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尔夫·欧肯

鲁道尔夫·克里斯托夫·欧肯（德语：Rudolf Christoph Eucken，在中国也常被译为“倭铿”、“倭伊铿”、“奥伊肯”等，1846年1月5日—1926年9月15日）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欧肯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求学，研究文学、哲学和宗教，后来在巴塞尔大学和耶拿大学任教，并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

欧肯是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生活哲学”，他从精神的自由、独立性、精神生命的运动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生命哲学理论，试图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从而实现对人生的升华。欧肯在其主要著作《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中提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克服自然与精神、个体与总体的矛盾，使之不断走向二者的统一，成就崇高的人格；他的《近代思想的主潮》一书对欧洲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是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2]

欧肯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学生马克斯·舍勒 、张君劢等人继承并发扬了他的精神生活哲学，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思想体系。欧肯的哲学思想从民国开始在中国传播，对于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评价欧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了巨大热情和力量、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4]德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评价，“欧肯是世纪转换期间德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之一。”^[5]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更是把欧肯和孔子的思想相提并论，倍加推崇。^[6]

鲁道尔夫·欧肯，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北部奥利希城。他幼时坎坷，父亲早亡，被母亲抚养长大。欧肯自小就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世界里，勤奋好学，时常会思考一些千奇百怪不符合其年龄段的问题。受到了母亲家族的影响，他对于宗教领域的内容十分痴迷。^[1]

欧肯曾在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柏林大学(Berlin University)求学。在哥廷根大学时期(1863–1866)，洛采(Hermann Lotze)曾是他的老师。在转入柏林大学之后，他拜在特伦德伦堡(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的门下，思想上深受特伦德伦堡的影响。在学徒时代，欧肯最喜欢和崇拜的哲学人物是亚里士多德。最终他以一篇题为《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本质》(De Aristotelis dicendi ratione)的学位论文在哥廷根大学申请了古典语文学和古代史博士学位。^[1]

和他那个时代的某些哲学家一样，欧肯首先是从事了几年的中等中学教师的职业，随后再回到了大学。他于1871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哲学系教授，与尼采互为同事。1874年前往德国耶拿大学( University of Jena)任教，直到1920年在任上退休。^[1]

在瑞典哲学家同行群体的提名下，欧肯在190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说：“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4]

诺奖的获得，加之在哲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欧肯的声誉在国际上迅速提高，美、英、日、中等国的机构和学者纷纷邀请他去访问讲学。1912-1913年曾在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交换教授。1914年在东京任客座教授。1920年从耶拿大学退休。1926年9月15日，在耶拿与世长辞，终年 80 岁。^[7]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精神生活哲学”，欧肯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概念为中心，应该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为中心。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克服自然与精神、个体与总体的矛盾，使之不断走向二者的统一，成就崇高的人格。这一切创造和进化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来自宇宙的生命推动力决定的。欧肯想以“精神生活哲学”来统一、整合哲学史上自然主义与理智主义、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主观出发的唯心论。^[8]

这部书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是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之一。欧肯在书中探讨了近代思想的主要趋势和流派，以及这些思想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的影响。他强调了个人精神和道德的重要性，并试图超越传统的哲学和宗教观念，寻求更加综合和超越性的解决方案。《近代思想的主潮》是理解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参考书之一。^[9]

以上表格资料来源^[10]

欧肯所处的时代，基督教信仰崩溃，物质主义盛行，人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忙碌的现代人投身于辛勤的劳作，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陷入了“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漩涡”。因此，欧肯之所以提出生命哲学，是跟当时 19 世纪末的精神危机密切相关的。并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各种冲突和矛盾都聚集在德国，德国社会变得越 来越动荡不安。各种社会问题涌现，人的现实生活矛盾日益增加，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由此，种种问题的出现都反映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内部都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人们一直以来信奉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事实就这样发生并呈现在我们眼前，引发了人们的深思，也推动了非理性思潮的兴起，生命哲学是伴随非理性思潮 的大背景而兴起的。随后欧肯分析了对以上发生的问题的传统解决方案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即从宗教生活的私人化与世俗化、人本主义的衰退、内在论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自然主义的弊端四个方面。他意识到了传统解决方案的失效，由此奥伊肯开始着手对人生哲学体系进行分析与重建。^[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奥伊肯认为应该从整体全面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拒绝片面性的认知。最初人类是以一种高傲的姿态来对待事物的，其认为人类是地球文明的主宰，拥有绝对的权威与崇高的意志。但是现代社会的出现，逐步地打破了人类自以为是的幻想。在这时人类开始意识到实际上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物种，我们人类和万千动物的生命在和自然的关系上并无多大差别，都只是自然这个大家庭里的一部分而已。自然对于人的重要性也变得不言而喻，因为人们同样发现了人离不开自然，人需要自然。欧肯认为，在人们相对可以正确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之下，人们开始理解并接受了这样的关系模式。他还提到，“认识独立的精神生活就要承认我们生活中新生的基本关系。”由此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快了，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向我们走来，陈旧的生活理念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此外，欧肯认为人有了自然的意识，人类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自然的超越。这里所指的对自然的超越，人们主要还是停留在对自然所展露出来的各种现象的一个物理认识层面。欧肯说：“一种显然有别于自然生活的新生活从我们的灵魂中诞生了。”^[11]

