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是由德国激进政治学者威廉·马尔(Wilhelm Marr)在1879年创造出来的，是对于对仇恨犹太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总称，后来被用来指对犹太人这个集体的偏见和歧视。^[5]现代对于反犹太主义衍生为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或社会现象，其核心要素是对犹太人的敌意、偏见与歧视。这种广义的反犹主义概念被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所采纳和认可。^[6][1]

反犹太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基督教兴起之前，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帝国强迫犹太人希腊化遭到反抗，从而开始推行反犹主义思潮。^[7]由于宗教原因，在基督教创立以后，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犹太主义。从古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不仅仅在文化、经济方面歧视犹太人，同样也造成了多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近代以来，在美国、俄国、德国以及波兰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犹太主义。尤其是在二战前后，反犹太主义进一步发展。在纳粹德国时期，更是制造了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反犹太主义达到了顶峰。^{[8][9][10][11]}

反犹太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就宗教方面而言，在中东地区，犹太人受到了伊斯兰教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被迫缴纳额外的税收，受到各种限制和侮辱。^[12][13]而在政治方面，在二战时期犹太人遭受到了纳粹的大屠杀，以色列的建立和发展，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和敌视，导致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冲突和战争。^[14][15][16]在经济方面，犹太人的经济发展被视为是剥夺了其他民族发展的机会。^[17]在社会方面，犹太人是一个保持自己独特身份和传统的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服饰、饮食、节日、习俗等，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和隔阂。^[18][19]在文艺作品中，例如威尼斯商人、雾都孤儿等都有反犹太主义倾向。在当今世界仍然流传着关于反犹太的诸多阴谋论。^{[2][3][4][20]}

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国际上对此颇有争议。^[21][1]

1879年德国人威廉·马尔在《德意志战胜犹太社会》的册子中首次提出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us），将其定义为基于种族差异的对犹太人的敌意和歧视，认为犹太人是劣等种族，无法同化，威胁德国人的生存。^[1]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一些学者通过追溯式研究，将反犹主义的起源与基督教、希腊—罗马文化等联系起来，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具有宗教、文化、政治等多重内涵。新反犹主义则指在以色列建国后出现的一种反犹主义形式，将对犹太人的敌意转移到对以色列的批评和否定上。^[22]现代，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试图寻找反犹主义产生的普遍性和深层次原因，并对其进行抽象提炼和归类总结，将反犹主义视为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或社会现象，其核心要素是对犹太人的敌意、偏见与歧视。这种广义的反犹主义概念被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所采纳和认可。^[6][1]

犹太教（希伯来语： יהדות ‎ Yahadut，英语：Judaism），为犹太人信仰的一神论民族宗教，敬奉雅赫维（基督教中译为“耶和华”，尊称为“上帝”）为宇宙独一无二的真神。^[23][24]

除了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外，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为宗教文献和宗教观点，也表现为习俗、社会体制和独特的文化。犹太教自产生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古代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与近现代犹太教四个发展阶段。其教义依据典籍是《塔纳赫》与《塔木德》，基本教义除了认为雅赫维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外，相信犹太民族是先祖亚伯拉罕与雅赫维立约的选民，而在世界末日弥赛亚将会降世拯救犹太人并建立新的以色列王国。^[23][25]

犹太教的典籍、传统和价值观强烈影响了后来的亚伯拉罕诸教，并且对西方的乌托邦类型的人文主义信仰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6]

犹太人（希伯来语：יְהוּדִים‎，，英语：Jews），又称犹太民族，闪米特人的一支，和阿拉伯人同源，人种为欧罗巴人种闪米特-含米特亚种，是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的一个民族。^[27][28]

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宗教意义）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种族意义）都属于犹太人。犹太人发源于西亚的以色列地或希伯来地。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犹太教是维系全体犹太人之间认同感的传统宗教。^{[29][27][28][30]}

截止到2022年大约有1520万人口，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的分布，主要分布在以色列、美国、法国等地，其中以色列大约有710万、美国有超过六百万、法国约有44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是希伯来语。^[27][28]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它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起源和传统，但也有着重要的差异和冲突。犹太人坚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拒绝接受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教义，因此遭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敌视和迫害。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罪人，应该受到惩罚和诅咒。伊斯兰教认为犹太人是背叛真主的叛徒，应该被征服和屈服。在欧洲中世纪，犹太人经常被指控为亵渎圣餐、杀害基督徒儿童、传播瘟疫等罪行，遭到了屠杀、驱逐和隔离。在中东地区，犹太人也受到了伊斯兰教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被迫缴纳额外的税收，受到各种限制和侮辱。^[12][13]

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固定国土的民族，他们在各地寄居和流浪，与当地的政治势力和民族有着复杂的关系。犹太人有时会受到某些国王或统治者的保护和利用，为他们提供金融、管理和医疗等服务，换取一定的权利和安全。但是犹太人也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替罪羊，被某些国王或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平息民怨、转移矛盾而大规模屠杀或没收财产。犹太人也经常遭到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攻击，被认为是外来的入侵者和敌人，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纯洁。纳粹德国就是以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试图消灭欧洲的犹太人。以色列的建立和发展，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和敌视，导致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冲突和战争。^[14][15][16]

