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

杨增新(1864—1928年），字鼎臣，号苣臣，云南蒙自人，清末民初政治家。^[1][2]

咸丰九年（1864年）杨增新出生于云南省蒙自，是三兄弟中的次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举人，次年己丑科第二甲第31名。^[1][2]历任甘肃中卫、平远知县，宁夏知州、知府。^[3][4]宣统元年（1909年），杨增新前往新疆担任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的道台职务。随后，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二年（1910年）晋升为新疆提法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调任镇迪道尹，同时担任新疆提法使一职。^[5][6][7]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新疆陷入混乱状态，^[8]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独立”，内有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6]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疆伊犁地区爆发革命起义。杨增新升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5][6]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集中全力先攘外后治内。民国二年（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现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6]在新疆危机四起时期，杨增新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地位分而治之稳定局势。最终在民国七年（1918年）成功实现统一新疆的任务。^[6]民国十七年 （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亡，享年64岁。^[9]

杨增新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他以谋略获得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支持，成功将阿勒泰收回并纳入新疆的管辖范围。^[10]而且杨增新致力于维持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面临财政困难，杨增新通过与基层的沟通和互助，保证新疆的领土和完整，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贡献。^[10]著有《补过斋文牍》^[11]《补过斋日记》^[12]《读易学记》等。^[13]美国人拉提摩尔评价杨增新在处理当地各民族力量之间的平衡方面表现出色，使得新疆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此外，他还与苏联签订了通商协定，有效地阻止英帝国在新疆的势力扩张。^[14]

咸丰九年（1864年）杨增新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大莫别村，字鼎臣，又号苣臣，是三兄弟中的次子。^[4]杨增新从小深入研究经史，精通诗词歌赋。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仅24岁的杨增新成功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最终名列第一百二十七名的三甲，并被赐予同进士的身份。^[4]

光绪十五年（1889年）签分到甘肃后，杨增新在甘肃任官18年，除去在父亲丁忧去世的三年里回籍守制，其余都在中卫、河州和兰州等地任职。杨增新在担任中卫职务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上奏督抚，请求废除“挽运粮”制度并详细列出了“挽运粮”制度的六大问题。奏请获得了陕甘总督的批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担任河州职务期间努力改善当地的社会状况。他采取了紧急措施来稳定和改进地方局势。他实施“就地正法”，果断处理了清军移交的反清义军士兵，恢复了地方的治安。为减轻人民负担，他减免了当地百姓的税赋，取消了制钱税，并将青稞赋税改革为小麦抵交青稞，使征税更合理和便捷，整顿税收程序，清除了不正之风，确保税收的公平与透明。^[4][15]

杨增新在河州任职时，不仅注重改善民生和社会稳定，还极力促进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当地教育几乎被荒废的情况下推动书院的建设和教育的发展，重建因战火而遭荒废的河州凤林书院，创办了宁河龙泉书院（今和政县）和莲花堡爱莲书院（今永靖县）。^[15]

杨增新在甘肃任职期间，一开始得到了崧蕃的欣赏和支持。后来蒙古贵族升允接替崧sōng蕃担任陕甘总督，任后改变了宽松施政作风，导致当地民众负担加重。杨增新“无为而治”理念与升允的理念存在冲突，加上夫人冯氏与两个儿子都因瘟疫去世，杨增新产生了离开甘肃的想法。^[16]

在宣统元年（1909年），杨增新得到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前往新疆担任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的道台职务。随后，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二年（1910年）晋升为新疆提法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调往镇迪道尹，同时担任新疆提法使一职。^[5][6][7]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新疆各地政局发生变化，直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新疆全省陷入混乱状态，各地冲突不断，民族矛盾复杂，加上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新疆成为了一个不稳定的地区。^[8]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内有北洋政府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为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出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6]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革命起义。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面临局势动荡，杨增新自告奋勇，提出保卫省城、维持治安的建议，并请求招募军队。袁大化同意了他的请求，杨增新迅速招募了五个骑兵营，并自任统领。不久之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17]，但袁大化未能履职，随后被换成喀什道尹袁鸿佑。后因袁鸿佑被人暗杀，杨增新升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5][6]

