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

罗马教廷是罗马教宗（又称教皇）为履行其对于整个天主教会至高无上、完整和直接的权力而设立的辅助机构。教廷设于梵蒂冈，首脑为教宗，下设国务院由国务卿主持。^[1][2]

罗马教廷的出现首先与罗马主教所牧职的罗马教区自身的行政管理机构有关，由罗马教区的主教公署发展而成。^[1][2]11世纪发生了“教宗革命”，教宗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3]到11世纪下半期，尤其是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执政时期，教会的中央集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藤堡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4]1588年1月22日，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颁布诏书《永恒无限的》，从而启动了对罗马教廷的重组。^[1]17世纪后半叶，启蒙运动思想中的反宗教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天主教会宗教组织被迫解散，政府代替罗马教廷在最高意义上拥有了教会的管理权。^[5]1870年意大利统一罗马，教宗由此失去一切世俗领地，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教宗宣布自己为“梵蒂冈囚徒”。^[6]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一战时期积极减轻战争危害，保护平民百姓的生存。1929年，教宗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签订《拉特兰条约》，教宗对梵蒂冈城国的主权得到承认。二战期间，继任者教宗庇护十二世成立了战俘信息办公机构并大力发展教会的战时慈善事业。^[7][8]1962年10月11日，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主持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会议历时3年有余，掀起了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9]2013年2月28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因健康问题辞职，成为600年来第一位请辞的教宗。^[10][11]2022年3月，教宗方济各颁布教廷宪章《福音传播》宣布教廷改革，对内部机构进行调整。^[12]

罗马教廷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力，为促进整个天主教会的发展和服务于神圣牧职而履行其职责。^[1]罗马教廷在机构设置上，包括1个国务院、16个部会、3个法院、6个财政机构、3个事务局、2个辩护律师团体以及若干与圣座有关的机构。^[13]

从历史起源来看，罗马教廷的出现首先与罗马主教所牧职的罗马教区自身的行政管理机构有关。其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形成一整套富有教会特色的管理制度及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地方教会效仿。罗马教区的行政管理萌芽由三个要素构成：七执事制的设立、公证员制度、保护人团体。除上述三个要素或三种行政管理职务的设立之外，从4世纪上半叶开始，罗马教会出现了一种专门负责管理教会财产的机构。9世纪时期，罗马教会内部出现了一新生事物——“拉特兰宫”。这一名称包含两个意思：该宫殿为教宗的办公地点、为教会政府中协助教宗处理教会事务的高级官员和普通官员的统称。在中世纪早期，还成立了特别的教宗金融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座管理机构的发展，宗座官员的职业化问题被提上日程，于是便出现了专门培训此类官员和办事人员的学校。^[1]

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后，罗马主教府发展成为天主教会的领导机构。早期由教宗遴选罗马教区的司铎、执事（六品）和邻近7个教区的主教组成枢机团，作为教宗重要的咨询机构，下设小组，分工专职处理政教事务。^[14][2]9世纪后期到11世纪前期，罗马教宗的权威处于历史最低谷。10世纪也被称为“黑暗世纪”，世俗权力主导着教会神职人员的任命，不仅教宗选举要受罗马本地贵族的干预，主教任命也同样受到地方贵族的摆布。然而，11世纪发生了“教宗革命”，教宗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教宗革命”受到克吕尼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影响，该运动强调教会自治，认为贵族无权干涉修会事务，抨击买卖神职的亵渎行为，反对神职人员与名门望族联姻，要求神职人员的任免只应出于信仰的考量，必须获得罗马教宗的任命。如此，罗马教宗的威望得以提升，11世纪有几任罗马教宗都出自克吕尼修会。^[3]到11世纪下半期，尤其是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执政时期，教会的中央集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教会地位的显著提升和中央集权化的持续加强，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罗马教廷也由此确立了其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特点，建立起了三种主要机构：枢机会议（concistoro）、宗座办公室（uffici）和教会法庭（tribunali）。^[1]

