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工程（简称“两弹一星”），是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独立自主组织实施的几个重大国防工程合称。“两弹”最初指原子弹、导弹，后“原子弹”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合称核弹，“一星”指人造卫星。^[3][1]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内外环境和形势非常严峻，为此，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5][6]1955年，中国开始发展原子能事业。^[6]1956年，中央军委会议将研制导弹提上议程。^[7]1958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研制人造卫星。^[8]1960年，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氢弹的理论研究。^[9]同年，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结合导弹与核弹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中国掌握了导弹核武器；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3][7]

“两弹一星”事业是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汗水、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创造的奇迹。^[10][11]“两弹一星”的成功，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重要标志。^[5][12][6]

二战期间，德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相继掌握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军备竞赛愈发激烈。1945年7月，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接连投掷两枚原子弹，广岛约8万人当场遇难，长崎约4万人当场丧生，还有数万人随后因核辐射中毒和受伤而死亡。据估计，广岛35万人口中有约14万人在爆炸中丧生，长崎有约7.4万人丧生。原子弹空前的杀伤力和巨大的破坏力，震惊了世界，对现代战争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13][14]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凭借掌握的原子弹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1950年底，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打击后，当时的美国总统杜勒门声称要用原子弹对付中国。美军将原子弹运到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953年春，美国秘密在日本部署原子弹。195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5年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6][15]

面对世界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1951年，法国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回国后给时任主席毛泽东捎口信：“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16]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6][16]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虽然当时的中国缺钱、缺人、缺技术，尖端科技研究工作开展困难，但中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重要战略决策。^[3][6]不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号为“02”的中国发展核武器计划。同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了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的号召。^[6]1956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7]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6]1957年10月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人联名建议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17][8]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8]同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要研制原子弹等战略武器。^[6]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失去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支持，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3]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18]1961年，中国陷入经济困难，中央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原子弹面临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对此，时任元帅的聂荣臻表示“两弹”不应下马，应该攻关。^[6][16]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9]1962年，毛泽东作出了“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示，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总动员令。^[19]1965年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卫星研制步入正轨。^[9]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发展原子能事业，成立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核技术、核工业的相关事务。^[6]1956年2月制定了《1956年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15]同年4月，“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12项重点任务的第一项。5月，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开工兴建，于1958年建成并正式移交生产，中国进入原子时代。11月，三机部成立（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发展。^[19]1958年，邓小平同志批准建设“核工业第一批厂矿”的七一一矿，新中国天然铀生产的大幕自此拉开。^[16]5月，五厂三矿选点方案获批，奠定了核工业体系雏形。^[19]同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还成立了负责领导组建特种部队的国防部第五部，以及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3]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终止合作协议，撤走所有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20]苏联专家撤走后，邓稼先带领科研人员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艰苦计算原子弹方程式，反复计算了九次，计算结果却与苏联的数据大相径庭。经过反复审核论证，周光召发现：苏联的材料有错误，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这就是原子弹研制时被广为称道的“九次计算”。^[17]1961年大批科研人员听从召唤，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9]同年11月17日，“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负责领导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工作。^[5]1962年，原子弹研制的“两年规划”获批；^[19]同年年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17]

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企图绑住中国人民的手脚，中国政府严正表示：绝不低头下跪。^[9]1964年9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原子弹爆炸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毛泽东果断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9]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

1960年底，钱三强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开始氢弹的理论研究。^[9]1963年，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彭桓武意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核武器研究所，迅速投入氢弹研制。^[9][20]1964年年底，彭桓武多次召集科研人员进行讨论，最终形成3个方案，并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分别带队探索。^[20]

1965年9月，于敏率领团队到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艰苦奋战3个月后，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并最终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这就是创造世历史的“上海百日攻坚战”。^[3][9][20]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中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20]

1956年2月，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同年5月，中央军委会做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7]7月，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正式获批。10月8日，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导弹研究机构——第五研究院的院长。^[15][7]1958年4月，五院下达仿制苏联导弹的任务，并要求在1959年10月1日前完成，代号为“1059”，后又正式定名为“东风一号”。同年9月，五院曾提出自行研制“东风一号”导弹，射程2000千米，称“老东风一号”。10月，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1960年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7]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成功发射，射程8千米；同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试验成功。^[15]

1960年3月，国防部五院下达了“东风二号”液体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任务。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飞行试验失败，导弹起飞69秒钟后失控坠毁。^[7]不久后，周恩来在一次军工干部会议上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22]同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3]1964年6至7月，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多次试飞均成功。^[7]

1964年秋，周恩来提出要提高“东风二号”的射程，使其更具实战价值。改进后的“东风二号”称“东风二号甲”，制导体制改为全惯性制导体制等，导弹射程增大了20%。1965年11月起，改型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连续多次试飞均获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运载核弹头发射试验成功。至此，中国不仅掌握了导弹核武器，而且走完了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的全过程，闯出了自行研制地地战略导弹的路子，基本具备了开展中程、中远程液体地地战略导弹研制工作的条件。^[7]

