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通常称为尼采，德国^[注1]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散文诗人、文化评论家和作曲家。^[1]

尼采1844年出生于洛肯村的牧师家庭，1850年父亲和弟弟相继去世后举家搬迁至瑙姆堡和祖母一起生活。1864年考入了波恩大学，一学期后放弃了神学研究，追随文献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里施尔到莱比锡大学学习。1869年，24的尼采岁完成学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语言学副教授。1889年初在都灵突发精神障碍，从此无法工作余生都生活在护理中，1897年在其母去世后与妹妹一起搬到了魏玛，最终于1900年去世，享年55岁。^[2]

人们怀疑尼采的精神疾病是受到梅毒的影响^[2]，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3]，近来对尼采的医疗记录评估表明，遗传性脑中风这类疾病也可能导致他最后的精神错乱。^[4]

尼采通过“上帝已死”，揭露了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到来，宣告了西方传统基督式文化哲学在工业革命后的终结。而他也通过“超人哲学”“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哲学思想为这种危机提供了答案。尼采认为个体的意志和力量是最重要的，远比神、自然或其他超越个体的权威重要。他主张人们应该追求个体自由和超越人类的可能性，并且通过不断挑战现有的道德和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视尼采为先驱，但其“奴隶道德”“伟大政治”等思想也被批评为极端主义、虚无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代表。^[5]

1844年10月15日，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现德国）靠近莱西比的洛肯村，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Carl Ludwig Nietzsche）是一位基督教路德宗牧师，母亲弗兰齐斯卡·奥勒（Franziska Oehler）也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为了纪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四世49岁生日给他起名“威廉”。^[6]1846年尼采父母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两年后又生下他的弟弟。^[7]

但1849年尼采的父亲卡尔·尼采因患脑软化症去世，一年后年尼采的弟弟也去世了，在弟弟去世后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姆堡，尼采和祖母以及姑姑共同生活。在祖母去世之后，尼采的母亲依靠遗产租了自己的公寓，全家搬了出来。^[7]

最初尼采就读于普通男子学校，但由于个人原因最后被送到了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身世显赫的古斯塔夫·克鲁格（Gustav Krug）和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并与他们建立了童年时的第一段友谊。尼采也首次展露出在音乐方面的天赋。^[7]

1858年10月尼采考入普夫达（Pforta）中学并获得奖学金^[8]，在学校结识了保罗·德乌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弗赖赫尔·冯·格斯多夫（Carl Freiherr von Gersdorff），多年以后和他们依旧是老朋友。尼采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业余时间还能创作诗歌。^[9]学校以古典教育为主，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与他在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基督教教育环境完全不同，这让尼采开始重新建立关于世界的认知。在这段时间里，尼采遇到了年长的诗人恩斯特·奥尔特勒普（Ernst Ortlepp），他的个性和对政治的经验给尼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尼采的数学成绩很差，但他还是凭借自己在德语和古希腊等语言方面的特殊天赋通过了毕业考试。^[10]

1864冬季，尼采开始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和新教神学，并与威廉·路德维希·克拉夫特等人一起学习。^[11]除了学习之外，他还深入研究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包括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耶稣的生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布鲁诺·鲍尔的《福音评论家》。^[12]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一个学期后放弃了对神学的研究，这一度使他母亲非常失望。^[13]尼采想完全专注于古典语文学，但对自己在波恩大学的处境感到不满。为此，他以文献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里施尔到莱比锡^[注2]的变动为契机，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1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成为了弗里德里希·里施尔的语文学模范学生，并且认识了后来成为古典语言学家的欧文·罗德。^[15]

1865年10月，在前往莱比锡大学学习不久前，尼采研读了很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逐渐放弃了青年黑格尔主义。1866年在莱比锡学习期间读了另一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与此同时尼采仍在继续他的语言学研究，他与同学欧文·罗德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和他一起参与了莱比锡大学古典文学协会的创立。^[15]

1867年尼采自愿进入普鲁士军队服役，加入了位于瑙姆堡的第55野战炮兵团。然而1868年3月，在一次严重的骑马事故后尼采结束了军旅生涯。只能在养伤期间继续自己的学业，并且在此期间认识了理查德·瓦格纳。^[15]

1869年，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尼采因在古代语言方面的特殊能力在老师弗里德里希·里施尔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当时财政拮据的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16]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最重要的成就被认为是发现了量化原理，即认识到古代计量和现代计量不同是因为语音的变化。^[17]

1869年尼采搬到巴塞尔，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于同年4月解除了普鲁士公民身份，^[18]尼采在此后一直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份。^[19]同年5月他在巴塞尔大学以“荷马与古典语言学”为题发表就职演讲，1870年3月升为正教授。在普法战争期间，尼采再次参军并担任医护人员，在战争中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和白喉，因此在1870年10月选择了退伍返回巴塞尔大学授课。^[20]

在巴赛尔大学任教时尼采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并结为好友。尼采也很欣赏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注3]，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在此期间他经常拜访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妻子科西玛。^[21]

1872年，尼采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这是关于悲剧起源的研究，他用哲学思辨取代了传统的语言学方法。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从“阿波罗-狄奥尼索斯”的概念对希腊悲剧进行解释。^[22]然而他的同事们^[注4]，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语言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更是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认为这种放弃精确的语言学研究方式，改用哲学演绎的举措缺乏科学的严谨，这也代表了语言学界对这本书的主要看法。作为回应，尼采年轻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诚自己在学界被孤立的处境，并试图调任巴塞尔的哲学职位，但没有成功。^[23]

1873年起尼采开始撰写长文和短文，并陆续发表了四篇长文，分别为《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回应。第四篇《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名义上是替瓦格纳的音乐辩护，但已经隐含了对瓦格纳的批评。四篇长文后来被编汇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书的主题依旧是文化批评，而短文也在尼采死后被集结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4]

