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

吴语，又称吴方言、江南话、江浙话。吴语分布在江苏南部、浙江、上海、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在中国分布于110多个县市，截至2023年使用人口约一亿人。^[2][5][3]吴语分为太湖、台州、瓯江、上丽、金衢qú、宣州等六片含十一小片。^[6]在国际语言排名中，吴语在中国排名第二，在全球排名第十，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语言，^[7]也是汉藏语系汉语语族的一支语言。^[4]

吴语的最初来源是古楚语。从先秦直到六朝以前，吴地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里都是古代百越民族，即侗台语族先民居住的地区。^[8]吴语的历史相当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前周时代。泰伯让贤南奔至无锡梅村，于史籍中这是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同时带来了渭水流域的上古华夏语，植入到当地的“土著”语言中，从此“上古吴语”初步形成。^[9]吴和越自古就有相同的发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上述两个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吴方言地区的范围。后来吴国与越国、楚国合并，因此，吴越方言与楚语有了密切的联系。东晋以来，吴语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10]东晋、南朝和魏晋的风骨逐渐融合于吴越，“江南自此崇文”，吴语在民族一体化的情况下虽未被中原汉语完全同化，但已逐步演变为“中古吴语”。^[9]从宋至元，吴语的语音系统和语言结构基本确立了现代吴语的规模，与现代吴音逐渐相近。^[9]受中原汉语的影响，^[10]至明清现代吴语逐渐定型。^[9]

吴语它的元音发音部位靠前，主要为全浊音。吴语自古以来有很强的文化地位，童谣、吴歌、戏曲和评弹都依托于吴语，^[11][12]明清以来出现的用吴语写成的昆曲、弹词和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等)，显示了吴语不朽的文化价值。^[11]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吴语的使用受到阻碍，但其保护已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吴歌、戏曲、评弹皆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14]

吴语的最初来源是古楚语。现通行吴语的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部地区，在秦朝以前属于吴越两国土地。从先秦直到六朝以前，吴地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是古代百越民族，即侗台语族先民居住的地区。当时吴越土著所讲的古越语，原是侗台先民的百越语，并非汉语。越灭吴，语言不变。后来楚国灭越，将其列为东楚，楚语逐渐取代了古越语，形成了吴语的基础。^[8]

吴语的诞生与泰伯奔吴有很大关系。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三千年前，泰伯和仲雍知道他们的父亲周太王想传位给他们的弟弟季历，于是特意避开，逃到江苏无锡附近的梅里，此后有千余家“荆蛮”归附。他们前后成为蛮人的君长，称国号为勾吴。^[10]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礼乐制度、房屋建筑和中原国家治理模式等，渭水流域的上古华夏语也被植入当地的“土著”语言。周灭殷后，荆楚并入周，逐渐接受周文化，两国语言也融合，楚语逐渐成为华夏方言。最晚在春秋时期楚方言出现。《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在东周时期，楚语逐渐传播到吴越地区(吴越被楚国统治)，吴越也通过楚国接触到华夏的语言和文化。周至秦时代，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自成体系的“上古吴语”渐趋成型。^[9]

促进南北语言交融的主要原因是“北人南下”。历史上北方汉语对南方吴语的影响有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汉代、三国时期，北方民族对江南的开发吸引了大量的北方移民；第二次是东晋南北朝，因战乱逃难的北方人，大量迁往苏南、浙北和浙东；第三次是宋朝南迁，大批北方官吏和百姓南迁江浙。^[9]

随着汉朝中央政权的建立，朝廷立刘濞为吴王，统治吴国。在为王期间，不断积聚私人势力，企图造反，他“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见《汉书·荆燕传》)，“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 见《汉书·地理志》)。这些“天下亡命者”“天下之娱游子弟”带来了中原汉语进入吴地。其次，一些出身于吴地或大量的北方官员被派往吴地，吴地当地的名士(严助、朱买臣等)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掌握中原话。^[10]

汉末，三国建立，孙权建吴。因为这场战争，“江淮间十万余众，皆惊走吴”（《三国志》）。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迁移，中原文化和中原汉语在吴方言地区不断深入传播。^[9]

从西汉到三国的500年间，是吴语变化最为巨大的时期。吴语的语言结构明显“汉化”，但其语音系统却没有太大变化。^[9]

