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

张君劢mài（1887年1月18日^[1]—1969年2月23日^[2]），原名嘉森，字君劢、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人。^[1]中国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3]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六岁启蒙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震旦学院、南京高等学校。1906年秋，张君劢留学日本，学习政治学、法学，并结识梁启超，参加政闻社，跟随他组织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发起组建民主党，后发生外蒙古独立事件，因抨击袁世凯受到威胁，避难去往德国求学。1916年，因为袁世凯复辟，张君劢应梁启超电讯归国。袁世凯死后，张君劢北上游说段祺瑞等实权人物在一战中对德宣战，无果后转任北大教授。^[1]1919年，张君劢随同梁启超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并在访问欧洲各国后，拜入德国哲学家倭伊铿门下，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1年底才离欧回国。^[4]

二次旅欧归来后，张君劢于清华学院发表《人生观》演讲，引发科玄论战。^[5]1923年，张君劢创办“国立自治学院”。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6]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君劢积极推动两次宪政运动，起草宪草草案，该草案后被删改，确立为《中华民国宪法》。1941年，参与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7][8]张君劢率领民主社会党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立宪国大，行宪国大召开前的“国大代表”选举、行宪国大以及副总统选举，由此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头号战犯”。^[9]新中国成立后，张君劢长居美国，致力于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10]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病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82岁。^[11]

张君劢最初是以政治人物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先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运动，后致力于组建政党，数十年来都在追求“宪政救国”之路；其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以推广新儒家为己任。^[12][13]张君劢的所有活动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成功，但其影响不容忽视，^[13]尤其是在现代新儒学方面，张君劢将儒家政治思想实施于近代宪法政治，由此被列为中国当代四大儒者之一。^[14]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城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六岁启蒙读书，十二岁奉母命考入上海广方言馆。^[1]在校期间，张君劢学习英文及数理化，接触西方文化，并且受到教员袁希涛影响，开始关心政治。^[12]1902年，张君劢参加宝山县“新政”县试，以策论取中秀才。次年，考入震旦学院学习拉丁文，半年后因学费不足，转入南京高等学校；后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不足一年便被校方勒令退学。1904年，张君劢到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担任英文教员，^[1]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2]1905年冬，张君劢回到故乡嘉定，与原配沈氏完婚。数个月后，考取宝山县公费留日资格，开启留日生涯。^[1]

1906年秋，张君劢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初入预科，后转入大学部。日本留学期间，是张君劢正式与现代学术接触的开始。当时早稻田大学所用的参考书几乎全是英文，张君劢因不擅日文，只能通过英文参考书学习，由此接触了大量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1]并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12]但这些举动违背了宝山县送他留日学习数理化的初衷，不久宝山县停止了他的公费。迫于生计，张君劢开始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因此成为梁启超最坚定的追随者。^[1]

1907年10月，张君劢以发起人的身份加入梁启超在东京成立的政闻社，担任评议员，兼任编纂zuǎn科职务。随后张君劢被派遣回国，发起宪政运动，并组织成立国会期成会，推动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形成；后在北京进行活动时，遇见顽固派人士蔡钧，遂被人送回日本，得以继续完成学业。1908年2月，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张君劢成为东京方面负责人之一。但8月政闻社即被清政府解散。1909年6月，张君劢联合吴贯因等前政闻社社员，在东京成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创办了生平第一份刊物《宪政新志》，继续宣传议会政治。次年夏天，张君劢获取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留日生活。^[1]

1911年，为了实现政闻社社员进入政界、开辟势力的谋划，张君劢回国参加清政府专为留学生设立的考试，并获授翰林院庶吉士。^[1][12]但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张君劢回到了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与其弟张公权等共同在上海筹办发起神州大学和国民协会。1912年4月，张君劢与汤化龙、林长民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1]隐奉梁启超为领袖，并在此后的数月间为梁启超归国而四处奔波。^[12]同时促成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团体合并为“另一大党”，即民主党。^[1]10月上旬，在民主党成立之前，张君劢受委托赴日本迎接梁启超回国。^[12]27日，民主党成立，张君劢成为常务委员之一。但不久外蒙古独立事件发生，张君劢因发文抨击袁世凯，不得已赴德留学避难。^[1]

