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祖籍江西，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fàn，又名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1][2]

黎元洪自幼聪明，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习，毕业后在海军服役，在此期间还多次赴日学习考察。^[3][4]1895年，黎元洪跟随张之洞回到湖北，张之洞在南京时，就已招募了两千新兵，完全按照新式的方法训练，于是黎元洪就参与了湖北新军的编练，深耕湖北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命党人强推为湖北都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职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1913年，黎元洪随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10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后又兼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权力逐渐增大。后袁世凯先后几次电邀黎元洪进京以此让黎元洪进京后手无大权。但黎元洪深知其中意味，一直不愿赴京。后袁世凯让段祺瑞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进京，于是黎元洪被迫离鄂北上。黎元洪到达北京后，之后被安置在中南海瀛台，袁世凯与其结为儿女姻亲来控制黎元洪。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多次拒绝袁为他册封的“武义亲王”。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的大总统位由黎元洪继任，但无实权，为段祺瑞所把握，于是黎元洪与段祺瑞又形成“府院之争”。之后黎元洪强力让段祺瑞辞职，张勋又以帮助黎元洪为借口出兵进京，但实际上是想复辟帝制。手无实权的黎元洪不得不又重新启用段祺瑞，最后段祺瑞讨伐张勋，张勋复辟帝制运动失败。此后黎元洪辞去大总统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1922年直奉战争后，总统徐世昌被驱逐下台，黎元洪复职，但仍无实权。1923年6月，曹锟经过贿选当选第三任总统，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5]

黎元洪一生两次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次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且还就任军政府都督，推动了革命成功。他还在继任大总统后，在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者苏源，戴忆绵等学者认为革命前的黎元洪是比较开明的，他虽柔暗懦弱，但是在袁世凯等军阀淫威面前又不肯完全屈服，他虽两任总统，却未脱傀儡色彩，职高而权小，位尊而言轻。^[6]

黎元洪幼时就极为聪明，领悟力很强，父亲教他的东西，一遍就能记住，看过的东西几乎过目不忘。此后，家里面发生了变故，一家人靠着父亲微薄的“饷银”生活。后黎家北迁，迁往北塘。黎元洪考进天津的水师学堂学习，在进入学堂之前与妻子吴敬君结婚。^[7]

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期间，黎元洪用功读书，各门功课学习优秀，尤其擅长轮机驾驶与骑术。1887年，黎元洪在教练艇上实习，各门技术掌握熟练，得到实习老师赞许，年终特予嘉奖。1888年春季，黎元洪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经学校呈报，李鸿章赏予六品顶戴。随后，黎元洪前往北洋海军各舰队实习，表现优异，海军衙门给予黎元洪“把总尽先拔补”的录用优待。黎元洪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就奉派到“来远”舰见习。经过一年多的见习，提督丁汝昌见黎元洪表现不错，于是在1890年3月，将他调往“广甲”号兵船充当三管轮。1892年，黎元洪又被提升为“广甲”舰二管轮。1893年，黎元洪又被赏为五品顶戴，并颁发了功牌。1894年4月，清政府进行第二次海军校阅，这次校阅除北洋海军全数参加外，还有南洋水师的6舰和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3舰。黎元洪再次随舰前往，同样表现不俗。^[8]

19世纪末，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之战。当时，黎元洪从广州增援威海卫，战舰被击沉，堕海不死，泅至大连遇救。随后到南京，经人举荐，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赏识。当即委派黎元洪监修幕府山炮台，兼任“自强军”翻译。在幕府山炮台兴修整顿工作完成后，黎元洪又被派充狮子山、幕府山、钟山等炮山的专任台官。张之洞非常欣赏黎元洪开明厚重的性格，又向朝廷举荐黎元洪忠勇可靠，堪为众任，黎元洪当上了南京炮台的总教习。1896年张调任湖广总督，黎跟随回鄂，继续编练新军，递升至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即旅长)并且编成湖北新军。1898年、1899年、1901年，张之洞委派黎元洪到日本进行学习，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张之洞把在南京建成的“护军”前营调回武昌后，就将其扩编为前后两营以及工程兵，并组建成了武昌的“护军营”，黎元洪就出任这个护军后营的副营长。湖北新军以张之洞从南京带回的“护军”为基础，经过一再扩充编练，到1902年已拥有护军左右两旗，武建军两旗。除武建营调往广西外，剩余的七千多人成为以后湖北新军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黎元洪协助张之洞制定了《湖北新军要义》共十条。1903年，清军改制，中央设立练兵处。湖北要设置新军两镇。1904年，黎元洪为新军两镇的第2镇统制兼护协统。黎元洪十分重视新军中的知识分子，而且也爱兵。在升任协统以后还在军营与士兵们过清苦的生活。后来，湖北设立陆军小学堂，黎元洪又复兼该学堂会办。^[9][10][11]

