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全名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年5月29日－1963年11月22日），昵称杰克，又称JFK、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民主党人，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军人^[2]，美国第35任总统。^{[3][1][4][5][6][7]}

约翰·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美国海军，成为了一名上尉军官，曾获“紫心勋章”。1945年退役后在国际新闻社当记者。1946年至1950年连任众议员。1952年成为参议院议员，分别在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等五个工作委员会担任过委员，还担任过国际组织事务和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也是麦卡锡主义的积极支持者。1953年9月12日与杰奎琳·布维尔结婚。1956年写成《勇敢者的画像》一书出版，获得普利策奖。1960年约翰·肯尼迪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以“新边疆”的口号参加竞选，并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大力改组白宫，扩大总统权力，重用一批学者专家“智囊”人物，以协助其制定内外政策和新的“全球战略”。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国经济一度出现回升；对外反对共产主义，支持冷战和和平演变政策。约翰·肯尼迪在任期间，美国在空间技术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外交方面，他成功处理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并与苏联达成一项禁止在大气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协议，这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缔结的第一个武器控制的条约。1963年11月22日，当约翰·肯尼迪和夫人乘车经过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区时，遭到枪击身亡，年仅46岁，成为去世的美国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3][1][4][5]

在约翰·肯尼迪葬礼的两天后，约翰逊总统用下面的话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感受，“任何伤心的话都无法表达我们遭受损失的心情，任何有力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们要继续完成他所开创的把美国向前推进的事业的决心。”^[3][1][4][5]肯尼迪逝世后有很多纪念活动和以他命名的建筑、航母，包括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8][9]

约翰·肯尼迪的家族史始于1848年，爱尔兰人小帕特里克·肯尼迪为逃离马铃薯大饥荒，抵达美国波士顿。次年9月，他与同为移民的布里基特·墨菲结为连理，育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分别为玛丽、约翰娜、玛格丽特以及儿子帕特里克·约瑟夫。1858年，霍乱爆发，小帕特里克·肯尼迪离世。年方14的帕特里克·约瑟夫辍学后在波士顿港务工，25岁时创办了自己的小酒馆。他逐渐涉足其他生意，并步入了马萨诸塞州的政坛。后与酒店老板之女玛丽成婚，生下约瑟夫·肯尼迪，即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于19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在波士顿东区哥伦比亚信托银行成为总经理，这也是当地唯一一家爱尔兰人所有的银行。1914年10月，他与罗丝·菲茨杰拉德结缘，两人共育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约翰·肯尼迪是家中次子，于1917年5月29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郊布鲁克莱恩。^[3][1][10]

约翰·肯尼迪患有先天性脊柱软弱、哮喘，还曾患过恶性猩红热、水痘和耳部感染等儿童常见疾病，这些疾病让他不得不长期卧床或室内活动。他4岁开始在爱德华奉献学校学习，尽管本应在校34周，却因疾病只能到校10周。1924年，7岁的约翰·肯尼迪转学至德克斯特私立学校。全家于1927年搬至曼哈顿郊外的布朗克斯区，接着又于1929年定居弗代尔的布朗克斯维尔，约翰·肯尼迪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1930年6月，经人监督下，约翰·肯尼迪在家中通过了乔特中学的入学考试。随后，他的母亲罗丝改变主意，将约翰·肯尼迪送至位于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的坎特伯雷学校就读。就读期间，肯尼迪的英语、历史和数学成绩都还可以，但是阿拉丁文和科学成绩一般，因此受到父亲的批评。除了学习，肯尼迪对时事和体育还非常感兴趣，特别喜欢橄榄球。后来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他在家完成了全年的学业。1931年，约翰·肯尼迪进入乔特中学三年级。在校期间，他每周都必须参加学校在小礼拜堂举行的圣公会宗教仪式，学习成绩不上不下，运动也不出彩。肯尼迪经常生病，住院时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在乔特中学就读最后一年时，他因为过于叛逆遭到校长的开除恐吓。即将从乔特中学毕业的他，准备开始申请大学。^[11][12]

约翰·肯尼迪18岁那年，选择就读普林斯顿大学，但由于病情反复，只在那里生活了短短6个星期就退学了。1936年7月6日，他提交了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在哈佛求学期间，约翰·肯尼迪参加了橄榄球选拔赛，同时报名参加了拳击队、游泳队、高尔夫球，还参与了年度表演委员会和《猩红报》编辑部的活动。此外，他当选为新生联谊会组委会主席，并被提名为1937—1938年的学生会成员。1937年7月1日，约翰·肯尼迪展开了欧洲之旅。他与伙伴比林斯率先抵达爱尔兰，然后很快又去了巴黎、卢尔德、戛纳、罗马、慕尼黑等地。这次旅行使得约翰·肯尼迪深刻感受到了欧洲的动荡局势，对政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开始对国际关系和欧洲问题感兴趣，随后回到哈佛选修了《欧洲艺术史》。同年12月，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被任命为美国驻英大使。1938年7月，约翰·肯尼迪在大学二年级结束后，前往伦敦担任其父亲的秘书和密使，期间他受到了英国贵族的热切接待，并参加了大量的社交应酬。同年8月底，约翰·肯尼迪返回美国。1939年2月24日，约翰·肯尼迪再次前往英国，负责考察各国情况，接触不同阶层的人，并向父亲报告所获信息。期间约翰·肯尼迪拜访了英国国王，还去罗马参加了教皇加冕典礼，后在波兰逗留了一段时间，考察波兰与德国的关系，接着他又去了苏联、巴勒斯坦、维也纳等地。这次经历使约翰对国际政治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此后处理国际事务奠定基础。^[13]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约翰·肯尼迪于9月21日从英国回到纽约。年底，他开始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最终在次年3月15日完成了这篇论文。论文名为《慕尼黑的绥靖政策》，副标题是《英国民主政府从裁军政策向重整军备政策转变过程中动作缓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约翰·肯尼迪在论文中引用了50多本英美书籍，其中一半以上是近两年出版的新作。这篇论文引起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的兴趣，他愿意将其出版成书。虽然经历了波折，但最终这篇名为《英国何以沉睡》的论文于7月面世，迅速成为畅销书，9月便登上了最畅销书榜单。1940年6月，约翰·肯尼迪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国际关系荣誉学位，同年9月-12月，他前往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习。^{[3][1][14][15]}

