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宣仲，又字宜重，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中国语言学家，能说33种方言，亦通晓英、德、法、日、俄、古希腊和拉丁文等多国语言文字，在数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也有涉猎，曾创作中国第一首流行音乐《教我如何不想她》^[1][2]。

1910年，18岁的赵元任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之后考取哈佛大学研究生，主修哲学和音乐，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物理系、在哈佛大学教中文和哲学。随后应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严鹤龄邀请，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三人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后赵元任前往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史语所语言组，开始对中国各地的方言进行实地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集合成多部研究著作出版，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获《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3]。

1938年，赵元任回到美国，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最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1][2]。1945年，赵元任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为该会的唯一一位华裔会长。1948年，他当选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及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再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到了晚年，赵元任两度回国探亲访友，参与学术研讨，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接见。1981年6月，赵元任获北京大学颁发荣誉教授称号。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黄山医院（Mt. Auburn Hospital）去世，享年90岁^[4][5]。

赵元任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被语言学界尊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6]。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赵元任还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创作大量流行歌曲，相关作品后来汇总为《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出版^[3]。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在天津出生^[7]:26。童年时期，赵元任随做官的祖父赵执怡游走各地，四处搬家，住过磁州、祁州、保定、冀州^[7]:28，直至9岁赵执怡才回到常州青果巷的老家居住^[7]:41。

1904年夏天，赵元任未满12岁，父亲赵衡年患疾病去世，母亲冯莱荪sūn没过多久也去世，两人离世让赵元任备受打击^[7]:46。没过多久，苏州的大姨妈庞冯氏把赵元任接了过去，承担起了赵元任母亲的角色。在苏州的时候，赵元任也经常去外婆家和表弟表妹玩耍，还跟表哥庞敦敏学会用反切说话^[7]:47。两年后，赵元任回到常州，在“洋学堂”溪山小学接受西式教育，借此机会系统性学习英文，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为他日后的海外留学生涯打下基础^[7]:48-51。1907年，赵元任考入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国文、英文、数学、物理、生物、图画、体操等课程，三年后毕业回常州^[7]:52-57。

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清华庚款赴美留学考试，以总分73.4被录取，在72名被录取的学子中名列第二^[7]:58。同年8月，在游美学务处胡敦复等人监护的下，赵元任乘一万零二百吨“支那号”海轮赴美^[7]:58。到美国后，赵元任进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课和实验课^[7]:58，学业之余也和几位在康奈尔读书的中国留学社创办中国科学社，出版月刊《科学》^[7]:72。1914年，赵元任以全校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创下康奈尔大学历史上平均成绩最高纪录^[8]。毕业后，赵元任进入学校的研究院学习哲学^[7]:72，1916年凭奖学金转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哲学，辅修科学历史^[7]:81，1918年毕业^[7]:89。

之后赵元任凭哈佛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学^[7]:90-93。在伯克利游学的时候，赵元任选修不少课，还研究颜色代数学，温度逻辑学等艰深领域^[7]:94。到1919年，赵元任回康奈尔大学任物理讲师，一年后合同届满^[7]:96, 98。在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严鹤龄的邀请下，赵元任准备到清华大学教数学^[7]:98，1920年7月从旧金山乘一万四千吨沦轮尼罗号启程回国，结束长达10年的赴美留学生涯^[7]:99。

到清华大学报到后，赵元任参加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出席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7]:101-102。据赵元任了解，由梁启超、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计划邀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有幸得到为罗素翻译的机会^[7]:102。在随后的一年里，赵元任陪同罗素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两人的深厚友谊由此建立^[7]:102-103。担任翻译期间，赵元任跟叔祖安排的杨女士解除婚约，和相恋已久的医生杨步伟结婚，两人在好友朱徵、胡适的见证下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7]:106-107。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回到阔别才一年的美国，一是应邀请转到哈佛大学教哲学和中国语，二是去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录制国语唱片^[3][7]:113-114。1924年至1925年，赵元任将幼女如兰和新那寄托在巴黎远郊的农村人家，与妻子到欧洲各国旅行，拜访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兼度蜜月^[7]:124-125。旅欧一年，赵元任两位幼女在法国人的照料下只会说法国话^[7]:131。