于此同时尼采活跃在瓦格纳家族的社交圈中，结识了玛毕达·莫森布女士和汉斯·冯·彪罗，并且开始了和保罗·雷的友谊，在保罗·雷的影响下尼采脱离了早期作品中的悲观主义。但1876年的第一届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平庸的表演和公众的愚昧让他反感，这促使尼采逐渐和瓦格纳保持距离，曾经的热情变成了冷漠，最终演变成了激烈的反对。^[24]

^[25]同年10月尼采前往索伦特过冬，此后再未和瓦格纳见面。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邮寄了《帕西法尔》，同年5月尼采《人性，太人性的》第一部出版，他回了瓦格纳最后一份信并附赠此书。在《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中讨论了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性别等各种议题，宣布了和瓦格纳及叔本华哲学的彻底决裂。^[26][27][28]在此期间，尼采想找一个结婚对象而未果。尼采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直到无法正常工作。^[24]

1879年，尼采辞去在巴塞尔大学的职务，结束了教授生涯。^[23]

在疾病的驱使下，尼采通过不断旅行寻找最适合自己生活的气候条件，1889尼采以自由作家的身份游历了许多欧洲城市，生活在不同的地方。^[29]经济上尼采主要依靠学校发放给他的退休金生活，偶尔还能收到朋友的资助。夏天尼采主要呆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夏，冬天则去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过冬。他时不时地会拜访瑙姆堡的家人，这段时期尼采常常与他妹妹的争吵，但最后都得以和解。 他以前的学生彼得·加斯特自愿担任尼采的私人秘书。^[30]

1879年尼采出版《人性，太人性的》的第二部分增补《各种看法和原则》，1880年出版第三部分《流浪者及其影子》，1881年出版了《朝霞》。^[31]

尼采的朋友中，有一位叫玛毕达·莫森布的女士，她是尼采的作为赞助人，在尼采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他还认识了音乐评论家卡尔·福克斯，和保罗·雷也一直保持联系。直到1888年，这段时间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31]

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同年他在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雷的邀请下前往罗马，在那里结识了女作家露·莎乐美，尼采被莎乐美深深的吸引，很快就通过保罗向她求婚，但被莎乐美拒绝，三人之间只能以朋友身份保持友好接触。尼采计划了和莎乐美、保罗两人一同旅行，他们去了意大利北部的奥尔塔湖，在那里拍下了三人的合照。之后不久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也认识了莎乐美，但伊丽莎白却十分厌恶莎乐美，最终在1882年的冬天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30]

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疾病的困扰和孤立的处境使尼采一度有自杀的倾向，和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因为莎乐美的原因恶化，最终他逃到了意大利的拉帕洛，在那里他仅用十天就写下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30]

尽管尼采与瓦格纳和叔本华哲学早已决裂，但随着1883年瓦格纳去世，尼采的社交圈只剩下几个朋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新的语言风格即使在尼采最亲密的朋友中也难以理解。虽然他不被当时的哲学主流认可，但尼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孤独，即使他经常抱怨这种孤独感。^[32]

他放弃了以诗人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短暂计划，1883—1885年间尼采一直再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由于他的书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生活上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分在1885年仅作为私人印刷品自费出版，共有40本，作为送给“那些让自己配得上他的人”的礼物，最终只赠送了7本。^[33]

1886年，他自费印刷了《善恶的彼岸》，1887年《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和《快乐的科学》也相继再版，尼采认为自己的工作暂时已经完成，并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尼采思想的兴趣在缓慢增加，只是尼采自己几乎没有注意到。^[33]

与此同时尼采认识了梅塔·冯·萨利斯和作家卡尔·斯皮特勒，并与戈特弗里德·凯勒会面。^[34]

1887年，尼采出版了《道德谱系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生活上一方面尼采阅读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35]一方面于依波利特·丹纳有书信交流，还认识了丹麦文学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和他交换信件，布兰德斯于1888年初在哥本哈根大学首次举办了关于尼采哲学的讲座。同年，尼采汇集大量笔记准备撰写名为《权力意志》的著作，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36]

1888年出版了《瓦格纳事件》这本书。规模空前的攻击了理查·瓦格纳，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在1888年秋天的著作和信件中，尼采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有更高的期望，他高估了人们对他的著作和名望的肯定。在完成《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决定下一本要写的书是自己的自传《瞧！这个人》。^[31]

1888年12月尼采与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灵堡开始通信，此时尼采认为自己的书正处于突破国际的边缘，并试图从过去的出版商那里买回旧作的版权，计划翻译成欧洲其他国家语言在国外出版，并于年底整理手稿出版《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37]

1889年1月尼采开始出现精神不佳的征兆，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了公众骚动被警方带回，当日具体细节已无从得知，比较广泛的说法是他在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尼采突然冲上前抱着马的脖子痛哭到“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就瘫倒在地上。^[38]

尼采先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给几个朋友寄出几封短信，^[39]奥韦尔贝克在看到信件后到都灵把尼采送到了巴塞尔的精神病诊所，此时尼采已经完全精神错乱，随后尼采的母亲把尼采转至耶拿接受治疗，但没有什么效果。^[40][34]1890年，尼采被母亲带回瑙姆堡的家中休养，这时他偶尔可以进行简短的交谈，回忆过去一些片段，但很快又陷入妄想。^[41]

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在丈夫自杀后从巴拉圭回到德国，并逐步接管和照顾尼采的生活，1897年尼采母亲去世，伊丽莎白卖掉了瑙姆堡的房子和尼采搬到了魏玛。1900年8月25日，尼采因肺炎病逝。^[41]