犹太人因为其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无法从事一些被其他民族所垄断或禁止的行业，如农业、手工业、军事等，只能从事一些被视为低贱或危险的行业，如贸易、放贷、医疗等。犹太人因此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影响力，但也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嫉妒和仇恨。犹太人被指控为控制世界的幕后黑手，操纵金融、政治、媒体、文化等领域，剥削和压迫其他民族，破坏社会的秩序和道德。犹太人也经常遭到其他民族的抢劫和掠夺，被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权利。^[17]

犹太人是一个保持自己独特身份和传统的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服饰、饮食、节日、习俗等，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和隔阂。犹太人有时会试图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但也有时会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与其他民族保持距离和隔绝。犹太人因此遭到了其他民族的不理解和不尊重，被认为是异类和外来者，受到了歧视和排斥。犹太人也经常遭到其他民族的嘲笑和侮辱，被赋予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如贪婪、奸诈、阴险、自私等。在现代社会，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联盟，通过各种手段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也引起了其他民族的不满和反感，认为犹太人是全球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和平和不可持续的根源。^[18][19]

反犹主义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代。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帝国强迫犹太人希腊化遭到反抗，从而开始推行反犹主义思潮。^[7]

犹太人经常遭到地中海沿岸各个大帝国的征服和统治，如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等，被强迫接受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或者被掠夺、流放和屠杀；犹太人作为一神教的信徒，与多神教的周围民族产生了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和对立，被视为异端和邪恶，遭到排斥和攻击。例如公元66年至73年，犹太人发动了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反抗罗马的统治和税收，这场战争导致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以及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流散；公元115年至117年，犹太人在埃及、塞浦路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利比亚等地发动了基多斯战争，响应了巴比伦的犹太领袖基多斯的号召，反对罗马皇帝图拉真的迫害，这场战争导致了数十万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死亡，以及犹太人在塞浦路斯的彻底灭绝 ；公元132年至136年，犹太人在犹太教领袖西蒙·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犹太-罗马战争，也被称为巴尔科赫巴起义，反对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禁令和建设计划，这场战争导致了约58万犹太人和10万罗马人的死亡，以及犹太人在犹太地的基本消失。^[8][9]

西方反犹主义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其中起着根本和关键作用的首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学冲突。^[31]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诞生时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作为脱胎于犹太教又叛逆于犹太教的宗教，为了表明自身教义的优越以争取更多的信徒，基督教曾制造了一系列诋毁犹太教和攻击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和思想后来不断地被增补进《新约》里，成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逐渐融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之中，这就为后来的一系列反犹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32]

耶稣在基督教里是弥赛亚（救世主），但是犹太教的领袖和各派并不承认耶稣是他们信仰的救世主，在《圣经·新约》里有记载犹太人否认耶稣死而复生、反对耶稣的意志；在一些犹太人的叙述里，耶稣是潘得拉强奸玛利亚生的，而基督教则认为耶稣是处女玛利亚生的；根据犹太人的叙述，耶稣因为罪过被判死刑，而基督教则认为耶稣被犹太宗教政治集团迫害杀害，而在使徒行传的叙述里，犹太人使徒和非犹太人使徒在罗马帝国里传教都遭到犹太人的打压；这些都是导致基督徒反对犹太宗教政治集团的原因。^[32][33]

基督殉难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内容。耶稣受难的传说，认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因见利忘义而出卖了耶稣基督，于是“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就为广大基督徒埋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神圣种子。^[32]

313年罗马帝国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l，379-395在位)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基督教从此成为国教。对基督教的偏爱渗透到罗马法中，基督教特权地位与犹太人传统政策不断发生冲突。^[34]

为了减少罗马法混乱、冗杂导致的错误以及东西罗马帝国法令不一的弊端，4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1-450)下令编《狄奥多西法典》(The Theodosian Code)，对律法作出更为正式与严谨的规定。凡是涉及基督教切身利益，《狄奥多西法典》对犹太教采取限制政策，严禁任何犹太教活动冒犯基督教。同时，《狄奥多西法典》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为了维护基督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该法典也积极鼓励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并为改宗者提供各类律法保护与优待。与鼓励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相比，《狄奥多西法典》严禁基督徒改宗犹太教，否则予以严惩。^[33]

6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eorgeI，590—604年在位）在《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us Code）等罗马法关于犹太人律法规定与实践基础上，制定了罗马教廷对犹太人的基本政策。简言之，即在犹太人享有合法宗教地位并受保护、容忍的前提下，通过禁止新建犹太会堂、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规劝犹太人自愿改宗基督教等措施，抑制犹太人对基督教的影响，并以禁止犹太人出任公职等手段，限制犹太人社会活动。该政策认定，犹太人的存在仅是为了见证基督教的最终胜利。^[35]

相较于频繁发生的反犹暴力与迫害行径，中世纪时期的罗马教皇们整体上对犹太教秉持积极的态度并采取了一定的庇护政策。可追溯至格里高利一世，由卡里克斯特二世首次正式发布，随后至少有20多位教皇重申过的《犹太人庇护法》便是教皇犹太政策的基础文本和首要依据，代表了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们以神之名和以己之力对犹太人的帮助与庇护。然而，由于其内容的“既具体又模糊”，适用范围的区域局限性，教皇态度的摇摆不定，教士和平信徒无法与教皇从同一角度看待犹太人等原因，《犹太人庇护法》远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36]

