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大学“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者。^[3]

吴有训于1916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二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理化部学习，^[4][5]1920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次年赴芝加哥大学学习，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研究X射线问题，^[6]1925年，吴有训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同年10月，吴有训写成了《康普顿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间的能量分布》一文。^[7]次年，吴有训回到中国，先后任职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院校，并于清华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所近代物理实验室。^[8]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事科技教育界的组织领导工作。^[6][9]1955年吴有训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0]1963年吴有训参加与制定机关报的科技10年规划。^[8]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3]

吴有训在研究X射线特别是散射和吸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3]他在X射线散射研究中，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驳斥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3][11]吴有训曾先后在多所高等学校任教，^[12]创立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大学得到实践并取得成功，为中国培养一大批国家建设和科研攻关学术人才，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13][14]吴有训于1936年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5][4][注1]}

1897年4月26日，吴有训出生于江西高安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进入私塾接受早期教育，1912年至1916年在江西省立第二中学读书。^[4][17][11]

1916年，吴有训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理化部学习^[5]，上大学三年级时，中国最早从事X射线研究的学者胡刚复从美国返校任教，吴有训在他的引导下逐渐培养起对X射线研究的浓厚兴趣。1920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他到南昌心远中学担任理化老师。^[15]

1921年，吴有训参加赴美公费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研究X射线问题。他在导师指导下，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从而证明“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6]1924年，吴有训与康普顿合著论文《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mù射线的波长》，引起物理学界的极大关注。^[12]1927年康普顿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吴有训也随之闻名国际。^[15][18]

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中，吴有训的论文排序第一。^[12]1926年6月，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40届会议上，他宣读了3篇论文，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全部收录发表；当年7月美国原子分子学会吸收吴有训为会员。^[3][17]

1926年，吴有训被授予博士学位，留校任助教，他的博士论文《康普顿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力，始终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里。^[15][19]

1926年，吴有训收到筹办江西大学的邀请，决定放弃在国际科技前沿继续研究的机会，返回中国。^[3][20]归国后，原定的江西大学办学计划因战乱搁浅，他在上海大同大学短期任教，后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15][4][5]

1928年，吴有训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系教授，担任物理系主任；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经单原子气体全散射的X射线的强度》，成为中国物理学家本土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首篇文章。^[2][3]

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吴有训当选为秘书。^[8]

1936年，吴有训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成为首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科学家。

1938年，清华大学等高校为躲避战争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15]

1940年，吴有训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21]

这段时期，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开创中国X射线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广泛重视，^[3]他又陆续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建立了金属、无线电、农业、航空、国情普查等五个实验室，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实验的先驱。^[19][22]

1945年10月至1948年8月，吴有训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今南京大学）。^[5][22]1946年，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提出“政治民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大方针，支持同学民主选举学术自治会。^[19]

抗日战争胜利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的学生游行遭到镇压，吴有训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拒绝军警进校搜捕，^[15][20]同年10月他主动提出辞去校长职务。^[15]

1948年3月，吴有训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2月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致力于物理学教学和研究。^[15][4][23]

1949年，吴有训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的邀请。^[3]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校务工作。^[15][23]

1950年，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1952年卸任，^[24][25]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作为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明确提出中国要研究发展实验核物理。^[18]

1950年底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6][3]任职之初，他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增设电子研究所，成为新中国电子学科研工作的开端，后来电子技术在全世界迅猛发展，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3]此外，吴有训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20]

1951年2月，吴有训担任了新成立的科学院建筑委员会主席。^[27]

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吴有训为首的“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吴有训组织编写出版《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 》和 《原子能通俗讲话 》，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原子能知识。^[28]当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数理化学部主任。^{[19][20][注1]}

1955年10月，中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29]

1958年8月，吴有训出任中国科学院原子核委员会同位素分离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同位素分离、制备、应用等工作，为中国原子弹工程提供原料。^[28].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11]

20世纪60年代，吴有训督促并参与“新型共轴泵式红宝石激光器”，直接负责“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均实现了全球第一。^[3]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0岁，12月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3][9]

吴有训的科研贡献主要体现在对X射线特别是散射和吸收方面的研究，^[3]他通过大量理论分析和实验结论，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丰富和发展了x射线散射理论。^[11][20]此外，他是中国科研事业的出色领导人和组织者，缔造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发展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新中国核事业开创发展做出突出成就。^[8]

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导师的指导下，以系统的实验和精准的理论分析，做了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实验，结果表明：只要散射角相同，不同物质散射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变线和不变线的偏离与物质成分无关，从而证明康普顿效应的普遍适用性。^[11]1926年，吴有训发表《在康普顿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能量分布》和《在康普顿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能量比率》两篇论文，雄辩地证实了康普顿效应。^[12]

驳斥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针对否定康普顿效应真实性的错误论据，吴有训精心设计实验方案，将原有实验装置作了改进，以大量确凿的数据，驳斥了诸如“三次辐射”“箱子效应”等反对意见，在关键时刻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提供重要支撑。^[20][11]

丰富发展了x射线散射理论。吴有训通过实验证明，康普顿效应中的不变线确是由于散射过程中电子获得的能量不足以使它脱离原子所引起，为进一步探明康普顿效应的机理提供了实验依据，他还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为深入研究x射线散射做出自己的贡献。^[20][11]

