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原名文濬，字世昌，后改名陶知行、陶行知，^[1][9]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7]

陶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7][10]1921年任东南大学教授、系主任，^[11]1922年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6]1932年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7]1946年7月因病在上海逝世。^[1]

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的口号，创造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倡导“小先生制”等。^[2][7][10]他曾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星期刊，^[2]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专著。^[7][10]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1]家境贫寒，6岁，得秀才方庶咸免费启蒙，后在吴尔宽经馆、程朗斋门下就读。最后因生活穷困，陶行知辍学回家务农。他一边自学，一边四处寻找老师登门求教。贡生王藻成为他常常请教的老师。陶行知在王藻指导下完成四书五经的学习。^[12]因母亲在当地教堂做帮佣。陶行知经常去教堂看望母亲，被传教士唐进贤看中，邀请陶行知免费进入崇一学堂学习。在崇一学堂陶行知初步接触到西方文化，打下较好的英文基础。陶行知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12][11]

1908年，陶行知从歙县崇一学堂毕业，考入广济医学堂。因不愿信教受洗，陶行知入学半年即退学。^[5]退学后半年，陶行知得到唐进贤的帮助，于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金陵中学前身）预科就读。^[13][11]同年秋，该校与宏育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陶行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大学里，他除了学好文科等专业知识外，还自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各科成绩优秀。^[14]他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理念的影响，自己改名陶知行。^[15][16]

陶行知在金陵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陶行知深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影响，他发现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众窄隘，他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组织同学协助校方筹划创刊《金陵光》的中文版。1913年2月《金陵光》中文版问世，他撰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担任了该刊中文版主笔。^[14][11]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4]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陶行知赴美求学。陶行知于1914年秋负笈jí重洋。陶行知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一年以后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进步社会的教育》《明日之学校》与《民主主义与教育》。陶行知后来他从事乡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中国创造性发展版本。^[11]

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硕士和教育文监学位，谢绝导师的挽留，回到中国。^[5][11]同年9月，陶行知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称“南高师”）教育学专任教员，次年5月即受聘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诸如《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

1919年，“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1920年，他首创暑期学校，经过初步的成功试验以后，他利用暑期学校大量招收社会上准备报考大学的男女高中毕业生，促成南高师首次招收女生，开放女禁。^[17]

1921年夏，经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禄来华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几乎走遍半个中国，累积了一手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统计材料。1922年，陶行知受聘担任由蔡元培、马叙伦等知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由于该社总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务、教职，举家北迁。^[11]

1923年，他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宣布“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是本届年会的大事”，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陶行知担任了平教会的执行书记。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每月400银元的高薪，拒绝了北洋政府对他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任命，谢绝金陵大学校长职务的聘请。^[11][13]1925年，他应冯玉祥邀请，与许士骐赶编《军人千字课》，深入冯军驻区，推行士兵识字教育。^[4]从1923年到1925年奔走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广泛宣传和推行平民教育。^[13][11]

1926年元月，陶行知就江苏省立五所师范学校在乡村设立分校一事，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意识到，点到即止的乡村支教对改变中国乡村的教育面貌将无济于事。为了实践他的理想，陶行知放弃了教授的派头和享受，走向中国乡村。^[11]

1926年秋，陶行知他们不停地为他未来的乡村师范学校寻找校址。他们找到了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一个靠着老山的叫小庄的村落。把老山改名劳山。小庄改叫晓庄，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同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的宣言书》，声明该社的使命是“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初，晓庄师范开始招生，董事长蔡元培，校长陶行知。晓庄师范很快在全国声名远播，泰国曼谷的华侨学校都来该校聘请教师。^[11]1929年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8]

1930年，蒋介石疑心陶行知的晓庄是他的反对者，于4月8日下达了关闭晓庄的密令，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避难日本。^[1][11]自国民党对陶行知发出通缉令后，持续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杜威、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于1930年秋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令。次年春，陶行知秘密潜回国内，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支持，供职于《申报》，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1][11]以化名创办《读者通信》专栏，谴责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反动行径，并发起“科学下嫁”运动。^[11]

1931年，蒋介石二次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也为此而努力，次年元月，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陶行知的通缉。陶行知再次投身于他的大众教育，陶行知准备让晓庄复校，并登载招生广告。但国民政府用非法手段侵占晓庄校园，学校二次被封。陶行知于1932年，创办山海工学团，^[1]又组建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等承继晓庄教育精神的组织。其后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陶行知发明并倡导了享誉世界的“小先生”制。^[11]