杨增新面对动乱情势，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威胁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畏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巍然不动。民国二年（1913年）10月，沙俄驻阿尔泰领事擅自限定新疆军队驻地不准前进；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6]

在新疆危机四起的时期，杨增新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正统地位，分而治之稳定局势。他与西面的伊犁达成妥协，将革命党人的领导骨干分散安置于各地，并利用重金或胁迫等手段迫使他们辞职。对于东边的哈密铁木耳起义，杨增新冠以"招抚"之名，派遣使臣招抚起义领袖铁木耳，并杀害了铁木耳。对于南疆的哥老会，杨增新一方面派兵坚决镇压，一方面利用金钱和官爵进行离间分化，导致哥老会内部相互告密、自相残杀，几年后该组织几近灭亡。对于北疆的阿尔泰，当外蒙叛军进攻科布多时，杨增新奉命派遣精兵前去援助，尽管援军未能及时到达，科布多失守，但他保住了阿尔泰地区。最终在民国七年（1918年），杨增新撤销了阿尔泰办事长官之职，将其划归新疆管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杨增新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成功实现了统一新疆的任务，保住了新疆的安定和发展。^[6]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7日上午，杨增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遭到了刺杀。刺杀行动是由张纯熙等人策划并执行的。在典礼之前张纯熙受樊耀南的嘱托负责迎接政府要员，并以此为机会指挥杀手对杨增新实施刺杀。然而在典礼开始时杜发荣等人的警觉使得原计划失败，将刺杀行动改到典礼后的宴席上进行。^[18]

毕业典礼结束后，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在学校教室设宴席招待各位官员及嘉宾。杨增新与建设厅长阎毓善、旅长杜发荣等人居中一桌。宴席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张纯熙突然出现，并回答了樊耀南的问话，这同时也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执行刺杀行动的信号。问话之后，一名叫做刘锦臣的侍者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了杨增新。他原为从苏联归国的华侨团长刘连科的马弁，因为刘连科被杨增新所杀，所以一直伺机复仇。^[18]

杨增新受到意外袭击，一时不知所措。随着枪声响起，他被子弹击中胸部，但并未立即致命。随后几名打扮成侍者的刺客也冲入宴席现场，向杨增新连续开枪。尔后樊耀南指挥手下快速撤离现场，并亲自向杨的尸体开枪确保杨增新死亡。最终杨增新被刺身亡，享年64岁，结束了他统治新疆17年的生命。^[18]

杨增新遗体经苏联运至北京。民国十八年（1929年）被安葬于昌平南沙河一带。1950年杨增新墓被拆毁，石料用于整修河道。现仅存墓碑一块，立于南沙河北岸，为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19]

杨增新在内政方面以老子的思想为基础，强调“无为而治”，即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限制，让自然的力量自行调节社会秩序。他倡导“浑噩长为太古民”，鼓励人民在自由自发的状态下生活和发展。在政治和财政改革方面，杨增新进行了建制调整，使各地更易于受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控制，加强了地方统治力量。他还整顿吏治，打击腐败现象，奖励垦荒，提高财政收入。从外他的裁军政策维护了相对较长的安定和平。^[19]

为了确保新疆地区的稳定，杨增新在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在与甘肃、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地区驻军，并设置了关卡，以严密监控边境情况，防止甘肃、青海军阀、外蒙古黑喇嘛和革命党势力向新疆渗透。民国17年(1928年)6月，杨增新向南京的国民政府发电，表示服从其领导，并改变了原先的旗帜，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新疆的象征。同时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职务，负责管理和领导该地区的政务。^[19][20]