1940年秋天，约翰·肯尼迪成为最早被选中加入美国陆军的年轻人之一。尽管被选中，但由于他被录取到斯坦福大学，在1940年到1941年的课程结束前，约翰·肯尼迪并未被召集入伍。1941年春季，约翰·肯尼迪结束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但因体弱多病，在体检中未能通过陆军和海军军官预备役学校的录取要求。1941年9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肯尼迪在美国海军第一军区司令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尉”，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同年10月27日正式报到，开启了他的海军生涯。在海军情报部，约翰·肯尼迪负责整理、核对、总结国外情报站收到的最新情报和密码电报，为办公室提供每日和每周的新闻公报。1942年1月13日，他被调至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从事文职工作。不幸的是，约翰·肯尼迪的背部疼痛突然加剧。4月9日，他请求休假6个月接受手术和康复。随后入住查尔斯顿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于5月18日转至波士顿切尔西海军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最终约翰·肯尼迪没有进行手术。6月24日，约翰·肯尼迪返回查尔斯顿工作岗位，途中经过华盛顿，他要求执行海上职务。7月27日，他被分配到托尔训练班接受为期两个月的航海训练，并在训练期间志愿加入了由巴尔克少将领导的鱼雷艇培训班。11月，鱼雷艇训练课结束，约翰·肯尼迪被选中留在梅尔维尔的训练中队担任教官。^[16][15]

1943年1月8日，约翰·肯尼迪接到命令，带领4艘鱼雷艇前往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接收任务。4月4日，他乘坐449号运输登陆舰，前往图拉吉。然而，舰行驶途中遭遇了日军空袭。4月14日，他抵达太平洋鱼雷艇部队的母基地——西萨皮，开始了鱼雷艇战斗生涯。约翰·肯尼迪在抵达图拉吉11天后，由于艇长人选短缺，升任为109号鱼雷艇的艇长。6月底，约翰·肯尼迪所在的鱼雷艇换上新引擎，经过全面整修后被派往新乔治亚东南的拉塞尔群岛执行隔夜巡逻任务。在新乔治亚战役最困难的时刻，他接到命令109号鱼雷艇前往伦多瓦增援。8月2日午夜，一艘日本驱逐舰将鱼雷艇切为两截，导致约翰·肯尼迪重伤。在水中沉浮15个小时后，他带领着幸存者游到了小岛上，成功逃生。^[3][1][17]

平安归来的约翰·肯尼迪被送往图拉吉岛的临时诊所救治，《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他的事迹，肯尼迪成为了美国的英雄。伤势痊愈后，他请求重返战场，然而鱼雷艇部队在所罗门群岛再次败给日军舰队，美国海军高层决定将部分鱼雷艇改装成配备更多弹药的炮艇。约翰·肯尼迪担任新鲜出炉的59号炮艇的艇长。随着战争的持续，约翰·肯尼迪的许多军官朋友相继离开，他开始厌烦战争，并且由于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肯尼迪更加想回家。1943年11月，他因为“腹疾复发”，被批准离开鱼雷艇部队。同年12月，约翰·肯尼迪收到回国令，于1944年1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3][1][17]

原本约翰·肯尼迪的哥哥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是他们家族的政治旗手，但是1944年他不幸在战争中去世，因此约翰·肯尼迪必须接过这一家族重担，开始投身政界。1945年，肯尼迪在国际新闻社短暂任职记者，很快他的父亲在马萨诸塞州，举办了“约瑟夫·P·肯尼迪舰”的下水典礼，提醒州内选民肯尼迪的战争英雄的身份，为他进入政界做好前期准备。美国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卡利因此退出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第11选区的席位，为约翰·肯尼迪让位。^[18][19]

1946年初，约翰·肯尼迪在波士顿地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初选中展开了他的政治竞选活动。他在该地区工人中游说、演讲，赢得了几乎是对手两倍的选票。11月，他获得了胜利。接着在1947年1月，约翰·肯尼迪开始了他的国会议员生涯。在众议院的六年间，约翰·肯尼迪致力于改善选民生活，支持清除贫民窟、推动实行廉价房租，并反对限制工会活动的《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而在1953年9月12日的一次华盛顿宴会上，他遇见了杰奎琳·李·布维尔，与她结为连理。^[3][1]

1952年，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战胜了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从众议院晋升到参议院。他以“要为马萨诸塞州做更多的事”为竞选口号，后逐渐形成了更全国性的观点。他支持互惠贸易法和“圣劳伦斯海道”。然而，约翰·肯尼迪背上的旧伤越发剧烈，1954年10月，他接受了一次重大手术。在康复期间，他完成了《勇敢者的画像》（又称《当仁不让》），描述了八位参议员为捍卫信念而不惜冒着下台风险的故事。这本书荣获普利策传记奖。^[3][1]