“上帝已死”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最常被误解的名言，由此名言延伸出的“虚无主义”更是尼采作为哲学家的标签之一，但在尼采所述之“上帝”并非单纯指向神学或者说传统基督教的“神”的概念，19 世纪中后期在思想上经过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两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活，传统西方文明已呈现出混乱和衰败的迹象，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也开始在酝酿。而对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即将到来的“野蛮”，尼采有着深刻的体验和预感，如《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所述，尼采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涉及宗教、政治、科学、艺术、文化等多方面,各阶层的人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一危机之中，故而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尼采直接用“上帝死了”和“虚无主义”这种更加简洁明了的表述来指称这一危机。^[42]

这种危机意味着传统西方文明的整个基点、目标和理想的丧失，如果彼岸的追求乃至存在是虚妄的，那么这种文化核心的缺失和终极价值的真空，必将带来整个文化领域的混乱和无序，而虚无主义，这个“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也必然随之到来。这种虚无主义是西方文明发展和变革中的必然结果，而非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某种思想所影响。^[43]

而尼采认为，面对虚无主义这个最可怕的客人，如果和传统虚无主义一般沉溺于虚无本身则是精神权利的下降和没落的表现，因为这种价值观忽视了生命本身的成长、延续、累积力量和追求力量的本能。相反应该珍视在虚无之中人们仅存的裁判权，以此来“重估一切价值”，摆脱上帝及上帝最后的肖像即道德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虚无主义的主题，既是传统文化崩塌危机带来的虚无本身，也是解决这种危机走向繁荣和康复的道路。^[42]

视角主义原则是尼采哲学中透视学方法的核心，尼采提及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审美化的视角图像放在人类四周，并教人类从某个角度和距离去观察这一图像。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事物的形象与价值依赖于它与自己的关系,即观察者看事物的视角与立场，尼采认为任何观察和认识都是从某一角度、某一立场出发的，而且它们要融进观察者和认识者的意志与情感在内。在其晚年的手稿中，尼采指出，从视角主义的立场来说，世界蕴含着无数种意义，因为“有许多眼睛”,所以也就“有许多“真理’”。在此意义上,对对象的任何认识和解释都要受到认识者和解释者看问题的特定视角的限制，这一思想所要反对的是那种关于认识的客观性、全面性与绝对性的观点，要设置一个全智全能的、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的类似于上帝那样的认知主体。^[44]

这种视角主义方法也宣告了那种试图获得绝对知识和永恒真理的希望的破灭，打破了长时间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崇拜倾向。为了从根本上清理哲学中的知识概念，尼采首先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知识追求背后的是人的求知冲动，这种冲动可分为“有选择的知识冲动”和“无限制的知识冲动”。如果说前者能促进哲学与科学的适当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后者则表现的人类的贪欲，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无所寄托、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生命状态。尼采认为体现在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身上的这种无休无止无所不包的知识冲动是生命贫乏与衰败的标志，因为只有在生命遭到歧视并无所归依的时候，它才会紧紧抓住知识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不管这种知识的对象是什么。无限制的知识冲动不仅是生命的敌人，而且也是文化的敌人，它的恶性膨胀使得一种健康协调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变得不可能。尼采相信在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认识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在将一切客观事物主观理解获得概念，在此基础上又分类、确定等级这一过程所伴随的是对事物的个性的忽视甚至有意识的省略，然而这种个性却是文化的本质和生命。^[44]

尼采的知识观与其真理观密切相关，他对真理问题的关注始于早年，早年的哲学笔记中，很多内容都是围绕真理而发的。尼采指出，真理实质上是人的求真意志的表现,是人们为了行动和生活所持的一种信仰。在此意义上，所谓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不带有快乐或痛苦色彩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是人的发明和创造，但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尼采认为,千百年来哲学家所追求的不是那种客观的、普遍的真理，而只是他们对世界的人化或同化，获得的是经过他们的自我意识加工过的世界图景。但很多传统哲学家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坚持他们所追求的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但尼采认为它不过是与人们毫不相干的虚构和狂想,它作为人的现实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只能对生命起威胁和破坏作用。^[44]

尼采认为真理的权威地位是通过它在生活中所产生的效果而不是通过它的真实性或正确性确立的。正因如此，历史上的一些幻想或幻象才被当做是真理而推崇，因为它们对人的生命同样有效。而人们对真理的崇拜倾则是人的从众心理、依赖心理和趋同心理在作祟，人们在众人都能认同的所谓真理的指导下，在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可以活得心安理得，尽管这种真理可能是抽象空洞的、虚妄不实的。尼采在其中期的哲学活动中进一步深化了他早期提出的真理观他以哲学的发展史为背景开展了他的真理批判，人们在真理的名下却干出了很多危害生命的勾当，因此尼采对历史上的一切真理的形式都持怀疑态度，他将自己这--论断为“至高无上的怀疑论”，它揭示了人类在求真意志背后所掩盖的欺骗或自欺的动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独断论的基础也就是动摇了传统哲学的基础。在最后阶段的哲学活动中尼采致力于对历史上各种真理的特性进行存在论的分析，进而提出自己评判真理的标准。首先，尼采发现人类一直把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世界，不变化的世界，不欺骗人的世界，没有苦难的世界看做是真理的世界，并把这一世界看做是其他一切真理的源泉。但这一世界不过是人类变态的求真意志用来自我安慰的虚构，是一种衰败的生命赖以苟延残喘的最终依靠，是人类的一个最陈旧、最根深蒂固的谬误。在此基础上不仅真理是各种谬误的汇集，而且信仰真理是人的惰性的表现，是人的投机取巧的心态的反映，因为一个人只要信仰真理，就可以坐享其成，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怀疑和深人的探究了，这是人类最大的自我欺骗。所以在反对那种普遍、永恒的真理概念的同时，尼采从视角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已己多元主义的真理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培养个人的勇气去坚持自已所认为的真理，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尼采撕破了真理的冠冕堂皇的外表，而把真理看做是一种权力。此时他所关心的是去揭示真理的发生和发展史，并从中发现人类的各种疾病，在此意义上尼采对传统哲学的真理概念的消解不是一种关于真理的哲学，而是一种说真话的哲学。^[44]