10到12世纪，是西欧城市复兴的历史时期。犹太人在纺织、印染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当时的欧洲普遍设立行会，尤其是在入会前要进行基督教的宣誓仪式，这样犹太人就被排除在主流之外。^[32]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犹太人也广泛从事各样商业活动，欧洲各种城镇、集市都有犹太人的身影。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工商业的日益扩展，使资金融通成为必须。愈来愈多在商业领域受到排挤的犹太人不得不转而从事金融放贷业。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而犹太教禁止犹太人之间借贷取利息，对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则不受限制；于是欧洲社会各阶层均向犹太人贷款。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因为贫困，对犹太放债人的仇恨与日俱增，为了泄愤，各地经常爆发虐杀犹太人的事件。这样，“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犹太人是无生产能力的寄生虫”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又一种普遍偏见。^[32][37]

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在经济上还常常被以种种理由敲诈勒索。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居住，总要用数额可观的金钱和缴纳特殊的纳税额才能换得在当地的一席安身之所。^[32][37]

例如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人高利贷的每笔贷款都必须向“犹太人财政局”登记，并收取10%的手续费，而犹太人遗产的1/3必须上交给国王金库。^[32][37]

14一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教会的神权和封建统治，为一个由世俗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到来莫定了基础。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获得了不少改善。随着时代的进步，18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逐步地获得了解放，取得了平等的公民权。但是随着新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发展，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又以一种现代反犹主义”的新面目出现了，加入了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成分，以种族化、政治化为由反对犹太人。^[38]

其中影响广泛的就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变化。马丁·路德并非一个始终如一的反犹主义者，他对犹太人的态度、立场变化经历了由反犹到亲犹，又由亲犹到仇犹的过程。具体而言，1517年前，路德是反犹的态度；1517—1524年，路德是亲犹的立场；1524—1534年，路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和立场处于转变的过程之中；1534年后，路德持激烈反犹的立场，还撰写了多篇反犹文章，包括1538年的《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1543年的三篇论文《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不可言说的名字与耶稣的世代》《大卫王最后的名言》。其中，最能体现其反犹言论的是《反对安息日，致一位好朋友》和《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这两篇文章。^[39]

19世纪欧洲盛行的白人优越论社会有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是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现代反犹主义孽生的土壤。^[3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版了一部所谓的《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Zion)，据说这本书是国际犹太领袖秘密集会的会议记录，这个秘密的国际犹太人组织企图摧毁并统治全世界。这种“阴谋论”更加强化了基督教世界关于犹太国际阴谋的神话，欧洲各国相继掀起排犹浪潮。尽管“议定书”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是19世纪后期由俄国秘密警察编造出来以平息俄国民众的骚乱的，但是，反犹主义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减弱。^[38]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犹主义者打着民族主义凝聚力的旗号，把对内的不满引导、鼓动至反对外来的影响，用种族主义来为民族主义煽风点火。在俄国、法国、德国等都以基督教的名义迫害犹太人。^[38]

犹太人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就来到了阿拉伯半岛，至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已有相数量的犹太人在阿拉伯半岛定居，与阿拉伯人有了相对密切的交往，并在希贾兹、地那、海白尔等地形成了文化中心。前伊斯兰时期流行于阿拉伯半的太传说故事一神思想以及创世、救赎、魔鬼、撒旦、地狱等宗教观念为伊斯兰教出现和形成奠定了基础，阿拉伯化的犹太文化当然有利于阿拉伯人对新一神信仰的接受。至穆罕默德本人在自己的传教生涯中，也始终没有否认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这种思想渊源关系，因为早年的穆罕默德就曾与犹太人和犹太教产生接触。^[40]

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开始了最初的艰难传教，但他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和主张对控制麦加的古莱希部的倭马亚家族的宗教和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穆罕默德及其信徒遭到了大肆迫害。为摆脱这种境遇，寻求新的发展地，穆罕默德及其大部分信徒于622年逃离麦加，来到了他认为对伊斯兰教发展更为有利的雅特里布，不久雅特里布改名为麦地那(先知之城)，这就是在伊斯兰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徙志"。对当地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在宗教上仇视他们的基督教徒，因而认为“他们能够把穆罕默德拉到他们一边去，让他和他们结成联盟，并借助他联合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去反对基督教。所以犹太人开始很热情地迎接了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来麦地那后，一方面在阿拉伯人中传播伊斯兰教，努力消弥了奥斯和海兹勒支两族间的矛盾，实现了麦地那阿拉伯人的团结，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宗教公社——“乌玛"。^[41]

在这种状况下，穆罕默德到麦地那的第一年，为向犹太人示好和表达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他与“迁士”“辅士"及犹太人协商后，共同制定并签署了《麦地那宪章》。该文件明确规定犹太人有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有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犹太人集体属于“乌玛"，与穆斯林处于平等的地位；犹太人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同时也规定了犹太人应遵守“乌玛"的最基本原则。这个盟约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也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合作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41]

随着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地位的巩固，阿拉伯人之间团结的加强，加上在与麦加的抗争中不断的胜利，使麦地那阿拉伯人力量日益增强。犹太人将此视为对自己优势地位的一种严重的威胁；而穆罕默德和阿拉伯人也逐渐将犹太人视为异己。两族矛盾加剧并逐渐由合作转向了对抗。^[41]