1913年4月初，张君劢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学习法政、财政等课程。^[1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张君劢将全部注意力放在研究战争进程，曾亲往战争现场参观，并前往战争的另一重要当事国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实地考察。^[1]同时，张君劢还在国内发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大战相关情况。^[12]1915年10月，张君劢到达伦敦不久，国内发生“袁世凯复辟”事件。张君劢先是在《每日先锋报》登报抨击袁世凯，12月下旬云南宣告独立后，即应梁启超电讯归国。^[1]

当时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云南组建了讨袁护国军，张君劢本来也是要往云南襄助起义。但1916年4月，张君劢抵达杭州后，因同样宣布反袁独立的浙江督军吕公望的挽留，最终留在杭州，出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领导反袁斗争，后兼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编。袁世凯死后，张君劢就省制入宪问题，发表《联邦十不可论》一文。这年冬天，根据自己对一战的分析，张君劢力主对德宣战，北上游说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不久，出任段祺瑞成立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之后张君劢多次南下南京和上海，劝说冯国璋、孙中山等人支持对德宣战，但无功而返，最终因黎段矛盾加剧，段祺瑞被解除总理职务，宣战提议被彻底搁置。1917年7月，张君劢担任总统府秘书。几个月后段祺瑞被代理总统冯国璋免去职务，张君劢也随一同被免的梁启超退出政坛，转任北大教授。此次失败令张君劢心灰意冷，决心改弦更张，求治先从治己入手，自此埋首学问，开始了一段“律己”的严谨的生活。^[1]

1919年2月，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七人抵达法国巴黎，以非正式顾问的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他们在近半年间积极展开外交，意图收回被日本人夺取的青岛以及山东的一切权益，不幸未有结果。6月，前往其他国家访问，了解一战后的情况。梁启超回国后，张君劢移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哲学家倭伊铿学习生命哲学。同时，他还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他所接触的西方哲学。张君劢二度欧游前后，正值俄、德社会主义革命，^[4]在吸纳社会主义思潮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后，^[5]张君劢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12]思想也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由此更加趋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5]

张君劢在耶纳待了两年，到1921年底，张君劢才陪应邀来华讲学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离欧洲回国。^[4]1922年1月，张君劢偕同来华讲学的杜里舒抵达上海，住在“松社”，担任杜里舒演讲的翻译。5月，在“联省自治”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张君劢应邀参加了“全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案，并著《国宪议》一文说明《草案》甲案。^[6]

1923年2月14日，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之际，张君劢至清华学校演讲“人生观”，宣扬科学并非万能，否定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作用，提倡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这篇演讲刊载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当即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6]由此，哲学界以张君劢、梁启超为首被分为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为首为科学派，两派环绕着“科学与人生观”展开了一场长久的大论战，即“科玄论战”。^[5][6]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影响深远，^[12]也是张君劢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起点，他在论战中提出的一整套不合时流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中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之一。^[5]

在人生观论战快接近尾声的时候，1923年9月底，张君劢到上海主持创办“国立自治学院”，^[6]自任院长，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12]两年后，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1925年，张君劢与原配沈氏离婚，并在福州与王世瑛举行了婚礼。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由于张君劢多次公开反对、批评国民党，不久政治大学即被国民党关闭。政治大学从创办到停办，虽然前后不过三年多一点时间，但他为张君劢日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培养了一批人才。12月，张君劢以世界室主人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叫《苏俄评论》^[注1]的小册子，对“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走俄国暴力革命道路”提出反对观点。^[6]