尼采发现到他那个时代为止，还没有人对道德进行过严肃的批判考察，于是对道德的怀疑和批判就成了他重估一切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任何怀疑和批判活动都要基于一定的立场一样，尼采对道德的怀疑和批判也基于某种特定的立场，即维护生命的立场。尼采认为德国人当时之所以缺乏一种风格统一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长时间陷入了各种道德教条的重围。作为非道德主义者，尼采在古希腊的悲剧文化中找到了归宿，然而古希腊悲剧时代那种自由自觉的生命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面对的是无孔不人的道德主义，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的重围，于是尼采迅速的投入了对道德的怀疑和批判。《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标志着尼采与其以前的道德理想，包括基督教道德的决裂。在该书中尼采指出，道德表现了人的一种自我分裂，因为符合道德是指人的行为举止要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守法规、传统或风俗习惯。而这样一来，人就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当作整体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这需要人们压抑自己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一切新的东西一开始总是陌生的，与既定的法规、传统或风俗习惯相反的，因而也常常被看做是不道德的，所以要维护生命就必须限制道德，避免它对生命的健康发展造成危害。^[45]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尼采进一步把两种道德区分为“你应”的道德与“我要”的道德。他称前一种道德为“古老的迷妄”因为它不是把道德看做是人类的创造，而把道德看做是对人类的束缚；后一种道德却是“最高的道德”，它尽管简单、朴素,却能使人领悟生命更美妙的意义,因为生命是它的主宰。道德应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捍卫道德才是捍卫生命。所以本质上尼采所要反对的是那种危害生命的道德，这种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基督教的或禁欲主义的道德概念，而对那种有益于生命的道德，尼采从来都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对于前一种道德，尼采认为它只是对生命的自然本性和欲望的敌视,是道德说教者的自我粉饰与伪装，是弱者和驯服者的避难所；而对于后一种道德，尼采认为它是建立在人的利益之上的与个人的需求，喜怒哀乐等情感息息相关的，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道德。^[45]

在《超越善恶》一书中，尼采明确把他以前所说的两种道德界定为“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主人道德是体现了生命意志的积极的道德，这种道德体现了人的统治欲和支配欲，是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颂扬。相反，奴隶道德却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消极的、怨恨的道德，它反映的是那种衰败生命的庸俗趣味。在 1886 年尼采为其《悲剧的诞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明确了他在道德问题上所持的生存论立场，主张用人的生存来解释道德而不用道德来解释生存。基于这一立场，他最担心的情况就是道德否定生命。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的神圣名称和价值公式下面所隐藏的是极度疲惫和衰败的生命，是求毁灭的意志，这种道德生长于病态的土壤，为了反对这种道德,尼采认为必须用那种主人道德与之战斗。这两种道德斗争的结果如何,将决定整个欧洲的命运。^[46]

在自已为写作《权力意志》一书所准备的笔记中，尼采发现长期以来道德在欧洲文化中一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把道德价值看做是最高的价值，认为历史、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都是由道德决定的，所以哲学就更不能逃脱受道德摆布的命运了。正是在这种最高的道德价值的支配下,欧洲文化的等级制结构得以形成。而尼采所要摧毁的就是这种建立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大厦，道德则是是他首要的攻击目标。他认为人类延续至今的道德已经把其维护生命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道德的自然本性已经被败坏了，道德已成了敌视生命的同义词。因此尼采把消解道德主义对哲学和科学的影响看做是哲学家的一项崇高使命。^[45]

在西方哲学中，道德问题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尼采试图在人的问题上独辟蹊径，这在其早年的笔记中就初露端倪，《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提出了对“理性人”和“道德人”的质疑，这表明尼采已经开始反对传统哲学的人的概念。在尼采看来，传统哲学家所宜扬的那种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而永恒的人性那种作为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基石的人性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是过去与现实中一切要素的总和。而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实际上隐含着尼采对人的境况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人死了”，因为自基督教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以来，“人”的内涵和形象一直是由“上帝”所规定的，“人”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在此意义上，上帝之死同时也就意味着上帝所规定的人的形象的终结。^[45]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把人类比喻为地球上的一种疾病、一条不洁的河流、一个不完善的物件、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人被视为“末人”。尼采所指的“末人”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之后，随着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的来临所产生的人的类型。这种人天真、肤浅、自利、自足、趋乐避苦、自我保存、随波逐流，不愿接受真理之光的照射，更不愿自我超越，从来不追问生命的意义。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差别，没有伟大的理想，劳动只是为了安逸，有时还自我麻醉、自我戮害逃避现实。他们的一切行为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生活没有原则，不愿走极端，而是一味折中调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强调所谓“平等”,既没有勇气去统治，又不安于被统治。显然，尼采的“末人”实质上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文明人”，或者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所谓“公民”，尼采认为这种“末人”是人的堕落的极端形式。^[45]

但尼采在面对一个“末人”充斥的世界并没有陷人悲观，而对人仍然抱有自我超越的希望，他相信人只是一种过渡、一座桥梁、一个过程，是一种应当被超越而不是被维护的存在。那么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上，人的超越的参照系和终极标准是什么呢？尼采的答案是“超人”。人只是系在野兽与超人之间的一根软索对于超人来说，人只是一个笑柄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对于超人来说人的幸福、理智或道德只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如果说人是生活在大地上的动物，那么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如果说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流，那么超人就是能容纳这条河流而不至于自污的“大海”，“超人”不是能力超强之人，不是天才和英雄，不是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者，不是“救世主”，更不是人类进化的更高阶段。所以在很多场合，尼采都尽力避免用“超人”来指称“人”而是把仅仅把这个人概念作为放在“末人”面前的一面镜子，因为尼采提出“超人”学说，不是作为人的终结和完成，而是服务于人的自我超越的一种参照系。进一步说，“超人”不过是权力意志和生命在人身上的显现，在此意义上,超人并不是人的“理想”，并不是人的某种高级“形象”，而是人的潜在的现实性是人能够被“改良”并实现自我超越的根据。^[45]