624年9月穆斯林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巴德尔战役”中获胜后，士气大振。而犹太人却仍在继续攻击穆罕默德，还背离《麦地那宪章》，同穆斯林断绝往来。穆罕默德派人包围了住在城中的盖努嘎尔犹太人领地达15天，迫使其投降，犹太人被勒令从麦地那城中迁往麦地那北部的巴兹里阿地区。这一事件揭开了阿拉伯——犹太武装冲突的序幕。穆罕默德强令奈迪尔犹太人于伊斯兰教历4年(626年)3月离开麦地那，一部分迁往半岛北部的海邑巴尔；另一部分迁往叙利亚；还有一部分投奔了麦加的古莱希人，并共同发动了攻打麦地那的“堑壕战役”。穆斯林奥斯族头领下令杀死古赖兹男子600人，妇女儿童被买为奴隶，犹太人的全部土地归于穆斯林。这是两个民族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41]为集中力量乘胜攻击半岛其他地区的犹太人，628年麦地那与宿敌麦加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签订了《侯比耶协议》。629年阿拉伯人开始进攻犹太人势力最强的海邑巴尔，当地犹太人在进行了拼死抵抗后投降，被迫承认了穆罕默德政权，并答应向麦地那政权缴纳农作物的一半作为实物地租，这也是穆斯林第一次向被征服者征收赋税。^[41]

麦地那时期是伊斯兰教发展和阿拉伯国家初创的重要时期，也是在伊斯兰教旗帜下阿拉伯民族开始向外扩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共同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由合作走向冲突，最后犹太人被征服。^[41]

在《古兰经》中，对犹太人描述的中心就是卑贱和贫穷这包含上帝对他们的愤怒。第五章第七十八节和第五章第六十节都是对犹太人所犯罪行描述和谴责，也是要求犹太人支付人丁税的原因。人丁税并不仅仅是一种税收，一种主从关系表述的象征，其带有贬低和侮辱在里面。^[42]

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阿以问题的出现，曾经在基督教家盛行的反犹主在阿拉伯国家不仅有了抬头之势并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十九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影响之下，穆斯林可以明正大利欧洲的反犹主义。根据马克·科恩（Mark Cohen）在《牛津犹太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Jewish Studies）中的说法，大多数学者得出结论，现代世界的阿拉伯反犹太主义兴起于19世纪，当时犹太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相互冲突，它主要是由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基督教阿拉伯人输入阿拉伯世界的。^[43][44]

阿拉伯国家为了反对以色列建国，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就联合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到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发动了5次大规模联合对以色列的战争。^[45][46]

近代以来，近代反犹太主义经常与犹太复国主义（也称反锡安主义）、反以色列主义混淆，尤其是19世纪80-90年代，以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刻认识到犹太人解放运动不能让犹太人摆脱被西方社会迫害的命运，他们致力于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下，犹太人重回以色列并建立国家，令一些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尤其对以色列国充满敌意，出现所谓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与行为。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而反锡安主义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即反对犹太人在古代以色列地上建立民族国家以色列。 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反锡安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反犹太主义，而反犹太主义也不一定意味着反锡安主义。这种对犹太人与以色列国的不满也被视为反犹主义，即新反犹主义。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国的不满等同于反犹主义，尤其是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必然代表着对犹太人的敌意。^[13]

美国反犹主义的第一次高潮始于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犹太人第一次作为战争和动荡年代的“替罪羊”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北方，犹太人往往被当作“南方的间谍”；而在南方，他们又被当成“出卖战争物资的奸商”。当时的南方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指责犹太人说：“他们创造了快速的财富，同时使我们的货币贬值，并使我们国家的生产枯竭，而这些生产构成了战争期间所需的最宝贵的资源。”19世纪时新教徒已经占美国民众的大多数，一方面他们模仿旧欧洲反犹主义的典型事件，开始反犹；另一方面，由于东欧、中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于是这些新教徒们产生了排外心理。^[47]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间隙，美国流传了多种关于反犹太的阴谋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份充满了神秘主义和阴谋论的小册子最早出现在1903年的俄罗斯，其本来是无人知晓的一种虚构文学作品，但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和白俄贵族的出逃，《锡安长老议定书》不仅在欧洲，也开始在美国传播。这些阴谋论在美国大肆宣扬犹太人的无耻，推动了美国的反犹太情绪。^[47]因此，在美国的高校中，犹太人入学受到了限制。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在招生限制、宿舍安排、申请材料上多方面对移民群体尤其是犹太族裔设置障碍。在经济领域，犹太人的工作机会被剥夺，晋升权力被无视。^[47]

随着整个社会的右翼基督教保守势力抬头，反犹主义很快更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针对移民问题相继出台了《1921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来限制犹太人移民。而美国经济危机大萧条更是使得犹太人又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罗斯福政府开始的新政改革又加剧了美国社会各阶级、各族裔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分化。^[47]

美国的反犹主义仍然存在，但受到美国参战和犹太人组织的抵制而逐渐衰退。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孤立主义和阴谋论，以及对欧洲犹太难民的冷漠和拒绝。美国政府和公众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和反应也不及时和充分。^[48]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反犹主义受到纳粹大屠杀的曝光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影响而逐渐衰退。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孤立主义和阴谋论，以及对欧洲犹太难民的冷漠和拒绝。美国政府和公众对纳粹大屠杀的认知和反应也不及时和充分。美国犹太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面临着各种歧视和障碍。^[49]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的反犹主义受到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影响而进一步减弱。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犹太人的嫉妒和敌视，以及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敌对。美国犹太人在教育、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引发了一些非犹太人的不满和反感。^[49]