1911年5月，清朝皇族内阁成立，立即宣布铁路“铁路干线均国有”的政策。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10月上旬，清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黎元洪不赞成瑞澂、张彪的高压政策，但是他长期受张彪排挤以及瑞澂chéng的不信任，所以他只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10月2日，瑞澂特请张彪、黎元洪、铁忠等秘密会议，策划武汉防卫。之后，革命党人在赶制炸药的时候不慎引起爆炸，相关资料军备泄露。后瑞澂在10月10日命张彪、黎元洪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大批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前夕，湖北省革命团体纷纷聚会在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活动。黎元洪和各团体领导人的关系密切，共进会会长孙武与黎元洪是师生关系，文学社社长与黎元洪是部署关系等等。黎元洪和这些人的“关系”因素，在武昌起义前后或明或暗地影响了事态的发展。受“倒阁运动”和铁路风潮的鼓舞，湖北党人的起义准备加紧进行。两大革命团体多次召开会议——宝塔会议，在商讨起义方案的同时，也提出了起义成功后由谁出任都督的问题。最后，两大团体领导人一致认为改由黎元洪出任都督。^[12][1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在10日当晚，起义爆发时，黎元洪就已转至黄土坡谢国超家。起义成功过后，革命党人需要重新组织政府，不能群龙无首。于是在10月15日，黎元洪被强推为鄂军都督。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对湖北的作战力量。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但是在最后武汉保卫战进行的非常惨烈。之后袁世凯提出南北议和，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基本条件。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之后，12月26日，黎元洪被公举为大元帅。12月29日孙中山到达南京后，各省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黄兴为副总统，但是最后由黎元洪担任这个副总统，并兼任大元帅。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日，又选举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4月13日，袁世凯任命黎元洪兼任参谋总长职务。张振武是武昌起义中的主要将领，向来是与黎元洪不和，两人之间存在较多矛盾。在当初推选黎元洪为都督时，张振武极为反对，等到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张振武对黎元洪更加看不起。当时湖北军政府内部交错的矛盾中，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都是湖北军政府的重要人物。此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就命令裁减人员以及军队。黎元洪借此机会先裁驻武汉的部队，并且这次裁员，孙派（孙武系）所留之人最多，张（张振武系）、蒋派（蒋翊yì武系）所留之人最少，因此引起被裁减人的愤怒，就组建了群英会。张振武对黎元洪裁减不当和镇压革命党人的事很不满。后黎元洪因为张振武在武汉颇得军心，深恐鼓动作乱，就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邀请张振武赴京，也要求校团团长方维同行。两人到京后，就遭逮捕，未经审讯，就在那天被杀害。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为了对付临时参议院的弹劾，黎元洪在通电全国之后，又于1912年8月22日宣布辞去副总统、参谋总长、湖北都督等本兼各职，采取以退为进之策。最后，声讨黎元洪、袁世凯的声浪渐渐平息。此后，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在他的授意之下，1913年3月20日，武士英在上海车站将宋教仁刺杀。虽然黎元洪事前不知情，但是此案一出，黎元洪就知道是袁世凯所做。1913年5月至6月间，黎元洪就接连致电南北方，就宋教仁案以及修建铁路时所签的善后借款合同在南北各方之间周旋，进行调解。^[14][15]

在“二次革命”未爆发之前，老同盟会会员就组成了改进团继续进行革命事业。由于力量不够，改进团决定吸纳被制裁的下级军官和一些退伍士兵，革命的声势相当壮大，但是走漏风声大批被捕。黎元洪随即以缉拿改进团为名，对有参加改进团嫌疑的革命党人大开杀戒。改进团失败过后，黎元洪再次对湖北的革命党人进行整肃、清洗。之后国民党人要发动二次革命，南北方都在争取黎元洪这支力量队伍。1913年5月初，章太炎想要策动黎元洪出面竞选总统，虽然黎元洪不拥戴袁世凯，想早日登上总统之位，但是黎元洪审时度势就一直不动声色，并对袁世凯表明自己的忠心坚决不参加总统选举。当时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赣督之位，让黎元洪兼领。黎元洪接袁世凯委任电之后，马上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然后便飞书，对江西进行遥控。7月8日，李烈钧在赴上海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会商后，潜回湖口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李烈钧任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正式拉开帷幕。但是由于南方革命军队的实力远逊于北洋系与黎元洪的联盟，加之国民党内部的涣散，“二次革命”仅历时两个月便宣布失败。在此战过后，黎元洪得到了袁世凯的奖赏，被授予一等文虎勋章。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民国柱石”的牌匾，派人专程去武昌送给黎元洪，以示谢意。黎元洪在宋案到“二次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博得了袁世凯的暂时信任。^[16]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授意拥袁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以便与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相抗衡。黎元洪出任进步党的理事长，成为进步党的党魁，为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助阵。按照法律程序，只有先出台根本大法——宪法，才能用总统选举法进而选举总统。然而袁世凯心切，就公然变动程序，威逼国会议员先选举总统后订立宪法。黎元洪早已揣知袁世凯的心意。随后黎元洪催促并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选袁世凯。此后，选举大会上，袁世凯成功当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但是会上大家明显更偏向于黎元洪。在选举大会结束后，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黎元洪在湖北也宣布国民党支部解散，与此同时袁世凯正式当上大总统。^[17][18]

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之后，因为黎元洪的兵权较大，先后四次电邀黎元洪进京，但是黎元洪一拖再拖，不肯离湖北一步。最后袁世凯让段祺瑞以武力强请黎元洪赴京，并且让段祺瑞去到武昌，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都督。于是黎元洪深知自己回归湖北无望，其家眷也随之来京，黎元洪一家被安置在中南海瀛台。此后，袁世凯借助黎元洪的积极配合下，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权的参政院正式开院，黎元洪出任有名无实的参政院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就任参政院院长之后，黎元洪多次提出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等请求，可袁世凯不批准。因此，黎元洪采取了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策略，干脆不去办理各种事务。黎元洪最后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位，并向袁世凯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袁世凯认为放黎元洪回去无异于纵虎归山，所以更加不予批准。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搬家从中南海瀛台搬往离袁世凯较远的东厂胡同。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绝。此后的多次册封，黎元洪也拒绝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引起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化，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宣布取消帝制。此后，袁世凯如同枯槁，病情恶化，1916年6月5日深夜，袁世凯去世，时年57岁。^[19][20]