1925年6月，赵元任回到北京，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三人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7]:133，赵元任则以33岁之龄成为最年轻的一位^[3]。赵元任在国学院开设方言学、普通语言学、语音学等课程，指导学员对中国音韵学、中国的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学等领域进行研究^[7]:135，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就是他的学员^[3]。

1929年，应傅斯年邀请，赵元任到来到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7]:161，从此正式把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3]。1932年至33年，赵元任向中研院请假一年半，负责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工作，接替回国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7]:177。在此期间，赵元任到美国各地慰问留美学习的清华学生，拜访了美国语言界的专家教授，为中研院即将设立的语音实验室购置订做、订购仪器^[3]。到1936年，语音实验室已初具规模，完成了不少语言研究工作，录制成千张方言调查铝片音档^[3]。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赵元任随中研院举家迁往长沙，开始逃难生活，一同迁徙的还有语音室能搬动的仪器、唱片、书籍和资料^[3]。在长沙待了四个月后，战火再度逼近，史语所再度决定内迁，其中部分人先抵达桂林，再到昆明，而赵元任夫妇则决定直迁昆明^[7]:224。1938年元月，在赵元任与老朋友章元善组织下，由多个家庭组成的27人带着语言组的仪器设备离开长沙，历经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昆明^[3]。一行人在昆明拓东路找到住所和办公地方，之前从长沙邮寄到昆明的120包书也陆续运抵^[7]:230。尽管条件艰苦，赵元任和同事们还是立即进行中断了的工作，《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就是那个时候整理完成的^[3]。同年，赵元任接夏威夷大学邀请任教一年，向中研院史语所请假获准。8月，赵元任举家离开昆明，经过香港出国^[7]:233。

1939年8月，赵元任与妻女一家六口抵达美国夏威夷，开启侨居美国40年的后半生^[5]。他先在夏威夷大学教汉语和中国音乐史^[7]:235，之后应邀加入耶鲁大学，负责研究生教学及学术研究^[5]。

1941年，赵元任到哈佛大学任教，当时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抗日联盟。战火之下，远东地区书籍的来源被切断，而美国学生急需汉英字典。情急之下，哈佛燕京社决定修订C. F. Fenn的袖珍小字典和R. H. Mathews的汉英字典，由赵元任负责^[7]:262。此外，应美军赴远东地区参战士兵的需求，赵元任主持了哈佛大学的暑期粤语速成班和美国陆军委托举办的中文速成班。赵元任一家也经常参加中华赈济联合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其夫人每周举办一次中式午餐会，将午餐收入拿来赈灾，女儿们则出售中国工艺品和贺年片，每逢球赛季就在体育场附近公开募捐，将全部收入投入赈灾^[5]。

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赵元任一家开始做回国的准备。由于中国的大学及中央院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美国的华人号召为中国的大学捐书，赵元任则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中研院选书^[5]。之后联合国宣告成立，赵元任代表中国前往英国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及成立大会，胡适是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7]:281。在讨论组织名称的时候，美国代表提议在原来的“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UNECO）的基础上加上“科学”，改称“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得到赵元任附议，并最终获得辩论通过^[7]:282。

两年后，已经离开哈佛大学的赵元任收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报，要他回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虽然对方找来驻美大使顾维钧及赵元任夫人劝说，赵元任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他的不喜欢行政职务。经商定，夫妇二人决定暂时不回国，而是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去教书^[7]:296。

1948年，赵元任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7]:305。1954年，赵元任正式加入美国国籍^[7]:332。1960年，经加州大学同意，赵元任正式退休，返聘三年^[7]:376；同年3月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7]:377。

1973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赵元任夫妇携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回中国探亲访友，这是夫妇二人首次回到阔别35年的中国。这一趟行程，二人看望了赵元任夫人的哥哥和嫂嫂，见到了27年没见的二女儿新那，回访了曾和罗素一同住过的地方，也来到家乡常州青果巷探望堂弟赵元昌一家^[5]。

当年5月13日晚上到5月14日凌晨，赵元任夫妇与外孙女、外孙女婿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一同出席的还有郭沫若、竺可桢、邹秉文、吴有训、周培源、黎锦熙、丁西林、赵朴初等人^[10][7]:481。期间赵元任与周总理等人畅谈整整三个小时，当中提到赵元任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5][7]:483。归国旅行结束后，赵元任以英文文章《还乡》（Return of the Native）记述了这段经历。