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学团召开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就是通过教育家庭的小朋友，再利用小朋友去教育家里不识字的人。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1][11]

1936年，陶行知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8月，在伦敦世界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上，陶行知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印度代表甚至直接邀请陶行知去访问印度，指导印度的普及教育工作。在印度，圣雄甘地抱病和陶行知交流半个小时。^[11]

1938年，陶行知结束了欧、美、亚、非26国的访问行程，回到国内。8月，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7]这一年12月15日，广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贤达的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省政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随后，他着手筹备创立育才学校，它的对象是教育战时汇集在重庆的200多万流浪儿童。^[11]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创办的，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重庆育才学校借北碚bèi北温泉小学校舍举行了开学典礼。他强调，学校不是培养专家，而是让学生从老百姓中来，学成以后再回百姓中去，是普及大众的教育。^[1][11]

1945年，陶行知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月，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4月至7月，在上海的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1]1946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与李公朴等人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担任校长。^[10]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享年55岁。10月27日，上海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年12月9日，美国纽约也为这位世界级的教育家举行追悼会，由杜威和冯玉祥担任名誉主席，威廉霍兰德担任主席，美国教育界的各大名流以及留美中国人士出席。^[11]

陶行知在南高师致力于开放“女禁”、推行“选科制”以及拟定《壬戌学制》等一系列改革。他首倡科学的“教学法”，建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提倡“教学合一”。1919年12月17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不发达，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开中国高校男女同校之先声，促成中学开放女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女子教育。陶行知提出“改良课程案”，将南高师课程改为“选科制”，规定“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以利学生自由发展。在南高师成立学生自治会，放手让学生自治。对学制改革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拟定出《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重视师范教育，不断提出了师范教育改革的构想。^[19][18]

陶行知邀请杜威、孟禄等来华交流，致力于宣传欧美教育革新，倡导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1919年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应邀到日本讲学。陶行知闻讯后，决定由郭秉文赴日面邀杜威来华。杜威允诺后，在北大讲学一年，南高师讲学一个半月，接着，杜威又到中国各地讲学，由陶行知与郭秉文及刘伯明轮流任翻译。是年冬，邹韬奋译成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陶行知审校后交付出版。陶还把南高师所办的实验学校命名为“杜威学校”。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陶行知对此事发挥了积极作用。^[19]

继杜威之后，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考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仍是陶行知。孟禄的教育调查指出中国教育的病源所在，并开出匡治方案。^[19]

同时，中国新教育倡导者主张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教育运动，陶行知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准备参加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调查汇编成《中国教育之统计》；编辑有关中国教育之报告十七种，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赴会的提案。这些材料反映了前阶段中国教育革新运动的成绩。当时公推蔡元培、郭秉文、陶行知等为参加首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陶行知因公务繁忙不能赴会，东大校长郭秉文在会上被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后来陶行知又被推举为参加第二、三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19]

陶行知致力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0年夏，陶行知在南高师举办暑期学校时，曾组织学生教附近平民识字。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首届年会上，通过了《推行平民教育案》。1923年6月陶行知在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三所试验学校，每校招生五十人。在平民学校实验过程中，他发现店家住户大多因店务家务不能前往上课，这一情况促使他寻求解决办法。他由家中孙儿教祖母、大儿教小儿得到启发，认为可以随处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他把这种方法叫做“连环教学法”，最后定名为“平民读书处”。他不但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笑山平民读书处”，让六岁的小桃教奶奶识字，还促使、胡适、、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办起了读书处。^[19]

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期间，在清华学校举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会，陶行知被推为董事会执行书记。推广平民教育，为此，陶行知广泛联系各界头面人物，争取同情支持，推动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南京平民教育概况》《平民教育周刊》，发行《平民旬报》，出版《平民千字课教案》；^[17][19]发表演讲，制造舆论，听众包括在校师生、商人、工人、农民、警察、和尚，乃至在狱犯人等‘。数月内，在中国十五个省区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三十万人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1924年6月，平民教育运动更推行到二十个省区，有五十万人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据后来统计，由陶行知、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总发行量为三百万册。^[19]