袁世凯死后第三天，黎元洪被推选为总统，当时黎元洪为52岁。黎元洪即位后，于6月29日正式申令，仍遵守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7月中旬，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顾鳌、夏寿田等八人，其余皆从宽处理。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把大火，烧毁了袁世凯的政治基础，使“护国”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内矛盾缓和，南北统一在表面上得以实现。黎元洪自从做了总统以后，没有实权，希望拉拢护国军方面的力量作为后盾，于是身边的人建议他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黎元洪就致电梁启超，但是梁启超知道黎元洪没有实权，所以婉辞复谢。此后发生了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矛盾，黎元洪想让徐世昌代段祺瑞，但是徐世昌拒绝，所以黎元洪只好接受徐世昌调停。1917年2月，黎元洪和段祺瑞因为对德国问题再次产生尖锐的冲突，并导致了两人之间的彻底决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希望中国参战并且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于是当时咨文的手续都准备齐全，只需黎元洪盖印，但是黎元洪不盖印。于是段祺瑞负气出走。后黎元洪又叫众议院汤化龙到天津请回段祺瑞。此后对德绝交案，黎元洪盖印，国会也迅速通过。之后，段祺瑞还想对德宣战，因为段祺瑞看准协约国必胜，力主参加这场大战，德国败后，中国就可作为“战胜国”从日本手里面收回山东权益。黎元洪不同意段祺瑞的想法，国会也不同意。于是段祺瑞就带领各省军阀对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就是黎元洪只好在议案上盖印，此时国会仍不同意。督军团想要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走投无路。^[21]

长江巡阅使、十三省大盟主张勋明确表示随时奉黎元洪之命令入京，维护治安，但是张勋的目的是想要复辟帝制。5月23日，黎元洪连下三道命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任命李鸿章侄子李经羲来代理段祺瑞的职务，于是全国各地军阀包括几个省份都开始宣布独立。黎元洪走投无路，就召集张勋进京调停。6月6日到8日，张勋进京。黎元洪让张勋带两千人，结果张勋带了六千人，而且见面一开口就是解散国会，于是国会之后就在张勋的逼迫之下解散了。6月30日夜，复辟正式开始，7月1日，宣统正式上位。而黎元洪在7月1日这一天，黎元洪连发三道电令，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二是宣布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是宣布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做完这些布置，7月2日，黎元洪进入日本公使馆避难。此后段祺瑞开始组建军队力量讨逆张勋。之后，讨逆成功，张勋复辟失败。从7月1日到12日，十二天时间，这场复辟帝制运动就结束了。^[22][23]

黎元洪征兆张勋进京险些让帝制复辟，于是深感愧疚就辞去职务，搬到天津私宅养老。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回到天津私宅。而在此后的五年时间，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因为黎元洪的去职就彻底稳定下来。副总统冯国璋依照约法继任总统一职，“再造共和”的皖系首领段祺瑞依旧回归内阁总理。在段祺瑞的主持下，以对德参战的名义，皖系向日本大举借款练兵，企图武力“统一中国”。在冯国璋、段祺瑞合作的政局中，由于冯国璋掌控的直系势力分布在南方，所以实权依然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冯国璋、段祺瑞二人均为手握重兵的洋实力派人物，这也就预示着二人的合作充满矛盾，而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直系、皖系两大军事势力之间的斗法争雄。段祺瑞倚仗日本贷款练兵，高举“武力统一”南北的旗帜，乘机削弱直系的实力。冯国璋也不甘坐视皖系的迅速膨胀，外联英、美等国，内举“和平统一”的大旗，牵制段祺瑞的皖系扩张。双方的角力，形成了新一轮的府院之争。而且段祺瑞在复职之后拒不恢复旧约法与国会，于是就激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军阀势力的反对。他们在广州联合成立非常国会和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成立了广州政府。1918年冯国璋病死，徐世昌即位大总统，曹锟和吴佩孚成为直系的新首领。1920年7月，直奉联军将皖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直、奉两系又因为对北京政府权力的争夺与1922年发生战争，最后奉系失利退出关外。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在直系逼迫下辞职。^[24]

当时徐世昌辞职过后，直系鉴于国民党、奉系以及西南军阀的存在，直系尚有顾忌。于是直系决定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为大总统以及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徐世昌辞职的当天，直系将领就在保定曹锟kūn的府邸商议“恢复法统”，恭请黎元洪再次出任大总统的具体办法。会后，曹锟和吴佩孚二人领衔，会同直系军阀十七人发表通电，表示恢复约法、国会，拥戴黎元洪重新出山。黎元洪一开始婉言谢绝，但是后直系派代表催促，黎元洪终于答应。但是之后黎元洪收到两封电报，一封出自皖系军阀，一封出自章太炎。两封都在告诉黎元洪此时不是复职的时候，于是黎元洪决定推迟复职，先静观局势的发展，托故不出。于是直系发动了新一轮的拥戴攻势。于是黎元洪就发出来电稿，电稿的主要内容就是“废督裁兵”四个字。此后，曹锟和吴佩孚二人还是发电假意赞成，在他们的授意下，其他地区的督军也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听命。于是，黎元洪在6月10日发出复职通电，开始了第二次总统生涯。^[25]

