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高军事咨询机构，^[1]隶属于国防部，^[5]由主席、副主席、陆军和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及海军陆战队司令组成，^[1]主要负责制定战略、后勤支援和军事动员计划，制定各军种联合作战和训练原则，向国防部长提出有关军事预算、军事科研和对外军援等方面的建议，组织诸军种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对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实施作战指挥等。^[5]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于 1942 年 1 月，旨在加快二战期间的战略协调，从那时起就一直是美国军事规划的中心。^[2]。1947年经国会立法批准，1949年，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全军职位最高的现役将领，并由各军种高级将领轮流担任，任期两年，可连任一次。主要办事机构为联合参谋部，定员不超过400人，下设作战、人事、后勤等业务部门，军官从各军种抽调。^[5]

JCS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s·丘吉尔之间的阿卡迪亚首脑会议的产物。英国在CCS上的代表包括帝国总参谋长、第一海务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这三名军官共同组成了参谋长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开会已近二十年。由于美国没有类似的组织，这些担任相应职务的军官组成了CCS的美国部分。他们被称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2年2月9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6]

由于二战时美国在多个战场的部队指挥权割裂，而各军种作战需要协调，设立部门协调指挥部的需求便由此产生。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了“统一指挥计划”，以协调各部门在远东等多个战场的指挥权，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初步成型的标志，随后几年中其渐渐成型，第一任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则于1949年上任。随后的50年间，在包括美国在亚太、中东等多场战争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时而变，逐渐完善军方指挥制度及职责。在1946年至1977年间，参谋长联席会议逐步成立了空中战略指挥部、远东指挥部、阿拉斯加指挥部、加勒比海指挥部（后改至美国南方指挥部）、美国海军及东亚特兰大地中海指挥部、亚特兰大指挥部、东北指挥部、美军在欧空军指挥部、空军指挥部、军事打击指挥部、空中防御指挥部和军事战机指挥部。后经军事实际行动调整，大部分指挥部都被调整或撤销，其军事指挥权渐渐整合，最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89年确认了6个指挥部：战略指挥部、大洲指挥部、运输指挥部、美洲指挥部、亚特兰大指挥部、太平洋指挥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空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太空军作战部长及国民警卫队局长共8人组成。^[1]

自1949年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主持官员一直是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法定职责和责任的法定职位。就像JCS本身一样，主席的作用和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和成熟。美国的军事传统和政治实践都反对将巨大的权力投入到一个人身上。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国家安全需求不断增加，迫使国会和行政部门重新考虑军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结果之一是JCS主席的作用和重要性不断扩大。这条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性格和环境往往决定了结果。但其结果是不言自明和明确无误的，那就是一个更积极和更有影响力的主席取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本身。任命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决定，经过了近十年的酝酿。JCS承担了规划和指导美国战争努力的责任，并逐渐发展了一个称为联合参谋部的支持组织。建立JCS的基本理念是建立一个直接在总司令领导下运作的平等委员会。因此，除了总统之外，显然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他们的活动。^[6]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从武装部队正规部队的军官中任命。主席为总统服务，任期四年，从奇数年的10月1日开始。这一限制不适用于战争时期。^[7]如果担任主席的高级人员在其获委任的任期届满前死亡、退休、辞职或调任，获委任填补空缺的高级人员须只在原任期的剩余时间内担任主席，但可根据第1条规定获重新委任。^[7]如果总统认为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总统可将主席和副主席官员的总任期延长至八年。本款的限制不适用于战时。^[7]

总统仅可任命曾担任以下职务的军官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或太空作战部长，或统一的或指定的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员。^[7]对于官员，如果总统认为为了国家利益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总统可以放弃第1条款。^[7]

主席在任职期间，其军衔为上将(海军为上将)，或太空部队军官为同等军衔，其军衔高于武装部队的所有其他军官。但是，他不得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或任何武装部队行使军事指挥权。^[7]

参谋长联席会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国民自卫局局长、空间业务部部长组成。^[8]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内职责包括：协调政府各部门发展、为国防部的行动提出建议、评估各部门联合情况，以及为人事培训建言献策。对外职责，则包括与其他国家国防部门领导者定期沟通，以增进相互交流，促进共同利益发展；以及在经美国政府内部协调后，向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披露经分级的军事信息。^[1]

(1)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8]

(2)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为(d)款规定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8]

(1)主席在履行其职能、职责及责任时，如有需要，应征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统一指定作战指挥员的意见。^[8]

(2)除第(d)款另有规定外，在就任何事项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时，主席应在其认为适当时，将与该事项有关的军事建议和意见的范围告知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视情况而定)。^[8]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首先通知国防部长和主席后，可以单独或集体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就军事成员的判断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提供特定事项的咨询意见。^[8]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主席除外)可向主席提出与主席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提出的意见不同的建议或意见，或在主席的建议之外提出建议或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该等建议或意见，主席应在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视情况而定)提出其建议或意见的同时，提出该等委员的建议或意见。^[8]主席应制定程序，以确保他本人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或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时，不会因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提出个人建议或意见而被不当拖延。^[8]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首次通知国防部长后，可向国会提出他认为适当的有关国防部的建议。^[8]

主席应定期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8]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授权、指示和控制下，主席应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议程(如主席认为适当，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任何其他成员建议的议程的任何主题)、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尽可能迅速地开展其业务、决定何时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的问题。^[8]

参考资料^[4]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首次访华要从第10任主席约翰·维西算起。维西于1985年1月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平发展达成了共识。^[1]

第12任主席科林·鲍威尔则在卸任上述身份后，在国务卿任期内于2001年、2003年和2004年三度访华，先后就朝核问题、恐怖主义、中美关系等议题与中方展开讨论。^[1]

第13任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曾于1997年5月12日至16日访华。^[1]

第15任主席理查德·迈尔斯曾于2004年1月14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友好访问，与中央军委和外交部主要领导进行了友好交流。^[1]

另外，迈尔斯卸任后，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身份于2008年12月8日在京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会面，并于2014年6月26日率领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代表团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chí在北京会面，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1]

第17任主席迈克尔·马伦于2011年7月10日访问中国，参观了多处军事基地，且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看法。^[1]

2012年2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会见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2013年4月23日上午，邓普西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面，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对话；2013年4月23日下午，邓普西与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中南海会面，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交换了看法。^[1]

第19任主席小约瑟夫·邓福德将军也曾于2016年5月13日与中方就南海问题进行视频通话。2017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邓福德，在邓福德三天的访华行程中，他还观摩了解放军的训练，并与中方签署《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力求增进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减少误判的可能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