愈发迫切，对台北当政者表达不满，他在诗里写道：“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1962年1月24日，他在病中写就著名的诗作《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68][67]

于右任故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关镇西关斗口巷，始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于右任父亲于1894年购置，占地面积约3亩，大部分建筑今已不存，仅保留西院于右任伯母房太夫人住过的六间厢房和中院于右任住过的三间厢房。原有建筑在“文革”期间被毁，2003年由三原县政府按照原状修葺qì和复原。^[69]

西安书院门是于右任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2009年11月，在书院门于右任故居原址成立了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收藏、陈列于右任及其家人照片、生活用品、手稿、书法作品等珍贵历史资料，2015年1月被评为“中国十大民营博物馆”。^[70]

1997年11月，三原于右任纪念馆开馆。纪念馆位于三原县城，始建于1992年，馆址67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包括三大展厅，展列着于右任爱国事迹和图片、书籍、遗物等二百余件。^[15][71]

于右任教育思想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家以于右任教育思想为主题的文化纪念馆，位于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展览面积200余平方米，包括生平简介、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农业教育理念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和深切缅怀四个部分。纪念馆收藏标准草书、碑文、拓片、诗词、传记等书籍及文本100余册，包括最早出版于1936年的于右任《标准草书》、于右任先生亲笔题写的国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科学校建校的“农专”地基砖和“农专”砖等。^[72]

2019年4月10日，纪念于右任诞辰140周年研讨会暨“于门四杰”书法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共展出于右任及“于门四杰”（刘延涛、胡公石、李普同、金泽子卿）的44幅作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和精神高度来缅怀纪念于右任，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出席活动。^[73]

2022年于7月30日至31日，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143周年暨首届“中国西安·美国纽约”国际书法邀请展在美国纽约举办。主办方邀请了中国和美国、阿根廷、比利时等地的于右任书法流派名家，创作作品70余幅，并围绕于右任的书法艺术进行研讨交流，同时在美国纽约、中国西安举行线上展览和交流。^[74]

1965年，在于右任逝世两周年之际，国民党当局铸造了一尊于右任铜像，矗立在台北市仁爱路，以资表彰与纪念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铜像于1997年底移至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内碑林里。^[68]

1967年8月，台湾社会团体和青年学生捐资铸造于右任铜像一座，竖于台北玉山之顶，海拔4000米，为中国东南最高点，以实现于右任遥望大陆故乡之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