1928年初，张君劢和青年党代理主席李璜在上海秘密创办《新路》杂志，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杂志查禁后，接受李璜huáng聘请，担任青年党“上海知行学院”教授，主讲欧洲政治思想史。不久张君劢遭到国民党绑架，落下终身残疾。^[6]9月，张君劢参加完梁启超葬礼后，前往德国耶纳大学任教。^[12]“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君劢回到北平，于燕京大学教授黑格尔哲学。^[5]1932年4月，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等人筹备并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且在同一天宣布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再生》月刊在北平创刊，张君劢、张东荪sūn、胡石青共同撰写发表《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以指示新途径、谋中华民族的再生为宗旨。^[16]

1932年3月，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后，张君劢着手翻译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菲希德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时，对德意志国民发表的爱国演讲，于当年7月20日开始在《再生》月刊连载，后又成书出版，大受人们欢迎1933年初，因在燕京大学作“一二八”淞沪之战的公开演讲、报告，张君劢被迫辞去燕大教授职务，移居石板房甲23号，专心致力于组党和著述工作。著述之余，张君劢为宣传其主张，还经常四处游说，或到各地演讲。11月，担任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半年后因政治理念不合请辞，回到北平。^[16]

1934年7月，国家社会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君劢被选举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张君劢的领导下，国家社会党在党派关系上执行多党出击的政策，因此，不仅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也遭到国民党的打击。其机关刊物《再生》被国民党指定为“反动刊物”，严加查禁，就连张君劢译著的书，也被收集焚毁。1935年6月，张君劢演讲文章合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由再生社出版。同时张君劢再次南下广州，主持明德社，创办以重建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学海书院。次年6月，书院被国民党关闭，张君劢离粤北归，将主持书院期间的一系列演讲和旧作汇成《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出版。^[16]

随着《八一宣言》发表，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1936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扬立即抗战，张君劢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大会闭幕后，着手翻译德国名将鲁屯道夫的名著《全体性战争》，并改名《全民族战争论》，^[16]呼吁全民抗战。^[12]“七七事变”前夕，张君劢作为国民政府邀请的第一批代表参加“庐山谈话会”，并表示拥护政府抗战。不久淞沪抗战爆发，张君劢没有及时赶回上海，此后只能由南京而武汉、再重庆，随着国民政府步步西迁。^[17]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咨询机构“国防参议会”，张君劢被聘任为首批参议员。11月上海失陷前，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九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呈递意见，希望成立有各党各派和各方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1938年，国民政府组织成立“国民参政会”，张君劢就任参政员。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张君劢被选为休会期驻会委员会委员。年底，张君劢随国民参政会迁到重庆，^[17]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信》，^[12]希望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这封公开信被国民党到处翻印散发，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17]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12]

1939年9月9日，在国民参政会议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7]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12]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改革现行政府，使得大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张君劢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兼召集人。张君劢遂联合重庆的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共同发起召集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此外，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兴起，11月，张君劢前往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发表了题为《中国战时宪政实施及其步骤》的演讲。不久，又于《再生》重庆版第43期上发表《论多党一党问题》。在张君劢等人的推动下，一个颇具声势的宪政运动迅速兴起，除重庆外，国统区各大城市以及延安也都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的组织。^[7]

1940年3月20日，张君劢、黄炎培、周览三人召集举行宪政期成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在参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五五草案》进行修改，并拟成修正案，以供4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然而，这份《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最终未经大会表决，甚至未经充分讨论，就被蒋介石的一纸提议和一篇即席演讲给“无形打消”。^[7]

1941年，张君劢等人在重庆发起并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被推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以及中央常委。9月，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在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并发表成立“启事”，公布政治纲领、成立宣言，引起国内外注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君劢发表《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一文，要求国民党对外加强与同盟国的合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不久，因为张君劢积极参加第一次宪政运动，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国民党以西南联大学潮为由，将他软禁在重庆汪山长达两年。但期间张君劢仍关注着中国的抗日战场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撰写发表了不少文章。^[7]