基于“末人”和“超人”的学说，尼采在晚年手稿中设想了人的两种未来，一种是人在自我虚无化的情况下而不自知，这样人就只能继续平庸、衰败、颓废下去，而另一种未来则是在明确意识到这种虚无化的基础上自觉地崛起，自我塑造。毫无疑问，尼采希望人的第二种未来能够成为现实。当然,要实现人的“改良”和“超越”，政治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尼采对当时尚未充分展开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政治抹杀了人的自然等级秩序，纵容多数者和贱民的统治，因而是一种堕落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也是人的平庸化和价值贬低的表现。基于这立场,尼采希望看到一种“伟大的政治”，这种政治不是建立在庸俗的利益之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意志原则的基础上的。为了进行“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这种政治并不避讳强制和暴力，在这种伟大的政治中，人将受到新的洗礼，实现新的超越。^[45]

在分析尼采的知识和真理概念、主人道德和超人学说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与权力意志的关联。尼采晚年非常看重自己的权力意志论，并认为它是自己作为世界和生命的“肯定者”而非悲观厌世者的一个表征。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首先是针对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而提出来的，虽然尼采早期受到了叔本华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他很快从后者的悲观主义哲学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旨在自我保存和延续的意志不过是消极的、低层次的，而一种更具统合性的意志则是“权力意志”，它不仅涵盖了前者,而且比前者更高，它是一种自我扩张、自我创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的意志。从人的角度而言，尼采把那种凡是增强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本身，都看做是善；而把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看做是恶，并认为幸福就是一种力量增长和阻力被克服的感觉，权力意志不仅仅是属人的，而且也与整个生物或生命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是生命的内在特性。^[47]

长期以来,人们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他们或者把它与人的本能和欲望挂钩,或者把权力与意志分开，进而把权力意志界定为渴求权力的意志。这实际上是把尼采和叔本华相提并论，甚至把尼采与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如休漠、康德、谢林等混为一谈。尼采那儿的权力意志并不受制于他物，权力是内在于意志之中的，正因为这样，权力意志才能去创造、肯定、解释、评价。为了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与生成的两分，尼采在权力意志理论的基础上追求二者的统一,，特别是要强调长期以来被贬低的“生成”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处于永恒的生成流变之中，没有目的，不受任何超验力量的驱使。由此可见“生成”不适合用目的论或价值论来解释，而存在就是生成，生成是世界的一种永恒境况。^[48]

既然权力意志体现了生命的不断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而整个世界又是不断生成流变的，而且我们又不能事先预设生命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所以在避免一直试图加以克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基础上，尼采提出了永恒轮回说。尼采把这样的世界说成是一个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一个超越了善恶的世界、一个权力意志的世界。根据尼采的界定，永恒轮回中虽然有生成和变化、消逝和毁灭、对立和斗争，但在一开始和最终都是“同一物的”永恒轮回。换育之，永恒轮回中的变化是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的。尼采并没有抛弃存在，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肯定了存在。^[47]

对于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曾有学者认为是完全多余的，它体现了尼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屈服，是尼采哲学不彻底性的表现。但海德格尔认为尼采试图通过他的永恒轮回学说告诉人们，对于人来说存在者并不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不过是同一物的永恒轮回，而重要的是存在者的存在，或者说是存在的意义。因此尼采把人们从对存在者的关注引向对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关注，这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罗森则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明尼采的永恒轮回说，他认为尼采提出这一学说是要代替基督教的赎罪理论，人不过是永远重复斩时存在的历史性生物，人的所谓原罪并不是永恒的,背负原罪的生活也不是永恒的生活。^[48]

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这一学说与权力意志论是互补的。权力意志不断追求创造、改善、超越，是追求变化和新意，而永恒轮回则强调，任何创造和变化都是处于“同一物”(存在)的坚实大地上，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并不会导致虚无化。生命无论怎么变化,最终还是要肯定自身、回到自身，而不会成为与自身格格不入的“他者”，另一方面永恒轮回说也是对尼采的视角主义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最终奠基。^[47]

尼采对艺术的怀疑和批判完全基于自己哲学思想的立场，可以理解为“生命”的立场，在尼采看来古希腊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自由自发的、非道德主义的生命状态是积极的、生机勃勃的，而此后掺杂了道德、理智、宗教的艺术则是衰败且虚无的象征。这也是《悲剧的诞生》一书所蕴含的两大主题：一、纯粹的“酒神精神”不仅代表了美学上的意义，也是作为人生救赎的力量。二、由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道德和理智主义实为古希腊文化衰微的原因。在对悲剧的哲学思考中，尼采认为悲剧不是悲观主义的代表，相反悲剧是对悲观主义的坚决拒绝和相反的例证，是在生活的最不可思议和最艰难的问题上仍对生活表示肯定的精神，“酒神精神”就是生活的意志甚至在它的最高类型遭到牺牲时也仍对它自己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感到欢乐的力量。^[49]

在尼采看来艺术的本质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力和美的表达，而不是一种模仿和反映现实的手段，他主张艺术家应该通过自己的感觉和直觉，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美学体验，而不是受限于传统美学的规范和限制，这种艺术观念为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50]在音乐方面尼采认为音乐是一种高于语言和理性的表达方式，能够直接触及人类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情感，他主张音乐应该是一种对生命力和意志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对传统旋律和调式的模仿和复制。这无疑是一种对传统音乐的挑战和反叛，也是和瓦格纳走向对立面的主要原因，但这种音乐哲学为20世纪的现代音乐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思路^[51]。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叔本华的作品对尼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尼采钦佩的与其说是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核心，不如说是叔本华这个人和他的代表的“类型”，即在尼采心目中，追求真理且“不合时宜”的哲学家。^[52]