三国归晋后不久，晋境内就发生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随后又发生了“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六国”之争。许多北方人被战争压垮，逃到南方的吴国。此时，正处于两晋之交，晋国政权从中原地区转移到江东，成为东晋。为了安置流民，东晋在长江流域设立了许多郡县。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在江苏定居的中原各地名门望族和普通百姓约有26万人。北方大族和百姓的南渡，极大地加强了吴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资治通鉴·梁纪》说:“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宋书·何尚之传》也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kǔn外......”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政治经济重心，东晋政权由北方南来的大族统治。这些北方士族将中原的通用语言带到了南方并传播开来，这使得中原汉语在吴方言地区更为广泛地流行，但南方人仍然使用吴语。正如陈寅恪在《东晋南朝的吴语》中所说：“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然而，为了接触吴国的名人，一些北方学者和官员逐渐采用吴语。^[9][10]

随后南朝和魏晋风骨逐渐并入吴越，“江南自此崇文”，在民族一体化的情况下，吴语虽未被中原汉语完全同化，但已逐步更新演变为“中古吴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吴语成为一种非常独特、重要的方言。^[9]

隋唐时期是吴语发展的稳定时期，吴语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流行，受到各方重视，如《资治通鉴》说隋炀帝“好为吴语”。其他史籍也经常提及吴语这支方言，如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就常常提到吴音，该书卷十一《大宝积经音义》“猫兔”条下注云：“( 猫字)莫包反，江外吴音以为苗字。”又如王保定所写的《唐摭言》说：“郑光业策试夜，有同人突入，吴语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业为缀半铺之地......”等等。^[9][10]安史之乱(755-763)后，晚唐五代断断续续的战争持续了200年，一直到吴越献土才结束(978年)。“一剑霜寒十四州”描述的就是浙江西部、浙江东部两浙十四州，吴越当时政治稳定，从而推动了吴语的发展。^[10]

直到“金人南侵、宋室南渡”，吴方言地区再次遭到北方汉语的入侵。以京都“临安”为例，“西北人以驻跸bì之地，辐辏còu骈集，数倍土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晔yè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由于外来人口数倍高于本地人口，他们带来了北方话，因此，原本在杭州使用的吴语逐渐被其同化，成为一种非常接近北方话的“半官话”。从北向南的大规模移民持续了数百年。南北文化大融合和南北语言大渗透，这次文化入侵使南方吴语“遭受重创”的同时，吴语方言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在词汇、语法、句式等方面都更加完善。^[9][10]

从宋末到元代，吴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言结构基本确立了现代吴语的规模，这与现代吴音相距不远。^[9]

明初，虽然应天为都城，但持续时间较短，所以朱明王朝的“江淮官话”对吴方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此后学者们谈及吴语，也大体相同于现代吴语。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谓“吴语黄、王不辨”;明徐渭《南词叙录》谓“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明沈宠绥《度曲须知》也说：“夫《词腴》诸集，独于庚青字眼，旁记鼻音者，缘吴俗庚青皆犯真文，鼻音并收抵腮，所谓兵、清诸字，亦混宾、亲之讹，自来莫有校正。于是字旁记点以别之。”^[10]即使建立了“南直隶^[注1]”，也只是对南京方言产生了一些影响。^[9]

明清时期，吴区北临长江，南临太湖，富庶稳定，为吴语体系的稳定和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语音系统完备，语言结构更加完善，文言文词汇更加丰富。明清时期的吴语已与现代吴语大致相当。^[9]

吴语是汉语下的一个方言，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4]

吴语区地市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常州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台州温州除南衢州舟山丽水上饶除西宣州部分乡下黄山/徽州参考资料：^[5]

吴语区县市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慈溪宜兴余姚义乌太仓诸暨温岭乐清瑞安海宁桐乡丹阳富阳海门平湖启东溧lì阳东阳临海嘉善长兴海盐宁海永康玉环金坛除西象山临安德清靖江嵊shèng州奉化吴江桐庐安吉萧山浦东南汇/川沙崇明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建德新昌岱山嵊泗武义景宁青田泰顺龙泉庆元上饶县玉山广丰德兴陇头松阳遂昌开化常山江山缙jìn云三门天台仙居玉环永嘉平阳除西文成兰溪浦江磐安龙游苍南东北铜陵县义安泾县宁国南繁昌南陵东芜湖县当涂东南青阳南/西北石台除西浦城除南-参考资料：^[5]

吴语区县区隶淮语市：高淳溧水除北丹徒南通州东博望贵池东南参考资料：^[5]