黎元洪复职之后，首先就是“废督裁兵”的问题。黎元洪急于将此方针切实执行下去。黎元洪想让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一来吴佩孚的直鲁鄂豫四省副经略使之职自然取消，等于无形中去掉一个手握重兵的督军。再者，调任吴佩孚为陆军总长，主持“废督裁兵”和全国的军事事宜，其他大小督军慑于吴佩孚的威力不敢不从。不料吴佩孚根本就不赴任陆军总长一职，黎元洪的设想失败。为了给黎元洪一个台阶，1922年6月15日，曹锟、吴佩孚等人在保定主持召开了“废督裁兵”的会议。提出在全国设立九个军区，将全国军队编为四十个师，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但由各军区的“军区长”主持计划。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是挂着“废督裁兵”的羊头，实质上却是直系的一次军事整顿会议。黎元洪当然不能认可这种形式下“废督裁兵”。即使是那些当初允诺“废督裁兵”的督军，眼见曹馄、吴佩孚二人公然反对的态度，也都见风使舵，以各种理由表示“废督裁兵”不宜实行。此后，黎元洪又想出通过委任省长来主簿废除督军的办法。在复职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黎元洪委任的各个省长都遭到督军们的反对，无一到任。至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计划宣告失败。黎元洪宣布唐绍仪组建内阁命令的两天后，原本表套不予干涉的吴佩孚就直接变脸阻碍黎元洪的计划，由于吴佩孚的反对，唐绍仪还没有就任，内阁就倒台了。此后，又发生了罗文干案，最后围绕罗文干案的保、洛两派的明争暗斗，以保派的胜利而宣告结束。黎元洪在此案的处理上，受制于曹锟与吴佩孚两人。时局的发展让黎元洪意识到复职出山就是一个错误。^[26][27]

在吴佩孚安排的王宠惠组织的内阁倒台过后，黎元洪又费一番周折说动汪大燮出面组阁，但是汪氏内阁立即遭到曹锟的反对，黎元洪进退两难。汪大燮xiè结束了十天的代理期过后就坚持要求去职，不肯多代理一天。汪大燮从内阁卸任以后，黎元洪就选张绍曾为正式内阁总理人，但是此后与曹锟、吴佩孚又有了嫌隙。及至黎元洪任期满一年，直系曹锟等人逐渐开始不满于黎元洪不肯自动退位，为曹锟当选总统让路。之后，保派采取“倒阁驱黎”的策略，于是张绍曾内阁辞职，但是黎元洪不为所动，但是最后局势越来越不利，黎元洪就被逼出走天津。在走时还将总统印信拿上并且交给了其夫人，于是当时保派政客就派人去拦截黎元洪。在得知印信在其夫人那里就去夺得，最后夺得成功。虽然黎元洪出走天津，但是他在政治上并没有死心。^[28][29]

黎元洪决定反直复职，当时他在天津的反直复职活动并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上海的反直活动却日益高涨。大家都劝黎元洪南下赴沪。于是黎元洪决定离开天津赶赴上海。然而，当他来到上海，准备实行他的宗旨的时候却发现，虽然反直中的三方力量都不反对黎元洪南下，但是谁也不真正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成，黎元洪进退失据。在1922年10月5日的直系贿选告成过后，反直同盟的活动也暂告结束。黎元洪见事已经无可为，最后宣布他将去日本别府养病。黎元洪的政治生涯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30]

1923年11月8日，黎元洪偕如夫人黎本危、秘书刘钟秀以及仆役数人东渡日本。半年之后，黎元洪从日本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他不再过问政事，安心颐养天年。黎元洪远离政治之后，在天津做起了实业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投资实业上。1926年10月下旬，黎元洪突患脑溢血。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和其夫人去英租界马场看赛马，忽然昏倒。6月1日，黎元洪立遗嘱。6月3日晚上22点，黎元洪病逝，享年六十五岁。^[31]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三股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三足鼎立的政权：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袁世凯掌握实权的清朝王室；再一个是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在定都政争中，袁世凯要求定都在北京，孙中山要求定都在南京，黎元洪要求在武汉。三地定都，各有优劣，最后的定都方案一建都北京胜出。黎元洪的第三种定都方案为当时紧张对峙的政局起到了一个缓冲，给了国民另一种选择。^[32][33]

民国底定，组织南北统一政府的地点确定后，南北双方在组阁人选上的问题成为民初各方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之一。根据各自政治利益，政坛上出现了四种派别不同的观点。一个是“首功之说”。南方革命党人主张对辛亥革命有功的人来担任阁员。另一个是“放任主义”。原立宪派和拥袁势力主张用所谓的“人才主义”标准来选人。再一个是“联合论”。以覃振为首的部分南方革命党人主张南北联合统成内阁最合时宜。还一个就是“选贤论”。以黎元洪为首湖北政治力量主张任人唯贤。为加快政府北迁，弥合南北分歧，他劝大家放开党见之争，多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考虑。在黎元洪的极力说服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内阁终于初见雏形。1912年4月1日，唐绍仪内阁正式成立。^[32][33]

1912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是袁世凯指使枪杀宋教仁的事实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方面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对此，黎元洪通电各省“力持镇静”并且反对南方用武，主张用和平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黎元洪的言辞在客观上造成了为袁世凯曲意辩解，维护其统治威信的形象，但其主观上却是为了维护国计民生的稳定和谐，珍惜民国的来之不易，而且这种主观上的意识不具备标榜的意义，这从黎氏戎马倥偬的革命经历及其后对袁世凯若即若离的态度中可以找出其思想产生的社会和历史的根源。^[32][33]

袁世凯北京政府制造“宋案”，开展善后大借款，其目标直指国民党和南方革命力量，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消灭异己来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清袁的反动面目，主张武力讨袁。黎元洪力主调和，考虑到当时国基不稳，民生涂炭。黎元洪作为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民初一系列政争中常在报刊等公众关注的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确实吸引了不少时人的侧目，对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大势的判断，或是或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均以大局为重。虽然他的有些手段和做法比较过激，有时甚至以牺牲他人性命来维护民国的稳定，但作为武人出身的政治家，这在民国的政场上并不鲜见。他的很多言论和做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是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追捧。正如当时的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黎副总统自起义后兼领鄂督，老成持重，砥柱中流，每遇大事发生，以至诚恻恒之言向双方排解，故其经世文章，多为世人所乐诵。”^[32][33]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黎元洪跟随张之洞回到湖北，后将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34]

