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于正德四年（1509年），在贵阳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详细论述首见于《传习录》上卷与王守仁与弟子徐爱的对话。^[1][5]王守仁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6]

“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王守仁的个人经历。在王守仁所处的时代，士大夫之族知与行分作两段，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多口言仁义，笔写道德，但在心里，在实际上，都常常违犯仁义，背离道德。^[7]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乱政，众文官上疏弹劾，文渊阁大学士刘健谏言遭贬，^[8]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被捕。^[9]同年十一月，王阳明上疏劝谏营救戴铣等人，触怒刘瑾；次月，王阳明被罚廷杖四十、羁押入狱。^[10][8]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谪zhé官贵州龙场驿丞；^[11]赴任途中又遭遇锦衣卫追杀，险些命丧舟山。^[12]自幼锦衣玉食的王阳明，在遭遇一系列人生变故后，突然于贵州龙场顿悟，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说，史称“龙场悟道”。^[12]此外，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也是在回应朱子的“诚意”难题，特别是回应朱子所强调的“意不能以自诚”和“诚意”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等一系列论断。^[13]

载录“知行合一”命题的代表著作是《传习录》，该书共上、中、下三卷，由王守仁的门人徐爱、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编入《王文成公全书》，作为首篇。书籍内容包括与门人的问答和信札两个部分，重点讨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论点，是研究王守仁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料。^[4]王守仁的知行观，从道德内省意识与道德外发行为之“一时并到”角度取义，引发了明代气学学者的批评。如王夫之等，认为王守仁“知行合一”的观点容易使人误入迷途，“不以身心尝试焉。”^[14][15]此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道德水平和实学氛围，后世也在朝鲜、日本等地广为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16][17][18]在当代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践履“知行合一”，并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理论阐述与实践探索。^[19][20]近现代学者冯友兰认为：“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在心理学上，实有依据。”^[21]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世称王阳明，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因曾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22][23][12]

王阳明出身名门望族，少时即有四方之志。^[12]早年师从大文学家娄谅修习程朱理学，拜谒yè大军事学家许璋研学兵家韬略；成年之后，又辗转沉溺于诗文词章、佛老之学；^[12]初入官场，又因忤wǔ逆宦官刘瑾，遭致廷杖冤狱；直至谪官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始得顿悟“格物致知”道妙，遂成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步入天命之年，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系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10][24]嘉靖七年（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境内），葬于浙江洪溪（今绍兴市境内）。^[11][25]隆庆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谥文成，世人又称“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10]著有《王文成公全书》流传于世。^[8]

王阳明一生经世致用，长期秉持民本思想，倡言育人兴学，力主兴发经济，谋略用兵治军，文治武功皆有所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学大家。^[26]他始创“姚江学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擘画起完整“心学”体系，有力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子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一举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巅峰。^[27][28]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思想，在明朝以后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26]

在守仁看来，孔孟之学讲的是明德亲民之实，可是明代士大夫之族却无不巧文以饰诈，博词以饰非，他们相规以伪，相轧以利，虽外着衣冠，而内实禽兽，却标榜自己所从事的是圣贤之学。对于这种道德虚伪，守仁是深恶痛绝的。而的道德危机无不表现为知行的脱节。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是和利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士大夫之属无不口言仁义，笔写道德，但在心里，在实际上，都常常违犯仁义，背离道德。王阳明之所以要揭知行合一说，正是要针砭当世的道德危机，以正人心，息邪说。^[7]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乱政，众文官上疏弹劾，文渊阁大学士刘健谏言遭贬，^[8]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被捕。^[9]同年十一月，王阳明上疏劝谏营救戴铣等人，触怒刘瑾；次月，王阳明被罚廷杖四十、羁押入狱。^[10][8]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谪官贵州龙场驿丞；^[11]赴任途中又遭遇锦衣卫追杀，险些命丧舟山，幸得邻居沈玉殷相助逃脱；随后，王阳明又从福建辗转至南京，探视了受其牵连而贬官的父亲王华。^[12][9]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夏，王阳明赴任龙场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莽之地，且瘴疫盛行，他先是栖身在蔓荆从棘中，而后觅得一石洞筑草庵居住，“阳明小洞天”也由此而得名。^[12][8]安顿之后，王阳明又率人伐木筑室，先后建有何陋轩、君子亭，其间他还曾作诗自诩《君子亭记》。^[10][29]自幼锦衣玉食的王阳明，在遭遇一系列人生变故后，突然于贵州龙场顿悟，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说，史称“龙场悟道”。^[12]伴随着阳明学说的渐次传播，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闻言率先拜谒王阳明，两度求教朱熹、陆九渊学说之奥妙，这也是王阳明首次讲授“知行合一”思想。^[12][30]