吴语分布在江苏南部、浙江、上海、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在中国分布于110多个县市，截至2023年使用人口约一亿。^[2][3][5]吴语分区，吴语分为太湖（分毗陵、苏嘉湖、上海、杭州、临绍、甬江六小片）、台州、瓯江、上丽（分上山、丽水两小片）、金衢、宣州（分铜泾、太高、石陵三小片）等六片含十一小片。其中太湖片方言区最大，即一般所说的北部吴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现今的代表点有上海、苏州、杭州等。南部吴语主要指瓯江片、上丽片和金衢片等分布于浙江南部的吴方言，相对于北部吴语，南部吴语缺乏较强的一致性，相互可懂度较低，语言特点较复杂。^[6]

吴语，即吴方言，“吴侬软语”完全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全浊音，语言特征相对接近古雅音。^[9]

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声母：b-、d-、g-、dz-、dʑ-、z-、ʑ-、v-、ɦ-等。例如古並母字“蒲、部、步”上海都念bu¹³；古定母字“徒、杜、度”上海都念du¹³；古群母字“求、舅、旧”上海都念dʑi¹³，古从母字“皂、造、曹”上海都念zɔ¹³；古邪母字“隋、穗”上海都念zع³；古奉母字“冯、逢、凤”上海都念voŋ³；古里母字“红、宏、鸿”上海都念ɦoŋ¹³等，这类浊声母都只出现在阳调。^[16]

多数地点不分ts-、ts‘-、s-和tʂ-、tʂ‘-、ʂ-。例如“资”、“知”上海都是tsɿˢ³。^[16]

多数地点单元音丰富而复元音缺少。普通话ai、ei 、au 、ou一类复合元音在吴方言区大都转为单元音。如上海“摆”[pa³⁴]、“排”[ba¹³]都念a韵母。^[16]

鼻音韵尾大都只有一个-ŋ而无-m、-n 。如“金” 字古音收-m，“斤”字古音收-n，“京”字古音收-ŋ，这三个来自不同鼻音韵尾韵的字，在上海都合流，一律念为tɕiŋ⁵³。^[16]

保留古入声。古入声字韵尾-p、-t、-k都合为喉塞音韵尾-ʔ。如上海“塌”念 t‘aʔ⁵。^[16]

声调数目一般为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或七个 (平去入各分阴阳，上声只有一个)。^[16]

古日母、微母有文白异读现象。如微母字“闻”上海白读是məŋ¹³，文读是 vəŋ¹³。^[16]

吴语最多有声母36个。吴语有浊辅音，因此声母数较其他汉语方言多。^[17]

声母总数：吴语塞音、塞擦音三分，声母一般在27～29个之间：[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s z, tɕ tɕ‘ dʑ ȵ ɕ (ʑ), k k' g ŋ h ɦ Ø]。^[18]

声母的发音：古帮母、端母上海本地话带同部位的鼻音成分，帮母读成 [ᵐp]，端母读成[ⁿt]。有人把这种音称为“缩气音”，其实这是软腭下降造成的印象。^[18]

“泥”母：古泥母洪音读[n]声母，细音读[ȵ]声母，这是吴语的一般情况。^[18]尖团音：吴语的尖团音有两种分法，一是尖音读[ts ts′ s]，团音读[tɕ tɕ‘ g]；二是尖音读[ts ts‘ s]或[tɕ tɕ ɕ]，团音读[k k‘ h]或[c c‘ x]。^[18]

韵母的特点从以下韵母体制、元音与鼻音韵尾、效摄的分等四方面来阐释：^[19]

韵母体制：吴语韵母大都分舒声韵和入声韵两大类，声韵带喉塞尾。舒声韵包括单元音韵，复元音韵，鼻化韵和鼻尾韵。四呼齐全的占绝大多数[m n ŋ]自成音节的是口语音，[əl]或[ɿ]为文读音。^[19]元音韵尾：吴语元音韵尾似乎有[i]尾、[u]尾、[y]尾、[w]尾四类，如安“杯梅雷堆最崔”都是[ai]韵，龙泉“包刀老早告好”都是[au]韵，温州“布类粗祖卢土”都是[Øy]韵，常州“初苏歌科我火”《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记的音都是[ɤw]韵。^[19]鼻音韵尾：古鼻音韵尾字(阳声韵)今吴语有的鼻尾脱落，有的仍读鼻尾韵，有读鼻化韵。古“咸”摄、“山”摄字多数读开尾韵，“深、臻、曾梗、通”各摄基本上仍读鼻尾韵，但鼻音只有一类[ŋ]或[n]，“宕江”摄以及“梗”摄的庚、耕韵和“曾”摄的登韵多数是鼻化韵。^[19]效摄的分等：效摄字古今音对应关系比较整齐，普通话读[au，iau]韵，吴语多数读开尾韵，其中常见的是 [ɔ，iɔ]韵：一等“豪”韵、二等“肴”韵白读[ɔ]、四等“萧”韵、三等“宵”韵帮、泥、精组和见系字读[iɔ]，“宵”韵知系太湖片多数读[ɔ]韵，南部各片多数读细音[iɔ]。效摄古音分一二三四等，吴语有的方言也能区分。^[19]

