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又称犹太人大屠杀，英语和德语的名称为“Holocaust”，此字是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焚烧祭祀犹太人”。纳粹大屠杀发生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消灭犹太民族为目标的种族清洗事件。^[1]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近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欧洲几乎三分之二的犹太人惨遭杀戮。^[2]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大批犹太精英分子成为革命领导人，加上过去的宗教矛盾、民族仇恨、社会偏见、经济嫉妒等因素，纳粹德国便以此为由开始了反犹运动。^[3]首先，在1933—1938年间，纳粹德国推出了《恢复公职人员法》《大学生十二守则》《纽伦堡法案》等一系列法令限制和迫害犹太人，甚至还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随后，在1938—1941间，纳粹德国不断侵占他国，将国内针对犹太人的相关法令照搬到侵占地实施。最后，在1942—1945年，纳粹德国直接对犹太人实施名为“最后解决”的种族灭绝计划，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对犹太人进行集体枪杀和毒气大屠杀，最终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事件。^[1][4]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对22名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共开庭403次，有113人提出口头证言，143人提供书面证言，英文审判记录长达1.7万页。最后12人被判绞刑、7人被判有期徒刑、3人无罪释放。^[5]纽伦堡审判揭露出的罪行，以及整整一年关于审判的报道，让全世界震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审判。^[6]

这场种族清洗浩劫给犹太人和全人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联合国大会于2005年11月1日宣布将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7]中国学者潘光认为纳粹大屠杀对整个犹太民族和文明形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犹太民族发展和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促进了犹太国家的重建。^[1]

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犹太人被歧视、奴役，进而被迫害和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早在希腊、罗马时代，犹太人就因为信仰的一神教^[注1]与希腊人、罗马人信仰的多神教^[注2]不同而受到迫害。后来兴起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自于犹太教，但其教义与犹太教的传统教义相抵触，于是犹太教在许多方面都拒绝承认这两个新宗教的合法性。比如，犹太教拒绝接受基督教中，耶稣具有神性、是救世主和上帝之子的说法。而耶稣基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他的门徒也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拒绝，不仅成了对基督教合法性最大的威胁，也成了基督教信徒仇恨犹太教信徒的初始原因。此外，犹太教上层撒都该派（Sadducees）^[注3]和法利赛派（Pharisees）^[注4]的信徒还将基督教信徒、伊斯兰教信徒逐出圣殿，甚至加以迫害，从而引起了后两者长达两千多年的敌视和仇恨。在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中，犹太人被说成是“魔鬼”的子孙。基督教还指控称，犹太人不仅拒绝了耶稣的引导，而且还害死了耶稣。一种说法是耶稣的一名门徒——一个名叫犹大的犹太人，为了30枚银币出卖了耶稣。另一种说法是，犹太公会抓获了耶稣并对他进行审判后，把他交给了罗马总督彼拉多，致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早在11-13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就已经对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和屠杀。而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冷漠、歧视，尤其是19世纪以后，在德国国内，制度化的反犹态度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核心。纳粹党当权之后，德国社会的反犹主义被不断发酵并加以利用，全国人民的反犹情绪也不断高涨。^{[8][9][10][11]}

近代以来，欧美成了世界科技文明的中心，一系列带动世界朝着更高文明发展的科技发明几乎都是欧洲白种人创造的，其中英、德、美等国更是创新发明的先驱，如：蒸汽机、汽车、飞机、炸药等发明。因此，白人便逐渐形成了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再加上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问世，种族优劣论在一些国家迅速得到市场。^[12]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为日耳曼民族是优秀民族、犹太人是低劣民族提供了生物学的论证，认为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劣等民族在数量上发展更快，因此应加以限制和消灭。早在1871年，德国首任宰相俾斯麦就表示要建立一个反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希特勒也认为，不同种族的血统决定了其在人类文明中的角色，属于强者的民族，如雅利安民族，承担着缔造文明的角色；而属于弱者的民族，如犹太族，则会毁灭文明。因而，犹太人的存在只会破坏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影响德国的强大。所以，反犹主义的目的便是为了雅利安民族的血统胜利。德国在纳粹上台后，形成了一种类似宗教性质的种族意识形态，它以其特殊的德国神秘主义形式，强调了种族的神话维度和雅利安人血统的神圣性，并融合了一种坚定的、属于德国（或雅利安）基督教的宗教愿景。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不仅是为了战争和民族的胜利，更是为了拯救自己和世界。^[8]

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利用犹太问题的国际性来制造影响。20世纪初期，许多犹太人崇尚马克思主义，热衷于社会主义革命，从而较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很多犹太人还在早年的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中担任重要职务。在苏维埃俄国的24名党政委员中，犹太人就占了16名。继俄国革命后，在中东欧的革命高潮中，犹太人中的先进分子也极其活跃。匈牙利革命领袖贝拉·库恩、德国工人组织的创建者费迪南德·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发起者保罗·辛格、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予以“修正”的伯恩斯坦、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等都是犹太人。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的6位委员中有两位犹太人；在慕尼黑苏维埃运动中，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库尔特·埃斯奈尔、欧根·列威纳以及恩斯特·托勒尔等也都是犹太人。因此，希特勒利用这些事实大力渲染“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是犹太人企图破坏人类文明、征服整个世界的工具，并提出要用“国际性的措施”来解决“国际性的犹太人问题”，号召欧洲国家建立一个控制犹太力量的联合阵线。^[13]希特勒公然宣称，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分崩离析，“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策划征服欧洲以及全世界。作为“优良种族”的雅利安人必须通过“永久性的革命”来消灭犹太人及其马克思主义。^[1]