第一位改革者是教宗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直接改组了枢机主教团，选任自己信任的合格神职人员来担任枢机主教，给予他们参与选举教宗（罗马主教）的权利。这项制度改革使得出身自西欧其他地区的神职人员也可能获得选举教宗权利，由此极大地削弱了罗马本地贵族对教宗选举的控制，使得教宗选举具有较为广泛的普世性，成为后世沿用的通制。此后，尼古拉二世教宗（1058—1061年在位）进一步推动教宗权力的上升。1059年，他发布了一条关于教宗选举的著名谕令，规定教宗去世后，枢机主教团有考虑继任教宗人选的优先权，在他们选出候选人之后，其他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才能投票表决。另外，教宗可以在任何地方选举产生，包括罗马城之外，这项规定旨在防止地方势力的干预。格里高利七世教宗（1073—1085年在位）即位后，颁布了著名的《教宗敕令》，确立了教宗对教会与世俗所有成员的所享有的绝对权威，不仅所有主教由教宗任免，所有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必须服从教宗命令，而且教权及其管理体制也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格里高利七世在位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求得教宗宽恕，不得不步行前往卡诺萨觐见教宗。^[15]

11世纪成为教宗权力鼎盛的时期，尽管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仍在继续，但13世纪初，教宗权力重新恢复。1198年，教宗英诺森三世（1198—1216在位）提出，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就像太阳与月亮的关系，君权必须服从教权，因为月亮只能从太阳获得光亮。在他领导之下，1215年召开了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全面规范了教会体制和礼仪，使罗马天主教成为一个成熟、系统、清晰而又全面的宗教体系，使西欧有了一个统一而又清晰的宗教身份。英诺森三世还通过组织裁判所对异端进行镇压、组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来消解拜占庭和东部伊斯兰的势力，通过制造这种席卷整个西欧的跨国跨族的迫害宗教“他者”的活动，进一步强化了西欧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内在关联。^[16]

然而，13世纪末至14世纪，教宗权力开始受到世俗国家的挑战。在法王菲利普四世（1285—1314）治下，法国的中央集权程度加深，开始就神职人员纳税问题挑战教宗。1305年，教宗克雷芒五世登基，听命于菲利普四世，并于1309年意大利政局动荡之时把教廷迁往法国南部与意大利交界处的阿维农。法王实际上控制了教廷，之后的七任教宗都是法国人。1377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才终于把教廷迁回罗马，在他去世之后发生了“西方分裂”，枢机主教团先后选举出了两位教宗，教廷分设在罗马和阿维农，直接导致了欧洲天主教会内部的重大纠纷。这一局面直到1414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召开才得以解决，于1415年11月选举出唯一的教宗玛尔定五世。然而，此时民族主义潮流开始席卷欧洲，教宗权力再也无法高于世俗权力。^[17]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藤堡发表《九十五条论纲》，邀请众人就罗马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一事进行辩论，由此掀起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1520年1月，时任教宗利奥十世召开御前会议，反对《九十五条论纲》。1521年1月3日，罗马教廷宣布开除路德教籍，在后来的沃尔姆斯议会上路德被定为“异端”。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维护天主教的地位，1545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托召开会议，俗称“特兰托大公会议”。1563年12月4日，在经历了一次会址变更、两度被迫中断和三个不同阶段后，特兰多大公会议步入尾声。在闭幕式上，有6名枢机主教、3名宗主教、193名主教、7名修道院院长和7名托钵修会总会长在内的两百余人出席，共同签署了各项法令。1564年1月26日，庇护四世颁布诏书《应受赞美的天主》，批准法令通过。^[4]

1588年1月22日，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Pope SixtusⅤ，1521-12-13～1590-08-27）颁布诏书《永恒无限的》（Immensa aeterni），^[1]将罗马教廷的机构定型。西克斯图五世设立15个部门，其中9个处理教会日常事务，6个负责管理教宗国，教廷机构始告形成。教宗权力按照君主制的模式建立，此后，枢机会议的作用逐步减少，担任教宗外交代表或常驻罗马，在各部担任要职的枢机的权力则日益扩大。^[14][2]

17世纪后半叶开始，启蒙运动的思潮携带者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等元素从英国产生，席卷欧洲大陆并扩展至美洲。启蒙运动拒绝权威与传统，捍卫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各种人权，鼓励用经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并将理性视为唯一合法的认识工具，许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天主教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此时期教宗本笃十四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学术和知识水平，是天主教会现代化改革的早期典范。十八世纪末，天主教会面对的难题层出不穷，奥匈帝国皇帝试图削弱天主教会在其帝国内的权力，终止教宗对其国家事务的任何干涉，并且认可所有宗教的合法性，甚至尝试令教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启蒙运动思想中潜在而极端的反宗教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789年的大众起义将宗教、教会和君主专制并列，视为陈旧的统治与不公社会根基，在动乱中，天主教会在法国的教产被充公，宗教组织被迫解散，政府代替罗马教廷在最高意义上拥有了教会的管理权。^[5]