声调的分类：吴语的单字调多数是8类或7类。在吴语区110多个县市中，8个调类的有50多个县市。声调的分类大致根据古音平上去入的系统，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四声各分阴阳。八个调类的分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七个调类的阳上并入阳去或阳平。吴语的调类最少的是上海(市区)话，五类；最多的是启东、海门北部的通东话，十类。^[20]

次浊上声字的类属：调类数目相同的方言，各调类的分合关系不一定也都相同。吴语的类按声母清浊分阴阳，但不能以为阴调类只能是清声母字，浊声母字只能归阳调类。吴语次浊声母字可以是阴调类也可以是阳调类，有的归阴调类有的归阳调类。次浊上声字的变化最大，它的归属情况大致有以下三种:^[20]

次浊上和全浊上同调。^[20]

次浊上和全浊上不同调，次浊上并入清上或清去。^[20]

次池上和全浊上不同调，全浊上和浊去同调，次浊上独立成为阳上调。^[20]

调值总特点：吴语声调由于声母的清浊决定阴阳，所以调值总是阴高阳低，即阴平的调值比阳平高，阴上的调值比阳上高，阴去的调值比阳去高，阴入的调值比阳入高。^[20]

各地吴语方言普遍有文白异读现象，同一个字有文白两种读音。在一种方言里，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白读音，即本地原有的读音。只有少数字既有白读音，又有文读音。例如“大”在上海话里白读音是du⁶，文读音是da⁶。一般认为白读音是本地原有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就读音的来源而言，白读音是内源音，文读音是外源音。^[21]

各地吴语一般大约有200个左右字有文白异读现象。文白异读反映字音产生的历史层次不同。方言中的文读音借自官话，白读音是本地音较古老。^[21]

现代吴语与北方方言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例如：“两”可用作序数“二”：礼拜两、第两个、两年级、两楼；“脚”兼指腿，北方话只指腿下端脚掌部分；“面”指面条，北方话指粮食的粉末；“壮” 可兼指人和动物的肥胖；“长”、“短”可用来分别形容的人的高、矮。^[22]

吴语的常用词里保留了不少古语词，下面举些例子：

滗bì（[bì]，本意是表示一个动词，指将液体澄清后轻轻倾倒出的作用、方法或过程，如滗米汤等），《心明经音义》引《通俗文》：“去汁曰滗。”^[22]

驐dūn（[dūn]，方言，阄割，割掉牲畜的睾丸或卵巢，如驐马、驐狗、驐鸡），阉鸡，见《篇海类编》。《广韵》魂韵都昆切：“去畜势，出《字林》。”后作“镦”，《正字通》引《臛huò仙肘后经》：“镦鸡。”^[22]

宰鸡说“煺tuì（[tuì]，宰杀的猪、鸡等用滚水烫后去掉毛，如煺猪、煺毛。）”，音推，本作“㷟tuì”。《广韵》他回切：“燖毛，出《字林》。”《集韵》：“以汤除毛。”^[22]敨tǒu([tǒu]，意为把包着或卷着的东西打开)，透上声。《集韵》他口切：“展也。”^[22]汏（[tài]，淘洗），略洗。《说文》、《玉篇》均见载。^[22]园，藏。《集韵》口浪切：“藏也。”^[22]揿qìn（[qìn]，意思是按下），本作“搇qìn”，《集韵》丘禁切：“按也。”^[22]憨，《广韵》呼谈切，《玉篇》：“愚也、痴也。”梁刘勰《文心雕龙 · 程器》：“正平狂憨以致戮。”^[22]念，二十。《说文》作“廿niàn”。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开业寺碑)碑阴多宋人题名，有曰：‘……元祐辛未阳月念五日题’,以廿为 念，始见于此。”^[22]呷（[xiā]），喝饮。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 ·景宁寺》：“呷啜鳟羹，唼嗍suō蟹黄。”^[22]䞁yàn（[xiàn,yàn,yǎng,yàng]），比量长短。《广韵》於建切：“物相当也。”《广雅 ·释诂gǔ三》：“当也。”^[22]