在朱熹六十岁刊行《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从而正式确立“居敬穷理”的思想框架后，晚年最重要的工夫论问题是如何处理“诚意”与“格物致知”的关系、如何诊断“自欺”的发生机制。从六十岁之后历经十余年，朱熹不断修改“诚意章”注。朱子认为“诚意”的关键在于真知的获得，因而重视“格物致知”相对于“诚意”的优先性。但是这种诠释有“以致知吞没诚意”之嫌。为此，朱子一方面坚持“格物致知”是“诚意”工夫能圆满地完成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强调并非在获得真知之前全无“诚意”工夫，任凭意念胡乱发作。他把“诚意”工夫理解为对治“自欺”的工夫。针对“自欺”，朱子的“诚意”工夫注重善念的充实。他在《大学章句》定本中把“诚意”理解为“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谦而无自欺也”。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在回应朱子的“诚意”难题，特别是回应朱子所强调的“意不能以自诚”和“诚意”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等一系列论断。他提出“知行合一”与“心即理”的目标在于确立“诚意”作为工夫的关键。^[13]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开始论及“知行合一”的观点，并通过引征五经诸子学说加以阐明论证。如今可见的对于该命题的详细论述首见于《传习录》上与弟子徐爱的对话^[1][5]：

爱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

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爱曰：古人分知行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晓否？

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缘世间有一种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为冥行妄作，所以必说知而后行无缪。又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是之为揣摸影响，所以必说行而后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见得时，一言足矣。今人却以为必先知然后能行，且讲习讨论以求知，俟知得真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某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31]

阳明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这个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内涵。而要理解这个命题，还需要了解王阳明对“知行”范畴的使用，以及对“知行本体”的理解。^[6]

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一般说来，“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标志人的外在的行为的范畴。但就范畴的使用上，阳明哲学中的知与行与宋儒是有差别的。在宋儒那里，知与行不仅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也可以指两种不同的行为（求知与躬行）。在阳明哲学中，知的意义仅指意识或主观形态的知，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行的范畴则稍广，一方面，可以用指人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也包括人的心理行为。^[6]

王阳明论述“知行合一”这一命题是在“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真知指真切之知。就道德知识而言，真知表示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因而，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为中去，从而不会发生知与行相互脱节的问题。反过来说，知而不行，不能把自己所了解的当然之则付诸实践，恰恰表明行动者还没有达到“真知”。因此，在宋儒看，“真知”这一观念虽然并不直接包括行为，但包含了“必能行”这一性质。这也是王阳明知行观的出发点。“真知”包含了“必行”在其中，如果不严格地说，则真知包含了“行”在其中。再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就有了“知”本身包含了“行”的结论。^[6]

此表述出自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这里的“真知即所以为行”当指真知必能行，这个思想承自宋儒。“不行不足谓之知”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这里的“知”是指道德意识的自觉程度而言。阳明说过“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孝弟？当“知”用于德性谓词“孝”“弟”等时，不可能与“行”没有联系，只能对在伦理实践中从事过此类活动的人使用“知孝”“知弟”。因此，当我们对人的道德意识水平使用“知”的时候，必然意味着这个知是与行联结的，这是“不行不足谓之知”的一个含义。第二个意义则指一般知识活动而言。阳明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他认为只有经历过痛感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痛，只有经历过寒冷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寒，这些与感受性直接相关的体验之“知”，与是否有亲身经验（行）相关的。^[32]