1963年12月，中央专委：研究核武器，要以导弹头为主。^[18]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开展核弹头的研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实现“两弹”的结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6]同年9月1日，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18]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9]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即弹头不装核材料）后搞“热试”。同年7月1日，中国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是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18]

1966年10月，导弹发射前，试验空域飞机停飞，兰新铁路停运，1万多名居民临时疏散到安全地区，以防万一。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6][9]

此后，中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随后，中国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核武器进入了定型和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阶段。^[9][24]

1958年7月—8月间，中国科学院成立“581组”，负责组织协调卫星和火箭探测任务。人造卫星项目被列为1958年第一重要的科研任务，代称为“581”，意思是1958年头号重点科研项目，中央政治局拨专款支持。^[8][26][27]同年10月，赵九章带队前往苏联考察访问，并在总结报告中提出推迟人造卫星研制工作，把力量转移到探空火箭上来的建议。^[8]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月21日，邓小平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据此，581任务部署调整，提出“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的具体方针。^[8][27]

1964年，中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东风二号”发射试验成功，说明中国已基本上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能力，和钱学森商量后，赵九章给周恩来写信，建议将研制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规划。^[17][7][27]1965年1季度，周恩来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651后来被定为卫星任务代号）。^[8]同年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计划于19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目标概括为四句话：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9]7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专委呈报卫星规划方案，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十年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3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5个问题作了论述。^[8]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卫星研制被批准正式立项，原“581计划”更名为“651计划”。^[26]10月20日，中科院召开“中国第一颗卫星方案论证会”，史称“651会议”。赵九章在会上报告了中国卫星的总体方案。会议定下1970年发射的目标，以及“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要求。大会肯定了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确定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播放《东方红》乐曲。^[17][26]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方案设计等工作。^[8]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28]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秘密开到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4月24日，“长征一号”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9]

1999年的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在研制“两弹一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12][4]