新世界想要长久健康稳固地发展是需要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积极向上的活力的，这需要人类也需要不断向其靠近和努力。欧肯认为人类必须首先从根本上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需要有这样的两个前提，就是人类需要在两种层面上获得自由。“一是相对于独立的内在精神生活的存在形式，二是相对于人的变通能力的存在形式。”第一种情况是与人类本身有关，是关系人类自我的一个灵活应变形式的存在，第二种情况是从独立精神生活的内核来考虑，人类在这种意义上是需要自由地存在的。在欧肯看来，自由的重要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由的能力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崭新的激励，从而使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自由就是真相的代言人，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对真相的理解和无限的力量。当人们的自觉意识逐渐苏醒，逐渐对自由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人们在对自由的认知中，自身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影响。^[12]

欧肯建构的新人生哲学体系中，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是其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特性。接受奥伊肯思想的人很容易会这么主张：“所谓精神生活之独立者，即超越感觉世界而成之新生活也。”66 精神生活想要发挥作用，不是孤立地完成这个事情的，它需要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和人类交往的过程之中，实现其意义。同时，在精神生活发生作用的整个过程之中，精神生活自身已经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创造一种源自精神生活的现实，也只有如此精神生活才可以在世界之中获得相对独立的存在。^[12]

欧肯认为，真理与实在是精神生活的显现，无论精神生活的概念中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它都可以在真理和实在的范畴内找到相关内容，这是人类对任何事情产生的共同认知以及所达成的某种真理性存在。真理问题是离不开生活的摇篮的，真理诞生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并在生活日日夜夜的抚育下茁壮成长。可以说，真理与现实并不是割裂开来毫无关联；与此相反，他们两者在各种维度上彼此都是紧紧相关的。在面对真理和现实这两个对象的时候，欧肯认为很容易发现的是，其二者往往在面对社会中一般初级性的存在时，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虽然说这样的情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之中逐渐被无形之中的内在力量的发展中被超越被取缔，但是总有极个别的存在，固守己见并且试图挑战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没有人可以与历史的脚步相抗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在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如果不做出根本性地改变，来一场浩浩荡荡的大变革，就会将人类自身陷于其中进而使得人类更加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会越来越离不开外在事物对自身的影响，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会被大幅削弱。基于此，欧肯认为人类必须要进行改革，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有所结果，产生一个核心的可以支撑人类发展的“特殊物”出来。这样的“特殊物”对于人类来说将会变成一个托举着人类发展的基石般的存在。^[13]

欧肯认为人们需要清楚的是，人类并不是生活得很舒适愉悦，而是强烈地感觉到了现实给人类本身带来的重重压力和各种沮丧不安。这样的情况也显示出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需要透过精神生活这个媒介使得人类的生活发生改变，甚至可以帮助人类超越生活本身，同时也表明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是像其最初给人类展现出来的那样。如果不作出任何改变，只是跟着生活的脚步，被迫地向前发展，是不会真的体会到精神生活深层次的意义的。人类已经感觉到了支撑人类发展的东西不是取决于浮于表面的事物的，而是依靠人类自身内在的力量。但是当人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发现了自身内在力量的薄弱，内在坚毅力量的匮乏，思想意识的浅薄等。但是正是因为人类想要改变，想要突破自身，才使得人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欧肯认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埋藏在人类内心的精神意识，正是这种精神意识的觉醒人类才有了前面讨论的对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相对正确地认知。所以说，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处于精神层面十分匮乏的现实状态之中，因为如果人类内在的精神意识完全处于一个洼地的话，就不会使得人们逐步开始产生了对生活更高的诉求。^[12]

欧肯认为精神生活本身并不是像普通的事物一样可具象化的东西，它是思想意识层面的一种存在，所以在人们试图将精神生活的变化过程以一个相对比较可理解的过程呈现的时候，必然会有重重困难出现。但人类在面对精神生活的时候，至少有一点欧肯是可以确切无疑的，这一点就是精神生活一定是区别于人类现实生活意义的存在。欧肯认为精神生活最初级状态的呈现，慢慢地会引领人类去更加关注和重视对精神生活领域的坚持探索和深入挖掘，最终能够在整个精神生活的变化发展以及其运动之中找寻出一定的规律，来帮助人类完善和构造属于自己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的世界。在精神生活的初级状态之下，想要更快地推动精神生活大跨步式的发展，只能借力于人类的实际生活运动。通过人类生活所积累的种种经验以及人类螺旋式前进的步伐，再加上人类在面对实际现实冲突时所做的种种斗争等等方式来推动精神生活的发展。^[14]