1981年3月1日，陪伴赵元任60年的妻子杨步伟因病仙逝^[7]:525。同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再度回国访问，赵元任携长女如兰、长女婿卞学鐄和四女小中陪同回国^[7]:527。此次回国，赵元任不仅到北京、常州、南京、上海等地走访慰问亲友，还见到许多语言学界和音乐界的同行：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的座谈会上，赵元任拿出研究中《通字方案》，希望得到同行的意见；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小型演唱会上，赵元任现场用无锡话唱起他著名的作品《卖布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校举办了赵元任作品小型演唱会。演出结束后，赵元任与贺绿汀院长畅谈中国音乐问题^[7]:527^[5]。

同年6月5日，赵元任一家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同志接见，与会嘉宾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梅益、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社科院王光美、吕叔湘等^[7]:532^[5]。四天后，赵元任获北京大学颁发荣誉教授称号，张龙翔校长主持仪式，教育部长蒋南翔部长亲自为赵元任佩戴北大校徽，赵元任学生王力、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现场致辞^[11][7]:534。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于6月14日结束^[7]:534。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黄山医院（Mt. Auburn Hospital）去世，享年90岁^[4]。按照他的生前意愿，赵元任的女儿们没有举行丧礼，只把父母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太平洋^[7]:539-540。

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第一部歌曲创作集《新诗歌集》，以14首当时影响力较大新体诗作曲，包括胡适创作的《他》、《小诗》、《上山》、《瓶花》，刘半农创作的《织布》、《听雨》、《也是微云》、《茶花女中的饮酒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周无若创作的《过印度洋》，徐志摩创作的《海韵》，刘大白创作的《卖布谣》，赵元任选自《白话诗选》的《劳动歌》，以及其本人创作的《秋钟》^[12]。

赵元任一生共创作132首音乐作品，其中大多数独唱歌曲及钢琴曲^[13]。在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许畅看来，这些作品以从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为基本，融合了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通过结合当时社会生活来展现五四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影响，反应出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与思想感情。而从创作题材层面来看，她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体现历史语言研究所了劳动人民遭人压迫的残酷现实，代表作有《织布》《卖布谣》《劳动歌》；二是表达其本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代表作有《呜呼三月一十八》、《老天爷》，这类题材占其作品的大多数；三是展现对自由的渴望，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13]。音乐特点上，许畅认为赵元任的音乐采用了传统民族语音和声韵：以《卖布谣》为例，这首歌曲采用平声用平音、仄声变度音以及平仄相连等方法，使得整首曲声韵清晰、词曲相配；而在钢琴伴奏方面，曲调融入了六度音及五声音阶，让歌曲呈现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教我如何不想她》便是一例^[13]。所有作品收录于198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赵元任大女儿赵如兰编辑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3]。

赵元任拥有语言天赋，一生会讲33种方言^[1]。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赵元任对中国各地的方言进行了大量调查^[3]。

1928年，他选择自己从小熟悉的常州话、常熟话、苏州话等吴语方言作为调查方向，与助理杨时逢来到浙江、江苏两地的吴语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走访中，赵元任记录了当地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200多人，录下63名发音人的话。相关研究后来经赵元任整理、分析和研究，于1928年交由科学出版社集结成专著《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这部书为日后的方言调查提供参考方法，受到语言学界的推崇，而《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评价“《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14]。

后来在中研院史语组主持工作的时候，赵元任把在几年之内完整调查全国汉语方言及非汉语方言定为一大目标，其中汉语方言由他本人负责，非汉语方言由语言学家李方桂负责。赵元任沿用之前的实地调查方法，先是在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粤语方言，期间意外记录下百余首广西瑶歌。之后赵元任与罗常培、杨时逢两人来到安徽调查徽州话，并用上刚从美国购买的录音器材记录。安徽之行结束后，赵元任又和李方桂和杨时逢调查江西57种方言，与杨时逢和葛毅卿调查湖南75处方言，与杨逢时、丁声树、吴宗济调查湖北的64处方言，直至抗日战争中断了调查工作。相关调查成果后来集合成《钟祥方言记》《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山方言》《台山语料》《绩溪岭北音系》《广西瑶歌记音》《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等专著出版^[3]。