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反犹主义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以及对以色列的抵制和抗议。美国犹太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达到了一定影响力，但也遭到了来自极右翼、极左翼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和威胁。^[50]

二十一世纪中期至今，美国的反犹主义受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的影响而再次上升。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犹太人的诽谤和诋毁，以及对以色列的敌视和敌意。美国犹太人在面对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威胁和挑战时，也展现出了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应对和抵抗。^[50]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当时的工业蓬勃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和政治变革对反犹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统一后的德国承认了犹太人合法公民的身份，并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当然这些保障还仅仅停留在制度上，因为这些法规刚被制定，随时可能调整，在实施过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51][52]

1873年，德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和萧条，结束了自帝国成立以来的繁荣时期。此外，更多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到德国和奥地利。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实际上许多犹太企业家和金融家受金融市场崩溃的影响而破产。这一点被忽略了，因为统治者只需要替罪羊，而犹太人是最好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反犹太组织成立了。^[53]

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öcker）于1878年成立了基督教社会人民党。这个反犹太党代表社会的中下阶层的利益。尽管该党在1878年没有能够行使投票权，但它反犹太的主张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成立于1893年的德国贸易合作协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反犹太主义行动提供支持。^[54]泛德意志协会的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ß）是众多反犹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拉斯认为，犹太人应对德国政治中的每一个错误负责，在他看来，所有的纠正措施都必须从对犹太人的限制开始。^[55][5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受政治冲击和经济萧条。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德国在军事上受到严格限制，失去了全部的商船和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高额的战争赔偿和1923年的大萧条使德国蒙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失业人口众多，通货膨胀率达到了灾难性的水平。^[57][58]

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人再次成为了被污蔑的对象。于是，犹太人被污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逃避服兵役，为自己的利益窃取国家经济资源。民间流传着：犹太人靠战争赚钱，于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投降后，这种针对犹太人的病态敌意已经深深扎根于军队。从1919年开始，在新成立的准军事组织中也普遍存在着反犹主义的身影。实际上这些组织就是日后纳粹组织的雏形，其中大多数成员也都参加了纳粹运动。他们鄙视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念，主张驱逐犹太人并再次发展德国的军事力量。在魏玛共和国，纳粹党的反犹主义思想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通过宣传，德国人将犹太人定义为劣等种族、社会的毒瘤。^[59][60]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一战的失败，德国国内局势混乱、经济萧条，“反犹”成为德国统治者转嫁危机的手段。各种反犹组织纷纷成立，一系列反犹政策被制定、实施，纳粹党也登上政治舞台。^[59][60]

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反犹主义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统治者从煽动到制定政策支持，再到制定法律，最后甚至决定灭绝犹太民族。当时出现了一种基于种族和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思潮，认为犹太人是一个低等的、异化的和危险的种族，威胁到德国的纯洁和统一。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威廉·马尔，他在1879年首次提出了“反犹主义”这个术语，并创办了反犹主义政党和杂志。^[10][11]

在经济领域，抵制犹太商行。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反犹情绪高涨。^[61]纳粹冲锋队员迅速发起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经济制裁活动。这一时期的经济制裁手段主要是扰乱犹太商店营业秩序，中止犹太商店营业，使其遭受经济损失。抵制犹太商品、制裁犹太经济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普通市民迫于压力，开始抵制犹太人商品。街头暴徒积极响应，自发组织对犹太商行的打击活动。纳粹冲锋队甚至将制裁引入到了其他社会领域中，医师、律师甚至一些自由职业者都遭到了迫害。1933年至1938年之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经济打击持续进行着，许多犹太企业被“自愿的雅利安化”。1936年到1938年之间，通过法律和政府监督等手段，纳粹完全将犹太人赶出了经济领域。在纳粹的压力下，犹太人经营的中小企业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较大的公司还能以较合理的价格被收购。很多贫困潦倒的犹太人为了谋生只能沿街叫卖，但是沿街叫卖也得经过政府的商业登记。^[62][63]1938年11月9日至10日晚，纳粹政权在纳粹德国掀起反犹暴力浪潮。有组织的纳粹团体对犹太人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他们损毁了数千家犹太企业，打碎店面玻璃，史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碎玻璃之夜”。该事件得名于暴力活动后散落在街道上的商店玻璃碎片。这是一次对所剩余犹太企业的直接攻击。^[64][65]

在文化领域，德国纳粹将所谓的有损德国形象的书籍全部烧毁。更是在1933年5月10日，进行了声名狼藉的“柏林焚书事件”。柏林焚书活动的规模是最大的，活动当天大约有四万人聚集在柏林大学和歌剧院之间的广场上。参与此次焚书活动的不仅有激进的反犹太学生团体，而且还有纳粹敢死队军官。^[66][67]在反犹思想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德国犹太人的受教育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德国犹太人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在纳粹学校就读的儿童和青少年饱受折磨，他们不仅要承受纳粹老师的言语侮辱和体力惩罚，还要遭受同龄人的欺凌和无故殴打。在激进的戈培尔的指导下，“彻底革命”计划开始进行。该计划的目的是，严格控制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电影、新闻、广播和科学。该方案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消除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影响。犹太人被禁止从事文化相关工作，犹太作家的书籍被禁止出版。^[68][69]