在民族和宗教政策方面，杨增新采取了一种怀柔牵制的策略，以防止动乱的发生。他一方面通过笼络和支持各民族上层王公，使这些集团之间相互牵制，同时也尽量调整少数民族之间和回汉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相互牵制的效果。在宗教方面，他坚持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动的原则，但加强了政府对清真寺和伊斯兰经学院的管理。他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的现状，并通过宗教来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对当地产生影响。^[19]

杨增新在位期间，苏俄政府对俄境内华侨进行了一系列的排华行动。他不仅向苏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还积极协助俄境内的华侨，向其提供食品等援助。在面对英、俄两国的压力时，杨增新能够果断地采取行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苏俄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要求英国取消原有的最惠国待遇，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通商权利。在面对外蒙古军队的进攻时，他坚定地采取措施，多次击退外蒙古军队，保证了新疆领土的完整。在俄国内战期间，杨增新始终坚持中立原则，保持与各方的良好关系，成功地降服了逃入新疆的白俄军队，并将其改编为“归化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战的侵扰。^[19]

为了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杨增新采取多种举措。在石油业、制造业、农业领域，他请求中央政府派遣专业人员来新疆，并派遣新疆学员到外省先进地区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外他还向中央政府呈文请求调派农业学生来新疆帮助发展当地农业生产。此外，杨增新还在新疆成立了蚕桑局、煤炭公司、棉纺厂、畜牧公司、皮毛公司、新疆省制纸传习所等机构，同时对金矿、铜矿、铁矿等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为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21]

杨增新在新疆运输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意识到新疆远离西伯利亚铁道的地区交通不便，通过新疆驻天津人员在津沪购买车辆，并着手修路、建厂、盖房，训练驾驶人员，为开辟迪塔长途汽车做好充足准备。杨增新还主持成立汽车总局并聘请专业工程师雅特其纳设计并建成厂房、办公室及宿舍，为新疆的汽车运输业奠定了基础。^[22]

《补过斋文牍》^[11]

《补过斋日记》^[12]

《读易学记》^[13]

《新疆都督 杨增新》一书中提到杨增新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在维护新疆领土完整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能力，成功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一方面，杨增新的执政方式也多被批评。在处理官员腐败问题时，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例如处决贪污公款的官员，以及借助上帝庙来迫使官员恪守法纪。而且他作为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典型人物，未能顺应时代的进步和变革，缺乏对新思潮的包容与接纳，这也是学术界没有对他形成人物专著评传的原因之一。^[23]

关于陈济棠被杀的事情，有三种说法，贾逸君在《民国名人传 上》提到杨增新是被外交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单人所杀。^[24]

杨新才在《新疆之谜》中指出冯玉祥才是杀害杨增新的主谋，金树仁和张纯熙具体组织实施了谋杀行动。冯玉祥和金树仁想要取代杨增新，就将杨增新杀害并嫁祸樊耀南，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25]

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中提到是樊耀南和金树仁合谋杀害的杨增新，当时金树仁以办公为名，在毕业典礼之后没有参加宴席，应该是和樊耀南发生矛盾，临时改变主意。^[26]

樊的长孙樊明莘2001年在台湾出版《新疆三七血案真相》一书，替祖父樊耀南鸣冤叫屈。^[27]

光明网在《无可替代的杨增新》中评价杨增新在新疆的主要贡献大致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他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在清朝灭亡后，新疆与邻近的内外蒙古被分治，外蒙古追随俄罗斯。阿勒泰地区在清朝时期归属于外蒙古，而阿尔泰山是北疆的制高点。杨增新意识到如果不收复阿勒泰，俄国很可能将其纳入其版图。他以谋略和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支持，成功将阿勒泰收回并纳入新疆的管辖范围。^[10]