赵元任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被语言学界尊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从1921年开始，赵元任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大量关于语言学的文章。根据他在《中国语言问题》一文提出对语言学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思想，他陆续发表了《官话字母音译法》《中国言语字调实验研究法》《再论注音字母译音法》《电信号码根本改良底根本讨论》《语音的物理成素》等研究文章，这些研究均体现了他早年对语言学的思考^[6]。除此之外，赵元任也发明了用于标记调值的“五度标记法”，至今仍用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中^[15]。

在国语运动中，赵元任热衷于创制国语字的罗马拼音方案，而瞿秋白提出要对中国文字进行拉丁化。根据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一文中的统计，“一个单字词的词汇其中每个字音不过派到1.3个字，在两字词、三字词同音自然更少”，所以“中国言语里的同音词和法国言语里的总数差不离多少”^[16]。尽管如此，赵元任还是承认汉语拼音化有一定难度，其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同音异字文《施氏食狮史》被认为是有力证明^[17]。据赵元任演讲集《语言问题》所载，赵元任写该文的本意是想表示“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17]。1928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6]。

1959年，赵元任应台湾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期间他系统性讲述了语言学领域的问题。同年，台湾大学文学院丛刊将他的演讲集结成《语言问题》出版，是他个人介绍普通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该书后来于1968年被赵元任改编成《语言和符号学》（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各国语言学界追捧，最终翻译成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版，相继出版。《语言问题》后来于1979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同样得到语言学界重视。另一本重要著作《中国话的文法》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内部出版，1968年正式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此书是“一部方法严谨、系统分明的大书，有很多创见胜义”，“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说，还是从影响的广泛说，《中国话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该书后来于1979年被吕叔湘摘译，1980年被丁邦新先生完整翻译。到了晚年，赵元任还在也重点研究中国通字方案，然而这部著作到赵元任去世第二年的1983年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5]。

赵元任与妻子杨步伟育有四个女儿。长女卞赵如兰（1922年4月19日—2013年11月30日）为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东方语文与中国音乐博士，哈佛大学音乐系及东亚文化语文系荣休教授，首位当选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音乐专家^[18]其丈夫卞学鐄（1919年1月18日—2009年6月20日）为计算力学领域的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

次女赵新那（1923年—2020年12月22日）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中南工业大学化学系教授^[20]。丈夫黄培云（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为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1]。

三女赵来思（1929年6月14日^[7]:166—）。丈夫波冈维作（1928年4月25日—2019年9月25日）为日裔美国人，华盛顿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22]。

四女赵小中^[23]（1931年5月24日^[7]:176—）。

江苏常州青果巷湛贻堂为赵元任故居，1987年12月常州市政府公布为常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4]。

《国音新诗韵》附平水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印发，1928。《新诗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儿童节歌曲集》（陶行知作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钟祥方言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5，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9。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简明中国口语字典），与杨联陧合编，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Cantonese Primer（粤语入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Mandarin Primer（国语入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杨时逢、丁声树、董同龢、吴宗济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48。《语言问题》，台湾大学文学院印行，1959。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国话的文法），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与符号学），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早年自传一Life with Chaos》第一卷，美国纽约Ithaca出版社，1975。《通字方案》（中英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赵如兰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与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一个女人的自传），杨步伟著，美国纽约John Day出版公司，1947。《走到镜子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著，Asia Language Publications，1968。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的问题），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1卷，1916。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第865―918页，1926。符号学大纲，《科学》第11卷，1926。Continuity―A Study of Methodology（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博士论文，未发表。汉字的字调和语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卷第3期，第121―134页，英文，1933。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卷第4期，第363―390页，英文（中文摘要），1934。

台山语料，《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3卷A期，第25―76页，1951。Meaning in Language and How it is Acquired, Cybera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1955.国语结构不同层次中形态上跟意义上的参差，《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81―316页，1956。What is Correct Chinese?（什么是正确的汉语？），《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81卷3期，第171―177页，1961。Contrastic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吴语的对比的若干方面），《语言》（Language），第43卷第1期，第92―101页，1967。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庆祝李方桂先生65岁论文集，第39卷，第1―13页，1939。我的语言自传，《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3卷，第303―317页，1971。My Field Work on the Chinese Dialects（我的中国方言田野工作），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第2卷，第3―7页，1975。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Essays by Yuen Ren Chao（赵元任社会语言学论文集），Anwar S. Dil编，美国加州出版社，1976。

资料来源：^[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