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蔡锷è（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1][2][3]

蔡锷为清末科举出身，后在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深受维新改革思想影响。1899年起，蔡锷两渡日本求学。1905年，蔡锷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蔡锷在云南领导重九起义，参与辛亥革命，带领云南脱离清政府。1915年面对袁世凯称帝，蔡锷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逼迫袁世凯撤销帝制郁郁而终。1916年蔡锷因病前往日本医治，当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后被追授陆军上将并国葬于岳麓山。^[1][4]

1882年12月18日，蔡锷（原名蔡艮寅）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其父蔡政母亲王氏，兄弟姐妹五人，蔡锷行二上有一姐，幼年家境贫寒，父亲兼做裁缝维持生计。五岁时全家迁到武冈县西的山门王家板桥。蔡锷自幼聪颖勤奋，六岁进私塾，十三、四岁应院试、岁试，十五岁跟随樊锥赴秋闱，十六岁得督学徐仁铸推荐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在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深受老师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并与梁启超结下一生师生之缘。^[5][6][7]

戊戌变法失败后，长沙时务学堂被解散，梁启超、谭嗣同两位老师一逃一死，已考中湖南巡抚陈宝箴送出国留学清单的蔡锷也未能成行，求学两湖书院又因时务学堂旧生被拒。1899年夏，蔡锷考入南洋公学。^[8]同年，蔡锷接到已经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相招，在唐才常的资助下到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院，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蔡锷随唐才常回国准备起义，因事情泄露失败，师友多遇难蔡锷幸免，而后为表革命决心改名为“锷”^[9]，意“砥砺锋锷，从头做起”^[10]，并返回日本，并创设《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时期，蔡锷在梁启超东京办的《新民丛报》以“奋翮[hé]生”“系锥生”为笔名撰文，并发表《军国民篇》。^[9]

此时期，蔡锷结识了同在日本留学且同为湖南人、同样爱好军事的黄兴。^[11]1901年蔡锷与人创立湖南编译舍及游学编译舍，与范源濂等人组织反清结社，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义勇队（后改名为国民教育会）。^[8]随后蔡锷由文校转武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903年毕业，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结束留日生涯。^[9]

1905年由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成为督抚争相延揽对象。2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人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后在江西、湖南军师学堂任教官。8月，调任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12][13]1905-1906年蔡锷对革命党人的同情和赞助有所增加，据称此期间在黄兴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注1][15]1907年，蔡锷在广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兼任总办，11月，黄兴化名张愚诚秘访蔡锷，计谋镇南关起义。^[12][13]

蔡锷在桂期间，完成《越南重塞图说》（也叫《越南用兵计划》）及《桂边要塞图说》二书（后遗失）。^[12]

因军费紧张，广西边防练兵计划的一师缩编为一个混成协（旅）干部学堂培养出的二百多名军官就不得不通过考核、考试进行录取，结果录取一百二十人中湖南籍的九十多人，远多于广西的三十多人。虽然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的湘人迁贵和湖南学生的文化水平较高，但是依然引起了广西学生的不满，并被广西同盟会支部的一些人借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因而开启驱逐蔡锷出广西的浪潮。蔡锷本不打算理会，但是后来同盟会广西支部又组织罢课、咨议局弹劾、罢市等，乃至闹到了北京军咨处安排查办。^[13]

在云贵总督邀请下，蔡锷借此1911年初去往云南。在等待任职期间，蔡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附以按语，著《曾胡治兵语录》一书。1911年7月，蔡锷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在武昌起义后，全国震动，云南同盟会成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yīn chéng huán]、沈王渡、张子贞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后又联络包括蔡锷在内的可靠人员召开了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确定了起义时间、推举蔡锷为临时总司令。10月30日，蔡锷组织以演习为名作起义准备，由于昆明北较场情绪激昂的士兵打死了几个反动军官，起义提前几小时发动。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等顽抗，昆明起义经历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李经羲躲藏、钟麟同被杀、靳云鹏逃走，起义成功。10月30日为农历九月初九，故昆明此次响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云南全省迅速光复，云南起义成功。^[16]