天主教会在1869年至1870年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开始探讨其现代发展之途。所谓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最高级的教务会议，也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会议因普法战争和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而被迫中断。^[18][19]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出罗马，意大利统一罗马，罗马被定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政府于1871年制定了《保障法》。根据该法案，政府保证教宗享有君主的各项特权，领有梵蒂冈、拉特兰宫（theLateran）、安多尔福堡（CastelGandolfo）等使用权。但教宗由此失去了一切世俗领地，教宗国灭亡。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教宗宣布自己为“梵蒂冈囚徒”，从此足不出梵蒂冈一步，完全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并拒绝接受意大利政府给予的年金。同时，教宗还发表了著名的通谕《不允许》，禁止信徒作为候选人参加意政府竞选及政治活动，违者受绝罚。其后的几位继任教宗也都继承了这一做法。其“梵蒂冈囚徒”的身份直到庇护十一世登基之后才改变。“梵蒂冈之囚”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2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教宗本笃十五世临危上任，在一战时期积极减轻战争危害，并在战争中发展教会的传教事业，成立战俘办公厅以收集和提供失踪者和战俘的资料，保护平民百姓的生存，并于1917年完成并颁布了《天主教法典》。1929年，教宗庇护十一世通过和意大利政治领导人墨索里尼进行交涉，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教宗对梵蒂冈城国的主权得到承认，其设于罗马城内的某些机构享有外交豁免权。^[7][8]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爆发，意大利法西斯从1938年开始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使得签订《拉特兰条约》解决罗马问题的教宗庇护十一世悲愤离世，继任者教宗庇护十二世同样无法阻止战争的到来，将精力用在减少战争的危害上，成立了战俘信息办公机构并大力发展教会的战时慈善事业，保护了5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7]

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主持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从1962年10月11日持续到12月7日。大会针对《礼仪草案》《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等先前筹备委员会草拟文献进行了初步研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21]

第二阶段会议于1963年9～12月举行，在此之后三个阶段会议均由继任教宗保罗六世主持。在这个阶段的会议上主教们围绕着主教的职责以及主教与教宗的关系、教会的革新、基督教会合一、教会与现代世界四大主题进行了研讨，并于12月4日通过《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第三阶段会议从1964年9月持续到11月，会议通过了《教会宪章》以及《东方公教会法令》和《大公会议法令》。同时，教宗明确宣布玛利亚为“教会慈母”。第四阶段会议于1965年9～12月举行，共通过三个宣言、两个宪章以及六个法令。^[21]

梵二会议共通过4个宪章、9个法令、3个宣言，1965年12月8日，教宗保罗六世在圣彼得广场发表《告世界书》，宣告会议正式闭幕。梵二会议后，罗马教廷成立了多个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梵二会议文件，制定了各项改革细则。各教会机构、神学家、研究机构也持续发表训导文献和著述，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梵二会议的思想体系。梵二会议掀起了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其引导的神学建构趋向以及全面革新精神塑造了天主教会在当今世界的全新格局，并深刻影响着天主教会与世俗世界、其他宗教故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21]

1967年，保罗六世对教廷进行改革，但庇护十世时的基本结构没有变。^[14]1984年，罗马教廷与意大利之间的一项新的协定修改了早先条约的某些规定，其中包括天主教作为意大利国教的地位，这是1848年撒丁岛王国法令赋予天主教的地位。^[22][23]1985年的全球枢机会议，专门商讨教廷改革问题。若望·保禄二世在会上宣称：“教廷的作用在于协助教皇沟通各地的主教”，但仍表示，在沟通过程中，有时需要对地方教会的教务作出“若干特别的指示或干预”，藉以维护教会的正统教义。会后成立了由6名枢机组成的委员会，将在精简机构、实现教廷领导成员国际化，明确教廷各部的职权范围和教区主教领导权的权限等方面，提出改革计划。^[14]

2009年1月1日，罗马教廷称“意大利的法律过于繁杂，而且欠缺稳定、时常和天主教教义相违背”，宣布废除《拉特兰条约》，自此不再自动采纳意大利议会通过的法律。^[24]2013年2月28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因健康问题辞职，成为600年来第一位请辞的教宗。之后合资格的115位枢机于同年3月12日进行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经过5轮投票后，枢机团于翌日选出意大利裔阿根廷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为新任教宗，名号为“方济各”，之后于同月19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教宗就职仪式后正式成为第266任教宗。^[10][11]