此表述出自王阳明《传习录》。在这里，王阳明从动态的过程来表述知行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意义。意识属于知的范畴，但从意识活动是外部行为的开始这一点说，意识或思想是行为过程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为过程的一部分，从而也可以说就是行。同理，阳明认为，行为实践本属行的范畴，但从行为是思想的实现，或实践是观念的完成这一点来说，行也可以看做整个知识过程的终结，即知识过程的最后阶段，因而从这点说，它也就是知。^[32]

此表述出自王阳明《传习录》。阳明强调知行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他认为知以行为自己的实现手段，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先于行或与行割裂的知，要达到知，就必须通过行。同时，行有知作为指导。^[32]

此表述出自王阳明《答顾东桥书》。阳明认为“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行是指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也就是“实践‘”。从这个立场，实在地去学、去问、去思、去辨都是行。另一方面，人做一件事，离不开学怎样做，问怎样做，思怎样做，因而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学问思辨的过程，亦即同时是一个知的过程。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阳明提出，人的思维的活动，如学问思辨、明觉精察，只要是实实在在地从事着的，也就是行。而人的种种外部实践中必然包含的思考·、分析、辨察等意识活动就是知。知行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是不能割裂的。^[32]

此表述出自王阳明《答顾东桥书》。阳明认为，人之学习必先有学习之心，这个欲学之心就是行之始，这是从个体活动的心理原因立论。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所要学习的知识，推原其始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得来的，这是从整人类活动和认识的本源立论。^[32]

阳明学派创始人是王守仁，因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故而得名。又因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所以又称姚江学派。阳明之学与朱熹之学相左，和南宋陆九渊思想脉相承，又与象山学派合称为“陆王学派”，其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旨，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因将“心学”体系推向细致精微而独立成派。阳明学派为学注重思维省察，也强调着实躬行，并重独立思考。其成员遍布全国各地，在明代中叶以后影响很大。后分化为多种派别，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有浙中王门，指浙江中部的王门弟子后学，代表人物有徐爱、钱德洪、王畿、黄绾、董沄yún、徐用检等；江右王门，指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魏良强等；南中王门，指苏皖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黄省曾、朱得之、唐顺之、徐阶等；楚中王门，指湖南一带的王广后学，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等，此派又受湛若水之学影响；北方王门，指山东河南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穆孔晖、张后觉、尤时熙、南大吉等；粤闽王门，指广东福建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薛侃、周坦等。晚明时，浙东蕺jí山学派也深受王学影响。明末清初，其影响远播至日本，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对明治维新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陆王心学对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一定影响。^[33]

“知行本体”是王阳明提出的用于指代“真知”的概念。当宋儒以“真知”指主体必定将所知付诸践履，以与常人之“知”相区别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当阳明要在真知的意义上使用知的概念时，这个真知的知与常人的知如何区别，就需要一个分疏。“知行本体”就是阳明用来代替真知的概念。“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按照知行的本来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这是知行本体，也是真知行。^[6]

”一念发动“是王守仁对“知行合一”说中的“行”的诠释，出自《传习录》“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思想理论中有分知、行为二的嫌疑，因此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且在《传习录》中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又从本体功夫为一的角度，论证知、行不可分割的观点。行，一般指躬行、屡践、行为；念即想法、意念。一念发动，实为一个想法产生或一个动机起始。说一念发动便是行，即只要动一念，起一意都被看作是行为，动机即行为。^[2]

“致良知”是明代王守仁的道德修养方法。其中的“致”有恢复、推极之意；“良知”原出处于《孟子》，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守仁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是天理”，首先要求认识和恢复内心固有的天理，即去“物欲”之“昏蔽”。他认为要实现“良知”，必须通过“心上工夫”和“克己工夫”的途径。其中的“心上工夫”，指通过内省去“悟”自己固有的“良知本体”；其“克己工夫”指通过外在的力量，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去其昏蔽“。王守仁还要求推极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说：”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良知是通过”见闻酬酢“的”日用之间“体现出来的，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2]