在尼采后来的哲学思想中，对叔本华则表现出更加批判的角度，尼采相信他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因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恰恰是向后看的。当然即使在 1887 年，他对叔本华任仍有赞美之词，认为叔本华作为一位哲学家，是德国人拥有的第一位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53]

1868年10月8日尼采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布洛克豪斯教授家中和瓦格纳相识，瓦格纳作为音乐家的艺术造诣和以革命者身份流亡海外的经历令尼采感到了震撼，后来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期间瓦格纳住在特里布森，这刚好给了尼采多次拜访瓦格纳的机会，在尼采1872年出版作品《悲剧的诞生》中赞扬瓦格纳是德国文化的复兴者，并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以长文《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给其作品辩护。在1878年两人互赠作品后，尼采逐渐离开了瓦格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发表了许多批评性甚至是恶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特别是在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之后，颓废、“非德国”和模糊了感官，并嘲笑瓦格纳的知识水平。然而尼采也半讽刺地承认，即使乔治·比才明亮、南方和尘世的世界比瓦格纳沉重闷热的气氛更可取，但出于心理原因人们离不开瓦格纳。^[24]

尽管尼采的批评主要是由瓦格纳晚期作品《帕西法尔》引发，但他也将其与早期作品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联系起来，即使他在《不合时宜的反思》中仍然赞扬了这些作品。尼采分析了叔本华对作曲家的影响，作为一名革命思想家，瓦格纳最初在契约、法律和制度中看到了世界的邪恶——戒指中的契约母题——但后来基督教的救赎母题脱颖而出。^[54]

尼采晚期作品如《瞧！这个人》、《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瓦格纳》中 尼采试图通过对基督教的暴力攻击来解决颓废问题，在此背景下瓦格纳成为了论战的对象。 ^[55]然而尼采也承认，当“特里斯坦的钢琴还原”那一刻，他已经成为“瓦格纳主义者”。 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希望能寻找到“一部同样具有危险魅力、同样有无限怪诞甜蜜作品”，这部作品是超越瓦格纳的非主流之作。^[56]

1888年底，尼采根据早期文本汇编了《尼采反对瓦格纳》，在《瓦格纳事件》引起激烈争议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确定这部作品是否应该出版，出版这本书是尼采精神崩溃前的最后决定。通过这些”档案”，尼采想证明自己不仅在最近的论战中批评了瓦格纳，而且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和瓦格纳转变为对手。早在 1878 年，他就在《人性，太人性》的序言中告别了瓦格纳，根据尼采的笔记研究证实，尼采即使在年轻时就对瓦格纳心存疑虑，例如当尼采写下作品《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时，只是作为 1876 年夏天第一届拜鲁特音乐节的纪念出版物。^[57]

1880年是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的关系转折点，由于伊丽莎白认识了因为狂热的反犹主义被停职的国立高中教师伯恩哈德·费尔斯特，且伊丽莎白厌恶莎乐美，反对尼采对莎乐美的恋情，尼采和伊丽莎白关系急速恶化。1885年5月22日伊丽莎白和伯恩哈德结婚，并于1886年跟随丈夫前往巴拉圭建立纯种“日耳曼人”的殖民地。尼采在信件和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对他的妹妹发表了极其贬低的言论。因此对于尼采和伊丽莎白关系的多变，至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主流学界一致认为，伊丽莎白虽然个人无条件的钦佩尼采，但却对他的哲学知之甚少。^[58]

1889年尼采精神奔溃时，伊丽莎白依然在巴拉圭，直到1893年丧偶的伊丽莎白才从海外归来，开始和母亲一起照顾尼采并确保尼采手稿的控制权，1895年获得官方批准使用双名“费尔斯特-尼采”。她在瑙姆堡创立了尼采档案馆，并在1887年母亲去世后搬迁到了魏玛，直到1890年去世前尼采一直由伊丽莎白照顾生活在房子的阁楼上。^[59]

存在主义哲学是受尼采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多数哲学家认为，存在主义起源于两个人，一个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廓尔，另一个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尼采的非理性学说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更是尼采忠实的狂热者，1954年专门撰写了《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文章，1961年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的关于尼采的大部头著作。另外，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多次提到尼采和尼采的思想，把尼采称为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存在主义另一代表人物萨特则在罪恶感上表现比德国其他任何存在主义者都像尼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认为罪恶感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有用的，它可以指导人们通往真实的世界，而萨特受尼采的影响对罪恶感深感厌恶。萨特在其著作《苍蝇》中对罪恶感的指控众人皆知，他自己也声称《苍蝇》中所论述的道德观不尽然是萨特的，而是尼采的。^[60]

1885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作为一股质疑性、颠覆性的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一个世纪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面对结构主义以语言学为思考模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统治文学，放弃发掘作品的真正含义，主张一切阐释均等有效的现状，1967年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 三部著作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61]

尼采哲学作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解构主义”试图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和尼采对基督教的反感一样，是对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解构表明任何一堆语言学符号总是能产生不同种类的意义，这些意义中有许多完全是使用者本人都没有意想到的。所有作者，即使是最细心的和最“客观的”，都是构成他们的思想的符号系统的无意识囚徒，他们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这种痕迹。对任何文本的创造性再阅读都将揭示出，在任何二元系统中，某些思想何以“优先”于另外一些思想。如果说差异产生意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某些差异“优先”于另外一些差异，后者的意义就被“延异”。因此，不管一个哲学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关于语言之外或超越语言的永久真理的主张，德里达都对其进行了反对和颠覆。在一篇名为“刺”的文章中，德里达当然不得不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尼采的真理或尼采文本的真理这类东西”，他对语言意义稳定性的深深怀疑，可以看作是尼采文章“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与假”的进一步发展。^[62]