①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②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③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35]

①第一所学校，允许招收女兵；②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黎元洪在孙中山女儿孙瑷ài和孙琬的帮助下建立的，以如夫人的名义创办的；③1914年，黎元洪特地拨款以及拨土地资助北塘开办学堂，办起了北塘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这所学校秉承黎元洪的义举，全部义务授课，每年只收学生两元的学费，为贫民子弟开辟了一条求学之路；④1919年黎元洪向南开大学捐款“七长公债”10000元，为南开的发展解决了很大的难题；⑤黎元洪派教育家胡康民返回黄陂担任劝学所长和教育学会会长。1920年，胡康民在县城创办第一所私立中学——私立前川中学。黎元洪还为此捐款3000银元，他还是这所中学的首任董事长，他还表示愿意将其在黄陂银行的股款3万元捐作前川中学发展基金；⑥辛亥革命后，黎元洪想要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为此，1919年黎元洪筹集了19万元银洋购买了当时的中兴煤矿股票1000股留作办学基金。但是因当时政事不断，直到去世时，江汉大学也无眉目。后黎元洪的儿子用这笔巨资在武汉大学建造了一座体育馆——宋卿体育馆。^[35]

1916年12月16日，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从此，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伟人出现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李大钊等一些有识之士都集中在蔡元培的麾下，引来了开启中国人智慧的“德先生”和“赛先生”。^[36]

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来贺电。此时两国关系外交表现友好，但由于1917年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的实施，直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协约国的邀约下，民国政府加入了对德斗争的行列。此时的中德关系可以分为抗议、绝交、宣战、参战四部曲。中国是继美国之后比较早向德国进行抗议的国家之一，由于德国方面对中国抗议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后中国政府再次照会德国公使。至此，中德关系由中方抗议已经上升到对德绝交。对德参战问题在政府方面，黎元洪的态度是支持和反对的态度不断往复。^[3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当时德国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1920年，德国代表卜尔熙率代表团来中国，经过谈判，双方于次年5月20日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之一，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33]

黎元洪曾先后四次亲自到达日本。1898年2月至5月，黎元洪第一次到达日本，被分派到禁卫骑兵联队练习。学成归来，黎元洪向张之洞报告日本练兵情况，畅谈学习体会，并建议派遣青年才俊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899年10月至1900年6月，黎元洪第二次到达日本，重点考察马队、步队的教育和军纪，以及各队兵法等。1901年9月至11月，黎元洪第三次到达日本，以陪览官的身份学习日本仙台陆军大操的操法和军事政治。1923年11月至1924年5月，黎元洪第四次到日本，主要内容是退隐养病，但期间他并未纯粹地休闲游玩，而是经常性地受邀四处演讲、会晤友人、参观学校等。^[33]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山东，北京政府害怕战火蔓延中国，宣告中立。1916年6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外务省通告国际通信社表示拥护，以此拉拢黎氏政府。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日本为改善中日关系，满蒙独立运动的主要策划人川岛浪速等人的举兵计划遭到日本政府阻止，川岛浪速的勤王军也被日本政府解散。满蒙独立运动虽未成功，但它实际却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雏形和预演。1935年，伪满皇帝溥仪访日时，特派侍从赴川岛家“慰问”，赏赐有加，可见川岛家族和清朝复辟势力的深厚关系。^[33]

1916年8月，日本东北驻军利用该国商人吉本与一中国士兵在吉林省辽源县(今双辽县)郑家屯镇发生口角这一普通的民事事件，制造事端并不断扩大事态，以致最后升级为两国军队发生流血冲突，要求中国让出重大利权。最后由于寺内内阁的经济提携的“大陆政策”和段祺瑞政府力求日本财政支持的经济需求气味相投，分别给双方退让合作提供了条件，最后事件的处理结果也以寺内内阁为建立两国政府的“亲善”而对华作出了某种让步，中方也对于无碍主权各款作了退让而告终。^[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中国人民遂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收入旅顺、大连租界地的斗争，并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此时国民反对二十一条，坚持收回旅大，但黎元洪受制于曹馄的胁迫，不能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付诸实施，成为形同虚设的政治傀儡。^[33]

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边疆政局动荡，在英国阴谋分裂西藏的同时，沙俄抓紧了对外蒙古地区的侵略，其主要活动是策划外蒙古独立。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古签署《俄蒙协约》及附约《专条》，条约内容中沙俄几乎囊括了外蒙古的全部权利。协约签署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北京政府声明概不承认。袁世凯大总统为此事迭电黎元洪提出对策，黎复电同意用兵入蒙。1913年12月2日，就外蒙古自治区尚须划界而后定外交方针一事，黎元洪向袁大总统提出：划界为当务之急，要“先行选出熟悉外蒙古地域历史之人多员，佐以精图，俾其预为研究，以备他日划界之选或者不至有失”。几经协商，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署《中俄蒙协约》，中国在名义上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1916年1916年，俄国为应付欧洲战争，并保住侵华权益，急需与日本结成同盟，以便从日本得到武器和其它援助。日本则担心大战后西方列强重返东方，与其进行争夺，也要求与俄国结盟。双方开始合谋签订《日俄协约》以守住各自权益。这个协议将日俄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扩大到整个中国，并准备相互以武力支持来“保卫”其侵华权益，从而日俄正式结为军事同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政局动荡，新旧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北京政府追随日本对苏俄的外交政策，继续承认旧俄驻华使节。直到1920年前后，旧俄势力在国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北京政府才开始重新考虑与旧俄的关系，清理俄国在华权益。^[37][38][33]