否定词用“勿”v-、“弗”f-、“唔”m-等唇齿音或鼻音声母形式，有别于官话型“不”p-。东瓯片[fu³]、处衢片[fəu³]合于《广韵》方久切的读音，其他方言韵母多已促化。^[22]领属标记为“个”，不用官话型的“的”，有的方言声母浊化，有的韵母促化。^[22]第三人称代词用“渠”，不用官话型的“他”。有些受官话影响较深的吴语，如毗陵小片的常州、江阴、宜兴等，已转用“他”。上海话等用“伊”ji²，相信是来自“渠”的声母弱化式(郑张尚芳认为嘉兴读阴调的“伊”和苏州的“俚”都来自“伊”)。^[22]名词词头“阿”比较发达，多用于亲属、排行及人品、人名上，如 “阿哥、阿侄、阿伯、阿囡nān、阿大、阿飞、阿木林、阿福、阿英”等。“老”也是个较常用的“词头”，如“老虫(老鼠)、老鸦、老板、老师、老大、老二、老陈、老兄、老太、老婆、老蟹”等。^[22]吴语后缀除“子”及小称“儿”尾外，最发达的是“头”，各片都有很多“头”尾词，构成人体器官名词、时间名词、专有名词、普通名词等。 如“鼻头、额(骨)头、日头、行头、娇头、名头、昨头(昨天)、明朝头(明天)、夜头(晚上)、门口头、床横头、门墩头、十块头/十个头(十块)、两 块头、甜头、块头、三两头、单斤头、一记头、一踢头”。苏州话有个与此相关的能产性很高的后缀“头势”，比如“大、小、薄、厚、穷、富、笨、聪 明、灵活、恶劣、客气、拎勿清(糊涂、愚蠢)”，后面都能加上这个后缀。还有“佬”用作后缀的，如上海“大好佬、小鬼佬”,温州“古板佬”，宣州“圩巴佬、本地佬、江北佬”。至于常州话的“佬”，还可以跟在形容词或短语后面构成名词性成分，如“红佬(红的)、野佬 (野生的)、吃白食佬(吃白食的)、偷老倌guān佬(偷人的)”。^[22]

在中国汉语方言十大方言区中，截至2023年吴语的使用人口数量为一亿左右，^[3]仅次于北方方言，是最早从原始古汉语中分化出来的方言。^[23][24]拥有三千年历史文化底蕴，吴语因其委婉动听，有“吴侬软语”的称号。作为吴越文化的基础，吴语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历史长河中享有较高的地位。^[25][24]

普通话的普及减少了说吴语的人数。1986年，中国将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工作的首要推广对象。1992年，国家确定了“大力推广、积极推广、逐步提高”的总体积极推广政策。当普通话取得社会语言的主导地位时，吴语逐渐衰落。虽然一些地区出台了相应的保护吴语的政策，但由于缺乏中央的支持，效果甚微。^[13]

方言的纯正度被削弱。城市化的推进加剧了区域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吴语与普通话的交流碰撞，加速了吴语的衰落。然而，吴语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吸引了更多的移民。由于吴语本身发音晦涩，保持着全浊音，外地人很难学习吴语，当地居民只能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这导致了吴语信息传递能力的减弱，影响力的下降。^[13]

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的外省户籍人口占全国的第2至4位。可以说到今天，外来人口已经成为江浙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个别江浙城市，如苏州，外来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吴语地区的外来人口流入率巨大，吴语方言的习得人群被稀释，如2020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超过40%。但是，早年的上海人口以江浙移民为主，移民大部分来自吴语区，掌握新的吴语方言并不困难。但与过去不同的是，2020年以来江浙沪地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全国各地，^[26]他们的方言与吴地方言相去甚远，外来人口难以学习吴语，习得率也难以跟上。^[27]

在2011年11月4日，浙江省档案局发布《关于开展浙江方言语音档案资料建设工作的通知》，将浙江方言语音建档确定为省档案局重点项目，并承诺用三年时间完成语音档案建设。三年期后，浙江大部分县市也完成了语音建档工作，成为保护吴方言的良好开端。^[28]早在2006年，苏南的无锡等地区的吴语入"后普及时代"，中学开设的方言课市民免费学习，极大推动吴方言的传播和发展。^[29]