而在此之前，1922年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驱乔治·巴塔耶阅读了《善恶的彼岸》后，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评，对理性与科学的质疑，对希腊罗马思想的推崇，让他过往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动摇，巴塔耶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继承了尼采反“犹太基督”的传统，而接受了“希腊罗马”传统，尼采的哲学逐渐渗入他的思想的每一个角落。从巴塔耶的理论的双重性可以看出尼采对他的这方面影响，诸如生产与花费、积蓄与耗尽，其背后就是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对立与协调，阿波罗或生产赋予事物理性与秩序，而狄奥尼索斯或花费让人迷醉和越界。^[63]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对“出身”和“起源”做出了明确区分，谱系学来自拉丁文，意为：家谱学、系谱学，原义指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有助于理解事物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尼采试图用这种方法讨论道德概念的发展以及传统，试图证明当代道德观的最初起源根本没有半点道德根据，残酷的权力斗争才是形塑道德的主要角色。^[64]

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这个哲学名词引为自己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福柯眼里谱系学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观点。福柯在两次对话中分别谈到了阅读尼采的机缘：福柯一次谈到自己起初阅读尼采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巴塔耶和布朗肖；另一次，福柯谈到自己读尼采是因为先读到海德格尔，由海德格尔才读到尼采。但于尼采相反的是，福柯强调时间的断裂、偶然性，同时强化历史事件在共时性上的相互关联，因为现代的历史学的线性逻辑并不是历史事件在客观时间的线性分布，而是作者在当下意识形态加工和整合的结果。当我们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实际上就引入了书写历史的人对过去的时间所赋予的“有意义的线性”，所以福柯对历史的观察和书写试图抵抗这种强加的意义。在《词与物》中，福柯描述了不同的知识型之间的断裂和不可通约，但没有对这些现代以来在时间上先后相续的知识型做线性的说明，认为每一个后来的知识型对前者的替代都不是某种必然的“发展”，而只是共时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是看着它们曾经出现而已。起源和出身（出生）在日常语言中的语义非常接近，无论在汉语还是在德语中都是如此。当尼采和福柯把这两个观念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所批判的起源观念是一种特殊的起源，不是指事物在现实的具体境遇中是如何产生的，而是有关某种固定不变的同一性—身份的理性建构，这种观念相信现实世界的起源是先验的观念。而福柯拒绝抽象的一致性，强调个体事件的差异，这是一种否定连续性，打断继承性，强调异质性的谱系学，它不寻找统一的源头，而是分析不同事件在历史中产生的效果。所以福柯所说的谱系学恰恰是我们日常所说谱系学的反面。它强调“事件”发生，而非把事件在时间秩序中连贯起来，更不是某种理念或通向某个终点的道路。^[65]

尼采作品中所具备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特质，在职业哲学家眼中则成了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的可疑品质。尤其在深受逻辑主义与科学主义影响的分析哲学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分析哲学家对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偏见。例如，罗素在他影响甚广的《西方哲学史》中就认为：“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对于罗素来说，尼采的重要性似乎仅仅体现于他有关伦理学与历史批评方面的敏锐洞识^[66]。

不同于罗素对尼采的轻慢态度， 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成员卡尔纳普则将尼采评价为“具有最高的艺术天分的形而上学家”，不过在卡尔纳普看来，虽然尼采避免了一般的形而上学家将理论表达与艺术表现混淆起来的谬误，但尼采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代表作中“公开地选择了艺术的形式-诗的形式”来最强烈地表达了别人“用形而上学或伦理学表达的东西”，不难看出卡尔纳普依旧认为尼采的文学性掩盖了他的哲学性。^[67]

他主张个人意志的自由和创造力，反对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主义，这种思想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尼采的思想开始被人与纳粹主义与反犹太主义连接，尤其《道德谱系学》一书中“弱者的伦理”“奴隶道德”“主人道德”等概念被法西斯等右翼分子利用，法西斯主义认为，超人应该是一种具有高贵和英雄气质的人类种族，而不是尼采所说的自由和创造力的表现，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甚至主动与纳粹人士合作，选择性地解释尼采的理论以正当化对其他人种及国家的战争和侵略，尽管尼采本人曾明确反对反犹太主义。^[49]

伊丽莎白伪造信件，被控出版《权力意志》一书，并使尼采著作与法西斯主义相勾连。尼采妹妹伊丽莎白作为尼采档案馆的唯一所有者，在档案工作方面，她聘请了专家工作人员，例如鲁道夫·施泰纳，他在 1890 年代仍然是尼采的热情支持者，而且有歌德档案馆的工作经验；以及海因里希·科塞利茨（又名彼得·加斯特），后者多年来一直是尼采的秘书，对破译尼采的笔迹不可或缺。但除了伊丽莎白本人没有任何员工可以自由访问整个档案，尽管作为档案馆馆长的伊丽莎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雇员、出版商、尼采的朋友弗朗茨·奥弗贝克（不信任她）以及其他人发生了许多争执，但直到1935 年去世前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的伪造信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伪造信件大多与她哥哥的信中有关她的陈述有关，目的是让她这个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女性确立管理档案的合法性。而且伊丽莎白还负责出版她哥哥的作品，并对留下的论文进行归档和索引，她特别注重获取尼采写给朋友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大量信件，正是由于她从年轻时就开始热衷于收藏，尼采今天才成为 19 世纪传记最丰富的人物之一，此外伊丽莎白本人还撰写了多卷尼采传记。^[68]