1956年，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差点接受了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他一心做好议员，支持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增加军费，而是投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政策，这让肯尼迪得到了大批学者的支持，并逐渐拉拢了许多政客。随着约翰·肯尼迪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于1960年1月2日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为赢得民主党的支持，肯尼迪在威斯康辛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州举行演讲竞选，顺利击败对手，并给许多民主党选民留下深刻印象。经历了几轮初选的激烈竞争，约翰·肯尼迪最终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提名。他提议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顿·B·约翰逊作为竞选伙伴共同参选。“今天我们站在‘新边疆’的边缘上”，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约翰·肯尼迪宣称那里有未被探索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未克服的许多无知与偏见，未解答的贫困和过剩问题。^[1][20][21]

数百万人通过电视观看了他与共和党提名人理查德·M·尼克松的激烈辩论。双方连续举行四次辩论，第一次，尼克松因为看上去憔悴，在民意调查中以46:49的比例，败给了看上去十分健康有活力的肯尼迪。辩论期间，尼克松公开反驳纲领中会让一名黑人加入内阁的提议，引发了黑人的不满，此外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捕，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毫无表示，后者主动联系金的夫人表示会提供帮助。因此许多黑人转而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末期，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电视上不断重申他们的政治思想，肯尼迪用冷静而简洁的语调提醒人们关于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并表示相信美国还能更加伟大。尼克松则强调不会让任何人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利用白宫，并誓言保持总统身份的纯洁。最终，约翰·肯尼迪以303张选举人的票数对219票获胜，尽管他在近690000张普选票中的优势很小，只多了118574张选票。1960年11月9日，美国新闻界宣布，约翰·肯尼迪成为了首位当选的天主教徒总统。^[1][22]

就职演说中，年仅43岁的约翰·肯尼迪说：“美国的新一代人”已经掌权了，并鼓励全国人民：“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他对于美国的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国。作为总统，约翰·肯尼迪对艺术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他曾在白宫接待小说家珀尔·巴克和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等文学界人士，是文学事业的倡导者。^[1][23]

任职美国总统期间，约翰·肯尼迪多次向国会提出“新边疆”计划的提案，要求制定法律，以便加速经济增长、减少失业、振兴不景气地区、改革税务、现代化城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改善农民生活、推动教育等。然而，约翰·肯尼迪面对的是一个保守的国会。尽管如此，他仍然成功推动了许多新的立法，包括互惠贸易条约、高等教育支持措施，以及应对1960-1961年经济衰退的措施。约翰·肯尼迪提出成立“和平队”计划，培养了数千名美国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青年，让他们前往全球贫困国家开展志愿服务。1961年5月，宇航员小艾伦·B·谢泼德完成了美国首次绕轨道不满一周的飞行后不久，约翰·肯尼迪要求国会启动“阿波罗计划”，成功在1970年将一个宇航员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在外交方面，约翰·肯尼迪主张有力、富有想象力和有效果的领导。他批准了美国武装和训练的古巴人在1961年4月登陆古巴，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独裁统治，结果遭遇惨败。面对挫折，他加快了“进步同盟”计划的执行，企图消除贫困，避免类似卡斯特罗式革命再次发生。美国提供贷款，帮助其邻国发展。这被视为对美洲国家的“一项巨大的新的十年计划，一项把60年代改造成为民主进步的一个历史性的十年计划”。^[1][23]

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会谈中，约翰·肯尼迪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讨论柏林问题，后者设定了年底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并增加了苏联军费。约翰·肯尼迪则要求国会批准强化美国军力，并主张以会谈方式解决问题，不让军事问题主导国际思维。不久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在东柏林与西柏林之间筑起铁丝网和混凝土墙。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约翰·肯尼迪也让美国进行了少量核试验，柏林紧张局势缓解，但接下来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1][23]

1962年10月，约翰·肯尼迪获得证据显示苏联在古巴设有导弹基地。这些导弹若装载中程导弹，可覆盖美国48个州和部分加拿大地区。约翰·肯尼迪对此十分谨慎，在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要求对运往古巴去的进攻性武器的一切船只经停船检疫，并呼吁苏联主席赫鲁晓夫停止威胁世界和平。紧张局势持续到一周后，约翰·肯尼迪亲自指挥检疫舰队，不让美国船只过于接近，给予装有导弹的苏联船只返航的时间。赫鲁晓夫最终同意拆除导弹。^[1]

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后，约翰·肯尼迪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与苏联达成协议，禁止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这是冷战开始后签订的第一个武器控制条约。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为新的民权法和减税以刺激经济做出了艰难的斗争，这两项法案在他去世后成为法律。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1][23]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李·布维尔乘车经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街头，遭遇暗杀事件。约翰·肯尼迪被人从身后枪杀，终年46岁，就任美国总统不到三年。这一惨剧让美国陷入悲痛之中，民众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这股哀伤之情可与曾经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逝世时相提并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赶赴华盛顿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的葬礼，共同表达对美国的同情与哀思。^[1]

约翰·肯尼迪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其墓地上方有一永不熄灭的火焰作为标志。全球范围内为他建立了数百个纪念场所和纪念馆，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约翰·F·肯尼迪航天中心、加拿大育空山脉的肯尼迪山、英国伦尼米德古城的三英亩纪念馆、哈佛大学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政治学院，以及华盛顿特区的约翰·F·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等。^[1]