犹太人20世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成就，也是近代反犹运动再度兴起的原因。犹太人善经商，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法国反犹主义者写的《法国犹太人》一书，公开声言法国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罪过，因为占法国人口0.25％的犹太人掌握了法国总财富的半数。所以国家要采取限制、驱赶甚至消灭犹太人，并没收他们财产的政策。^[10]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德国，在战前，大约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德国，占德国总人口的1%，但他们的财产比例约占国民收入的1/1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整体衰落，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失业率超过30%，只能依靠美国的贷款发展经济。而在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德国的经济受到了不小影响，以致社会生活更加困难，社会矛盾激化，工农运动此起彼伏。纳粹德国把犹太人视为外来资本家的代称，对于急于稳定国内现状、重整军备、扩大经济后盾的希特勒来说，发动反犹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国有。^[1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需要补充军火，兵工厂需要物资，士兵需要食物，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为此，剥夺较富有的犹太人的财产便是最佳选择。^[12][14]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不堪埃及人的迫害，在摩西的率领下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但由于内部矛盾，原本统一的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西亚奴隶制国家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灭亡。从此，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直到波斯帝国消灭巴比伦后，犹太人得以重新回到迦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却又相继沦为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属民。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的地位极为低下，连基本的生存保障权都得不到。^[15]后来又在阿拉伯、土耳其等国的不断践踏下，国破家亡的犹太民族四处流散，一直处于欧洲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封建时代欧洲上层和正派人不屑从事的商业。但犹太人却通过商业吸纳了整个社会大量的财富，于是整个欧洲便掀起了对犹太人的排斥浪潮。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是个无根的民族，无权无势，社会地位极低，于是排犹浪潮很快就泛滥成屠犹暴行。根据史料记载，1066年—1290年期间，英国一共将1.6万名犹太人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1182年—1321年期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导致大量犹太人在此过程中丧生；1492年，西班牙、葡萄牙开始驱逐犹太人，使得大量犹太人无家可归。1881年，俄国掀起了屠犹狂潮，大批无辜的犹太人被杀害。^[12]

第一阶段的时间为1933年至1938年，主要体现为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本土颁布了400余条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法规，犹太人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受到了纳粹德国的大规模迫害。^[1][13]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总理，于同年3月10日在德国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建立了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这也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搜捕正式拉开序幕。^[16][17]犹太人开设的百货商店成了党卫军^[注5]袭击的目标，党卫军甚至冲进法院，带走了犹太法官和犹太律师。这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行为遭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舆论批评，在美国的犹太人联合起来抵制德国商品。3月26日，赫尔曼·戈林^[注6]让德国犹太人组织的领导人告诉国外犹太人停止谴责德国迫害犹太人的宣传，停止反德活动，否则就将进行大屠杀。同月，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发出命令取缔犹太人法官，以及禁止犹太人当法官。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也加快了解雇犹太人的速度。^[4]

1933年4月，德国颁布了第一个反犹法令《恢复公职人员法》，规定必须清退非雅利安祖先的文官，即便是名誉职位也要废除。在后来制订的《大学生十二守则》中，提到犹太人是德国最为危险的对手。4月21日，颁布了禁止犹太人杀死动物作为食物的法令；7月14日，颁布了取消犹太人入籍德国公民权的法律；另有特殊法律规定东欧犹太人即使没犯法，也属于政治上的不良分子。9月29日颁布的农场世袭法中规定，只有在1800年被证明其祖先不是犹太血统的那些农民才可以继承农场的财产。同年十月，《国家报刊法》出台，规定所有的编辑必须是雅利安血脉，连配偶都不能是犹太人。到1933年下半年，德国的政府工作部门及所有德国社会教育和文化设施中的犹太人都被清除出去了。^[1][4]

1935年夏，犹太人被禁止去电影院、剧院、游泳池和旅游胜地。同时，犹太人创建的小型企业因遭到暴力和联合抵制而破产。1935年9月，德国公布了《纽伦堡法案》，该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法令还规定，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人及其亲血缘的民族结婚；禁止犹太人与上述两种人有性的关系；禁止犹太人雇用年龄低于45岁以下，具有日耳曼人或与日耳曼人有血缘关系的女仆；最后禁止犹太人手执德国国旗，而只准他们手执犹太旗帜（六角星旗）。此后多项补充规定又陆续出台，希特勒还给“犹太人”这个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凡曾祖父母中有3人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并根据祖辈中犹太人的多少把他们分成几类，如3/4犹太人、1/4犹太人、1/2犹太人等。^[13][4]

1936年，因为奥运会在柏林举行，纳粹的反犹运动稍有减缓，但奥运会一结束，反犹行动立即再次升级。希特勒准备了一份“四年计划”，全权交给戈林负责，需要向犹太人征收1万亿马克作为所谓的对帝国的“捐献”。此后，犹太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到1937年底，犹太人教授、文职公务员、演员、音乐家和新闻记者失去了工作。许多犹太工人和雇员在冲锋队员毫无理性的威逼下，被迫失去了工作岗位，数不清的犹太人小商业经营场所被清除。^[1][4]