德国反犹主义在纳粹党的领导下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纳粹党将犹太人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利用宣传和暴力手段进行全面的排斥和迫害。^[10][11]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反犹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和人权，限制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将他们隔离在贫困和恐惧的环境中。^[70]

德国反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最残酷的阶段，纳粹党实施了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纳粹党利用集中营、毒气室、大规模枪杀等手段，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罪行。^[10][11]

德国反犹主义在战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审判，德国政府和民间也进行了反思和赔偿。德国政府承认了对犹太人的罪责，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为犹太幸存者和犹太机构提供了经济援助，为犹太人的遇难者建立了纪念碑和博物馆，为犹太文化和宗教提供了保护和支持。德国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反对反犹主义的组织和运动，如“新德国”运动、“反法西斯联盟”等，他们致力于揭露和抵制反犹主义的言行，促进德国和犹太人的和解和友好。^[10][5]

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犹太人来到英国，但排犹现象经常发生。1190年，由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约克郡有150多名犹太人被杀，1290年犹太人遭到驱逐。尽管犹太人被驱逐，但英国关于反犹主义的宣传一直存在。从中世纪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到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都刻画了“坏”的犹太人形象。这种负面形象深刻影响英国社会对国内犹太人的认知和态度，对排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虽然英国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相对平等的权利，但反犹主义观念却未消减。在19世纪晚期，一股席卷欧洲的种族反犹主义思潮涌现，犹太人的罪恶不再是表现如何，而是他们的出生、他们的种族。种族反犹主义的倾向既针对同化的、相对富裕的犹太人，也涉及社会底层的英国犹太人，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中反犹主义的泛滥以及“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此外，1881年，随着俄裔犹太移民的涌入，英国犹太人从1880年的65000人增加到1914年的300000人，其中2/3定居在伦敦。这些犹太移民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受到英国民众和政府的憎恶，对于当时的反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1]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猖獗jué，英国反犹主义不断加剧。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爆发了左翼的民粹反犹主义。当时英国左翼知名人士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曾说：“犹太人正在夺取英国外交政策控制权，他们不顾后果地将大英帝国拖入灾难性的南非冒险之旅。”1920年，英国《晨报》（Morning News）翻译了《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并成为畅销书，当时晨报的领导人指责犹太人是大英帝国的最大威胁。30年代，英国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尽管包括法西斯联盟在内的英国法西斯运动从一开始没有将反犹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但在30年代中期，反犹主义的宣传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更加占主导地位。^[71]

二战以后，英国反犹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混合在一起，并出现由右翼转向左翼的倾向。尽管发生了大屠杀，但反犹主义在英国社会中依旧存在，甚至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犹太人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巴勒斯坦地区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随之而来，英国的反犹主义事件不断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政治极右派、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并出现了各种右翼组织和团体。在60年代，极右翼团体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犹袭击，包括对犹太教堂的毁坏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六日战争后，英国反犹主义倾向由右翼转向左翼。新的左派主义者把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的政策称为“种族灭绝”，并把以色列政策当作新的“法西斯主义”。^[71][72]

近年来，英国在反以色列名义下进行的反犹活动比较严重。反犹主义者要求犹太人公开反对以色列的政策，才能逃避制裁。2006年3月，英国《欧洲舞蹈》(Dance Europe)杂志拒绝发表以色列人莎莉。安•弗里兰德(Sally Ann Freelan)的文章。该杂志的编辑表示，只有弗里兰德谴责以色列政府，他们才会发表她的文章。弗里兰德拒绝了，她的文章最终未能发表。^[72]

二战前，波兰是苏东国家中犹太人最多和最集中的国家。尽管冷战初期，东欧国家受到斯大林对犹太人严厉政策的影响，但这个时期东欧犹太人的处境总体上看却比苏联更为宽松和自由。1947年，波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非常强调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不久后出台的波兰宪法中也规定: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任何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都将受到惩罚。^[73]

由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疯狂屠杀等原因，波兰犹太人从战前的350万，下降到1944年波兰解放时的6—8万，存活率约为1。7%—2。3%，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从解放到1945年，大约有20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波兰，因此1945年波兰犹太人的数量在25万左右。40年代后期，大量犹太人逃离波兰，到50年代初只剩下8万左右。^[73]

1956年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党内指责“莫斯科派”犹太族领导人要“为斯大林的错误负责”。在接下来的“非斯大林化”时期，一些犹太族领导人被解职，反犹主义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以至于“想晋升的官员必须积极反犹”。1958年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移民、生活、工作、就业、上学的管制。尽管官方没有公开、积极地主导反犹主义，但也默许了政府下属部门和社会上的反犹行动，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反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失去了工作。到1961年，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从安全、警察和主要军事部门赶走了。^[73]

1968年3月，由于波兰政府禁止公演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名作《先人祭》，导致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进行游行示威，政府出动大批警察进行武力镇压，这就是“三月事件”。同年11月11—16日召开的波党“五大”对三月事件进行了总结，然而会议并没有从政策上找出问题的根源，更没有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反却把一切都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1967—1969年间，在政府的宣传、利诱、威胁之下，约25000名犹太人移居国外。尽管在波兰还剩余几千名犹太人，但大都是些老年人，波兰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终结了。^[73]