《传习录》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著作《传习录》包括上中下三卷，主要收录王阳明与弟子、友人论学的对话与书信，由其弟子整理刊刻。王阳明弟子徐爱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记录他与王守仁的谈话，名为《传习录》,取自《论语》“传不习乎”。十三年，薛侃将徐爱、陆澄以及自己的记录合并刊刻，仍以《传习录》为名。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在正德版基础上，补录数篇论学书信，刊刻出版。后来钱德洪对他搜集整理的阳明语录进行编辑，以《传习续录》之名刊印。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刊刻《王文成公全书》,其中的《传习录》以薛侃所编为上卷，南大吉所增为中卷，钱德洪《传习续录》为下卷，增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即当代所见版本。单行本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活字印《学海类编》本（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五卷），1936年安东宏道书局排印本。《传习录》以介绍和传播王阳明学说为目的，全面记录王阳明的思想，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王学最核心的观点都有详细论说，为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作。^[4][34]

王阳明从对“知行为二”现象的批评出发而倡导知行合一，从道德内省意识与道德外发行为之“一时并到”角度取义，排除或屏蔽了外向的格物穷理与知识追求，导致气学从客观性立场上的全面反击。从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一直到王夫之的知行观，开始反其道而行，从外向认知的角度展开。在王夫之的知行观中，不仅“知”就建立在“行”的基础上(“行可兼知”)，而且其知与行又是“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关系。^[14]

传统的儒家把学习儒学经典作为道德修养的前提，对学习能力要求较高，而王阳明“知行合一”倡导知行并重，既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也强调行是知的完成，主张人们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贵在践行。这种观念提高了主体参与实践的必要性和积极性，强化了当时群众和官员的道德约束，引导了当时的实学学风。^[16]

”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作为一种哲学理念融入了武术，更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引导武术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上。明清时期，不少文人学士开始探究拳理，各种武术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传统武术饱受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的浸润，拳理在这些哲学思想资料中得到阐释。武术逐渐走向了以修身齐家、关怀生命、知行合一为核心的技术行为与文化。当时的文人学士透过知行合一解读武术的发展，武术在内在精神、认知过程和演练方式上形成了特定的内在逻辑，即形神兼备、悟练结合、体用合一的功理功法特征。^[35]

在当代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践履“知行合一”，并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理论阐述与实践探索。^[19][20]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明确将阳明心学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定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十五个重要启示之一。^[36][37]

17世纪以后，膺yīng服于“知行合一”说的朝鲜学者张维，开始研究推崇“阳明学”思想，并由此成为朝鲜阳明学的奠基者。^[17]与此同时，朝鲜后期以许筠、李晬光为代表的实学启蒙派对“阳明学”进行了发掘，逐步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吸纳为自身的哲学根据和实践理论，继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阳明学”的传播和实学派的产生。^[17][38]

此外，以”知行合一“等为核心的阳明学，在日本等西方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世纪中后期，以佐藤一斋为代表的日本幕府儒官开始力倡“阳明学”，一时门徒达到3000人之众。同一时期，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在“阳明学”的旗帜指引下，动员无数维新变革者完成了扭转日本历史命运的倒幕运动，“阳明学”也由此被后世定义为“推动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方社会，在亟需精神慰藉的迫切情势下，力主“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阳明学犹如一剂良药，开始受到西方社会学术界广泛青睐，希冀籍此来完成信仰体系的新一轮重建。^[39][40]1951年，斯坦福大学中国学家芮沃寿（A.F.Wright）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思想委员会；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办明代思想会议，对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讨；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由此掀起国际学术界新一轮的“阳明学”研究热潮。^[38][40]

阳明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不能无病。——【明】学者湛若水^[15]

若夫陆子静、杨慈湖、王伯安之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谓知之可后也，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悄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明】学者王夫之^[15]

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民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41]

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近现代】学者张岱年^[42]

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在心理学上，实有依据。——【近现代】学者冯友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