1923年3月26日，黎元洪大总统正式发布特任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的总统令，同苏俄代表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主要内容有：外蒙问题、中东铁路问题、庚子赔款用途问题、松花江黑龙江航行权利问题、华侨损失赔偿问题等。经过一年时间的接触和会谈，于1924年3月14日，王正廷和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各以政府全权代表资格，在《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及七种附件上非正式签字。中俄大纲协定“犹得完全立于相互平等之基础上，为互惠之协定”，得到了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热烈赞同。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并由此引发了全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同时，这也推动了中苏两国在北京互换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确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7][38][33]

黎元洪时期的中苏关系还反映在中东铁路上。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成为中国、苏俄及列强关注的重要问题。从1917年到1924年中苏建交，中国北京政府积极努力，试图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因其受制于列强，错失了良机。苏俄从其利益出发，先是宣布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继而将路区划入远东共和国的疆界，后与中国议定由中国备款赎回路权。黎元洪还比较重视边疆安全问题，在中俄边境问题上，他表现出了较强的民为邦本、守土有责的思想。1923年2月19日，迪化(新疆)省长杨增新向北京政府报告俄国政府强迫俄属宰桑的旅俄华人加入俄国籍，黎元洪复电指出，“所称俄人强迫华民入籍一节，违背国际法规，事关国权，断难承认”，并交代国务院妥善筹措解决办法。同年5月，俄国人在新疆宁远的中国境内设立邮局，传递该国往来文函，兼收中外人民信函，并办汇兑俄帖事宜。黎元洪得知后电迪化省长杨增新：“俄人在境内设置邮局，既侵害我国主权，复违反国际法例，自应严辞抗议，责令取销”，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情感。^[37][38][33]

黎元洪时期的中美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3年以前，这是政治生活领域黎元洪和中国政府与美国的交往时期。此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加紧与日本争夺在华权益。美国政府先扶植黎元洪，后通过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之后美国国会宣布对德断交。为保护国民和商船利益，美国国会还一度提出武装中立政策，但是德国的潜艇政策仍未松动。为团结对德作战力量，中美双方外交上对缓付庚子赔款十年、增加进口税、解除《辛丑条约》内限制中国自由防范之处等进行磋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但均被拒绝。1923年6月，黎元洪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于是黎元洪与美国的政治交往随着他的退位而宣告结束。^[39]

第二个阶段是1923年以后，这是私人生活领域黎元洪对美国的向往和关注时期。1923年7月，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芬赶赴美国留学。学成归来后，黎绍芬从美国带回了关于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尊重女性等新思想和新观念，黎元洪对这些新生思想和事物都深表赞赏并且身体力行去实践。黎元洪不仅乐意与美国人结交朋友，还合作创业。黎元洪在天津盖房时，所用的木材就是来自美国的大来木材。黎元洪还以私人名义与美国人华克在北京合办中美实业公司。黎元洪与美国人的交往促进了两国友谊，促进了民间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33]

黎元洪的投资范围非常广，包括金融、矿产、森林、造纸、食品、面粉、贸易、证券、保险等各个行业。黎元洪的投资地域也相当宽阔，从黑龙江到香港的很多地方都有黎氏的投资。^[40]

①投资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投资金融不低于三百万元。其中，投资有二十余家银行：共有中国银行(股票金额三十二万元)、中华江业银行(股票一千股，股金美金五万元)、中国实业银行(股票金额五万五千元)、黄陂商业银行(股票十张，股金五万元)、左通银行(股票一百五十股，股金十五万元)、劝业银行(股票五百七十六股，股金五万七千六百元)、新华储蓄银行(股票三百股，股金三万元)、上海永亨银行(股票五百股，股金二万万千元)、金城银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二万元)、天津北洋保商银行(股票二百股，股票二万元)、华孚商业银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二万元)、中南银行(股票一百股，股金一万元)、农商银行(股票五十股，股金五千元)、香港广东银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一万元)、华意(义)银行(股票二百股，股金万元)、华孚银行、天津汇理银行、天津麦加利银行、天津华北银行、东方商业银行、震义银行等。^[40]

②投资的大型煤矿共有八个，即中兴煤矿公司(股票六十六张，计五千四百股，股金五十四万元)浙江长兴煤矿公司(股票一万一千零四十五股，股金三十一万零九百元）、中原煤矿公司（股金十一万元)、六河沟煤矿公司(股金十一万元)、磁县怡立矿务公司(股金十万元)、芦汉银公司(即临城煤矿，股票四张，股金十万元)、北票煤矿公司(股票五百股，股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元)、翕xī和萍乡煤矿公司(股票五十股，股金五万元)等。矿产类公司也有八个，即龙烟铁矿公司(股票五十股，股金五万元)、新乡宏豫铁矿公司(股票十股，股金五千元)、济华铁矿公司、中华矿业公司(股票四十股，股金四千元)、河北石膏公司(股票九张，股金八万零六百元)、塘沽久大精盐公司(股票七百张，股金七万元)、永利制碱公司(股票五百六十一股，股金五万六千一百元)、伍佑泰和盐垦公司(股票十股，股金一万元)。森林类的共三个，即铁嫩森林采木公司(股金十四万六千元)、天利采木公司(股票一百股，股金一万元)、龙门县林照。纺织类六个，即上海丰华纱厂公司(股票一百股，股金一万四千七百零五元)、无锡纺织公司、汉口第一织公司(股金一万五千元)等。^[40]

③此外黎元洪还在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北京玉泉山啤酒汽水公司、兴林造纸公司、山西大应广济水利公司、中美实业公司、上海新新公司、香港中国邮船公司等都有参股。^[40]

