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1]字月涵，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注1]，著名教育家，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4]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清华大学校长。^[5][6]

梅贻琦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7]1915年在清华学校任教，1921年赴美进修获硕士学位。1925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物理系教授，1928年出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到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7]1955年到1962年，成为台湾新竹清华的创始人，并一直担任台湾新竹清华校长，^[5][8]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9]

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后，着手改组和调整大学部，把“两科（普通和专门）制”改为学系制，设17个学系；制定新《组织大纲》，为民主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清华真正成为一所正规的、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型。^[10]担任清华校长其间，清华校园汇聚着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20世纪30年代近百位教授就聘于清华，尽是学界知名学者；^[10]他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11]他在清华大学发展理工高等教育，创办“特种研究事业”，开创与国际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把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1][12]促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5]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有《大学一解》^[13]《大学的意义》等。^[6]

1889年12月29日，梅贻琦出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家中长子。^[5][7][14]祖籍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祖上曾于明成祖年间奉调驻防天津卫，是津门望族。父亲梅臣，字伯忱，中过秀才，家道中落后，做了盐店职员。^[5]

1904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进入严范孙氏家塾读书。不久，严氏家塾易名为敬业学堂，该校男生迁入南开区新址，定名为南开学堂。^[5]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学生，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校长张伯苓最为得意的弟子。^[1][2]1908年，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开毕业，被保送到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就读。^[5][15]次年夏天，梅贻琦以全国第六名考取首批留美学生资格，^[16]于当年10月，赴美留学，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Worsestor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5][2][15]在校期间，梅贻琦成绩优异，被选入“Sigma Xi”（美国大学中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学生而设的机构），同时他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1914年夏，梅贻琦从该校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按留美学生章程规定，他可以继续留美进研究院攻读更高学位，但因家庭经济困难，他提前回国工作以赡养父母，供弟妹们读书。^[5]

1915年9月，梅贻琦应清华学校之聘前去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17]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次年春，被教授会公选为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被任命为设在美国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留美监督”，管理分散在全美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管理留学经费的分配、学业和操行评定。他进行了全面改革，改变了监督处经济混乱的现象。^[5][18]

1931年I0月，梅贻琦返回中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5]1932年2月，梅贻琦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扩展”。接着在原有土木系的基础上，增加机械、电机两系而组成工学院。1933年10月29日，成立“清华同学总会董事会”，梅贻琦任会长。1934年夏，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等。^[12]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危在旦夕，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再次迁徙，到达云南昆明，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领导机构为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第一任从梅贻琦开始。但后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兼任要职，联大工作实际上梅贻琦一人主持，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梅常委”。西南联大合作办学近九年，在梅贻琦的领导下，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赵九章、邓稼先等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5]

1940年，梅贻琦服务清华二十五年（1915年梅到清华任教），清华师生在昆明开纪念梅贻琦任教清华二十五年的公祝会。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授予他工程学博士荣誉学位，以示嘉许。^[19]

1943年，在由梅贻琦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20]

1949年底，梅贻琦飞抵美国纽约，管理清华的庚款基金。^[5][16]1950年，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这个机构管理着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子赔款。^[21]1954年，他从美国回台湾参加过一次“国民大会”。会议结束，他把所得全部津贴用来为学校驻美办事处购买了图书。1955年11月，梅贻琦到台湾，恢复《清华学报》，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5][19]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校址，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台湾全岛，最后又经过七次实地勘察，选定新竹县赤土畸。校址选定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创建工作中，清地基、盖校舍，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招聘教师和研究人员，招收学生等等。为了建一座游泳池式原子反应堆，他多次远涉重洋，到西方各国原子能机构访问考察，引进技术，延揽人才，订购设备。^[5]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20]

1956年秋，台湾清华大学第一届原子科学研究所招生开学。梅贻琦亲自打字、照料抄写蜡版、油印考卷、检齐装封、监考、阅卷、登记分数，招收第一届研究生15人，并亲授两年英语课。1958年，梅贻琦在陈诚的力邀下兼任了台湾“教育部长”^[22]同年，梅贻琦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20]

