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1945年8月29日~1945年10月10日），^[1]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经国民党三次致电邀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共产党出席的一场为期43天的国共两党协商会议。^[1][2][3]

1945年，蒋介石分别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4][5]8月24日，毛泽东于电复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6]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由延安机场前往重庆赴约，国民党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郭沫若等人前来迎接。^[3][6][4]8月29日谈判正式开始，直至10月10日结束，为期共43日。会议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7][8]

重庆谈判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9][10]同时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11]并为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协议奠定了基础。^[11]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4年下半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时再次提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设想，并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泽东的安全。虽然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埋下伏笔。^[12]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4]

从军事方面看，抗战突然结束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共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预先拟定的战略反攻计划，没有一方在战争结束时取得预期的优势地位。^[13]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战争，全中国人民都迫切地渴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需要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要求，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同时，也准备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14][15]

1945年8月10~14日，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万岁》《从胜利到和平》《光荣属于人民》《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后》等七篇社论，指出：抗战的胜利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15]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争取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在延安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寇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4]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与美国的在华战略需要之间极不协调，1944年8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关系，避免中国内战爆发，从而确保美国在华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为了使苏联不参与中国内部事务，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赫尔利便把协调中苏关系作为调处国共矛盾的先决条件。因此赫尔利在到达中国之前，先绕道莫斯科，在得到苏联不参与中国事务的承诺后，他才于同年9月到达重庆，进行调处活动。^[16]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从它战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采取“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政策，借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它以“盟国”、“盟友”的名义，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阻止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14]但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面临种种困难。尤其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战的态度日益明朗。^[4]受到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于是蒋介石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4][17]

共产党方面

共产党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6]

国民党方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疯狂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但国民党军队的调遣需要时间，国内外舆论也不允许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于是，他们使用政治欺骗的手法，摆出要和平建国的假相。^[5][18][19]。

蒋介石想要利用重庆谈判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18][20]

为赢得内战的准备时间和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抢先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他分别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4][21]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了以斗争达到团结，推进国内和平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4]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于电复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这出乎意料的决定，揭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妄图污蔑共产党不愿和平的阴谋，使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动。^[6]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并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这之前，接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同日，中共中央为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争取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在延安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下列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军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4]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必须作一定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6][4]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与前来机场送行的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道别。上午11时飞机起飞，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于下午3时45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平稳着陆。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3][6][4]

共产党代表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1][2]

国民党代表

蒋介石、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1][2]

1945年8月29日，谈判开始。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但具体问题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之间进行的，共分为三个阶段。^[7][22]

普遍交换意见阶段

第一阶段是普遍交换意见阶段，时间为8月29日至9月3日。蒋介石未料到毛泽东真会赴约，因而对谈判没有作任何准备，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才匆忙召集会议商讨谈判对策。他既不打算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又不准备以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确定了三条方针：(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蒋介石还说对于中共在政治上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等。^[7][22]

9月2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具体表示，中共军队整编的最高限额为12个师，承认解放区的地位是绝对行不通的，至于各县、省行政人员及省主席由国民政府考核留任或邀请中共人员参加，待国民大会召开产生新政府以后准许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等。^[7]

针对实质问题进行商讨阶段

第二阶段是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讨的阶段，时间为9月4日至21日。这一阶段共进行了八轮谈判，且时断时续，双方在台前和幕后都采取了很多行动，但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7][22]

会谈开始以后，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1)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共产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而国民党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其实质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统一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2)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中共部队整编为48个师并分期实施，而国民党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12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3)共产党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而国民党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4)国民大会问题。共产党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达6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而国民党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在这四个问题中，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并且双方不会就这两个关键性问题轻易作出实质上的让步。国方代表对共产党提出的十一点意见，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并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而对其余十项，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等。^[7][8]

经过几次的接触商谈，国共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虽然中共就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作过较大让步，但国民党执意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这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双方都加紧从战场上向对方施加压力。^[7][8]

达成协议阶段

第三阶段是达成协议阶段，因谈判陷于僵局而停顿了5天，时间为9月27日至10月10日。其间共举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双方又就《会谈纪要》专门讨论了一次。^[7][8]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3天，还广泛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努力与主张，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给国民党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也是促成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7][8]