在当选教宗之初的2013年4月13日，方济各就正式宣布成立特别的枢机咨议会，以向教宗建言献策，供教宗认为势在必行的罗马教廷机构改革提供充分的论证、方法和步骤，并最终促成新的宗座宪章及改革措施的出台。枢机咨议会于当年9月8日正式成立，起初由9名枢机组成，俗称C9；2018年底因人事变动缩减为6人，成为C6；2020年10月15日又调整为7人，被称为C7。^[13]2022年3月，教宗方济各颁布教廷宪章《福音传播》宣布教廷改革，对内部机构进行调整。^[12]原有的9个圣部和12个理事会，被一揽子合并、精简为16个部会。根据新的宗座宪章，改革后的罗马教廷在机构设置上，共包括：1个国务院、16个部会、3个法院、6个财政机构、3个事务局、2个辩护律师团体以及若干与圣座有关的机构。^[13]

罗马教廷是罗马教宗（又称教皇）为履行其对于整个天主教会至高无上、完整和直接的权力而设立的辅助机构。该机构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力，为促进整个天主教会的发展和服务于神圣牧职而履行其职责。^[1]

罗马教廷作为天主教会的中央机关，具有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教宗既是罗马教廷的领袖，又是梵蒂冈国的世俗统治者。^[25]

根据1983年《教会法典》第360条的规定，罗马教廷“是教宗通常用以处理普世教会事务者，即以教宗名义和权力任职，促进全教会的利益并为之服务，包含国务院或教宗事务院，教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圣部、法庭以及其他机构，其组织和权限皆由个别法律规定。如《教会法典》第360条所述，罗马教廷乃对教宗负责、协助处理普世天主教会事物的最高行政机构。当其履行这一职责时，即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力行事。就此而言，教廷乃教宗履行其在训诲、圣化、治理教会方面的三大最高权力的辅助机构。^[1]

根据2022年颁布的宗座宪章，改革后的罗马教廷在机构设置上，共包括：1个国务院、16个部会、3个法院、6个财政机构、3个事务局、2个辩护律师团体以及若干与圣座有关的机构。^[13]

教宗是罗马教廷的首脑，^[2]集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教宗自称“使徒伯多禄的继承人”，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教宗之下设有枢机主教团。教宗由80岁以下枢机主教组成的教宗选举团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截至2024年4月，梵枢机主教团人数为238人，其中教宗选举团成员128人。新任教宗必须获得2／3以上选票方能当选。教宗通过教宗委员会行使立法、行政权，通过宗教法庭行使司法权。^[12]

国务院由三个部门构成，一般事务部、各国关系部（俗称“外交部”）和外交人员部。^[1]国务院是教宗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协助教宗行使职权，主管内政和外交事务，由枢机主教衔的国务卿领导。国务卿由教宗任命，管理梵蒂冈行政并掌管教宗枢密事务。截至2024年4月，国务卿为彼得罗·帕罗林，外长为保罗·理查德·加拉格尔。^[12]

各部负责处理天主教的各种日常事务，各部一般由部长（Prefect）负责，下设秘书长（Secretary）和副秘书长（Under-Secretary）。^[12]

16个部会分别为：福传部、信仰教义部、爱德服务部、东方教会部、神圣敬礼及圣事礼规部、册封圣人部、主教部、圣职部、献身生活和使徒生活团部、平信徒、家庭与生命部、跨宗教对话部、文化教育部、促进全人发展部、立法条文部和传播部。^[13]

福传部由教宗亲自担任部长，其排序直接超越信理部而位列各部会之首。福传部下设两个部门：“世界传福音基本问题部门”和“首次传福音与新特殊教会部门”，两个部门的领导称之为“代理部长”，均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威开展工作。^[13]

信理部由两个下属部门组成：（1）教义部；（2）教律部。两个部门均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开展工作，以配合和协助该部部长在相关领域内履行职权。^[13]

爱德服务部，又名“宗座救济事务局”，前身为“教宗爱德事务局”。2022年教廷改革前，“宗座救济事务局”仅为附属性罗马教廷的“其他机构”之一，改革后，则被一跃提升为16个部会中的一个，而且还是地位跻身“前三”的部会，爱德服务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初期教会时期。^[13]