1943年10月，受国内外形式影响，国民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并宣布将在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软禁中的张君劢因为其身份和影响力，被蒋介石指派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常务会员。次年初，张君劢等人再次发起“民主宪政座谈会”，呼吁开放党禁，实施宪政，保障人权，改革政治。座谈会每月举办一次，规模和影响也不断扩大。7月，国民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张君劢重获自由，再次当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11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接手《民宪》杂志，张君劢成为杂志编辑委员会会员之一，使该刊成为当时积极宣传宪政、制造民主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7]

这年末，张君劢前往美国，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随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担任联合国宪章中的大会组的委员。会议期间，张君劢建议成立国际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并支持印度和朝鲜的独立要求。大会闭会后，张君劢移居华盛顿，专心研究宪法。1944年底，张君劢结束在美国的游历和研究，去英国考察工党政策。^[7]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君劢作为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匆匆回国，参与了宪法草案组的讨论。张君劢提出“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这一方案获得在野党人士、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以及国民党代表孙科的共同认可。于是，大家以张君劢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的意见，达成了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最终，这一修改原则在孙科的操作下，写进了政协决议案。2月上旬，“宪草审议委员会”成立，张君劢作为委员会一员，草拟了一部宪草。但因各方“争论不一”，在政协综合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上，这部宪草最终被国共双方同时否决。^[8]

1946年8月中旬，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仍为民主同盟组成成员之一。张君劢被选举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8]代表民社党在上海“调解”国共冲突，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2][18]10月，蒋介石违反1月份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片面决定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张君劢最初致函蒋介石，表示其彻底停止内战和实现政协决议，才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包办“制宪国大”。^[18]然而在蒋介石的不断劝诱下，^[12]张君劢未能坚持己见。12月23日，民社党向国民党提交了出席国大的40名代表名单，名单中没有张君劢的名字。^[9]民主同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2]25日，由张君劢起草的宪草，经国民党、甚至蒋介石本人的删改，被国民大会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开始实行。^[8]

《中国民国宪法》产生后，蒋介石宣布“改组”政府，成立“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过渡式“多党政府”。1947年4月，民主社会党、青年党与国民党在南京签订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而后民社党向国民党提交民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18]张君劢及民主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因此彻底破裂。^[9]之后，张君劢率领民主社会党参加了行宪国大召开前的“国大代表”选举、行宪国大以及副总统选举，^[18]并积极拥护蒋介石成为改组政府第一任大总统。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头等战犯名单”，张君劢名列其中。次年3月，张君劢来到澳门的妹妹张君仪家中，准备到印度讲学用的讲稿，但随后新中国成立，他从此只能逃奔海外。^[9]

1949年10月，张君劢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并跟随国民党将党部迁往台北。^[12]自此，民社党一切党务由中央常委会议办理，身为民社党主席的张君劢很少再过问民社党之事。^[2]11月，张君劢飞抵新德里，^[10]开始了他对印度各大学主题为“中国孔孟哲学”的巡回讲学。^[2]张君劢在印度呆了两年多，直到1951年3月返回香港，随后作为“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代表人前往美国活动，以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援助。但来到美国后，张君劢的活动并不顺利，不仅发展成员受挫，不久美国政府也放弃了对战斗同盟的援助。到1955年前后，同盟基本停止了活动，张君劢也转入学术研究。^[10]

1955年4月，张君劢因经济所迫，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之聘，到美国西岸研究中国大陆问题。次年初，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期间撰写社论87篇，后汇编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一书。1957年3月，张君劢儒学思想新开展的代表作《新儒家思想史》第一卷（上卷）新英文本在美国出版。1958年元旦，^[10]由张君劢发起，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以中英文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2]引起海外华人的震动。6月，张君劢获得澳大利亚孟氏基金资助作环球讲学和旅游。11月，回到旧金山后，张君劢继续为《世界日报》撰写社论，直到1961年，担任洛杉矶“世界文化宗教研究所”所讲师。^[10]1963年2月，《新儒家思想史》（英文）下册出版。^[2]此后数年间，张君劢多次应邀到香港各大学讲学。^[10]