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表现在国家对内、对外的各种政治、民生等事务中，将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调和矛盾，防止内部不和，主张共同外御其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强烈的民族气节以及之后赴日考察中坚决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在排满问题上，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表现得十分分明，而非盲目地一棍子打死。“二次革命”后，黎元洪的民族思想转向到“反清”“反帝”和反对帝制上。在日本强占旅顺大连并且伤害中国国民后，黎元洪致电各个相关人物，体现出了爱国爱民、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33]

由于触及地方政权执掌者的利益，多数省份的都督们表示反对，包括革命党人因涉及到削弱南方各省的革命势力，也表示反对，所以这一政策只在湖北、四川、山西三省小范围地试行。但其积极因素却不容否认，“军民分治”对军阀、都督们占地为王乱施暴政，割据一方酿成“藩镇之祸”，把持兵柄抵制中央等行为是有着监督和制衡作用的。从后来各路军阀肆意妄为、武人干政的情形来反观，黎元洪这一治国思想确实是有一定的正确性在里面的。^[33]

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的思想虽然在政治格局上带来了曹锟独擅权柄的消极后果，但是积极的一面是，他的废督裁兵的主张却为民国政治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33]

辛亥革命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黎元洪认为必须从生产着手，发展工业，振兴实业。黎元洪本人也身体力行，大力发展实业，投资领域涉及金融、矿产、林业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多个方面，对外抵御外资入侵，促进民族企业发展，保护国民经济命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政治措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普及教育，军事方面要有防守的军备，经济发展上要赞成外资发展实业。黎元洪还特别重视新闻舆论对政治的导向作用，以及在民初稳定政权上，黎元洪认为应该颁布官制来稳定大局。^[33]

黎元洪的政党观念包含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观念。加入的政治党派。（一）民社。民社是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等革命党人于上海成立的新派政党，其目的在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达。黎元洪考虑到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幕后支持民社活动，成为民社的实际领袖。（二）武学社。武学社事民国元年十二月由陆海军人于湖南会馆正式组成的团体。改党派以联络感情、增进智识、提倡国民主义，促进全国征兵，振奋国民精神，洗国民军积习为宗旨。改会推举黎元洪、黄兴等人为名誉社长。（三）共和党。共和党是1912年5月袁世凯为在临时国会中与同盟会对抗，将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党派合并而成立的。该党标榜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顺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等。黎元洪被举为理事长。（四）进步党。进步党是1913年5月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组织取合议制，理事长黎元洪，拥护袁世凯。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政党政治体制有助于民主执政，黎元洪倾向于混合内阁。^[33]

黎元洪由于从北洋水师学堂开始受到严复的影响很深，思想上早已倾向于君主立宪，所以其的政治立场也在君主立宪派。宪法是立国的根本，黎元洪非常重视制定宪法。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过后，下令国会恢复宪法。黎元洪还重视地方制度建设。早在1902年，黎元洪就主持制定了我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还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将弁学堂章程，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新式军官。武昌起义发生后，黎元洪领导湖北军政府拟定了民国第一个政府组织法《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都督握有军政大权，军政府由司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事部构成，四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这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省一级政府组织法案。紧接着，黎元洪与宋教仁等人还商议制定一部根本法，作为将来民国宪法的蓝本，这就是后来诞生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改法效仿美制，主张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保障公民权利，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职权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为将来组织临时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33]

在民国政体问题上，黎元洪主张实行共和主义，其就任都督职位后，公开声明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在南北议和中，黎元洪的立场与黄兴等人一样，主张袁世凯可以当选总统，但前提条件必须是赞成共和主义。黎元洪虽然主张共和主义，但是他对立宪政体是持不反对态度的。^[33]

^[41]

黎元洪成为鄂督之谜

第一种说法，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的矛盾，给黎元洪就任鄂督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主要是两个团体成员构成不同而导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所以，两个革命团体走向联合革命道路后，最高领导人选难以解决。超然于这两个团体之外的“湖北人望”黎元洪就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鄂督人选。^[42]

第二种说法，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就有黎元洪为鄂督的讨论。也就是说，首议黎元洪为都督的，始于革命党人自己。这种提议虽从未形成决定，但在革命党人的私下交谈中，却多次出现。 ^[42]           

第三种说法，辛亥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遂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鄂督。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的状态，使得革命首义人物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推举黎元洪的可能性增大。^[42]

第四种说法，黎元洪成为鄂督是革命党人威逼的结果。萧致治、任泽全撰写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初探》一文认为：革命党人的胁迫，促使黎元洪的态度发生转变。^[42]

第五种说法，黎元洪出任都督是立宪派倡议的结果。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和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以及若干议员到咨议局召开联席会议。咨议局议员大多数是立宪派人士，有人提议有革命渊源、且与立宪派交谊深厚的旧军官黎元洪作都督，立宪派当然不提反对意见。^[42]

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叶楚伧：诚朴得诸天，福运过于人，小人所引为傀儡，君子能谅其苦哀，虽非揆kuí乱之才，不失自好之士。气度有余，聪明不足，其善容嘉言处，即受人挟制处。^[43]

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教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外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儒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率其家；身为一国之长，必不是以保其国。^[44]

黎元洪自评：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45]

东北领军张学良：缔构新邦，功垂宇内。^[46]

史学家章开沅：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瞒姗，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47]

武昌起义首领之一熊秉坤：“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48]

民国学者薛民见：黎元洪乃近代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人物之一，有别于袁世凯、徐'世昌、段棋瑞、冯国璋辈者，其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意识较多，而封建主义色彩不若袁等之浓耳。^[49]