1960年11月10日，约翰·肯尼迪开始组建内阁。他追求阶层多元，不愿意内阁完全来自同一社会阶层。因此，他摒弃了过去的人际圈子，在全国范围内吸纳精英。他组阁是开放式的，内阁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最终历时五周选定了内阁的十位部长。包括农业部部长奥维尔·弗里曼、劳工部部长阿瑟·戈德堡、内政部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邮政部部长詹姆斯·爱德华·戴、商业部部长路德·H霍奇斯等等，约翰·肯尼迪甚至还任命了共产党人道格拉斯·狄龙担任财政部部长。对于这些内阁成员，肯尼迪确保他们没有任何丑闻，不会玷污内阁名声。这些成员与约翰·肯尼迪相似，更看重实际而非理论，更注重逻辑而非意识形态，多数并非总统的亲信，也不属于左右极端，更趋向中间立场。约翰·肯尼迪并未以财富多少作为选拔标准。他既不避免亲近，也不回避敌对。甚至任命了自己年仅36岁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长。^[24]

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盛行，与社会各阶层矛盾日益尖锐，美国社会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内贫困问题逐渐严重，而西欧、日本和苏联却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期。面对这些情况，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政策。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其任期内构建了“新边疆”政策。“新边疆”是一种外交政策概念，强调通过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外交关系的积极参与以及军事力量的合理运用，来推动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宣扬“要把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与经济意义上的边疆区别开来”。“新边疆”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城市住房、发展教育、税收改革、增加失业津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护资源、提供老年医疗、实行“双重利率”和有限廉价货币政策、制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消除种族歧视和赋予黑人公平权利、制定登月计划等。^[25][26][27]

然而，这些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顺利。约翰·肯尼迪为解决解决美国结构性失业，制定发布“重新开发萧条地区法”，国会拨款一亿七千万美元用于培训失业工人，在1961-1962年间却只完成了一万四千人的培训，对于五百万的失业人群来说无济于事，失业率没有明显降低。为消除种族歧视，约翰·肯尼迪任命黑人为政府高级官员和联邦法官，成立总统公平就业委员会，又禁止州际铁路和公共汽车线路上的种族隔离，并支持南部黑人选民登记运动，但是遭遇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的抗议，没有获得有效成果。此外，还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阻力，尤其是来自国会。截至1963年7月，美国媒体对约翰·肯尼迪内政计划的实施情况评论指出，政府支出已达940亿美元，财政赤字将达到70亿美元，黄金储备下降至1939年来的最低水平。大规模减税和赋予黑人公平权利的提案一再被拖延，直到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的1964年才得以通过。农业修改、援助公立学校等法案也被搁置或放弃。^[25][26][27]

尽管如此，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在实施中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为实行“双重利率”和有限廉价货币政策，与联邦储备委员会达成协议，购买肯尼迪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以降低长期利率，这项政策使得美国的抵押贷款和债券长期利率上升趋势暂时被扭转。为推行制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政策，约翰·肯尼迪限制垄断公司任意提价，促成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物价稳定。因为第一阶段的“新边疆”政策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舆论对肯尼迪十分不满，迫使他进入第二阶段的改革，包括采纳了“新经济学”的减税主张，开始实行长期赤字财政；推动了消除种族隔离的民权立法；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扩大，向贫困开战。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有效成果，暂时缓和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长期赤字财政在美国历届政府中成为一项主要的经济刺激手段。^[27]

约翰·肯尼迪早在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就打着支持民权运动的口号，主动联系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为想让一家百货公司的午餐柜台实现种族融合而被监禁的金谋求释放。这使得肯尼迪争取到了黑人支持。但是美国南方各州一直执行种族歧视政策，约翰·肯尼迪认识到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可能会阻挠民权法案立法，所以在执政初期宣布不提出或支持任何民权法案，而是依靠行政部门的行动试图以温和手段控制民权运动。肯尼迪任命了多位黑人担任要职，其中包括任命民权律师瑟古德·马歇尔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28][29][30]

约翰·肯尼迪提出的民权法案包括禁止公家住宅实行种族歧视、下令海岸警卫学院招收黑人、设立总统公平就业委员会等等。他一边邀请黑人加入内阁，另一方面任命支持种族歧视的人士担任大法官，以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但是随着情势发展，肯尼迪不得不对民权采取积极做法。1961年5月，“自由乘客”深入南部遭种族主义者袭击，约翰·肯尼迪派遣六名联邦执法官前去保护。1962年9月，黑人空军退伍军人詹姆斯·梅瑞斯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尽管法院允许，但密西西比州长却拒绝他的入学。约翰·肯尼迪派遣400名美国警察和军队护送梅瑞斯入学。1963年，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试图阻止黑人学生进入阿拉巴马大学，肯尼迪再次派遣军队和警察解决问题。此后，美国南部的大学和学院逐渐开放，容许黑人学生入学，但整体进展仍然相当缓慢。1961年至1963年期间，司法部为保护黑人选举权提出的法律案件增加了6倍。^[30][31]

1963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组织大规模游行、请愿和静坐示威，遭到伯明翰警方暴力压制，当地警察使用消防水管、棍棒、警犬驱离黑人，约翰·肯尼迪派出3000人的队伍前去维持秩序。这年6月，肯尼迪向国会提出新的民权法案，增加三项关键内容：首先，终止对实施种族歧视计划和工程的经费支持；其次，在对州际商业有“重大”影响的公共设施内明令禁止种族歧视；最后，赋予司法部长主动权，以制止在黑人不敢抵制公立学校的情况下实施种族隔离。这项民权法案意味着美国的种族歧视属于非法行为。^[30][31][32]

然而，民权法案在国会遭到严重阻挠，直到11月20日才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全体议员讨论。两天后，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他的倡议最终演变成了1964年的《公民权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33]