2017年3月中旬，苏州30条公交线路恢复吴语方言和普通话双语报站，极大推动了“吴侬软语”的普及度和使用程度。^[30]

《闲话上海》等方言节目对吴语的传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2019年4月，一首用江浙沪方言演绎的吴语说唱首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播放量超54万。其用地道的方言为吴语文化发声，呼吁大家保护衰退的吴语文化。在以年轻群体为主要用户的新媒体视频传播平台中，视频内容以吴语小调方言相声和方言教学为主的博主，平均播放量达10万次，其中《秦淮景》这一视频的播放量高达111.7万次。许多人也因为该博主视频中吴歌软的语调和特别的表达方式而对语产生兴趣。在自媒体备受个业和公众关注的当下，利用此类平台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并在形式上加以创新，比如借助吴方言和说唱相等方式挖掘吴语特有的魅力。吴语的传承保护借助了这个风口，持续发力。^[13]

2023年3月10日，《吴语微课堂》线上课程在苏州广电传媒集团（总台）演播厅正式启动。这是苏州市教育局、苏州广电传媒集团（总台）、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开发的“‘吴’所不知”方言推广活动的首期项目。吴语讲师们走进校园，走进语言文化研习体验馆，与同学们近距离互动，让同学们充分感受吴语魅力。^[31]

为了促进吴方言的发展，吴语区政府呼吁重视吴语方言的传播。在第11届杭州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杭州政协委员会成员葛继宏提议“传承杭州方言，弘扬地域文化”。与其他各级政府一起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吴语的使用。^[32]

《外婆桥》：“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媪ǎo婆桥，媪婆对我笑，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媪婆买条鱼来烧，头弗熟，尾巴焦，盛勒碗里吱吱叫，吃勒肚里豁虎跳，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宝宝乐得哈哈笑。”这首童谣在民间尤其是吴地广为流传，不仅记录了亲情的无限暖意，还通过童谣重现了姑苏历史记忆。^[11]

《卖糖粥》：“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吃侬格肉，还侬格壳，张家老伯伯，勒拉伐，勒拉嗨，问侬讨只小花狗，侬来拣一只，汪汪汪。”短短几句童谣，讲述苏州民间卖糖粥的情景，带人领略苏州特色文化、习俗与习俗。^[33]

2006年吴歌被江苏省苏州市成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34]

吴歌历史悠久，《楚辞•招魂》中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宋代郭茂倩将吴歌收录在《清商曲辞》的《吴声曲》中。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被明代冯梦龙采录，辑录成《山歌》《挂枝儿》。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是清代，历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34]

北京大学于“五四”运动前后发起了歌谣运动，于1920年起《晨报副镌》连载吴歌，随后先后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研究、搜集和整理。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和发掘，以及“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zuǎn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21世纪以来，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中国•白茆山歌集》、《中国•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中国•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34]

猢hú狲出把戏（比喻当众出丑）。^[11]

烂熟菠萝蜜（比喻滚瓜烂熟）。^[11]

三代勿出舅家门（指的是外甥辈像舅舅）。^[11]

买勒炮仗拨人家放（比喻为他人做嫁衣裳）。^[11]

面皮老老，肚皮饱饱（比喻只有面皮厚才混得好）。^[11]

清爽冬至邋遢年，邋遢冬至清爽年（冬至如果是晴天，春节通常要下雨，反之亦然）。^[11]

2011年湖剧被浙江省湖州市成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剧，曾经称“湖州滩簧”，另有“小戏”、“花鼓”等称谓，于浙江省湖州、杭州、嘉兴，江苏省宜兴、吴江，安徽省广德等地流行。湖剧形成时间约在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其基础是湖州说唱滩簧与湖州琴书，于1951年定名为湖剧。“九十六本大戏”是湖剧传统剧目，大多是爱情婚姻题材，如《姚麒麟》、《借黄糠》、《庵堂相会》、《卖妹成亲》等比较常演。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新编历史剧《长城歌》和现代戏《太湖洪浪》等。^[35]

2008年姚剧成功申报浙江省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姚剧诞生于浙江省余姚市，这里是南剧“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戏的发源地。它流行于浙江省东部余姚市和慈溪市的中西部，以及上虞市曹娥以东地区。姚剧属滩簧类吴语剧种，它的前身为“余姚滩簧”，又称“鹦哥戏”或“秧歌戏”，是由余姚当地的雀冬冬、白话佬等民间说唱艺术和车子灯、采茶蓝、旱船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到今天已有250多年的历史。瑶剧传统剧种丰富，贴近百姓心理，现存“窗楼”、“秋香茶”等七十二种，大多反映平民生活、男女爱情的“对子戏”、“三小戏”和多角“同场戏”。^[36]