11月1日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云南军都督。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对云南全省各属发表声明，明确政治纲领，同时发布《讨满洲檄》重申同盟会“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初期云南军都督府设立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军务、军政），1912年改为一院（参议院）二厅（政务、参谋）一司（军务）。云南军都督府采取了多项措施稳定云南：在内政方面，更新人事，大量任用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撤换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吏；财政上，整理财源节俭开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教育方面，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实业方面，从盐务矿物入手，进而经营农桑、畜牧、工艺等；交通方面，规划铁路、公路、航运、邮政等。云南军都督府在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同时，先后派军援川、黔、藏。^[16]

1912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政治团体改组成国民党，蔡锷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拒绝参加国民党，并主张军人“不党主义”。1913年，梁启超为实际领袖、黎元洪为理事长的进步党成立，支持袁世凯、与国民党作对。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有包括蔡锷在内的大量实力人物，包括蔡锷很多并非进步党成员。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杀害了宋教仁，又与英法俄德日非法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准备内战，惊醒的孙中山等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李烈钧、黄兴、陈炯明、许崇智、蒋翊武、熊克武等先后在江西湖口、南京、广东、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讨袁。蔡锷没有反袁表示，反而暗地里为袁出谋划策。由于袁世凯对非北洋系将领的戒心和怀疑，袁以“因病请假”为由，让蔡锷来北京调养，并任命唐继尧接任云南。1913年10月蔡锷带着对袁世凯的幻想去往北京。^[17]

到京后，不久袁世凯通过强迫选举的手段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先后任命蔡锷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913年10月）、政治会议议员（1913年11月）、参政院参政（1914年5月）、昭威将军头衔（1914年6月）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1914年7月）等，期间蔡锷修订《军事计划》一书。^[12]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先后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南京政府的《临时约法》，结合之后公布的《参政院组织法》，个人集权程度与封建帝制几乎没有差别了，同时袁世凯还大肆开展卖国，与列强签署上百个不平等条约并大肆借债，一战开始后，袁世凯政府甚至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只对第五号第七条“日后商议”）。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彻底破灭。^[18]

蔡锷一面与梁启超等及西南军政人员秘密联络策划反袁，一面假装支持袁世凯，并寻花问柳制造家庭矛盾让家眷得以借口离京。1915年11月，蔡锷谨慎安排后赶到天津，并借病住院，与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联系谋划。而后蔡锷经日本、上海、香港等辗转回到云南，并躲过袁世凯安排的暗杀。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李烈钧致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开展护国运动，发动武装讨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蔡锷为护国第一军司令。^[19]

袁世凯在试图分化云南内部失败后，加紧调兵遣将成立“征滇军”，与护国第一军在泸州为中心的川南开展激战，蔡锷带兵指挥战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1916年三月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鼓舞振奋了四川前线的护国军，护国军发动总反攻，川南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眼见袁世凯局势不稳，帝国主义也逐渐改变对袁世凯的支持态度，北洋军阀内部也不乏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消极对待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世凯最终宣布撤销帝制，仍以大总统自居。袁世凯利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电告各独立省分已取消帝制望停战，随后又用“胜利者”姿态与护国军议和，提出近乎要求护国军投降的条件，护国军拒绝接受。护国军主要领导唐继尧、蔡锷等通电要求：袁世凯退大总统位并接受审判，黎元洪承大总统位，重建国会。随后全国讨袁声势高涨，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南方滇、黔、桂、粤等省成立护国军军务院，随后陕西、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而后黎元洪任大总统。北京黎元洪政府先后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四川督军兼省长。^[20][12]

1916年8月，蔡锷因病告假，后东渡日本医治。1916年11月8日因病逝世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北京（民国）政府决定追赠蔡锷为上将军，并为其举行国葬典礼。蔡锷讣告和国葬的消息宣布后，在北京为其设灵堂公祭，孙中山、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及各国公使、各界群众参加祭奠，甚至蔡锷要求诛除的“帝制首祸”杨度也献挽联。12月，在大总统特使护送下蔡锷灵柩抵达上海，14日上海举行隆重庄严的悼祭仪式，由杨善德代表黎元洪主祭、梁启超宣读祭文（后梁启超难抑情绪，由石陶钧代读），前来吊祭者络绎不绝。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办蔡锷国葬典礼，蔡锷遗体归国后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万寿寺后山。^{[21][12][22][23]}