1901 年在与彼得·加斯特的合作下，她从尼采的遗产中汇编了《权力意志》一书，将其作为尼采的主要著作出版，并于 1906 年大幅扩展后再版。这部汇编作品经常被视为对尼采思想产生误解的主要根源。在尼采的著作中，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以此为理论根据，虽然其他事件比如阿尔弗雷德·鲍姆勒对尼采的解读，使国家社会主义对尼采的挪用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政治倾向上超越了权力意志。但伊丽莎白在反犹主义者丈夫伯恩哈德·费尔斯特，和档案馆工作的三个表兄弟的影响下，狂热的拥护崛起的国家社会党，1935年伊丽莎白去世时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其他著名成员一起出席了她的葬礼。直到1959年《卡尔·施莱奇塔》一书出版后，伊丽莎白对尼采的作品、信件和遗产的干预、伪造和破坏才为广大公众所知。从那时起，在许多关于尼采和尼采相关的出版物中，伊丽莎白的形象被描绘得非常负面。^[59]

但普施出版的《名人姐妹》一书写道，如果我们思考伊丽莎白作为一名女性在什么样的一般和特殊条件下才能塑造她在男性社会中的生活，我们可能会“对她有一个新的、有区别的了解”，为了避免迄今为止对“女巫”和“伪造者”的片面看法，戈奇试图为伊丽莎白绘制一幅“极其恰当的肖像”，“这幅肖像展示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成就和失败“。^[69]女权活动家海伦·斯托克试图为尼采的妹妹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尽管她对伊丽莎白持批评态度，但也解释说人们可以反对对伊丽莎白的强烈怨恨。^[70]

克斯汀·德克尔在她关于伊丽莎白的传记中，避免了迄今为止常见的过度批评，只是把她作为哥哥文本的伪造者和右翼的政党支持者看待，但在对资料来源进行了精确研究之后，她第一个将伊丽莎白定义为一位有自己目标的战略家。为了建立尼采档案馆，她追踪了她哥哥的信件和其他手稿购买了它们，确保并筛选出可能的东西。德克尔总结说，这是伊丽莎白的伟大成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71]

此书作者是否是尼采这一点一直存疑，据说尼采在1889-1890年在耶拿精神病院期间写下了这本据称是自传体的手稿，但是一份原始手稿没有被保存下来。奥斯卡·利维（Oscar Levy）是尼采作品英文版的第一位编辑，他被任命为英语翻译家。但利维已经于1946年去世，他的继承人也否认他与这项工作有任何关系，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尼采或利维是作者，主流学者们拒绝承认是出自尼采的作品，认为这本书是纯粹的伪作。但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个别声音对这种拒绝表示质疑，围绕作者身份的部分争议在该书的新版中重印。^[72]

虽然罗素、布莱恩·麦基、卡尔纳普都认为尼采并不算一个纯粹或者说传统的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尼采作品的可疑文学特质，以及他在政治上与德国纳粹的可疑关系，让许多英美的主流哲学家对尼采的哲学敬而远之。但在20世纪下半叶英美哲学的研究传统中，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瓦尔特·考夫曼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他试图向全世界表明，尼采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尼采的思想观念所关切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的成员，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而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通过翔实细致的文本考证，考夫曼不仅力图证明，尼采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尼采不赞同那些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而且还致力于对尼采哲学的核心——强力意志做出一种非政治化的解读与诠释。^[51]

而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在其著作《尼采与哲学》中则把尼采解读为一位系统化、总体化思维模式以及虚无主义思维模式的激进批判者，他试图超越柏拉图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德国辩证法。该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尼采对辩证法思想的攻击、对一种作为辩证法之替代物的差异与变易理论的重建，以及以一种关于自然力量和生物力量的理论为基础对价值的重新评估。德勒兹借用尼采的话语来颂扬多样性，攻击辩证法是一种总体化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模式。^[73]

洛肯尼采纪念馆（Teichstraße 8，06686 Lützen，德国）纪念馆位于尼采的出生之地洛肯，其中心建筑是50平方米的尼采施洗教堂，穿过教堂是尼采墓地，尼采墓10平方米，三墓并列：西侧是尼采，东侧是母亲，尼采妹妹伊丽莎白。^[74][75]

尼采故居（Nietzsche-Haus，Naumburg）—瑙姆堡尼采故居（Weingarten 18， 06618 Naumburg (Saale)，德国），当尼采在欧洲漂泊多年后精神崩溃时，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可以亲身体验尼采如何经常坐在这里的阳台上度过他的晚年。^[76]

尼采故居（Nietzsche-Haus）—瑞士尼采故居（Via da Marias 67， 7514 Sils im Engadin/Segl，瑞士）尼采博物馆，展示尼采的生平、著作和思想。^[77]

尼采档案馆（Nietzsche Archive）- 德国魏玛市的尼采档案馆（Humboldtstraße 36， 99425 Weimar，德国），位于魏玛市中心的尼采档案馆，是为了纪念尼采的思想和文化贡献。^[78]

在尼采家五英里外，有个历史悠久的学校，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费希特，以及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都曾在那里就学。据说尼采在那里留下了一个疯狂的轶事。古罗马英雄人物穆齐乌斯曾将手放在火上烤，以彰显自己的勇气，有的人不相信这个传说，尼采便从火中抓起一块煤放在手心里，尼采很自豪拥有烫伤的疤痕，他还在上面滴熔化的蜡油，使它更加明显。^[1]

《尼采与纳粹（ietzsche and the Nazis）》IMDb:tt2215351，纪录片、德国，导演弗兰克·迈克尔斯。^[79]

《都灵之马（A torinói ló）》IMDb: tt1316540，剧情片、匈牙利/法国/瑞士/德国/美国、导演贝拉·塔尔/阿尼亚斯·赫拉尼茨基。^[80]

《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IMDb: tt0760188，剧情片、美国，导演平恰斯·佩里。^[81]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IMDb: tt0311911，剧情片、美国，导演尼克·瑟德。^[82]

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83]

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善恶的彼岸》^[84]

他手中举着火炬，发出的光亮十分坚定，没有丝毫迟疑摇晃，用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理想所藏身的隐秘世界。——《瞧！这个人》^[85]

你应该始终是第一，优先于他人：除了朋友之外，你的嫉妒之心不应该爱任何人。——《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86]

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