人物	生平事迹
	陈芳允（1916.04.03~2000.04.29），浙江黄岩人，[12]无线电电子学家、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职于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科院物理所、电子学所，国防科工委第26基地，国防科工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4][30]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12]研究提出卫星轨道参数；研制纳秒脉冲采样示波器；促成了中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为“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控制和遥感卫星的成功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4][30]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工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称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著有《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卫星测控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4]
	陈能宽（1923.04.28~2016.05.27），湖南慈利人，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共党员。曾任职于中科院应用物理所、二机部九院、核工业部科技委等。[4][31]领导组织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研究；组织参加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制定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方案研究，为首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发展研制作出了重要出贡献。[31]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5年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程开甲（1918.08.03~2018.11.17），江苏吴江人，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共党员。[4]曾任职于二机部核武器所、核武器研究院、国防科工委、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等。在中国首先计算出原子弹爆炸弹心温度、压力；设计、主持几十次核试验，推动核武器设计、改进、试验等协调发展；创立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核爆炸测试研究、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32]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4]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32]
	邓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中国核武器研制开拓者和奠基者，“两弹元勋”。曾任职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二机部九院、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核工业部科技委等。[4][33]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领导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方案，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爆轰模拟试验；组织探索氢弹设计原理、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山东荣成人，[12]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共党员。[4][34]曾任职于中科院力学所、二机部九院。[34]指导核武器化设计；解决许多重要的核武器动力难题；领导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4]领导组织爆轰力学、高超声速流、飞行力学、结构力学、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为核弹、氢弹、卫星实验均作出巨大贡献。参加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领导工作。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34]
	黄纬禄（1916.12.18~2011.11.23），安徽芜湖人，[12]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4][35]曾任职于重工业部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国防部五院等。[35]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中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是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4][35]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89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4年荣获“求是基金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吉林长春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中国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4][36]曾任职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二机部九院、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等。在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及核爆炸理论等领域贡献突出；领导、参加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战略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36]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钱骥（1917.12.27~1983.08.28），江苏金坛人，[12]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中国“航天四老”之一，“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4]曾任职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七机部五院。[37]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4]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等研制；参与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组织人造卫星预研课题；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任“东方红一号”方案总体负责人；组织领导回收型卫星研制。[4][37]196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钱三强（1913.10.16~1992.06.28），原名钱秉穹，浙江湖州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中共党员。[4][12][38]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等。[38]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4]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在研究铀yóu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2]制定中国核力量规划；担任原子弹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协调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组建一系列核科技机构；领导建成中国首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首台回旋加速器等重要仪器设备；组织原子弹研制联合攻坚，开展氢弹预研，提供理论准备等。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38]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浙江杭州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中共党员，中将军衔。[4][12][39]曾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等职。[39]1956年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是中国火箭导弹技术发展的重要实施方案；长期担任火箭导弹、航天器研制技术领导，为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20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4][39]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4]
	任新民（1915.12.05~2017.02.12），安徽宁国人，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4][12][40]曾任职于国防部五院、七机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部等。作为运载火箭技术负责人领导首颗人造卫星发射；领导组织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试验；领导组织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整个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试验；领导组织首次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4][40]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和1990年两次荣获航空航天部通令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孙家栋（1929.04~），辽宁瓦房店人，航天技术专家，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中共党员，“卫星之父”。[4][41]曾任职于国防部五院、七机部、航空航天部等。[41]领导参加中国首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地地导弹、液体中程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做出多项重要决策，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4][41]曾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4][12][41]
	屠守锷（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火箭总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4][42]曾任职于国防部五院、七机部一院、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部等。任副总设计师领导参加地空导弹初期试制；任副总设计师研制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任总设计师研制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长期从事导弹与航天事业，对导弹研制和大型航天工程方案起重要作用；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4][42]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王大珩（1915.02.26~2011.7.21），江苏吴县人，光学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中国光学、仪器仪表和计量科教事业的主要学术奠基人。[4][43]曾任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等。[43]领导开拓靶场光学测试技术、激光技术及太阳地面模拟等国防光学技术领域；主持制成首台激光器、首台大型精密靶场光测装备和多种国防光学仪器；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参与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对国家科技决策产生深远影响。[4][43]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4]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中共党员。[4]曾任职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二机部、核工业部科技委等。[4][44]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3、4、5、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指导参加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指导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组织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爆轰物理实验、近区核爆炸探测、抗核加固技术、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提出激光惯性约束受控核聚变新概念；指导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研究。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4][44]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王希季（1921.07.26~），云南大理人，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曾任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七机部八院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等。[4][45]研制多种实用探空火箭；主持完成中国第一种卫星运载火箭、第一种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方案论证、设计；制定返回式卫星研制方案；对中国卫星返回技术做出重大贡献。[4][45]1982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和1990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吴自良（1917.12.25~2008.05.24），浙江浦江人，材料学家，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4][46]曾任职于上海冶金陶瓷所、冶金所等。[46]领导完成特种电阻丝研制；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主持研制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为原子能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4][46]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杨嘉墀（1919.07.16~2006.06.11），江苏吴江人，航天技术和自动控制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国家863高技术计划倡导人之一，中共党员。[4][47]曾任职于中科院自动化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等。曾当选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4]领导参加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测量系统；提出返回式卫星姿态系统方案与技术设计思想；指导研制了原子弹爆炸检测技术和设备；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4][47]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获中国科学院陈嘉庚信息科学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0年获IEEE（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4]
	姚桐斌（1922.09.03~1968.06.08），[12]江苏无锡人，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国防部五院、材料研究所等。[4]组织制定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领导、参加500余项课题；领导锰基钎qiān料合金研制及钎焊工艺研究，用钎焊结构取代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等研究，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是中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4][48]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于敏（1926.08.16~2019.01.16），河北宁河人，核物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4]曾任职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二机部九院。[49]50至60年代，在原子核方面作出了高水平成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研究，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多项核工业战线开创性研究；在氢弹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领导参加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突破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49]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改革先锋奖章，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4][12][49]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12][50]曾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4]倡导发展人造卫星事业；开创高空探测研究，筹建环境模拟实验室，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空间科技队伍；提出卫星研制的建议，规划制定卫星系列发展和探测方案；领导完成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周光召（1929.05.15~），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共党员。[4][12]曾任职于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核武器理论研究所等。[4]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领导参与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等研究；为首颗原子弹、氢弹及战略核武器研制作出大量重要工作；为国防科技、科学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4][51]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94年8月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3月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
	朱光亚（1924.12.25~2011.02.26），湖北武汉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中共党员。[4][52]曾任职于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曾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国防科委、中国工程院等。[4]领导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领导核反应堆研究工作；组织实施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为“两弹”技术突破及武器化作出突出贡献；参与制定“863计划”；参与筹建“中国工程院”。[4][52]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4年12月，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4]
统计时间：2023年12月9日

原子弹的成功，代表中国成功打破了世界大国的核垄断，建立了自己的核工业体系。^[6][17]氢弹的成功，代表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20]“东风二号”成功将核弹与导弹结合，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9]“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打破了西方大国对航天技术的垄断，为后续航天发展奠定了基础。^[16]

“两弹一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国防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重要标志。^[5][53]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们凝练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53]

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见证。——《中国纪检监察报》穆铎^[17]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更要大力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大河网》陈觉^[54]

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为了强国之梦，“两弹一星”英雄群体用汗水、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筑起新中国的安全屏障，创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两弹一星”事业是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勠lù力同心创造的奇迹。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新华社》刘刚、陈二厚^[1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技术空白、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白手起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研制出“两弹一星”，用汗水和血肉挺起了民族的脊梁，震惊了全世界。——《光明日报》张卫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