随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波兰的消失，犹太文化也开始在波兰人的视野内消失。1970年12月波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政府再次企图将原因归结为犹太人；1976年因提高物价而导致骚乱，但安全警察仍暴打罢工者，迫使他们承认是因为接受了犹太人的报酬才这么干的。进入80年代，波兰政府的反犹立场和形象不断受到西方批评。为了树立一个好的国际形象，波兰政府放松了对犹太文化的限制。因此，80年代后期，尽管波兰仍继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但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反犹主义在波兰逐渐式微。^[73]

在俄罗斯历史上，从伊凡四世到尼古拉二世，可以说历任沙皇都急切地采取反犹政策。伊凡四世（在位：1530~1584年）对犹太人实施了残酷的迫害，曾下令将所有不愿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统统投入河中淹死。在1801年，当亚历山大一世登基时，居住在原波兰领土上的庞大犹太人社群早已成为焦点，引起了广泛的犹太人问题关注。1804年颁布的《犹太法》成为对犹太人问题全面处理的首部法律，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该法的理论基础是：将犹太人视为寄生虫，是前波兰地区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包袱。《犹太法》规定，犹太人只能居住在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同时在职业和土地拥有等方面设立了诸多限制。1827年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强迫12~25岁的太青少年服兵期长达25年。19世纪40代末法律还规定不许犹太人穿本民族传统服装和遵守本民族风俗习惯，如不许男性犹太人蓄鬓发等。^[74]

1881年5月，沙亚历山大二世身亡，整个犹太人群体被指控参与了这一谋杀事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集体屠杀和官方默许的其他暴行。这导致大量犹太人离开，从1881年到1882年间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犹太人大迁徙，一直延续至1894年的12府严反犹法和民众的屠犹暴行。这一事件促使约20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罗斯，其中大部分迁往西方，尤其是美国。^[74]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沙皇的导师、圣主教公会宗主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人物。这位人物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在他的任职期间千方百计地贯彻他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1881-1884年期间，俄国再次发生了一系列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暴力行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2年5月颁布了《五月法令》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犹太人也做出了诸多限制。^[74]

列宁时期的苏联政府采取民族平等政策，其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列宁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政策，为改善和提高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奔走呼吁。1905年他写道:“党为了消除关于它的民族性的一切想法，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列宁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中提到:“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融合。”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原则，呼吁各民族平等，为解决历史上的犹太人问题奠定了基础。列宁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他说:“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中间大多数是工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的受资本家压迫的兄弟，是我们的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75]

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在理论上仍宣称各民族平等，但实际上苏联政府从各方面对其境内犹太人进行压制，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后期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作为民族事务委员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犹太教采取限制政策，如宗教学校只能有限制地开放，宗教出版物只能限量发行，犹太会堂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也都受到限制。犹太人的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也被取缔或禁止。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歧视低调而微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反犹倾向越来越明显。^[75]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较斯大林时期有所松动和缓和，但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压制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国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排犹情绪。从宗教方面看，犹太教徒不能像其他宗教信徒那样制作自己的会堂饰章及纪念品，如光明节使用的灯、大卫盾等；也不能像其他宗教团体那样拥有印刷厂，印刷宗教礼仪及神学书籍和文章。从文化方面看，由于苏联政府的压制，犹太文化发展极其有限。在此阶段，苏联只有一个犹太文化“阵地”，即1960年批准的意第绪语月刊《苏维埃祖国》(SovietishHeimland)。苏联政府一直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申请从苏联移民到他国的犹太人被说成是叛徒、间谍，有的还被关入监狱。^[75]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但在苏联社会上反犹呼声仍然此消彼长。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多元化政策触发了苏联民族纷争的“火药库”，民族主义开始恶性膨胀，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组织纷纷出现。1987年苏联国内还出现了一个具有强烈沙文主义思想的组织“帕姆盖特”(Pamgat，纪念之意)，该组织有公开的反犹章程，与苏联政府和学术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在犹太人中间引起极大恐慌。^[75]

罗马帝国为了镇压犹太人的反抗，派遣提图斯将军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最终攻破了城墙，焚毁了犹太教的最神圣的建筑——第二圣殿，屠杀了数十万犹太人，将剩余的犹太人分散到各地，结束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独立统治，开始了犹太人的漫长流亡。^[76]

欧洲的基督教徒为了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宗教战争，沿途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屠杀，认为他们是杀害耶稣的罪人，应该受到惩罚和诅咒。在德国、法国等地，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杀害、抢劫或被迫改宗，许多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选择了自杀或集体自焚。^[77]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下令驱逐所有的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再次入境。大约有一万六千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英格兰，流亡到法国、荷兰等地。直到1656年，犹太人才重新获得了在英格兰定居的权利。^[78]

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为了统一国家和加强天主教的地位，下令驱逐所有不愿意改宗的犹太人，约有十五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流亡到北非、意大利、土耳其等地。这一事件被称为“西班牙犹太人的大流亡”，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之一。^[79]