领导和组织科研事业。吴有训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等主要领域作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明确提出中国要研究发展实验核物理。^[18]他始终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关心新兴技术科学发展，强调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他根据中国授时工作基础状况，走独立自主的道路；^[8]他亲自主持人工合成胰岛素鉴定会，勇于宣布中国已合成胰岛素；^[8]他调集科研骨干和资源投入到支援“两弹一星一艇”大工程的科研工作中，并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服务。^[30]

吴有训是教育家、科学家，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大学创立与实践，并取得了成功，其宗旨是“学术独立”，实现学术独立的根本途径是“建立由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13][14]他注重人才培养，亲自开设《近代物理》课程，将当时国际重要的科学实验传授给学生，积极倡导、组织和参加近代物理的科学研究，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研究室。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以造就国家建设和科研攻关学术人才为己任，^[9]1929年至1938年的十年间，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中国首次成批培养出科学精英人才，有22名学生后来成为院士，占学生总数的30％以上。^[3]

吴有训一生著有科学论文50余篇，其中1929年至1932年即发表11篇有关X射线散射系列课题的论文。^[12][3]主要出版著作和学术论文摘录如下：

出版时间著作名称出版社作 者1947年原子核论丛中华自然科学社吴有训等^[31]1997年3月吴有训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吴有训著；郭奕玲等编^[1]1997年7月吴有训的科学贡献 吴有训科学论著、讲演、文稿、谈话集》鹭江出版社吴有训著；郭奕玲，沈慧君编^[26]

发表时间论文名称刊载于作 者1919年傅礼氏级数（附图）数理化杂志吴有训^[32]1924年Note on absorption measurements of the X-rays re-rlected from a calcite crystalProc. Nat. Acad. SciWoo YH（吴有训）1924年The wave-length of molybdenum Ka rays when scattered by light elementsProc. Nat. Acad. SciA.H.Compton，Woo YH1925年The Compton effect and the tertiary radiationProc. Nat. Acad. SciWoo YH1926年Ratio of intensities of modified and unmodified rays in the Compton effectPhys.RevWoo YH1930年5月Compton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吴有训^[33]1930年Intensity of total scattering of x-rays by monatomic gasesNatureWoo YH1931年Scattering of x-rays by mercury vapourNatureWoo YH1936年Note on the x-ray scattering coefficients of gasesTsing Hua Univ. Sci Reports Woo YH，Sun CP.1945年On the Absorption of X-Rays.Ⅱ科学记录Y.H.Wu;and;Yu-Huo;Hu;^[34]1947年公论选集：我国应从速建立原子核物理研究室社会公论吴有训^[35]1951年6月关于过去和现在中国物理学工作的几点意见物理通报吴有训^[36]参考资料来源：^[20]

时间荣誉名称授予单位1936年4月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15]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物理学院士中央研究院^[15]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20][注1]

任 职 时 间职 务1936年至1946年中国物理学会会长^[15][3]1938年金属物理研究所所长^[3]1949年上海科技团体联合会主席^[4]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7]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7]1954年12月至1959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38][39]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40]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11]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41][42]1965年1月至197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3]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4]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大学“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者，^[4][3]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精英，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9][12]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现代物理学领域挺直腰杆并获得发言权的中国物理学家。^[45]

1935年，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赞誉吴有训是“打开我国物理学研究先河”的人。^[15][3]

1987年，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缅怀老师吴有训时刊文指出：“几十年来，他为培养人才创立科学事业，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cuì，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46][47]

吴有训的父亲吴起辅，在汉口帮人做生意直到晚年，回到家乡的县城后，他与人合开了一个店铺，以维持生计。吴有训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吴有训后来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时，认为她的言传身教对自己的一生影响极大。^[48]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吴有训通过实验并发表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同时进一步研究实证，把康普顿效应的理论向前推进。前苏联学者鉴于吴有训的工作和贡献，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对此表示公开反对，表现了一位科学家求实的态度和谦虚的美德。^[9]

吴有训曾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做出重要贡献，导师康普顿为此赞赏他的才华，晚年见到杨振宁的时候，要他务必代为问候。1962年1月杨振宁回到中国，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老师吴有训，扉页写道：“年前晤康普顿教授，他问我师近况如何，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9][12]

吴有训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多次以辞职为担保，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搜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中的进步师生，在任两年间军警始终未能进入校园。他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成为当时有名的“不愿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9][45] 

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在《物理》杂志刊登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物理学家撰写的怀念文章，纪念吴有训在开创物理学事业方面所做的贡献。1987年，中国物理学会设立吴有训物理奖，对做出突出成绩的物理学家进行奖励。^[15][45]

1988年4月，中国人民邮政首次发行当代中国科学家庆祝邮票（一组4张），面值为两角的是吴有训庆祝邮票，其他三位科学家分别是李四光、竺可桢和华罗庚。^[9]

1988年11月，吴有训曾经就读过的江西高安中学为吴有训塑像，聂荣臻、方毅、张爱萍等领导为之题词。^[9]

1999年，吴有训纪念馆在吴有训的家乡江西高安落成。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人物传记《吴有训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