2008年被江苏省常州市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锡剧，原名“滩簧”，是江苏省的主要剧种之一。它的诞生地据说在无锡市东北乡，另说在常州市德安桥一带，所以又被称为“锡滩”、“常滩”。锡戏表演以花旦、小生为主，代表作《双珠凤》、《双推磨》、《姑庵为母》、《庵堂相会》等被拍成戏曲电影艺术片。除了传统戏剧，还有一些优秀的现代戏剧，其中《红色的种子》是最受好评的。近年来，由新一代锡戏表演艺术家重新创作的传统戏剧《珍珠塔》获得了文化部新剧目奖，其标志着锡戏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37]

类型剧名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38]电视剧噱占上海滩^[39]老娘舅^[40]话剧永远的尹雪艳^[41]

2011年苏州评弹被江苏省演艺集团成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用苏州方言演唱。苏州评话广泛流行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吴语地区，同苏州弹词合称“评弹”。苏州评话为大书，苏州弹词为小书，总称“说书”。^[42]

类型名称演唱者演唱者照片评弹莺莺烧夜香^[12]盛小云姑苏行^[43]看今朝^[44]知否知否^[45]高博文春江花月夜^[46]评弹学校秦淮景^[47]徐惠芬

光绪年间小说《海上花列传》：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脖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此小说叙事部分基本上用官话，人物对话基本上用苏白，使吴语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也大大增加。^[11]

清代中期小说《何典》使用吴方言。作者娴熟的运用吴地谚语俚语，这部作品中吴语的主要成份是上海方言，其中也包括了苏州、常熟等地方言。如第一回中：“鬼囡便放下篇子，跷起半卵子，坐在船头上，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纤。到得阴沟口头，只见经岸旁边，蹲着一只愤气癞团......鬼囡忙拿起洗屄拖纷，却待打去。”作者运用别人不敢使用的亵语进行创作，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并展示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语言的突破。^[48]

清代末期小说《海天鸿雪记》以吴语为主，官话副之。其笔下的几个女性人物，都是极其生动的。最成功的是对那处处想占人先的高湘兰这一人物的描写。第二十回写道:“刚到石路口,忽见一部马车如飞驶来，转瞬已到面前。湘兰看时，正是老门槛阿康的马车，载着三马路花寓，还有一个男人没有看得清楚。湘兰疾忙站起，唤着阿有道:“倪快点调头，去追阿康格马车喤huáng!’”苏白的使用，写出了她的争胜好强。^[48]

民国时期小说《人间地狱》中在语言上体现出苏州方言、杭州话、官话等混用，其成功的混合了汉语语言芜杂的言语体系。如第六回讲到程藕舲líng初见薇琴时，心中说到“杭州的土货十有其九斯为下品，像这个人倒是不可多得。可惜还是一嘴的杭州土话，未免有些土气。”可见秋波说的是地道苏白。^[48]

吴语传入日本是由中国移民实现的。在秦、汉、隋、唐时期，由于战争、外敌入侵和朝代更迭等原因，中国移民日本的人数出现了几次激增。特别是东晋六朝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匠前往日本从事纺织、缝纫、冶炼、制陶等技艺，“吴语”成为日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日本人常称中国人为“吴人”，称工匠为“吴工”，称中国服装为“吴服”，称外地人的定居地为“吴原”。^[49]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汉字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形成了日语的吴音体系，且保留了中古吴语的痕迹。唐朝时，日本使节来到中国，声称自己是古代吴王夫差的后代。他们把吴越引入的语言称为吴语。^[49]

当日本人创造日语时，他们直接借用了许多汉字和中文译音。这些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前者就是汉语的读音。东晋南朝时期，许多儒家著作传入日本后被翻译成吴语。从东晋到现在，仍然可以在日语中找到许多与吴语相似的发音，^[49]如吴语"介"(ka) 、"煞”(sa)、“忒”(te)与日语か、さ、た类似用法。在吴语中经常会使用的三个典型的程度副词是"介"(ka) 、"煞”(sa)、“忒”(te)。这三个程度副词基本上可修饰所有的形容词是强调本人对自己所见所感的事物、现象发出的感想、感受。而现代日语当中か、さ、た也在继续使用。如か強い、か白い等。日语中的か、さ、た除了做形容词的接头词外还可以做名词及动词的前置。如:か赤、さ青等。^[50]