欧肯认为，在物质文明的凯旋巨幕之下，人类的精神需求被完全地忽视了，而这种忽视的后果就是生命意义的匮乏。世纪末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生之中，并因此感到焦虑、痛苦、彷徨与不安。这种匮乏的程度如此之严重，以至于非但人们感到自己生活丧失了意义，并且对生命的价值或意义的追求活动本身已经变得异常地难以进行。对此，欧肯从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对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诊断。他认为，人们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和外在事物的满足是症结所在，这将使得人们丧失对于自己心灵的关注与守护，从而使得内在的生命力枯竭。在此种诊断的基础上，欧肯给出了自己特有的治疗方案:通过对人类内在精神的哲学与宗教的分析，唤醒沉睡已久的内在心灵；通过来自哲学与宗教方面的持续不断地呼唤，号召内在生命的复生；通过由伟大前辈们的典范式人生所给出的洞见，向内挖掘出强劲的生命之活力。^[7]

欧肯生命或生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初级阶段是自然生活，高级阶段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伦理的，包括现实的理想与目的在内，人格就是它的属性。精神生活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将个人的精神，与隐伏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精神生活系统和统摄宇宙的精神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就是超越自身、超越自下而上的此时此地、由被束缚、被动的生活进入向自主的生活。^[2]

欧肯对于基督教的现状并不满意，但他高度赞扬广义的宗教对于人类的教化作用。他认为，正是宗教向人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给生活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给了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历史。在欧肯看来，宗教本身的重要性是超出一切宗教的差异的，其实质是“承认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内心中”。^[14]

在20世纪10年代有十几本英文著作是专门介绍欧肯的哲学思想的，其中琼斯(W. Tudor Jones)在欧肯哲学的研究与探索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系统全面。他的著作《鲁道尔夫·欧肯哲学的阐释》(An Interpretation of Rudolf Eucken Philosophy)一书共分为十四个章节，全面系统地对欧肯哲学思想进行了解读^[11]。梅隆(S. H. Mellone)在《欧肯的理想主义》(The Idealism of Rudolph Eucken)一文中指出奥欧肯的理想主义是对现代“文明”的主要表面趋势的直接挑战。^[13]

欧肯的哲学思想在日本也有广泛的传播。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5月，森鸥外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名叫《打嗝儿》，是所谓《秀麿故事》之一。《打嗝儿》以奥伊肯的思想，尤其以《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基督徒吗》的摘要为核心，创造小说，叙述中插上艺妓被迫听这艰深故事时打嗝的情景^[15]。夏目漱石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写的《回忆》中有一章谈到奥伊肯，集中于“精神生活”一点，还进行了论述，同时也对“精神生活”进行了阐释。^[16]

欧肯思想在民国时期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12年10月《现代思想与伦理问题》的中译版刊行，这标志着欧肯首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之内。1913 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大致对欧肯以及其生命哲学做了简要的介绍。1917 年 6 月钱智修出版了《德国大哲学家欧肯传》一书，在书中系统全面地对欧肯生命哲学做了更具体和更细节的介绍。^[10]

在钱智修之后，又有李石岑和张君劢对欧肯生命哲学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与介绍工作。1924 年，李石岑发表了一篇名为《欧肯精神生活论》的文章。而作为中国近现代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张君劢mài，他求学时期曾经直接师从欧肯，学成回国之后，就大肆鼓吹他老师的学说，于 1920-1922 年期间发表了数篇介绍或研究欧肯生命哲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学术方法之管见》《欧肯精神生活哲学大概》等等。张君劢关于欧肯所写的文章让国内学界更近距离地了解了欧肯的生命哲学的种种。张君劢于1968年前往德国访学，归来之后又于当年发表了关于欧肯思想的文章，即《德国经济复兴的巨擘——欧肯》。在此篇文章中， 张君劢认为欧肯生命哲学对于德国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17]

目前而言，欧肯的代表著作《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已经有多个中译本，其他重要著作《新人生哲学要义》《宗教之真理》《近代思想的主潮》《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也都有了相应的中译本。^[1]

欧肯是上个世纪之交与狄尔泰、柏格森等齐名的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 他毕生致力于生命哲学的研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生活哲学”, 在许多作品中维护和发展了这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1908年欧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他对精神生活的执著探究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赏。^[7]