其次杨增新致力于维持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在清朝时期，新疆依靠“协饷”来维持整体格局，每年从东南沿海的富庶省份得到二三百万两饷银，用于支付官员和军队的薪金。但是随着清朝的灭亡“协饷”停止了。面临财政困难，杨增新通过与基层的沟通和互助、谋略和智慧，保证了新疆对于中国的归属权，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贡献。^[10]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杨增新坚守立场，以不同民族在新疆的共同点为基础，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尊老爱幼等价值观，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10]

美国学者拉提摩尔评价杨增新在处理当地各民族力量之间的平衡方面表现出色，使得新疆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此外，他还与苏联签订了通商协定，有效地对抗了英帝国在新疆的势力扩张。^[14]

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惟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28]

学者马大正先生做出归纳，称其为“反对疆独第一人”。^[10]

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评价杨增新说：“老将军在世的时候，我们罗布人的天地非常宽广。”^[10]

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与北部边疆研究室主任奥其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宗旨或者说它的核心，就是经济合作。过去人们理解得很简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修路，实际上这种合作包括经济的、能源的、人文的、文化的互联互通。那么中国要跟丝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进行合作，新疆的稳定是首要的。没有新疆的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也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治理新疆、保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的措施和办法，有借鉴的意义。^[10]

学者马雪松在《杨增新时期新疆司法的改进状况》中对肯定了杨增新的政策，认为他在禁止刑讯和罚金、改良狱政以及发展司法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为新疆未来司法改进打下了基础。^[29]

学者葛浩在《修渠与招垦:治术、策略及其实践--兼论民国初年杨增新治理新疆之道》中评价杨增新重视农业发展，积极调用社会资源，通过向贫民分田、反对富户或地方官兼并大宗土地等措施，加强了国家与小农的社会结构。^[29]

学者何永明在《略述北洋政府时期新疆的职业培训》中指出杨增新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新疆设立了政治、军事研究所等机构，并成功培养了政治、外交、技术等多种人才。这些举措不仅为新疆注入了各类人才，也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29]

学者陈慧生在《杨增新与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创立》中对杨增新教育政策的批评，认为杨增新推行的教育政策存在愚民政策的倾向，并且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新疆的教育水平落后。此外他也对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未能培养出合格的外交人才表示批评。^[29]

原配：谢氏。

继配：冯氏、崔氏、陈氏。^[30]

长子：杨应河，生母冯氏。

次子：名不详，早夭。

三子：杨应坤，生母陈氏。

四子：杨应艮，生母陈氏。

长女：杨应桓，生母冯氏。

次女：杨应玖，死于天花。^[30]

杨增新对官员贪污行为极为反感，他深知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杨增新上任都督之初果断处决贪污公款和漫天高价贱卖民粮的迪化知事谢雅兴和伊宁县知事廖焱。为防止下层官员腐败，杨增新通过在迪化修建一座名为“上帝庙”的庙宇，其中只供奉一块写有“上帝”二字的木牌位，并配以孔子的牌位。每个新任官员上任前都必须前往上帝庙参拜，面对上帝和孔圣人，发誓恪守法纪。通过将西方至尊上帝与中国的孔老夫子结合起来，杨增新试图运用中西合璧的力量迫使官员们恪守为官做人之道。^[31]

杨增新的祖先原居江苏上元（今南京），杨家族的始祖在明末时期从江苏迁移到了云南。明末时杨增新的始祖杨达被朝廷任命为临安府建水县知县。随后，杨家族又迁居至蒙自，安家在偏远的大莫别村。^[4]早在公元前4世纪，蒙自就是通往云南内陆与交趾（今越南）以及内地连接的重要道路，是云南的交通枢纽和商埠，被誉为滇南要道。大莫别村则坐落在云南红土高原上，被崇山峻岭所环绕，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4]

杨增新的墓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碑文由2500余字组成，采用汉白玉制成。整个墓碑龙首龟趺fū，造型独特，富有特色。碑文详细记载了杨增新的生平事迹和任官简历，尤其强调了他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期间所取得的卓越功绩，包括妥善处理民族事务、应对外侵内患等方面的表现，展示了他的治政才华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