纳粹德国是反犹太主义的最极端的表现，它以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试图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纳粹德国通过反犹法令、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和灭绝营等手段，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和系统化的迫害和屠杀，造成了约六百万犹太人的死亡，这被称为“大屠杀”或“犹太人大灭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之一，也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80]

在二战后，犹太人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但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和敌视，导致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冲突和战争。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是对他们的土地和权利的侵占和剥夺，是西方的代理人和殖民者，是对伊斯兰教的威胁和亵渎，因此多次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和恐怖袭击，试图消灭以色列。以色列则以自卫和安全为理由，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强硬的回击和报复，占领了他们的部分领土，建立了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的控制，引起了他们的更大的仇恨和反抗。^[81]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但也被认为是一部反犹太作品，因为它描绘了一个贪婪、残忍、报复心强的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与一个仁慈、慷慨、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对立。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普遍歧视和偏见，以及莎士比亚自己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和想象。不过，夏洛克作为犹太人的代表，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2]

然而，有些评论家也指出，莎士比亚并没有完全将夏洛克刻画成一个恶毒的反面角色，而是赋予了他一些人性的特征，让他为自己的信仰和民族辩护，表达了他的委屈和愤怒。有些观众和读者也对夏洛克的遭遇感到同情和关怀，认为他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82]

《雾都孤儿》是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经典小说，首次连载于19世纪的英国。尽管这部小说广泛被认为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但它也被指控反映了反犹太主义的元素，主要体现在描绘某些犹太人角色的刻板印象和负面刻画上。其中，小说中的犹太人商人费金（Fagin）一角是备受争议的。费金是一个以经营小偷团伙为生的人物，被描绘为邪恶、奸诈、贪婪的犹太人形象。他的描写存在许多负面刻画，强调了与犹太人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如对金钱的痴迷和对权谋的追逐。这样的描写引发了一些人对小说是否带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争议。犹太人角色的刻板印象可能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中的反犹太观念和成见。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这种观念在文学和社会中一直存在。狄更斯创作《雾都孤儿》时，社会中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仍然根深蒂固，这在小说中得以反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小说中存在这样的元素，但狄更斯也在后来的版本中对费金一角进行了修改，试图减少对犹太人的负面刻画。然而，对于小说是否具有反犹太主义的争议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也在学术界和文学评论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3][4]

《辛德勒的名单》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一部1993年的电影，改编自托马斯·凯内利的小说，讲述了波兰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如何通过雇佣犹太人来拯救他们于纳粹大屠杀的故事。斯皮尔伯格的目的是通过这部电影纪念辛德勒的善行，将他描绘成一个正面形象，强调个体的道德选择对抗邪恶。然而，一些评论家认为，即使在这样的故事中，电影也不能完全避免在某些场景中呈现犹太人的刻板印象。电影的一些审美选择也受到争议。例如，电影开头的黑白画面中，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外衣在犹太区漫步，这一画面成为电影中的视觉元素之一。有人认为这种表现手法可能暗示了犹太人的牺牲和注定的命运，引发一些负面联想。总体来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受到广泛赞誉的电影，但也受到一些争议，尤其是在呈现犹太人形象方面。^[8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一部名为《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著作，声称这本书是国际犹太秘密组织的会议记录，描绘了这个秘密组织企图毁灭并统治整个世界的图谋。这种所谓的"明谋论"进一步强化了基督教世界对于犹太人国际阴谋的错误神话，导致欧洲各国产生了犹太人的敌视情绪。尽管后来证明这份"议定书"是伪造的，是19世纪后期由沙俄警察编造出来以平息国内民众的骚乱，但是反犹主义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84]

世界犹太人阴谋论，或国际犹太人阴谋论、犹太人秘密统治世界阴谋论，被称为是“20世纪流传最广泛最持久的阴谋论”。该阴谋论宣称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媒体机构都受到一个秘密的犹太组织的控制即共济会，该组织旨在支配整个世界。^[85]不仅如此，这个组织的神秘长老团还怀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他们甚至有预谋地发动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便进行一次重新洗牌。^[20]

实际上，1903年俄国《旗帜报》刊载一系列题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的文章，首次公开提出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即有一群所谓“犹太锡安长老”密谋控制全人类，并公开一份文件，题为《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这份文件随即成为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也是此后几乎所有阴谋论的始祖文件。^[20]

然而，这样的阴谋论还常成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枪杀一切“叛国者”和原来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们都是共济会成员。^[20]

这个理论已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一个阴暗的犹太人银行家小集团控制整个世界。它也被许多人用来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辩护。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又使这种理论再次抬头。然而，现实是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碎、过度放大的金融杠杆作用都是造成危机的潜在因素。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也与其他人一样，在这场危机中深受冲击。^[86]

在中国，尤其是在宋鸿兵《货币战争》的影响下，一些人会认为全世界的金融都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下运行的。但是，这样的说法不过是德国纳粹时期为了迫害犹太人而炮制出的阴谋论。^[87]

"犹太人控制美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宣称犹太人通过其在政治、金融、媒体和其他领域的影响力，实际上控制着美国。这种观点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表现，已经被广泛谴责为虚假和危险的种族主义宣传。一些阴谋论声称，犹太人通过在娱乐业和新闻业的领导地位上的影响，能够操纵和形塑美国公众的意见。这种观点中包含着对犹太人在媒体中所谓的“秘密控制”。^[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