1965年，张君劢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12]并于香港创立《自由钟》杂志。1968年12月1日，张君劢在《自由钟》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历史之压力》，^[10]不久因胃癌入旧金山伯克莱医院治疗。^[2]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旧金山时间），张君劢在伯克莱的康凡勒生疗养院去世，终年82岁。死后6天，在当地安葬。^[11]

张君劢的思想有着独属于民国年代的复杂性，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复兴儒学，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新民族文化系统，同时对社会主义也有不同寻常的关注和部分认可。因此，他的思想至少可以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逐一阐述。^[11]

现代新儒学从开端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五四”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现代新儒家主要在中国大陆活动；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现代新儒家主要在香港和台湾活动；第三阶段，70年代末到现在，现代新儒家逐渐向北美转移。而这其中，仅有张君劢一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中同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

张君劢新儒家思想的萌发阶段是在二次旅欧期间，但其最初明确提出有关于新儒家思想的主张则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 在引发论战的《人生观》演讲中，张君劢从“人生观具有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等五个特点”出发，论证人生观和科学的不同，^[4][5]否定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作用，强调主观意志的绝对自由，宣扬和提倡自由意志的人生观，^[4]进而企图把人生观从当时正处于勃兴状态之中的“把一切纳入科学管辖范围”的思想运动解放出来。^[5]这场论战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19]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参战文章明确、并塑造了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致思方向，^[19][20]即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并非一体，科学与道德、实证方法与哲学方向、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科学及其方法既不能作用于价值世界，从而解决意义问题，更无法进一步取代哲学、道德和宗教。^[20]

张君劢对现代新儒学的弘扬主要体现在其三十年代创办广州“学海书院”、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办学期间，张君劢在实践宋明讲学传统的基础上，对设教治学方法加以改进。他提出，所谓教育，应该做到“传授知识”和“人格培养”并进。^[19]

在传授知识，增进学生学业上，张君劢要求结合西洋求真之学、中国求善之学，使学生做到“学行并重”；并希望做到各科学问的汇通，将学生养成通才。他还认为，国故研究应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与此同时，张君劢进一步指出，重视人格修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他主张“德智交修，诚明并进”，且尤其强调“立诚”是德行修养的根本。张君劢认为德行有三大项九小项，大者，立己、达人、爱国；小者，“诚朴”“仁勇”“公忠” “敬人敬事”“胞与为怀”“集团纪律” “爱护本国历史”“养成法治习惯”“履行国民义务”。他还提到，如程伊川“致知主敬”，王阳明“知行合一”等宋明儒家的讲学宗旨根本便是 “诚”，要求学生首先做到“立诚”。^[19]

张君劢对现代新儒家的阐发是在其离开中国大陆到去世期间。这段时间，他着力于学术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如《新儒家思想》《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等一大批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为现代新儒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

张君劢认为儒家哲学具有“与世上任何其他哲学体系不同”的“四点独一无二的特性”：第一，儒家哲学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为宇宙中心的道德价值学说；第二，儒家哲学“以形下为基础，然后进而达于形上”，要求“形上形下通”；第三，儒家哲学最大的目标是做到心灵的自我控制；第四，儒家哲学重视知行合一，甚至为了践行所谓的“道”，不惜牺牲生命。 ^[19]

张君劢还进一步以“万物之有”和“致知之心”两个观点来探讨和阐发了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 他肯定了中国儒家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存在，从不持怀疑否定之论的“万物之有”儒家多元宇宙观，又立足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平衡物心两方，而不至偏物忘心， 或偏心忘物”一说来补救其不足。另一方面，张君劢也以“致知之心”来表述他对儒家哲学的认识，他继承了孟子、荀子“官觉与心不可分离”的说法，认为心能知，在于官觉与心思二者相合，并且兼纳西方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长，以求走出“新路”。^[19]

张君劢还指出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原则，是“以善恶义利是非之辩，直接诉诸各人之良心，使其知所以身体而力行者是也”。所以儒家强调人有四端，强调人性本善，最终达成“责诸一己，求诸一心”这一目的。^[19]