1961年4月，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原子科学研究所完成了包括核子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原子炉炉房及实验馆等在内的所有建筑项目和有关装置的建造安装工作，并调试完毕。^[5]1960年，梅贻琦因患骨癌，住进了医院。^[23]1962年2月，梅贻琦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北台湾大学医院病逝，享年73岁。^[1][5][2]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24]梅贻琦认为大学生思想上要有自由。他在《大学一解》中强调大学思想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他任内，清华大学没有一位教师因为持不同政见而遭到免职，也没有哪一位学生因为发表过激言论而被开除。^[25]

在才能储备上，大学阶段要给学生以“通识”的训练，即“知类通达”的训练，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就是要求学生具有自然、社会与人文三个方面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他写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社会所需要者，通识的人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识“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他从办学的实践中体会到大学的四年教育，根本不可能取得“通专并重”的效果，所以他主张“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大学应重视德育，使学生爱国、有好的人格；应重视体育，保证大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培养“专才”的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26][12]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27]认为大学之大，不在书多，更不在楼高。^[26]他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依靠教师。他反复强调说：“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之良窳yǔ，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也图之至极也。”^[12]他亲自挑选老师，不看学历，只看能力，比如资历浅、学历低的华罗庚被破格录用，终成一代数学大师；布衣出身的陈寅恪被聘以教授，跻jī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在他的努力下，很多民国大师被他发掘出来，清华的师资力量得到壮大。以1936年为例，在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等学者、名师。^[26]

梅贻琦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6][28]他认为校长应该有服务精神，校长是配合教授工作的人，在大学里能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学里的教授。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亲率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在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时，他都很注意听取一些专门性的常务委员会意见，吸收教授参与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在这种时候他的名言是“吾从众”。^[26][28][12]1943年1月，按月出版《校友通讯》（后改称《清华校友通讯》），用以沟通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吸取校友对办学的意见，获得校友的协助。^[12]

梅贻琦首重基础训练，关注基础课程、基本概念与学科思维，要求学生要厚实基础。此外，他注重将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了解世界科学前沿。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的课程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使得清华大学的学子始终保持较高的淘汰率。^[6]

梅贻琦深受现代美国及欧洲工业强国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在认真考察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现状及困境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强化师资，改革课程，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中提出，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应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基础训练。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提出：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目标，应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组织人才，二是技术人才，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29]

梅贻琦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奠定清华的校格，创造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发展清华的理工高等教育，创办“特种研究事业”，开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促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12][14]

大师云集 1926年春，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后，着手改组和调整大学部，把“两科（普通和专门）制”改为学系制，设17个学系；制定新《组织大纲》，为民主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清华真正成为一所正规的、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型。^[10]梅贻琦在担任清华校长其间，他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11]清华校园汇聚着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20世纪30年代近百位教授就聘于清华，尽是学界知名学者。^[10]

发展理工高等教育，创办“特种研究事业” 1932年2月，梅贻琦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扩展”后，就在清华大学原有土木系的基础上，增加机械、电机两系组成工学院。从1934年夏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等。这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前身。同时，为了满足教学和实验需要，他相继建成机械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工程馆、水利实验室、发电厂等校舍设施，添置先进仪器设备，聘请国内外工程界的名流到工学院任教，为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

开创与国际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 梅贻琦在加强《清华学报》等原有刊物的基础上，扩充学术出版物。他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等。这些刊物在学术界很有影响。1934年10月又建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1933年先后和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开创与国际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12]

梅贻琦在西南联合大学，以校务委员身份实际责任，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赵九章、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1][16]

他在新竹清华培养了第一届研究生吴正言（女）、沈铭梁、林多樑liáng、林信雄、林嘉熙、张仲沄yún、陈以南、陈守信、乔隆文（女）、邹祖德、赵光来、蔡剑深、卢保、魏达贤、关信民等，亲授两年英语课。第三届研究生中的李远哲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2]

教育学家傅任敢对梅贻琦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清华之所以成为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的一生贡献，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1]

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称赞道：“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48][27][49]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曾评价梅贻琦：“他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50][51]

梅贻琦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7]他为人低调，不喜说话，时人称其“寡言君子”。^[26]

梅贻琦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一直服务于清华直至去世，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52][53]

在清华期间，梅贻琦先后住过工字厅及照澜院（原旧南院）5号，成为校长后又住过甲所。工字厅始建于1707年，旧南院始建于1921年。南院于1946年后改称照澜院。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住进甲所。甲所位于工字厅以南，始建于1917年。^[10]

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起先居住在李家大院，后为给清华大学办事处的职员腾住处，搬到惠家大院。原始的房屋都是土木结构，现在的建筑是后来拆除重建的，基本保留原有格局。^[54]