宣州片吴语由于跟江淮官话共处一地，官话对当地吴语的影响日渐加深，吴语的地盘也从县城退守到农村，甚至慢慢消失，因此可以说，宣州片吴语是濒危型的方言，该片吴语有些特点与江淮官话相同。^[51]

见系开口二等字官话大多读舌面音[tə],北部吴语白读为[k], 文读为[tə]。 例如“家”苏州 ka¹/tcia¹、绍兴 ka¹/tcia¹。 这类文白对立的现象最南到金华为止，再往南就只有舌根部位的读法了。^[51]

疑母细音字官话多读零声母，吴语白读一般为[n.]，北部吴语有不 少字的读音近于零声母。如苏州“义”hi⁶、“鱼文读”hy²。^[51]

北部吴语中的毗陵小片(以常州话为代表)、杭州小片受官话的影响最大。比如人称代词用“我、你、他”，杭州话领属标记用“的”而不用“个”等等。^[51]

宣州片吴语西部与赣语交界，石壕、贵池东部还是吴语区，到了西部就说赣语了。^[51]

宣州吴语、江淮官话影母洪音字读[η],泥来母洪音相混，“虹” 读如“杠”,这些特点都和赣语相同。^[51]宣州吴语除“儿”尾、“子”尾(如泾县“灶马儿”tsɔ⁵mo³n°、“快 点儿"k¹wa⁵tie³n°、“盘子”hve²ts1°),还有“仔”尾，铜陵、太平作 te,泾 县作 te/tei。如泾县“饼仔”pien³ te’、“灶马儿仔"tse⁵mɔ'n°te。赣语也有类似的“仔”尾，如“手捏仔”(手绢儿),音 te'或li⁰。^[51]宣州“掼guàn”(甩)和箱环、门环的“环”说 k'uæ⁵ (浙南如温州说 ga⁵,为匣母去声字)。[g]母字变清送气，也应受赣语的影响。宿松、望江、东至、彭泽等赣语的匣母字“虾~蛾、葫~芦、镊n~、箱～”白读正读作[k¹]母。^[51]

吴地和闽地这两个地方最初为百越人居住。汉人南下后，百越语被同化。早期越人使用的语言是南亚语还是壮侗语仍有争议，但基本的共识是它不是汉语。虽然清代以前有过两次闽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使浙南部分地区仍有很多闽地特色，但同样的北部吴语区特色却很难用闽人的影响来解释。因此，吴闽之间的深层关系在词源上是从吴到闵。^[52]

闽语“人”叫作“侬”(即“农”)。北部吴语没有这种叫法，南部吴语中多说non²/nən²/naŋ²。但是，丹阳的部分乡镇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后缀用“侬”,这是从表示“人”的“侬”引申而来的，所以显然整个吴语区都曾有过“侬”的分布。^[51]闽语知组字白读同端组。处衢片“猪竹桌着~衣、~棋”等也读成 [t]母，“虫肠长沉”等常读成[d]母。这种现象向北一直分布到开化和武义。例如开化：猪ta'、丈deŋ'、虫don²。武义知母白读今同端母一样读作[l],如：猪li'”。此处的[l]来自[d]，和其他吴语的端母[t]相对应。^[51]闽语见组[k k"]等声母逢细音不腭化。处衢片的江山、玉山、广丰、缙云、浦城，婺州片的永康，台州片的天台、三门也是如此。^[51]龙衢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如“手笑树”广丰分别读作塞擦 音to"ye³、te"iəu⁵、dziu⁶,庆元“火远园蝇痒”白读作[ε]、[h] 声母，分别 读作 huei³、huən³、huən²、cin²、cio,这些声母特点和闽语相同。^[51]

吴语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与徽语接界，浙江建德、淳安二县已说徽语。徽语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多读送气清音近似赣语。^[51]

章组与精组见组细音部分字相混，如绩溪“招焦骄”都读 tcie', 黟县”扇线宪“都读 si:a⁵,和浙南吴语类似。^[51]蟹摄二等(及一等舌齿音字)读a 或 p,近似浙南。^[51]咸山一、二等开口读ɔ/p,近似东瓯片南部各县。^[51]徽语休黟yī片有长元音[i:u:y:] 加上韵尾-ə、-e,这种现象跟浙 江永康相似。^[51]儿化音变近似婺州、台州片吴语，如屯溪“燕儿”[i:an ]、“舌儿”[tei:an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