伯明翰运动爆发后，全国媒体播放了警犬袭击和高压水枪冲击和平示威者的画面，国际舆论也多持批判态度。约翰·肯尼迪被迫真正实施民权改革，并提出立法。因立法在国会中遭到阻挠，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领袖向总统施压要求采取行动，并继续筹划在八月末举行“为工作和自由而游行”。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不愿意保护黑人的投票权利，尤其对于金非常抵制。从1961年开始，胡佛掌控的FBI就将金与他的顾问斯坦利·莱维森置于监视之下，不断窃听及跟踪，并对金与共产党人有联系进行指控。肯尼迪政府对这种指控十分关心，最终同意胡佛对金和其他公民权利领袖进行骚扰，采用窃听和监视手段收集个人信息。尽管罗伯特·肯尼迪以司法部长身份只书面批准有限的窃听，但是胡佛却将窃听权力扩展到了监控金生活的方方面面。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家联盟演讲中，用“窥视”和“窃听”来描述约翰·肯尼迪政府，然而约翰逊自己也默许了对金和其他人的窃听。^[34][35][36]

为了推行制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政策，约翰·肯尼迪还动用联邦机构的权力来阻止美国钢铁价格上涨，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肯尼迪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华尔街日报》指出政府使用“赤裸裸的权力、威胁和国家安全警察”控制了钢铁价格。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瑞克也在《新共和》上指控：“行政当局利用大陪审团迅速控制了美国钢铁，这种行为侵犯了公民自由。”^[34][37][27]

约翰·肯尼迪在任期间，美国进入了二战后高速发展时期，再加上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发起了黑人民权运动，促使他最初提出了全面的美国移民政策，希望打破原本以移民原居国为依据的选择条件，并将这一政策视为民权政策的延伸。1961-1962年间，美国政府颁布了《外国援助法》和《移民与难民法》，废除了1952年移民法中的“亚太三角区”条款，不再要求移民在入境时注明其种族身份。^[38][39][40]

上述政策最终演变成了《1965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这一政策由约翰·肯尼迪的参议员兄弟爱德华·肯尼迪发起，政策指出：移民来源从北欧和西欧国家转向了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并将挑选移民的重点放在“促进家庭团聚”的条件上。该法案废除了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条款，确立了移民限额的国籍基础原则，意味着废除了自19世纪末以来对亚洲移民实施的各种歧视政策。^[40][41]

当上总统后，约翰·肯尼迪审核了之前的联邦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其中包括针对死刑的决策。艾奥瓦州州长哈罗德·休斯是一名反对死刑的倡导者，他私下联系约翰·肯尼迪，请求他宽恕一名曾在艾奥瓦州法院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维克多·费戈尔。但约翰·肯尼迪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费戈尔于1963年3月15日被处决。另一方面，1962年2月12日，约翰·肯尼迪将一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海军士兵吉米·汉德森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他在特定情况下对于死刑判决持有更为宽容的立场。^[42][43]

“低利率”是肯尼迪政府一贯奉行的货币政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西欧金融市场提高了短期利率，限制了美国降低短期利率的自由。为利用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约翰·肯尼迪政府决定实行有限的廉价货币政策，降低长期利率并提高短期利率。联邦储备委员会与约翰·肯尼迪政府达成协议，打破50年代联邦储备委员会仅购买政府短期证券的传统，开始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证券，以防止长期利率上升，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同时，为防止资金外流加剧国际收支逆差，约翰·肯尼迪政府与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措施，阻止短期贷款利率下降，形成了双重利率政策。这一货币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从1961年1月到1963年，财政部短期证券利率上升了1%，而政府长期证券利率仅上升了0.2%。美国经济自1961年3月开始逐渐复苏，并在这年10月工业生产超过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44][45]

CEA主席沃尔特·赫勒倡导采取凯恩斯式的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约翰·肯尼迪采纳了这一政策。想要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增加联邦收入。这一决定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等自由派人士感到失望，因为约翰·肯尼迪的减税法案转移了政府关注点，远离了拟议中的老年健康保险计划和其他国内支出。1963年1月，约翰·肯尼迪提出了一项减税方案，将最高边际税率从91%降至65%，企业税率从52%降至47%。根据凯恩斯模型的预测，这些削减将使个人所得税减少约100亿美元，企业税减少约35亿美元。该计划还包括旨在减少细目扣除影响的改革，以及帮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条款。共和党人和许多南方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要求同时削减支出，辩论一直持续到1963年结束。约翰·肯尼迪去世后三个月，约翰逊推动该计划在国会通过。1964年的《税收法案》将最高个人税率降至70%，最高企业税率降至48%。^[46][47][48]

在1962年12月，约翰·肯尼迪下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调查美国贫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接着，1963年10月，他又指示索伦索等人起草了一项解决贫困的立法计划，成为他在1964年提出的立法建议的核心内容。尽管在1963年社会福利改革方面的立法成就并不显著，但这些措施显示了肯尼迪打算以“对贫困开战”为主题，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革，实现扩大福利国家目标。而在1963年年初，他向国会提交了包含二十四项教育资助内容的综合议案。约翰·肯尼迪遇刺前，这其中的“业余教育法案”和“学院法案”已在参议院通过。继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随后于同年12月16日和18日签署了这两项立法。此外，1963年6月19日，肯尼迪在民权咨文中提出将教育文盲和基本技术培训纳入“人力发展与训练法”的建议。最终，这项法案在同年12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49]

约翰·肯尼迪时期继承了两位罗斯福总统的环境保护政策，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控制水和空气污染、 土壤保护、 资源发展、 国家公园体系扩展等环保措施。他重点关注美国西部的水资源问题，发表多次演讲，提出合理利用水资源是美国西部发展的必要条件。1962年3月1日，约翰·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特殊建议，强调保护荒野的重要性，1964年的荒野保护法案规定在国家森林中划定了910万英亩受联邦政府保护的荒野区域，禁止在荒野地区建立任何的道路或建筑物。虽然该法案8年后才被通过，但它仍是美国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肯尼迪还提议成立土地和水资源保护基金，为联邦政府筹集更多资金以保护自然资源，这一提议也被视为自然资源保护史上的转折点。^[50]