从1938年1月开始，在戈林的一手策划下，德国继续颁布了各种限制和迫害犹太人的法令，加大了对犹太人财产的掠夺，暴力行动也再次加剧。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纳粹当局立即借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犹狂潮。11月9日，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两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1938年年底，纳粹政府取消了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还规定犹太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犹太人的护照均要加盖“J”字，犹太医生的许可证也被吊销等，至此德国犹太人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权利。^[1][13]

第二阶段的时间为1938年至1941年，主要体现为纳粹德国采取以驱逐为主的反犹政策，在对外战争过程中占领的地区、国家也实行与德国国内相同的反犹政策和法令。^[1]

在对待德国国内犹太人方面，1938年，担任国家银行总裁的沙赫特提出让犹太人有秩序地移居国外的计划，但德国必须要没收犹太人估价为15亿马克的资产。同年，“犹太移民总局”在维也纳的欧根亲王大街成立，由阿道夫·艾希曼任领导。该机构利用敲诈勒索的手段放逐犹太人，放逐者必须缴纳“入境申报费”，移民总局还鼓动犹太富人为移民掏腰包，并纵容一些犹太人领袖去国外活动，获取赞助。1938年10月，大约有1.7万名犹太人被德国强行驱逐到波兰边境。11月28日，戈林签署并颁布了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驱逐出去的法令，涉及零售、商行、个体、销售和服务等行业。与此同时，他还签署并颁布了“惩罚性罚款的法令”，其绪言中规定由于犹太人对德国人民和帝国不友善的态度，将对犹太人征收一万亿马克的“捐献”，并对犹太人进行“坚决抵制”和“严厉惩罚”。在驱逐犹太人出境的过程中，党卫军肆意施行暴行，数千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有20万犹太人离开德国本土。^[4][13]

在对待德国以外犹太人方面，从1938年3月至1941年5月，德国相继吞并、侵占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罗马利亚、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纳粹的反犹运动也扩张到了上述地区。^[1]

1939年9月，波兰被瓜分和占领，希特勒发布条令，所有的非日耳曼人都要从波兰占领区内的日耳曼人居住地驱逐出去。随后，约100万波兰人被驱逐到特定的隔离区内作为德国的劳动力，而同时大约50万从德国来的纯粹日耳曼人被送到波兰人已经驱逐的地区，建立农业殖民地。纳粹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于1941年3月进攻南斯拉夫、4月入侵希腊。在纳粹领导人的授权和默认下，德国武装部队成员可以任意枪杀敌方的市民和犹太人，并且大量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沙华的50万犹太人被赶入仅2.71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1][4]

第三阶段的时间为1941年至1945年，主要体现在纳粹当局实行“最后解决”政策， 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具体来说，就是先屠杀苏联犹太人，再把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驱赶到东欧，再迫使其从事劳动之后再处死。^[1][13]

1941年5月，苏德战争爆发前，海德里希已从党卫队中抽调了大约3000人，组成4个特别行动队，准备跟随前线部队去执行消灭东方犹太人这一特殊任务。A支队被派到北方兵团，在波罗的海国家到列宁格勒这一地区活动；B支队被派到中部兵团，在白俄罗斯及其往东到莫斯科这一广大地区活动；C支队被派往南方兵团，在乌克兰地区活动；D支队被派到南方兵团第十一军，在除了乌克兰以外的南方地区，连同克里米亚半岛活动。他们的行动指示直接来自海德里希。^[4]

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500万俄国犹太人成了特别行动队的目标。犹太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召集在一起，被卡车或者马车运到事先选好的峡谷、沟渠边，身上的财物被抢光之后再被杀害，方法有活埋、烧死、枪杀等。在短短的四个月中，约有30万犹太人被处死。到1942年初，这一数字接近50万。^[1][13]

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召集了德国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特务机关盖世太保的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在柏林近郊万湖旁边的万湖路58号别墅开会，研究大规模系统地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提出“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在优胜劣汰中留下有能力继续参加劳动的犹太人，最后再统一处置。这次会议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在历史上被称为“万湖会议”。^[18]

1942年5月，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收到一份来自华沙的由地下犹太劳工协会提出的报告，描述了波兰犹太人的命运。这是西方得到的第一份关于特别行动队的材料。该报告写中称从苏德战争爆发的那天起，德国人就开始对波兰的犹太人，以及后来对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进行所谓的身体检查。其方式均千篇一律，即14—60岁的男人被圈围在一个广场或一个公墓地，然后被枪打死或被手榴弹炸死。被杀的人在此之前，还被迫挖好尸体掩埋的坑。孤儿、老年人或已住院的病人直接被枪杀，妇女在街上被枪杀。在许多城镇，犹太人被带到无名墓地附近的树林里遭枪杀。在利沃夫、靳坦尼斯沃夫、塔诺波尔、兹沃乔夫、布热扎内等的确，分别有30000、15000、5000、2000、4000犹太人被杀害。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兹博罗沃、科洛梅亚、斯特里基、桑博尔、德罗赫比茨、兹巴拉兹、普热梅斯尼、库特、布罗德、普热梅希尔、拉瓦、鲁斯卡和其他地方……根据各种资料统计，在波兰的维尔纳地区和立陶宛的考纳斯地区，被残杀的犹太人约有30万。”^[4]