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三天，和蒋介石又有几次会面，并于9日和10日进行了两次长谈。据毛泽东讲，这两次谈话的中心内容还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有两个太阳，只能有一个太阳，毛泽东说这个太阳要由人民选择。蒋介石在谈话中说了一番“肺腑之言”就是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果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蒋介石为了拉拢毛泽东，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只要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说，对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和帮助，并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只为国防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蒋介石最后带着悲观的神情说，这次没谈好。毛泽东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7][8]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会谈纪要》签署以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周恩来等人留在重庆继续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7][8]

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周恩来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内容共12条。据毛泽东介绍，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7]

就在《双十协定》刚刚公布的10月13日，蒋介石下达了“剿匪”密令，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坐下来进行谈判，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23][10]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10]

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和召开政协会议协议，中国大地又露出了一线和平的曙光，但蒋介石集团不愿意满足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加紧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7]

战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团结与内战独裁分裂的可能性并存，因此，争取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爆发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11]同时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9][10]就如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10]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中推动了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与发展，并为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协议奠定了基础。^[11]

重庆谈判取得了四项重要成果，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和平建国方针深入人心。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成立了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驻华大使）组成的“三人小组”（亦称“三人委员会”），设立由国民党人郑介民、共产党人叶剑英、美国人罗伯逊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定》，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取得一定成效。^[24]

第二，政治协商会议成为现实。《双十协定》签订后两个月，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主持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关的协议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解放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下，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种制度被传承下来，在治国理政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4]

第三，各党派合法且地位平等得到认可。在此方面，虽然国民党没有信守，但共产党方面还是努力争取着。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4]

第四，地方自治成为一项创制。中国共产党方面一直倡导这样做，逐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以后，相继成立了多个省级（自治区）、地级（自治州）、县级（旗）等地方自治机构，并且遍及全国范围。目前，中国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还有将近10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形式。另外，《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惩治汉奸”“解散伪军”问题，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汉奸受到惩治，像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均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伪军，或者被收编，或者被解散。^[24]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25]

张治中曾回忆道：毛先生之到重庆，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26]

《大公报》于1945年10月11日发表题为《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的社评，开头说：“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谈判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仍难实现，《大公报》有一种深深的遗憾。^[27]

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重庆谈判时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28]

近代史学家章百家认为：重庆谈判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谈判的参加者是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人们对它的期望很高，但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或和平或内战，这两种可能都还存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因而是不确定的。^[29]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回到美因，担任国务卿。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30]

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曾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代表都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治中作为“温和派”，在军中、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而在宣传方面，共产党更是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简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30]

苏联的《红星报》社评：在这中国历史的转捩时期，两党的领袖已经采取步骤，来克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开始的目的。^[31]

菲律宾《华侨时报》评论：重庆与延安的谈判，使危急的中国政局，突然缓和下来。^[31]

据王炳南回忆，在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见面时，毛泽东坦言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 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让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32]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特别重视，三次前往民盟总部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和其他负责人。谈话中，张澜关切地问：“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竟将如何？”^[33]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现在蒋介石打起了‘民主’的招牌，要演‘民主’的假戏。我这次来，就是来他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看究竟谁在搞假和平、真内战。让人民从中受到教育，看出真假，分出是非，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稍停，毛泽东接着说：“无论谈判结果怎样，但纵观历史发展之潮流，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要走一段曲折而又艰难的路程。”在会晤中，双方达成秘密约定：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采取一致行动。^[33]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反共分子，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就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活动。8月30日下午3时，毛泽东到“陶园”去拜访戴季陶。这突然的来访使戴季陶猝不及防，同时对毛泽东的以德报怨也有一丝感动。这次拜访后，尽管戴季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了热切的期望。戴季陶还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他在邀请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月13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

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诗人相会不免要相互唱和。毛泽东将自己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予柳亚子，柳亚子随后发表《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一时引发重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的这 首词也不胫而走，广为传抄。柳亚子这样的社会贤达不仅惊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之高，更对有魄力有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寄予希望。^[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