欧肯是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在当时作为“生命哲学”的“人生观”或“人生观学”的论说（“Lebensanschauung” oder “Lebensanschauungslehre”） ，为精神生活宣讲或证道，对后续的哲学圈子也有深刻的影响，甚至还产生了一个命名为“欧肯学圈”（Euckenkreis）或称“欧肯联盟”（Euckenbund）的团体组织，专门出版欧肯的相关著作。^[18]

欧肯的思想对于欧洲和世界的哲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生马克斯·舍勒创建了现象学价值伦理学，张君劢成为了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同样处于一个信仰失落与心灵不安的时代。欧肯向19~20世纪之交时代的人们呼吁的“每一代人的精神生命的革命”， 依然适用于现在的人们。^[19]

赫尔曼·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05.21-1881.07.01)，是欧肯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期的老师，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价值哲学创始人。他长期在哥廷根大学任教，1881年在柏林大学教职上病逝。洛采研究逻辑学、形而上学、美学等，著有《形而上学》《论美的概念》《医学心理学》等作品，他的思想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的西方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海怀德的观念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等思想流派均从洛采的思想中汲取了有益资源。^[23][24]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 ，是欧肯的入室弟子，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他是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博杂多方，研究遍及伦理学、宗教哲学、现象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相关著作有其遗孀玛丽亚（Maria Scheler）、舍勒研究专家弗林斯（Manfred S.Frings）编辑、誊写并整理的《舍勒全集》。^[25][26][27]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欧肯的学生，曾在德国跟随欧肯学习生命哲学，是欧肯思想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清光绪秀才，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哲学发展史》《思想与社会序》《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17][28]

德国现代经济学家，弗赖堡学派领袖人物，鲁道尔夫·欧肯之子。瓦尔特·欧肯曾在基尔、波恩和耶鲁上大学，1913年在波恩获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柏林大学讲师，1925年起任宾根大学教授， 1927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至1950年去世止。相关著作有《国民经济学基础》《资本理论的研究》等等。^[29][30][22]

1919年初，梁启超等一行六人拜访了欧肯(旧译倭铿或倭伊铿)。张君劢对此次拜访有一详细记载：“是为一千九百十九年正月一日，访倭氏于其宅中，谈约一时半之久，所谈不外精神生活与唯心主义之要点，任公先生再三问精神物质，二者调和方法……倭氏对于任公先生之所问，自知难以一二之哲学概念表示，乃屡屡以两手捧起赤心，以表示将精神拿出来参透物质之意，彼之两手捧赤心之动作一再不已，我之旁立而听者，尤感其诚意，相喻于不言之中。”之后，张君劢留在德国，跟随欧肯学习生命哲学。^[17]

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欧肯的颁奖词：“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4]

德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在其所著《生命哲学》中评价，“欧肯是世纪转换期间德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之一。欧肯代表了‘精神生活’的一种以文化新教派为方向的新唯心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发展成为一种个人的‘积极主义’。”^[5]

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欧肯的学生张君劢评价，欧肯的思想与孔子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极为相类：孔子之所谓诚，即欧肯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欧肯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欧肯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自然主义，但知所谓物，不知所谓心，只有欧肯的精神生活哲学，既不偏于物，又不偏于旧唯心主义之思想，兼心物二者，推及于人生全部，以人类生活之日进不息为目标。^[6]

德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认为，“欧肯同施本格勒和其他的生命哲学家一样是从‘生命’出发，他把生命称为‘原始现象， 在这种现象中和从这种现象里产生了所有一切我们称为是现实的东西’。” 但是他在原始生命现象中看到的不是简单的结构，而是在身体和精神的两极之间活动的阶梯式的结构：最低一级是“生存世界”， 高一级是“劳动世界”、“行为世界”、“创造世界”所组合的生活世界，世界的统一的目的正是要达到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完整的“理性”。欧肯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从方法论上看无疑是一种新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费尔曼因此评价道：“欧肯指出的走向精神生命统一的道路是一个不再能兑现的生命哲学的幻想。” ^[5]

1，在解题日益迫近，只有爱才能拯救自己的内在提升中，人也会承认这种爱。只有全能的爱成为人类自己的存在，“自然我”才会从贫困的狭隘中获得解放，我们才不致于陷入空虚中。^[7]

2，在自己的胡沼中徜徉——单纯与天真、感情与爱的纯粹人类感情，才是信仰的源泉。永恒的生活希望产生于人类纯粹的童心。^[7]

3，内在的独立，人类对本质生活的真正的提升，是获取深邃suì本质的战斗。^[1]

4，生活的伟大性已非存在于对外的成就，而是给根源的深邃性注入活力。^[2]

5，追问生命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如果属于一个党派，身心都沉溺在一种潮流中，就可以脱却内心的混乱，与一切怀疑都不发生关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