《军国民篇》《越南边塞图说》《桂边要塞图说》《曾胡治兵录》等，遗著编为《蔡松坡集》。^[24]

《军国民篇》是蔡锷日本求学期间的文章著作，主要指出此时中国病弱的原因，同时引出如何改变其病弱的状态——实行“军国民主义”，开展军事方面的改革。同时蔡锷将“军国民”主义与“国魂”联系在一起，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25]

蔡锷兼任广西兵备处会办后，悉心考察和研究边境事务，撰写《越南重塞图说》（也叫《越南用兵计划》）及《桂边要塞图说》二书，两书与蔡锷在广西的日记数册均遗失。^[26]

蔡锷离开广西前往云南后，将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有关治兵言论进行分类梳理并增加说明，完成《增胡治兵语录》一书，全书十二章，分别为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当时本书作为蔡锷宣讲的材料并为印刷发行，蔡锷去世后一年（1917年）在上海首次印发。^[27]

“重九起义”成功后，蔡锷找到了躲起来的原云贵总督李经羲主持大局，李经羲拒绝，但蔡锷依然对其礼遇有加，准其提取4万两白银的存款，额外送5000大洋并将其送出云南，在路过河口时李经羲又强行提取公款三千元。此事历来指责蔡锷的人很多。^[33]

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和研究者观察问题，关于蔡锷存在一些争议：①党派属性：蔡锷参加了梁启超为领袖的改良倾向的进步党，也在黄兴介绍下加入了革命倾向的同盟会②蔡锷在云南的重九起义中国的动机和作用大小：起义有蔡锷的贡献，也有云南同盟会的功劳，加之起义前后蔡锷对云贵都督李经羲的态度，引起一定质疑③二次革命中蔡锷拒绝了革命派的邀请不开展革命，有人认为其是出于改良派考虑，有人则认为其只是对袁世凯认识不足但又热切希望和平统一④护国运动中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蔡锷功居首位当之无愧，另一种则认为护国运动中革命党才是主要力量，而蔡锷与革命党目标、思想均不一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云南护国战争是革命和改良派联合发动的，蔡锷是其中的纽带。^[34]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百里、张孝准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

孙中山用班超和马援类比评价（挽联）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挽联写到：“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朱德评价称“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识精辟、坚韧和无私”。^[32]

谢本书评价“（蔡锷）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其功绩是不容忽视的。”^[35]

蔡锷形象气质出众，李宗仁形容其形象“人中吕布，马中赤兔”。^[36]

蔡锷故里：为纪念蔡锷，1996年5月湖南省邵阳市蒋河桥乡更名为蔡锷乡（现隶属邵阳市大祥区），在其下设蔡锷村，有蔡锷故居及蔡锷纪念馆。^[2][37]2020年蔡锷故里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38]

蔡锷公馆：1917年，山门各界人士及蔡锷生前的同学、好友筹集资金，以山门镇回龙街的旧居武安宫为基地，扩建为“蔡锷公馆”，2002年至2004年由当地群众集资和省文物局拨款对该馆进行了全面维修，2006年由国务院公布该公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

蔡锷墓：蔡锷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岳麓山，1956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0]

刘新英，原名刘森（新）英，是蔡锷的原配夫人。刘森（新）英是刘藜lí阁次女，自幼丧母不得继母欢心，由其叔父刘辉阁夫妇抚养。据记载，刘家本将刘藜阁长女刘长姑许婚蔡锷，后因刘长姑誓死抗嫁，上演了妹替姐嫁的一幕，蔡锷认为刘森（新）英既侠且贞，给她改名侠贞。^[41]

蔡锷被袁世凯调任北京时，袁对其委以虚职实际防范监视。蔡锷或出于麻痹袁进而使其放下戒备等原因沉迷酒色，并结识小凤仙互生眷恋，后小凤仙协助蔡锷潜出北京辗转回云南开展护国运动。小凤仙在蔡锷病逝后提哀悼挽联：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众生，萍水姻缘乘以梦；几年南北地燕支，自悲零落，赢得英雄夫婿，桃花颜色亦千秋。二人英雄美人的佳话被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传播演绎（如电影《知音》等），但小凤仙与蔡锷确有相识，但策划蔡锷逃离北京以及所述追悼挽联等均未被证实与小凤仙的关系，是否属实存疑。^[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