1942年3月开始，第一批斯洛文尼亚犹太人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卢布林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被驱逐到贝乌热茨集中营就意味着纳粹德国的“毒气大屠杀”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将集中营推广到所有占领区。集中营有分成劳动营、转运营、战俘营、政治犯营、儿童营、医学试验营、死亡营等，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实行“最后解决”，纳粹专门在集中营里设计了毒气室，准备实施毒气大屠杀，从而达到最后清除犹太人的目的。毒气室的门和窗户都贴了密封条，室内装有气体管道，隔壁设有毒气压力罐，并装有调解设施，而毒气室的门上却写着“淋浴室”。当纳粹要清除犹太人时，就让20一30个犹太人为一组，把他们带到“淋浴室”后，由值班大夫拧开放气阀门将其毒死。^[1][13][4]

1942年8月，勒乌地区的犹太人被送到贝乌热茨。与此同时，法国、比利时、荷兰、克罗地亚、挪威的犹太人也相继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3年2月-9月，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克拉科夫隔离区和柏林剩余的犹太人被驱逐。勒乌、比亚韦斯托克犹太人隔离区、奥斯特兰德、明斯克、利达和维尔纳等犹太人隔离区被摧毁，白俄罗斯犹太人隔离区剩下的犹太人，以及里加隔离区的犹太人均被消灭。卢森堡、维也纳、布拉洛、希腊、上西里西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等地区的犹太人则被送到集中营。^[1][4]

1944年，美英武装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德国遭受东西方两面夹击，使“最后解决”丧失了条件。但罗兹仍然开始驱逐犹太人，到同年8月，该地区最后7万名犹太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一被送到贝乌热茨、海乌姆诺、马伊达内克、索比鲍尔和特雷布林卡等集叶营，就会遭遇迫害。在另一些可以安排劳动的集中营，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则会挑选出百分之十较为强壮的人参加劳动，剩下的人则被强制赶到毒气室集体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曾创造了一天毒死6000人的最高纪录。至1945年大战结束时，集中营先后关押过1800万人。死难人数很难统计，约在700万到1100万人之间。^[1][4]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柏林。纳粹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在德国柏林暗堡里面开枪自杀。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勒斯坦、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时，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升起了镶有黑边的旗帜，以悼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19][20]纳粹大屠杀事件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犹太社团都在大屠杀中遭受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300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当时的德国境内也很难看到犹太人。^[1]

关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具体人数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有600万犹太人遇害。^[1]1945年，纳姆伯格根据事后的人口普查和一系列可靠的统计资料的分析，提出了57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一估计数字。1959年，苏联进行了人口普查，所发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犹太人的可靠资料，也证明了这个数字的基本准确。每一个国家的犹太人在“最后解决”的开始到执行期间被杀害的数字，也只能根据本国疆域范围内的状况，较为准确的估算出来，统计数据约为590万人。^[21]

从1933年—1945年，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使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是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这不仅让犹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但大屠杀并未能摧毁犹太民族的奋斗精神，反而使犹太民族得到世人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同时，纳粹大屠杀也对整个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20]

近四千年来，犹太民族的集体生存与其信仰紧密相连，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流散过程中“流而不散”。但从纳粹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犹太幸存者们，即使重建了家园，被迫害和屠杀的痛苦记忆依然让他们生活在阴影中。因此，经历了纳粹大屠杀后，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对长久以来信仰的上帝产生了动摇和质疑。可以说，他们的上帝观念面临崩溃。对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查德·鲁宾斯坦（Richard L.Rubenstein）的“上帝已死”的论点。鲁宾斯坦认为，大屠杀的经历打破了犹太人传统的上帝观念，特别是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上帝，犹太人不能再鼓吹历史上万能的上帝的概念，也不能再鼓吹以色列是上帝唯一的选民。^[22]

在欧洲犹太人民遭受压迫和驱逐之时，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和组织便积极展开营救行动，包括锡安主义^[注7]领导人与纳粹经济部达成秘密协议，用财产换取欧洲犹太人的离境。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建立了许多地下通道，将一批批犹太难民转移出纳粹占领区。还有大批犹太人参加盟军和游击队，走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同时，许多犹太人还积极参加地下斗争，秘密地为盟军收集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破坏德军的各种设施等。而那些处在隔离区和集中营内的犹太人也在不停地反抗，自发地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和暴动，仅在东欧就有20个隔离区和5个集中营爆发了中等以上规模的起义。由此可见，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客观上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1][20]

在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时，各国政府只是口头谴责，并未付诸实际的救援行动。但国际红十字会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在竭尽全力地营救犹太难民。1945年，集中营被解放后，纳粹的恶行被暴露在全人类面前，引起了全球范围同情犹太人，支持锡安运动的潮流迅速高涨。而且，各大国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一般同情犹太民族转变为支持其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使犹太民族尽快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比如，在1943年—1945年之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无限制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和宣言。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还表示，美国赞同开放巴勒斯坦，无限制地接纳犹太移民和殖民，此政策将导致在那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国家。因此，纳粹大屠杀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1][20][23]

纳粹大屠杀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永存的反面教材。每年，各地的犹太人们都会举行仪式或者活动来悼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通过法令确定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政府将1月27日定为“纳粹统治受害者悼念日”。各地还有众多纪念大屠杀的纪念馆、大屠杀教育馆或教育中心等。在纪念受害者的同时，犹太人们从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50多年来，许多犹太志愿者，特别是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国友人为收集纳粹罪证，追捕纳粹战犯一直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20]