1962年1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宣布了工资一物价指标。这项措施旨在鼓励劳资双方自主决定工资与物价的增长，以生产率的提高为标准，工资的增长不应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并希望物价涨跌也能以此为依据。工资一物价指标并非强制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避免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式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这也是战后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首次尝试使用凯恩斯主义左翼收入政策来稳定工资与物价。约翰·肯尼迪政府虽然未强制执行工资一物价指标，却通过“利用职权施加压力”，使这一指标具有了某种强制性的效力，尤其在钢铁工业中的工资与物价问题上表现得明显。工资一物价指标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开始扩展，即使在和平时期和非危机阶段，也对工资和物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防性控制。^[51]

约翰·肯尼迪在美国经济尚未摆脱战后第四次危机之际，就立即采取了应对反衰退的措施。他主要采用结构性反衰退手段，有限度地增加开支，同时配合有限的廉价货币政策，将大规模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仅作为经济继续恶化时的应急预案。1961年2月2日，约翰·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经济复兴与增长计划，提出了七项建议法案，包括增加失业者十三周的临时津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覆盖范围、扩大救济金接受对象范围以涵盖失业工人的子女、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前退休等。这些措施最终促使经济走向复苏。此外，肯尼迪还通过行政手段加速了国会批准的政府支出，例如缩短建设邮局计划时间至六个月内完成、提前支付10亿美元的州级公路补助费、提高农产品价格补贴并提前支付、加速退税和军人人寿保险分红等。在肯尼迪政府有限扩大开支和有限廉价货币政策的影响下，美国经济自1961年3月开始缓慢复苏，到10月，工业生产已超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5]

1961年4月，约翰·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税收咨文，要求实行投资税优惠和加速折旧，进行税务改革，以堵塞税漏洞，增加岁入，并抵销由投资税优惠和加速折旧导致的岁入损失。国会并未通过这项法案。到了1962年，美国经济形势显示出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总产量低于上一年的增长率；股票市场自3月份开始下跌，并在5月28日暴跌至谷底，仅次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纽约股票市场。为避免出现“肯尼迪衰退”的经济形势，1962年6月7日，约翰·肯尼迪宣布实行减税政策。而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改自他在1961年提出的税收咨文的方案，实施“加速折旧法”“延期纳税法”“投资税优惠法”，共减免工业部门约25亿美元的税收。^[25][52]

1962年8月17日，肯尼迪在经济报告中提出了减税计划。1963年1月24日，约翰·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3年内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削减133亿美元的咨文，其中还包含了通过税务改革增收32亿美元的措施。因此，实际的减税额为100亿美元。此外，约翰·肯尼迪承诺联邦开支不超过1000亿美元。但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国会一直没有通过减税方案。为了实现减税，1963年8月12日，财政部长狄龙重新提交了修改过的法案，内容是在两年内减税106亿美元，其中公司利得税减少20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减少80亿美元。肯尼迪政府几乎是放弃了税制改革的全部内容，这年9月25日，众议院终于通过该减税法案。然而在参议院审议期间，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直到1964年2月8日，继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时期，减税法案才成为法律。虽然肯尼迪在世时，长期减税法案未经通过，但是这一重大决定标志着战后美国政府开始走向长期财政赤字，这是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标志。^[25][52]

约翰·肯尼迪的对外政策以争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为主要目标。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宣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担、应对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他的演说中，将世界霸权和双手政策^[注1]作为外交战略的目标和手段。^[53]

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前，前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内阁策划了一个推翻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央情报局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员负责起草，旨在为古巴的反卡斯特罗抵抗者提供武器支持，组织这些受过美国训练的抵抗者入侵古巴，并激发古巴民众，削弱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势力。^[54]

1961年4月17日，约翰·肯尼迪下令这些训练有素的抵抗者开始入侵古巴。这次被称为“猪湾事件”的入侵行动中，大约1400至1500名来自美国训练营的古巴反动军“2506突击队”，在中央情报局支援下，怀揣推翻卡斯特罗的愿望，返回了古巴。然而，约翰·肯尼迪命令“2506突击队”在没有美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袭击古巴。1961年4月19日，古巴政府逮捕或击毙了这些入侵者，约翰·肯尼迪被迫开始为释放被俘的1119名生还者进行谈判。^[54]

这次计划失败归因于军方高层之间缺乏沟通，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让反动军在登陆时没有任何海上支援，致使他们登陆时就已经溃不成军。20个月后，古巴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作为交换条件，释放了被俘的反动者。更为严重的是，这次行动让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警惕美国，并坚信类似的攻击可能再次发生。^[54]

1962年10月14日，当时美国U2侦察机拍摄了在古巴正在建设的苏联制中程导弹发射基地的照片。这些照片在1962年10月16日提交给了约翰·肯尼迪。照片揭示了美国即将面临的严重核弹威胁，使得约翰·肯尼迪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攻击导弹基地，可能引发与苏联的核战争；但是不采取行动，则必须承受近距离核弹威胁。这种威胁距离太近，对方在不经警告的情况下发射核弹，美国很可能在还手之前就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可能会变得脆弱。^[55]