梅贻琦在台北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学校修建了墓园，取名为梅园（Dr.mei Memorial Garden）。^[33][55]入口处立有石碑，有一块镌刻着于右任题写的“梅园“两字的巨石。^[56]园内有清华校友集资种植的各种名贵花木。梅贻琦的陵墓墓碑正后方是一座数米高、十余米宽的白色石墙，上有蔣介石的挽额“勛昭作育”，下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陵墓盖板上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墓碑两侧不远处，有一座梅亭和一座“月涵亭”。“月涵亭”是梅贻琦的胞弟梅贻宝于1978年4月为纪念梅贻琦逝世15周年敬建的，地上刻着大大的圆形的清华校徽，中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55][56]

梅贻琦逝世后，新竹清华大学将原子炉实验馆命名为“梅贻琦先生纪念馆”，以期纪念。^[22][57]

1989年，梅贻琦诞辰一百年，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会，由海外校友捐赠的半身铜像同时揭幕，《校友通讯》刊印了纪念专栏；^[33]2012年5月9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推出系列纪念活动，纪念梅贻琦逝世50周年，邀请梁启超、王国维、李济、闻一多、夏鼐、史国衡等6位清华大师的后裔，到新竹清华大学畅谈清华往事；^[52]2019年12月14日，洛杉矶举办了“南加州清华学术文化节”的特别活动，纪念梅贻琦130周年诞辰，毕业于北京清华和新竹清华的众多校友，南加州地区数十位各高校的校友、各界友人及媒体人士出席参加；^[58]2022年5月19日，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策划一系列以“梅校长与清华故事”为题之讲座活动，纪念梅贻琦逝世60周年。^[59]

梅贻琦在年轻时就被人认为“不爱说话”。^[16]他遇事总是先倾听教授和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每次开会，他到场后，就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静听，很少发表观点。有时给教授搬搬椅子，看到教授们的茶杯里没水了，便起身续一下。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人问梅贻琦有什么要说的，他回答：“吾从众。”意为我尊重大家的意见。^[60][61]

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之后，前往美国着手对监督处进行全面改革。为了节省开支，他首先简化了办事机构，精简了办事人员，并以身作则，把两个孩子留在国内，只让太太一人跟随去负责做饭，且不给报酬，秘书管买菜，也不另付报酬。同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制的工作，只管打扫卫生。他自己也学会了开车，辞退了专用司机。日常生活上坚持一切从俭。例如冬天取暖，地下室有个大火炉，他多次亲自下到炉道里掏拣没燃尽的煤渣再用，常常弄得满身炉灰，一脸墨黑。在他的努力之下，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就得到了彻底改观。^[5]

1931年I0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首先作出的决定，就是宣布放弃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家里的佣工，自己拿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掏腰包；学校每年供应校长住宅的两吨煤也被他取消了。为了尽可能节俭，梅贻琦常以步代车，走很远的路。办公用品能省就省。清华大学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有他的一些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校务管理方面，他尽力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办事人员。^[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创办西南联大。梅贻琦一家住在昆明的茅草屋中。为了能够补贴学生，他向国民政府申请资金，资金申请成功后大多数师生都得到了资助。但是为了避嫌，梅贻琦坚决阻止自己的孩子领取补助金。为了支撑家中的生计，他的夫人用粗糙的公米自制成米糕，取名“定胜糕”，挎着个小竹篮到处叫卖，用卖糕点的钱来补贴家用。^[26][62]

在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担任校长期间，创办了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在云南权势滔天的“云南王”龙云，他的孩子考联大附中落榜了，准备去兴师问罪。他的副官告诉他：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考上这所学校。^[26]

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撤出大陆退守台湾，为了保住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梅贻琦到了台湾。对台湾当局多次想动用基金的念头，梅贻琦坚持拒绝。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在台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台湾新竹校区，购买科研设备，培育精英人才。^[6][15][26]

梅贻琦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物。他连药都买不起，死后殡葬费用清华校友捐助的，但从没有打开过那个包。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原来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5][26][63]

CCTV-10科教《大家栏目》播出人物系列片《先生-梅贻琦 陈寅恪》上篇内容介绍梅贻琦与清华共担风雨中的命运，和他用自己的人生演绎注解了传承百年的校训。 ^[53]