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成立于2016年8月15日，教宗方济各采纳枢机咨议会的提议，颁布自发敕令《殷勤的母亲》，宣布正式成立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会，根据自发敕令的规定，自2016年9月1日起，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会将取代之前的圣座平信徒理事会和宗座家庭理事会。届时，上述两个理事会将停止运作并不复存在。^[13]

促进全人发展部成立于2016年8月16日，当日，教宗方济各颁布自发敕令：《全人发展》，以此成立“促进全人发展部会”，以取代之前的4个圣座理事会：正义与和平理事会、一心理事会、移民与无定居者理事会，以及医疗人员牧灵理事会。新的部会已从2017年元旦起开始正式运作，与此同时，上述4个理事会亦随之被撤销。^[13]

传播部成立较早，2015年6月27日教宗方济各以自发敕令形式颁布的宗座信函《当前的大众传播》成立传播秘书处，2018年6月23日该秘书处升格为传播部。^[13]

司法机构包括宗座特赦法院、宗座亲署最高法院和圣轮法院。^[13]

罗马教廷的财政机构共由6个部门组成，分别为：经济理事会、经济秘书处、宗座遗传管理局、审计总署、保密事务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13]

经济理事会，2014年2月24日由教宗方济各颁布自发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布成立。该理事会由15名对经济管理有专业经验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来自全球教会的8位枢机或主教，以及7位平信徒专家，15名成员均由教宗亲自任命，任期五年。经济理事会可以被视为罗马教廷财政部的管理部门。它负责监督经济管理，并对罗马教廷各部会、与圣座有关的机构，以及梵蒂冈城国的经济结构、行政和财务活动进行监管。它不仅仅是经济秘书处的咨询机构，而且拥有自己的权威。^[26]

经济秘书处，2014年2月24日由教宗方济各颁布自发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告成立。事实上相当于罗马教廷的财政部或经济部。其主要功能是负责执行罗马教廷各部会、与圣座有关有的机构，以及梵蒂冈城国的经济和预算控制政策。^[26]

宗座遗传管理局（APSA），1967年8月由教宗保禄六世创建。为梵蒂冈的中央银行，承担着世界各国类似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它为梵蒂冈城国和圣座发挥着财政作用，并且须与世界各国其他中央银行保持联系。^[26]

审计总署，2014年2月24日由教宗方济各颁布自发敕令《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宣布成立。该署受教宗之委托，对罗马教廷各部会、与圣座相关之机构，以及梵蒂冈城国政府的经济账目进行审计。其主要职能包括：a）根据经济理事会核可的年度审计计划，负责审计列入上述综合财务报表的个别教廷机构和办事处以及与教廷有联系或与教廷有关的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b）年度审计计划由审计长提交经济理事会批准。^[26]

保密事务委员会，2020年6月由教宗通过颁布《公共采购法》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职责是：a）为教会或个人的更大利益而必须保密的任何法律、经济或财务行为进行授权，并使其不受主管机构的审查和监督；b）对圣座根据法律要求保密的合同进行监督。^[26]

投资委员会，必须与经济理事会和经济秘书处共同合作，其职责在于负责根据教会的社会训导保证圣座股权投资的道德性质，同时监测其盈利能力、适当性和风险程度。^[13]

事务局共由三个部门组成，分别为：教宗府、至高司祭礼仪庆典办公室和神圣罗马教会总务枢机。^[13]

辩护律师团体由两个机构组成，分别为：罗马教廷辩护律师登记处和圣座辩护团。在罗马教廷登记的辩护律师，系服务于教廷司法机构的律师群体，由国务卿亲自加以任命，任期五年，期满后可续聘，但满七十五岁即终止职务，也可因严重原因被解雇。^[13]

这部分机构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罗马教廷，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因其为教宗、罗马教廷和普世教会提供必要且有益的服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教廷息息相关。包括：梵蒂冈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圣伯多禄工厂、宗座考古委员会、宗座科学院、教会大学和学院质量评估和促进社、监管与金融信息管理局等。^[13]

“圣统制”字面的意思是“圣的来源”或”神圣秩序”，因此是指教会内神职界的排序，这种排序又称为神品。信徒们认为这种排序可追溯到耶稣。在实践中，圣统制由下到上分别是执事、司铎（神父）、主教和教宗。执事直接服从主教，主教是司祭职位的满全，从圣事方面看，其等级并不从属于教宗。教宗是主教团的首领，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宗作为罗马主教继承伯多禄的职位，掌管普世圣职服务。所有等级都需要与以教宗为首领的普世主教团所代表的普世教会的共融。^[27]