张君劢的宪法思想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思想，因此对自由人权以及民主政治极为推崇。^[21]

张君劢认为宪法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第一块基石。他还明确提出，只有人权，尤其是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这三项最基本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宪政才有基础，民众才能形使主权，进一步成为国家根本。张君劢指出政府必须制定法律来保护民众的人身自由，并强调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和通过法院批准，不得逮捕人民或限制人民自由，否则纵有人权也是空谈。张君劢还要求政府许可民众组织团体、政党；而且这些团体、政党乃至个人都可以公开活动，发表意见、出版书籍，以监督朝野各党。张君劢认为拥有言论出版自由，于人民，可促进学术、政治进步；于国家，则可保证治安稳定，法纪健全。^[22]

张君劢的民主政治有三条原则：人权之尊重与否，被统治者之同意与否，政府之负责与否。张君劢还认为，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尊重人权，并着重强调国家在人权保护上的当然责任。只有满足了“尊重人权”的基础，才能实现“被统治者之同意”“政府之负责”两条原则，即“有所谓议会，由人民选举代表、监督政府”，在一定意义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家一切重要事情；然后才会有“政府是否因民意而对之负责之谓”，政府只能对全体人民负责，并服从于民意。 ^[22]

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张君劢在民主和独裁两种政治形式间进行了“调和”与“折中”，对自由和权力各自划定范围，由此设计了“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认为，自由主要在于个人的的自由发展，权力则重在提高政府效率。为了培养民众的自由人格，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的选举制度，做好相关的人权保障工作，使民众养成“自动自发参加国事”的精神；如此，则“个人享有自由矣”。在权力方面，为了提高政府效率，张君劢主要提出了以下四点说明：一，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性政府；二，限制国民代表会议立法权，加强行政权力；三，建立文官制度，严格区分政务官与文官的界限；四，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22]

张君劢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应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上进行改良。^[11]他反对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推行社会主义，^[23]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人权，使社会主义、（保障人权）、智识三者结为同盟，并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并不构成矛盾。^[11]但同时，张君劢又主张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在放宽对所有权的种种限制，以及保留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严格控制经营权，实行计划经济，即以合乎中国实际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济。^[23]

张君劢一生著、译作颇多，以下仅对其正式出版的书籍作简单归纳：^[11]

现代新儒学大家徐复观称中国当代有四大儒者，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的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马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张君劢先生。他认为张君劢虽然为政党所累，但他将儒家之政治思想落实于近代宪法政治之上，功不可没。^[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耿云志评价张君劢先以投身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相继从事立宪救国，政党救国，晚年则致力于文化复兴运动，以推展新儒家为职志。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曾取得具体的成功，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他也认为，张君劢在政治上与文化学术上得中间性和复杂性，常常两面不讨好，这使得他在近现代的中国，不足以成为一代风骚的领袖人物。^[13]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陈寒鸣认为，张君劢的政治思想立基于深厚的儒学传统之根上，而且张君劢他很自觉地以儒家传统资源来接引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使后者能够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 这样的做法及其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不仅是前于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辈所没有的，而且在整个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史上都是罕见的。^[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评价张君劢现代新儒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对第一和第二阶段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都做出过贡献的仅有张君劢一人。而张君劢无论地位，还是影响，在第一阶段可以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相提并论，在第二阶段可以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比肩。^[19]

1897年，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广方言馆每周上七天课，其中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而张君劢读书十分勤奋，除了必修的英文和国文课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的古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顾炎武的《日知录》，朱熹的《近思录》等。据说，他读朱熹的《近思录》，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读之前还焚香一炷，以示虔诚。^[1]

1923年2月14日，应吴文藻之邀请，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为出国留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演讲稿刊载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张君劢好友^[6]——素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率先发难，^[5]他在《努力周报》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和科学——答张君劢》两篇长文，对张君劢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号召人们起来打倒“被玄学的鬼附在身上”的张君劢，拯救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6]自此，“玄学鬼”成了张君劢的绰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