许多军事专家和内阁成员支持对导弹基地实施空袭，有人主张立即向古巴宣战并占领该国。然而，最终的决策是由约翰·肯尼迪派遣海军监视古巴来的船只，并实施海上封锁，既表明决心，又避免伤亡。关键是要留出后路给苏联。约翰·肯尼迪通过电视发表了重要讲话，宣布对运送军事设备的船只实施封锁，并要求赫鲁晓夫立即撤出导弹基地。赫鲁晓夫四天后发函表示，只要美国保证不侵犯古巴，苏联可以考虑撤回导弹基地。随后，苏联决定撤出古巴的导弹基地，但要求美国拆除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作为交换条件。约翰·肯尼迪研究后拒绝了这一提议。赫鲁晓夫的第三封信表明，导弹基地的建设已停止，设备正在运回苏联，提议联合国派遣专人监督。这场危机可谓是为了世界和平进行的两大巨头的妥协。这次事件也促成了后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同时美苏关系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56]

1961年3月13日晚，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东厅对拉丁美洲外交使团发表了一次演说，提出了争取拉丁美洲“和平与进步”的主张。他指出1776年在费城和1811年在加拉加斯开始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过去忽视了拉丁美洲“使人民免于贫困、无知和失望的迫切需要”，并呼吁摆脱失败，迈向“充满危险但光明的未来”。同年8月，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宪章，旨在以民族自觉原则改善民主制度，加速经济与发展。美国承诺提供100多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这一目标。在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推动下，这个联盟逐步取得了进展，加速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每次约翰·肯尼迪访问拉丁美洲，都受到热烈欢迎。^[5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苏联占领区，成为后来的民主德国；而西部则由英、美、法三国占领，发展成后来的联邦德国。柏林也被划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1961年6月3日，赫鲁晓夫在谈判中要求英、美、法军队撤离西柏林，但约翰·肯尼迪拒绝了这一要求。^[58][59]

这种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慌。1949年到1961年间，近200万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地区的人逃入联邦德国，其中多数是技术人员。为阻止人口外流，民主德国领导人关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建立。1963年6月26日，约翰·肯尼迪访问了西柏林并公开批评共产主义，将柏林墙的建成视为共产主义的失败。他在演讲中因使用了短语“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而家喻户晓。这句话让将近十之五六的西柏林市民聚集在街上聆听。^[58][59]

在冷战期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东南亚视为潜在的主要战场。鉴于美国的支持，越南南部的吴庭艳亲美政权启动了针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认可。约翰·肯尼迪一直避免美国公开做出军事行动，但最终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并向吴庭艳政权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他们进行了“平定南越”的战役，1962年2月，双方成立了“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统一指挥南越和美国部队。到1962年底，美国驻军已增至12000人，伤亡不断上升，引发了民众的反战情绪和示威。约翰·肯尼迪撤回了1000名士兵，并承诺在1965年底全部撤军。然而，他未能兑现承诺，导致越南成为二战以外美国军队遭受最多伤亡的战场之一，约6万名美国士兵在那里丧生。这场战争也耗费了高达150亿美元的军费，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拖累。^[58]

约翰·肯尼迪在1950年代初因针对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的演讲引起了国家关注，他的关注也延伸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斗争。1958年，国务院设立了非洲事务局，随后约翰·肯尼迪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肯尼迪多次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忽视了“非洲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强调美国应该支持反殖民主义和自决斗争。当他得知一群肯尼亚学生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却无法支付旅行费，他甚至安排了肯尼迪家族基金会资助了他们的旅行，这一行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冷战期间，约翰·肯尼迪意识到非洲正迈向历史性革命：如果美国继续支持殖民主义，苏联将会站在哪一边毫无疑问。他挑选大使前往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并亲自在国务院的定期会议中与他们交流。^[60]

此外，约翰·肯尼迪采用了极具成效的个人外交手段，邀请了不止两位非洲领导人到白宫会面。每次会面中，他都坚定表明自己支持非洲民族主义和独立，也理解了许多非洲领袖对保持在冷战中的中立态度的需求。他希望美国最终能通过示范行动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诺。^[60]

1960年10月14日，约翰·肯尼迪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竞选总统期间发表演讲，引发了一份由一千名愿意出国服务的学生签署的请愿书。肯尼迪向这些学生发出挑战——走出国门，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工作，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事业——也标志着和平队的开端。他当选总统后，立即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1961年3月1日，约翰·肯尼迪签署命令，成立全国志愿服务和平队，任命他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为第一任队长。在这个计划中，美国志愿者将在教育、农业、医疗和建设几个方面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帮助。坦桑尼亚和加纳成为该计划的先驱国家。1961年8月28日，约翰·肯尼迪在白宫迎接首批志愿者，亲自为他们前往非洲送行。国会批准了和平队成为国务院内的永久联邦机构，并于1961年9月22日由约翰·肯尼迪签署了立法。^[57][61]

早在1956年，约翰·肯尼迪就支持禁止核武器试验。他认为禁令将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并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对此发表了强硬立场。一旦当选，肯尼迪总统承诺不再在空中进行核试验，并承诺在恢复地下试验之前，将通过所有外交努力争取签署试验禁令条约。他将试验禁令视为核裁军的第一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履行承诺推动了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地面、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纳入法案，但地下试验不在禁止之列。美国、英国和苏联是最初签署这份条约的国家。^[62]

1961年8月，苏联宣布计划恢复大气试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进行了31次核试验。肯尼迪总统迫于压力，也宣布了恢复大气试验。美国于1962年4月25日恢复了试验。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意识到他们已经危险地接近核战争。双方重新开启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对话。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后来由其他100多个国家也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规定签字国“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制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爆炸试验或任何形式的核爆炸。”^[63][64][62]