天主教会认为，主耶稣同伯多禄及其继承人分享他的职权；宗徒与他们的继承人分享他们的职权；司铎及其司祭职继承人在服务信众团体和从主教接受的权威中分享他们的职权；执事这个由宗徒们设立的职位及其继承人在服务主教中分享他们的职权。圣统制的发展经历了从强调职权到强调服务的观念转变。梵二会议主张，主教是群众的仆人（《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16节；《教会宪章》20：4节），他们自己要仿效基督（《教会宪章》27：3节）；司铎也是一样（《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12：6节；15：3节）；梵二会议把司祭的圣职看作与所有信者的司祭职相互关联（《教会宪章》10：2节）。^[28]

除了这三种可追溯到新约的圣秩以外，天主教会还增加了其他职务，比如助祭﹑辅祭。她还发展了管辖权的等级体制：罗马教廷、枢机团、教宗使节（legates）、教廷大使（nuncios）、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s）。^[28]

参考资料^[29]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主要争议集中于“中国礼仪之争”，即中国传统的尊孔和祭祖的礼仪是否应当遵守，是否属于迷信异端。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天主教应当遵循基督会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礼仪不视中国的尊孔祭祖传统为异端。而罗马教廷（英诺森十世）于1645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中国礼仪的禁令，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进行尊孔祭祖活动。由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的立场，最终造成了清廷采取禁教政策，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也因此转为非法的地下活动。^[25]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而罗马教廷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也扮演着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罗马教廷率先承认日本法西斯建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25]

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大批教士来华后，有些为中国人民作了有益的工作，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育方面，教会大力兴办教会学校，著名者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5]

新中国的成立后很长时间一段里，罗马教廷不承认新中国，反对中国共产主义力量。为了长期控制中国教会，罗马教廷操纵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不准教徒参加爱国活动和任何进步组织，不准阅读进步报刊，并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一些教会内部的敌对分子还充当间谍。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期间，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使节黎培理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从事颠覆人民共和国的活动。^[25]

1957年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正式成立，将“爱国”作为“人民的神圣职责”和“天主的诫命”相统一，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办教之后，与罗马教廷之间联系基本断绝，而罗马教廷则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但随着国际环境的趋向缓和，使得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逐渐破冰。^[25]

2001年10月24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一份声明，希望中国宽恕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所犯的“错误”，并希望促成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教宗的道歉表示接受，但表示与梵蒂冈建交的两项原则依旧不可改变，即要求梵蒂冈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之前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关系。^[18]

2018年中梵签署关于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梵蒂冈可对中国教区主教人选表达意见。该协议使得中梵关系在70年来取得重大突破。^[30]2020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22日，中国同梵蒂冈经友好协商，决定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延期两年。^[31]2022年10月24日，中梵决定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延期两年。^[32]

2024年5月，圣座国务卿表示，梵蒂冈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这会是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的重大升级。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33]

罗马教廷多年来深陷性侵儿童丑闻之中。2002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揭露，数十年来波士顿近250名牧师性侵儿童的丑闻，震惊全美。2018年8月14日，美国又发布报告称，超过1000名儿童过去数十年间遭到300多名牧师性侵。两天后，梵蒂冈当局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罗马教廷明确谴责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教廷认为，报告中详细描述的大多数性侵行为发生在“20世纪初以前”。声明还向受害者保证，“教皇方济各与他们同在”，誓言“彻底根除类似丑恶悲剧事件”。^[34]2020年11月10日，梵蒂冈教廷首次公开了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原天主教华盛顿特区大主教麦克卡里克在其所任职位期间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指控和证词。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名为Bishop Accountability的网站专门统计了美国在1950年-2004年其间受害儿童的年龄。统计证实，这段时期内的117名受害者的年龄段主要是8岁至14岁。^[35]

2017年12月15日，澳大利亚调查机构历时5年、耗费澳币3.73亿元的最终调查报告出炉，揭露过去数十年来儿童性侵事件频传，受害人数超过1.5万，其中有8000名受害者举证称遭性侵地点发生在教会、学校、体育会等地，而性侵加害人多为神职人员与学校教师，又以天主教会人员最多。^[36]2018年1月，根据智利NGO“主教的责任”组织的统计，自2000年来，该国至少有近80名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控对儿童实施性侵。^[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