学者冯天瑜：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如果将其置于历史天平做一总的权衡，黎元洪堪称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他在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路途的曲折坎坷。^[50]

学者王天奖、刘望龄：如果把黎元洪从一开始就作为篡窃首义政权，蛀蚀革命果实的角色来进行描绘，是有欠公允的。然而，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台产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就否定了他破坏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劣迹昭彰的：诸如攘夺首义政权，离间和残害革命势力，裹胁“独立”各省向袁世凯妥协，破坏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的。^[51]

关系人物父亲黎朝相，1884年2月26日暴病而亡母亲陈氏，1878年12月18日病故，年仅38岁正妻吴敬君，生于1870年7月25日，卒于1930年，享年六十岁妾室黎本危，如夫人，1904年进入黎府长女黎绍芬，生于1901年6月16日，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赴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后加入民革长子黎绍基，生于1903年7月7日，1920年赴日本就读于日本贵族学院次女黎绍芳，生于1906年12月29日。1914年与袁世凯第九子袁克玖订婚次子黎绍业，生于1911年7月29日。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民革委员、天津市文史馆馆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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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很注意健身。每日早饭前，他总要做一次体操。中午有午睡的习惯，但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沙发上。他非常喜爱骑马与散步、打网球和滑冰。黎元洪在天津租界的住宅是一处美丽的花园，他在花园里自建了一个网球场，并且经常在下午打上一个小时的网球健身等到冬天来临，黎元洪就让人把网球场浇上冰，改打网球为溜冰 在北京大总统任上，他常到北海去溜冰。黎元洪晚年的闲暇生活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黎元洪不好烟酒，也不喜欢赌博。他最大的三个爱好就是书法、京剧和交朋友。黎元洪平素就喜好书法，字如其人，厚重有神。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黎元洪回乡祭祖，他送给乡里乡亲的礼物就是他亲自手书写的“福”字，由此可见黎元洪对书法的注重。晚年息居天津后，他重是日日临池，不知疲倦。遇到有人索要墨宝，他提笔就写。^[56]

武昌起义的时候，黎元洪逃到刘文吉的家中。马野马在《床下英雄传》中云：“众兵赶至刘文吉家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元洪的踪迹，只隐约听得木床的抖动声。他们在床铺上、床架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以吓唬口气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下直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黎某平时带兵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床的掀床，拉人的拉人，将黎从床底下拖了出来。”^[57]

黎元洪墓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即现今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内。黎元洪墓始建于1935年，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历史遗迹。这里有宏大的墓道和巨大的墓冢。在墓前，留下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墓道，墓道的尽头是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字样的墓碑，墓碑后面就是圆形、大理石堆砌的黎元洪墓，墓的后面是一块记载大总统生平的巨大碑石。碑文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撰写。墓的前面设立了高大的牌坊。牌坊正面正中四个大字“共和磐石”苍劲有力，背面正中刻的是“乾坤正气”四个大字。“共和磐石”牌坊2010年末，武汉市人民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斥资2000多万元专款，重新整理和修复黎元洪墓，除了对整个墓园进行了维护，拆除了周围的四栋房子，将墓园扩大到12亩，并增建了黎公亭、游廊等，补种了樱花、桂花等树木。^[58]

该币正面图案中央为黎元洪戴军帽像，珠圈外上环镌中文隶书体“中华民国”4字，下环镌中文隶书体“开国纪念币”5字，珠圈外左右两侧有梅花图案；背面图案中央是竖镌“壹圆”2字，珠圈外上环镌英文“THEREPUBLICOFCHINA”(中华民国)，下环镌英文“ONEDOLLAR”(壹元)。两侧偏下有五角星。^[59]

黎元洪总统故居位于大悟县彭店乡黎河村黎家河。黎元洪故居纪念馆及其设施的规划与设计目前均完成。故居建设资金，将通过组织社会资金和捐资方式筹集，总投资约300万元，占地面积4亩，故居土地征用工作正在展开中。黎元洪总统故里建成后，将成为大悟名人文化旅游景区。^[60]

其一，在英租界盛茂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19号)是他1912与1918年先后以黎大德堂名义购自英租界工部局，8.096市土地共三块亩，后又购自张金鉴堂上地4.69市亩。黎氏在买进这些土地后，委托一个外国建筑师，先后建成东楼、中楼、西楼、戏楼与花园等，共建房171间，建筑面积8516.5平方米。其中楼房150间，平房21间。东楼房是一所西式二层带地下室混合结构，机砖、瓦顶，双槽门窗，菲律宾木地板；西楼为法式三层楼房，高台阶，楼上有平台、凉亭、装饰富丽堂皇。中楼又叫鸳鸯楼，也是一所西式二层楼房，前后被花园围绕。戏楼有休息厅、客厅，一些著名的最新演员在此唱过堂会。^[61]

其二，在德租界威廉路(今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是黎氏1917年以宋卿府君名义购置的一块3.72市亩房产，经拆除后修建成一所花园住宅，共有房44间，建筑面积1878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层洋楼，砖混结构，混水墙，砂石面，尖形瓦顶，大理石台阶，整座建筑与室内装饰都十分讲究。院内有喷水池、方亭、石雕仙人像等，黎氏于1928年即死于这寓所。以上两所住宅几经拆改建，原建筑不复存在。^[61]

影视作品时间类型扮演者《走向共和》2003年电视剧蔡伟^[62]《武昌首义》2006年电视剧李成儒^[63]《大长垣》2007年电视剧闾汉彪^[64]《辛亥革命》2011年电影姜武^[65]《辛亥革命》2011年电视剧翟万臣^[66]《建党伟业》2011年电影范伟^[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