纳粹大屠杀对部分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在长期以来的反犹氛围中，一部分犹太人民慢慢形成了“被包围感”和“受迫害感”，导致对自身安全形成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意识，常会不由自主地采取主动出击去消除对自身的威胁。 许多以“保卫犹太人”为宗旨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及其过激的行动，一些犹太激进分子有时采取恐怖手段打击对手。如在以色列，大屠杀的记忆就被用来为其使用武力和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等行为辩护，以至今日以色列国安全政策中的“安全区”概念和国防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原则，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还有一些国家对犹太人的意识及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如苏联在二战后从支持犹太人建国，到后来边缘化反犹太主义迫害的话题，同时回避其国民与纳粹主义的合作，甚至将迫害犹太人纳入国家政策中，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因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的官员中存在着一些窃居核心位置的“不好的人”（指犹太人）。另外，被占领的波兰一直将自身视为唯一的受害者并且在战后有意识地孤立、选择性地遗忘犹太人的苦难遭遇，极力突出自身，甚至将犹太人的苦难纳入进自身的叙事模式之中。波兰新政府成立后，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美洲大陆和西欧的犹太人，声称波兰是世界上最反犹的国家之一，而波兰人则坚称波兰不存在反犹主义的现象，波兰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天堂。^{[1][24][25][26]}

纳粹大屠杀这场浩劫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许多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涌现。虽然大多数作品是由犹太作家艺术家所创作，除了在犹太人中流行外，同样也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 《华沙一条街》《马门医生》《苦海余生》《大屠杀》《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等作品都震憾了人们的心灵，说明纳粹大屠杀这个悲惨事件已成为犹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1][20]

五千年前，犹太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古代犹太文明虽然受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文明的影响，但其主体却是在迦南文化的摇篮中哺育成长的。然而，随着公元前16世纪前叶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以及埃及人重新征伐迦南，迦南文化趋于衰落。公元前15至前13世纪，埃及人与在小亚细亚崛起的赫梯王国为争霸西亚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13世纪初两者缔结和约，分占迦南。在随后的岁月中，来自海上和沙漠地带的部落迁徙、攻掠致使迦南各地动荡不安，也打击着埃及和赫梯在当地的势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犹太人先祖的希伯来人再度进入迦南，在这两大文明交汇处开始创建自己的文明。^[27]犹太文明的核心是犹太教，犹太宗教礼拜用语，起到了维系、传承犹太宗教和文明的作用。土地、语言构成了犹太文明的外在形式，而犹太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社会礼仪，道德规范、法典、宗教习俗、艺术以及犹太人生活的社区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则构成了犹太文明的实质内容。^[28]

犹太文明早期先后经历了祖先时代、土师时代、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29]在所罗门王建立第一圣殿后，犹太文明才进入了真正的繁荣阶段。 但所罗门王死后，国内纷争不断，随后分裂成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最后，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灭亡，导致以色列十个部落随之消失去。即使到了第二圣殿时期，也无法达到第一圣殿的辉煌。^[30]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第二圣殿时期结束，犹太民族从此进入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流散时期。^[29]但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明，使犹太人有区别于所在国的文明。即使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处境艰难，而特有的宗教信念和对本民族文明传统的执著与坚持，使犹太宗教和犹太文明薪火相传。在流散的过程中，犹太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犹太社团，发展出了多元化的犹太文化，包括德国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犹太文化具有显著的差异，比如德国犹太人注重教育和科学研究，西班牙犹太人倾向商业和金融业。此外，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在信仰上也存在差异，比如有的犹太社团允许女性担任拉比（宗教领袖），而有的社团拉比则只能由男性担任。^[31]

早在纳粹开始反犹运动之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开始逃离欧洲，即使在二战期间，这股”逃离欧洲” 的潮流也没有停止。在纳粹大屠杀中，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社团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300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到了战后，为数不多的犹太幸存者纷纷移居欧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北美和巴勒斯坦。战前欧洲犹太人占全球犹太人口总数的2/3，但到战后初期，欧洲犹太人数量已不及全球犹太人总数的十分之一。犹太人口大迁移，标志着长达1000多年的犹太民族主体生活在欧洲的时期已经结束，欧洲作为犹太精神文明中心地位也已不复存在。而北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已占全球犹太人口的70%。显然，犹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已逐渐转移到北美和巴勒斯坦（以色列）。 这一转移意味着犹太民族的发展，犹太文明的复兴，犹太国家的重建和振兴将越来越取决于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事态发展和历史演进。^[1][20]

犹太文明的复兴其实是犹太生活世界的重整，从最开始的犹太启蒙运动，到后来的锡安主义理论和运动，犹太民族一直致力于“返乡复国”的政治目标。在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虽没有通过犹太人建国的提议，但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建国一举十分有必要。而纳粹大屠杀后，随着大批犹太新移民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开始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荒垦殖，发展农业，为加速复国进程做准备。最后，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国家。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本一古里安宣布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纳粹大屠杀不仅没有“消灭”犹太民族，反而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重建、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3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对纳粹德国主要战犯所犯的罪行进行揭露、核准，最后对战犯予以审判，目的是让他们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大屠杀）等负责。^[33]