1961年4月12日，苏联首次成功进行载人太空飞行，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约翰·肯尼迪在同年5月25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在六十年代结束前，实现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并要求未来五年再额外拨款70亿至90亿美元用于太空计划。约翰·肯尼迪深信在这个十年结束前，美国能够让宇航员登月并平安返回。这个计划被称为“阿波罗”登月计划，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太空探索之旅。大约十个月后，美国重启了“水星计划”，并成功实施了宇航员登月计划的前期阶段。然而，在首次“双子星座”飞行计划开始前，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接替了肯尼迪的愿景，继续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53][65]

《法兰克福新报》说：“约翰·肯尼迪将被认为遭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54]

米兰的《晚邮报》评论道：“美国的威望在一天之内比艾森豪威尔胆小和优柔寡断的8年中降得还要低。”^[54]

约翰·肯尼迪的遇害引发了公众对他深深的怀念。在一次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中有30%认为此案应被列为20世纪头号犯罪案件。直到这一事件过去40多年后，美国人仍然将约翰·肯尼迪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五位总统之一。在1975年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poll）为总统排名的调查中，52%的答卷人将约翰·肯尼迪排在首位，位居林肯和罗斯福之上。^[67]

学者孙纪燕等人在《肯尼迪和特朗普就职演说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一文中指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布局合理、逻辑分明，堪称经典。在约翰·肯尼迪的全篇演说中，没有直接分析国际形势，更没有提到一个国家的名字或具体事例，一切都委婉、模糊。约翰·肯尼迪巧妙地使用语言，达到了阐明政治立场、鼓动群众的目的，他使简短的语言单位发挥出惊人的说服力量。”^[68]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评：“在美国总统中，就智力而论，如果你把罗纳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约翰·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 。”^[69]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评：“约翰·肯尼迪散发着‘照亮四周的智力和高度的理性的气息，有着像是能穿透一大片密林’的判断力，善于交叉诘问，有尖锐、透彻、明晰的头脑。”^[70]

《三里生活周刊》2003年报道评：“在白宫的一千天里，约翰·肯尼迪已经显示出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审慎负责和面对重大危机时的冷静果断。”^[71]

约翰·肯尼迪从小就体弱多病，他早期的许多疾病都体现出阿狄森氏病的症状。在肯尼迪家族看来，尽管在1947年和1951年曾有医生作出过阿狄森氏病的诊断，但他们并未承认这种疾病的存在。阿狄森氏病晚期可能导致“阿狄森氏危机”，轻微感染和极度紧张会加重症状，造成极度虚弱，伴随着混乱、恶心、晕厥，最终可能导致死亡。1933年，当时16岁的约翰·肯尼迪在乔特中学就读，突然间，医生停止了在他的病历卡上记录病情。尽管当年约翰·肯尼迪患了一场重病，但其性质至今仍是个谜。校长乔治·圣约翰在给约翰·肯尼迪父亲的信中提到了这次病情，而在几次记者会上，与约翰·肯尼迪同庄的莱姆·比林斯也提及了这个事件。然而，这次病的真实性质仍然扑朔迷离。因为校长圣约翰和比林斯声称疾病导致肯尼迪无法参与体育和学业，这引发了人们对可能是阿狄森氏病初期症状的质疑，其中之一是突然丧失活力和精力。^[74][75]

肯尼迪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的36名成员中，有9人至少存在精神疾病、药物滥用或意外死亡等问题，占比达到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大约是普通人群患有精神疾病或滥用药物风险（大约为12%）的两倍。正常人家族中双相障碍症的基准概率约为2%，而全美酗酒或药物滥用的比例为10%。在意外死亡方面，肯尼迪家族的风险高出普通人百倍（普通人因飞机坠毁、滑雪事故或过量吸毒而意外死亡的概率不到1%，而肯尼迪家族为11%）。美国学者纳西尔.加梅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外死亡暗示了极端冒险行为，这与情感上具有冒险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家族中存在精神疾病，特别是双相障碍症，也与冒险行为息息相关。^[76]

1963年11月，位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操作中心（Launch Operations Center）被更名为约翰·F·肯尼迪航天中心（John F. Kennedy Space Center） 。^[77]

1963年12月24日，为纪念约翰·肯尼迪，纽约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New York Idlewild International airport）正式更名为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大多数人都习惯把那里简称为“JFK”。^[78]

1963年底，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被更名为约翰·肯尼迪角（Cape Kennedy），但是在1973年，那里又被恢复了原有的名称。^[79]

1964年，美国铸币局发行了约翰·肯尼迪半美元（Kennedy half dollar），也称50美分硬币，旨在纪念遇刺的约翰·肯尼迪总统，由联邦国会在他去世刚1个月时授权发行，但因为民众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而致使其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80][81]

196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普利斯坦特山（Pleasant Hill）开设的一所成人教育高等学校被定名为约翰·F·肯尼迪大学（John F. Kennedy University）。^[81]

约翰·肯尼迪号航空母舰（英文：USS John F. Kennedy，舷号：CV-67）命名是为了纪念美国前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64年在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开工建造，1967年下水，1968年服役，2007年退役，之后封存。^[82]

1966年，哈佛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改名为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83]

美国世界复康基金将其捐款兴建，于1967年启用，位于香港南区沙湾的一所肢体伤残学校学校命名为约翰·肯尼迪中心^[注2]（The John F.Kennendy Centre）。^[84]

为纪念约翰·肯尼迪，位于华盛顿特区，还在兴建中，并于1971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美国全国文化中心被更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81][85]

1979年10月20日，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和博物馆举行落成典礼，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和博物馆是用全球三千六百万人的私人捐款建造而成的。^[86]

《商品经济大观园》^[87]

《鲍尔斯回忆录》^[88]

《美国总统全传·百年风云录》^[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