陶行知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他在南京创办乡村师范，在上海宝山县创办“山海工学团”，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孤儿难童入学，因材施教。^[20]期间，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动员全国小学生做“小先生”，形成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在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把学校、社会和家庭有效地联结在一起。^[11][19]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教育家徐特立就是这一制度的践行者，“小先生”制在延安被广泛采用。不仅如此，实行“小先生”制的成果经受住了国际友人的考核，并由此扬名国际。^[11]抗战胜利后，陶行知提倡民主教育，创办社会大学，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20]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建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在这里，陶行知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他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20]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即教育”的教育思想体系，倡导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认为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他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21][22]

“生活即教育”其本质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20][22]

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20][22]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如出种田这件事，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20][22]

如晓庄师范学校就是把教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各种小组。所有校务，无论大小，全由学生轮流担任，小到饮食卫生，大到接待客人、防卫校园，都是如此^[11]

陶行知说：“学”是要自己去学，并不是坐而受教；“生”是生活或者生存。将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自主地学会生活，学习人生之道。整个生活都是学习过程，无论是在学校的课堂里，还是课外参与的各种活动，或者回到家里的生活，都是在学习。陶行知认为新学生要有健康的身体，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职业意识。^[23]

理想的新学校是以生活为中心，师生共同生活，彼此感化；以健康为生活和教育的出发点；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全校师生要以美术的精神共同改造学校环境；人人都应具有高尚的生活精神。新学校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衡量一所学校是否是新学校的重要指标是家长愿意把子女送来入校求学。^[23]

1、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2、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3、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4、爱满天下，乐育英才。 

5、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6、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7、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8、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9、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 

10、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 

11、每天要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12、让学生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上劳心，这需要六大解放：一解放眼睛，二解放双手，三解放头脑，四解放嘴，五解放空间，六解放时间。 

13、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14、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15、教育是立国之本。 

16、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17、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18、多少白发翁，蹉跎tuó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 莫将少年误。

资料参考自^[53]

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毛泽东评价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颂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扬他是“万世师表”。^[7][10][19]

人民网评论：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7]

中山网则评论：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7]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晓庄师范校园内，始建于1951年晓庄师范复校时。馆内收藏保存了一批陶行知的照片、手稿、遗著和遗物。1985年，纪念馆展览室扩建，陈列面积400多平方米，充实了展品内容，展出照片429幅，实物319件。1993年11月22日，新陶行知纪念馆在晓庄劳山脚下建成，与陶墓和晓庄烈士纪念碑联成一体，占地30余亩。1994年4月1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其题写“行知园”三个大字。  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纪念馆是江苏省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迄今聚存陶先生的历史文物照片最多的一个地方。^[54]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小北街，于1984年建成。馆内由瞻仰厅、放像厅、书画厅和5个大展厅。瞻仰厅正中是陶行知半身塑像，身后上方是宋庆龄题匾“萬世師表”，正面是毛泽东题词“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屏风正面是陶行知手书“愛滿天下”，背面是江泽民题词“學習陶行知教育思想，促進教育改革”，柱子上是郭沫若手书陶行知名言。^[55]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初建于1986年10月18日，2002年迁迁至大场南部的大华行知公园内，由一组兼具徽式和苏式特色的建筑组成。纪念馆内有山海塘、行知堂、展览厅和学生互动体验区。2016年，上海市宝山区致力打造“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实施纪念馆和大华行知公园“馆园一体”建设，吸纳了陶行知研究新成果，充实了新材料，重新陈列布展，展厅面积约700平方米，展线约240米。^[56]

1982年，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编撰《陶行知纪念文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57]

2015年，长江师范学院举行陶行知诞辰124年周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30周年活动。^[58]

2019年10月18日，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举行陶行知诞辰128年周年纪念日，育才学校建校80周年活动。^[59]

2021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纪念日，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重庆市育才中学校，^[60]上海市宝山区的行知实验中学等学校都举行了纪念陶行知活动；^[61]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行知纵横》编辑部、成陶新媒体中心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库闻书店举行“‘双减’背景下，重温陶行知教育观”的座谈会；^[62][63]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永新（中）、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清（左）和北京市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畅谈“今天，怎样读懂陶行知”， 探寻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影响和启示；^[64]歙县举行《陶行知与徽州》首发式等系列活动；^[60]民盟中央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陶行知诞辰130周年座谈会。^[65]

2022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辰131周年纪念日，太原师范学院、^[66]南京晓庄学院举办了在学校陶像前献花，展示“行知五育学堂”创作的作品，分享行知感悟等，内容丰富的学陶师陶系列纪念活动。^[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