纽伦堡法庭主要由来自二战胜利国苏、美、英、法四国的法官组成，对22名德国战犯一共提出了四条罪状指控：第一条是“共同计划或共谋”（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罪；第二条是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第三条是战争罪（War Crimes）；第四条是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在长达10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法庭共开庭403次，有113人提出口头证言，143人提供书面证言，英文审判记录长达1.7万页。最终，法庭于1946年9月30日进行宣判，直到第二天（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宣判结束后，宣布闭庭。^[5][34]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戈林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航空部长、国防委员会主席、秘密内阁会议成员、党卫队将军、冲锋队队长、秘密警察首脑、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等职务。戈林在法庭上拒不认罪，但法庭裁定四条指控均成立，判处绞刑。1946年10月15日，即执行绞刑前一晚，戈林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5]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赫斯在1921年到1941年期间担任德国副元首、不管部^[注8]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秘密内阁成员、党卫队将军，冲锋队将军等职务，被指定为继戈林之后的领袖继任人。1941年，他飞往苏格兰，企图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劝说英国不要参战，以免德国腹背受敌，但英国政府却将他抓捕。在英国被监禁四年后，赫斯被带回到纽伦堡受审。法庭裁定第一、二条指控成立，判处终身监禁。^[5]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的小别墅中自缢身亡，时年93岁。^[35]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在1925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纳粹党全国领袖、人民冲锋队的组织者兼领导人、党卫队将军和冲锋队将军等职务。法庭裁定第三、四条指控成立，判处绞刑。但博尔曼因下落不明并未出庭，他也是唯一一个缺席审判的。^[5]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里宾特洛甫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纳粹国会议员、秘密内阁会议成员、党卫队将军等职务。法庭判定四条指控均成立，判处绞刑。1946年10月16日凌晨行刑时，里宾特洛甫第一个走上绞刑架。^[5]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Ernst Kaltenbrunner）：卡尔滕布龙纳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党卫队将军、警察部队将军，中央保安局局长等职务。法庭裁定第三、四条指控成立，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弗里克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 担任纳粹党全国领袖、党卫队将军、德国内政部长等职务，他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生活和经济领域的法令。法庭裁定第二、三、四条指控均成立，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

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凯特尔在1938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等职务。法庭裁定四条指控均成立，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约德尔在1932年到1945年之间担任德国国防军参谋总部参谋长 陆军中将、国防军作战处中校、上校等职务。法庭裁定四条指控均成立，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

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雷德尔在1928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海军元帅等职位。雷德尔被法官们一致认定在前三项指控上的罪名成立，并被判处终身监禁。^[5]为了争取释放雷德尔，他的妻子和一些德国老兵掀起了数次抗议活动。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雷德尔于1955年9月26日被释放。1960年11月6日，雷德尔死于基尔，后被埋葬在基尔港的北区公墓中。^[36]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邓尼茨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纳粹潜艇舰队创建人。1945年5月1日，他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做了23天的国家元首后于5月23日被逮捕，是第三帝国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元首。法庭裁定第二、三项指控成立，判其10年监禁，在柏林施潘道监狱服刑。^[5]1956年刑满出狱，1980年病死。^[37]

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冯克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纳粹帝国银行总裁、经济部长、希特勒的经济顾问等职位。法庭裁定第二、三、四项指控成立，判其终身监禁。^[5]1957年因病被柏林施潘道监狱释放，1960年5月31日卒于杜塞尔多夫。^[38]

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施佩尔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托特组织^[注9]负责人、四年计划全国办事处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等。法庭裁定其在第二、三项指控上有罪，判其20年监禁。^[5]1966年在施潘道监狱获释，出狱后写了两本关于自己生平的书，1981年76岁时去世。^[39]

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绍克尔曾担任纳粹党图林根大区领袖等职务，在1942年被任命为德国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主要负责强迫被占区工人到德国做苦力，因此被法庭裁定第三、四项指控成立，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雅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沙赫特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意志银行总裁、经济部长、不管部部长等。1943年，沙赫特被免除一切职位，一年后成为集中营里的囚犯。最后在审判过程中被判无罪，予以释放。^[5]但获释后的沙赫特被德国一法庭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1950年经上诉被宣告无罪，1970年去世，时年93岁。^[39]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弗兰克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过希特勒的私人律师、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被德国占领后，他成为总督，在那里实施残暴的种族主义和经济掠夺政策。法庭最终判定弗兰克在第三、四项指控上有罪，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阿图尔·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赛斯-英夸特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党卫队将军、奥地利枢密院顾问、奥地利内政部长兼保安部长、奥地利联邦总理、德国不管部部长、南波兰民政长官、波兰占领区副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等。因第二、三、四项指控罪名成立，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牛赖特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党卫队将军、德国外交部部长、秘密内阁主席、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长官。法庭裁定对牛赖特的四项指控均成立，但只判处了15年监禁。^[5]后因身体原因，1954年被释放，1956年去世。^[40]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巴本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总理、副总理、萨尔区特别全权代表、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谈判者、驻维也纳大使和驻土耳其大使。他参与了 “拜占庭阴谋”，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但因缺乏相关证据，最终被判无罪。^[5]1947年，巴本又重新被捕，并因战争罪被德国法庭判处8年监禁。但经申诉，他在2年后被释放，后于1969年去世。^[40]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施特赖歇尔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冲锋队将军、纳粹党弗兰肯大区领袖、反犹太人报纸《冲锋队员》（Der Stürmer）主编。法庭判决施特赖歇尔仅在第四项指控上的罪名成立，适用绞刑，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席拉赫在1924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维也纳纳粹党党区领导人等。他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并铲除所有的独立青年团，尽可能多地将德国青年招入纳粹青年团以及相关组织，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并进行军事预备训练。最后被法庭裁定为第四项指控有罪，被判处20年监禁。^[5]1966年10月1日被释放，后于1974年8月8日去世，时年67岁。^[40]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罗森堡在1920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纳粹报刊《民族观察家报》和《民族社会主义月刊》的总编、纳粹党外交政策局局长、纳粹党全部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东部占领区部长、“罗森堡特别办事处”的组织者等。最终被裁定四项指控均成立，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绞刑。^[5]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弗里切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新闻司司长、宣传部广播处处长等，被认为是最不应该列入主要战犯名单的人，因为他从未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也从未在纳粹党中受到过重用。弗里切最终也被判无罪释放。^[5]

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因为1945年的这一天，前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比克瑙（波兰）最大的纳粹死亡集中营。于是，联合国大会把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定为“缅怀纳粹大屠杀受难者国际日”，以纪念600多万犹太人和其他死难者，并警示世界吸取历史教训，防止类似罪行再度发生。^[7]

为了迎接世界第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国际日”的到来，联合国纽约总部从24日开始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当天，由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主办的名为“不是儿童的游戏”的巡回展在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60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分别就此发表讲话，呼吁全世界吸取历史教训，防止类似纳粹大屠杀的罪行再度发生。联合国负责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塔鲁尔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41]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波兰时，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在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后双膝下跪，表达了他对德国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忏悔和悲痛之情。^[42]

2011年1月27日，德国联邦议院举行纪念“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吉卜赛人遭受纳粹大屠杀首次成为纪念活动的中心。联邦议院议长拉默特发表讲话，称纳粹政权对吉卜赛人的残酷迫害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公共视野之外。国际社会有责任与任何仇视和排斥受害者的行为进行抗争。来自荷兰的大屠杀幸存者、73岁的佐尼·魏斯说，尽管欧洲有约50万吉卜赛人死于纳粹大屠杀，但当今社会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德国总统武尔夫当天抵达波兰，参加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6周年纪念活动。^[43]

2013年8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了位于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这是在职德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达豪集中营纪念馆。默克尔是应达豪集中营联合会主席、93岁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马克斯·曼海默的邀请来访的。访问期间，默克尔向纳粹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环并发表了演讲。默克尔在会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代表时表示，凭吊纳粹大屠杀遇难者对她来说是一个特殊时刻，她感到悲痛和羞愧。^[44]

2019年1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的市民们冒雨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聚集到正在建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他们或围坐于点点烛光周围，或手持蜡烛，以此表达对“二战”期间纳粹暴行下死难者的哀悼缅怀和纪念600多万犹太人和其他死难者。^[45]

2021年1月27日，德国联邦议院举行特别会议，缅怀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呼吁人们警惕网上传播的反犹和种族主义言论。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在讲话中回顾了犹太人等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并提醒人们注意在校园和互联网上传播的新形式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言论。大屠杀幸存者、88岁的夏洛特·克诺布洛赫在会上发言，呼吁人们反对阴谋论以及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同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视频讲话说，缅怀大屠杀受害者是德国永恒的责任。^[46]

2022年1月27日，德国联邦议院举行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缅怀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呼吁警惕在德国等许多国家依然存在的反犹主义。大屠杀幸存者、现年87岁的美籍德裔化学家英格·奥尔巴赫尔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言，讲述了自己幼时在纳粹统治时期与父母遭迫害、被驱离德国关进集中营的经历。她将反犹主义比作“癌症”，称其如今已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复发”，呼吁人们尽快将其“治愈”。以色列议长议会议长米基·列维在致辞中回顾了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强调每一位遇难者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应仅仅将大屠杀简化为几个数字。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联邦议院议长巴斯、总理朔尔茨等出席纪念活动。在德国国会大厦前，德国、以色列和欧盟旗帜降半旗，缅怀纳粹大屠杀受害者。^[47]

2022年1月27日，英国赫尔市政厅、英国伦敦巴特西电站、伦敦议会大厦以及“伦敦眼”摩天轮等建筑，纷纷亮灯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48]

2007年4月16日，以色列举行一年一度的纳粹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活动，当地时间上午10时，警笛响彻以色列。 持续２分钟的警笛声中，数百万以色列人集体默哀，路上行人驻足，市中心车辆停止前进，高速公路上汽车靠边停靠，人们以这种方式向遇难者默哀致敬。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从15日晚开始，活动持续一天，直到16日傍晚。以色列教育部长尤利·塔米尔与3000名犹太青年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49]

2008年4月30日晚，在耶路撒冷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内举行的纪念纳粹大屠杀死难者的活动上，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发表讲话。从4月30日傍晚起，以色列全国的电影院、剧院和其它娱乐场所全部关门，电台和电视台全部中止播出娱乐节目，取而代之的是播放纳粹大屠杀有关的访谈和纪录片。5月1日上午10时，以色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50]

2023年4月17日晚，以色列在位于耶路撒冷赫茨尔山的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举行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死难者。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称，当前以色列社会正面临割裂的风险，民众应走向团结，与一切形式的仇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致力于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民众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并表示以色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应对当前的外部威胁。此外，他还表达了希望进一步推进和平的意愿。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目前有约14.7万大屠杀幸存者及二战期间的反犹主义受害者生活在以色列。^[51]

2023年1月27日，俄国总统普京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暨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78周年纪念日活动中发表致辞，哀悼二战数百万遇难者。^[52]

柏林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Museum Berlin），也称柏林犹太（人）纪念馆、柏林犹太（人）历史博物馆等，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第五大道和92街交界处。博物馆初建于1992年11月9日，1998年底竣工，全部设施到2000年10月才安装完毕，2001年9月9日正式开馆。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记录与展示了犹太人在德国前后共约两千年的历史，包括德国纳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53][54]

巴黎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Mnorial de la Shoah），坐落在巴黎四区，从圣路易岛步行不到十分钟，或者乘坐地铁七号线到玛利桥站下车步行两三分钟就到了。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二战”时期遭德国纳粹迫害的法国犹太人而建，于2005年1月27日即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日当天正式对公众开放。^[55]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又称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位于耶路撒冷城西的赫茨尔山上，创立于1953年，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屠杀纪念馆。主体馆占地4000多平方米，长180米，高16.5米，馆内共有10个展厅，一共陈列了1.3亿页文件、10万份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等，均是纪念二战时期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56][57]纪念馆还设立了国际大屠杀研究学校（ISHS），负责接待国际交流学者和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为国际教育工作者开设大屠杀教育课程，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大屠杀教育为主旨的教学中心，共有 17 个教室，交流中心用于教授大屠杀相关课程。^[22]

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位于首都华盛顿中心，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馆内分为“纳粹迫害”“最后解决方案”和“最后一章”三个部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纳粹集团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为主题，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犹太人被屠杀的资料，包括历史文献照片和当年由纳粹分子自己拍摄的整段新闻纪录片或片段，通过文献、图片、图表以及珍贵的历史电影镜头与口述历史和人工艺术品结合在一起，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真实之中。^[58]

《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作者是英国作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本书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59]

《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作者是美国作家戴维·M·克罗（David M.Crowe）。本书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为什么犹太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几乎民族灭绝命运的著作，作者回溯了从犹太人起源一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的历史，清晰勾勒出了犹太人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地位起落，详细地叙述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从思想起源、制度认可到实施的整个过程。^[60]

《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作者是中国专家潘光，本书汇集了围绕“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一主题的多篇论文，从政治、文学、宗教、教育等视角探讨纳粹大屠杀留给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思考。^[61]

《大屠杀与集体记忆》（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作者是美国作家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本书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在美国如何被描述和纪念，从战后年代的低调处理，到1990年代的“大屠杀热”，反映出不同时代中，集体记忆如何因变化的风气以及当前需要被设计和修改，而族群谋求生存的主题贯穿其中。^[62]

《辛德勒方舟》，（后改名《辛德勒名单》《辛德勒的名单》），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本书是一部控诉纳粹法西斯罪行、讴歌人类正义情感的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如何利用自己放纵随意的表象，将1500名犹太人救出了法西斯集中营的故事。^[63]

《穿条纹衣的男孩》，作者是爱尔兰作家约翰‧波恩（John Boyne），本书讲述了在二战期间，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通过孩童干净的双眼，窥见人类历史上残酷至极的悲剧，勾勒出了战争的荒谬以及对普通人无法磨灭的伤害。从而探讨了种族歧视、世俗偏见、战争的残暴、人性的邪恶、生命的无辜等深刻的主题。^[64]

《死亡城市》，（后改名《钢琴家》），作者是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ładysław Szpilman），本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作为犹太人的斯皮曼，在父母、亲戚相继被送到集中营被害后，自己也被迫开始逃亡的生活，直到一位热爱音乐的德国军官被他的钢琴曲打动，决定冒险保护年轻的音乐家的故事。^[65]

《安妮日记》，本书是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这本日记记录了她在1942年6月到1944年8月为时两年的隐秘生活。1944年8月，安妮全家被绿警抓捕并关进集中营，次年爆发伤寒去世。《安妮日记》至今已被翻译为70多种语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奥黛丽赫本均为此书发声。^[66]《夜》，作者是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本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作者以自己15岁那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向世界展示了面对德国纳粹的残忍虐待和屠杀，犹太民族所遭遇的苦痛经历和死亡。^[67][68]

作品名称上映日期剧情简介《证词：犹太人大屠杀》^[69]1985年是一部有关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片，片长达到九个多小时。“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之一《辛德勒的名单》^[70]1993年电影讲述了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雇用了1100多名犹太人在他的工厂工作，帮助他们逃过被屠杀的劫数《钢琴家》^[71]2002年二战即将爆发之时，主人公史标曼全家被迫被赶进华沙的犹太区，最终被纳粹杀害，而史标曼本人也受尽种种羞辱和折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72]2008年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德国司令官的儿子与一个犹太男孩结下了友谊，从而发生了许多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安妮日记》^[73]2009年电影是根据一个犹太人真实的两年密室生活的日记而改编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主人公安妮一家和四名犹太人躲入她父亲公司的阁楼，开始隐姓埋名的密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